第三章 严复的译名与新国语的呼唤
在本编的前两章，我们对日本兰学家与来华西方传教士在近代新词创制方面的努力与得失进行了考察。日本江户时代的知识阶层可以看作汉文的准母语使用者；尽管西方传教士来华有年，但是在书面语的修养上，始终未能赢得中国士子的尊重。本章以严复为例，考察作为母语使用者的本土知识分子在新词、译词创制上的贡献。
西学东渐是19世纪最值得关注的历史进程之一。中叶以后，除了传教士引介的启蒙知识以外，清政府的官方翻译机构也开始翻译西方工业方面的书籍，洋务运动大大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入。但是这些引介工作并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根本性的变革。甲午战败（1895）以后，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新知识的引介问题；内容的多样化和渠道的多元化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引介内容由西艺向西政、西学的转变；引介渠道也由传教士主持的报刊图书向国人创办的媒体扩展；中国人开始尝试独自引入新知识，假道日本也成为一种新的选择。 [1] 新知识需要新的话语，我们姑且把这种新时代所需要的话语称为“新国语”。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国语，至少应该具有以下的特征：可以用来表述新概念、讲授新知识， [2] 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具有较大的一致性，有为绝大部分国民所掌握的可能性。通过“翻译”而实现的西方新知识的容受是新国语的催化剂，因为近代以降汉语的“进化”很大一部分不是自律发展的结果。严复是最早尝试翻译西方人文科学书籍的汉语母语译者之一。与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启蒙史上的巨大影响相比，严复的文本及译词对新国语的形成有何贡献？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是为什么？本章把考察范围限定在1895～1900年，主要讨论严复早期，即于19世纪内完成的《天演论》《原富》这两本译著，其译名对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有哪些影响，并由此观察当时汉语容受域外新知识的可能性。严复的名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告诉我们他的翻译充满了艰辛。然而，严复苦心孤诣创制的译名与其初衷相悖，绝大部分成了历史词汇。这一事实与汉语不得不从日语借入新词、译词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
一 《天演论》之前：19世纪末的翻译环境
严复于1895年春至1896年秋将赫胥黎的两篇论文翻译成《天演论》。 [3] 初稿完成后严复屡加修订，于1898年4月以单行本的形式刊刻出版，其后风行海内。继之，严复又从1898年开始着手翻译《原富》，并于1900年译出初稿（正式刊行为1902年）。至1909年，严复共完成了他的主要译著9部。一系列的译著奠定了严复在中国近代启蒙史上的地位。然而从语言的角度考察严复的译著时，我们应该问：当严复1895年决心向中国读者介绍赫氏的进化论时，他本人或整个中国社会处于何种翻译环境（infrastructure）之中？
出生于福建侯官乡间中医家庭的严复，1866年考取福州马尾船厂附属的船政学堂—马江学堂，翌年正式入学，“所习者为英文、算数、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 [4] 毕业后在海军供职，1875年受派赴英，1876年入格林尼治海军大学，“肄业高等数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建筑海军炮台诸学术”， [5] 留英两年有余。严复于1879年毕业回国，先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烟台海军学校教习等职，1880年调任天津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教务长），1890年升任学堂总办。1900年避义和团乱，由津赴沪，始与海军脱离关系，在海军系统学习、工作30余年。从学历、职历上看，严复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但是他并没有技术方面的翻译著述传世。相反，早在英国学习期间严复就对人文科学显示了极大的兴趣。 [6] 1895年，严复43岁，甲午海战，中国水师惨遭重创，严复“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 [7] 严复的著述见于记录是从1895年3月开始的，至1898年春共有12篇。 [8] 这些著述无疑与《天演论》的翻译有着思想、语词上的关联。例如在《原强》等早期的文章中可以找到与《天演论》相类似的叙述和相同的译词。 [9] 这明确显示那时严复已经为翻译做了必要的准备。严复精通英语，对所要翻译的学说有着强烈的共鸣，对相关知识均有广泛的涉猎。如梁启超等评论严复“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 [10] 同时代没有人能像严复那样深刻地理解西方的新知识。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严复的知识获得是在英语这一单一语言系统内完成的，学习过程中不存在汉语的中介，这给严复日后的翻译带来了麻烦。
而整个中国社会对容受西方的新知识做了哪些准备？除了通商口岸实用性的学习以外，19世纪60年代以后，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机构开始讲授外语（尽管主要限于英语），培养翻译人员。西方人文科学的翻译并非自严复始，丁韪良早在1864年就译出了《万国公法》，其后同文馆又有《公法便览》（1877）、《富国策》（1880）、《公法会通》（1880）等刊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佐治刍言》（1885）和颜永京译的《心灵学》（1889）也属于人文科学的译籍。但是这些译籍没有给中国知识阶层带来应有的影响。总而言之，与严复的充分准备相反，中国社会所做的准备明显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外语知识的积累和新的知识体系的建构方面。理解进化论需要动植物学、生物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知识。 [11] 仅以外语知识的获得而论，当时懂英语的人少，能够胜任人文学科内容翻译的人更少。 [12] 严复借友人之口对同文馆的数种译书表示了不满。 [13] 中国社会的英语学习环境还不尽如人意，例如汉外辞典，直至1895年前后严复着手翻译时，可资利用的英汉辞典和术语集不过传教士编纂的数种（参见本编第二章）以及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并不一定公开的几种而已。关于汉外辞典，严复在回忆自己学习英语的经历时说：
尚忆三十年以往不佞初学英文时，堂馆所颁独有广州一种，寥落数百千言，而义不备具。浸假而有《五车韵府》等书，则大抵教会所编辑，取便西人之学中国文字者耳。 [14]
严复所说的《五车韵府》应该是19世纪60年代在上海石印出版的马礼逊辞典第二部的简本。严复明白地道出了出自传教士之手的英汉辞典的编纂目的和流通情况。这种情况直至190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为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15] 同时在英汉翻译的技术层面，由于当时译书采用西人口述、中士笔录的方式，没有中英严格对照的机会，加之英语教育不普及，学习人数、教材、翻译定式的积累均与日本相距甚远。我们可以说，严复在动手翻译之前可供利用的资源并不多，严复的翻译可以说是从零点出发的。所谓零点是说，严复在着手翻译西书时，除了外语知识和新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等社会基础问题以外，用以移译外语的媒介“汉语”本身，也存在着很多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存在于三个不同的层次：篇章、句式、语词。篇章、句式是语言的形式，外语的语言结构及其所表达的“内容”能否置换成某种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的汉语“形式”？如果能，是何种形式？语词是译名，即概念对译关系的建立。外语的每一个词都需要在汉语的词汇体系中找到一个与之对应的“要素”。这种“要素”可以是词（译名），也可以是短语或一个大于短语的小句。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严复是怎样解决这三个问题的。
二 严复的翻译实践
（一）关于篇章的问题
如上所述，严复精通英语，对翻译内容和相关知识也有深刻的理解。但是一旦决定将英语的文本转换成汉语的文本，他首先要面临译文采用何种文章体裁这一语言形式的问题。 [16] 赫胥黎的两篇文章，一为讲演稿，一为帮助读者理解讲演内容的导读性文章。讲演稿的内容被认为更难懂。即便如此，这种内容也是可以通过口头语言表达的；而反观汉语当时还不存在演说体。19世纪以后来华的传教士们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用一种被称为“浅文理”的文体翻译《圣经》和其他传教文书，这种文体具有口头宣讲的可能性。传教士译《圣经》近百年，但是“浅文理”并没有成为一种能为士大夫所接受的文章体裁，而对新国语产生重大影响的梁启超的新文体还在酝酿之中。 [17]
严复在1896年8月之前某时致函吴汝纶（1840～1903），向他介绍了所译《天演论》的有关内容，吴8月26日回信加以赞许。严复遂将译稿寄给吴，请他帮助修改。吴汝纶在1897年3月9日的回信中对严复的译文提出意见，说“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此在大著虽为小节，又已见之例言，然究不若纯用元书之为尤美”。 [18] 就是说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外国的文章中国化，效果并不见得好。此点与马礼逊、罗伯聃等传教士的文化适应的主张、实践有所不同。 [19]
严复接受了吴汝纶的建议，对译文做了修改。并于1897年11月9日（十月十五日）回信说：“拙译《天演论》近已删改就绪，其参引己说多者，皆削归后案而张皇之，虽未能悉用晋唐名流翻译义例，而似较前为优。” [20] 从这些往还的信函中可知晋唐佛经翻译是两人所追求的理想。但是他们讨论的是一些翻译上的细节问题，并没有涉及文体，关于文体的讨论是在《天演论》的“吴序”中进行的（完成于1898年3月之前）。在序言中，吴首先指出了“文”与“道”的关系：“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即中国古代圣贤的学说教诲，上等的，道理高尚，文章完美；次一等的，道理稍有逊色，但文章可以使其长久流传；唯独那些文章不好的，其学说也就无法流传下来。这种“文以载道”的传统思维在当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吴接着写道：“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吴将文章分为两类—“集录”和“撰著”。所谓“集录”就是篇章各自独立，不相连贯，《诗经》《尚书》是这一类书最早的作品；所谓“撰著”，就是文章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周易》《春秋》则是最早的例子。吴汝纶指出汉代多撰著，最有成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和扬雄的《太玄》。前者模仿《春秋》，后者模仿《周易》。这两本书都是有一条主线，文章围绕主线展开。但是到了唐代中叶，韩愈推崇《诗经》《尚书》，社会的风尚变为喜好集录文体，宋代以后也是如此。所以唐宋多集录之文，集录的书多了，撰著的文体则不再多见，偶尔有一些，文采也不好，读者不喜欢。最近传入中国的西方书籍，都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的，这与汉代的撰著文体应该有相吻合的地方。吴汝纶似乎觉察到撰著文体更适合于“宏大叙事”；这一特点同时也与学术，尤其是西方科学的体系性密切相关。吴氏指出撰著与集录在文章体裁上虽然不同，但归根结底是文章的功力。现在有人说，西方的学问都是中国人所不知道的，要想开启民智，最好的办法就是译书。可惜的是现在“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 [21] 士大夫们所崇尚的既非“集录”，也不是“撰著”，而是时文、公牍、说部，即八股文、官场公牍（例如樊增祥的判牍等—笔者注）和小说逸闻、笔记、杂著之类，除此三种以外几乎无以为文。“吾国之译言者，大抵弇陋不文，不足传载其义。”西书中虽然有很多新知识，但是时文、公牍、说部这样的文体无法胜任翻译西书的重任，也难以引起有识之士的阅读兴趣。吴汝纶指出汉晋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土的学问还没有衰落，那些有才能的人笔录口译者的翻译，口译者、笔录者互相切磋，所以译成的佛经自成一体。吴说：赫胥黎的学说和佛教有何种关系不得而知，但译成中文的赫胥黎要想比肩司马迁、扬雄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即使要和唐宋的文章并驾齐驱，也很不容易。严复正是目睹了传教士等译书的失败，认识到文体是一个亟须解决的受众层面的问题。他在《天演论》中采用了古雅的文体，即走了一条“雅驯”的路。严复通过他的译文不但传达了赫胥黎的学说，更重要的是介绍了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进化论思想，“使读焉者怵焉知变”！能触动读者的文章自然是好文章。吴汝纶在序言中对严复的译文赞赏有加：“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从文章的角度来看，严复的《天演论》获得了巨大成功，如鲁迅所说连“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但是，吴汝纶在对严复的译文推崇备至的同时，又说：“予又惑焉。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 [22] 吴汝纶清醒地意识到西方新学的内容、严复的译文形式、当时读者的阅读情趣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背离，这种背离势必影响新知识的普及。在使时代的读者屈就传统的文体，还是使文体适应于时代的读者这一问题上，吴汝纶说“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瀹矣”。指望大家都写桐城文、读桐城文显然是不现实的，只能期待有人想出新办法来，这也是“赫胥黎氏以人治归天演之一义也欤”， [23] 万事都在进化中。
《天演论》脱稿前后严复开始翻译《原富》。这是一本专业性极强的书，其中使用了大量的经济学术语。《天演论》达旨式的译法显然行不通，译文也难以再现《天演论》的“铿锵”节奏了。 [24] 极感困惑的严复在给吴汝纶的信中说：“《原富》拙稿，新者近又成四五册，惟文字则愈益芜蔓，殆有欲罢不能之意。” [25] 早在1898年春，严复就已经陆续将《原富》的部分译稿寄给吴汝纶，并“数数致书”，希望吴汝纶依然能像《天演论》那样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吴也为严复“虚怀谦挹，勤勤下问，不自满假”的态度所打动。但是吴汝纶对《原富》这样的专业书也是无能为力，只为译文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吴说自己“识浅，于计学尤为梼昧”，“所妄加检校者，不过字句间眇小得失”，是“愚心所识一孔之明”，仅供严复参考。而值得注意的是，吴在同一封信中提到了“桐城派”姚鼐所编的古文选《古文辞类纂》。吴对此书大加推崇，说“中学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 [26]
严复在收到吴汝纶信后一个星期内就写了回信（二月初七日，1899年3月18日）。从吴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的信中看，严复似乎从吴氏推崇《古文辞类纂》中感觉到吴在暗示自己的译文没有达到吴所期待的水准，即不够雅驯（严复的信不存，我们只能根据吴的回信推测严复来信的内容）。严复在回信中辩解道：“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就是说，翻译西方的专业书不得不使用中国典籍中没有的新词，然而这些新词被视为杜撰，影响译文的雅驯，实难以两全。 [27] 针对严复的误解，吴汝纶在二月二十三日去信解释，这就是吴汝纶致严复的第六封信，也是现存信札中最长的一封。那么，在这封信中吴汝纶对文体问题都发表了什么意见？
吴汝纶首先表示歉意：“以校读尊著《计学》，往往妄贡疑议，诚知无当万一，乃来书反复齿及，若开之使继续妄言，诚谦挹不自满假之盛心，折节下问，以受尽言，然适形下走之盲陋不自量，益增惭恧。”“某前书未能自达所见，语辄过当。”吴说严复信中“新旧二学当并存具列”的主张“最为卓识”，表示赞同，而自己“本意谓中国书籍猥杂，多不足远行”。新旧二学并存不可避免，但西学流行以后，学生需要在西学上花费大量时间，再无暇浏览过去那些“无足轻重之书”了。尽管如此，姚鼐选编《古文辞类纂》“万不能废”，应该成为学堂的“必用之书”。“中学之精美者，固亦不止此等。”曾国藩往昔说过，六经之外有七书，即《史记》《汉书》《庄子》《韩愈文》《文选》《说文解字》《资治通鉴》，能通其一，就是大学问家了。吴汝纶说上述典籍以外，还可以加上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十八家诗钞》。但是这些典籍“必高才秀杰之士，乃能治之”，资性平钝的人即使不学习西学，将全部时间用于此，也“未能追其涂辙”。唯有《古文辞类纂》，哪怕是西式学堂也不能弃而不学，否则中国的学问就要断绝。现在“世人乃欲编造俚文，以便初学。此废弃中学之渐，某所私忧而大恐者”。以上就是吴汝纶对新旧之学关系的基本看法。
对于严复另函所询问的事，吴汝纶自谦道“浅学不足仰副明问，谨率陈臆说，用备采择”。吴说欧洲的语言应该与汉语完全不同，翻译的时候应该另外创立一种文体。例如，“六朝人之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现在译西文，不但不宜用中国旧有的文体，也不能袭用佛经。吴谦逊地说自己“不通西文，不敢意定”，推测“彼书固自有体制，或易其辞而仍用其体似亦可也。独中国诸书无可仿效耳”。这可以说是“直译”主张的先声了。接着，吴汝纶在札中回答了严复关于译词雅驯的困惑。“来示谓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对此，吴汝纶一方面发表意见：“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文正所说的“辞气远鄙”就是这个意思。文章固然有化俗为雅的方法，如《左传》里的“马矢”、《庄子》的“矢溺”、《公羊传》的“登来”、《史记》的“夥颐”等，在当时都是鄙词俚语，但入文之后不失为雅。司马迁著《史记》时，一定删除了很多不雅的词，“不然，胜、广、项氏时，必多有俚鄙不经之事，何以《史记》中绝不一见”。吴又说：“如今时鸦片馆等，此自难入文，削之似不为过。倘令为林文忠作传，则烧鸦片一事固当大书特书，但必叙明原委。如史公之记平准，班氏之叙盐铁论耳。亦非一切割弃，至失事实也。”吴氏承认词语的选择应该根据内容来决定，对严复使用新词表示理解。接着吴汝纶再次回到选文的话题，说姚鼐所选的文集似难以为继，唯独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能独树一帜；清末王先谦曾编《续古文辞类纂》34卷，黎庶昌也编有《续古文辞类纂》28卷，选录清中叶以后散文，都是姚氏选本的续书。对此，吴汝纶说“似皆未善”，又说“国朝文字，姚春木（姚椿，1777～1853—引者注）所选《国朝文录》，较胜于廿四家，然文章之事，代不数人，人不数篇，若欲备一朝掌故，如文粹、文鉴之类，则世盖多有”。吴汝纶说在文章上有贡献的，姚鼐之后，只有梅曾亮（字伯言，1786～1856）、曾国藩、张裕钊（字廉卿，1823～1894）数人而已，其他都不值一提。
在复函的结尾处，吴汝纶说“来示谓欧洲国史略，似中国所谓长编、纪事本末等比”，如果是那样的话，西方的书就可以用曾国藩所说的“叙记”“典志”两类来翻译。这两类是曾氏新加到《经史百家杂钞》中去的，姚鼐的《古文辞类纂》里并没有这两类。“叙记”里收录了《左传》中《齐鲁长勺之战》《秦晋韩之战》等文；“典志”里收录了《史记·天官书》《史记·平准书》《汉书·地理志》等。吴汝纶说“欧洲纪述名人，失之过详”，可以用司马迁、班固的笔法加以剪裁，“文无剪裁，专以求尽为务，此非行远所宜”。中国偶然有这样的传记，最有名的是班固《汉书》里的《王莽传》。至于“穆天子、飞燕、太真等传，则小说家言，不足法也”。最后吴汝纶说“欧史用韵，今亦以韵译之，似无不可，独雅词为难耳。中国用韵之文，退之为极诣矣。私见如此，未审有当否”。结束了这封长信。
吴汝纶认为汉译西书应该创造一种全新的文体。但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举步维艰。六朝译佛书时，之所以能够创新文体，是因为当时“中学未衰，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文自为一类”；而“今西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 [28] 19世纪末在西学的侵蚀下中学已是一片衰败的景象，加之新文体的建立，“非大手笔不易办也”。吴汝纶把新文体创建的希望寄托于严复，说：“窃谓以执事雄笔，必可自我作古。”然而仅靠严复的孤军奋战是无法挽回古文派的颓势的，在时务文体和日本新词的夹攻下，严译的命运亦不难预见。
（二）关于句式的问题
与文体相连的是，当时的汉语有哪些可以利用的句子形式？文体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句子形式的可能性。四六骈体文要求辞藻华丽、对仗工整，译文的句型选择必然受到严格限制。笔者在这里主要意识到的是语言类型学视角的句子结构问题。如果说1895年时，文章体裁尚有主观选择的回旋余地，那么句子形式上这种可供选择的余地则小得多。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的问题即当时的汉语所具有的表达上的可能性。具体地说，中文与英文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句子结构不同。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指出：
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
严复的意思是，英文中的名词可以（使用关系代词的形式）随时（从后面跟进）进行解释，就如同汉语的夹注一样，所以英文的句子动辄数十个词。 [29] 而汉语则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句子形式。如果省略这些修饰成分，又怕翻译得不完全。对于这段话应该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加以解读。语言类型学的知识告诉我们：绝大多数SVO型的语言，修饰成分在被修饰成分的右侧（即后面）。这样，句子中的任何一个被修饰成分都可以通过关系代词一类的小辞导入修饰成分，在记忆负担允许的情况下句子可以无限延长。但是，同样作为SVO型语言的汉语则不具备这种结构上的可能性。当时汉语的名词修饰结构，即定语形式极不发达（结构助词“的”被用于正式的文章是五四前后的事）。 [30] 严复的《天演论》很大一部分使用四六骈文体，句子短小。这一点极不利于对概念的严格定义。 [31] 严复对概念的界说是极为关心的，但是在《天演论》里定义文体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至《原富》，严复放弃了四六骈文体，使用了古散文体。严复的句子形式最终限制了新词的使用。
（三）关于语词的问题
词是语言的基本意义单位。近代词汇体系的形成需要与外语建立一一对译的关系。即一个词既是其所在语言词汇体系的一员，又必须是其他语言的一个等价物。现今的世界要求我们必须用不同的“形式（语音）”表达相同的“内容（概念）”。无译名即无译事，例如要翻译赫胥黎的这两篇论文，首先要为如本书末尾附录中的英语原词准备译词。但是在1896年，汉外辞典还无法满足类似《天演论》这样的人文学科书籍翻译的需要；就学术用语而言，中英的语词之间尚没有建立一一对应的翻译关系。严复的翻译就是这样不得不从译名的创制开始，这一点与日本兰学家的早期翻译环境颇为相似（1774年刊行的《解体新书》也不是完整的翻译）。严复说《天演论》是“题曰达旨，不云笔译”。言自己所欲言的“取便发挥”是一个原因，没有译名无法一一对译或是更主要的原因。由于没有译词，“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也就不能免了。严复在自己的翻译活动告一段落之后的1911年，强调译名的重要性说：“今夫名词者，译事之权舆也，而亦为之归宿。言之必有物也，术之必有涂也，非是且靡所托始焉，故曰权舆。识之其必有兆也，指之其必有橥也，否则随以亡焉，故曰归宿。” [32]
而所谓一一对译关系的建立，就是在两个词汇系统中寻找意义上的等价物，并使之形成固定的联系，即“定译”。等价物不存在时就需要利用既有的语言成分创制之。20世纪初中英概念等价物，即译名的获得不外有以下3种途径：（1）使用汉语古典词；（2）新造；（3）借自日本。这里分别存在怎样利用和承袭中国的古典词和汉译西书中已经存在的译词、这种利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怎样新创、严复以及中国读者对于借用日语词的态度、日语资源利用的可能性等问题。
1.使用汉语古典词做译词
中国的典籍和传教士出版的译籍、报刊是为严复提供译词的主要资源。前者如《天演论》中的“天道”“变化”“递嬗”“循环”等；《原富》中作为术语使用的既有词，包括文言词和口语词更是大量增加，如“祭酒”“佣工”“交易”“租赋”等。使用自语言的成分移译外语是翻译的根本，就是说使用古典词做译词是势所必然。而同时，传教士系统的译词也大量出现在严复早期的两本译著中，如：自然、宗旨、数学、力学、化学、生物、动物、植物、自由、平等、自主、原质、自治、民主、理财、几何、议院、权利、共和、温带、上帝、世界、保险、银行等。严复并不看好传教士的翻译，但是1895年前后，传教士参与其间的译著及其媒体仍是引入西方新知识的主要途径，其译词的影响力也是可观的。从严复的使用可以反证这些译词的普及程度。
然而这些既有词语，不管是中国典籍上存在的，还是传教士们创制的，都有一个作为译词是否适当的问题。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新理踵出，名目繁多，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在这里严复以“prolegomena=卮言、悬谈、悬疏、导言”为例，抱怨“此以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严复选定一个译名时考虑了许多因素，如，卮言滥恶，悬谈沿袭释氏，都不是适当的译名。造成译名不适当的主要原因是“大抵取译西学名义，最患其理想本为中国所无，或有之而为译者所未经见”。 [33] 这里的“理想”即idea，今译“概念”，对于那些“本为中国所无”的西方“理想”，严复的工作是导入新概念并使之词汇化（详后）；问题是那些“或有之而为译者所未经见”的“名义”如何解决。不同的语言之间建立对译关系是以人类具有可以互相接受的意义体系为前提的，而进一步思考，人类是否分享一个意义世界的“原风景”？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只需努力把“未经见”的名义找出来就行了。严复也确实为这种寻找做出了努力。需要注意的是严复在这里其实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对于一般的名义，“但求名之可言而人有以喻足矣”，又说“若既已得之，则自有法想。在己能达，在人能喻，足矣，不能避不通之讥也”；但是对于那些关键词，严复则说：“盖翻艰大名义，常须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当广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类，则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离。” [34] 例如对于right译“权利”，严复说：
惟独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读西国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后因偶披《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恍然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然苦其名义与Duty相混，难以通用，即亦置之……而以直字翻rights尤为铁案不可动也……此rights字，西文亦有直义，故几何直线谓之right line，直角谓right angle，可知中西申义正同。此以直而通职，彼以物象之正者，通民生之所应享，可谓天经地义，至正大中，岂若权利之近于力征经营，而本非其所固有者乎？……至Obligation之为义务（仆旧译作民义，与前民直相配），Duty之为责任，吾无间然也。 [35]
在《群学肄言》的“译余赘语”中则说：
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何以言之？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部勒（东学称组织）祈向者，曰社会。而字书曰：邑，人聚会之称也。从口，有区域也，从卪，有法度也。西学国之界说曰：有土地之区域，而其民任战守者曰国。而字书曰：国，古文或，从一，地也，从口，以戈守之。观此可知中西字义之冥合矣。 [36]
这解释得已经非常牵强了。不同语言使用者可以有相同的概念，但不必也不可能有相同的命名理据。严复并不赞成“西学中源说”，但是他似乎认为通过“发明”可以使隐微的中西之间的意义关系再次凸显出来。 [37]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这决定了严复多用单汉字做译词，直、职=right，稘=century，货=commodity等都是严复颇为得意的例子。关于这一点在后文讨论“计学”时还会有所涉及。
使用既有词语常常须除去后来添加上的“杂质”。例如严复强调“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然此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自繇之义，始不过谓自主而无挂碍者，乃今为放肆、为淫铁、为不法、为无礼，一及其名，恶义坌集，而为主其说者之诟病乎！” [38]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严复认为是“名义一经俗用，久辄失真”。 [39] 选择古僻字做译词可以说是严复翻译的一个特点，《原富》中很多西方的物产名称使用了极为古僻的字。仅举以下数例。
表1 《原富》中严复译词举例
严复的所谓“达”就是西方意义的完整的移译。但是，表1中的西方独特的物产名称很难包括联想义在内完全移译到汉语中来，严复试图用古僻字来翻译。这既是严复的“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主张的具体实践，同时又可以从词汇学的角度做这样的解释：古僻字是死文字，即使古文字知识丰富的读者也很难把握这些字的意义。字义模糊的古僻字不会造成“同形冲撞”，如同傅兰雅的化学元素名的翻译，译者可以自由地向这些古僻字里充填新的意义。但同时，也正是由于字义模糊，注释往往是不可缺少的。对其中的一些词，严复加了注释，而更多的没有加， [40] 意义的等值性是存在问题的。用既有字词对译外语，难免有隔阂，会影响对西方概念的准确理解，发生所谓的“误读”。用古僻字做译词，今人可以看作“借形词”的一种（参见本书“导论编”），是严复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既有词语附着义造成的误解所做的努力。
各语言的词语是自成体系的，处于不同词汇体系中的词语的分布，即原词在原文中可以出现的语境，与译词在目标语言中的语境，不可能完全相等。这一点似乎使严复非常困惑，他说：
宪法西文曰Constitution，此为悬意名物字，由云谓字Constitute而来。其义本为建立合成之事，故不独国家可以言之，即一切动植物体，乃至局社官司，凡有体段形干可言者，皆有Constitution。今译文宪法二字，可用于国家之法制，至于官司局社尚可用之，独至人身草木，言其形干，必不能犹称宪法。以此推勘，即见原译此名，不为精审。 [41]
即原文的Constitution作为动词Constitute的（抽象）名词形式可以出现在“人身草木”的语境中，而译词“宪法”既没有与之相通的动词形式，也只能用于“国家之法制”的语境。
当时困扰严复的汉语的另一个“缺点”是动词、形容词等谓词无法或不具备转变成体词的手段。如原文中的“possibility可能性、personality人格、exactness准确性、variety多样化、duration持久性”等。而另外一些双音节的复合词在词性上无法做出体词与非体词的区别。如严复在《群己权界论》中使用了“自繇”这一词形，他对此解释道：
由、繇二字，古相通假。今此译遇自繇字，皆作自繇，不作自由者，非以为古也。视其字依西文规例，本一玄名，非虚乃实，写为自繇，欲略示区别而已。 [42]
即，由、繇这两个字，在古代是通假字。在该书里，严复把liberty，freedom都译作“自繇”，而不译作“自由”。严复解释说这并非厚古薄今，而是因为按照英语的语法规则，liberty，freedom这两个词是抽象名词，是实词而不是虚词（根据中国语言研究的传统“自由”是虚词，即副词），自己不过是想从形态上把名词和副词区分开来而已。但是，显然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2.新造
既有词语不够只能新造。对于西方的新概念，张之洞等认为除了制造业以外不应新造，而应该使用中国典籍里的词。 [43] 严复深知全部用既有词语翻译西方书籍几乎不可能。在“索之中文，渺不可得”时“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了。当然这里的“定名”可以理解为利用既有字词或新创复合词。事实上，严复并不反对新造译名，也不隐瞒新造词。他不无骄傲地说：“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如上所述，有些词严复在1895年的文章中已经开始使用了。译名的创制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严复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是对于如何造，则多语焉不详。我们只能从严译中窥探严复在新造译名方面的所作所为。
严复说：“所有翻译名义，应分译、不译两种：译者谓译其义，不译者则但传其音。” [44] “译”即用已有的或新造的词语移译外语的词义；“不译”即“借”，只借用外语的语音形式。形式与内容不发生关联，就是现在常说的音译词。有一些词不需要形式与内容发生关联，如人名、地名、国名等专有名词；而另外一些普通名词则需要使形式与内容发生关联。在《天演论》中严复是这样做的（见表2）。
表2 《天演论》中严复音译词举例
严复为何“不译”？佛经翻译中的“五不翻”原则，即“一秘密故，二含多义故，三此无故，四顺古故，五生善故”可以说是主要原因。 [45] 例如，在bank译“银行”已经完全普及的当时，严复在《原富》中使用了“版克”。严复说：
版克此云银号，又曰票号，曰兑局，曰钱店，其实皆版克也。所不当云银号者，以其业不仅银；所不当云钞局者，以其事之异古。而票号诸名又嫌不典，不若直译其音之为当也。
《原富》中音译词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这反映了严复对原词意义的严格追求，同时也造成了理解上的障碍。 [46] 如本书“导论编”所说，音译词可以使词义最大限度地接近原词，但是意义的获得、定型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是因为音译词不具备成词的“理据”。在音译词创制上，严复有音义结合的意图，如bread译作“ ”，严复的一个理由是“其名与西音甚近”。
“译”的词的新造主要有两个方法，即直译（本书的摹借法造词）和意译（本书的汲义法造词）。前者先将原词分解到语素的层次，然后再挑选与之相对应的汉语语素合为新词；后者则将原词融会贯通，用汉语的新词表达其义。一般说来，单纯词使用汲义法的较多，复合词和那些可以词根分解的词多使用摹借法。上述“物竞”“天择”等都是汲义法的新词；“人择Artificial selection”等则是“摹借法”的造词。严复精通英语，对涉及语源的拉丁语等也有一定的知识，所以在讨论一个译名是否恰当时，经常进行语源上的分析，例如“宪法”“群学”“计学”等。摹借法因为有借的因素在其中，在造词上比汲义法要容易。但是思维方式（即理据）是外语的，如将greater year译成“大年”，在未加任何解释时显然无法传递原词的意义内涵。《原富》中摹借法增加较多，如：德行学moral philosophy、内籀induction、外籀deduction、过庶overpopulation、过富overproduction、还税drawbacks、自由齐民freeman、元学ontology等。原文的复合词、词组更是全数以摹借法造出，如：分功division of labor、生货raw material、熟货manufactured good、懋迁易中medium of exchange、物值通量standard of value、真值real price or price in labor、易权power of exchange、平价average price、法偿legal tender、金铤gold bar、银铤silver bar、格物硕士great scientist等。“计学”是一个兼有“摹借”与“汲义”性质的译词，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
3.借自日本—以“天演”“殖民”为例
严复译《天演论》的1895～1896年，日本已经逐渐显露成为中国新知识撷取源泉的端倪。除了传教士的媒体以外，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时务报》的日文报刊翻译专栏“东文报译”等都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介西学时，东学以及日本译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东学，严复认为：日本明治以来努力接受西方的新知识30余年，但东学终不是西学的本源，在译词上、内容理解上有很多不完备的地方，故不能以东学为依据。 [47] 严复说：
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今之所为，何以异此。 [48]
进入20世纪以后，严复的译名受到日本译名的严重挑战。日本译名的闯入造成了“名异而实同”的问题，即存在着中日用不同的词去翻译同一个外语原词的现象，这样就有一个孰优孰劣的判断。对于日本译名，严复大致的观点是：日本不是汉语的母语国家，先译成日语再转译成汉语，重译隔阂，不能传真，无法正确地表达原义；或者由于不见中国的经典，不够雅驯。例如，严复说：“东学以一民而对于社会者称个人，社会有社会之天职，个人有个人之天职。或谓个人名义不经见，可知中国言治之偏于国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然仆观太史公言《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谓小己，即个人也。” [49] 既然如此，“不经见”的日本译词“个人”就要逊于司马迁的“小己”了。
但是日本译名并没有形态上的特征，很多日本译名作为“阑入之字”混进了严复的译文。例如，“起点”是守旧人士反应激烈的日语词，却被严复不经意地用于《天演论》（“论五·天刑”的按语）中了。《天演论》《原富》中日本译名的情况如何？在此我们就“进化”和“殖民”做一些讨论。
众所周知，“天演”是严复首创，但是，这一风靡一时的译词其后为来自日语的“进化”所取代。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天演论》中已经多次使用了“进化”。
“进化”是向日本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加藤弘之（1836～1916）的造词，最早见于加藤主持的东京大学的学术杂志《学艺志林》。该杂志第10册（1878）上刊有一篇学生的翻译论文“宗教理学不相矛盾”，其中有“进化”的用例，同时使用的还有“化醇”，因为进化总是意味着向更完善、复杂的形式变化。“进化”其后被收入《哲学字汇》，作为学术词普及定型。
在中国，最早见诸文字的“进化”是《时务报》。1897年1月13日（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版的第17册上刊登了古城贞吉译自日本《朝日新闻》的社论《论社会的宽容》（『社会の容量』，中文名为笔者译）。 [50] 古城译为《论社会》，这样，一篇论述急速发展后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宽容的文章经过古城的译笔变成了鼓吹进化、否定退化的文字。这篇文章里的“进化”与“开化、进步”同义。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演论》的“进化”。
最后第五书，乃考道德之本源，明政教之条贯，而以保种进化之公例要术终焉。（导言一，复案）
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轾之间者，为深无益于事实也。（导言三，复案）
由是而推之，凡人生保身保种，合群进化之事，凡所当为，皆有其自然者为之阴驱而潜率。（导言五，复案）
天演之所以陶钧民生，与民生之自为体合（物自变其形，能以合所遇之境，天演家谓之体合）。体合者，进化之秘机也。（导言十五，复案）
这4条是严复加的按语，不属于翻译的范畴，“进化”也可不作为译词看待。“进化”主要在讨论“群”，即社会问题的语境中使用。 [51] 在《原强》中有“（游牧民族）虽然强矣，而未进夫化也。若夫中国之民，则进夫化矣，而文胜之国也”的文字。在《救亡决论》（1895年5月）中又有“必为我自由，而后有以厚生进化”的句子。例子中的“进化”与“治化将开”同义，是人类或社会文明化的意思。严复的这种人类“向化”的观点来自斯宾塞。严复说“其书……宗天演之术，以阐人伦治化之事”， [52] 又说游牧民族等的征服，“强矣，而未进夫化也”。 [53] 下面的译例都反映了严复对“化”的把握：
夫以人事抗天行，其势固常有所屈也。屈则治化不进，而民生以凋。（导言八，乌托邦）
盖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含生之伦，莫不孳乳，乐牝牡之合，而保爱所出者，此无化与有化之民所同也。方其治之未进也，则死于水旱者有之，死于饥寒者有之。（导言九，汰藩）
天良生于善相感，其端孕于至微，而效终于极巨，此之谓治化。治化者，天演之事也。（导言十四，恕败）
前论谓治化进则物竞不行，固矣。（导言十六，进微）
是故人治天演，其事与动植不同。（导言十六，进微）
治化愈浅，则天行之威愈烈。惟治化进，而后天行之威损。（论十六，群治）
坐不知人治天行二者之绝非同物而已。（论十七，进化）
然溯太古以迄今兹，人治进程，皆以此所胜之多寡为殿最。（论十七，进化）
是故善观化者，见大块之内，人皆有可通之方，通之愈宏，吾治愈进，而人类乃愈亨。（论十七，进化）
然则言化者，谓世运必日亨，人道必止至善，亦有不必尽然者矣。（论十七，进化）
前言园夫之治园，有二事焉：一曰设其宜境，以遂群生；二曰芸其恶种，使善者传。自人治而言之，则前者为保民养民之事，后者为善群进化之事。善群进化，园夫之术必不可行，故不可以力致。（导言十八，新反）
《天演论》的论十七题目为“进化”，在原著中是讨论“进化论和伦理观”的部分，内容涉及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的不同之处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严复的“化”“进化”的用例也主要集中在这一部分。上述例句中的“化”与原文中的civilized，civilization，ethics process等对应。严复倾向于用“天演”译cosmic process，evolution，以自然界为对象；用“进化”译civilization，ethics process，以人类社会为对象。
从词的理据上看，“天演”表达的是生物在自然界的变化，而“进化”（包括“退化”）则给这种变化加上了一个“西方”的价值视角，即单方向的进步观：“以人为论，由孩提以至〈长〉大成人。以国为论，由野蛮以至于开化。”人类社会是“由初民而野蛮，由野蛮而开化也”，这就是“一国一群之进化”。 [54] 为了表达“天演”的具体情况，严复使用了“浅演”“初级浅演社会”“深演”“深演国家”等术语。 [55] 严复在1913年发表的《天演进化论》中写道：
天演西名“义和禄尚”，最先用于斯宾塞……有达尔文所发明之二例：其一即天择，所谓各传衍最宜者存；其二则先世所习传为种业。至今学者于第一例翕然承认，以此为天演最要功能，一切进化皆由于此。
文章中严复以妇女、宗教等为例，讨论了“人群社会之进化”的问题。严复的“人群社会”是同义反复，但是“天演进化”却不可以简单地当作同义反复，其用法反映了严复对“义和禄尚”的理解，或具有深刻的思想史上的内涵。总之严复的“天演”“进化”应该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加以整理，而我们在这里可以做出的结论是：《天演论》等早期译著中的“进化”与日语并无直接关系。
另一个词是“殖民”。赫胥黎的原著是讨论生物进化和殖民地伦理的文章，“殖民”可以说是一个关键词，但是《天演论》不见“殖民”一词。
如本编第一章所论，“植民”是兰学书的译词，后被英和辞典接受以“殖民”的词形在明治初期普及定型。“殖民”于1897年前后通过《时务报》的“东文报译”传入我国。赫胥黎的两篇文章中，社会进化和殖民地伦理是主要内容，“殖民”是关键词，colony，colonist在原著Evolution and Ethics 中使用了21次。但是这个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全新的重要概念并没有被导入《天演论》，严复也没有为此准备固定的译词。直至《原富》，严复才在《丁部篇七·论外属》中附加了一条说明：（外属）亦译殖民地。这是严复首次在自己的译著中正式使用“殖民”一词。此时，中国为列强瓜分，殖民地化刺激了国民的危机意识，来自日语的“殖民”成了必不可少的时代关键词。同时还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严复没有为这两篇论文的另一个关键词ethics准备固定的译词。 [56]
《天演论》中日本译名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而对于《原富》则有必要认真分析，“殖民”“宗教”“自由”“科学”“哲学”等的使用都是受日本译名影响的例子。
三 《天演论》《原富》之后—新国语的呼唤
如前所述，《天演论》刊行前后严复已开始着手翻译《原富》，1902年《原富》前两编由上海南洋公学出版。严复翻译《原富》时，译词“经济学”已经在日本普及、定型。另外，中国在严复的《原富》之前也已经有经济学方面的译籍刊行，如同文馆的《富国策》等。当时中国最一般的译词是“理财”，严复在1895年的文章中就使用了“理财”来指称经济学。例如“西洋言理财讲群学者”， [57] “西洋最要之理财一学”； [58] 在《西学门径功用》等文章中也使用了“理财”。 [59] 但是，严复显然对“理财”并不满意，始终没有放弃追寻更合适的译名的努力。他于1898年3月之前将“斯密氏《计学》稿一册”寄给吴汝纶，并就译名“计学”征求了吴氏的意见。这时严复应向吴汝纶说明了选择“计学”的理由。吴汝纶在回信中对“计学”表示肯定，说：“计学名义至雅训，又得实，吾无间然。” [60] 《原富》译完后，严复在卷头写道：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 [61]
即严复认为用“经济”译Economy“太廓”，而“理财”又“过狭”，所以新造了“计学”。“计”字出现在“会计”“计相”“国计”“家计”等组合中，与希腊语的原义吻合。这是严复译《原富》时得出的结论。“正名定议之事，非亲治其学通澈首尾者，其甘苦必未由共知”，这个词有融会贯通的过程，有直译的成分（即从词源上分解了原词），但是更主要的是意译。
《原富》出版后，梁启超立即在《新民丛报》上撰文介绍。梁的文章谈到了两点，即译词与文体。对于译词，梁说“至其审定各种名词，按诸古义，达诸今理，往往精当不易，后有续译斯学之书者，皆不可不遵而用之也”。同时希望严复能“将所译之各名词，列一华英对照表，使读者可因以参照原书，而后之踵译者，亦得按图索骥，率而遵之，免参差以混耳目也”。 [62] 但是，“计学”却引发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原词与译名是否“名实相符”的问题，即译名如何才能准确地反映原词的意义。但是实际上二次造词（即复合词）、社会的可接受性（即雅驯）等都成了判断译词适当与否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引发了汉语多音节化的讨论。
首先，梁启超对Political Economy的译名发表了意见：英文的Political Economy，中国没有与之对应的词语；日本人译为经济学，实际上不确切。严复想使用“计学”来翻译，但是不能概括原词的意义。梁启超认为原词包括政治和计算两个意思，提出用“政术理财学”来译，并就此征求读者的意见。 [63]
梁的“政术理财学”一出，就在《新民丛报》上引起了讨论。读者“东京爱读生”来信说：把英文的Political Economy译为“政术理财学”，比日本的“经济学”、严复的“计学”都更精确，但是使用四个字，未免太长，在进一步构成复合词时很不方便。如日本的书籍中有所谓的“经济界”“经济社会”“经济问题”等词，使用“计”字不通，“政术理财”也不通。这门学问在中国虽然没有专门的研究，却是人生必需的，中国有数千年文明，古籍之中怎么会没有一个名词来表示这个意思呢？东京爱读生希望杂志编辑全力寻找，找出一个“雅驯之名”。 [64]
梁启超在回复中承认“政术理财学”确实冗长，不适于构成新的复合词。但是在古典中寻找合适的译名也不易实现。梁指出，《洪范》有“食货”二字，与经济学的内容很相近，但是“食货”只有“客体”没有“主体”（即这是一个动宾结构），无法让人满意。《管子》有《轻重》篇，内容是讲经济学的原理，如果要在古典中寻找译名，“轻重”二字是最合适的。但是词义不通，容易引起混乱。《论语》中有“货殖”一词，司马迁写过《货殖列传》。这个词的意思与经济学也很相近。但是Political Economy的意义注重公共的财富，“货殖”却强调私有的财富，而且没有政治的含义。《史记》中另有《平准书》，内容是朝廷理财的事情。汉代平准制度的目的是吸取天下的财富集中于京师，这本来不是为了社会全体利益的制度，不足以表达Political Economy的意义。但是单说“平准”二字，仍然有为民均利的意思；而且这二字出于《史记》，人们一见就知道意思，又不至于和其他名词混淆。所以Political Economy可以译为平准学。这样日本的经济家、经济学者、经济界、经济社会、经济问题就可以分别译为平准家、平准学者、平准界、平准社会、平准问题。创造新的复合词也不困难。 [65]
这时严复给《新民丛报》写信反驳了梁启超的观点。严复说，现在的英语里经济学的原词多用Economics，已经删除了Political。严复的意思是所谓“政术”云云可以不用考虑了。严复指出，中国古代有计相、计偕等词，国计、家计、生计等名词也很通行。要想创制一个译名，意义的范围和深度都需要与原词相符合。如果是这样的话，“计”是唯一的选择。经济学的道理发生于日常生活，成为专门学科是近二百年的事情。经济学的一些道理虽然中国古时也有，但是中国没有这种专门的学问，这是毋庸讳言的。有人说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经济学是人类社会必需的学问，古籍中一定会有专门的名称。但是其认为在古籍中找不到专门名称的可能不止经济学一科。梁启超提出用“平准”代替“计学”，但是“平准”绝不能完全表达这门学问的含义。“平准”原来是一个官名，职责是便宜时收购，腾贵时卖出，平抑物价。其所翻译的《原富》内容比这要广泛得多。如果为了追求通俗最好使用“理财”；如果担心定义不清，要追求雅驯，那么其所创制的“计学”还是有长处的。 [66]
严复的意见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后，读者驹场红柳生（驹场为日本东京大学所在地）来信质问：从Morbotl氏开始，经济学原名由Political Economy转变为Economics，日本人译为“经济学”。表面上看，“经济”好像与“政治”混淆（即经邦治国），但是“经”字含有政治的意义，“济”字有流通的意义，二字与这门学问非常相符。日本当时选定这个术语时也是经过了认真考虑的。《新民丛报》第3号上提议改译为“平准学”。确实如严复所说，“平准”只是一个官名，不足以表达这门学问的含义。严复认为自己所创的“计学”极为雅驯，可以用于各种情况，这是不是“自许之太过”？Statistics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日本人译为“统计学”，又称“计学”。如果按照严复的意见使用“计学”来翻译Economics，那么今后翻译Statistics时用什么译名呢？《新民丛报》第7号提议使用“生计学”。“生计”二字虽然比严复的译名稍好，但还是范围太小，不能把政治理财的意义包括进去。西方的新知识，中国自古以来不存在的有很多，如果都要使用古典中的名词一是不可能，二是意义不一定吻合。现在我国处于接受西方新知识的草创期，国家对译名还没有统一的规定，加上知识分子喜好标新立异，造成了很多误解。与其让后代笑话，不如暂时使用“经济”，以等待更合适译名的出现，或者使用日本的“财政学”。这个名称涵盖了Economics的宗旨，定义也清楚。 [67]
梁启超对驹场红柳生的信做了长篇回应。梁首先承认“平准”不适当，宣布放弃。“计学”与Statistics相混，而且是单音节名词，使用不便。例如日本的“经济问题”“经济世界”“经济革命”等都无法改为“计问题”“计世界”“计革命”等。梁启超说就译词的音节数问题曾去信询问严复，还没有得到回复。梁赞同西方的新知识无法一一用中国固有词语去翻译的意见，但是他说“惟经济二字，袭用日本，终觉不安。以此名中国太通行，易混学者之目，而谓其确切当于西文原义，鄙意究未敢附和也”。“日本所译诸学之名，多可仍用。惟经济学、社会学二者，窃以为必当更求新名。”对于驹场红柳生选用“财政”的建议，梁说“财政者不过经济学之一部分耳。指财政为经济，无异指朝廷为国家”，因此“财政学决不可用”。对于严复“如果为了追求通俗最好使用理财”的主张，梁启超说“专用名词，万不可以动词冠其上。若用理财，则其于用之于复杂名词时，窒碍亦滋多矣”。 [68] 梁启超最后的结论是暂用“生计”，“以待后贤”。 [69]
从梁启超的回应我们知道梁曾给严复去信讨论译名问题。此信不存，但是我们可以揣测，梁在信中举佛经翻译的例子，主张译词应该多用二字，这样便于构成复合词。当然，更主要的理由应该是描写的精密化。
严复的回信摘要登载在《新民丛报》第12号上。严复说，译名不必拘泥“单字双字”，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处理。例如Economics，有时作名词用，有时作形容词用，不一定非译“计学”不可。“化学”有时可以译成“物质”，“几何”有时可以译成“形学”是同样的道理。“计学”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译成“财政”“食货”“国计”等，只要能表达意义就行。“中国九流，有以一字称家，有以二字称家”，也没听说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所以Economic Laws可称“计学公例”，Economic Problems可称“食货问题”，Economic Revolution可称“货殖变革”。 [70]
作为汉语的语素需要有“伸缩性”，即“经”“经济”可以表达相同的概念。这样在构成复合词时才能运用自如，如“经济改革”“经改”。“计学”的“学”是类名词（或称新词缀），对复合词的词义有影响，如“计学改革”是计学这门学问本身的改革，还是所涉及的内容的改革并不确定（比较“经济改革”vs.“经济学改革”）。但是严复的“计学”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译成“财政”“食货”“国计”的辩解只能造成一事多名、一名多译的后果，徒增混乱，是必须防止的。
其后，无锡的孙开圻来信建议使用“国计学”。对此，梁启超回应说，经济不仅仅属于国家，如果用“国计”，那么“个人经济”“家庭经济”等说法就都不成立了。 [71] 这是汉字的一个特点，即字义总是附着的。英语的原词有“家”的意思，但是这不影响用这个词谈论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而用“国计”谈论个人、家庭则会使中国人产生不合逻辑的感觉。
至此，关于经济学译名的讨论告一段落。1910年严复在名词馆主持科技术语的审定，“计学”被选作学部审定术语，但是最终被日本译名“经济”所取代。
与译名相比，梁启超对于文体所提出的批评要尖锐得多：
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善更何待言。但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
就是说梁启超认为严复《原富》的翻译，在译名的层次上问题不大，而“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效先秦”的文体却成了一般读者从严译中顺利获取新知识的主要障碍。 [72] 这种来自读者视角的担心，吴汝纶也曾表达过。梁的批评似乎是集中在文体上，解决方法是使用“流畅锐达”的文章。对于梁的批评，严复做了认真的反驳：“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就是说自己并没有“刻意摹仿先秦文体”的意图。对于梁启超针对文体的批评，严复在其他的信中抱怨说：“昨晤汪、杨二君，皆极口赞许笔墨之佳，然于书中妙义实未领略，而皆有怪我示人以难之意。天乎冤哉！仆下笔时，求浅、求显、求明、求顺之不暇，何敢一毫好作高古之意耶？又可怪者，于拙作既病其难矣，与言同事诸人后日有作，当不外文从字顺，彼则又病其笔墨其不文。” [73] 译文古雅则被责难“示人以难”“好作高古”，写得“文从字顺”又被讥“笔墨其不文”，真叫人无所适从。在另一封信中严复则说：“《丛报》于拙作《原富》颇有微辞，然其佩其语；又于计学、名学诸名义皆不阿附，顾言者日久当自知吾说之无以易耳。其谓仆于文字刻意求古，亦未尽当；文无难易，惟其是，此语所当共知也。” [74] 文章之所以难读是因为原著的内容深奥，责任并不在译者。严复说：“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idea=概念—引者注）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文体需要保持一定的品位，一味迎合不学无术的人，只是糟蹋文章。严复说译书都是在为“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但是由于翻译的内容、专业等不同，自然会有难易之别。“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对于梁启超的“文体变化与时代之文明程度为比例”的说法，严复认为中国学术“战国、隋、唐为达于全盛而放大光明之世”，应该使用这两个时代的文体。欧洲的文体发生了变化，所变化者是概念的增加和学术的进步；而“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乎古人”。
在1902年，译文的文体、译名似乎是一个“因噎废食”的问题。但是，黄遵宪加入了讨论。 [75] 他一边称赞严复的译文“隽永渊雅，疑出北魏人手”，一边表示对于“《新民丛报》以为文笔太高，非多读古书之人，殆难索解”的指责不便发表有倾向性的意见。黄氏认为，名学内容难，即便使用通俗的文体，也不易懂。这是“势不得不然也”。但是，《原富》如能使用通俗文体，能够读懂的人会多一些。黄承认制定译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非当事者不知其中甘苦。严复对译名要求过高，译名与原文必须在所有层次上相对应，这种高标准可能不易实现。黄遵宪认为四千年前产生的中国已有的文字，用来书写其后新出现的事情“已不能敷用，况泰西各科学乎？” [76] 古文字的意义与现在的事物意义范围“已绝不相侔”，更不要说与西方文字相比较了。黄遵宪说“今日已为二十世纪之世界矣，东西文明两相接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阐新旧之学，实为要务”。严复在引介西学上是重要的人物，发言有影响力。为此黄提出自己的见解，供严复参考。黄遵宪的建议分为两个部分，即译名的创制和文章形式的改革。 [77] 对于译名创制，黄具体提了以下几个方面：造新字、假借、附会、嗹语、还音、两合。
关于黄遵宪的新造字提议，我们已经做过分析（见本编第二章），在这里对他的其他主张做一些讨论。
“假借”即用中国的旧字、词表示外来的新意义，罗存德、傅兰雅做过有益的探索。
“附会”“还音”“两合”所讨论的是音译问题。附会的方法是选择那些没有意义但是发音相近的字“而附会之”，即给予新的外来义；还音是对那些“凡译意则遗词，译表则失里”的词采用音译；两合则是用两个汉字的合音接近外语的发音。黄遵宪所举的例子均采自佛典翻译。
黄遵宪关于“嗹语”的议论值得格外注意，“嗹语”的原义是联绵字，但在此是创造复合词。黄说：“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故不得不用嗹语。佛经中论德如慈悲，论学如因明，述事如唐捐，本系不相比附之字，今则沿习而用之，忘为强凑矣。”所谓“强凑”的观点在当时似较普遍，如严复说：
按宪法二字连用，古所无有。以吾国训诂言仲尼宪章文武，注家云宪章者近守具法，可知宪即是法，二字连用，于辞为赘。今日新名词，由日本稗贩而来者，每多此病。 [78]
而吴稚晖则不同意“强凑”之说：
和训之字，本用假名。动状各词，大都不用汉文。用汉文者，惟双迭之词，有如“提挈”“经验”“繁华”“简单”之类耳（双迭之动状词，汉人习焉不察，仅目之为掉文而已）。其实有时非双用不能达意。即此可见名词固不能专用单息拉勃矣（息拉勃=音节——引者注）。而动状等词，亦未尝能止用单息拉勃也。又日本新学词头，采用欧书者，近二十年之所增添，大都不喜译意，而用假名译音。 [79]
即吴稚晖认为名词不能只用单音节形式，这是因为“有时非双用不能达意”；动词、形容词也不能只用单音节形式，但是对此吴氏没有说明理由。王国维也意识到了中日（实际上是严复的译词）译词创造上的重大不同之处，“日本人多用双字，其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所以“创造之语之难解，其与日本已定之语相去又几何哉”。 [80] 关于双音节译词的问题，胡以鲁引用荀子所谓“参而成文，名之丽也”的主张，指出在没有可以利用的固有语词时，应该“以多音节复合词的形式创造译词”。胡的观点是与王国维相同的。 [81] 黄遵宪的这封信显然是在看过严复在《新民丛报》上给梁启超的那封信之后写的。严复是否回复、如何回复都不得而知。
《原富》以后，严复继续翻译了《群学肄言》（1903）、《穆勒名学》（1903）、《群己权界论》（1903）、《社会通诠》（1903）、《法意》（1904～1909）、《名学浅说》（1909）。翻译的方法和使用的译词都发生了变化。因为汉语本身已经踏上了“国语化”的“天演”路程，严复无法完全置身这种变化之外。就严复后来的文章（包括译著）而言，文体上的变化并不显著，但新词的增加，尤其是日本借词的采用却是引人注目的。 [82]
黄遵宪称严复是学界的“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实众人之所归望者也”，对严复的影响力寄予极高的期待。1909年严复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这是他在译名方面施展抱负的绝好机会，他也确实做了极大的努力。 [83] 但是，最终归于失败。 [84]
无论是文体也好，译名也好，时代所呼唤的新“国语”走上了一条与严译背道而驰的路。今天我们探讨这段历史时，严复及其一系列译著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它引导我们从相反的角度思考近代新词、译词的产生与汉语自身的近代演进过程。
[1] 参看本书“语言接触编”第二章。
[2] 严复说：“方今欧说东渐，上自政法，下逮虫鱼，言教育者皆以必用国文为不刊之宗旨。”《严复致伍光建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86页。
[3] 关于严复何时开始翻译《天演论》、何时译了似乎还有争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严复在1895年春的文章中谈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些主要观点［《论世变之亟》（1895年2月4～5日）；《原强》（1895年3月4～9日）］，但是《天演论》的主要译词，如“物竞”“天择”“天演”却没有在这时出现。《原强》中的“争自存”“遗宜种”在《〈原强〉修订稿》（至迟1896年10月）中分别发展成“物竞”“天择”，并增加了“天演”一词。译词的发展应该与《天演论》的翻译同步。
[4] 《侯官严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546页。
[5] 《侯官严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547页。
[6]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第186页。
[7] 《侯官严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548页。对于严复翻译的动机有很多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严复一直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心态。
[8]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79页收录的文章作于1896年4月之前。
[9] 《论世变之亟》（1895年2月）中有“自由”“平等”；《原强》（1895年3月）中可见自然、宗旨、群学、数学、名学、力学、质学、化学、生物、生学、心学、自由、平等、自主、原质、进化、自治、民主、理财、议院等词语。可见严复为翻译做了准备，对该学科的发展极为关心，进行了跟踪。也许我们要问，如果没有甲午战败，严复是否也会翻译《天演论》？
[10] 梁启超：《介绍新著》，《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第114页。吴汝纶也在1898年3月20日致严复的信中说：“其能熔中西为一冶者，独执事一人而已。”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561页。
[11] 严复说对于斯宾塞的书“读其书者，非于天地人、动植、性理、形气、名数诸学尝所从事，必不知其为何语也”。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92页。
[12] 例如严复在谈到1898年英语翻译的情况时说：“方今谈洋务者如林，而译手真者最不易觏。支那境内，以仆所知者言之，屈指不能尽手。”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08页。
[13] 严复说：“曩闻友人言，已译之书，如《谭天》，如《万国公法》，如《富国策》，皆纰谬层出，开卷即见。”《论译才之难》，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90～91页。
[14] 《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序，1902。
[15] 由谢洪赉负责编辑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是以日本井上哲次郎的《英华字典》为底本的。而井上的字典则是来华传教士罗存德的《英华字典》的日本改编增订本。井上在改订时加入了6000个以上的新词。
[16] 沈苏儒说：“在他拿起《天演论》来翻译的时候，除了‘之乎者也’的古文以外，他还能有什么别的文字工具？”《论信达雅》，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第942页；而黄克武则指出，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从事翻译工作时，在文字上主要有四种选择：一是讲究文藻华丽与对仗工整的骈文；一是科举考试用的八股文；一是从曾国藩（1811～1872）开始，上承唐宋八大家的“桐城-湘乡派古文”，或称桐城派古文；一是刘鹗（1857～1909）、李伯元（1867～1906）、吴趼人（1866～1910）等人在撰写小说时所用的白话文。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71页。
[17] 《时务报》于1896年秋创刊，为梁提供了新文体的试验场。
[18] 《吴汝纶致严复书（二）》，丁酉二月初七日（1897年3月9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560页。
[19] 內田慶市『近代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触の研究』関西大学出版部、2001、145～164頁。
[20]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20页。
[21] 吴汝纶：《〈天演论〉吴序》，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317页。
[22] 吴汝纶在给友人的信中还说：“《天演论》亦拟排日付印。几道欲某代为销售，近日阅报者尚不能多，又阅者未必深通中国古学，不过略猎书史，得《时务报》已拍案惊奇，如几道之《天演论》，则恐‘大声不入俚耳’。”《答吕秋樵》（戊戌正月廿日），《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第181页。
[23] 吴汝纶：《〈天演论〉吴序》，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319页。
[24] 严复说：“是译与《天演论》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01页。
[25] 《与吴汝纶书（二）》，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22页。
[26] 《吴汝纶致严复书（五）》，己亥正月三十日（1899年3月11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563页。
[27] 清末统治文坛的桐城派，对“阑入之词”历来就极为挑剔。“方苞尝语沈廷芳：古文中不可有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又答程夔州书云：传记用佛氏语则不雅，即宋五子讲学口语，亦不可入散体文。”“曾国藩谓康熙雍正间，号为古文家者虽多……以方苞之文最为无颣。”（叶龙：《桐城派文学史》，香港龙门书店，1975，第9～10页）
[28] 吴汝纶：《〈天演论〉吴序》，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319页。
[29] 关于这段话笔者与翻译研究家的解释有所不同。笔者基本认为，严复的“信达雅”与其说是一个永恒的翻译论的命题，毋宁说是1895年《天演论》翻译的“个案”。讨论的是中英间句子形式对应（即忠实于原文句子形式）、译词（概念的等义传达）、受众（可接受的文体）等问题。
[30] 关于汉语欧化文体的研究，有王力《汉语史稿》、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等。但是均未论及定语修饰问题。
[31] 汉语翻译其他语文时也遇到了定语的问题，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刑法志》。参见本书“词汇交流编”第一章。现代汉语的定语修饰功能有了改善，如使用介词“对”将宾语提前，用代动词“进行”“加以”等使宾语可接受较长的修饰成分等。
[32] 《〈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序》（1911），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第277页。笔者对严复这段话的理解是：译词必须能表达、传递外域的概念，是翻译的前提，没有译词也就没有翻译，所以称为“权舆”；同时，译词（即命名一个新概念）又必须有理据，能“望文生义”，为此必须抓住事物的特征，这样才能便于记忆，意义明白，一目了然。译词是译文的落脚之处，是归宿，不懂译词就读不懂译文。
[33] 《尊疑先生复简》，《新民丛报》第12号，1902年；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18页。
[34] 以上均引自《与梁启超书三》，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18～519页。
[35] 《尊疑先生复简》，《新民丛报》第12号，1902年；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19页。
[36]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26页。
[37] 这种方法在严复研究中被称为“格义”与“会通”。参见韩江洪《严复话语系统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163、165页。
[38]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32～133页。
[39]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33页。
[40] 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严译名著丛刊”时加了大量注释帮助读者理解，见该丛刊前言。
[41]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第239页。
[42]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33页。
[43] 参见本书“语言接触编”第三章。
[44] 《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28页。
[45] 《〈翻译名义〉序》，《四部丛刊·翻译名义集》。
[46] 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说：“又全书翻音不译义之字，须依来教，作一备检，方便来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37页。可知出版社对严复的译文提出了修改的要求。
[47] 在给亲友的私人信件上，严复说得就更不客气了。如《与熊季廉书七》：“至一切新学，则不求诸西而求于东。东人之子来者如鲫，而大抵皆滥竽高门，志在求食者也。吾不知张南皮辈率天下以从事于东文，究竟舍吴敬恒、孙揆陶等之骄嚣有何所得也？”（林载爵主编《严复合集》第5册，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第19页。该信写于1902年）《与熊季廉书八》：“上海所卖新翻东文书，猥聚如粪壤。但立新名于报端，作数行告白，在可解不可解间，便得利市三倍。此支那学界近况也。”（林载爵主编《严复合集》第5册，第22页。该信写于1903年）《与曹典球书三》：“大抵翻译之事，从其原文本书下手者，已隔一尘，若数转为译，则源远益分，未必不害，故不敢也。颇怪近世人争趋东学，往往入者主之，则以谓实胜西学。通商大埠广告所列，大抵皆从东文来。夫以华人而从东文求西学，谓之慰情胜无，犹有说也；至谓胜其原本之睹，此何异睹西子于图画，而以为美于真形者乎？俗说之悖常如此矣！”（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67页。该信写于1905年）《与熊纯如书八》：“方今吾国教育机关，以涉学之人浮慕东制，致枵窳不可收拾。”（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607页。该信写于1912年）
[48]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61页。该文写于1902年5月。
[49]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26页。
[50] 参见本书“词汇交流编”第二章。
[51] 上引文第一句中的第五书即The Principles of Ethics ，今译《伦理学原理》。可知严复试图用“道德”来表示ethics的意义。
[52]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6页。
[53]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0页。
[54]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91～92页。
[55] 《政治讲义》，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252页。
[56] 罗志田指出：“严复在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成《天演论》时，已对原著进行了删节，赫胥黎主张以人伦准则约束人的自然发展这一重要观念就已被严复大量删去。”《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第238页。
[57] 《〈原强〉修订稿》，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26页。
[58] 《救亡决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48页。
[59]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65、95页。
[60] 《吴汝纶致严复书三》（1898年3月20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562页。
[61]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97页。该文写于1901年9月。
[62] 《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第113～115页。
[63] 《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第113～115页。
[64] 《新民丛报》第3号，1902年，第101～102页。
[65] 《新民丛报》第3号，1902年，第101～102页。
[66] 《与梁启超书二》，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17～518页。此信作于壬寅（1902年）三月。
[67] 《新民丛报》第8号，1902年，第97～98页。
[68] 动宾结构的复合词不易转变成体词。
[69] 《新民丛报》第8号，1902年，第98～99页。
[70]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18页。
[71] 《新民丛报》第11号，1902年，第89～90页。
[72] 严译之难读、难懂在当时就已是事实。例如，夏曾佑说：“《原富》前日全书出版，昨已卖罄，然解者绝少，不过案头置一编以立懂于新学场也。”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574页。对大多数人来说严译不是知识的传媒而只是一种文化符号。
[73]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35页。
[74]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51页。该信写于1902年春。
[75]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571～1573页。
[76] 高凤谦也说：“十三经字数不过五千余，至许氏说文则九千余，流衍以及本朝之《康熙字典》，竟增至四万余。然则《说文》《字典》所采新字为经传所未见者，遽谓之非先王之法，言得乎？”《论保存国粹》，《教育杂志》第7期，1910年，第79～80页。
[77] 关于文体，黄遵宪主要提出了一些技术上的建议，如改行，使用括号、序号、图表，加注释等。但是同时针对严复“文界无革命”的主张，明确指出：文体是需要改革的。“如《四十二章经》，旧体也。自鸠摩罗什辈出，而行矣。本朝之文书，元明以后之演义，皆旧体所无也。而人人遵用之而乐观之。文字一道，至于人人遵用之乐观之足矣。”
[78]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第238页。
[79] 燃（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新世纪》第101～103期，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0，第473页。
[80]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第96号，1905年，收入《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安文集》，上海古籍书店，1983，第97～100页。
[81] 沈国威：《译词与借词—重读胡以鲁〈论译名〉》，『或問』9号、2005年。所谓“强凑”是指汉语中的并列造词格，即由两个近义（同训）或反义的语素构成复合词。论者多注意意义的“精密性”，其实，并列格复合词中的语素并不都对词义的精密性做出贡献，也就是说之所以要用两个语素并不是词义上的要求，而是韵律或词性转换上的必需（并列格的复合词可以较容易地转变为体词性）。并列词格是现代汉语词汇体系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具有很强的能产性。
[82] 朱京伟：《严复译著中的新造词和日语借词》，《人文论丛》2008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83] 参见本书“词汇交流编”第四章。
[84] 黄克武：《新名词之战：清末严复译语与和制汉语的竞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2期，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