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本的近代汉字新词创制
一 近代日本的学术语言
日本古无文字，早在汉代或者更早的时期汉字就已经随中国的典籍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其后经过几个世纪的吸收，汉字汉文成为日本统治阶级的阅读语言和书写语言。同时，日本又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假名，获得了记录日本固有语言的手段。日本的文章体裁“文体”主要有以下几种。
汉文体 即语法、词汇均以中国的典籍为轨范的文章。为了方便日本读者阅读汉文，通常加上表示词序的“训点”和表示形态变化的词尾，这种文体兴起于4世纪下半叶。
和文体 即使用假名、按照日语语法撰写的文章体裁，主要用于和文和歌等传统文学作品，著名的《源氏物语》（11世纪）是其代表性作品。8世纪下半叶起逐渐形成，使用者以女性为主。
侯文体 江户时代信函等社交性文章的文体。使用者为男性，助词、形式动词等为日语固有成分，表实质概念的词语多为汉字词。
汉文训读文体 即汉文直译式的文体。汉文的词序调整为日语的词序，添加帮助理解词义的假名。这是接受、吸收中国典籍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阅读、撰写汉文式文章的技术。与“侯文体”的私人属性不同，“汉文训读文体”主要用于正式的或学术性的文章，直至20世纪初，还是翻译文章的标准文体。
和汉混淆文体 即在日语语法的框架下混合使用日本固有词语和中国典籍中的汉字词的文章体裁。镰仓时代（1185～1333）广泛用于军记物语，至室町时代（1336～1573）成为男性使用的主要文体。这种文体的基本特征是：汉字以“音读”（即根据古汉语发音形成的日本式汉字读音）的形式表达来自中国的或抽象性的概念；以“训读”（与汉字意义相对应的日语译义）的形式表达日本固有的、日常性的概念。和汉混淆体是现代日语主要的文章形式。
在江户时代（1603～1868），和汉混淆文体还没有获得学术语言的地位，正式的文章使用“汉文”，或“汉文训读文”。江户时代中期，通过荷兰书籍吸收新知识的“兰学”兴起，在兰学书翻译的过程中，汉文汉字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表1为主要兰学书的语言、文体使用概况。
表1 江户时代主要兰学书的语言、文体使用概况
由表1可知，汉文及汉文训读文是兰学主要的翻译语言。以《解体新书》为例，译者之一杉田玄白（1733～1817）在解释为何以汉文翻译此书时说：“世界分为四，一为亚洲，二为非洲，三为欧洲，四为美洲。日本、中国、朝鲜、琉球等属亚洲，虽语言不同，但书则通文。用汉文撰写，可通诸国。” [1] 又说“窃思是书或有幸传至中国，为其时着想，遂以汉文译出。日本人可用假名阅读”。 [2] 《解体新书》在当时是否有走出国境的可能性暂且不论，杉田的言说至少传递了这样的消息：汉文被认为是东亚的共同语；日本当时有两种读者群，即能直接阅读汉文的上层知识分子，如幕府的官员等和必须借助于训点符号才能阅读的下层知识分子。后者人数众多，他们的阅读需求促成了汉文训读文体向和汉混淆文体的转变。例如，《增补重订内科撰要》使用了汉文训读文体，著者在序中说：“（《西说内科撰要》）然其文义渊邃，议论艰深，初学之辈，难遽窥其微旨，探其赜趣亦属不易。故晚年更加重订，文章务以平直为要。”《气海观澜》原为汉文，增订为《气海观澜广义》时，增订者说：“将此译成汉文，或误其义，故今以国语 [3] 连缀成篇，务求易解。”
直到明治（1868～1912）初期为止，学术书、翻译书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用汉文体或汉文直译文体（即汉文训读文）撰写的。汉文在明治17、18年达到顶盛，以后渐渐衰退。明治维新以后，在针对一般民众（妇女儿童）的汉字教育受到极大重视的同时，政府的法令、启蒙家的文章逐渐向和汉混淆文体过渡，最终取代了汉文直译文体。
日本学术语言的这种转变得益于大量的汉字复合词（包括译词、新词、科技术语）的出现。日语文体上的区别明显表现在使用词汇的不同上。与和文体相比，和汉混淆文体在词汇上的特点是使用汉字词表示实质性的概念。汉字词主要来自中国的典籍这一点毋庸赘言，但是在汉字传入日本后的漫长历史中，是否产生了日本独自创造的汉字词？如果有，那么日本利用汉字创造新词始于何时，具体成果如何？对这些问题我们大致可以做出如下的回答：从上古汉籍传入到江户时代为止的漫长岁月是日本的汉字接受、渗透、普及和定型的时期，虽然不能完全否认新造汉字词的可能性，但是，从总体来说，即无论是从量上看还是从质上看，汉字新词的出现应该被当作一种个别的、偶发的事件。新词的产生不是由于有意识的创造，而是由于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发音、书写、意义等层面的“异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误用”）。日语词汇史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在“和制汉字词”之前曾有一个漫长的“异变汉字词”的过程。 [4]
但是，进入江户时代（日本亦称之为“近世”）以后，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幕府文教政策的核心是积极推行宋明理学，朱熹等儒家的著作和其他中国的典籍成为官学、私学的主要学习内容。同时，随着町人（市民阶层）社会的发展、成熟，中国宋代以来的白话小说成为一般民众的消遣读物，获得了大批的读者。尽管这些小说经过了翻译，但是其中仍然包含大量的生硬的汉字词语。总之，上述情况下的汉字词汇使用主要侧重于“接受”而不是“产出”。例如，在谈论宋明理学时，儒家著作中的语词就已经足够使用，并不需要重新创造词语。汉字新词产生的契机主要在于江户中期以后的兰学兴起。当然，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学术背景：中国的典籍是日本各类教育机关主要的学习内容，汉字汉文是正式的文字和文章体裁。这些都加速了汉字的世俗化进程，使误用、「嵌字」（即通假字）大量发生。日本制汉字词的出现和这种语言使用背景是密切相关的。朱子学、阳明学等宋明理学，即使对其内容的先进性与影响的程度我们可以有种种不同见解，但是，儒学的容受使汉文汉字成为学术语言这一事实也是不可否认的。其一部分术语，如“理学”“究理”“穷理”等后来曾短时期被用来表示来自西方的新概念。 [5] 汉字以及汉字词在日本语言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
那么，日本从何时起开始有意识地创制汉字新词，其新词创制的方法如何？本章将以上述两点为主线，以《解体新书》和《重订解体新书》为基本资料，探讨日本兰学的汉字译词创制的原则、方法， [6] 以及对明治以后的影响等。
二 日本的“兰学”与“翻译”
1603年德川家康于江户建立幕府，号令全国以后，采取了严格的禁教、锁国政策。对外贸易限于中国与荷兰，海外的新信息、新知识等也只能从上述两国获得。直到1720年（享保五年），注重实学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1）放宽了对图书进口的限制，海外新知识的传入才有了一定的进展。德川吉宗于1740年命令本草学家、医生野吕元丈（1694～1761）和儒学家青木昆阳（1698～1769）学习荷兰语，试图通过荷兰的书籍了解世界大势，吸收西方的新知识。两人均学有所成，野吕根据兰书撰述《阿兰陀禽兽虫鱼图和解》（1741）、《阿兰陀本草和解》（1741～1750）；青木则撰述《和兰文字略考》（1746前后），三书遂成为日本兰学之滥觞。野吕书名中的“和解”意为用日语解释外语的大意，故野吕等的书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只能算是译述。第一本真正的荷兰翻译书是1744年出版的解剖书《解体新书》。 [7]
《解体新书》与野吕元丈等的著述不同，系用古典汉文译出。这本书的翻译和获准公开刊行是日本学术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其意义不仅在于向日本介绍了构成西方医学主要基础的解剖学知识，更在于日本人第一次有意识地实践了“翻译”这一异质文化之间书面语言层面上的知识交流方法。自此以降，日本学界得以从汉字圈以外的地区、汉字以外的媒体直接汲取新的知识。 [8]
对“翻译”一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过的事实，日本的兰学家们是完全不陌生的。大槻玄泽（1757～1827）在《重订解体新书》（1798成，1826刊）中写道：
按汉土云译之义，极旧矣。其名出于《礼记·王制》。其注说曰译，音亦，传夷夏之言，而转告之也。又译陈也，陈内外之言。又译释也，犹言誊，谓以彼言语相誊释而通之也。又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云。即为达异方之志之官，北曰译，东曰寄，南曰象，西曰狄鞮，而四边异其名也。但至后，则四方共通称曰译也，是本为通士舌人之事也。盖汉唐翻译异方之书，则始于翻西竺佛典。按《名义集》曰翻译梵天之语。转为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同云。 [9]
由此可知《翻译名义集》卷首的“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的观点是日本兰学家们理解“翻译”的基础。 [10] 而对于日本是否存在“翻译”，大槻则指出：
中古以降，汉学之入于我，其文字则以国语读书，号曰和训。物子曰，取诸训诂之义，其实则译也。而人不知其为译矣。和训与译，无差别。又邦人以和语为汉文，亦称译文。又后世谓某书谚解，亦译文之类欤。 [11]
大槻这段文字来自荻生徂徕。徂徕在《译文筌蹄》（1715）卷首说：“此方学者，以方言读书，号曰和训。取诸训诂之义，其实译也，而人不知其为译矣。”“以方言读书”即指用日语解读汉籍。又说“曰和训，曰译，无甚差别”。 [12] 徂徕的“和训”是指日本人阅读汉语典籍的一种特殊方法「読み下し」（读下）。“读下”是日本在吸收汉字、汉文过程中创造的汉文直读的方法。“读下”只对语序做一些调整，最大限度地利用原文中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与“读下”相反的过程，即用和训的方法撰写汉文的过程称为「書き下し」（书下）。大槻所说的“邦人以和语为汉文”，即日本人用「書き下し」的方法撰写汉文调的文章，这样的文章也被称为“译文”。同时，后世所谓的“某书谚解”（即通俗性的解释），也属于译文之类。虽然和训的实质就是译，但是当时的日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日本在接受汉文化时，没有固有的文字做媒介，故“人不知其为译”。 [13] 将汉字作为表音的符号（即所谓“万叶假名”）使用，或以后用假名记录的文章最终只能算俗解，而不是正式的文章。日本关于“翻译”这一概念的确立也因此受到影响。 [14] 徂徕认为和训既有“一读便解”的好处，但是同时又“虽若可通，实为牵强”，“皆似隔靴搔痒”。就是说，汉文功底差的人也可以读懂经过和训的文章，但是，在对原文的理解上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某种隔阂。
《解体新书》是日本人第一次体验将一种文字转变成另一种文字的真正的“翻译”。大槻在《重订解体新书》中反复强调：“吾党方今以汉语翻译异方殊域之书册，当以斯编（即《解体新书》—引者注）为草创也。” [15] “本朝西洋医书翻译之业以本篇为权舆。” [16] 对于中土之译佛经与日本兰学家译西方医书两者的不同之处，大槻指出：
但如彼梵汉译文，则教化济度之经典，多则心法性情上之事，而不系于吾日用切近、病厄医疗之要也。然是当时名僧学士之所为，要不令失彼真义之精力，何其可企及哉。 [17]
即一为“教化济度”的形上之学，一为“日用切近”的实用之学。对于中国的译经，大槻感叹道，“是当时名僧学士之所为，要不令失彼真义之精力，何其可企及哉”。但是对于明末清初的西书翻译，大槻则说：
又挽近天文星历之诸术，取西洋所说之诸编，而成者殊伙。闻是召洋人于本地，传译笔录，以所纂修云。亦是异于吾辈之直就彼邦书横文抗颜强译者也。 [18]
中国的翻译方式是西洋人口述，中国人笔录，而日本则是“直就彼邦横文抗颜强译”。前者“本所取于重译，而非直就彼书译之者，则未免隔一层而观焉”； [19] 后者“以直从事翻译，故东西万里，而得与西哲交臂讨论于一堂上”。 [20] 大槻玄泽一语道破汉译西书和兰学翻译在方法上的不同，这种差异一直影响整个19世纪两国容受西学的程度。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直接翻译西方的解剖书困难重重。《解体新书》的译者杉田玄白将之比喻为“没有桨舵的船在汪洋大海上航行”； [21] 大槻玄泽也说：
（西译汉书）皆自非笃学高才之名士所不能也。今吾辈以不敏无学，不娴汉文，换易彼异言横文，欲新为誊释，则所不可敢当其任也。然僻其所好，自不顾固陋，勉焉从事于此而已。然则条条件件，不免多难通者必也矣。 [22]
尽管“不敏无学，不娴汉文”，兰学家们仍然是“不顾固陋，勉焉从事于此”。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中国医籍中的很多记述“穿凿附会，牵强疏卤”，离事实太远。
日本的兰学翻译从《解体新书》刊行的1774年算起，到中国的汉译西书可以自由输入日本的1860年前后止，进行了80余年。在这一时期兰学家们的译词创制在医学、植物学、化学、军事学等方面大有收获。我们将在下一节里对《解体新书》开始的兰学译词创造做一些深入的讨论。
三 从《解体新书》到《重订解体新书》
如上所述，杉田玄白等人首次尝试用一种他们熟悉的外语去翻译另一种他们不熟悉的外语，内容则是与中医大相径庭的西方医学。
《解体新书》（安永三年，1774）正文四卷，附图一卷，德语原著书名Anatomische Tabellen （1722），翻译底本荷兰语书名Ontleedkundige Tafelen （1734）。该书用汉文撰写，但是加有日语独自的阅读符号“训点”。由此可知，译者是预设了两个读者层的，即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汉学素养较高的读者和日本社会的一般读者。后者主要是在日本各地从事医疗工作的中医医生和下层知识分子。他们中有一些人在阅读完全用古汉语撰写的书籍时需要借助“训点”加深理解。在翻译过程中始终困扰着杉田等的就是术语问题。《解体新书》卷一第二编“形体名目篇”和第三编“格致篇”即对解剖学术语加以界定和解释的部分。其体例如下（方括号中为双行夹注，下同）：
形体名目篇：小腹者，谓脐部下也。其两边，谓之意利亚［罗甸］。
格致篇：一 苛势验［此翻络］，其形细微而如丝，是经脉之别支也，所在有之。
即，译者在“形体名目篇”中首先界定了“小腹”的解剖学上的含义，然后用汉字标出了拉丁语的发音。而在“格致篇”中则是原语词的汉字标音“苛势验”在前，释义在后， [23] 译者并特意在夹注中指出将“苛势验”译成“络”。这样，外语的原词和汉字的译词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着紧张的对峙关系。“格致篇”的方式，即以汉字间接标出外语的发音，然后给出译词是兰学书里一般的方式。之所以称之为“间接”，是因为正文只能使用汉字，汉字的具体发音只能用假名标示出来。远离江户的藩医建部清庵（由正）在1773年写给杉田玄白的信中说：萩野（元凯）氏所著《刺络编》（1771）中有“和兰针法要术”的内容，在蛮名（外语名称）旁加读音假名，其间注有汉名，重译烦累，难见其要；如全用汉名，蛮名悉集于卷末，类似《翻译名义集》者，则针法要术必将更易懂，更方便。 [24] 《刺络编》正文中的术语都用音译汉字，如“一名蒲儿乌笃亚垤儿/蒲儿乌笃又言蒲罗乌笃，译言血/。”（//内为夹注）极不便于阅读。杉田玄白在回信中肯定了建部的建议，告诉他：《解体新书》也想了各种方法，对许多中国医学不存在的概念，择其重要者辑入第三编集中解释。 [25]
尽管“形体名目”“格致”两篇所涉及的术语不多，释义也极为简单， [26] 但正是在这种外语和译词的一一对应过程中，兰学家们明确意识到“翻译之法”，即译词创制的问题。杉田在给建部清庵的信中就已经提到“对译、义译、直译”三种译词创制法，在《解体新书》的凡例中又进一步对此加以归纳。杉田玄白写道：
译有三等，一曰翻译，二曰义译，三曰直译。如和兰呼曰偭题验者即骨也，则译曰骨，翻译是也。又如呼曰加蜡假偭者，谓骨而软者也；加蜡假者，谓如鼠啮器音然也，盖取义于脆软；偭者偭题验之略语也，则译曰软骨，义译是也。又如呼曰机里尔者，无语可当，无义可解，则译曰机里尔，直译是也。
兰学翻译群体中所实行的“翻译、义译、直译”的译词创制三法首次公之于众。虽然这只是初步的总结，文中的“等”字是仅仅表示类别，还是含有次第的意思也不很明确，但是对其后兰学的翻译实践影响极大。 [27]
《解体新书》出版后，杉田玄白将该书的修订工作交给了自己的弟子大槻玄泽进行。 [28] 大槻遵照师命对《解体新书》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工作于1798年初步完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刊行。1817年杉田玄白去世，1826年修订本出版，书名为《重订解体新书》。全书包括卷首共13册，另附铜版画1册，版本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册卷首，含“《重订解体新书》序”，清庵健部由水识，1822年春；“《重订解体新书》附言”，大槻玄泽识，1798年春；“旧刻《解体新书》序”，吉利雄永章撰，1773年春；“旧刻《解体新书》凡例”，杉田玄白识，1772年秋，该文后有一段杉田玄白写于1798年夏的“再识”。 [29]
第二至五册即卷一至卷四，为正文，与旧刻《解体新书》相对应，是大槻玄泽改译修订的部分。
第六至十一册即卷五至卷十，为《名义解》，是对正文内术语加以解释的部分，在体例上参考了中国的《翻译名义集》。将术语收集一处作《名义解》，这本是建部清庵在给杉田玄白的信中的提议，多年后由他本人的弟子大槻玄泽完成了。《名义解》中还包含原书的注释（书中标为“注证”）和征引其他西方医书，中国的汉译西书、中医书的内容。第五册的书名签上为“重订解体新书 卷一名义解上 卷之五”，从卷数重起这一点看，《名义解》很有可能是作为另外一种单行本而准备的。 [30] 扉页书名签为“翻译新定名义解”，并指示读者“读本编者每篇宜与斯编参考”，即阅读正文时应与《名义解》有关部分互参。对于《名义解》的缘起，大槻玄泽在卷五开头写道：
今所传译，务欲名义之妥当于原称，不能以不私造语新制字以译定。 [31] 所谓“肫”“腟”“摄护”，或“解体”“神经”“滤胞”之类皆是也。因作翻译《名义解》，附之本编，使览者知有其名义所由本矣。
《名义解》六卷几占全书2/3，共收录术语350余条，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修订。大槻的工作使《重订解体新书》成为一本对西方解剖学概念进行全面介绍的新著。《名义解》的体例如下所示，首先列举词条，词条下以夹注形式标明造词种类：直译、义译、对译；方框内是原词发音的汉字转写，汉字右侧标有注音的片假名。原词拉丁语在前，荷兰语在后。接下来是译词形成的理据，或解剖学术语、概念等的说明。
软骨 ［义译］ ［罗］ ［兰］。按 者，即谓啮细脆骨者之声，转为脆软之义。（夹注略） 者 之下略，即骨也，因译曰软骨。（下略） [32]
（下略）部分是关于软骨的形状、功能等的长达两页的详细说明。原词列出了拉丁语和荷兰语汉字音转写，并对荷兰语（也有一些词条中对拉丁语）的原词进行了语素层次上的分析。由此可知，兰学家们的外语知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第十二至十三册是卷十一、十二，为“附录”，分上下两部分。这部分记录了大槻玄泽关于东西方医学的见解和翻译的心得与杂感。此两卷写于正文等修订完成至全书公开刊行的1798～1826年。
《重订解体新书》卷首中的旧刻序和旧刻凡例与1774年的初版序、凡例相比均有较大的改动，其中关于译词创制部分的原文如下（请与前引初版凡例比较）：
译例有三等，曰直译，曰义译，曰对译。今举其一二言之。蓁牒冷，即骨也。译曰骨，直译是也。泄奴，即神液通流之经也。译曰神经，义译是也。吉离卢，无名可充，义可取，乃音译曰吉离卢，对译是也。其对译之字音，皆用抗州音（即杭州——引者注），亦唯在仿佛之间耳。地名则袭用既经汉译者。虽有其未妥当者，姑从之，不复改正。若夫未经汉译者，则照例以填字音。
而在卷五名义解的开头，大槻玄泽再次对译词创制的原则方法做了阐述，他写道：
凡本编所载，其物其名，皆由解体实测而所创定也。故我邦及汉土，古今未说及者居多，虽则有说及者，形状主用大差者，亦不鲜矣。于是不能以其物为其物，以其名为其名，遂私立种种译例以从事。所谓直译、义译、对译是也。即译协卢僧曰脑，译法卢多曰心之类，谓之直译。译泄奴曰神经，译吉离卢曰滤胞之类，谓之义译。直曰劫业卢曰蛤瓦杌之类，谓之对译［又谓之音译］（夹注略）。三译者效浮屠氏译经旧例矣。 [33]
从《解体新书》凡例，到《重订解体新书》的旧刻凡例，再到《名义解》，有关记述的变迁反映了兰学家们对译词创制方法认识的深化。下面我们对《解体新书》《重订解体新书》两书的译词创制做一些具体的分析。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先将译词创制方法记述的演变整理如下。
表2 译词创制法术语演变一览
表2 译词创制法术语演变一览-续表
关于译词创制的方法，《兰学事始》（1815年成）中也有相类似的记述，应是兰学家的共识。下面我们逐条进行分析。
（一）“翻译”
《和兰医事问答》中的“对译”和《解体新书》中的“翻译”在《重订解体新书》中被改称“直译”。该术语指的是这样一种语言创造行为：使用已有的汉字词直接去译外语的词，通过这样的工作使两者之间建立“等值关系”。所谓已有的汉字词即存在于各类中国典籍，特别是医学典籍中的词语。使用已有的汉字词是兰学家进行“翻译”的基本原则，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译文的权威性及中西医学之间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传统与所处时代之间的）知识传承性。“翻译”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状态。译者们还常常在译文中标注出某一个译词在中国典籍中的出处。由此我们可知，杉田玄白等的“翻译”是一个译词选择的问题，这里还不存在第一次创造，即造词的活动。
《重订解体新书·名义解》中共列出“翻译（直译）”词一百余条， [34] 兹举例若干如下：
颔 胸 膜 水脉 血液 蒸气 汗孔 骨骸 舌骨 肋骨
肺 表皮 脂肪 眼珠 门脉 食道 肠隔 胎子 卵巢 胞衣
单音节词因为不存在复合造词的问题，所以都是“翻译”词， [35] 双音节词如果取自中国的典籍亦同。但是书中有一个词例外，即“海绵”。大槻玄泽在这条词下标出“直译邦名”。也就是说，不是用中国典籍中的词语，而是用日语固有词去翻译荷兰语。四面环海的日本对于海绵这种海洋生物应不陌生，但是日本江户以前的文献中不见“海绵”的用例。在《解体新书》中这种生物被音译为“私奔牛私”，夹注则解释为“形如绵絮，有针眼，其色黄，吾邦呼云海绵或吸水”。“海绵”二字旁加有训读片假名「ウミワタ」，这表明该词是一个日语的固有词。“海绵”作为正式译名首见于《重订解体新书》，而中国的典籍中没有“海绵”的用例，《汉语大词典》（1994）、《辞源》（2015）均不收此词。
然而，使用已有词语进行的“翻译”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一些问题。供兰学家们选择的词语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医学术语，但是中医、西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基本原理、术语都不尽相同。用中医的术语套用西方的概念无异于削足适履，相舛之处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一些表面上相同的名称，所指的实质也有很大的差别。杉田玄白在《解体新书》的凡例中说“汉说之所可采者，则不过十之一耳”。大槻玄泽在《名义解》中也开宗明义地说：“我邦及汉土，古今未说及者居多。虽者有说及者，形状主用大差者，亦不鲜矣。于是不能以其物为其物，以其名为其名。”这样的情况在《重订解体新书》中比比皆是，试举几个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腰 ……按汉所谓腰者，泛并腰椎下荐骨部分以称之……与和兰所谓 ［腰也］义差异也。本篇译曰腰者效此。 [36]
脂肪 ……按汉所谓脂肪，或脂，或散，或肥白，或肥白油，皆于禽兽称之耳。未说人身具此物也。今姑假译曰脂肪也。 [37]
脾 ……按汉所说脾脏是也。如其本质官能则迥异也……［汉医的脾开窍于口云云］是皆臆想妄诞，固无足取者。今不问其本质官能，姑假其字译云尔。 [38]
即中医的“腰”“脂肪”“脾”所指称的器官、生理功能都与西医不同，译者不过是“不问其本质官能，姑假其字”，暂借旧名称翻译新概念而已。对于这种做法，杉田玄白在《兰学事始》中做了如下的辩解：
了解解剖的知识，以为医疗之帮助，此为翻译本书之初衷。因此尽快译出，明白易懂，使人了解西医之大概，与自己已知的医术相比较，尽快掌握西方的新知识，这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为此，在翻译中尽量采用了中国人所使用的旧名称。但是，中医的命名和西方称呼，所指多有差异，实难定夺。几经思虑，我辈所为乃属开创，遂决定以易懂为要义，创制译名。 [39]
大槻玄泽也指出：
上古邈矣，自中世传汉唐医籍而法其古训，以其方术，行于世者，殆一千有余年也。但前哲所建，人身诸器，命名之义，其所据今较诸实测所定之名称，则大异小同，多有不可相当者。方今吾辈之创此业也，聊以在欲补订所其未备，是以此所译定内景名物，汉人所未说，而不可以汉名直译者，皆出于新译。然吾侪苟业医，从来奉汉唐方法，均是熏陶其诸说者也。而今更创新译之业，专欲补其阙，则岂悉废其旧为得耶。然若其名物，逐一从彼原称下译，则观者不唯不得遽辨识之，又为可解不可解一种异说，以至俾响往者裹足也。故务以蹈袭旧称，其无可当者，姑且假借他义以为之译。是以有回护古经者焉，有牵强旧说者焉，要取令人意易会也。然对彼言此，则或有虽古经所论定，不得不议者。故委曲翻彼西说，直为之译者闲亦有之。余非敢好辨，出不得已也。读者察焉。 [40]
就是说，照原书忠实译出，读者或以为是异端邪说无法接受；对于那些中国医学不存在的概念，只能假借其他译名，因此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处。“翻译”主要利用中国典籍中已经存在的词语。但是，汉医之名目非实测所得，许多术语并没有经过解剖学的验证，离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加之旧词语常附有传统的旧意义，这些情况妨碍了西方医学概念的正确转达。然而如果全部推倒重来，那些长期受中国传统医学熏陶的人势必无所适从。所以尽管兰学家们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中医术语的缺陷，但是，为了不给那些具有传统医学知识的人造成理解上的过度负担，杉田玄白等还是采用了部分现有的术语，想以此加速新知识的普及。译者在新旧之间、传统与现实之间、科学态度与迷信盲从之间进退维谷、前后失据的窘迫之状跃然纸上。在《重订解体新书》中，大槻玄泽反复为自己开脱“余虽似好辨，然我新译之业，不得不姑假其文字，则亦不能无真伪之辨也。学者宜去旧杂，而就本篇实诣也”，不时提醒读者注意中西之间的差异。例如在关于食道的解释中说：
是胃管之义。以其为胃之上管也。此汉所谓食道也，但大异其命名之义。然今不用原称二译名，而直以食道译之。亦取旧称易记也。 [41]
又如，大槻玄泽对中西医关于“肠”的概念的不同做了数百字的叙述，在这段文章中大槻指出：
汉说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则官能位置皆大错矣。 [42]
由上可知，中国典籍的词语常常处于一种优先地位，名实之间的矛盾为“名”的权威性和传承性所压制。但是，“显微镜”可以成为一个反例。卷五《名义解》中的“显微镜”条全文如下：
显微镜 ［注证］密哥鲁斯革弼穵［罗］弗卢愕罗多歹拉斯［兰］按弗卢愕罗多者，使大之义；歹拉斯者，镜也。汉既谓之显微镜，盖义译也。余窃译曰廓象镜。《尔雅疏》廓者，方言云。张小使大谓之廓［《诗经·毛传》廓，张大也。正义云。物之小者，张之使大］，即张大物象之眼镜也。虽不雅驯，恐是切原名。然今袭用汉名者，使人易晓耳。
大槻认为从与原词对应的观点看，“廓象镜”虽然不够雅驯，但是更“切原名”，即“弗卢愕罗”有“使大之义”而没有“显微”之义。只是为了“使人易晓”，才“袭用汉名”。 [43]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基于对原文深刻理解而产生的“离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翻译”通向“义译”。
（二）“义译”
“义译”这一术语在《和兰医事问答》、《解体新书》与《重订解体新书》之间并无变化，但是所举的例子则不尽相同。《和兰医事问答》和《解体新书》凡例中的例词都是“软骨”，而《重订解体新书》卷首的旧刻凡例改为“神经”，《名义解》进一步改为“神经”和“滤胞”。 [44] 如下一节所述，兰学中的“义译”实际包括逐字译和意译两种情形。关于“义译”的具体含义和所示例词的变迁情形我们将在下一节做详细的分析。
兰学家的“义译”，一言以蔽之是在没有现成词语的情况下创制新的译词。从语言结构上和语义上深刻理解和掌握所译的外语是义译（尤其是逐字直译）的必要条件。日本的兰学家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经过两代人的不懈努力做到了这一点。而在中国，虽然逐字直译的例子散见于传教士的译著中，例如汤若望等所使用的“远镜”等， [45] 但是参与翻译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不懂外语，直到19世纪末严复等翻译的出现，始终与直译无缘。
（三）“直译”（音译）
《和兰医事问答》和《解体新书》中的“直译”在《重订解体新书》中改称“对译”，《名义解》中则见“又谓之音译”的说法，从例词上看也可知所谓“直译（对译）”即现在所说的音译。兰学译籍中的音译是用汉字转写荷兰语的发音。《解体新书》凡例中的例词为“机里尔”，今译“腺”。《重订解体新书》的旧刻凡例中所举的例子为“吉离卢”，仍然是“腺”的音译，但是标音汉字有了改动。在《名义解》中例词则换成“劫业卢”“蛤瓦杌”。兰学家为什么要采取音译的方法？主要似有以下三种原因。
首先《解体新书》对采用音译词“机里尔”的理由，说是“无语可当，无义可解”。“无语可当”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医学里无此概念，故没有表达这一概念的词语。而“无义可解”的“义”似可做两种理解：一是理据义，即原词成立之理由；二是概念义，即该词所指称的器官及其功能等辞典上的意义。一个词不能没有概念义，但并不是所有的词都有理据义（由于语言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任意性原则，单纯词一般被认为不存在理据）。由于外语或解剖学方面知识的限制，《解体新书》的译者对“机里尔”的两种“义”似都有不解之处。译者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去生造译词，而是采用了音译词。这一方面体现了译者实证的科学态度，同时也表明“直译”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但是在《重订解体新书》的旧刻凡例中，尽管举例仍是表示“腺”的音译词，但是音译的原因改为“无名可充，义可取”。这里的“义”只能理解为概念义，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兰学家们已经对腺的概念义有了全面的认识，只是一时还没有找到适当的译词。 [46] 然而在《重订解体新书》的正文中，大槻玄泽首次使用了新造的义译词“滤胞”，并做了如下的说明：
名之曰吉离卢。［按吉离卢之名，特命此物，别无它义。汉固所未说，以故宜音译以存原称。然有嫌此物独存原名，异于他物，因以其官能作用宛如用筛罗滤过水浆者，义译曰滤胞耳。窃顾未必切当，姑期他日之再考云］（下略） [47]
就是说“吉离卢”这种音译形式是用来指称“腺”的，这个字串本身并没有字面的意义（“别无它义”即理据义）。由于中医里没有这种概念，所以应该使用音译形式来保存“原称”，这样可以避免其他概念的混入。但是译者认为只在此处使用音译词与全书的体例不合，故只好根据其生理上的作用等新造译词。
《解体新书》中使用的音译词，除了“机里尔”以外还有“私奔牛私”、“蛮度”和“奇缕”，在《重订解体新书》中分别译为“海绵”“系带”“乳糜”。这些都说明对于原文词语（主要是概念义）不甚理解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系带”后来改译为“韧带”）。 [48]
使用音译词的第二种类型是人名等固有名词，如西方古今解剖学家的名字等。固有名词只能音译，古今同理。
音译词的第三种类型即是上文表2中列举的“劫业卢”“蛤瓦杌”（分别为陀螺、西式女装镶嵌的花边）。《解体新书》和《重订解体新书》中仅此两例。实际使用情况分别如下：
《解体新书》
其形上圆下尖，如圭偈缕［和兰人玩器之名，其形如未开莲倒悬］ [49]
其襞 之所，弱而似加蜡亚古［和兰服饰，重迭如花］ [50]
《重订解体新书》
劫业卢 其形上丰圆，下尖锐，全状似翻转劫业卢者［劫业卢释于《名义解》］ [51]
劫业卢 ［对译］按奕器名。盖陀螺之类，状如倒悬莲花含苞者云。 [52]
蛤瓦杌 襞樍 衬附于厚薄二肠，其状迂曲襞迭，宛似蛤瓦杌者是也［按蛤瓦杌者，西洋衣服之饰也，即风领或襕觜等，缝缘为迭樍者也］ [53]
这两个音译词表示的都是东方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的西洋物品的名称。对于这两个词，译者是知道具体含义的。知词义而不译，或许是受了佛经五不翻的“三此无故”的影响。 [54]
兰学译籍中的音译词，在形态上有一个重要特征，即使用一套专用的标音汉字。这些汉字是无义的或虚义的，发音也与一般音读汉字不同，实际发音用片假名标出（有时使用合体汉字，一个字表示两个音节）。兹举例若干（括号内为原标音片假名的复原音）：
瓦（ga） 牒（de） 铎（do） 罗（lo） 业（ge） 歹（ga）
劫（ke） 杌（gu） 协（he） 穵（a） 菶（ben） 愕（go）
这套汉字同时用于拉丁语、荷兰语的注音。兰学家们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消除汉字原有字义对音译词的影响。
音译词汉字选择的另一个特点是，兰学家们对中国典籍上的国名、地名等音译词表示了极大的尊重。例如，《解体新书》中的国名等固有名词直接取自中国的书籍。译者在凡例中声明：“斯书所直译文字，皆取汉人所译西洋诸国地名……一不用臆见也。”《重订解体新书》的“旧刻凡例”中也说“其对译之字音，皆用抗州音，亦唯在仿佛之间耳。地名则袭用既经汉译者。虽有其未妥当者，姑从之，不复改正”。在这里汉语和日语的音韵系统之间的差异被完全忽略了。
总的来说，除了人名、地名等情形以外，兰学译籍中的音译词不多。下面是一些在化学、医药的书籍中较常见的音译词（括号内为汉语今译）：
安质谟尼母（锑） 丁几（酊剂） 亚尔加里（碱）
曹达 摄氏 依的儿（以太）
护谟（橡胶） 瓦斯 几（规）那（金鸡纳霜，即奎宁）
规尼涅（奎宁） 淋巴 偻麻质斯（风湿病）
窒扶斯（伤寒） 华氏 健质亚那（龙胆）
日语中“俱乐部”等为数不多的音兼义译词的出现是在明治中期（19世纪80年代）以后，在书面语言中大量使用片假名外来词则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了。
四 新词产出的机制：兰学的“义译”
《解体新书》首次使用了“义译”这一术语。对于兰学家，“义译”是指这样一种语言创造活动，即在中国典籍中没有现成词语的情况下用汉字创制新的译词，新译词一般采用复合词形式。如前所述，使用中国典籍中已有的汉字词做译词是兰学家“翻译”的基本原则，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译文的权威性及中西医学之间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传统与所处时代之间的）知识传承性。“翻译”被认为是东西方之间最理想的意义、概念转换的方式。但是，中国典籍中不存在的新概念，或中西之间相矛盾的概念，“翻译”则是无能为力的。大槻玄泽在《重订解体新书》卷五《名义解》卷首说：“我邦及汉土，古今未说及者居多。虽者有说及者，形状主用大差者，亦不鲜矣。于是不能以其物为其物，以其名为其名，遂私立种种译例以从事。所谓直译、义译、对译是也。”又说：“今所传译，务欲名义之妥当于原称，不能以不私造语新制字以译定。所谓‘肫’‘腟’‘摄护’或‘解体’‘神经’‘滤胞’之类皆是也。”对于这些“翻译”无能为力的西方新概念，兰学家们只能独自创造译名来表达。兰学家谦卑地称之为“私立种种译例”或“私造语”。一个“私”字表示了新造词的非正统性的价值取向。这种译名创制，材料非汉字莫属，其主要方法则是“义译”（关于新制字，即造字为词的情况，参见下一章）。可以说，正是在掌握了“义译”这一方法后，日本的兰学家才开始有意识地并有可能用汉字创制大量的新词。
关于“义译”，《和兰医事问答》和《解体新书》所举的例子都是“软骨”。杉田玄白解释说，荷兰语的“加蜡假偭”，“加蜡假”“谓如鼠啮器音然也，盖取义于脆软”，“偭”是“偭题验”，即骨的“略语”，两者相加就得到了新词“软骨”。在“旧刻凡例”中，软骨的例子被改成“神经”，说明文字为“泄奴，即神液通流之经也。译曰神经，义译是也”。大槻玄泽在《名义解》中，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大槻给出的新的说明是“译泄奴曰神经，译吉离卢曰滤胞之类，谓之义译”。
兰学的“义译”从其所举的例子判断，是指这样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用现在的术语说就是“语素对译法”，即将外语词分解为可以理解的意义单位—语素，再从自语言中找出与之相对应的语素，组成新的复合词。王力把这种方法称为“摹借”（calque），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译，比较近似借词。王力说：
“摹借”是把外语中的一个词（或一个成语），用同样的构成方式搬到自己的语言里来。这种词往往有两个以上的构成部分，摹借的时候就按照这些构成部分进行意译，然后拼凑成词。 [55]
第二种情况就像“神经”“滤胞”那样，原词分别为Zenuw（复数形式Zenuwen）、Klier等单纯形式，至少在共时的角度无法做进一步的语素分解（理据义不明）。译者只能根据自己对外语词义和所指事物的理解，给出一个新的译词。上述两种方法现在常常被称为“直译”和“意译”。但是这两个术语更多的是指称句子层次的翻译方法，因此本章暂且使用“摹借法”和“汲义法”来专门讨论译词创造上的问题。
“摹借法”要求译者对源语言具有深入的了解—不如此就无法切分源语言的词。日本的兰学家克服了种种困难做到了这一点。《重订解体新书》中不仅有关于荷兰语的，而且还有很多关于拉丁语的词源分析。兰学家对外语的理解和学习程度之深远远超出我们今天一般的想象。下面是一些《重订解体新书》中“义译”的例子。
十二指肠 ……按多袜卢拂形业力硬达卢模者，十二指也。谓胃左口下薄肠之始，十二指横径之际也。 [56]
盲肠 ……按勃灵牒达卢模者，盲也。谓厚肠之始，四指横经之际。 [57]
摄护液 ……按何卢斯当牒卢斯者，摄护也；诃古多者，液也。因译曰摄护液，是摄护中滤胞所分泌之液。 [58]
口盖骨 ［义译］按业歇灭鹿跕者，其义犹曰为天盖［菶牒冷者骨也］，顾是此骨被肉为口内之天盖也。故私造语而译云尔。汉所谓腭似指之，然未知其肉里有此骨，则不可取也。 [59]
小脑 ……按劫列乙涅者，小也；歇卢泄能者，脑也。一名后脑，是对前脑而称也。其曰小者，以其分部之小也。 [60]
以下是《重订解体新书·名义解》中的一些摹借法造词的译例：
延髓 巩膜 后脑 锁骨 尺骨 小脑 盲肠 网膜 甲状软骨
荷兰语和德语属于同一语族，单词比较容易分解成有意义的语素，而汉语更是以语素为单位的语言。这种偶然的巧合极大地方便了兰学家们的“义译”。以下是其他兰学译籍中创制的摹借法词例。 [61]
引力 扁桃腺 泪囊 胸膜 坐药 骨膜 球根
结膜 重力 前脑 视角 视线 听骨 角膜
恐水病 巩膜 色素 王水 炭素 炭酸 淀粉
处女膜 乳糖 乳酸 重心 夜盲症 水素 马力
视差 黏膜 耻骨 鼓膜 泪腺 泪管 间歇热
半规三管
摹借法由于具有“借”的因素，所以在新词创造上要容易一些。同时也正是由于有“借”的因素，外语中的意义模式得以直接进入自语言。这种异质的思维方式可以造成混乱，也可以带来某些新的表达方式。例如，十二指肠中的十二指表示的是肠的长度。用手测量长度时，中国的习惯是虎口张开，以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距离去量，西方的习惯则是以手指的直径去量。这种习惯上的差异往往会影响词义的理解。例如非专业人员对于“十二指肠”“盲肠”“巩膜”等术语的命名理据往往是望文生义，并不正确。
“植民”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植民”摹借于荷兰语volkplanting（当时的拼写法）。最早介绍西方关于殖民概念的是本木良永，他在《阿兰陀地球图说》（1772）中写道，美洲新大陆发现以后，欧洲人“全地球ノ国土豐饒ノ国々ニホルコ プランティギンノ術ヲ建テシ也”（建立向全球国土丰饶之国家植民之策略—引者译）。本木良永把这种政策解释为“人民蕃育ノ術”。而复合词“植民”则首见于志筑忠雄的《锁国论》（1801）：“幾程なきに現前の利に誘われ大に是地に植民し。”使用的是动词形式。志筑对此加以注释“人を植ること彼等が国の習なり、人を其地に渡し住しむるといへり”（植人是彼国习俗，乃使人住往他国之谓—引者译）。其后的兰学书相续介绍了植民的概念。例如，《和兰通舶》（1805）的「衆ヲ植ル」、《坤舆图识》（1845）的「人種を移す」等。最终在《坤舆图识增补》（1846～1847）中首次出现了名词性汉字熟语形式的“植民”。深受兰学译词影响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2）首见［Colony 殖民］，将“植民”改为“殖民”，似乎是想突出“繁殖”的意思。“殖民”通过《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73）在日语中普及定型，并于1897年前后通过《时务报》中的日文翻译传入我国（详后）。但是，日本在大正时期（1912～1926）出于与原词对应的考虑又将“殖民”改回“植民”，这一改动遂造成了现代中日语之间的词形不一致。 [62]
摹借法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注意，一是如何选择与外语相对应的语素；二是能否准确把握外语语素的意义。对于外语的语素选择什么样的汉字与之对应？中日之间的汉字使用存在着意义、用法上的差异。日语中的“训”使这种差异习惯化、固定化，“训”往往直接影响作为对译语素的汉字的选择。例如软骨，既然“取义于脆软”，则“脆”和“软”都有可能成为对译语素。 [63] 但是，在日语中汉字“脆”训作MOROI，意为易坏、易碎；“软”训作YAWARAKAI，意义为软、柔软，反义词是“硬”。鉴于“脆”的这种负面意义，杉田玄白选择了“软”字。
左右汉字选择的另一个因素是兰学家们似乎在尽量避开较常见的字，如“巩膜”。《重订解体新书》的解释是：“坚固也，巩固也。是以运动六筋错综聚会而为，巩固重厚，固有此名。” [64] 同训汉字“坚”“强”“固”都没有入选。
兰学家们关于外语的语素意义的把握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加蜡假”并不具备软的意思，杉田解释为“鼠啮器音”，由这一象声词的意义到“取义脆软”之间是有一个飞跃的。我们甚至有理由说，将“加蜡假”理解为脆软是借助于对软骨的生理功能上的把握。随着解剖学知识的增加，兰学家在译词创造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就是说，有一些词在语素对译的过程中并非拘泥于外语的语素义，而是更多地考虑解剖学上的事实，以及一个译词和其他译词之间的整合关系。例如“静脉”，《重订解体新书》的记述如下：
静血脉 ［罗］ ［兰］又称 ，本篇或称 ［同上］按 者脉也。 及 者，共广阔之义。盖此脉干本歧，行于上下处，合为一干。其口颇广阔，且其全干，亦比之动血脉干，为稍太而阔，广阔之义，取于此以称焉，乃宜译曰阔脉。然阔脉字面颇不雅训……因今译曰静血脉，以对动血脉，不特于意不妨，亦为一对名云……取其逆流稳静之性，今译曰静血脉，皆是所实测穷尽辨物创名。 [65]
译者明明知道原词的语素意义为“广阔”，而没有译为“阔脉”，是因为“阔脉字面颇不雅训”，译为“静血脉”“以对动血脉”，有译词词形之间整合关系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创名”必须“实测穷尽辨物”。在这里可以发现摹借法向汲义法发展的可能性。
“汲义法”除了需要对源语言有深刻的了解外，还需要对所译内容—在此为解剖学—有丰富的知识，不然就无法在把握器官的作用、功能的基础上进行准确的译名创制。
“神经”是作为“汲义法”义译的最典型例子。《解体新书》在谈到解剖学的意义时开宗明义地说：“在审神经（汉人所未说者，主视听言动）。” [66] 然后又在第三篇“格致篇”中说：“世奴（此翻神经），其色白而强，其原自脑与脊出也。盖主视听言动，且知痛痒寒热，使诸不能动者，能自在者，以有此经故也。” [67] 在这里杉田玄白并没有解释为何译作“神经”。但是在《解体新书》刊行前夕，建部清庵就自己所藏的一本和兰医书中的内容向杉田玄白求教：“书中有名为‘セイヌン’（音SEINUN，即神经的复数形式Zenuwen—引者注）的经七十四，其下又有孙络成千万而不可胜数，汉名谓之何，恳请见教一二。”对此，杉田玄白引用已经译好的《解体新书》的有关部分，对“神经”的内容和命名理由做了详细的说明：
（《解体新书》等）译作“神经”者，即荷兰语的セイニユウ，汉人所未说。……掌一身之动作，其妙用，与中国所谓神气之物相似，故义译为神经……
经脉成为一个熟语时，（经与脉）并不加区别，而十二经脉分有所指时，只说某某经，而不说某某脉。セイニユウ原本为一身最重要者，与动血脉相区分，在セイニユウ之下加“经”字以命名。 [68]
在“旧刻凡例”中，神经的造词理据为“神液通流之经也”，简单明了。据日本医学史家的研究，这是受当时较流行的神经液说的影响。 [69] 在《重订解体新书》中，大槻玄泽对神经的形状、功能等做了更详尽的论述。下面一段可以看作大槻对神经命名理据的认识： [70]
按此物汉人未说者，故无正名可以充者。虽然彼所谓神，若灵，若精，若元气等，皆谓此物之用也，唯不知其形质如何耳。因今译曰神经，宜照鉴脑及神经，头首诸篇以辨识焉。［按汉土挽近方王二氏，所谓脑者，元神之舍。散其气者，为在筋。乃名之曰筋络者，盖指此物也］
“汲义法”义译的另一个例子是“滤胞”。《解体新书》凡例中说“又如呼曰机里尔者，无语可当，无义可解，则译曰机里尔，直译是也”。对于这个“汉人所未说”的器官，《解体新书》虽然对其概要做了初步的说明，但最终还是谨慎地采取了音译形式。但是在《重订解体新书》中，大槻已经完全掌握了Klier的知识内容，问题是用什么译词去表达。如前所述，大槻认为使用音译形式与全书的体例不符，遂创造了“滤胞”。大槻说：“因以其官能作用宛如用筛罗滤过水浆者，义译曰滤胞耳。”但是大槻对自己的译词似乎并不满意，继续写道：“窃顾未必切当，姑期他日之再考云。” [71]
“滤胞”其后为《和兰内景医范提纲》（宇田川玄真著，1805刊，以下略为《医范提纲》）中的新造字“腺”所取代。
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个《重订解体新书》以外的“汲义法”例子。 [72] 中国有着悠久的本草学传统。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对日本的医学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然而，宇田川榕庵（1798～1846）于1834年出版第一本介绍西方植物学的著作时，将自己的书命名为《植学启原》。在此之前榕庵曾著有《菩多尼诃经》和《植学独语》。“菩多尼诃”是拉丁语Botanica（植物学）的音译形式，榕庵用（汉文）佛经的形式向他的弟子们介绍了西方植物学的基本知识。之所以采用音译的形式，是因为榕庵认识到西方的Botanica与中国的本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学问，中国的典籍中没有能表达这一概念的名称。而《植学独语》可以说是榕庵阅读西方植物学书籍的笔记，是和文体。在这里，榕庵改用汲义法“义译”Botanica为“植学”。对此，榕庵说：
植学与本草不同，中国的所谓本草，乃凡可药用者，水火土砂、草木金石自不待言，至牛溲马勃、败鼓之皮，悉载无遗。辨识其物，品骘其等，明其良毒之学问。
而西洋之菩多尼诃，此译植学，乃仅限植物，不拘其效能如何，能入药否，广搜博记，考论植物生长开花结实之理。植学与本草为迥然不同之学问。 [73]
在做了上述充分的准备之后，榕庵撰写了《植学启原》。榕庵的友人箕作虔（阮甫）在卷头的序中写道：
植学启原序
亚细亚东边之诸国，止有本草，而无植学也。有斯学而有其书，实以我东方榕庵氏为滥觞云。客嘲曰植学即本草耳，况其名不见于古，而杜撰命之，妄亦甚矣。余谓龌龊哉，客之言也，请近取譬。盖本草者，不过就名识物，详气味能毒，犹如知角者牛，鬣者马，不堪与究理相涉也。若夫所谓植学者，剖别花叶根核，辨析各器官能，犹动物之有解剖，真究理之学也。 [74]
使用不见典籍的新词有被讥讽为“杜撰”的危险，箕作为此做了预防性的解释。然而，榕庵这种新词创制并不是标新立异的炫耀，而是使表达形式和概念内容更加相符的努力。“植学”与“神经”“滤胞”一样，原词都无法再做语素层面的分解。这种汲义造词的方法，显示了江户兰学达到的水平和兰学家的近代科学精神。
“植学”最后让位于来自汉译西书的“植物学”，但是兰学家们的挑战是值得赞许的。
“摹借法”与“汲义法”相比显然更具有权威性。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在新造字的过程中也存在摹借法的影子。而“汲义法”的实现常常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中国传统医学中不存在的概念；二是原词无法分解，成词理据不明。同时由于没有可以借鉴的模式，“汲义法”更能反映目的语言的各种特征。
五 兰学中的新造字问题
大槻玄泽在谈到译词创制时说：“今所传译，务欲名义之妥当于原称，不能以不私造语新制字以译定。所谓‘肫’‘腟’‘摄护’或‘解体’‘神经’‘滤胞’之类皆是也。”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大槻来说，“私造语”和“新制字”为同一层次的事件。就所举的词例而论，“肫”“腟”是新制字，此外都可以看作私造语。 [75] 所谓的“造语”应该理解成创造新的复合词。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字和复合词的区别意识并不强烈，字即词的观点占统治地位。而在《解体新书》《重订解体新书》以及其他兰学译籍中，复合词的汉字之间多用连字符连接以显示一个意义单位。这一方法在方便读者的同时也增强了复合词的观念。如前文所述，兰学翻译中最为正统的方法是“翻译”，即利用中国典籍中已有的词语表达西方的新概念。“义译”，即创造新的复合词，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已有的词语中有多音节词也有单音节词，在翻译的过程中对于单音节的“字”，兰学家们主要采取了三种方法：（1）使用汉字直接对译荷兰语中的词语；（2）利用冷僻废弃的字来翻译西方医学的新概念，此种情况下这些字被赋予了新的意义；（3）创造新字表示中国医学中所没有的西医新概念。
下面我们对这三种情况分别做一些讨论。首先（1）的词多为表示身体部位的基本词，例如《名义解》中有以下的例子：
颔 颐 髭 胸 腰 臑 臂 膜 骨 筋
腱 脉 汗 尿 乳 精 泪 皮 唇 脑
尻 睾 荚 肛 眼 眉 睑 耳 翼 郭
艇 鼻 脊 准 翅 舌 奶 肺 心 弓
胃 肠 脾 肝 胆 肾
这些字（词）所表示的是基本的身体部位，为人类所共有的概念，在跨语言转换上应该没有困难，比较容易实现“翻译”，即直接的对译。但是，某些名称作为医学上的术语，其严密、准确的定义在中西医之间并不相同，而直接的对译往往掩饰了这种差异。为了消除这种中西之间的名称和所指的差异，可以重新制定一套新的术语。然而，所有的术语全部重新制定势必造成新旧知识的断裂，不利于西方医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但是沿用旧名称则违反兰学家们所推崇的“躬试亲验”的科学精神。兰学家们就是这样处于两难的境地。作为一种解决方法，如前文所述的“腰”“脾”等词那样，译者常常对一些术语做出新的界定，这实质上是对一些旧字词给予新的意义。如对于“卤”，大槻的解释如下：
卤 ［义译］ ［罗］ ［兰］按 者，血中所混有碱液之一通语也。汉人所未说者，故权译曰卤。取字书所谓卤昌尺切咸水也。或译曰咸液亦可也。 [76]
这里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大槻将“卤”标为“义译”，在《名义解》中同样被标为“义译”的单汉字还有“肊”“珠”。 [77] 《重订解体新书》中的“义译”是指新造译词，一般地说是双音节以上的复合词，已有的单汉字是不存在所谓“义译”问题的。那么将“卤”等作为“义译”来对待是大槻玄泽的一时笔误吗？似乎并非如此简单。字（词）义的重新界定与原义距离足够大时，就会产生“义译”的错觉。或者说“义译”不仅仅是一个复合造词的问题，还可以理解为一个赋予新义的问题。
当已有的汉字被赋予新的、严格的医学术语义时，势必与原义发生冲突，越是常用字这种新旧意义的冲突越强烈。为了把这种“同形冲突”减到最小的程度，兰学家们尽量选用冷僻的或已经废弃的字来翻译西医中的概念，这就是我们所要强调的第二点。例如，在卷一中有“肋，肋间多肉之处，名曰肊”的说明， [78] 《名义解》中则更进一步地解释道：
肊 ［义译］ ［罗］按肋骨间多肉之处也。字书。肊于力切，胸肉也。姑假借之。 [79]
即原字义是“胸肉”，假借来指称“肋骨间多肉之处”。以下的三例也都是一般绝少使用的字被借来做术语的例子。
上腹部 左右两旁胞胀之处。名曰 。 [80]
……季肋下空软处也。按汉所谓 ，一名桴中者，盖是也。 [81]
下腹部 左右两旁。名曰膁。 [82]
膁 ……按肷鱼兼切。腰左右丘肉处，即是也。 [83]
［兰］按是所以修织聚成人身内外诸器形质者，而其状细长纤毫如丝如缨者是也。汉所未曾说者，以故无正名可以当者……
。皆纤细丝条之义也。因姑假借 字以译之。字书。 思廉切，音纤，毛也，乃取义于纤细毛茸而已。夫人身之诸器诸物，以 组织之。犹细丝纤缕，经织纬组。 [84]
当然，所谓冷僻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旧义并不能完全消除，因此就有了新造一法。即第三点，创造新字表示中国医学中所没有的西医新概念。《解体新书》中并无新造字，而在《重订解体新书》中按照大槻的理解新造字有二例，即“肫”和“腟”。关于“肫”，我们放到“腺”中一起讨论，这里先看一下“腟”。
《解体新书》中“其荚皱管而连子宫” [85] 的译文在《重订解体新书》中改为：“腟，自阴门至子宫之间皴皱肉室是也。” [86] 据此可知，在《解体新书》中未能实现的器官命名，由《重订解体新书》首次完成了，说明部分也较《解体新书》为详细。在《名义解》中解释得更加详尽（括号中为夹注）：
腟 ［制字］ ［罗］ ［兰］按 者，室也。即男茎容受之室也……今新制字译云尔。［室边傍从肉音为叱，即会意也，非字书尺栗切，肉生也之腟］ [87]
大槻将“腟”作为“制字”，即新制汉字来表达西洋医学中的概念，并在夹注中对造字的理据做了说明。“腟”字中国的字书，即《玉篇》中可见，解释为：丑一切，肉生意。但是大槻的“腟”与中国的字书完全无关。从肉从室，为会意字，“室”乃荷兰语“悉劫乙牒”之本义。在此我们还可以看到摹借一法在兰学家心目中的地位。 [88]
兰学译籍中的“新造字”数量极少，沿用至今的除了“腟”以外，仅有“腺”“膵”二字。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腺”“膵”的创造过程，这两个字均首见于《医范提纲》。
“腺”所表示的概念在传统的中国医学中并不存在，《解体新书》将荷兰语的Klier音译为“机里尔”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在《重订解体新书》中，对这一西方解剖学的概念给予一个什么样的译名仍然是一件颇需斟酌的事。《重订解体新书》卷一在关于解剖目的部分中有“其当辨之物第二滤胞所会簇及主用”的说明，大槻还指出：“按滤胞，神经二种汉医所未说。” [89] 由此可知，大槻创制了一个新词“滤胞”来表示这一新概念。在《名义解》中，大槻对滤胞做了大篇幅的说明，相关部分摘录如下：
滤胞 ［义译］ ［并罗］ ［兰］按此物一种小泡子，全身皮里中外，无所不有……
形质柔软，各自为小胞，外包以一膜，每胞有无数针眼，宛如海绵穿蛀窠者，又如蒸饼剥外皮者［又犹橘柚瓤剥白膜者，细胞累累津液充满者 [90] ］，名之曰吉离卢 ［按吉离卢之名，特命此物，别无它义。汉固所未说，以故宜音译以存原称。然有嫌此物独存原名，异于他物，因以其官能作用宛如用筛罗滤过水浆者，义译曰滤胞耳，窃顾未必切当，姑期他日之再考云。或以 充焉，内经中 者，肉之标也。 谓肘膝后肉如块者也，则固不可取焉也］。 [91]
大槻玄泽首先对腺的形状特征等进行了说明，接着在夹注中讨论了命名问题。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大槻没有能够像处理其他术语那样对原词进行语源上的意义说明。也就是说，原词Klier的理据义不明。所以大槻在夹注中说，“吉离卢之名，特命此物，别无它义”。上文已经指出，类似这种中国医学所没有的概念，原词又无法分解的情况，译词创制是较困难的。大槻认为，因为中医没有此概念“故宜音译以存原称”。但是，音译会造成译文体例上的不合，大槻只好根据生理功能进行“义译”。“宛如用筛罗滤过水浆者，义译曰滤胞耳”是大槻命名的理由，但是腺不仅仅是滤过，大槻也指出了腺有多种功能。所以他本人对“滤胞”也并不满意，说“窃顾未必切当，姑期他日之再考”。这不仅仅是自谦之词。大槻还曾尝试用一个冷僻字，即“ ”（jùn）来翻译Klier。这个字有肉块的意思，即“谓肘膝后肉如块者”。但出于同形冲撞的原因，大槻终于放弃了使用“ ”的尝试。
大槻的这种犹豫不定，促使周围的人继续对这一名称的探索。1805年刊行的《医范提纲》第一次使用了“腺”。该书卷首的“提言”中说：
此书所载诸器诸液名称，并新制字等，皆参考《重订解体新书》，有改译之处，登于《医范提纲》。故其名应就《医范提纲》，兹将改正之处列举如下，示原译《解体新书》之异同，以便检索。 [92]
所列举的术语中有“腺”，并有“腺新制字，音泉”的说明。这也是一个会意字，取义腺液像泉水般地涌出。《医范提纲》之后，“腺”逐渐被接受。
另一个有名的新制字是“膵”。膵也是一种腺性的器官，为传统的中医理论中所无。《解体新书》中译为“大机里尔”：
夫大机里尔者，机里尔之大会者也。在胃之下，脾与十二指肠之间。着肠网与下膈膜。 [93]
“大机里尔”在《重订解体新书》中被改译为“肫”，有关内容如下：
肫 ［新译］ ［罗］ ［并兰］……此滤胞统会而为一片肉之义也。夫此物……宜命一个脏名，以与他脏并称焉。然汉人所未说者。故今新制一字，译曰肫。肫徒孙切，月肉也，屯聚也，结也。即滤胞屯聚，而为肉之会意也。［按字书肫鸟藏也，言鸟藏名鸡肫鹤肫，则虽似有所据，然亦非必然也，盖会意之偶然而合者］一名滤胞床。此物诸书异名甚多，即“大会滤胞”“腹里肫床”“都脔”“会簇滤胞”“纯肫”“素肉”之类。皆和兰称呼之译名也。 [94]
大槻称之为“新制一字”的“肫”，仅就字形而言并不是新字，《说文解字》中就已经出现了。“肫”共有三个发音，意义分别如下：
肫zhūn：颧骨；禽类的胃；诚挚
肫chún：古代祭祀用牲后体的一部分；通“纯”
肫tún：小猪
大槻亦知道这些事实。但是，他使用的不是这些旧义，而是“肉之屯聚”之意的会意字。即“其质许多细小滤胞，及大小诸管，血脉诸支相会而屯聚。一膜被其表，以成全角也”。 [95] 同时，大槻也注意到这个字具有禽类胃的意思，他声明这只是偶然的巧合。但是，有理由认为这种偶然的巧合影响了“肫”的普及和定型。兰学家经过反复摸索，最后在《医范提纲》中创制了“膵”。书中的说明是：“膵受血于动血脉分泌之以造膵液。”造字的理据是：膵的萃有荟萃、集聚义，集，即“集细胞以成之”。可知与“肫”的造字理据完全相同。
兰学家的“新造字”现在仍在使用的只有“腟”“腺”“膵”。其中“腺”具有类词缀的性质，最为重要。这种日本的自造字，在日语研究中被称为“国字”，又称“倭字”“和俗字”“和制汉字”，是日本人根据汉字造字的方法创造的汉字。在古文献如《古事记》《万叶集》中已经有一些例子，但是大多数是中世（12世纪）以后的新造字。造字的方法主要是会意，如“峠”“辻”“躾”“鰯”等。这些字大多没有中国式的发音。进入明治以后又出现了“瓩”“糎”“粁”等合体字。这些字不是单音节，应该当作符号看。和字具有低俗的特点，受过正统汉学教育之人不为之。例如，关于腺的概念，稻田三伯《八谱》、野吕天然《生象止观》等都造奇字表示，但终没有成功。石坂宗珪批评造字乃翻古圣成案，是欺人之举。 [96] 这一点与19世纪的来华西方传教士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六 继承与创新—日语近代学术用语的形成
明治时代是从江户时代的以汉学、兰学为中心的旧的学术体系向近代西方新的学术体系全面转化的时期。新的知识需要新的文体、新的表达手段，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新的词语为前提的。明治一代，特别是明治20年代以前，新词、译词首先是作为学术词汇而存在的。
始于《解体新书》（1774）的兰学勃兴至幕府后期（19世纪60年代）持续了80余年，人才辈出，学术成果累累。兰学家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是医学、植物学、化学、兵学、炮术等领域成功接受了西方的新知识，并创制了大量表达新知识所需要的术语。如解剖学、眼科、妇产科、外科等专业的基础术语在幕府后期都已经基本完成。 [97] 但是，兰学几乎于人文科学无涉，这些领域术语创制的任务不得不落在了明治启蒙家的身上。以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学問の勧め』，1868）、《西洋事情》（1872）为代表的启蒙书籍受到日本社会的热烈欢迎，这些书籍中的新词语也随之普及、定型。与启蒙思潮相呼应，学院派的术语建构也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西周、津田真道、井上哲次郎、中江兆民、加藤弘之等明治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学者在术语创制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98] 在普及方面，《明六杂志》（1874～1875）等刊物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以《明六杂志》为例，其刊行时间虽然不长，但为哲学、心理学、进化论、政治学、经济学等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准备了新造的术语。《明六杂志》的新词、译词后来通过《哲学字汇》（1881）得到了普及。
明治时代到底创制了多少，或哪些新词、译词？其中又有哪些存留至今？关于新词、译词，可以从造词者、造词法，以及最初在哪本书里出现、普及定型的过程如何等近代词汇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例如，手岛邦夫就对西周的术语创制工作做了全面的调查。根据手岛的调查结果，西周在译文中新创造的双音节汉字译词约有240个，现在仍在使用的有43个，约占总数的18%（笔者统计）。 [99] 对其他翻译者，如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也需要做类似的调查，同时也有必要探讨译词消亡及更替的原因。 [100]
兰学的实践为明治维新以后的西方科学体系的容受在思想上、方法论上做了准备。兰学的遗产不仅体现在具体译词的提供上，更体现在译词创制的方法上。兰学的译词三法翻译、义译、音译，对明治初期的译词创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承担着引入西方近代学术体制重任的明治启蒙家们一方面受过严格的兰学训练，另一方面又有着深厚的汉学素养。这使他们得以顺利地完成由“兰学”向“英学”，即以英语为传播媒介语言的知识体系的转变。
兰学的“翻译”其基本原则是在中国的古典中寻找译词。对于明治初期的启蒙家来说，“翻译”所需的词汇，即已有汉字词汇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的典籍，二是近代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的译著。所谓中国的典籍除了四书五经、先秦诸子、唐宋诗文、宋明理学等以外，还包括佛教经典、白话小说和善书。例如西周所使用的译词中有近70%出自中国的典籍。 [101]
来华传教士的译著主要是指后期汉译西书，即19世纪以后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翻译编纂的图书和英华辞典。 [102] 日本在缔结《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后，于1859年开放神奈川、箱馆和长崎三个港口，中国的汉译西书、英华辞典可以自由进入日本。 [103] 此外如“千岁丸”号远航上海（1862）所象征的，日本还派遣人员前往中国积极收集上海等地出版的汉译西书。 [104] 幕府末期日本的“英学”尚未确立，而上海已经开港近20年，有大量汉译西书的积累。当时日本的知识阶层具有很高的汉学素养，可以直接阅读中国的汉译西书。加之日本还没有合适的英日辞典可供选择，英华辞典就成了他们最好的参考工具书。日本的启蒙家利用英华辞典来学习英语，明治初期许多英日辞典是参考英华辞典编纂而成的。这些情况都促使汉译西书中的大量译词被借入日语。
同时，明治初期整个日本社会处于强烈的崇尚汉学的氛围之中也是借用汉译西书译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105] 例如，幕府后期已经普及定型的兰学译词“舍密”被汉译西书中的“化学”所取代， [106] 尽管有人认为“化学”这个字眼未能准确地表达这一学科的本质。类似的例子还有“越列机”→“电气”、“积极、消极”→“阴极、阳极”、“健全”→“卫生”、“解体”→“解剖”、“植学”→“植物学”等。这种译词更替的现象说明了填补词汇体系上的空缺并不是借用译词的唯一理由。 [107] 社会语言学上词语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常常是译词借用、更替的更重要的动机。换言之，翻译者所追求的不是译词意义的正确，而是这些汉字词来自中国。兰学译词创造三法中的“翻译”原则得到了严格运用。在这一点上，井上哲次郎等编纂的《哲学字汇》是一个极典型的例子。 [108] 这本收词不足2000条的哲学术语小册子中，如表3所示，有47条译词标明了中国典籍的出处。
表3 《哲学字汇》出典标注词一览
表3 《哲学字汇》出典标注词一览-续表1
表3 《哲学字汇》出典标注词一览-续表2
表3 《哲学字汇》出典标注词一览-续表3
表3中的译词有的直接借自佛教典籍（原书中音译词的原词标为斜体），词义也试图与佛教上的概念保持一致。另一些取自先秦诸子的词语，如墨子的“兼爱主义”、庄子的“相对”等也最大限度地考虑了原出典的意义。但是也有一些词，正如井上所说“今假其字而不取其义”（26“归纳法”），只提供词形而不提供意义。只在汉学受到推崇的幕府末期、明治初期才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借着英华辞典和汉译西书，在短时间内掌握了英语的知识，完成了从“兰学”到“英学”的转换。但是，汉译西书的主要内容仅限于数学、地理学、天文学、医学和植物学等自然科学的领域，所能提供的译词也很有限，人文科学则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译著。因此人文科学的术语只能自行创造，其主要方法便是兰学的“义译”。明治启蒙家的“义译”主要是依靠摹借法来实现的。对于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必须充分把握外语的结构与意义。我们可以在福泽谕吉、西周等人的译著中发现大量的对原词进行词根分析，进而构思出新译词的语素对应的“义译”例子，如：
·性理学ハ英語サイコロジ、仏語プシコロジー、共ニ希臘ノプシケー魂並ニ心ノ義ロジー論ノ義ヨリ来ル者ナリ（西周：《生性发蕴》，第30页）
译文：心理学英语是Psychology，法语是Psychologie。两者都源于希腊语Psyche，即“魂”“心”义和logy，即“学”义。
·第二 国ニ「ポリチカル·レジチメーション」ト云フコトアリ「ポリチカル」トハ政ノ義ナリ「レジチメーション」トハ正統又ハ本筋ノ義ナリ今假ニ之ヲ政統ト訳ス（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卷1第2章，第21页上）
译文：第二，对于国家有political legitimation的说法。political是政治的意思，legitimation是正统或嫡系的意思，现在暂译作“政统”。
这种词源分析，在《英独法和哲学字汇》（《哲学字汇》的第3版，1912）中被推向极致。
另外，“音译”在明治时期还有较浓重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色彩。就词形上的特征而言，明治时代的学术词汇，汉字词的数量占压倒性的比例。《哲学字汇》中没有片假名形式的音译词；《言海》（1891）里共收词39103条，其中只有264个是来自西方语言的外来词，仅占0.68%，而且尽管是外来词，但是绝大部分采用汉字词的形式。音译词开始摆脱汉字的束缚，使用片假名表示是在明治末期。 [109]
明治时代，不只是书籍的翻译，辞典、术语集的编纂也得到了积极推进。辞典和术语集不仅可以从已刊行的书籍中选取新词、译词，还可以集中创制新译词，这是辞典不同于一般翻译著作的特点之一。在这里我们来看看明治时代的辞典、术语集的编纂情况。在掌握明治时代辞典、术语集的概况方面，可以利用《辞书解题辞典》（惣乡正明等编，东京堂出版，1977）和《明治的词语辞典》。前者收录了江户中期至1926年（大正15年）出版的各类辞书逾5000部；后者则增收了惣乡氏后来收集到的辞典。虽然不能说已经概括无余，但大致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情况。笔者从这两本书中选出江户时代至明治45年（1912）出版的辞典、术语集460种。选择标准是，外语辞典、术语集、大型日语辞典等与近代日语词汇体系形成有着密切关系者，而略去了和歌、作文、节用集、小型日语辞典、人名地名辞典等。这些辞典，大致上可分为外语辞典、术语辞典、术语集、日语辞典、百科辞典等五类。根据年代区分，具体数量如表4所示。
表4 《辞书解题辞典》《明治的词语辞典》中收录的辞书数量
以下从新词、译词的创造、普及和定型的角度对明治时期的辞典编纂、出版情况做简单的说明。
（1）明治维新以前的情况
明治维新前出版的辞典工具书有26种。其中兰日辞典《译键》（1810）、《和兰字汇》（1858）是兰学译词之集大成者，对以后的译词创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至于英和辞典，1814年编纂的《谙厄利亚语林大成》实际上不过是一本小小的词汇集。真正的英和辞典还要等待《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初版1862，增订版1867）和《和英语林集成》（1867）的出现。前者在编纂过程中主要参考了英荷辞典，即精通荷兰语的编者通过英荷辞典确认英语原词的意义，再从兰日辞典中选择适当的译词，其结果是大量的兰学译词被吸收进来；后者则以日本固有的“和语”为主，汉字词较少。因此这两部辞典都无法完全胜任明治初期的英语书籍的翻译工作。除此以外，还有几部法和辞典、词汇集出版。明治时期之前的外语辞典里不管是哪种语言，兰学的译词都占有极大的比重。
（2）1868～1877年
明治元年至10年所出版的辞典和术语集激增至65种。外语辞典方面，英日、日英辞典共有18种刊行。其中，《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73）从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66～1869）与兰学系统的辞典中吸收了大量译词，对整个明治时代的英和辞典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明治维新之前，术语辞典只有一种，即《炮术语撰》（1849），而在明治的最初10年里，共出版了23种。《解体学语笺》（1871）和《医语类聚》（1873），一方面继承了兰学的译词，另一方面从来华传教医生合信的医书里吸收了包括“炎症”在内的一系列术语。《化学对译辞典》（1874）和《植学译筌》（1874）都是该学术领域最早的术语集。另外作为这一时期的一个独特现象是《布令字弁》（1868）、《日志字解》（1869）、《音训新闻字引》（1875）等汉字词汇辞典的大量出现。 [110] 这些辞典收集了明治新政府发布的布告、法令以及报刊上所使用的汉字词并加以释义，在向一般民众普及汉字新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英华辞典、德日辞典、法日辞典被翻刻、翻译出版。
（3）1878～1887年
这一时期出版的辞典和术语集有79种。以中国的《英华字典》为底本翻译编纂的《训译华英字典》（永峰秀树，1881）、《订增英华字典》（井上哲次郎，1883）问世，受到了广泛欢迎。当时除了《附音插图英和字汇》以外可供选择的英日辞典还很少。同时，为了回应大规模的翻译、著述活动，术语辞典的编纂也在积极进行，这期间共有34种推向社会。观其细目，医学类（生理学、解剖、病理）有10种以上，为最多；动物学、植物学等的术语辞典也首次刊行。但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哲学字汇》的出版［初版1881（明治14年），改订增补版1884］。永嶋大典指出：“井上哲次郎所编的《哲学字汇》，汇集了由幕府后期到明治初期急速发展的人文学科的专门术语。尽管还是初步的工作，但是对日语的抽象词语的创制和普及贡献极大。” [111] 《哲学字汇》确实如永嶋所说只是一本收词2000余条的术语手册，但是在其推动下，《法律字典》（1884）、《教育心理论理术语详解》（1885）等相继刊行。后两种辞典采用大条目注释的方式，对学科的关键术语的定义、内涵加以详尽的说明解释。几乎与此同时，包罗西方新知识的《百科全书》（1884）的出版也是一个极具象征性意义的事件。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汉译西书和英华辞典继续传入日本，但是数量上逐渐减少。值得一提的是卢公明（J. Doolittle，1824-1880）的《英华萃林韵府》（1872）。该辞典的第三部分由来华传教士所编辑的术语集构成，反映了传教士们译词和学术词汇创制的阶段性成果。这一部分马上被日本的学者改编为《英华学艺词林》（1880）出版，为日本提供了地理、数学等学科的相关术语。 [112]
（4）1888～1897年
在明治30年代，辞典和术语集计有62种出版。外语辞典中英日、日英辞典有21种，占全体的1/3以上。《韦伯斯特氏新刊大辞书和译字汇》（1888）被广泛使用，但与明治前期的辞典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113] 有显著进步的则是术语辞典和日本的国语辞典。术语辞典计有24种刊行。《工学字汇》（1888）、《英独和对译矿物字汇》（1890）、《法律字汇》（1890）、《植物学字汇》（1891）、《电气译语集》（1893）、《英和数学字汇》（1895）等由各类专业学会编纂的术语辞典，在各学科术语整备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言海》（1891）、《日本大辞书》（1893）、《日本大辞林》（1894）、《日本大辞典》（1896）、《日本新辞林》（1897）等大型日本国语辞典相继问世。在这些辞典里可以看到专业术语转变为一般词汇的倾向。收录汉字词的辞典、英华辞典在这一时期开始销声匿迹，汉语在词汇方面影响日语的历史宣告结束。
（5）1898～1912年
明治时期的最后15年间，辞典和术语集共有228种出版，实现了跨越性的增长。英日、日英辞典有37种，其中1902年出版的《新译英和辞典》（神田乃武等编，三省堂）是给颜惠庆《英华大辞典》（1908）提供译词的源泉，1911年（明治44年）出版的《模范英和辞典》（神田乃武等编，三省堂）是明治一个时代学术词汇的总结。术语辞典的刊行达139种之多，涵盖了全部学术领域。《日本百科大辞典》（1908）等大型百科全书也有数种出版。同时，如《哲学字汇》第3版出版所象征的，术语的整理、厘定工作也已经提上了日程。伴随着英语的普及，外来新概念的导入及词汇化开始从创造译词转向直接借用。译著乃至著述中音译词大量增加是这一时期学术词汇的最大特色。
《言海》所代表的日本国语辞典的出版以及各学科领域术语辞典的刊行标志着在明治知识分子的努力下，通过借鉴吸收兰学译词以及来自中国的古典词、汉译西书中的译词，日语近代词汇的主要部分在明治30年代（1888～1897）大致完成，文学上的言文一致运动也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现了词汇近代化的日语，开始向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以学术词汇为主的新词语。
当某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传入时，如何用自语言加以转述？中国的佛经翻译是一个划时代的文化壮举，为汉语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是，明末清初，以及19世纪以后的汉译西书，采用西人口述、中人笔录的方式，中国的士子过分依赖西人，自己不去学习外语，翻译以及译词创制事业遂走上一条不通之路。而日本的兰学家面对“横文”，“抗颜强译”，并在翻译实践中掌握了译词创制三法，开辟了汲取知识的新途径。兰学家的尽量利用中国典籍词语的“翻译”，摹借或汲义造词的“义译”以及万不得已而为之的“音译”，为明治以后的启蒙家所继承，大量的译词、新词得以产生，并扩散到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入大正时期（1912～1926）以后，音译逐渐成为日语吸收外来新概念的主要方式，使用片假名的“外来语”成为外来概念词汇化最一般、最省事的方法。音译外来词在词义明晰度上存在着很多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开始对行政服务系统频繁使用的音译词进行调查研究，试图解决音译词词义不明等问题。 [114]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汉字文化圈是否还有为容受域外新概念而共创、共享新词语的可能性？回顾整理江户兰学这段历史，或许会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1] 『和蘭医事問答』（1795）。此信写于安永二年（1773）正月。收入『文明源流叢書 第2』国書刊行会、1915、391頁。
[2] 『和蘭医事問答』400頁。大槻玄泽之孙，清修（号如电）也在其祖父文集《盘水漫草》的跋文中写道：“曾闻杉田先生之译定《解体新书》，意在执和兰实验说，一洗医风。然不翻以国文，而汉文记之如彼，仰亦有说。医家皆奉汉法，苟非革其根底，则不能果其志。其译用汉文，望传之支那，而警觉彼土医林也。后年，英国合信氏著《全体新论》亦此意。先生先之殆百年，可谓远且大矣。”（原汉文，『磐水存響』1912、127～128頁）亦参见舒志田「『全体新論』と『解体新書』の語彙について」『或問』8号、2004年。
[3] “国语”即日语。
[4] 我们也许可以说汉字容受的过程就是一个从异变到创造的过程。关于汉字容受的问题日语学界有着深厚的研究积累。陳力衛『和製漢語の形成とその展開』对日制汉字词的问题亦有较深入的讨论。
[5] 沈国威「漢語の育てた近代日本語—西学東漸と新漢語」『国文学』41巻11号、1996年。关于汉字作为日本学术语言主要成分的确立，近年有很多从思想史、语言史角度的探讨。如小森阳一『日本語の近代』岩波書店、2000；黒住真『近世日本社会と儒教』ぺりかん社、2003；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等。亦参照陳力衛「新漢語の現代」佐藤武義（編著）『概説現代日本のことば』朝仓書店、2005。
[6] 从国语学的角度对两书的译词进行探讨、整理的工作比起科学史方面的工作似乎少得多。松村明40余年前曾有意做详细的研究，但只写了一篇便中止了。「翻譯、對譯、直譯、義譯—解体新書とその譯語（一）」『国语研究室』2号、1964年。
[7] 兰学家们可以通过访问“江户参府”，即从来东京“述职”的荷兰商馆馆长等处了解各种新知识，请他们解疑。这样获得或加以确认的新知识汇入了兰学译籍。
[8] 杉本つとむ指出：“江户时代兴起的兰学不仅仅是荷兰的学问。兰学以医学为出发点，但是归根结底是通过荷兰语学习近代西方的科学。其内容包括（1）荷兰语，（2）医学、西洋本草学，（3）自然科学，（4）人文科学，（5）军事学，（6）文明批评等六个方面。”『近代日本語の成立と発展』（杉本つとむ著作選集 2）八坂書房、1996、295頁。
[9] 《重订解体新书》卷12，第30页下～31页上。
[10] 《翻译名义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第13页。
[11] 《重订解体新书》卷12，第30页上。
[12] 『荻生徂徠全集』巻5、河出書房新社、1977、16、18頁。原汉文。
[13] 《刊谬正俗》（1690）附录的《译文法式》强调：“译文乃就原文，以国字换写。”参见『日本国語大辞典』2版、小学館、2001、「译文」。
[14] 当时，汉语作为贸易语言同荷兰语等一样是口语翻译的对象。长崎的“唐通事”就是这样一批专业翻译人员，但只被称为“通事”。
[15] 《重订解体新书》卷12，第30页上。
[16] 《重订解体新书》卷12，第19页上。
[17] 《重订解体新书》卷12，第31页上。
[18] 《重订解体新书》卷12，第31页上下。
[19] 《重订解体新书》卷12，第8页上。
[20] 《重订解体新书》卷11，第33页上。
[21] 杉田玄白（著）·片桐一男（全訳注）『蘭学事始』講談社、2000、120頁。
[22] 《重订解体新书》卷12，第31页上下。
[23] “意利亚”“苛势验”旁有日语注音片假名。由于印刷的原因，此处从略。
[24] 『和蘭医事問答』398頁。
[25] 建部清庵原为江户医生，后移居奥州一关藩（今岩手县一关市）任藩医，共传五代，与杉田信函往来的是第二代由正。一般说建部清庵均指由正。其时，年已62岁的建部由正就自己对于西方医学的种种疑问写信向江户的兰学家请教。这封托人转交的信两年以后方辗转送达杉田玄白手中。杉田被建部的探求精神和卓见感动，写信回答了他的问题，并向他介绍了《解体新书》包含的最新的医学知识。另《和兰医事问答》的汉语译文可参见『或問』26号、2014年；『或問』27号、2015年。
[26] 《重订解体新书》中有了较大的增订，如对“神经”“滤胞（腺）”“动血脉”“静血脉”“乳糜”等都做了较详尽的解释。
[27] 佛经翻译中的“五不翻”（《翻译名义集》的卷首序文）是在五种情况下直接采用梵音的音译原则。但是佛经翻译理论中对意译等的原则并无涉及。大槻的所谓“三译者效浮屠氏译经旧例矣”之说实际上是一种借助中国典籍的权威化做法。杉田玄白在《和兰医事问答》中则说：虽有浮屠氏译法，而我等未尝学过（第406页）。
[28] 大槻玄泽原是建部清庵的得意门生，由于建部清庵本人年事已高，遂派自己的弟子大槻入杉田玄白门学习兰医学。大槻后来成为江户代表性的兰学家。
[29] 由水是建部清庵第三代。另，旧刻凡例日期署1772年，似为误刻。
[30] 卷五以下的情况为：卷六，卷一名义解下；卷七，卷二名义解；卷八，卷三名义解上；卷九，卷三名义解下；卷十，卷四名义解。
[31] “不能以不私造语”似应为“不能不以私造语”。
[32] 《重订解体新书》卷5，第21页下。
[33] 《重订解体新书》卷5，第1页上下。
[34] 并非每条词都注明了造词方法，与前一条词相同时不注。但多有舛误。
[35] 但是在《名义解》中亦有单音节汉字被标为义译词的情况，如“卤”“精”“珠”等，详后。
[36] 《重订解体新书》卷5，第11页下。
[37] 《重订解体新书》卷7，第4页下。
[38] 《重订解体新书》卷10，第1页上下。
[39] 杉田玄白（著）·片桐一男（全訳注）『蘭学事始』109頁。
[40] 《重订解体新书》卷12，第19页上～20页上。
[41] 《重订解体新书》卷9，第33页上。
[42] 《重订解体新书》卷9，第36页下～37页下。
[43] 当然另一个原因是“廓象镜”不见于中国的典籍，涉嫌杜撰。
[44] “神经”首见于《解体新书》，“滤胞”则是大槻玄泽创造的译词。
[45] 谷口知子「『望遠鏡』の語誌について」『或問』1号、2000年。
[46] 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外来概念为目的语所不存在，又没有理据义时，译词的创造将遭遇极大的困难。
[47] 《重订解体新书》卷5，第24页下。
[48] 小川鼎三『解体新書：蘭学をおこした人々』中央公論社、1968、62～63頁。
[49] 《解体新书》卷3，第6页下。
[50] 《解体新书》卷3，第21页下。
[51] 《重订解体新书》卷3，第8页下。
[52] 《重订解体新书》卷8，第17页下。
[53] 《重订解体新书》卷3，第28页下。
[54] 三此无故，如阎浮树（胜金树），中夏实无此木。（《〈翻译名义〉序》，《四部丛刊》子部《翻译名义集》）
[55] 王力：《汉语史稿》，第517页。
[56] 《重订解体新书》卷9，第38页。《解体新书》作“十二指肠，其长如十二指横径”，并没有给出原词分析。下同。
[57] 《重订解体新书》卷9，第40页。
[58] 《重订解体新书》卷6，第18页下～19页上。
[59] 《重订解体新书》卷6，第23页上。
[60] 《重订解体新书》卷7，第14页上。
[61] 参见斎藤静『日本語に及ぼしたオランダ語の影響』篠崎書林、1967。
[62] 松下国际财团研究成果报告書『欧化国家を目指せ：情報発信基地としての19世紀日本—日本新聞の中国語訳を通じて見る近代日中語彙交流』（沈国威等）、1998。
[63] 实际上合信的《全体新论》（1851）、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66～1869）都作“脆骨”。
[64] 《重订解体新书》卷7，第25页下。
[65] 《重订解体新书》卷5，第28页下～31页上。
[66] 《解体新书》卷1，第1页下。括号中为夹注。
[67] 《解体新书》卷1，第8页上。
[68] 『和蘭医事問答』398～406頁。
[69] 关于《解体新书》《重订解体新书》的“神经”介绍在医学史上的定位，可参见有关医学史的著作，如前引小川鼎三的著作等。
[70] 《重订解体新书》卷5，第17页下～18页上。
[71] 《重订解体新书》卷5，第24页下。
[72] 沈国威（編著）『植学啓原と植物学の語彙：近代日中植物学用語の形成と交流：研究論文·影印翻訳資料·総語彙索引』関西大学出版部、2000、5～16頁。
[73] 矢部一郎『植学啓原=宇田川榕庵：復刻と訳·注』講談社、1980、111頁。
[74] 『植学啓原·植物学』（江戶科学古典叢書 24）恒和出版、1980、13頁。箕作阮甫（1799～1863），江户后期著名的洋学家、医生。译述西洋、中国的书超过90种。魏源的《海国图志》、裨治文的《大美联邦志略》等都是经过他训点、注释后在日本刊行的。见『洋学史事典』雄松堂出版、1984。
[75] “肫”虽然见于中国典籍，大槻是当作新制字看待的，详后。
[76] 《重订解体新书》卷6，第3页上。
[77] “肊”详后。“珠”即日语中的“耳珠”，汉语称“耳屏”。在荷兰语中这个词和“野羊”同义，大槻说“未详何义，姑俟后考”（《重订解体新书》卷7，第32页下），即不知为何野羊和耳屏具有相同的语音形式。
[78] 《重订解体新书》卷1，第8页下～9页上。
[79] 《重订解体新书》卷5，第10页上。
[80] 《重订解体新书》卷1，第8页下～9页上。
[81] 《重订解体新书》卷5，第10页下。
[82] 《重订解体新书》卷1，第8页下～9页上。
[83] 《重订解体新书》卷5，第11页上。
[84] 《重订解体新书》卷5，第14页下～15页上。
[85] 《解体新书》卷4，第10页上。
[86] 《解体新书》卷4，第11页下。
[87] 《重订解体新书》卷10，第21页下。《重订解体新书》及《医范提纲》均为“腟”，音读shitsu，但明治初期讹变成“膣”，音读chitsu。日本出版的汉和字典将前者作为后者的异体字处理。
[88] 上例中的“室”均注假名saya，即荚之意。大槻对于《解体新书》和《重订解体新书》之间的传承关系也给予了充分注意。
[89] 《重订解体新书》卷1，第1页下。
[90] 此例为“细胞”的首见书证，但是显然不是cell的译词。详见沈国威（編著）『植学啓原と植物学の語彙：近代日中植物学用語の形成と交流：研究論文·影印翻訳資料·総語彙索引』68～78頁。
[91] 《重订解体新书》卷5，第24页上下。
[92] 《医范提纲》目录，提言，第7页下。
[93] 《解体新书》卷3，第23页下。
[94] 《重订解体新书》卷9，第45页下～46页下。
[95] 《重订解体新书》卷3，第31页下～32页上。
[96] 笹原宏之『日本の漢字』岩波書店、2006、177～184頁。
[97] 大鳥蘭三郎「我医学に使用せらるゝ解剖学語彙の変遷」『中外医事新報』1932～1933年。
[98] 明治初期是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活跃的启蒙时代，他们所使用的语词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另外，关于学校教育以及教科书所扮演的角色，也需要进行实证性的研究。
[99] 手島邦夫「西周の新造語について─『百学連環』から『心理説ノ一斑』まで」『国语学研究』41集別冊、2002年。
[100] 这是一项跨学科的工作，且词语数量巨大，即使是初步的完成也需要时日。《日本国语大辞典》（第2版）为以学术词汇为中心的近代汉字词500余条加了“语史”，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而已。
[101] 参见手島邦夫「西周の新造語について—『百学連環』から『心理説ノ一斑』まで」『国语学研究』41集別冊、2002年。
[102] 早期汉译西书，即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著作中的译词除了个别领域的词外，大部分并不是直接，而是通过新教传教士的著作间接传入日本的。参见本书“词源考证编”。
[103] 沈国威、內田慶市（編著）『近代啓蒙の足跡：東西文化交流と言語接触：「智環啓蒙塾課初歩」の研究』関西大学出版部、2002、1～2頁。
[104] 陳力衛『和製漢語の形成とその展開』285～304頁。
[105] 池上禎造『漢語研究の構想』岩波書店、1984。
[106] 参见本书“词源考证编”。
[107] 沈国威「漢語の育てた近代日本語—西学東漸と新漢語」『国文学』41巻11号、1996年。将兰学家创造的译词统一为中国典籍上的词语的动向，早在《历象新书》（1792～1802）中篇和下篇的译词变迁中就已经存在。
[108] 参照朱京伟『近代日中新語の創出と交流』；陳力衛『和製漢語の形成とその展開』305～324頁。这些标注词实际是借形词，详后。
[109] 飛田良文「外来語の取り入れ方の変化」『日本語学』17巻5号、1998年。
[110] 收录在《辞书解题辞典》中的汉语辞典只是一小部分。参见松井利彦『近代漢語辞書の成立と展開』笠間書院、1990。
[111] 永嶋大典『兰和·英和辞書発史』講談社、1970、100頁。
[112] 杉本つとむ、吴美慧（編）『英華学芸詞林の研究—本文影印、研究、索引』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89。
[113] 永嶋大典『兰和·英和辞書発史』139～146頁。
[114] 即该所所推行的「言い換えの研究」（更换译词的研究）。详情参见该所网站，http：//www.kokken.go.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