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近代新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9世纪以后，汉字文化圈的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一个包括建立近代词汇体系、实现言文一致在内的语文现代化的问题。日本率先完成了这一由前近代语言向现代语言的转变。当我们反思这一历史过程时，首先要问：近代新词是从何时开始成为研究对象的，迄今为止我们做了些什么，今后要怎样做？这些问题的解答势必涉及汉字文化圈域内的其他语言，但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把视野假定在参与近代汉字新词创制的汉语和日语上，对近代新词的研究史做一个简短的回顾。为了向汉语语境的读者提供新的信息，我们的叙述重点放在介绍日本的汉字新词研究上。最近几年，近代新词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在本章里我们还将对研究的状况做一些观察，借此展望今后的研究趋向。
一 日本的近代新词研究
进入明治20年代（1888）以后，日本有数种国语辞典相继问世：《言海》（大槻文彦，1889～1891）、《日本大辞书》（山田美妙，1893）、《日本大辞典》（大和田建树，1896）、《日本新辞林》（棚桥一郎，1897）、《言叶之泉》（『ことばの泉』，落合直文，1900）。在自然科学领域，基础学科的术语集的编纂、出版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些都标志着日语近代词汇体系的初步建立。近代词汇体系的建立为始于文学领域的言文一致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明治时代结束（1912）后不久，日本的学者们就开始反思以新词、译词为主的近代词汇形成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了。关于近代新词、译词的研究，在日本大致可以分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方向。前者具体又有以下几种类型：（1）国语史研究；（2）洋学史研究（兰学）；（3）英语史研究；（4）中日词汇交流史的研究；（5）与“近代”相关的人文科学领域中其他学科的研究；（6）学科史等自然科学史角度的研究。现分别叙述如下。
（一）国语史角度的研究
日本语言学界的所谓「国語史研究」即关于日语的历时研究。「漢語（かんご）」一词在日语里意为“汉民族的语言”。 [1] 明治维新前后，随着大量汉字新词、译词的增加与新知识的普及，「漢語」这一术语又被用来指称那些如汉字熟语和读汉字音的词等在日语中具有外来的，即来自中国的特征的词语。在日本第一部近代国语辞典《言海》中，「漢語」明确作为「和語」即日语固有词的对立项，成为日语词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2] 而第一次把「漢語」作为研究对象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日本国语学家山田孝雄的《日语中的汉字词之研究》（『国語の中に於ける漢語の研究』，1940）。 [3] 山田在谈到该书写作动机时说：
现在对于汉字词有人排斥，有人拥护。然而不管何种意见，均似漫然而论，并无真凭实据。本书对于汉字词，既非讴歌之，又非排斥之，仅对其在日语中的数量如何，占有何种地位，具有何种性质等做一实际调查而已。（序）
在对日语中的汉字词使用状况做了分析之后，山田指出：现代日语如果排除汉字词，不论是日常生活中的寒暄，还是社会成员于公于私之间的思想交流，都将陷于不可能之状态（第4页）。在第一章“序说”中，山田对《言海》的编纂者将汉字词与其他来自欧美语言的外来词区别对待的做法表示赞同。他认为汉字词不仅仅停留在“外来词”或“借用语”的层面，而是已经深深嵌入日语语言组织的内部；汉字词已经失去了外国语言的特色，与纯粹的固有词语并无不同之处，大多数国民对汉字词也不再抱有外国语的意识了。 [4] 山田指出：从数量上看汉字词占日语词的将近一半，尤其是在表达抽象意义的领域比例更大；因此研究汉字词就是研究日语的另一半。尽管在言文一致等语言问题上，山田具有强烈的保守和国粹主义倾向， [5] 但是对日语中汉字词存在的事实做了客观的描述，是第一位将汉字词作为日语研究对象的国语学学者。山田在他的著作中讨论了汉字词流入的历史、汉字词的认定范围、汉字词的特点、汉字词的词形、汉字词的渊源、汉字词在日语中的现状以及汉字词对日语的影响等问题。例如，在第六章“源流之观察”中，山田专门考察了因西学翻译而产生的汉字词之后指出：日语中的汉字词来源于（a）中国的典籍，（b）佛经翻译，（c）汉译西书。尤其是第三点首次由山田明确点出。在山田以后，「漢語」遂作为国语学上的术语被广泛使用。汉字词的研究也成了日语词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山田的著作首先提出了汉字词的问题，对汉字词的历史、现状做了细致的描述。而关于近代汉字译词、新词的具体研究则多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广田荣太郎的《近代译语考》（1969）是一本以战后发表的论文为主的论文集。该书收入了恋爱、蜜月、新婚旅行、接吻、悲剧、喜剧、世纪、常识、俱乐部、冒险、探险等词语的考证论文。广田所利用的文献资料包括报纸、杂志、各类翻译书籍、英汉辞典、英和辞典等。他所采用的是典型的国语学词源考证的方法，即寻找发现首见书证，考察新词由出现到普及、定型的全过程。广田是较早系统地利用英华辞典考证近代汉字新词的国语学家。
与广田不同，东北大学教授佐藤喜代治在他的《国语语汇之历史的研究》（1971）、《日本的汉语》（1979）等著作中，主要通过对江户时期等近代以前的日本知识阶层，如吉田松阴、桥本左内等人著述的考察，探索日语接受汉字词的历史。佐藤致力于阐明江户时代汉字词的使用与现代日语词汇之间的关系，在个别汉字词语源记述上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
另一位需要提及的学者是佐藤亨。他由医学转入汉字词汇研究，在结束了东北大学（仙台）的进修之后，短短的几年里推出三本大部头专著：《近世语汇之历史研究》（1980）、《近世语汇之研究》（1983）、《幕末·明治初期之语汇研究》（1986）。关于汉译西书译词研究的重要性，东京大学教授松村明、古田东朔早就予以指出，而对汉译西书中的词进行全面考察的当推佐藤亨。佐藤的基本方法是从汉译西书中尽可能多地选取汉字词，然后使用《汉和大辞典》等工具书做书证调查，根据书证调查的结果判定词语的“国籍”。佐藤对汉字新词语由诞生到普及的过程似注意不够，对所涉及的汉译西书在西学东渐史上的定位、版本等文献学的把握亦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自山田以后，汉字、汉字词的研究从传统的汉学家之手转到了国语学家之手，这成为国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以近代新词为例，日本学界对汉字新词的产生、接受、普及、定型等研究成果较多，而对日制汉字词的输出关注较少。另外，汉字词研究需要处理大量汉语典籍，在汉学教育相对削弱的今天，研究的难度无疑是增大了。
（二）洋学史角度的研究
日本的洋学又称「蘭学」，指江户中期以后日本知识分子通过荷兰语的书籍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历史事实。兰学的输入打破了中华知识的一统天下，给日本的传统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荷兰语书籍的翻译使江户的知识分子第一次体验到“翻译”这一与“通事”完全不同的知识创造活动，荷兰语书籍的翻译是译词发生的主要契机。
从兰学的角度对包括词汇在内的日语诸种变化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杉本孜（つとむ）。杉本是国语学家，主要研究荷兰语等对日语的影响和日语的近代化过程。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主要著作有《近代日本语之成立》（1960）、《江户时代荷兰语言研究的形成与发展》（『江戸時代蘭語学の成立とその展開』，全5卷，1977）、《江户时代翻译日本语辞典》（1982）、《杉本牧著作选集》（全10卷，1998）等。
在谈论荷兰语对日语的影响时，斋藤静的《荷兰语对日语的影响》（『日本語に及ぼしたオランダ語の影響』，1967）是一本必读书。该书兼有研究专著和辞典的双重性质，对荷兰语的译词情况进行了缜密的整理。
（三）英学史角度的研究
英学史的研究对象是英语传入日本及学习普及的历史。英学史研究在日本极有传统，有《日本英语学书志》（荒木伊兵卫，1931）、《日本英学发达史》（竹村觉，1933）、《日本英学史之研究》（丰田实，1939）等多种经典著作。在这些著作中，著者们对出自来华传教士之手的英汉辞典和日本英语辞典的影响关系做了详细的考证。而从英华辞典及其译词对日语的影响的角度考察日语近代汉字词汇形成的则有森冈健二、永嶋大典等人。森冈健二是国语学家（因此他的工作似也可归入国语学的研究）。他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对东京女子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英华、英和辞典做了系统的考察。森冈通过自己的研究，详细考证了英华辞典在译词方面对英和辞典的巨大影响，梳理了明治时期几种重要的英和辞典与英华辞典之间的传承关系。森冈等的研究成果以《近代语的成立·明治期语汇编》（初版1969，改订版1991）的书名出版，对汉字译词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森冈的另一个贡献是对汉字译词的产出模式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学说。山田孝雄已经注意到了一部分训读的日常词语转变成音读词的现象，而森冈则把这种现象归纳提高到一个能产性造词机制的高度。森冈认为汉字对日语的使用者是一种特殊的符号，通过训练（即语言学习），日语使用者能把汉字的“训”（即日语固有词的意义）和“音”［即汉字的（古汉语）读音］连接在一起，一个汉字的音训在一定的语境中可以自由转换。森冈指出这种音训互通的汉字实际上是同一语素的“环境变体”，森冈将其称为“汉字形态素”，即汉字语素。 [6] 具有这种性质的汉字在参与新词创造时独具特点，即造词者首先使用“训”进行思考，组成短语形式，然后再将训读的汉字转换成音读，这样就得到了新的汉字词。森冈的“汉字形态素”假说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某些语言理论上的技术细节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但是，由“训”及“音”创制新汉字词的过程是确实存在的。例如，荒川清秀通过对“回归线”等词的语源考察，证明了“训”在造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7]
永嶋大典在他的著作《兰和·英和辞书发达史》（1970）中考察了包括《哲学字汇》在内的日本各时期主要外语辞典的成长历程。永嶋采用的方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人文科学各领域的关键词，使用不同时期的辞典进行纵向检索，在确定这些关键词的形成历史的同时，廓清各辞典之间在译词上的传承关系。
（四）中日词汇交流史的研究
实藤惠秀（1896～1985）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专家。他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初版1960，增补版1970）尽管不是一本讨论词汇交流的专著，但是用了大量的篇幅对留日学生的翻译活动和由此产生的日语词汇的吸收问题做了详细论述。这是因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中国通过翻译日本书籍吸收西方的新知识。实藤的著述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中国学者。由于语言方面的问题和后面所说的理由，日本国语学的近代词研究对日制译词的输出，特别是汉语吸收日语词并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这一课题留给了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汉学家铃木修次（1923～1989）在他的一系列著作《汉语和日本人》（1978）、《文明的话语》（『文明のことば』（1981）、《日本汉字词与中国》（1981），论文《严复的译词与日本的汉字新词》（「厳復の訳語と日本の新漢語」，1983）中把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的问题与中日之间的汉字新词汇的交流问题联系在一起。铃木修次的研究可以说是日本学术界对现代汉语中的汉字新词进行词源考证的嚆矢。荒川清秀的《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以地理学用语为中心》以“热带”“寒带”“回归线”等地理学术语为例，在探讨汉字译词产生的词汇学机制的同时，锲而不舍地追溯了新产生的译词在时间上的传承（由耶稣会士到新教传教士）和空间上的传播（由中国到日本，再回流中国）。荒川指出：“热”和“暑”在日语中同训ATSUI。但是日语接受了古汉语的意义辨析体系，将气候的温度高写作“暑”，而将物体的温度高写作“热”。这种区别一直保持到现在。与此相反，汉语在宋以后“热”的语义范围逐渐扩大，以至于涵盖了“暑”的意义。因此将气候温度高的地带命名为“热带”的不可能是日本人，而只能是使用汉语进行翻译的来华耶稣会士。荒川还用相同的方法对“回归线”的发生做了说明。
（五）人文领域其他学科的贡献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饶有趣味的事实，即关于近代新词的最早研究并非始于语言学家。文化史学者石井研堂（1865～1943）在他的《明治事物起原》（初版1908，以后数次增订再版）中对明治以后出现的新事物进行了溯源和社会学的记述，其中涉及大量新名称、新词语。尤为可贵的是书中记录了很多当时民众对新事物、新词语的反应。法律史专家渡部万藏的《现行法律语的历史考察》（1930）、思想史学者尾佐竹猛（1880～1946）的《维新前后立宪思想之研究》（1934）等著作一方面是概念、制度史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外来概念词汇化的研究。这些著作中均有大量篇幅谈及术语的问题。小泽三郎（1909～1969）的《幕末明治耶稣教史研究》（1944），佐伯好郎（1871～1965）的《支那基督教之研究 3》（1944）、《清朝基督教之研究》（1949）等对汉译西书的内容及其在日本的流布也有详细的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日文化交流史专家增田涉（1903～1977）的《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1979）、基督教传教史专家吉田寅的《中国新教传教史研究》（『中国プロテスタント伝道史研究』，1997）等都为我们解读近代汉字新词产生的时代背景提供了深邃的知识和见解。
翻译理论与翻译史学家柳父章（1928～2018）的工作是独具特色的。他把翻译活动看作文化交流的最基本的实践，在近代东西方冲撞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译词的形成以及概念的可译性等问题。他的一系列著作《翻译是什么—日语与翻译文化》（『翻訳とはなにか—日本語と翻訳文化』，1976）、《God与上帝—历史中的翻译者》（『ゴッドと上帝—歴史の中の翻訳者』，1986）、《一个词条的辞典—文化》（『一語の辞典—文化』，1995）、《近代日语的思想—翻译文体的形成》（2004）为我们展示了关于文化翻译的思索的深度。
（六）学科史等自然科学史角度的研究
自然科学史的学者们对术语形成问题的研究也早于词汇研究学者。例如关于学科名“化学”的成立，科学史界在20世纪70年代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术语的制定与统一是自然科学领域重要的课题之一，自然科学史学者对于术语厘定过程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尤其是与兰学有关的，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等学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专业的隔阂，从事语言研究的人对上述成果的注意和利用都显不足。
20世纪70年代，日本迎来了明治维新一百周年的纪念热潮。日本的汉字新词研究作为明治时代回顾的一个内容，在80年代形成了一个高潮，涌现出丰硕的研究成果。除了专著以外，还有大量的论文发表，这些坚实的工作大大地推动了汉字新词的研究。在认真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二版（2001）增设了“语志栏”，其中对500余条汉字新词进行了词源的记述。
这里还应该提到一些非语言专业的学者的工作，例如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副馆长斋藤毅的《明治的词语—东西之间的桥梁》（『明治のことば—東から西への架け橋』，1977）。著者利用大量馆藏第一手资料，对“合众国”“社会”“保险”等语词进行了考证。惣乡正明原来是一位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之余收集了大量的辞典和术语集。他与国语学家飞田良文共同编写的《明治的词语辞典》（『明治のことば辞典』，1986）对1500多条近代新词和译词进行了溯源。
日本在历史上一直受汉文化的强烈影响，19世纪以后汉译西书及其词汇的传入是日语近代新词、译词得以成立的前提。日本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如何接受来自中国的词汇上，由于汉语能力上的限制对日语的所谓新词“输出”研究力度不大。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日语学者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拙著《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汉字新词的创制与容受》（『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1994）是在1991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笔者的探索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讨论了汉语何时遭遇日语，最早接触日语的中国人对日语是否有外语意识，对日语中不见于中国典籍的汉字新词有何种反应，汉字词汇如何在异质语言（即跨语言）中实现概念传递等问题；第二，利用日本图书馆所藏的英华辞典等资料文献，对以往研究里日语借词的误认情况做了初步整理；第三，以“关系”“影响”为例，讨论了日语词汇在词汇体系层面上给予汉语的影响。陈力卫的《日制汉字词的形成及其发展》（『和製漢語の形成とその展開』，2001）考察了日本的汉字词创制的各方面问题，着重点在于江户时期以前的词汇如何向近代词汇转化；明治时期的汉字新词创造以及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朱京伟的《近代中日新词的创造与交流—以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专门术语为中心》（『近代日中新語の創出と交流――人文科学と自然科学の専門語を中心に』，2002）主要对哲学、植物学、音乐方面的术语进行了考察。以上两本著作的考证力度和资料发掘之深都达到了新的水平。近年，亦有很多年轻学者以近代中日词汇交流为研究对象撰写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现在，日本学术界关于汉字新词的研究在方法论、资料梳理等基本问题上已经得到了初步解决，词源记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学者们一方面继续对数以千计的汉字新词的发生史进行整理，另一方面也开始注意到问题的更深一层的实质。
例如旅日韩国学者李妍淑的《名曰“国语”的思想》（『「国語」という思想』，1996）精细地分析了日本明治20年代以后的国语政策及其对朝鲜等周边地区的影响。同样以日本明治中期以后的语言政策为内容的研究有安田敏朗的《殖民地中的“国语学”》（1997）、《帝国日本的言语编制》（1997）等一系列著作。李妍淑和安田敏朗把研究的焦点对准了日本的“国语”形成及其向外部膨胀的历史过程。
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的《汉字论：不可避的外来者》主要是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日本“国语”形成过程中（即日语如何成为所谓的“国语”的历程，这里包括实体和概念），汉字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以及近世、近代思想史脉络中的汉字问题。子安为自己的著作加了一个令人回味的副标题「不可避の他者」，这个“他者”似可以译成“外来者”。子安指出：“汉字对于日语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避的外来者。作为外来者的汉字是这样一种语言契机：它使日语有可能不断地对外界打开大门。” [8]
李妍淑、安田敏朗、子安宣邦等人著作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的确立。我们应该从思想和文化层面的高度来探讨近代以后的汉字新词现象。
二 中国的近代新词研究
中国的近代新词研究几乎一开始就同日语借词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尽管日语也使用汉字，但是其终究是一种不同于汉语的外国语言这一事实是在19世纪末。这一点与有史以来一直以汉语为规范的日本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然而20世纪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又不得不面对日制汉字新词大量涌入汉语这一前所未有的事实。对于日语新词的大量涌入，当时就有一些人从社会语言学［如《盲人瞎马之新名词》（彭文祖，1915）］、翻译术语学［如上文提及的胡以鲁的论文、余又荪的《日译学术名词沿革》（1935）］的角度加以探讨。而将来自日语的词汇作为词汇学上的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研究则是在50年代后期。在这里让我们对从汉语角度进行的研究做一番简单梳理。我们的关注点将集中在（1）中国的学者对来自日本的词语进行研究的目的是什么，（2）取得了何种结果，（3）研究过程中存在着何种问题等。
孙常叙的《汉语词汇》可以说是第一本论及来自日语的新词和译词的词汇学著作。在这本著作中，孙氏把汉语中的日语词作为外来词的一个子范畴来讨论，并称之为“日语借词”。如本编第二章中所述，孙常叙第一次把来自日语的词语界定为“借取书写形式的特殊借词”，即本书所谓的“借形词”。孙氏还提出了“认定日语借词首先要辨明它是不是汉语贷词”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提出对于考察新词的来龙去脉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孙常叙所举的词例是台风、拔河、道具、石炭、挨拶等， [9] 并没有涉及在近代中日词汇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汉译西书中的新词和译词。
在孙常叙之后，《中国语文》杂志上刊登了王立达讨论日语借词的文章《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 [10] 王立达在论文中将日语借词分为八类（日语的音译词、训读词、近代新词、进入汉语后意义发生变化的词、中国古典词在日本获得新义后回流汉语的词、日本的国字等），列举包括词头词尾在内的日语词共589个。从意义分布的角度看，王立达所举的日语词偏重于政治、经济、哲学等领域，其他学科的词语较少。几乎与此同时，高名凯、刘正埮合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三章专设一节讨论日语词的问题，将日语词分为日语固有词、在日语中获得新意的中国古典词、近代的译词三类，共收词459条。关于上述两项研究，笔者曾在前著中做过较详细的讨论，时贤著述亦多有涉及，故这里不再赘述。
1958年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出版了《汉语史稿》。其中第四章“词汇的发展”专门讨论了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历史。第五十五节“鸦片战争以前汉语的借词和译词”包含了三部分内容，即西域借词和译词、佛教借词和译词、西洋借词和译词。西洋借词和译词这一部分，王力没有提及明末清初以及19世纪初叶的汉译西书，但是提到了在译词上得益于上述汉译西书的《海国图志》。也许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使然，但事实告诉我们不研究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的著述就无法廓清“热带”“温带”等词的来龙去脉。在第五十六节中王力讨论了鸦片战争以后的新词。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以鸦片战争为界讨论新词问题是过分迁就了历史研究的时期划分。在该节中王力总结了现代汉语新词产生的两个特点，即尽量利用意译、尽量利用日本的译名。
王力第一次从现代汉语词汇形成史的角度来讨论近代新词的问题，摆脱了局限在外来词的范围内就事论事的窠臼。
1959年，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集体编撰了《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以下简称为《五四以来》）。该书同王力一样采用了现代汉语如何形成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从词汇和语法两方面进行了讨论，是一本极具特色的著作。
《五四以来》把研究的焦点定位在“书面语言”上，该书所说的“书面语言”应指白话文，即19世纪以降来华传教士们所为之努力的浅显的文言文。这是一种可以听得懂的文章语言，用于谈论“较高尚的话题”，如宣教、演讲、授课和讨论知识性的问题等。毫无疑问，这种书面语言需要大量的新词，或者说新词是使这种书面语言得以成立的关键（笔者甚至认为听得懂的书面语是“言文一致”运动的实质）。正因为如此，《五四以来》对新词的形成做了详细的探讨。
首先，《五四以来》指出，词汇与语法不同，对新事物的反应是最敏锐的。“汉语词汇从清代的洋务运动起，就有了剧烈的变动，五四以后汉语词汇的变动是在五四以前这个剧烈变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该书编著者认为“研究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应该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序言）。历史研究中的“洋务运动”是指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官僚所推行的改革活动。关于洋务运动与新词的关系，《五四以来》是这样叙述的：
中国翻译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是利玛窦等在明朝时东来后开始的……这种翻译自然产生了一些新词，但是数量不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为了吸收外国文化以图富强，翻译事业就逐渐广泛地开展起来。一八六二年到一九〇二年北京设立的同文馆，一八七〇年到一九〇七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都是做翻译工作的。此外，天津的北洋学堂、上海的南洋公学、海军衙门、总税务司，以及《时务报》、广学会、墨海书馆等等都做了一些翻译工作……在这些书籍的翻译中，曾产生了大批的自造新词，但是因为它们是比较早期的东西，质量也参差不齐，有些译名不大科学，有的又传流不广，所以好多词并没有沿用下来。另一方面日本的翻译西方科学，大约也在我国设立同文馆、翻译馆的同时开展起来。因为日本有很大部分是用汉词汉字去译欧美的词语，其间的相互影响不少，有时日本借用了汉语的译名，有时中国也借用了日语的译名。 [11]
甲午战争之后大量日制译词被借用到汉语中来，《五四以来》指出直到五四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丰富汉语词汇的最重要手段就是吸收日译词”。《五四以来》还认为日译词得以大量传入汉语的语言学上的原因是：中国自制的新词、译词无法满足建立新的词汇体系的需要，而日译词的“构词和汉语相同，意义多半可以从汉字上求得解释。这样的词无异于汉语中自造的新词”（第78页）。
《五四以来》还指出，五四以后汉语进入了自律造词的阶段，但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日语词的吸收“仍然是丰富汉语词汇的重要途径之一。那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多半是从日文转译来的，随着这些书籍的翻译与介绍，又借用来一批日译词”。这样《五四以来》指明了日制译词集中传入汉语的两个重要时期，即五四以前和20世纪20年代。前者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术语为主，后者的主要内容是马列主义等社会革命的术语（戏剧、文学理论的术语也多在这一时期引入）。 [12]
《五四以来》出版后本来可以期待着引起新一轮讨论， [13] 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外来词的研究成为禁区，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80年代初，学术界才重新开始着手日语借词的研究。1984年刘正埮等编写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刊行。这本词典的编纂可以说是1958年高名凯、刘正埮研究工作的继续。其中共收录了来自日语的词语892条，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根据现在的研究成果，我们或许可以指出书中关于日语借词的认定存在着某些错误，但是，892条词不是一个随手拈来的数字。考虑到80年代初为止的中日之间的信息知识交流情况，我们可以断定这是编纂者独自的长期学术积累。唯一需要指出的是：同其他50年代的日语借词研究一样，《汉语外来词词典》对日语借词的收集、辨别方法没有做出必要的说明，也没有附参考文献，以至于在我们试图验证《汉语外来词词典》中关于某些词语的结论的正确性时不得不从头做起。
进入90年代以后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的著作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该书分为两章，第一章Language and History from 1840 to 1898，主要讨论了19世纪初叶以来汉语与西方语言的接触，汉译西书中的译词、新词，以及汉语日语的互相影响问题。第二章Some Lexical Phenomena，马西尼在这里主要从词汇体系的角度讨论了借词与新词的地位及其分类，并对来自日语的词语做了定位。继孙常叙之后，马西尼再一次将日语词定义为graphic loan“借形词”，并对来自日语的借形词做了梳理。该书卷末的附录中有一个新词一览表，对近五百条新词进行了考证。马西尼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以敏感的学术嗅觉，明确地提出了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以及如何向national language（国语？）发展进化的问题。 [14] 该书于1997年由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书名为《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译者黄河清）。中文译本的出版为广大汉语读者了解该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提供了方便，但是译者所加的副标题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亟须认真思索的问题—新词、译词与外来词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可以用“外来词”来涵盖新词的产生所代表的整个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问题吗？
三 近代新词研究的新机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近代新词的研究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与日本的情况一样，近代新词的研究可以从近代词汇史、以近代关键词为中心的社会科学概念史、包括各学科史在内的自然科学史等三个视角进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现阶段的研究还没有达到日本的深度和广度。
在中国，与日本的情况相似，人文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史领域的研究常常走在语言研究的前面，这一事实只要从本书末的参考文献中就可以了解到。成果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史、近代思想史、印刷出版文化史，以及有关西学东渐的研究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建立史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如德国埃-纽伦堡大学的概念史研究计划、香港中文大学的近代思想史关键词研究计划等，其通过关键词的形成过程来审视中国乃至亚洲的“近代”的研究，利用语料库进行的研究也取得了迅速的进展。
与上述的研究相比，语言词汇领域的研究明显地落后了。20世纪90年代，香港中国语文学会曾出版《词库建设通讯》，大大地推动了新词与外来词的研究。但是该杂志停刊后，学者们失去了一个讨论近代新词问题的平台。现在，全国性的汉语研究杂志上关于近代新词的词源考证以及近代词汇体系形成的研究论文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种落后带来了以下的一些消极后果。
第一，我们现在还无法对现代汉语词汇中的日语借词有一个大致的把握，从而评估日语对现代汉语，乃至概念体系的影响。
第二，近代新词，尤其是词源研究的落后，使语言学无法对其他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史的研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外来新概念的引介常常伴随着词化，如果不能准确地描述词化的整个过程，新概念引介的历史也就无法完成。尤其是词化过程中表现出的各种事实是探讨外来概念容受的重要素材。
第三，影响到汉语本体的研究。《汉语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在近代新词方面的欠缺是众所周知的。某些讨论汉语构词法的著作，在选取分析语料时并没有对中国的译词和日制译词加以区分（其实那些摹借的译词也应该慎重对待）。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汉语构词法的特征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可以想象如果分析语料中有日语词，除非我们首先证明中国人和日本人使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创造汉字词，不然，我们的结论就要打折扣。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认真思索过这种语料纯洁性的问题。
鉴于以上情况，大力加强对近代新词的研究便是题中之义了。日语借词作为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应该如何进行？笔者认为，词汇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在近代新词的范围内对日语借词的数量和影响进行考察。我们首先要制定一个词表，但是有一个需要把作为研究对象的日语借词从其他汉语词汇中辨别出来的难题，因为汉语中的日语借词没有例如日语中外来词使用片假名表示那样的词形上的特征。随机式的抽查会挂一漏万，全词排查也只能是事倍功半。可行的方法是：首先选定现代汉语某一范围内的词汇，如一万条常用高频词（把考察范围局限在某一种文献内也是有效的方法）。在上述范围内确定日中同形词，然后对这些同形词加以甄别：哪些词是日语借词，或受到了日语影响的词，哪些不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把日语借词从汉语词汇中分离出来。
在建立这样一个词表以后，作为基础工作我们需要对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做出词源描述。这种描述应该包括以下的内容。
第一，如果是日本的新造词，造词者是谁，理据如何？最先用于哪种著述，或出现于哪本词典？由何人，通过何种途径引入汉语？汉语社会接受的情况如何？
第二，如果是利用中国古典词改造的译词，则改造者是谁，改造的理由如何？最先用于哪种著述，或出现于哪本词典？由何人通过何种途径引入汉语？汉语社会接受的情况如何？
对日语借词的考察还包括其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使用频率、覆盖率、与其他词语搭配上的特征等。
显然，上面这样的语源记述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我们可以先对其中的抽象词、人文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关键词（不是较专门的术语）进行词源考证。这样的研究结果，能比较容易为其他学科所利用。
近代新词的研究具有语言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性质，但是同时不同专业的人也应该有所侧重。语言研究者的主要工作内容是词的创造，即概念的词化，以及交流、容受、定型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记述一般在某一词收入语文辞典时即告结束，至于这个词在历史语境中的解读更多的是相关学术领域专家们的工作了。
[1] 如前所述，日语「語」是word的译词，「漢語」即使用汉字的词语。一般人的「漢語」意识是：用汉字书写，读汉字音（即日语接受古汉语发音后形成的发音体系），而对造词者的因素则不做特殊的考虑。作为日语研究术语的「漢語」，其严格的定义涉及许多具体的语言事实，这里不做进一步的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陳力衛『和製漢語の形成とその展开』汲古書院、2001。
[2] 《言海》卷末的「採収語類別表」中将词条分为“和语”“汉语（即汉字词）”“外来语”三大类，并分别做出了详细的数量统计：和语55.8%，汉语34.7%，其他9.5%。这个统计显示了明治20年代日语词汇的构成情况。
[3] 该书是山田孝雄1931年（昭和6年）在东北帝国大学（今东北大学）的讲义录。
[4] 山田将外来成分按照融入自语言的程度分为纯粹的外语、狭义的外来语、借用语、归化语四类。借用语和归化语的区别在于能否实现某种形态变化。
[5] 李妍淑『「国語」という思想』岩波書店、1996；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岩波書店、2003等。如子安所指出：使用如“侵入”“归化”等一系列与国家有关的比喻来谈论汉字词是山田的一个特点。
[6] “语素”是morpheme的译词，定义为：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的第一要素是声音，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只有声音才能和意义发生联系，不能将文字和语言本身等同起来。但是森冈认为，汉字不同于其他表音文字，可以直接和意义发生联系。
[7] 荒川淸秀『近代日中学術用語の形成と伝播—地理学用語を中心に』77～94頁。
[8] 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232頁。
[9] 其中“拔河”大型日语辞典均不收，疑为孙氏笔误。
[10] 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国语文》1958年第2期。王立达的论文在《中国语文》上引起了一场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论战。王甚至被批评有民族虚无主义倾向。
[11] 《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第76～77页。该书执笔者情况不明，关于日语借词的内容与下列郑奠的文章相似。
[12] 关于马列主义术语导入的讨论是该书的一个值得称誉的贡献。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似无法深入展开讨论。1979年德国的汉学家李博就这一问题完成了自己的专著，并于2003年译成中文出版。参见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赵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3] 几乎与此同时，在该校任教的郑奠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了六篇关于近代词汇形成的文章。
[14] national language中译本译作“国语”，这是一个现在不常使用的词。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对“国语”这一概念做过必要的讨论。另外，原著书名中的modern一词所指称的时间段远比汉语的“现代”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