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近代新词与中日词汇交流
一 汉语的“近代”
在进一步探讨近代新词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近代”这一术语的意义做一番梳理。“近代”“现代”等历史学所使用的时代划分的术语均来自日语，但是中日之间的词义却不尽相同。 [1] 在日语中，“近世”“近代”“现代”三个词分别指江户时代（1600～1867）、明治时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868～1945）以及战后这三个时期。日语的「近代語研究」即指对从明治维新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止的词汇的历时性研究，而明治时期（1868～1912）则是最重要的时间段。日语的近代词汇体系的科学用语部分在进入明治20年代后（即1887年以后）初步完成，其后“言文一致”的问题提上日程，1900年后，日语转入了向汉字文化圈输出新词的阶段。
但是在汉语中，中国历史学“近代”一词所指称的时期的起点是中英鸦片战争（1840），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则被当作“现代”的开端。然而，历史研究的时代划分并不完全等于语言研究的时代划分。就汉语研究而言，汉语史的时代划分，似乎还是一个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问题。
王力曾对汉语的历史分期提出了如下的主张：
一、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
（三、四世纪为过渡阶段）
二、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
（十二、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
三、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
四、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 [2]
王力将语法和语音作为分期的主要标准，认为：
一般词汇的发展，也可以作为分期的一个标准，但它不是主要的标准。例如五四以后，汉语大量地吸收外族的词语来丰富自己，加强自己，这一重大的事实不能说是对汉语的本质没有影响。我们之所以不把它当作主要的标准，因为它只是一般词汇的变化，而不是基本词汇的变化。 [3]
尽管王力同时认为现代汉语（即五四以后的汉语）的特点之一是“大量地增加复音词”，但是并没有把词汇作为汉语分期的决定性因素来考虑。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王力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段时期作为近代词汇向现代词汇发展的“过渡阶段”。但是，把过渡阶段的起点设在鸦片战争是否过于迁就了近代史研究的分期？传教士新词、译词的创制从马礼逊来华的1807年就已经开始，至鸦片战争爆发，这期间有马礼逊、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等的数种英华辞典，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等的中文杂志，以及大量用汉语写成的传教小册子和世俗性知识的普及读物问世。如果要设立过渡阶段，那么这个时间段应该是1807～1919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出现的大量新词为汉语从近代向现代过渡做了必要的准备。
吕叔湘对汉语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与王力不同的意见：
近代汉语从甚么年代起头？到甚么年代了结？换句话说，近代汉语跟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跟现代汉语的界限在哪儿？这是个还没有经过认真讨论的问题。
能不能仿照中国历史的分期，把近代汉语的期限定得跟中国近代史一致，也就是始于一八四〇年终于一九一九年呢？显然不能，因为在汉语发展史上这两个年代没有重大意义，虽然不是毫无意义。 [4]
吕叔湘根据文献资料中言文分歧逐渐变化的情况，建议把晚唐五代即9～10世纪作为近代汉语的起点，而言文分歧重新统一起来的五四运动以后作为近代汉语的终结和现代汉语的开始。这样“近代汉语”就涵盖了长达一千余年的历史时期。
由以上可知，王力和吕叔湘尽管对于近代汉语的起点有着不完全相同的主张，但是，对于近代汉语的终结和现代汉语的开始时期的看法却是一致的。而关于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者的关系，吕叔湘认为：
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 [5]
就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常用词来说，吕叔湘的论断是正确的。因为常用词有着较强的稳固性，被认为是一种语言词汇的核心部分。但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以抽象词汇和学术用语为主体的近代新词时，就会发现如王力所说的“超过以前几千年”的大变化。尽管王力同时认为新词造成的“只是一般词汇的变化，而不是基本词汇的变化”，但是，当这些新词构成了现代口语文的主要词语基础时，其在研究史上的地位也就不容忽视了。应该指出的是，汉语史的研究对古代汉语词汇向近代汉语词汇的转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对近代汉语词汇向现代汉语词汇的转变则注意不够。
迄今为止的研究将汉语史分期的标准放在语音、语法、词汇这三个方面，而对语言赖以存在的人类社会层面的因素考虑得不多。例如王力曾指出：
人民的历史不是对语言的历史分期没有关系的。国家的统一和崩溃，部族的融合，人民的迁徙，对汉语的变化都有很大的影响。不过，有一点应该注意的，这些大事件对语言产生了影响，而我们根据语言的质变来分期，所以这些大事件对语言历史分期的关系是间接的；它们并不能作为分期的标准。 [6]
但是上述的语音、语法、词汇的变化常常是指某一封闭系统（方言）之内的变化，并不涉及系统之间（即外国语）的相互影响，而这种相互影响正是19世纪以来的汉语变化的一大特点。我们之所以关注19世纪，还因为在这一百年里汉语发生了诸如北京官话取代南京官话、言文一致初见端倪、开始致力于获得一套表述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术语等一系列大变化，尤其是作为近代国家语言的“国语”（national language）的确立提上了日程。 [7]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语音、语法、词汇都发生了跨系统的变化。19世纪汉语的研究有着许多不同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研究的特征，语言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关联应当成为新的切入点。当然，我们的目光还应该投向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们所创制的新词。康熙以后，雍正朝的严厉禁教，使得西学的导入和随之发生的造词活动中断了近百年。但是“非汉语母语使用者的造词”这一耶稣会士和19世纪以后的新教传教士的共同特点，以及两者之间在译词上的传承关系都使我们无法忽视这段历史。
本书在以下的叙述中如不加特殊说明，术语“近代新词”乃指汉语中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这一时间段内的新词。这些新词的产生乃至在中日之间的移动是本书考察的重点之一，本书还将涉及明末清初的译词和五四以后新词的普及与定型的情况。
二 近代新词的年轮
日本国语学家宫岛达夫（1931～2015）首先采用一种其后被称为“语词年轮”的方法调查了日语现代词汇的形成过程。 [8] 宫岛达夫的具体方法如下：从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1956年进行的关于90种杂志的词汇调查结果中选取高频常用词1000条，然后使用明治以后有影响的英和辞典、国语辞典、报纸、古代文学作品对上述常用词的出现时期进行调查，借此把握常用词在各个时期的增长情况。90种杂志的调查不含广告。宫岛达夫于1994年又对70种杂志做了相同的调查，但是这一次将广告中的词语也包括进去了。宫岛用图1显示调查的结果，即（1）明治时期是日语词增加最剧烈的时期，汉字词的上升曲线陡峭； [9] （2）明治时期增加最多的是汉字词。宫岛还通过与德语词汇的比较指出：明治时期的新词剧增是日语近代词汇形成的一个较显著的现象。 [10]
图1 宫岛达夫统计日语中常用词在各个时期的增长情况
那么，汉语的情况如何呢？《辞源》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国语辞典，该辞典总编陆尔逵在前言中明确指出编纂的目的之一是语词的“穷源竟委”。但是《辞源》正编（1915）中有4650多条词，续编（1931）中有5430多条词没有给出书证。 [11] 《辞源》正续编共收词近10万条，其中有10%以上的词没有书证。名为《辞源》，而大量词条无源可查，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情况。这并非完全由于编纂者们考证不勤，而是因为这些词主要是近百年以来新创制的词，19世纪以前的中国典籍中找不到它们的踪迹并不奇怪。当然编纂者没有利用16世纪以后的耶稣会士们的著作和19世纪以后的新教传教士们的著述这一事实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
对汉语常用词进行了类似于宫岛达夫式调查的是曹炜。曹炜在其著作的第四章“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中提出了两个问题，即：“一、十九世纪的汉语外来词究竟在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中充当了什么角色？是主角？还是配角？二、现代汉语词汇的基础是在十九世纪才开始形成还是此前已有雏形？” [12] 为此曹炜使用《汉语大词典》对《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以下简称HSK词汇） [13] 的甲级、乙级2979条词进行了书证调查（甲、乙两级共有词3051条，其中72条《汉语大词典》未收），所示首见书证的出现时期如表1所示。
表1 HSK词汇甲级、乙级词首见书证
曹炜的调查结果呈现出与宫岛达夫相似的曲线，即秦汉至明代增加平缓，清代以后陡然上升（参见图2）。这说明现代汉语词汇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晚近形成的。然而曹炜对这个调查结果给出了如下的初步结论：现代汉语词汇，先秦两汉打下了基础，魏晋隋唐宋元时期不断充实加强，明清时期已成雏形，五四以后进一步完善。对于外来词，曹炜则认为其作用是“充当配角，是构成现代汉语词汇的基本框架的辅助成分，为的是使现代词汇系统色彩斑斓，绚丽多姿”。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曹炜的调查方法和结论对于他自己的关于19世纪语词情况的设问都不具备充分的说明力。第一，在曹炜的调查中，首见书证为清代的词有229条，但是有清一代跨度自1636年至1911年，长达270余年，我们需要对19世纪的文献和其他时期的文献加以区分；第二，《汉语大词典》的书证工作并不完善，对此曹炜认为即便如此也不影响自己结论的正确性，因为更早的书证的发现反能加强汉语基本词汇于五四之前业已形成的论断。但是事情好像并不如此简单。《汉语大词典》的书证几乎没有利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汉译西书，也没有利用19世纪以后的新教传教士们的著述（《海国图志》等出自中国士子之手的文献也不在书证收集的文献群之内）。因此仅仅依靠《汉语大词典》无法廓清19世纪词汇的全貌。 [14]
尽管如此，根据曹炜的调查结果，清代新词为229条，五四时期以后的新词为693条，两者相加占3051个常用词的30%以上。30%是一个什么概念？关于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告诉我们：如果一篇文章中未知词语超过10%，读者将无法准确理解文章的意义。由此可知，30%是一个足以使词汇体系发生质变的数值。事实正是如此，这部分词语在现代文明社会所起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15]
图2 曹炜统计的汉语基本词语增加情况
说明：汉语基本词增加曲线，根据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制作。
三 近代新词与汉字文化圈同形词
近代新词在以下四个方面区别于已有的传统词汇：
（1）发生之契机：使用汉字接受西方的新知识；
（2）意义上的特征：分布集中在新的知识领域，以抽象词汇和学术用语为主，具有名词性；
（3）形态上的特征：多音节性；
（4）跨语言特征：在汉字文化圈中以汉字同形词的形式出现。
从词义上看，近代新词的绝大部分是为了表达西方近代的新概念和新事物而创造的，其中以表示抽象概念的名词居多，如“哲学”“科学”“陪审”“保险”等。新词中还有很多是利用古典中已有的旧词形来表示新的外来概念，如“革命”“社会”“民主”“共和”“银行”等，表示外来文物的具体名词也为数不少，如“电报”“电话”“风琴”“温度计”等。近代科学知识必不可少的学术用语也是新词中重要的一部分。 [16] 从分布上看，新词主要集中在近代以后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领域。应该说近代新词的发生并不是汉语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有着被称为“西学东渐”这一近代东西文化交流的强烈外界动因的。
近代新词在词形上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除了一少部分化学元素名以外，新词多为多音节复合词，其中又以双音节最多。单音节的化学元素名也主要作为词缀成分用以构成其他复合形式。可以说，多音节化是近代新词在词形上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反映了现代汉语的发展趋势。
近代新词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构成“同形词”。所谓同形词就是用相同汉字书写的词。 [17] 尽管在发音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汉字的发音在不同语言之间形成体系上的对应。中日语言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同形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以对外汉语教学词汇大纲所规定的HSK词汇为例，中日同形词所占比例见表2。
表2 HSK词汇中的中日同形词
HSK词汇是为了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人工筛选的词，其所反映的使用频率是有局限性的。那么，在以自然语言为对象进行的词汇调查中情况又怎样呢？《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登载了三个词表：报刊政论文体中前4000个高频词词表、科普文体中前4000个高频词词表、生活口语中前4000个高频词词表（互有重复），这三个词表的中日同形词情况见表3。
表3 不同文体中的中日同形词
上述HSK四个等级的词条（8822条）和《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三个词表经过去重处理共得到词条10317条。可以认为这10317条词囊括了现代汉语词汇的主要部分，赖此我们不但可以完成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还可以从事知识性的创造活动。其中，双音节以上的复合词为8276条，中日同形词占46.9%，为3882条（同形词占总词条数的37.6%）。另外，据有关学者统计，同形词在朝鲜语、越南语的基本词汇中所占比例均在60%以上。 [18] 以中、日、韩为例，三种语言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之所以存在如此大量的同形词，其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这些语言之间在历史上某一个时期发生过大规模的语言接触和词汇交流。由于这些词的大部分形成于19世纪以后，所以这种交流一般也不早于19世纪。
以上事实说明，近代新词的形成在东亚并非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之内的事件，而是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如何用“汉字”这一超语言的书写符号来接受西方新概念的问题。
四 近代新词的创制
通过上一节的讨论，我们知道现代汉语最重要的10317条词中，有中日同形词3882条。 [19] 这些同形词中的近代新词这一部分是汉字文化圈域内近代以后的新词创造和交流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共创、共享的产物。中国和日本是主要的创造者，朝鲜半岛、越南等参与了共享。下面我们对新词（含译词）创造的时期、造词方法，以及围绕新词所进行的词汇交流等问题做一简要的历史回顾。
在中国，新词的创制可以追溯到耶稣会士的来华。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1582年进入澳门（定居北京为1601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三百多年的时间跨度。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新词的创制也不可能是均质的。笔者曾以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1807）为分界，将此之前的二百多年间耶稣会士们的译述称为“前期汉译西书”，其中所使用的译词称为“前期译词”；而将19世纪以降新教传教士的译述称为“后期汉译西书”，其中所使用的译词称为“后期译词”。 [20] 19世纪是主要的造词时期，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准备期：1807～1840年前后
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广州登陆。在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下，马礼逊以及其后来华的传教士们采用翻译《圣经》、出版定期刊物等方法致力于基督教的传教，即“文书传教”。传教士们在这一过程中创制了大量译词、新词，在传教的同时实际上促进了西方知识的普及。本时期的西书多在南洋印刷，中国大陆禁止流传，所以实际读到这些印刷品的人不多，影响有限。但是鸦片战争以后，这一时期的西人出版物为《海国四说》（1846）、《海国图志》（1842年50卷本，1848年60卷本，1852年100卷本）、《瀛寰志略》（1848）等中国士子撰述的书籍征引，成为当时关心海外情况人士的共同知识。《海国图志》等又在下述的发展期，以重版、改订版的形式广泛流传，并流入日本。这一时期造词的另一个特点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参与较少，很多译词具有强烈的口语、俗语的色彩，为士大夫阶层所诟病。
发展期：1840年前后～1860年前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逐渐打开国门，取消了对外国人居住、传教的限制。西学的中心由广州转移至上海，西人的出版事业愈发活跃，墨海书馆的成立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墨海书馆，传教士们第一次得到了如王韬（1828～1897）、李善兰（1811～1882）、蒋剑人（1808～1867）等中国当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国士子的参与不仅大大提高了传教士译述的可读性，而且使新教传教士们得以了解和继承了耶稣会士的丰富遗产。 [21] 后期汉译西书在1859年以后开始自由地进入日本，书中使用的词取代了当时日本兰学系统的某些译词。
清政府主导翻译期：1860年前后～1880年前后
麦都思、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相继回国，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北上北京以后，墨海书馆逐渐名存实亡。其宗教书籍印刷业务为美华书馆取代，西学的翻译则由北京的同文馆、上海的广方言馆（后并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等继承。但是，明末清初以来的翻译方法，即传教士口述、中国助手笔录，被一直延续下来。翻译内容的选定也忠实地体现了洋务派官僚的意图，以技术、制造等所谓的“西艺”书籍为主，西方人文科学的内容则绝无仅有。在这一时期，除了化学、数学等有限的领域外，在词汇方面汉语对日语的影响逐渐减弱。
停滞期：1880年前后～1895年
这十几年是政治上闭塞感极强的时期。政府主持的翻译机关在翻译方法和内容上毫无起色，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来华传教士在全国大会上虽做出了统一译词、术语的决定，但并没有得到具体落实。 [22] 而与此同时日本则逐渐完成了学术用语的制定，建立了以大量抽象意义的汉字词为特征的近代词汇体系。日本已经无须从中国借用词汇了，或者说，中国已经无法满足日本在译词、新词方面的要求了。福泽谕吉（1835～1901）开始鼓吹“脱亚入欧”论，中国不再被视为新知识的源泉。非但如此，甲午前后日本开始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汉字文化圈的国家输出新词。这一时期，或因出国考察，中国官吏作为外交官员踏上了日本的土地，有了实际接触日语的机会。他们在自己的视察报告、纪行文字中收录了大量的日制译词、新词。但是，他们的这些记录有很多直至甲午以后都未能引起中国读者的注意。同时，整个知识体系的滞后，使中国士子不具备阅读、理解如《日本国志》等文献的能力。
日本书翻译期：1895～1919年
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吸收西方知识。先觉者和留学生自主的翻译取代了传教士们的工作。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开始阶段，除了严复等少数人以外，翻译工作主要是由留学日本的人翻译日语图书，或从日语转译西方书籍。这种情况导致了大量日制译词、新词流入汉语。
反观日本，其汉字新词创制开始于江户中期以后兴起的兰学，整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时期。
兰学时期：1774～1860年前后
1774年日本的兰学家第一次翻译出版了欧洲语言的医学书《解体新书》。这是日本知识阶层第一次以明确的自我意识从事外国语文翻译的实践。在翻译的过程中日本兰学家认真思索了译词创造的各种问题。其后，兰学译籍陆续问世，至19世纪50年代，医学（尤其是解剖学、眼科学）、化学、植物学、军事学（近代军事知识、火器制造等书籍的翻译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主要契机是西方国家的威胁和国内的动乱）等方面的词语已经初具规模。特别是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确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翻译方法和译词创造模式。
英学时期：1860年前后～1919年
美国佩理舰队的来航，迫使日本放弃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同时，在海外新知识的吸收方面，开始了从兰学向英学的转换进程。西周（1829～1897）、福泽谕吉等许多兰学家都自觉参与了这种学术语言的转换。1859年横滨开港后，大量的中国汉译西书、英华辞典传入日本，日本的知识分子借此迅速掌握了英语。进入明治期以后，人文科学方面的译词创造取得了进步。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言文一致的实现，基本完成了近代词汇体系的建构。
以上，我们对新词创造的历史时期做了简单的介绍。另外，从语言接触和词汇交流的角度，汉字文化圈近代新词中的同形词部分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中日流向词、日中流向词和中日互动词。分别简述如下。
（一）中日流向词
其词语的流动方向可以表示为“中→日”，流动的时间，上限为16世纪末，下限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这二百多年又可以细分为两期。第一期是耶稣会士创制的新词、译词，通过他们的译述和同时代的中国士子的著述（即前期汉译西书）传入日本，为日语所吸收。进入日语的前期汉译西书译词有：基督、天主、几何、病院、地球、热带、温带、赤道等基督教、天文学、几何学、地理学等领域的词。这些词主要为兰学家所接受，用于荷兰书籍的翻译。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对外贸易和海外信息的流入都受到极大的限制。但是就图书而言，洋书之禁时紧时弛，1720年，将军吉宗放松了对非宗教类图书的进口限制（即「洋書解禁」）。同时，图书虽然在进口时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对已经流入日本的图书并没有实施严格的取缔。汉译西书（含各种抄本）可以在学者之间较自由地流通，书中使用的词语也就有了为日语吸收的可能性。18世纪以后，由于中国的禁教政策，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著述受到限制，已经不再有新的西书出现，词汇的流入也陷入停顿状态。第二期可以从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登陆广州算起。1859年日本正式开放门户，国外图书的流入不再受限制，汉译西书、英华辞典等（即后期汉译西书）大量传入日本。 [23] 新教传教士创制的新词、译词也随之传入日本，成为现代日语词汇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传入日本的译词有：银行、保险、资本、陪审、电气、电报、化学、植物学、细菌、铅笔、阴极、阳极、炎症（含作为词缀的～炎）等，以及大量的数学术语。
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初步完成了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术语为主的近代词汇体系的建构；而中国西学的引进停滞不前，无法继续向日本提供新的词语，汉语→日语方向的词语流动遂趋于结束。但是，个别词语流入的情况还是存在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又有一些汉语的流行词语，如“万元户”“电脑”等新闻、商业词语被介绍到日本。
（二）日中流向词
其词语的流动方向可以表示为“日→中”， [24] 内容是由日本的兰学家或明治维新以后的启蒙家、翻译家所创制的译词、新词，如：植民、哲学、科学、个人、常识，以及包括政治学、经济学、解剖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术语。这些词于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为汉语所吸收。明治时期访问日本的中国官吏、文人曾在视察报告或游记中不同程度地使用了一些日语词，但是中国的读者较容易接触日语词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如本书“词汇交流编”所述，《时务报》（1896～1898）是最早引入日语词的中文媒体之一。至五四运动（1919）前后汉语的言文一致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接受日本词语也告一段落。在这之后，日语词的流入成为个别现象，主要有三种：（1）中日战争时期的“时局语”，这种词语受语境影响较大，如“工事”“番号”等都只具有军事上的意义；（2）东北沦陷地区的“协和语”，这可以看作一种混合语（pidgin），已经逐渐消失；（3）晚近的日本词语。1949年以后，日语的流入绝无仅有，“献血”是为数不多的词语中的一个。改革开放以后，又有大量的日语新词流入汉语。但是，这部分尚未定型的日语词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传入汉语的日本词语主要是汉字词（即所谓的「漢語」），但是也有一少部分被称为「和語」的日语固有词语。这部分词一般是训读词（包括若干如「場所」这样的混合型词）。 [25] 在江户时期这些词广泛用于一般日常生活，进入明治时期后有一部分为法律文本所采用，如「取消」「引渡」「場合」「打消」等。这些词主要是通过法律方面书籍的翻译借入汉语的。在现代汉语中，这些词的一部分已经逐渐脱离了法律意义，另外一些词则还继续保持着法律专用词语的特点。在借入时这些词大部分做了某种词形上的调整，如删除假名的部分。日语固有词以音译词的形式借入的情况极少，现代汉语中似乎仅“榻榻米”一词。 [26]
（三）中日互动词
中日互动词是指那些在词语形成及普及定型的过程中，中日双方均以某种方式参与其间的词，词语的流动方向可以表示为“中→日→中”。从这个简单的图示中可知，“中日互动词”首先产生于汉语，其后传入日语并定型，19世纪末又从日语回流汉语，所以又被称为“词侨回国”或“回归词”。 [27] 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这里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中国古典（含佛教典籍）、白话小说、“好书” [28] 中的词语，被日本借用来做译词，获得了与西方语言相对应的新意义后又回流中国成为现代汉语词的一员，如革命、共和、民主、关系、影响、卫生、印象等。 [29] 日本使用中国典籍词做译词与兰学和明治初期尊重汉学的风潮有关。另外一种情况是，汉译西书等的译词由于某种原因在中国未能得到普及，或者没有能最终完成译词的进程；但是这些词传入日语以后与外语的对译关系得以确定，成为近代新词。这些词在进入日语、返回汉语的过程中词义等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是其在现代汉语中的普及、定型是借助于19世纪末以后的日本书籍的中文翻译。例如“细胞”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韦廉臣、李善兰、艾约瑟合译的《植物学》（1858）。传入日本后成为植物学、解剖学的术语，并由此衍生出了“细菌”。但是，在中国李善兰等的《植物学》之后无人使用“细胞”，甚至连参与《植物学》翻译的艾约瑟在自己以后的译著中也另起炉灶，新造了“微胞”。类似的例词还有“野蛮”“热带”“望远镜”等。还有一些词经过变化，不再是同形词，而是“近形词”，如《英华字典》的“现银”被改造成“现金”；汉语的“前列腺”被改造成“前立腺”等。在考察渊源关系时对此种情况也应该加以考虑。
“中日流向词”主要是在中国产生的新词、译词，姑且称之为“中国新词”；同理，“日中流向词”主要是在日本产生的新词、译词，姑且称之为“日本新词”（即「和製漢語」）。日本新词和中日互动词构成了现代汉语受日语影响的语词的主要部分，也是本书主要的考察对象。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对近代新词、译词的创制方法及某些周边概念做一简单的梳理。
五 “译词”与“借词”：外来概念的词汇化
1914年，语言学家胡以鲁在《庸言》杂志上发表了论文《论译名》。这是一篇讨论译词、新词创制以及如何接受包括日语词汇在内的外来词的文章，其中有很多精辟的论述。 [30] 迄今为止，有数种构词法和翻译理论的专著曾提及胡以鲁的这篇论文， [31] 但是由于论文中涉及某些日语特有的问题，论者似未完全把握胡氏之所欲言。
胡以鲁开宗明义地说：
传四裔之语者曰译，故称译必从其义。若袭用其音，则为借用语。音、译两字不可通也。
胡提出了“译”与“借”两个不同的概念，由此便有了“译词”和“借词”。那么，“译”与“借”的区别在哪里，由各自的方法产生的“译词”与“借词”有何不同之处，怎样理解胡氏的“称译必从其义”“音、译两字不可通”？对这些问题学术界的讨论似乎还不充分。
我们的语言接受外来新概念，大致有两种方法，即“译”与“借”。“译者移也”，即使用自语言的有意义的语素成分将源语言中的概念移入自语言中。其方法有二，第一，用既有的语言成分“移译”；第二，新造译词对译。前者暗含这样一个前提：人类具有一个共同的意义体系，或者曾经有过一个共同的意义体系，即意义的“原风景”。有人否定这个前提，主张不可能有真正的“译”；也有人（如严复）则把这个前提扩大到极致，认为在中国的典籍中可以找到与西方概念完全对应的词语。 [32] 我们认为语言的词汇体系有极大的柔软性，可以自我调节、自我完善，即词汇体系的自我重构。理论上或许没有绝对完美的对译，但是，随着交流的增加，人类总能找到一个最大的近似值。如若不然，不同语言的人将永远生活在误解之中，这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人类具有或曾经具有一个意义的“原风景”的主张也无法被全面接受。意义体系的建构与语言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说不同语言的人们用不同的方法切割世界、命名世界。而作为概念的名称的“词”并不是孤立的，在其所处的语言中，与其他词保持着这样那样的关系，织成一个意义网络。可谓牵一发动全身，任何一个词的变化，都会引起同一语义场内其他词语的变化。 [33]
而后者，即新造译词对译，如果是复合词还可以分为直译、意译和混合译；如果是单纯词有造字为新词的方法。直译法，或称语素翻译法（本书称为摹借法，由之产生的词称为摹借词），将原词分解成语素，再将语素合成一个复合词。源语言和目的语言的可分解性、造词者的分解能力等都对新词的产生有影响。意译则要求译者对原词融会贯通，然后在目的语中找出一个最大近似值。造字法是西方语言不存在的方法。汉字的历史就是孳乳、繁衍的历史，不论中国还是日本，“凡夫俗子”们都有一种强烈的“仓颉情结”，成为造字的动力。
与“译”相对的是“借”。胡以鲁称之为“借用语”。 [34] 其特点是“袭用其音”，即今天一般所说的“音译词”。其实，“借”就是借用外语的音或形，由“借”产生的词可以细分为“借音词”与“借形词”。借音词（即音译词），通过音转写的方法将源语言的发音直接移入自语言中。借音词主要发生在书写系统不同的语言之间。借形词是指那些直接借入源语言书写形式的词。与借音词相反，借形词主要发生在具有相同（包括部分相同）书写系统的语言里。 [35] 使用拼音文字的欧洲各语言之间，借形造词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英语从法语、德语中直接借入了大量的词语，反之亦然。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因此，虽然是借形也常常有语音参与其间，在表音文字的场合，这种现象则更为显著。我们认为，欧洲各种语言之间通过书籍进行的词汇交流，与其说是借音，毋宁说是借形，或称为文字转写。 [36]
在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不同语言之间的词汇交流是采取汉字形式实现的。汉字是象形文字（或称表意文字），因此这种词汇的跨语言移动可以称为“借形”。
“译”与“借”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存在着积极的造词与意义赋予过程，后者则不存在。因此“译”是新词、译词创制上的概念，“借”是语言接触和词汇交流上的概念，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尽管在为了导入外来概念而增加新的词语方面，两者所起的作用相同。 [37]
“译”的最大特点是：在“译词”产生的同时，初步实现了源语言意义的转移，即读者见词知义。但是，要将源语言中的概念，准确无误地翻译到自语言中，需要艰巨的劳动和大量的时间。严复就说过“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而且，这种工作有时甚至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词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积淀、言外之意等常常无法以明确的形式转换成外语；更因为使用自语言中固有的、有意义的语言成分去“移”外来概念时，必然会附带很多多余之物，影响词义的恰如其分的转移。对源语言的理解越深刻，这种不可译的问题就越严重，严复即一个极好的例子。严复喜用古僻字做译词的做法常为后人诟病，但是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这与其说是严复的复古倾向，毋宁说是他为了除去固有词上多余的（意义用法上的）附着物而做的努力。具体请参见本书“新词创造编”第三章。
译词尽管有种种缺点，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译词在现实社会的语言生活中会逐渐自我调整意义，以接近源语言的词义。这种调整常常是以词义缩小的方式实现的。例如“上帝”，尽管在创制伊始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最后诚如麦都思所预料的那样，中国人最终用这个词来表示基督教唯一的神：God。 [38]
与“译”相反，“借”不管是借音还是借形，借词的实现和意义的转移是非同步的。即在我们最初接触“沙发”、“迪斯科”或“哲学”、“电话”等借词时，词的“形式”并不能保证传递词的“内容”，即所指示的意义。这是“借词”的最大特点。
正是胡以鲁第一次明确地区分了“译”与“借”的这种不同之处，指出只有“译”才能将源语言的意义转移过来，直接使用外语的音则无法实现意义转移。根据胡以鲁对“译”的界定，“音译两字”就像“结了婚的单身汉”那样，本身是一个包含悖论的概念，因此也就“不可通”了。他本人是不屑于使用这个不通的字眼儿的，只是因为“世人方造音译之名”，并“与义译较长短”，所以他不得不“并举而论之”。
那么，“借”是怎样实现意义转移，即借词是如何获得意义的呢？一般可以想象的手段有二，一为实物直指，如指着光盘说“这是CD”；二为加注释或说明，如较早使用“克隆”一词的书籍会加上一个带括号的解释“（即生物复制）”。明治初期，日本的翻译书籍上使用的旁注假名所起的就是这种作用；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译著中也常常采用夹注的方式来说明词义。严复用古僻词来翻译时常常加上按语也是一例。
借词有几个特点：借词依靠音转写形成，省时省力；借词形成时并没有被赋予意义，只是一个“空”的容器，因此没有旧有词汇体系的附着物；借词的词义由语言社会使用者共同充填，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源语言的词义。主张借词（音译词）的人并不都是懒汉，他们往往是看中了借词在传达源语言意义上的这种特点。而借词的最大缺点也正在这里：词义的普及和定型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在这一过程中的词义异化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里我们似乎应该提及一种特殊的借词，即被王力称为“摹借”（calque）的语素对译词。王力说：
“摹借”是把外语中的一个词（或一个成语），用同样的构成方式搬到自己的语言里来。这种词往往有两个以上的构成部分，摹借的时候就按照这些构成部分进行意译，然后拼凑成词。 [39]
由于具有“借”的成分，在造词上要容易一些。同时，也正是由于有“借”的成分，源语言中的意义模式得以直接进入目的语言。这种异质的思维方式可以造成混乱，也可以带来崭新的修辞形式。“植民”“盲肠”“十二指肠”等都是日本兰学译词中摹借的好例子。
我们应该认识到，上述的种种“译”与“借”的方法，对于中日的译词创造者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心理负荷。例如，江户时代的兰学家们认为用中国的古典词对译荷兰语才是正途；新创译词则难免杜撰，造字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不可随意为之；音译也必须按照汉语的音韵系统进行等。而来华的传教士尽管其包括拉丁语在内的母语知识丰富，但是由于需要中国士子的帮助，大多采用了说明的方式阐释词义，故意译词较多。 [40] 同时他们又为汉字的六书等知识所吸引，过多地选择了新造字的方法。如本书“新词创造编”所述，这种方法使传教士的译词创造走上了绝路。
胡以鲁的论文是作为对当时开展的应该如何创建译名的讨论的回应而发表的，文中有一些议论是针对章士钊的。论文发表后章士钊便写文章予以回应。 [41] 但是，章士钊并没有从造词和概念的形成、转移的角度去理解胡文，议论难免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加之胡以鲁本人旋即去世，没有机会对自己的翻译理论做出更进一步的说明。最先对胡以鲁表示充分理解的是孙常叙，尽管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胡以鲁的这篇文章。孙常叙在自己的著作中专门讨论了译词与借词的区别，指出：
在外来语词汇里，有些词是直接从别的民族语言借来的，基本上照样使用，这是借词 ；有些词是经过汉语的翻译，用汉语的造词材料和方法，把它改造成我们民族语言—汉语的新词，这样的是译词。（着重号为原著所加—引者注） [42]
孙常叙接着写道：
（译词）和借词不同：借词基本上是保存外国语原有的语音形式；译词就不这样，它已经抛弃了外语词的原有语音形式，用我们自己的造词材料和方法跟外国语词所概括的内容另构成一个纯汉语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关系。换句话说：借词是把别种语言的词直接地基本上照样搬来使用的；译词只是汲取外来的新概念，用我们自己的造词材料和方法，重新创造的新词。前者是借用别人的，后者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孙常叙认为：
“音译”的名字并不十分妥当，因为这种借词是用汉字的音节来对照记音的，基本上是原词的音节（有省略或增加个别音节的）；换句话说，是汉语语音化了的外国语词。并没有把它翻转成和它相当的汉语词，本身并没有翻译的性质，不能叫做“译”。汉字在这种借词里是当作记音符号 来用的。（着重号为原著所加—引者注）
其后，王力亦在《汉语史稿》中说：
借词和译词都是受别的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新词；它们所表示的是一些新的概念。当我们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的时候，就把这种词叫做借词，也就是一般所谓音译；当我们利用汉语原来的构词方式把别的语言中的词所代表的概念介绍到汉语中来的时候，就把这种词叫做译词，也就是一般所谓意译。 [43]
王力的“借词”（音译词）是“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的词的论断，其实是一种结果论。如上所述，借词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其本身是不负载意义的，至少对广大读者是这样的，关于这一点孙常叙说得更明确无误。借词从无义到有义，即使在媒体充分发达的今天，也需要较长时间。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正在推行的「言い換え」（改换译词）的尝试，实质上就是要用意译词（常常是汉字词）来替换音译词。其理由是在公共服务系统，大量的音译词给使用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
同样是运用“借”的方法，借音与借形是否相同呢？借音词，即音译词由于是单纯转写外语的音，所以不具备表意的功能（这里暂不考虑那些音义兼顾的情况。另外表音文字之间的借形词也不具备表意的功能）。汉字借形词则不同，首先，汉字是一种具有强烈表意功能的符号系统，字义可以和字音最大限度地脱节，而与字形紧密结合。这使得汉字（词）有可能超越不同语言的框架，为周边国家所共有。其次，以中日为例，直到19世纪中叶为止，汉字（词）的流动方向是由中国到日本的单方向传播。这一事实造成了强烈的“规范意识”（对日本人来说）和“正统观念”（对中国人来说）。因此，许多研究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为：日语中的汉字新词与汉语自造的新词并无不同之处，借形词可以无条件地实现意义转移。例如《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指出：“（来自日语的借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构词和汉语相同，意义多半可以从汉字上求得解释。这样的词无异于汉语中自造的词。”（第78页）史有为则说：“由于字形和字义仍然紧密结合在一起，借形的同时当然也就是借义。” [44] 中日两种语言的新词创制有哪些相同或不同之处，相互的理解度如何？对于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没有进行过较深入的讨论。 [45] 尽管如此，我们仍有一种错觉：不管这些汉字词来自何方，系何人所造，其造词原理和理据如何，使用者都可以或应该由字达词，理解词义。 [46] 就是说，引入者和接受者都误以为汉字借形词可以同时实现词义的转移。汉字借形词不可否认地具有这样的跨语言传递意义的特点，这也正是汉译西书的译词和日译词可以在汉字文化圈广泛传播的原因；但是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作为复合词构成素的“字”，在很多情况下，字义并不一定与词义有直接的联系；而且汉字在不同语言的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形成了独自的意义和用法。所以，汉字借形词常常会误导人们偏离源语言的词义，特别是在借入初期，这种现象比较严重。中国清末民初出现了很多名为《和文奇字解》的小册子（有时是作为辞典的附录），解释日本汉字不同于中国的意义和用法。这些都可以看作为了消除日本汉字在借形词中的负面影响而做的努力。 [47]
在结束本节时，让我们把上面的议论列成一个直观的表。
表4 汉字（词）“译”与“借”举例
六 日语词汇在现代汉语中之地位
那么汉语中来自日本的语词应该如何定位？译词乎？借词乎？胡以鲁在《论译名》中说：
借用语固不必借其字形。字形虽为国字而语非已有者，皆为借用语。且不必借其音也。外国人所凑集之国字，揆诸国语不可通者，其形其音虽国语，其实仍借用语也。
这段话可以理解为：有一些词虽然没有借用（外语的）“字形”，也没有（准确地）借用（外语的）“音”，但还是应该看作借词。而那些“外国人所凑集之国字”造的词，由于不符合汉语的造词规则，意义不通，尽管其“字形虽为国字”，“其音虽国语”（即用汉语的发音去读这些字符串），实质上仍然是借词。胡以鲁的这段话似乎是特别针对那些来自日语的似是而非的词语而发的（例如“手续”“场合”等），但是同时，从论文第二部分以后的议论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胡以鲁基本上是把日语词当作“译词”来看待的。第一次从外来词的角度对来自日语的词语做出界定的是孙常叙。他说：
凡是不把外来语词按照我们民族语言的造词素材和方法，就原词的词义造成汉语新词，而按汉语习惯直接采用外来语原词语音或书写形式，基本上照样搬用的词都属借词。 [48]
可以说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书写形式的问题，孙常叙进一步指出：
汉语词汇中有两种借词：一种是从语音形式借取的，一种是从书写形式借取的。后者一般是从日本语借来的，前者是从日本语以外的其它民族语言借来的。
孙常叙并把汉语中的日源词称为“借取书写形式的特殊借词”（第311页），第一次使用了“日语借词”这一术语。孙常叙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不从语音形式借取，只取书写符号的特殊现象”，是因为汉字具有音义可以脱离的特点，以及历史上中日两国的长期文化交流。
其后王力的《汉语史稿》、北京师范学院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与发展》，虽然没有在意义范围上做出明确的界定，但是都使用了“日语借词”这一术语。三十余年后旧事重提的是马西尼。马西尼首先将汉语的词汇分成三个基本部分，即固有词（traditional or classical lexicon）、借词（loans）、新词（new formations or neologisms），又在借词项下设置了借音词（phonemic loans）和借形词（graphic loans）两个下位类。 [49] 关于借形词马西尼是如下界定的：
我们所说的借形词是指：既吸收了外语词的意义又采用了外语词的书写形式的那些词。词的发音受到本族语音系统的影响，而不考虑那些词在源语言中的发音。借形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成为可能：两种语言具有相同的表意文字系统，词的意义和形式直接发生关系，而不必借助于语音。 [50]
马西尼对词形的借入和意义实现的关系未做进一步的说明，另外，将借形词限于“具有相同的表意文字系统”的语言之间（即限定于中日等使用汉字的语言之间）的主张也似乎还有可商榷之处，但是，明确地将来自日语的词语作为“借形词”典型事例加以确认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此后，许多汉语或词汇学的专著都在外来词的章节加入了关于借形词的记述。 [51]
日语的成分在进入汉语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汉字的形式，将其称为“借形词”是适当的。在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直至19世纪中叶或更晚的时间为止，汉字是共同的正式书写文字系统。这使汉字文化圈域内的以借形为主要形式的词汇交流成为可能，这些词在各国的语言中也应该被视作“借形词”。
借形词可以借自汉字文化圈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借自古人。对典籍中的旧词，尤其是那些已经废弃不用的死词，赋予新义也是近代新词产生的常见方法，我们将在以下的章节中详细地谈到这一问题。
在本章第四节中，我们从造词过程参与的角度将汉字文化圈的近代新词分为“中国新词”、“日本新词”和“中日互动词”三种。其中“日本新词”和“中日互动词”构成了日语借词的主体。日语借词既有异于不伴随意义转移的借音词，又不完全等于母语者用自语言的素材和构词法（摹借暂不论）创造的译词，是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的主要对象。
在中国和日本的长期文化交往中，中国一直是知识的提供者。从汉唐的律令制度、典籍诗文，到宋明以后的朱子理学、白话小说，汉文化对日本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耶稣会士的汉译西书也为日本带来了有异于汉文化的新知识。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说：“多少世纪以来，汉语在朝鲜语、日语和越南语的词汇里泛滥着，可是反过来，没有接受过什么。” [52] 萨氏的论断对于理解19世纪中叶以前的情况或许是正确的。江户中期以后，日本开始从荷兰书中直接汲取自己需要的知识，并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日本兰学的译词，以及明治时期创制的新词、译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传入汉语，并最终成为汉字文化圈的共同财产。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1] 沈国威：《近代关键词考源：传统、近代、现代》，《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
[2] 王力：《汉语史稿》，第35页。
[3] 王力：《汉语史稿》，第34页。
[4] 刘坚编著《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吕叔湘序。
[5] 刘坚编著《近代汉语读本》，吕叔湘序。
[6] 王力：《汉语史稿》，第34～35页。
[7] 这种转变或被称为“进化”，参见本编第三章关于马西尼研究的评述。
[8] 宫島達夫「現代語いの形成」国立国语研究所论集『ことばの研究3』、1967年。
[9] 宫島達夫「語彙史の比較（1）――日本語」『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紀要』35号、2009年。
[10] 宫島達夫「日本語とドイツ語の語彙史の比較」东京大学『国語と国文学』76卷1号、1999年；「日本語とドイツ語の語彙史の比較（続）」『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紀要』25号、1999年。
[11] 《辞源》中没有书证的词大致可以分为旧有俗语和新词两类。文中的数字专指新词，但其中包括了旧形新义的词。《辞源》中没有给出书证的新词中还包括大量的科技术语，《辞源》共设“算学名词，化学名词……”等学科领域30余项，各项下，正编、续编共收词3600余条。关于《辞源》的新词情况详见本书“词汇交流编”第三章。
[12] 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52～56页。
[13] 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试中心制定《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修订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14] 曹炜在自己著作的第四章“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中说：“从书名看（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这应该是一部探讨现代汉语词汇形成问题的专著，而且答案似乎已经明明白白地写进了书名中—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与十九世纪外来词的涌入无疑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十九世纪的外来词是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基石之一。”（第51页）马西尼原著书名为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并无“外来词”的字眼。中译本书名系译者所加，不一定反映了原著者的意图。英语modern一词的意义也不完全与“现代”吻合。另外，曹炜在议论中没有特别区分外来词与新词的不同。
[15] 例如前引王力的看法：现在在一篇政治学论文里，新词往往达到70%以上。
[16] 尽管本书的讨论不涉及那些过于专业的术语，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随着教育的普及化及知识的大众化，大量的专业术语已经逐渐变成一般性词汇，各学科的基本概念词尤其如此。
[17] 对那些如繁体字、简体字、日本新汉字等字体上及各自语言正字法上的细小差别暂忽略不计。汉字文化圈应包括以下国家和地区：中国、日本、朝鲜半岛、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其中越南和朝鲜半岛基本上不再使用汉字。但是，即使在今天，汉字所体现的汉“音”依然是强有力的新词创造成分。
[18] 舒雅丽、阮福禄：《略论双音节汉越词与汉语双音节词的异同》，《汉语学习》2003年第6期；全香兰：《汉韩同形词偏误分析》，《汉语学习》2004年第3期。
[19] 可以推测，这些词的绝大部分在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以同形词的形式出现。但在以下叙述中“同形词”均指中日同形词。
[20] 沈国威「新漢語研究に関する思考」『文林』32号、1998年。“前期汉译西书”日语为「初期漢訳西書」。亦参见佐藤亨『幕末·明治初期語彙の研究』桜枫社、1986；荒川淸秀『近代日中学術用語の形成と伝播—地理学用語を中心に』白帝社、1997。
[21] 如《几何原本》时隔二百余年由伟烈亚力和李善兰译出后9卷。
[22] 参见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1969年；王扬宗《清末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第2期。
[23] 但是翻刻出版还受到严格的限制。幕府有专门的审查机关，很多翻刻出版申请被拒绝。
[24] 日语词的流入在中国常常被称作“逆流”，我们应该注意这里有一个价值取向的因素。
[25] 「場所」是训读的日语固有词与音读的汉字词结合而成的混合型复合词，日语研究中称为「湯桶読」。
[26] 在台湾，日语音译词可能要多一些，如“奥巴桑=大妈”等。
[27]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第78页；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馆，2000，第8页。
[28] 即教诲臣民如何做一个“好人”或“好官”的书，代表性的有注释讲解皇帝语录的《圣谕广训》，以及《福惠全书》、各种《妇女宝鉴》等。这些书对日本近代的汉字词都有较大的影响。这部分词在汉语中有较强的俗语性质。
[29] 对于这一类词我们要仔细辨别当时是否存在译词创造的意识。例如，republic译“共和”，有实际的创制过程，所以可以说是用古典词做译词。而对那些偶然巧合的字串，造词者并没有意识到中国典籍，不能说是旧词新用。
[30] 胡以鲁（1888～1917），字仰曾，浙江省宁波定海人。先在日本大学学习法政，获法学士学位；后入日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博言科攻语言学，获文学士学位；在日期间亦师从章炳麟。回国后，历任浙江高等学校教务长等教育行政方面的职务，1914年转入北京大学讲授语言学课程。胡氏的《国语学草创》（1913）被认为是第一部以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框架研究记述汉语的著作。该书1923年再版时卷末附录了《论译名》一文。《论译名》刊登在《庸言》杂志第25、26合刊号上，25、26为总期号，分卷则为第2卷第1、2合刊号。有些论文误为26、27号。另，本书使用了台湾文海出版社的影印版。参见沈国威《译词与借词—重读胡以鲁〈论译名〉》，『或問』9号、2005年。
[31] 潘文国、叶步青、韩洋：《汉语的构词法研究》，学生书局，1993，第353～361页；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第182～190页。
[32] 严复甚至说（也许并不很认真）：“支那之语，求诸古音，其与西语同者，正复不少。如西云mola，mill，吾则云磨；西云ear，arare，吾则云犁；西云father，mother，pama，吾云父、母、爸、妈；西云Khan，King，吾云君；西云Zeus，Dieu，吾云帝；西云terre，吾云地。甚至西云judge，jus，吾云则，云准；西云rex，ricas，吾云理，云律。诸如此类，触处而遇。果使语言可凭，安见东黄西白不出同源？”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第1246页。详见本书“新词创造编”。
[33] 笔者曾以“关系”“影响”为例讨论过这个问题。“关系”是中国宋代以后的口语词，首见于《鹤林玉露》，意为给他者带来重大的影响或后果。这一语义在19世纪传教士的著述和英华辞典上都得到了忠实的反映。“关系”通过宋代的白话小说传入日本，但是在江户末期语义发生了变化。在日本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中，“关系”成为relation的译词。其后“关系”一词主要被用来表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时务报》里有“日俄关系”“中英关系”的用例，可推断“关系”的新义是通过报纸上的日译文章导入汉语的。今天常说的“关系重大”是“关系”的旧义。“关系”的词义发生变化后，“影响”填补了“关系”的意义空白。详见沈国威『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笠間書院、1994、222～245頁。
[34] “借用语”是个日语词，现在一般做外来词解。
[35] 现代汉语中有一些新出现的字母词，如OK，DVD，CD，PC等，这些均可以认为来自英语的借形词。
[36] 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第97～99页。
[37] 当然汉语的音译词也有一个选择适当音转写形式，即汉字选择的问题。参见本书“新词创造编”。
[38] 松浦章、内田慶市、沈国威（編著）『遐邇貫珍の研究』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2004、100頁；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39] 王力：《汉语史稿》，第517页。
[40] 在中国，摹借词的例子散见于耶稣会士的译著，例如汤若望的《远镜说》中的“远镜”等。参见谷口知子「『望遠鏡』の語誌について」『或問』1号、2000年。这主要是因为参与翻译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懂外语，无法利用摹借的方法。另外，从语言类型的角度看，拉丁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相对更容易产生摹借词。
[41] 秋桐（章士钊）：《译名》，《甲寅》第1卷第1号，1914年，第13～15页。亦参见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第172～182页。
[42] 孙常叙：《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第307～315页。
[43] 王力：《汉语史稿》，第507页。
[44] 史有为：《汉语外来词》，第18页。如下一节所述，马西尼也曾指出中日借形词“义和形的关系是直接的”。（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pp.128-129；中译本《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第153～154页）
[45] 对于这个问题，孙常叙的观点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隋唐时代，随着中国文化大量流入日本，日本语几乎整个地借用了汉语词汇和它的书写符号—汉字。这就使后来日语造词在词素、方法和结构上往往是符合汉语造词规律的。也就是用汉语造词素材和方法进行造词，适合于中国习惯的。”（孙常叙：《汉语词汇》，第311页）
正如孙常叙和《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所指出的那样，这里有造词法和用字法两个层次的问题。汉语造词法一般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种格式，即主谓格、谓宾格、定中格、状中格、动补格、并列格。作为静态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在中日两语言中找到这六种造词格的例词。但是，作为动态的造词预测，即“能产性”，两语言却有很大的差异。动补格和并列格在日语中都不是能产的形式。而动词性语素做修饰成分的定中格，日语的能产性远远大于汉语。如触角、担架、定义、动产、动机、动力、动态、动议、读物、领土、绷带、玩具、吸盘等均为日制词（参见沈国威「［V＋N］構造の二字漢語名詞について—動詞語基による装定の問題を中心に、言語交渉の観点から」『国語学』160号、1991年）；“好转”“暗转”等日制词也不符合汉语动补格的规则。
但是与造词格相比，用字法是一个更不易总结规律的复杂问题。汉字传入日本（汉字文化圈其他国家、地区也是如此）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字义、用法等都有了独自发展和演变。例如，汉语的“出”近代以后只能和表出发点的宾语一起使用，如“出国”“出家”“出境”；但是日语的“出”还可以和表终点的宾语一同使用，如“出席”“出场”等。
[46] 关于借形词中汉字在意义获得上的特殊作用，史有为《汉语外来词》（第16～19页）、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第97～99页）中亦有相关论述，请参照。当然，我们应该指出，日本明治以后的汉字词词义的透明性要高于江户时期的词。
[47] 参见沈国威《关于和文奇字解类资料》，『或問』14号、2009年；沈国威《梁启超与日语—以〈和文汉读法〉为说》，《现代中国》第11辑，2008年。
[48] 孙常叙：《汉语词汇》，第309页。
[49] F. Masini，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pp.128-129.中译本将graphic loan译为“词形借词”，并且用“汉字借词”专指日语借词（第153～154页），笔者在本书中译为“借形词”。
[50] 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第153～154页。
[51] 如史有为《汉语外来词》，第16～19页；曹炜《汉语精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96页；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第97～100页等。
[52] 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