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词创造编
引言 汉文与汉字的悖论
刘进才在诠释安德森（B. Anderson，1936-2015）关于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与国语形成关系的论述时说：
在欧洲各民族语言发展的现代谱系中，各个现代民族国家语言的诞生是以挣脱古老的神圣语言——拉丁文、希腊文或希伯来文，逐渐向地域方言靠拢，通过现代印刷语言从而建立起各方言区域的书面语言。
刘进才还指出：
对于晚清以降的中国而言，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印刷语言的产生和欧洲并不相同。 [1]
中国与欧洲各国的情况不同，尤其是在印刷语言方面不可等同而视的意见是正确的。 [2] 但是有一点则与欧洲完全相同，即中国或亚洲汉字文化圈域内其他国家、地区所面临的也是如何摆脱“古老的”汉字汉文，获得近代民族国家的语言—“国语”这一共同的课题。我们需要把问题意识扩大到前近代的语言向近代“国语”进化的层面。 [3] 语言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语言的变化不仅是表达形式（常常被说成语法）的变化、词语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意义，即作为国家、民族、自我三个层面认同的核心装置；语言使用者获得了“国语”这一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可以说近代以降东亚各语言的变化，其重要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描述东亚语言的近代演化过程时，语言接触所引起的互动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作为表意（或称为音节、语素）文字的汉字没有欧亚其他古典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所具有的那种宗教的神圣性，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跨语言系统的书写符号体系。汉字为汉字文化圈提供了古典文本和记录语言的手段，同时，汉字所记录的中国典籍又被当作整个汉字文化圈的文章规范。即对于汉字文化圈而言，汉字使书面表达成为可能的同时，使用汉字的古典又严重地束缚了表达的自由性。因此，域内各“国语”的形成必须经过一个去“汉文”—中国典籍所代表的文章规范—的过程，但是尽管议论百出，甚至多项改革被付诸实施，汉字的地位却并没有被撼动。 [4] 非但如此，汉字文化圈正是依靠古老的汉字才完成了西方近代新知识体系的容受。现在，即使在那些不再使用汉字国家的“国语”里，大量的汉音词也依然占据着书面语言的主要部分。
在进入20世纪之前，汉文发挥了汉字文化圈书面共同语（Lingua franca）的作用。与之相比，日语在商业活动、古典传承和新知识容受等所有方面都不能说是重要的语言。然而，明治维新以后日语率先完成了向近代国语的转变，紧密地与西方文明连在一起，成为传递近代新知识的载体。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地区发现通过日语可以短时间内接受西方的新知识，日语在历史上首次成为非母语使用者的学习对象，与汉文对换了角色，从“方言”演进成东亚的强势语言。日语的变化可以说是江户时期以来长期积累的结果，而在这一过程中汉字新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如“导论编”所述，我们的语言接受外来新概念，大凡有两种方法，即“译”与“借”。“译者移也”，即使用自语言的有意义的语言成分将源语言中的概念移入自语言中。其方法有二：一是用既有的语词“移译”；二是新造译词对译。后者可以是新造复合词，也可以是新造汉字。新造汉字，即利用汉字的构成部件（偏旁部首）创造新字是非汉字语言中不存在的方法。汉字被认为是一个可以不断孳乳繁衍的开放的系统，历史上，创制新的汉字一直是应对概念增长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这是造字为译词的语言心理学及文字学上的基础。汉字作为语言的单位具有“表音符号”“语素”“词”三重身份，同时以“六书”为主要内容的文字研究（这种研究在清代有了极大的发展）又使翻译者把探究的目光投向“字”的内部。
与“译”相对立的是“借”，“借”就是借用外语的音或形。由“借”产生的词可以细分为“借音词”与“借形词”。借音词即今天一般所说的“音译词”，其特点是“袭用其音”，就是通过音转写的方法将源语言的发音直接移入自语言中。“译”与“借”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存在着积极的对译、造词过程，译词可以同步实现意义的转移，尽管这种转移常常被认为是不完全的或表面的；而借词其实只借音形，不借意义，新概念的容受与定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上述的种种“译”与“借”的方法，对于西方和东方的译词创造者来说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心理负荷。同样是使用汉字造词，同样是非母语使用者，日本江户时代的兰学家、明治的启蒙家思想家与来华西方传教士等有何不同之处？作为本土翻译家的严复，其译名创制原则与方法又是怎样？三者之间的成败得失都将在本编中详加讨论。
[1] 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华书局，2007，第13～14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8～47页。
[2] 所谓的“印刷语言”其实是印刷术带来的文本传播和书写语言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
[3] 以欧洲为例，俗语开始获得文字与语法，并由此具备记录文学作品的可能性，随着国民文学的形成，最终取得了“国语”的地位，这一过程及其相伴随的各种现象均被称为“语言的近代化”进程。参见山本真弓『言語的近代を超えて』明石書店、2004、10頁。
[4] 汉字与其所记录的典籍之间不存在共荣共损的不可分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