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人遇到日本语
日本的汉字新词、译词从何时起传入中国？关于这一问题，一般的看法是甲午战败之后清政府首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896年3月）；其后戊戌变法失败（1898年秋），鼓吹改革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日本，在东京创办《清议报》（1898）、《新民丛报》（1900），文章中多用日语词，1900年以后留学日本呈现热潮，留学生逐渐掌握日语，开始大规模地翻译日文书，日语词汇遂大量进入汉语。 [1]
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对于日语词传入中国的时间问题，曾指出：在《清议报》创刊之前，梁启超之师、鼓吹改革变法的康有为向光绪皇帝奏呈《戊戌奏稿》，其中已经使用了相当数量的日语词。 [2] 铃木的研究把借用日语词的时间推前了数年，但仍为甲午之后这一点没有变化。而在中国，郑奠早在1958年就指出了中日两语言的近代新词、译词在发生上具有相关性和连续性。郑奠说：
中国翻译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书，是从明季（十六世纪后期）利玛窦辈的东来开始。由于中国学者徐光启诸人的努力，有过不少的成就。到了清世，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时代，中间经过鸦片战争的刺激，为了吸收新文化以图富强，对于翻译事业，比较广泛地开展起来。在北京设有同文馆（1862～1902年），在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1870～1907年）。此外，天津的北洋学堂、上海的南洋公学、海军衙门、总税务司，以及时务报、广学会、墨海书馆等等都有译本刊行，不胜列举……日本的翻译事业，据《日本国志》所记载，自十九世纪开始。日本文化八年（1811年）始置翻译局于浅草，为和兰学；安政三年（1856年）改称蕃书调所；文久二年（1862年）改为洋书调所；八月改为开成所，此后才逐渐发展。这时期与中国的同文馆翻译馆约略相当，同样使用汉语汉字，造词定名，期间当有中日交流、互相影响的一段过程……总之，在这一段时期日本学者与中国译界同时并进，是相互影响的一段过程。 [3]
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来华后创制的译词通过汉译西书、英华辞典等（关于英华辞典类的资料，郑奠亦疏漏了）传入日本，对日语近代词汇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本书“导论编”所述，日本学界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与此相反，关于甲午之前日语对汉语产生过何种影响的问题，在中国虽然有郑奠的推测，但是尚没有具体的考察。
本章从中国人何时邂逅日语、日语新词何时流入汉语的角度进行考察，主要以明治维新前后访问日本的中国人留下的著述为素材，对其中的词语进行分析，探讨1895年之前的一个时期里中国知识分子与日语接触的事实。这种接触过程中是否存在日语词汇流入中国之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是否成为现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遭遇日语时曾做出何种反应，都是本章要讨论的问题。
本章考察的资料主要取自《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走向世界丛书”以及其他丛书等收入的近代前期访问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外交官、出访官员留下的记录， [4] 词语则主要从以下书中抽出：
·罗森：《日本日记》（1854）
·何如璋：《使东述略并杂咏》（1877）
·张斯桂：《使东诗录》（1877，刊行于1893）
·王韬：《扶桑游记》（1879）
·李筱圃：《日本纪游》（1880）
·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1887～1889，部分公开刊行于1893）
·叶庆颐：《策鳌杂摭》（1889）
·黄庆澄：《东游日记》（1894）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初版1879，定本1890，公开刊行于1895）
中日是一衣带水、一苇可渡的邻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的历史。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是文化输出国，但是这种输出并不是主动的传播，而是被动的“索取”。隋唐以来数以千计的日本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制度和科学技术；与此相反，19世纪以前访问过日本的中国文人屈指可数，对日本的考察及文化吸收更是乏善可陈。 [5] 双方所持的信息量也是不平衡的。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初版的跋中写道：
《山海经》已述倭国事，而历代史志，于舆地风土，十不一真。专书惟有《筹海图编》，然所述萨摩事，亦影响耳。……唐人以下，送日本僧诗至多，曾不及风俗。日本旧已有史，因海禁严，中土不得着于录，惟朱竹坨收《吾妻镜》一部，故不能详。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至者又不读其书，谬悠无足怪也。宋濂集有《日东曲》十首，昭代丛书有沙起云《日本杂咏》十六首，宋诗自言问之海东僧，僧不能答，亦可知矣。起云诗仅言长崎民风，文又甚陋。至尤西堂《外国竹枝词》，日本止二首。然述丰太阁事，已谬不可言。日本与我仅隔衣带水，彼述我事，积屋充栋；而我所记载彼，第以供一噱，余甚惜之。
中国自古以来，关于日本的信息既少又不准确，且多为传闻。对于统治阶级和广大的士大夫来说，日本不过是“海外三仙山”而已。日本历史学家渡边三男指出：对于中华文化的吸收，日本人倾注了极大的努力，与此相反，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几乎没有，虽然通过阅读日本人用汉文写的书不费举手之劳就可以了解日本和日本文学的一些基本情况，但是一般士子对日本的语言、日本固有文字的关注和理解极少。从这一点上看不得不说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是单方向的。 [6]
中国最早记录日语的文献是宋代罗大经的《鹤林玉露》（1252）。其丙编卷四《日本国僧》中记录了日本僧人述说的日语词20条。明代以降，由于抵抗倭寇的需要，出现了一批研究日本的著作。 [7] 至19世纪上半叶，记录了日语词的著作有以下数种：
·《华夷译语》的《日本馆译语》 566词
·薛俊《日本考略》中的《寄语略》 350余词
·郑若曾《筹海图编》中的《寄语杂类》 358词
·侯继高《日本风土记》 1186词
·郑舜功《日本一鉴》卷五的《寄语栏》 3404词
·郑舜功《日本一鉴》卷一、卷四的《穷河话海》 2868词
·翁海村《吾妻镜补》的《海外奇谈、国语解》 1223词
这些书所记录的日语词仅限于天文、地理、身体、器物、衣着、饮食、植物、数学等生活基本词汇和简单的寒喧、应答语。这种情况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还很普遍，如叶庆颐《策鳌杂摭》中的《事物异名》、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中的《方言》，以及作为日语学习书而编写的《东语简要》（玉燕，1884）、《东语入门》（陈天麟，1895）等。所收录的日语词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
·择自各种日本的辞典，如《节用集》《倭名抄》等； [8]
·从与日本人有接触的中国商人、水手处收集而来；
·明治维新以后与日本人的直接交往中获得； [9]
·根据著者本人的日本生活经验获得。
在这种极为有限的语言接触的情况下，要想全面了解日语无疑是不可能的。词语的借用即使有也只限于少数表示日本独特的固有概念的词语。
不了解日本或不屑于了解日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然而中日甲午战争终于打破了这种停滞的局面。 [10] 西方文明如同怒涛一般冲击东方，在西学东渐、吸收西学的过程中，中国对日本的优势逐渐丧失，知识的流向终于发生了逆转。中日甲午之战是转折点，在此之前的20多年是由量向质转变的阶段。中日之间发生的与以前不同方向的词语移动，正是由文化文明以及国力消长引起的。
一 罗森的《日本日记》及其词语
西方文明的东渐缩小了世界各国的距离，中国人的目光也开始投向大海对面的日本。1854年“一唐人”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乘美国海军提督佩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舰队的军舰访问日本，并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日记，登载在《遐迩贯珍》上。 [11] 他就是进入19世纪以后最早访问日本的中国文人罗森。
罗森字向乔，广东人，受在广东传教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之邀，作为汉文通事，于1854年1月某日前往日本（入江户湾为1854年2月11日，回返香港为1854年8月7日）。罗森属于那种与当时在中国沿海地区传教、从商的西洋人过从密切，对世界大势也较关心的知识分子。除了连载于《遐迩贯珍》的《日本日记》以外，罗森还著有记录太平天国始末的《南京纪事》，后者在日本以《满清纪事》的书名翻刻，广泛流传。
佩理舰队来日本叩关时，日本正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外部信息的流入受到严格的限制。罗森的来访为日本提供了一个直接了解、证实有关中国的情况和传闻（如太平天国等）的好机会。罗森与日本幕府官员笔谈，与日本文人唱和诗歌，挥毫留念，广泛交接。在仅仅半年的时间里，罗森访问了横滨、箱馆（函馆）、下田等地，看到“自从葡萄牙滋事立法拒之，至今二百余年，未曾得见外方人面”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对江户的市井风情亦多有接触。在篇幅不大的《日本日记》中罗森对日本的风俗习惯、物产、器具等的特征，及其与中国的不同之处都做了细致观察，如书中有“妇女生育后染黑齿”“此处之茶略带甘甜”的描写。在《日本日记》中如“大判”“小判”“参议”“奉行”等表示日本固有的文物、器具、官制的词语随处可见。关于这些日本固有概念的记述，可以说与记录了日本地名、官名的明代以后的日本研究文献具有相同的性质。
但是，《日本日记》同时也对西洋传入的文物做了记录。例如罗森说为了庆祝谈判成功，佩理向幕府赠送了西洋最新的“奇物”。 [12] 对此，他的描述如下：
以火轮车、浮浪艇、电理机、日影像、耕农具等物赠其大君，即于横滨之郊筑圆路烧试火车，旋转极快，人多称奇。
接着，罗森对电理机、日影像、浮浪艇、耕农具的用途和用法等一一做了介绍。这里所说的火轮车、浮浪艇、电理机、日影像、耕农具等，分别为火车的模型、救生艇、电报机、照相机、农业机械等。从罗森的记述中可知，这些东西不仅日本人，就是对罗森本人来说也是颇为“新奇”的物品。 [13]
对这些新奇的东西必须命名。罗森使用的名称与现代汉语不同，是他在现场临时起的名字还是另有其他来源不得而知。佩理赠送礼物时附有一个用汉文撰写的赠呈目录，目录上有“小火轮车”“雷电传信机”“铜保命小艇”等的名称， [14] 从这种不统一的现象看，除了“火轮车”以外，其他都是临时性的名称的可能性较大。
在汉文赠呈目录的日文翻译文本上， [15] 上面的三个词被分别译成：
雛型 蒸氣車
エレトル、テレガラーフ 但、雷電氣ニテ事を告ル器械
銅制之端船
如果新器物和概念经由中国传入，在命名、翻译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汉语的影响（目录上的农业机械、植物日译名称反映了这一倾向），而上述三个名称与罗森用的名称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可认为日本独特的命名。
上述情形可以说是一种即物命名的行为。在脱离现实语境的情况下，如外语辞典编纂过程中，这些概念被词汇化的情形又如何？麦都思的《英华辞典》和罗存德的《英华字典》收录情况见表1。
表1 麦都思《英华辞典》和罗存德《英华字典》收词对比
由此可知，比罗森早一些的麦都思的《英华辞典》自不待言，即使是罗森访日十几年后出版的《英华字典》，也没有完成概念的导入和译名的确立。 [16]
在日本，罗森的《日本日记》里提到的佩理的谈判对手堀达之助，在佩理来日八年后出版了第一本初具规模的英日辞典《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在这本辞典里，上述词条的情况如下：
train 蒸気車ノ引テユク車
lifeboat 救ヒ船
electro telegraph 未收
telegraph 傳信機
camera 未收
在《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之后，由美国传教士平文编纂出版的《和英语林集成》和柴田昌吉、子安峻的《附音插图英和字汇》中收录情况见表2。
表2 平文《和英语林集成》和柴田昌吉、子安峻《附音插图英和字汇》收词对比
在19世纪中叶，对表达西方新事物、新概念的译词的创造这一近代化过程中必须实现的工作，中日两国都还没有完成。换言之，在这一时期，日语词除了少数表示固有文物、制度的词以外，流入中国的可能性还很小。汉语受日语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它带给日语的影响。
把握19世纪中叶之前中日之间的新词、译词的大致走向，对确认日语借词的词源非常重要。例如《汉语外来词词典》把“影像”认定为来自日语的借词：
影像 yingxiang 影子；印象。源 影像 eizo 【意译英语image；shadow】
但是，在《日本日记》里有“日影像”一词，“日影像以镜向日绘照成像，毋庸笔描，历久不变”，在这里是表示用日光做出“影像”的装置的意思。这一词是不是由罗森造出来的，还有必要进行调查。但结论恐怕是否定的，因为如下所示在麦都思《英华辞典》里已经作为译词出现了：
effigy 影像
portrait 影像
resemblance 影像
而在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中，“影像”是作为一般词语使用的：
Effigy，the likeness of a person，像、影像
Image，… to take an image，as a photographer，影相
Image，to，影像、影相、影出样子
就是说，在日本的词语传入中国的可能性出现之前，字符串“影像”已经在汉语中存在并作为译词使用了。
综上所述，到19世纪中叶，除了表示日本独特的文物、制度的词语以外，汉语有必要借用的日本词非常少。同时由于中国人对日本信息的淡漠，即使是表示日本独特的文物制度的词语，实际上也很少被借用。但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急速西化，来华传教士对日本显示了强烈的兴趣，日本一步一步地走进了中国的视野。
二 何如璋等的日本访问记录
在上一节中我们对罗森的《日本日记》及其使用的词语做了初步的考察。这一节我们将讨论何如璋的《使东述略并杂咏》、张斯桂的《使东诗录》、王韬的《扶桑游记》、李筱圃的《日本纪游》、黄庆澄的《东游日记》等中国文人日本游记中的日语词汇问题。
明治维新之前，在接受西方文明上，中国和日本是站在同一起跑线的。或者可以说，鸦片战争之前的广州、五口开放以后的上海等沿海城市远远地走在了日本的前面。这一点从汉译西书、英华辞典的出版上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17] 但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从政治制度到经济体制、工业生产技术等各方面积极向西方学习，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而中国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以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为中心，对“实学”，即西方的制造业进行了部分的介绍和翻译。但在政治、经济等人文科学领域，则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这使中国在向近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原地踏步。 [18]
引进西方文明的成果越多，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也就越大。而且由于地理的或历史的原因，19世纪90年代以前访问日本的中国文人，比去西方的人要多得多。另外，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两国在琉球、中国台湾、朝鲜半岛的利益冲突，日本的存在感大大增加，两国间的正式交涉也多了起来。1871年9月两国几经周折终于缔结了《中日修好条规》，1875年11月日本特命全权代表森有礼来华，1877年11月何如璋作为第一任驻日公使赴任东京。
晚罗森23年踏上日本土地的何如璋，展现在他眼前的已经不再是罗森所看到的景象了。何如璋从北京出发以后，“海陆之所经、耳目之所接、风土政俗……就所知大略，系日而记之。偶有所感，间纪之以诗”，这就是《使东述略并杂咏》（以下简称《使东述略》）。其中“述略”部分有14000余字，“杂咏”部分由汉诗67篇（七言绝句）和简单的注释组成，主要记录了抵达日本后的一个多月的见闻。
何如璋的副使张斯桂也留下了一本诗集—《使东诗录》，收录七言绝句等40首，在其去世后由《小方壶齐舆地丛钞》的编者王锡祺出版。 [19]
《使东述略》中有以下的记述：
山阳有赖子成襄者……曾见所著《日本政记》、《日本外史》及《新策》诸书，识议宏博……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何如璋曾阅读过一些关于日本的书。只是这时赖山阳已经死了60多年，日本在经过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作为驻日使团最高负责人的何如璋对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有多少正确的知识，实际上不得而知。例如在《使东述略》中可以看到如下的关于日本地理的记述：
其疆域 分四大岛……在西一大岛……在西南一大岛……中央一大岛……又东北一大岛……
何如璋把以前中国文献上的“日本三岛”修正为“四岛”是一个进步，但是他说这是通过“海陆之所经”的观察（何如璋乘军舰“海安”号，从上海吴淞口出发，途经长崎、长门海峡、濑户内海、神户、大阪，由横滨入东京）和“闻自高丽乘舟来者”的信息。
尽管何如璋来日之前对日本了解不多，但他在接触实际的日本社会以后，从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明治以还，改革纷纭”，“近趋欧俗，上自官府，下及学校，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靡然以泰西为式”的现实中，敏锐地察觉到中日两国的差异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变化，并记录了下来。何如璋在“杂咏”中，还有吟咏铁路、火车、电报、邮政、造纸的诗。
那么，何如璋一行是用什么样的词语来表达所看到的日本的诸般现象呢？从何如璋的《使东述略》和张斯桂的《使东诗录》中，可以选出以下的词语（带L 记号的词在《汉语外来词词典》中被当作日语借词，还有一些词被其他学者认定为日语借词，在这里对具体词源认定的正确与否暂不涉及）：
甲）
大政院 大审院 元老院 外务省 大藏省 内务省 司法省 理事L
裁判所 议员L 常备兵L 警视厅 师范 电气 电信 铁道 经费L
邮便 公园L 少佐 陆军士官学校 师范学校 幼儿园 淡巴菰
乙）
出张所 随员L 使者L 市场L 意匠L 神社 神宫
丙）
濑户（濑户译言海峡）
以下是张斯桂《使东诗录》中诗的题目和题注：
钓道具 钓鱼钩铺子，犹言钓鱼一道之器也。
八百屋 蔬菜店，未详何义。
御料理 御者，大也；料理，犹言善治庖也。
仙台味噌 仙台，地名；味噌者，酱盐菜等类也。
荒物 荒物，草器也。
玉子场 玉子，鸡卵也；场，买处也。
古帐卖 古帐，破碎旧纸，用作还魂纸。其整张者分与各铺包什物。
御入齿 配牙齿，亦西法也。
发铗处 铗，剪也，剪发之匠也。
吾妻桥 吾妻，地名。
仕立处 成衣铺也。
大安卖 减价贱卖，谓买者可安于心也。
小间物 细碎小物件也。
大问屋 大铺子，不肯零星拆卖也。
以上词语可分成三类。
（甲）本类词表示从西洋传入的新事物、新概念和新制度。这些词语可以定位为明治维新的成果。字符串的特征为有较高的意义透明度。就是说，对于有汉字素养的人来说，很多词可以从字面上猜出意义。毫无疑问，意义的透明度是由汉语的字义及构词法所保证的，根据汉字原来的字义创制新的词语和译词是幕府末期、明治初期新词、译词形成上的一大特点。 [20]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词都具有一样高的透明度，例如“邮便”“出张所”“淡巴菰”等词只能说是半透明或完全不透明。
（乙）本类词不一定具有西方的文化背景。在这一点上与甲类相区别，与丙类词则可相同看待，但是词义的透明度更接近甲类词。换句话说，在词的构成上与汉语有共同性。实际上在《汉语外来词词典》中被认定为日语借词的“随员”“使者”，已经先于日语出现在英华辞典中了，在语源考证时需要做出慎重的判断。乙类词里，还有一些表示日本独特的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的词，例如“神社”等。这样的词语在不同语言的接触过程中为异民族所借用时，常常很难实现等价的翻译。
（丙）本类词词义透明度最低，因为这些词是通过日本特有的训读方式产生的，或者在日本经受了独自的意义演变。这些词与日本语言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正确掌握了汉字的固有字义，也无法从字面上正确推测出字符串的意义。 [21] 丙类词的例子主要取自张斯桂的《使东诗录》，可以很容易地推测出这些词语都是在街上能够看到的广告招牌的内容。张斯桂来日后便把在街上看到的招牌上的词语原封不动地用在自己的诗中了。关于词义解释的类型，丙类词与甲、乙类词相比，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详细的讨论将在下一节中进行。
如上所述，何如璋、张斯桂之所以能在自己的诗文著述中使用新的或不常见的汉字词语，是因为和日语有了实际的接触。在这一大前提下，语词的借贷不是通过声音，而是通过文字这一点，值得引起注意，正是书面语言的形式增加了语词借用的可能性。特别是甲类词的收集，是存在着“按其图籍访其政俗”这样一个过程的。由于文字媒体，即“汉字”的存在而实现的日语词汇的借用，自然与源于其他语言的借词有很多不同之处。这一事实，在考察日语借词时是非常重要的。 [22] 在《使东述略》的最后，何如璋写道：
或察焉而未审，或问焉而不详，或考之而不能尽合。
何如璋来日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对日本已经有了初步的知识。他还写道：
天时人事之消息盈虚，非参稽焉，博考焉，目击而身历焉，究难得其要领。宽之岁月，悉心以求，庶几穷原委，洞情伪，条别而详志之，或足资览者之考镜乎，是固使者之所有事也。
这种使命感与他作为驻日公使这一立场不无关系，他之所以能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使用日语词，是因为他对日本的各种情况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积极的态度。这一点与黄庆澄、傅云龙有相似之处，与王韬、李筱圃则大为不同。
王、李、黄是以私人身份访日的文化人士。王韬是著名的《普法战记》的作者，他的访日记录《扶桑游记》曾被日本报纸连载。李筱圃是通过上海商界名人的介绍访日的。但是两人对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的巨大变革没有表示出特别的关心。例如，在王韬的《扶桑游记》中，与日本文人（多为对明治维新不满的旧知识分子）酒宴应酬、诗歌唱和等交往内容占了绝大部分的篇幅；李筱圃则更是以冷漠的眼光看待明治维新。在王、李的纪行文里，表示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只有以下数条：
化学 光学 人力车 电报 美术 博览院 博物院 见物 [23]
与此相反，在稍后访日的黄庆澄的《东游日记》中，能看到很多新词和译词。
坪 间 町 禁锢 裁判所 诉院 司法省 邮便局 邮便箱 邮便收纳箱
电报局 总局 支局 劝工场 寻常师范学校 心得 应接所 会议所 养兵所
沐浴所 器具 物理器具 几何形体器具 干路 支路 文库 华族 高等女学校
士族 平民 内阁总理大臣 宫内省 枢密院 内务省 卫生 出版 外务省
大藏省 国债 货币 银行 文部省 陆军省 海军省 农商务省 递信省
知事 警视厅 警察署 独逸 官立 公立 私立 大学 中学 小学
寻常 高等 女学校 商务学校 医学校 聋哑学校 陆军学校 海军学校
帝国大学 法科（法律 政治） 医科 工科（土木 机器 造船 造军器
造房屋 应用化学科） 文科（哲学 本国文学 史学 博言学）
理科（数学 物理学 化学 动物学 植物学 地质学） 哲学会 地学协会
学会 常备兵 预备兵 后备兵 国民兵 师团 旅团 大队 学年 警备队
伦理 国语 历史 博物 图画 唱歌 体操 油画 会议 坚持 人力车
总理 博物会 弁护士 哩 理事
叶庆颐的《策鳌杂摭》和上述的异国游记式的著述不同，是按传统的舆地类的体裁撰写的。在下一节我们将对叶庆颐《策鳌杂摭》中的“事物异名”进行考察，讨论具有汉字知识和中国古典素养的人是怎样面对日语词汇的。
三 叶庆颐的《策鳌杂摭》“事物异名”及其所用的词语
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正遇到非母语者创制的汉字词是在近代以后。自古以来，版图广大的中国由于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同以及方言等原因，对事物、物产的说法名称各不相同，这对中国的文人来说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所以在风土记、地方志、游记等文献中，关于方言的记录屡见不鲜。但是，这些方言通常只是在口语层面上存在着差异，在书面语上作者和读者都具有共同的汉民族文化背景，拥有共同的古典文献群。
明治以后访问日本的中国文人，第一次在中国以外的土地上遇到了汉字。尽管在此之前，中国文人的日本、日语的背景知识极端贫乏，但对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的传闻却深信不疑。 [24] 当他们踏上日本的国土，看到街上写满汉字的广告、招牌时，与其说大吃一惊，毋宁说证实了他们事先的想象。那些无法理解的或不合乎汉语习惯的日本汉字词，使他们感到非常有趣的同时，也产生了困惑。上一节中提到的何如璋的副使张斯桂的《使东诗录》中使用的日语词就是这样的例子。只是《使东诗录》的日语词不多，注释也较简单。
甲午之前中国人撰写的书籍中，收录日语词最多、注释最详细的是叶庆颐的《策鳌杂摭》。叶庆颐字新侬，上海人，19世纪80年代中期在日本居住过两年。叶庆颐在日本居留的时间比何如璋、张斯桂等稍晚一些，但是从中国人的对日知识上说，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策鳌杂摭》是叶庆颐归国后写的日本见闻录，1889年在上海出版。关于叶庆颐其人以及他的访日经过等，现在我们所知很少。该书卷首刊有曾经在日本公使馆当过参事官的姚文栋（有名的日本研究者，著有《日本志稿》《日本地理兵要》等）从当时的任地柏林寄来的序文。据此可以推测叶庆颐与姚文栋有很深的交往。叶在卷末以诗抒怀，其中有“万里游踪汗慢行，征轺飞驾六鳌轻”“破浪飙轮指日边，抽毫风土写蛮烟”的诗句。可以说叶的日本访问和居留是以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对日本的关心急速增加为历史背景的。书名《策鳌杂摭》中的“鳌”是神话中的动物，背负着三座仙山在大海中漫游。书名表示了著者要周游世界、广记见闻的意愿，而实际上这本书始终是在介绍日本的情况，全书除卷首、卷末外共分八卷。
卷首 各地道图 地图11张 卷五 兵额军舰
卷一 国名原委 附朝贡考 卷六 山川关隘
卷二 世系纪年 卷七 岁时名胜 [25] 附栽参说
卷三 疆域徭赋 卷八 事物异名
卷四 官制俸糈 卷末 音注日本字母正草二体
如各卷题目所示，该书重点介绍了日本的基本国情，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变革涉及不多，与其他有关日本的书籍相比，在内容上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在词语方面也与何如璋、傅云龙、黄遵宪等人不同，反映西方近代概念的新词较少，仅限于政府机构和职务名称。
但是题名为《事物异名》的第八卷极具特色。该卷共收录日语词（包括词组）130条，并逐条对词义进行了解释。无论是收词规模还是释义详细程度，《策鳌杂摭》与同一时期出版的其他文献相比都是突出的。 [26] 首先将第八卷中的词语全部抄录如下（按原书顺序）。
假皇居 坊主 大黑天 圭庵 两替屋 大问屋 八百问屋 御料理屋
诸见世物兴行 国立银行 佛师 时计师 龙吐水师 具师 屏风师
花火师 卖家 贷家 驿递局贮金预所 乘合马车溜所
诸路汽船乘客荷物取扱所 妇女待合所 奉公人口入所 雁皮纸卖捌所
邮便切手卖下所 御定宿所 羊肉卖捌所 酒类买下所（原文如此） 御休处
发铗处 男雇人受宿 女雇人请宿 御泊宿 安泊处 一新讲 波花讲 质家
殿 样 方 兴亚会 支那 男子服色 女子妆束 白鼠 待客礼节 贵下
大工 支配人 左官 涂师 车职 御贿料 贿室 钓鱼 令爱舍 御待合
于路之 大安卖 贷本 御齿黑 犊鼻裈 函冰馆 海苔 亚尔个保儿制造所
柔术运动稽古 佃煮 共同物扬场 西洋料理 大福帐 唐栉物 万种物
御德用 玉子 砂糖 金米糖 德利 安八饼 大福饼 荻乃饼 太太饼
红梅烧 公债证书 誂 喜世留 仙台味噌 奈良渍 万渍物 各国铭茶
白玉饴 本家无类 山川白酒 初梅 四海波 西施 昆布 寒天 生荞麦
天麸罗 本胡麻扬 烧芋 迭 山鲸 海鼠 海鼠肠 海老 平贝 海虎皮
鲣节 大黑 鲵鱼 鳆鱼 艺者 贷座敷 鵺 雪隐 尘溜 登女床 卸
文理颠倒 御息所 熨斗 官许 万引 瓦斯灯 蒸气车 燧木 骸炭 硝子
贯目
上述130条词语中，“男子服色”“女子妆束”“待客礼节”“文理颠倒”等其实是对日本风土人情和语言等情况的简介。
至于卷八的撰写动机，叶庆颐在卷首的凡例和卷八的前言中写道：
事物之名，于异域固不必从同，第日本与我国有同文而殊解者，仍摭入以为问俗之助。（凡例）
日本与中国地同洲，书同文，事物称名应莫不从同。讵知樽鸱伏猎，每多似是而非， [27] 甚至令人索解不得。姑举所习知者类录存之，俾问禁问俗者作权舆，或不无小助云。（卷八前言）
与何如璋、傅云龙等的“考察洋情”不同，卷八的目的是给那些“入乡问俗”的人提供帮助，这一点从他所收录的词条内容中也可以看出。这130条词中，表达明治维新以后新概念的词仅有国立银行、驿递局贮金预所、乘合马车溜所、邮便切手卖下所、羊肉卖捌所、兴亚会、支那、西洋料理、金米糖、公债证书、瓦斯灯、蒸气车、硝子等十几个词，更多的是上一节所述的丙类，即与传统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词语。这些词不是从书籍中，而是从街头的广告、招牌上收集的，这一点与张斯桂的情况极为类似。
可是如果仅是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卷一至卷七的那种见闻录形式的体裁也就足够了，以外语词汇集形式编纂的卷八《事物异名》存在的理由在哪里？著者在《凡例》中说“事物之名，于异域固不必从同”，即在不同的国家，由于语言不同，事物的名称也就不同，因此“日本与我国有同文而殊解者”。但是，在卷八前言中著者又说日本与中国“事物称名应莫不从同”。这种前后矛盾的表述里，著者的真意是什么？问题的症结在于“地同洲书同文”。作为不同语言间的一般情况，“不必从同”的事物名称，因为中日两国都地处亚洲，又使用同一种文字，所以“应莫不从同”，正是两种语言中共同使用的“汉字”使著者陷入了混乱。而这种由于汉字产生的现象，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形态，即：
·事物异名：事物虽相同，但是在中日语言中的表达各异（同义异形）；
·同文殊解：字符串相同，但是在中日语言中的理解各异（同形异义）。
总而言之，对同一字符串中日两语往往有不同的解释，或指称不同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给以特殊的说明，不如此，就会产生“似是而非”“令人索解不得”的结果。著者所收集的词语一方面比较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但同时根据中国固有的汉字知识又不易理解或容易产生误解。对这些词语，著者认为有必要对词义加以解释，以清除理解上的障碍。这就是卷八《事物异名》的撰写目的。
从卷八前言中的“姑举所习知者类”的陈述中可以推知，在对收录的词语的解释中有很多著者亲身体验的因素在内。不仅如此，卷八和其他卷，尤其是和卷七的《岁时名胜》不同，不但对收录词语的词义进行解释，还从词源上对收录词之所以如此的成词理据做了不厌其烦的说明。英语词汇学学者柴田省三指出：“人在达到了一定文化水平以后，就开始对语言进行反思，并开始认为事物的命名中一定有着某些正当的理由，按希腊人的说法就是名称的正确性。” [28] 柴田所说的对“名称正确性”的追求，和中国传统的语言意识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如孔子的“名正言顺”所代表的语言思想根深蒂固，人们认为事物和事物名称之间的关系（即语言的形式与内容）应该是“名实相符”，可以“由名及义”。这种思维方式在《策鳌杂摭》中也有明显的反映。
叶庆颐对那些中国人所不知道的异名，以及具有日本独特意义的字符串给出了解释，以便消除中国人可能产生的误解。考察叶庆颐词义解释的过程，不仅可以了解著者的词义习得过程，而且能够发现中国人在理解汉字词的意义以及进行词源解释（即柴田省三所说的名称的正确性）的机制上等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中国人在遇到陌生的汉字词时将做出何种反应？在这里有必要先对中国人理解汉字词义的传统心态和机制等方面加以说明。
成语“望文生义”是指那些仅从字面推测整个字符串意义的理解行为。这种理解常常是不正确的，但又可以说是中国人对字符串的基本诠释方法。字符串，只要使用汉字，尽管有方言的差异，但只能是汉语的词汇，所以所有的汉字词都是根据“规则”，即传统的方法创制，并被“正确地”赋予意义。这种前提作为一种语言意识在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对未知的汉字词，人们根据自己的知识（在传统的教育过程中习得的汉字素养，以及从中形成的诠释力）做出相应的解释。特别是知识分子会尽可能地从古典中寻求规范，来解释汉字字符串的意义。
上述极具传统的词义诠释方法在19世纪邂逅日本汉字词的中国士子身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叶庆颐，从《事物异名》这一卷卷名上就可以知道，他并没有把日语当作一种外语，而只将其视为用汉字书写的不同名称，是一种方言而已。叶的观点在当时具有普遍性：人们把中日两语的关系说成“书同文”，关于日本的著作也都将日语放在方言卷中来叙述。将日制汉字词当作汉语固有的词语去理解，对日制汉字词所包含的日本特有的风土人情、自然习俗等文化上的或来自语言本身的因素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
上述种种情况在解释日制汉字词时，会产生一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对未知的字符串的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汉字知识，但中日语言在汉字的使用上有很大的差距，即使“望文生义”，也并不总能畅通无阻。请看下面的具体例子：
硝子 玻璃之名，日人有硝子制造会社，即造玻璃器物处也。
诸路汽船乘客荷物取扱所 诸路，各路也；汽船，轮船也；乘客，趁客也；荷物，附装货物也；取扱，代客提取一切也。盖过载报税行之类。
在这里，短小的词被直接置换成等价词，冗长的复合词则先被分解成若干等价成分后再加以重新组合得到整体的词义。释义有详简之分，例如“硝子”还附带介绍了日本的情况。词义的解释方式与现在的外语辞典或百科辞典有相同之处。下列词语的释义也具有相同的倾向。
驿递局贮金预所 乘合马车溜所 妇女待合所 奉公人口入所 雁皮纸卖捌所
御定宿所 男雇人受宿 女雇人请宿 支那 亚尔个保儿制造所 尘溜 一新讲
波花讲 殿 样 方 御待合 于路之 御齿黑 犊鼻裈 函冰馆 共同物扬场
喜世留 仙台味噌 奈良渍 万渍物 天麸罗 贯目 鲣节 唐栉物
以下是其他资料中的语例：
荒物 草器也。
玉子场 鸡卵也，场；买处也。
吾妻桥 吾妻，地名。
仕立处 成衣铺也。
小问物 细碎小物件也。
（以上张斯桂）
御料理者 即酒楼之名。（李筱圃）
料理 日本谓授餐曰料理。（傅云龙）
大勉强 云格外减价也。（黄庆澄）
御料理 言为人办酒饭也。（黄庆澄）
但是，包括著者叶庆颐在内的中国文人对这种词义解释，显然感到不安。例如：
白鼠 日人称人之忠于其主者，谓之白鼠。不详其义。
裱具师 装裱书画工也。亦有称经师者，则未详其名命之义。
左官 称泥瓦匠为左官，不知其义何据。
雪隐 厕室也……不详其义。
熨斗 名曰熨斗，不详其义。
八百屋 蔬菜店，未详何义。（张斯桂）
贷座 妓坊也，其义未详。（黄庆澄）
词义解释的后面有“不详其义”的说明。这里的“不详其义”毫无疑问并不是对该词的词义不了解，而是不理解这一字符串为何具有这一词义，即对理据义（命名的理据）无所适从。这显示了著者们不仅对词义，对词源的正当性也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对他们来说，每个汉字作为构词成分参与复合词形成时的规则，即词源理据，不能加以明确的说明这一事实，是词义解释中的缺陷。换言之，对叶庆颐等来说，词源理据的令人信服的说明，是对这个词的存在所做的正当化的工作。这也是中国人代表性的词源意识。但是，要想知道日制汉字词的语源理据，即“命名的理由”，除了中国的汉字知识外，还需要有日本文化以及语言方面的知识，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在理解、释义方面存在更多问题的不是前面所讲的那一类词，而是字符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的词。在这些词的释义过程中可以观察到以下几种现象。
（1）例如从下列词语中可以看出，对构词成分的汉字的字义进行扩大解释，由此来接近原词的词义。
假皇居 坊主 两替屋 御料理屋 国立银行 佛师 时计师 龙吐水师
具师 屏风师 花火师 卖家 贷家 酒类买下所 御休处 男雇人受宿
女雇人请宿 御泊宿 质家 车职 共同物扬场 大福帐 砂糖 金米糖
安八饼 大福饼 太太饼 红梅烧 公债证书 本胡麻扬 叠 海鼠 海鼠肠
平贝 海虎皮 大黑 艺者 贷座敷 鵺 御息所 官许 万引 瓦斯灯
蒸气车 燧木 骸炭
以下仅举数例说明。
假皇居 明治初年日王始迁东京……乃暂徙于城西赤坂町之太后离宫，故有是称。盖暂假之意也。
汉语不说“皇居”，而说“皇宫”，把“宫”换成“居”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另外，“假”为“仮”的本字，原有“虚假”“暂假”等义。在中国，当时“虚假”是主要字义，因此对于“假皇居”中国人可以预测的解释是“假的皇居”。叶庆颐用“暂假之意”这种根据古典的字义来加以说明，解决了这一矛盾。
御料理屋 御，尊称；料理者，烹饪之谓；屋犹店也。
叶庆颐将“御”“料理”“屋”等字、词，给出了汉语里所没有的意义，在其他词的释义中也有这种现象。著者试图利用这种方法来填补从字面所能汲取的意义与实际意义之间的断裂。下面是通过与古典挂钩来保证解释正当性的例子。
御贿料 《尔雅·释言》贿，财也。《疏》曰财帛总名。又《左传》注，贿，赠送也。兹于官俸称贿，似不雅驯，亦尚近理。
总之，他虽然对日本式的汉字使用法不满意，但还是能勉强根据中国古典进行解释。有时这种解释显得如此牵强附会，以至于著者本人都感到困惑。例如：
铭茶 铭字不详其义。或曰取有名而价重兼金之谓。然太觉牵合，姑存其说可耳。
著者甚至对某些词语的日本式命名意图表示了强烈的反感：
涂师 谓油漆匠也。岂为东涂西抹而名之耶？
海老 日人称虾曰海老，岂以其多髯而名之耶？
总而言之，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的词，著者更关心的是名称与指示物的对应关系，即这一日本命名在汉语里能否被正当化，而不是解释词语本身所具有的意义。
（2）然而如果一定坚持按照中国古典的用字法来解释日制汉字词，则必然要碰上无法解释的词语，例如：
誂 誂字，《说文》谓相呼诱也。胡所取而用之，殊觉莫名其妙。
卸 不知何所取义。
贿室 工人聚食之所谓之贿室，则无从索解……莫念其命名之意。
寒天 洋菜是也。但其命名之意，不得其详。
鲵鱼 鳆鱼。
“卸”“寒天”在汉语里分别具有不同的意思，“不知何所取义”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在日语中会有另外一种用法。“誂”字也和《说文解字》里的用法不同，令人“殊觉莫名其妙”。至于“贿室”，即使像“御贿料”那样“浮想联翩”，也得不出下层劳动者食堂的意思。尤其是“鲵鱼”“鳆鱼”，都是中国的古典《尔雅》《说文》《国语》《后汉书》里记载的有名的鱼，但在日本所指的是不同的生物。 [29]
（3）对于日制汉字词，如果坚持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为前提，用中国典籍的字义来诠释词义或追求词源的理据，那么理解的误差，甚至误解，就是不可避免的。以下是一些典型的例子：
大问屋 言大宗买卖，可来问此屋中也。
八百问屋 或称八百屋，即蔬菜行也。八百者，乃言其行中有瓜瓠蔬果等，类有八百种之多耳。
诸见世物兴行 诸，众也；见，观览也。世物，则言凡飞潜动植以及家常日用一切所有之物也；兴行，列肆也。
邮便切手卖所 邮寄便捷谓之邮便，故日人称信局曰邮便局。
发铗处 日人以剪易剃故曰铗。
大工 工资亦较他业为昂。
荻乃饼 饼以米粉所作，中包豆为馅，外裹荻叶而蒸食之，故云。
支配人 谓支派分配之人，犹中国之称掌柜也。
大安卖 减价贱卖，谓买者可安于心也。
（以下张斯桂）
御料理 御者，大也；料理，犹言善治庖也。
仙台味噌 仙台，地名；味噌者，酱盐菜等类也。
钓道具 钓，鱼钩铺子。犹言钓鱼一道之器也。
仔细分析上面的词语，发现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像“诸见世物兴行”“支配人”等，不仅词源理据无法理解，词义也无法正确把握；另一种是像“大问屋”“大工”这样的词，词义大体上可以理解，但词源理据的说明是中国式的牵强附会，完全不着边际。在后一种情况下，对词义的某种理解是得益于著者在日本的实际生活体验。在日本生活了两年多的叶庆颐，无疑耳闻目睹了很多事情，但是直接经验只能帮助理解词义，却不能防止在词源理据方面“穿凿附会”。不仅如此，有限的直接经验还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出现简单的想当然的解释。例如：
御德用 日人称蜡烛之别名。
“御德用”是便宜货、贱卖的意思。这里显然是错误地理解为有时贱卖的蜡烛的别名。另外，在没有直接经验和关于实物的知识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字面有时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例如，在日本的市面上经常能看到“贷本”的招牌，按照汉语的理解，“本”有资本和书籍两种意义。这种歧义使叶庆颐“未详孰是”，不知道是“借钱”还是“借书”。而对于“柔道运动稽古”的解释，可能是因为“柔”“揉”的字形相近，便被详细地介绍成针灸中的引导、按摩术。在同一词条里叶不解地说，“维新以来竞尚西法，乃所谓稽古者岂有慨乎言之耶？”误以为提倡柔术的人对维新以后事事热衷于模仿西方的日本社会现实感到愤怒，把自己的情绪寄托于“稽古”上了。就是说叶庆颐按照《书经》的解释，把“稽古”理解成“思索古昔之道”。其实日语中的“稽古”是练习某种技能的意思。
在《事物异名》的收录词表里，“登女床”作为普通词被列入，但是在日语中并不存在这个词。“床”是理发店的意思，叶庆颐的解释是“女人剪发的地方”，但叶的朋友说这是“依字面解说”，或是“名字为登女的理发店”之义。 [30]
对某些日制汉字词的释义，著者甚至过度信任自己的汉字知识，而不屑听从日本人的说明，例如：
佃煮 （下层劳动者等）不自设庖厨者，咸寄膳于斯，名曰佃煮。殆犹俗称包饭欤。
叶庆颐把“佃煮”解释为为下层劳动者提供伙食，可能是从汉语里“佃”有“佃农”的意思中推测出来的。对于这一误解，有位叫“和歌氏”的日本人曾提醒他注意。但是叶仅把和歌氏的说明记录在夹注中“和歌氏云佃煮乃食物也”，并未订正自己的错误。“和歌氏云”这样的夹注在卷八中还有多处，如在“登女床”项下也有“和歌氏云此乃依字面解说耳”的夹注，指出叶庆颐释义是依据字面的理解。但是叶庆颐始终坚持了“姑存其说”的态度。
以上我们对卷八《事物异名》的收录词语、著者的释义以及其中反映出来的理解过程和问题点进行了分析。最后，重新回到日语借词的视角，对我们所涉及的问题做一下总结。那些表示某一语言文化独特的文物、制度的词，是在跨语言接触中最具有被借用动机的一类词。但是如卷八收录词语所示，除了“国立银行”“瓦斯灯”等少数词外，绝大多数未能为现代汉语所借用。 [31] 这是为什么呢？通过对收录词的构词分析，可以知道，上一节中的丙类词，都是通过日本特有的训读法产生的词，字符串的意义透明度低。这样的词，例如“八百屋”要引入汉语时，必须把“八”“百”“屋”的原有字义除去，重新给予“蔬菜店”的意义。换言之，由于日制汉字词的进入，汉语中会产生异形同义词（synonym），即“事物异名”，和同形异义词（homonym），即“同文殊解”的问题。抑止异形同义词、同形异义词的增加是来自语言体系本身的需要，为了克服这种阻力，就有必要向旧词形中注入新义。这里所谓的新义就是来自西方的近代概念。因此，表示日本独特概念的词语，往往通过翻译的形式进入汉语。如“驿传”译为“接力马拉松”等就是典型的例子。直接以汉字的形式借入的词语仅限于“人力车”“茶道”“和服”“和歌”等中国人能够理解的词。
本节我们讨论了在日制汉字词理解上汉字本身所造成的障碍。当然问题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源于古典素养的解释力，将未知的汉字词与古典语词等联系在一起进行解释，解释力在词义推测的过程中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就是说，解释力帮助我们理解、修复日制汉字词意义上的矛盾、缺陷和日本独特的用法造成的理解障碍。当然我们无法期望做到和日本人同样的理解，而只是大致地从日制汉字词中“读取”某种意义。这和人们在遇到陌生的词语和全新的表达时的情形相同。不管这些词语或表达是否合乎“常规”，接受者首先试图当作“正确”的语言产出物来理解。
由于这种解释力的存在，一部分日制汉字词的借用所受到的阻力较小。例如“市场”，何如璋解释为“互市之场”“闹市之场”，这在当时是很一般的理解。 [32] 根据这种解释，“市场”所持有的近代的意义虽然被舍弃了，但是缓和了“市”“场”这一字串组合的非常规性，使汉语较为容易地接纳这个词。
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来讨论一下当时书籍里经常使用的注释问题（一般采用行间夹注的形式）。
一般在把其他语言的因素导入自语言时，要经过意义概念的翻译或书写符号转写的过程。但是，同上所述，日制汉字词原封不动地移入汉语时，翻译和转写的努力都被放弃了。因此在最初阶段，原文所具有的意义的导入更多是依赖穿插在正文中的注释来完成的。注释既填补了意义的空白，又防止了误解，是帮助阅读的有效方法。当日制汉字词超出了中国人可能理解的范围，或需要重新定义时，就需要注释。例如“邮便”，有“东人公私文报，设局经理，名曰邮便”的注释。中国人能理解“邮”的意思，当时中国还没有邮政制度，也不能从“邮便”的“便”中理解日本式的意义“信函”（たより），因此就产生了注释的必要性。 [33]
这一时期的书籍，注是以“释字”为中心的，即双音节以上的复合词不是整个吞下，而是分析解释每个字的意义，由此向复合词的词义靠近，理解所表达的事物概念。这种倾向与前面讲到的“由名及义”这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 [34]
四 傅云龙的《游历各国图经并余记》及其词汇
傅云龙受清廷派遣于1887～1889年访问了日本、美国、加拿大、比利时、古巴、巴西等国，目的是视察各国国情。傅云龙将调查和视察的结果写成报告书《游历各国图经》（共86卷。其中日本30卷、美国32卷、加拿大8卷、比利时4卷、古巴2卷、巴西10卷），附以图表，对各国的历史、官制、政治、外交、经济、文物制度等基本情况向政府做了报告。同时他还把旅行的日程、见闻、感想等逐日做了记录，写成15卷的《游历各国图经并余记》。
傅云龙各国游历走的是太平洋航线，故前后两次在日本逗留，时间超过一年。他的报告书也是在日本撰写完成并印刷的。关于日本，傅云龙留下了《游历日本图经》（以下简称《图经》）30卷和《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以下简称《余记》）3卷，是仅次于《游历美利加图经》的庞大资料集。与何如璋、张斯桂等职业外交官，王韬、李筱圃、黄庆澄等以观光目的来日的文人不同，肩负收集情报使命的傅云龙，是继黄遵宪以后细致地考察日本并做了系统介绍的人。《图经》由天文、地理、河渠志、国纪、风俗、食货、考工、兵制、职官、外交、政事、文学、艺文志、金石志、文征15个部分组成，涉及的内容有169项之多，全面涵盖了日本的国情。在介绍明治维新以后建立的制度等项目中，仅标题里就有以下的新词和译词：
银行表 商标表 铁道资本表 淡巴菰工商表 保险表 国债表
予备后备兵分数表 宪兵表 幼儿园表 书籍馆表
本节将对《余记》（共6万余字）中使用的语词与日语的关系进行考察，以期解明汉语词汇在向近代词语转化过程中受到日语的各种影响。《余记》与《图经》相比更具有自由使用的特点。
（一）傅云龙和日语
傅云龙在来日之前对日本有多少背景知识，尚不清楚。 [35] 但是他在结束第一次为期半年的日本逗留前往美国时，表达了这样的认识：唐代以来一千二百余年“事事以中国为宗”的日本，实施明治维新，“效西如不及，当变而变，不当变亦变”，在日本半年多的时间里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很多的了解。总之，傅云龙在获得有关日本知识的过程中接触了日语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日语对于傅云龙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首先他注意到日语使用汉字，但是发音与汉语不同。傅云龙说，日语“皆文同中国，而读日本音也”，他把日语的发音称为“方音”。例如，“上轮船，曰横滨丸，方音语若犹戈哈麻麦鲁”。此外还有以地名等固有名词为主的用例，如：
东京丸（托角麦鲁） 丸山（马鲁鸦麻） 大工町浴（福那台古马芝）
长崎（纳额沙客） 樱马町（萨沽拉巴巴） 浴堂（尤牙）
神户（克贝） 上野（维诺） 东台（土台）
东照宫（土少澳） [36]
在音转写上，例如傅云龙在这里所使用的音译汉字，以及《图经》卷20上《文学一》的“日本文表”中收录的平假名、片假名的音译汉字中，是否存在着某种传承和谱系？浙江德清出身的傅云龙，在音译汉字的选择上有何特色？这些都可以成为音韵史研究的课题。笔者在这里只想观察：傅云龙是否或在什么程度上把日语当作外语来看待。如上所述，傅云龙和其他的中国文人一样错误地认为日语是用汉字来表记的一种方言，而不是外语。从《图经》卷10《风俗》的“方言”里所收的421个日语词中也可以看出这种态度。毫无疑问这是汉字引起的错觉。日语和汉语之间的差距要远远大于方言。发音、语法姑且不论，相同的汉字所记录的语词的意义也有很大的不同。傅云龙曾游历过中国各地，接触过各种方言，但是这些方言在书写语言的层次上具有共同的文本，即汉语的古典。因此，当他在日本或在日本的书籍上看到与汉语不同的汉字词时，会感到不知所措。从他文章注释的部分，我们可以了解傅云龙对日本汉字词的理解过程。
未决者 犹言未定，亦曰未济。
裁判所支厅 支之言分也。
借贷 日本人称借用者曰借，称借与人者曰贷。
美术 言术美也。
取扱 有辨意，亦有管意。
吾妻 日本“吾妻”云者，有东意。
组织学 组织云者，显极微物之谓。
东溜间 溜有暂溜意，有当进而不停意。
料理 日本谓授餐曰料理。
畠 与畑同，犹言旱田也。畠、畑字，中国并无。
惠比寿 日本语曰蛭子为惠比寿。
瓦斯 谓煤油曰瓦斯也。
化妆间 将见而整衣处也。
麦酒 即泰西人所谓碧儿酒。
投影 所谓投影者，临画法也。
关于这些词的解释，与上述的叶庆颐具有相同的倾向。例如，畑（畠）=旱田、瓦斯=煤油、吾妻=东、麦酒=碧儿酒、惠比寿=蛭子等，用“犹言”或“谓……曰”的方式释义，将日语词作为中国汉字词的同义词（synonym）处理。而对于未决-未定，取扱-处理、管理，支（厅）-分，料理-授餐，贷-借等词语，由于字义在中日语言中有差异，因此要做出与日语相同的理解，就必须进行某种扩大解释。
“组织学”“化妆间”“投影”等，对于傅云龙来说是未知的新事物、新概念，词义把握难度大，直接的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傅云龙对“组织学”的理解是“显极微物”，对“化妆间”的理解是“将见而整衣”之处，这些都与他视察学校、参观皇居的体验有关。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上一节所说的通过分析“名目”，把握整体概念的中国式的思辨方式。例如“东溜间”，“溜有暂溜意，有当进而不停意”的解释就是这种思辨的结果。从《图经》和《余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傅云龙有较强的尊重原语言的倾向。如傅云龙写道：“凡谓会社为公司，皆中国人译言，非本名，或从而为之说。曰洋商纠贸谓之公司，此皆臆说，今称会社，实录也。”傅云龙为了完整地再现原词的意义，采取了“实录”的态度， [37] 而作为“实录”的结果，很多在日本产生的表示西方文明的新词、译词被傅云龙写进了自己的报告中。
（二）关于表示新概念的词语
傅云龙在使用新词和译词时并没有显示出过多的犹豫，这是因为他在编写《图经》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大量日语文献，他本人对此也采取了较宽容的“实录”态度。这些新词、译词也很自然地反映在《余记》中，下面是《余记》中使用词语的一部分。其中有表示日本独特概念的词，如人力车、地藏、清酒等，但更多的是以西方的文物、制度等新概念为背景的词语（带L 记号的词在《汉语外来词词典》里被当作日语借用语）。
暗室 医科 运动会 卫生L 化学L 学位记 学年 学科 学期 干事L
议员L 协会L 教授L 银行L 公园L 工业场 工科 （盲哑院）感觉练习场
光学 国债L 解剖 金库L 技师 建筑 军曹 课长 教头 教谕 警察L （署）
宪兵L 工兵 金牌L 瓦斯L 金属L 苛性曹达L 组织L （学） 植物学
人力车L 植物试验场 总长 总理L 总裁 支局 支社 写真 清酒
裁判所 助教授 主任 商业L 少佐 精米所 曹达L 体操L 淡巴菰
食物 动物学 动物试验场 大审院 图书馆L 吨L 统计L 椭圆 中将
大尉 大佐 投影L 电灯 电话机L 定员 手洗所 土藏 反射L 风琴L
麦酒L 保险L 邮船 邮便 幼儿园 内阁L 美术L 美术品L 非金属
物理L 文科 文学L 文学博士 法科 卷扬机 理科 理事L
图书馆 游图书馆，图书馆有元本《汉书》。
教授 游大学，敕任者曰总长，奏任者曰学长，曰教授，曰助教授。访榎本武扬。同饮者大学教授中村正直。
卷扬机 览三菱会社石炭矿，掘煤者，卷扬机也，凡五。
体操 是日，视体操。体操为学校通例，适见体操铃、棍二法。
金牌 帝国大学运动会，观竞渡，胜者之金牌。
人力车 由火车而人力车，访神奈川知事。
解剖 游医学校，有解剖室，剖视恙根，目不忍视。
这样我们可以知道，早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的著述里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日制汉字新词、译词，而且这些词大部分至今仍在现代汉语中被继续使用着。
（三）关于“卫生”
将字符串分解成单独的汉字，再根据汉字本来的字义进行解释，以此接近整个复合词的意义，这一中国式的诠释法我们在上一章里已经做了详细的讨论。这样的方法不仅对于陌生的新构成的字符串有效，对于那些见于中国典籍的既有词的后附加新义的诠释也同样有效。即，古典词被用作表示西方新概念的译词时，旧义与新义之间会发生意义的非连续飞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倾向于在旧的词义范围内解释新义的发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卫生”。《余记》中收录了傅云龙于1887年12月13日访问内务省卫生局时所撰写的一篇文章《卫生论》。在这篇文章中，傅云龙和卫生局长长与专斋（1838～1902）就“卫生”作为译词适当与否进行了讨论。全文引用如下：
局长兼元老院议官从四位勋三等长与专斋导云龙游卫生试验所，执盏语云龙曰：“卫生之目当否，愿论定之。”为作《卫生论》云：
卫与医，皆所以遂其生也；意将毋同，然而说异。医恒施于已疾，卫则在于未疾也。先是，明治八年设司药，医学一端耳。十六年，易名卫生试验所。表饮食之比较，图服用之损益，固合化学、算学、医学、物理学，而自成一卫生学矣。长与氏犹虑名实未符，问云龙至再。案《说文解字》：卫，宿卫也，从韦，从币，从行。行，卫也；币之言周，《史记》卫令曰周庐以此。然则卫生云者，有护中意，有捍外意，不使利生之理有时而出；不使害生之物乘间而入。秽者，洁之仇也，去秽即以卫洁。赝者，真之贼也，辨赝即以卫真。过而不及者，中之弊也，退过进不及，即以卫中。洁也，真也，中也，皆所以生也，独医云乎哉！或谓何不曰养？曰：养，难言也。以心以气曰养，有自然之道；以力以物曰卫，有勉然之功。今日之勉然，未始非自然基；然以学言，则不必高言养也。目以卫生，谁曰不宜？
从“执盏语云龙曰：‘卫生之目当否，愿论定之’”，“长与氏犹虑名实未符，问云龙至再”的表述中可知，傅云龙写《卫生论》的动机是为了回答长与专斋关于以古典词“卫生”充作hygiene的译词适当与否的疑念。
从江户中期兰学兴起到明治时期，日本在将西方的新概念、新事物转换成日语时，广泛采用的方法之一就是从中国的典籍中寻找正统的词语作为译词。 [38] “卫生”就是其中一例。该词命名者是为日本近代卫生体制创建做出贡献的长与专斋。他在自传《松香私志》中回忆说：
明治6年（1873）三月文部省内设医务局，我被任命为局长，负责调查医疗制度，这是我国卫生制度的发轫。医务局所辖事务皆为新创，无旧例可依……医务局于明治8年6月归入内务省，改称卫生局负责全国医药行政……
在此需要对局名改称略加说明，原称“医务”二字于本局事务有不符之处，加之由文部省归入内务省时，将医学教育从医药制度中分离出去留在文部省内，“医务”就更无法表示本局所辖事务的内容了。以前起草《医制》时，曾经想直译原词使用“健康”“保健”等词语。但又觉过于直露，缺少情趣。在反复思考更合适的译名时，我想起了中国《庄子·庚桑楚篇》里有“卫生”一词。意义虽稍有不同，但字面高雅，且朗朗上口，遂用“卫生”表示医药保健事务，本局名称也改为“卫生局”。此后凡我局所辖事务多用“卫生”称之，时至今日，“卫生”已成日常用语，遍及寒村僻壤，甚至用于饮食器具，以招揽游客。“卫生”如此普及，深入人心，于命名者何啻喜出望外。 [39]
借用古典词做译词的方法常常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即新的意义和古典的意义发生冲突，或古典词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外语词所具有的意义。而且对日本的译者来说，这种非古典的新用法在汉字的祖国中国是否能得到认可，也使他们感到不安。
卫生局设立12年后的1887年，“卫生”一词已经从官厅名称变成日本社会广为人知的普通词语，并被收入各种外语辞典。尽管如此，该局的命名者长与专斋仍有“犹虑名实未符”的不安。正在此时，汉字国度的使臣傅云龙来访，使他得到了确认自己的命名是否正确的机会。长与再三地问“卫生之目当否”，傅云龙便应主人之请发了一通议论。在这里傅云龙必须做的是如何将按照西方的近代理念设立的“卫生局”和中国典籍中的名目“卫生”结合起来，使其“名实相符”。傅云龙引经据典对字义做了详细的解释，“目以卫生，谁曰不宜？”打了保票。与此同时，傅云龙自身也在接受“卫生”一词的过程中了解了西方关于公共卫生的新概念。 [40] 那么，我们来看看傅云龙是怎么完成自己的任务的。
傅云龙首先指出“卫”和“医”在保全生命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是“医”是“恒施于已疾”，即医治已患的疾病；而“卫”“则在于未疾”，是预防疾病。他对“卫”和“医”的这种字义的解释或许和长与的背景说明有关。总之，这种解释帮助他完成了“卫生”从“保全生命”的古典意义向近代的“预防疾病”这一意义的转换。
另外，“厚生”和“卫生”在词义、词的结构上都很相似。在日本，“厚生”是管辖福祉和卫生行政的政府机关名称，在中国也曾使用过一个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前）。但是“厚生”一词没有古典的使用例，意义范围也不如卫生广，可以认为这是“厚生”一词在中国被淘汰的一个主要原因。
关于为什么用“卫生”而不用“养生”，傅云龙这样解释：“养”是用心和气的自然之路，“卫”是使用力和物质的人为的努力。虽然傅的推论合理，但是关于“卫生”一词，在命名阶段与其说是考虑到“卫”与“养”的字义差别，不如说是卫生“字面高雅，朗朗上口”这种词形的新奇占了优势。 [41]
傅云龙虽然没有涉及首例书证庄子的《庚桑楚篇》， [42] 但是他在《说文解字》和《史记》中寻找依据可以说是正统的训诂法。尽管如此，他对“卫生”做的保护中、洁、真的生命等推论和诠释未免让人有牵强附会之感。
可以说无论对于傅云龙，还是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卫生”还不是一个能分析理解的词。这从麦都思的《英华辞典》、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以及20世纪初叶的梁启超那里可以得到证据。例：
to protect one’s life 卫生 《英华辞典》
life protecting pills 卫生丸 《英华字典》
日本……设卫生洁净诸局，以卫民生 《清议报》第41册
在上面的例子中“卫生”都是逐字译的译词。另外，在彭文祖的《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中，“卫生”是占篇幅最多的条目之一，但通篇讨论的是中国的卫生情况和洗浴习惯等。关于词的意义，彭文祖仅指出：“卫生者，保卫生存生活之意，名词字义皆通顺不谬。”
在现代汉语里，“很卫生”“非常卫生”等形容词用法的发生，是对构词成分字义的分析意识变得薄弱的结果。
以上我们对《余记》中所记录的日语词进行了考察。作为19世纪下半叶中日语言接触的一种资料，《余记》是值得注目的。但是，在考虑其与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的关系，也就是在日语词汇的借入和传播过程中《图经》《余记》所发挥的作用时，有必要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图经》和《余记》是极重要的对日本情况介绍的文献，但是采用了传统的舆地文献的形式，内容也偏重实用。人文科学，如政治、哲学、法律等最新的学术领域较少涉及。因此无法期待这两个资料会对当时中国最需要的人文科学术语的形成做出贡献。
第二，《图经》和《余记》是在日本印刷制作的，傅云龙回国后（1889）作为视察报告书直接上交总理衙门。但是得到总理衙门称赞的这一报告书，在1893年才被《小方壶斋舆地丛抄》部分收录。实学斋刊行全文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就是说傅云龙的报告书在甲午战争之前，并未有效地向中国民众提供日本知识。
五 黄遵宪的日本考察及其词汇
了解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吸取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促进中国的近代转型，这就是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参事官黄遵宪介绍日本的动机。和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黄遵宪的日本考察更有特殊的意义。黄遵宪关于日本的著述《日本国志》（全40卷）、《日本杂事诗》（初版154编，定本200编）是中国近代史、近代思想史、日中近代交流史等方面研究的重要史料，研究成果众多。但是对于两个文献中大量使用的日制汉字词，以及对于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等语言学研究，管见所及还很有限。在剩下的篇幅里我们不可能对《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的全部词语进行考察，作为本章的总结，以下简单地观察一下黄遵宪使用日语词汇的情况。
《日本国志》系统而且广范围地考察、介绍了日本的历史和明治以后的社会变动，《日本杂事诗》则可以认为是《日本国志》的“诗歌版”。在这里我们从《日本杂事诗》的诗和注中（以下如无特别声明，均指1890年的定本），并酌情参照《日本国志》的有关部分，收集了以下词语（含非日制汉字词，带L 记号的词在《汉语外来词词典》中被认定为日语借词）：
印刷局 印纸 卫生L 共和L 国会 国体L 政党 议院L 共和党 改进党
会计L 干事L 解放L 艺术L 银行L 公园L 汽船L 议员L 议长 会议
改选 会社L 后备 国民军 宪法L 刑法L 公判L 权限L 警视 警部
警视厅 警察L 交番 金属L 建筑L 经费L 金额L 规模 化学L 课目
学科 公立L 教员 训导 假名L 国旗（半悬国旗） 记者L 竞马 小说
士官学校 师范学校 社会L 写真 宗教L 消防L 出张所 巡查 常备兵L
消防局 私立L 神道 政治学 生物学 生理学 石属（化学炼造之物）
证券L 制造所 造币场 制造物 绵织物 中将L 操练场 常备 选举L
自由L 自由党 总理L 主义L 参观L 进步 裁判所 纸币 征兵令
总裁 市场L 移民 体操L 知识L 定员 统计L 统计表 投票 内阁L
练化石 博物馆 麦酒L 物件 物理学 蒲团 封建制 保释 纺绩所
法廷L 法律L 民主L 民主党 民权 民法L 邮便局 幼儿园 予算L
予备 予审 洋服 立宪政体 立宪党 理事L 扬弓店 稻荷祭 卖捌所
大安卖 雅乐L 镜饼 贷座敷 加追澳 门松 祇园祭 小间物屋 昆布L
权妻 猿乐L 岛田髻 三味线L 人力车L 数奇屋 相扑 杂煮 大问屋
淡巴菰 叠（踏踏美） 旦那 无神髻 能 飞脚屋 广场L 落语 两替屋
料理屋 和歌L
这些词大部分是明治维新以后出现的表达西方近代概念的新词、译词，也有一小部分是表达日本固有概念的词。黄遵宪的用词范围非常广泛，有相当一部分词与《汉语外来词词典》中的日语借词一致，有必要从借用外来词的角度加以考察。 [43] 总而言之，汉语借用日语词汇的过程，可以认为从黄遵宪一踏上日本的土地就开始了。
六 转瞬而逝的机会
现在广泛使用的日语借词，绝大部分不是通过本章所考察的资料借入现代汉语的。也就是说，19世纪七八十年代所撰写的有关日本的著述中使用的日本词汇和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之间存在着断层，两者是一个非连续性的事件。那么，傅云龙、黄遵宪等人的个人借用，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语言社会的一般现象呢？词语的借用是以语言的物理接触和文化动机为前提的。以下，围绕这两点对时至19世纪末的情况做一些讨论。
首先，语言的物理接触可以还原成词语流入的途径问题。一般可分为人员的交往和书籍的传入。但是直至甲午战争为止，中日之间人员的交往仅仅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例如，中国最早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是在1896年3月，在此之前参与人员交往的主要是外交官和商人。本章所提到的何如璋、叶庆颐、傅云龙、黄遵宪等就是代表性的人物。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及的是派驻欧洲各国的中国使节，向所结识的日本人努力了解有关日本的情况。如下一章所述，中国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在任所伦敦与日本驻英公使上野景范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从上野那里得到了很多有关日本的信息和知识。他在日记中详细抄录了明治政府的组织机构、官吏的官职名鉴、日本户籍表、驿递寮第五次年报、日本国内劝业博览会出品目录、驿递寮邮便规则、东京开成学校一览等资料；并以机关名称、官职名称为主，原样照搬了大量的日制汉字新词和译词。郭嵩焘的翻译张德明（德彝）的日记里也可以看到很多有关日语的记述和日制汉字词。
但是，即使将上述的人员交往考虑进去，直接交流仍然是小规模的。这意味着对那些没有机会实际接触日本人的人来说，只有依靠书籍等文字资料才能接触日语。而有关日本的图书和日本书的中文译本在甲午战争之前非常之少， [44] 作为外语的日语教学也几乎不存在。上海同文馆开馆时，曾设东文馆（日语），后因报名者少而废馆； [45] 北京同文馆开设日语课程则要迟至1896年。这些情况都限制了日语的借用。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重要性的增加，中国国内对日本的关心也日益提高，有关的书逐渐多了起来。甲午战争以前，除本章中提到的数种以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正编第10～12帙）中收录的有关日本的图书还有以下十余种（日本人写的著作和译著除外）：
·张学礼：《使琉球记》
·李调元：《使琉球记》
·钱□□：《琉球实录》
·姚文枏：《琉球形势略》
·王韬：《琉球向归日本辨》
·陈伦炯：《东洋记》
·龚柴：《日本考略》
·陈其光：《日本近事记》
·王韬：《日本通中国考》
·汪鹏：《袖海编》
·王之春：《东游日记》《东洋琐记》
·姚文栋：《东槎杂著》
·陈家麟：《东槎见闻录》
·黎庶昌：《游日光山记》
·李圭：《东行日记》
·其他著者阙名五种
这些书，特别是介绍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情况的书中，使用了很多日制汉字新词和译词，因此日语词的借用是有可能的。但是，由于语言社会的价值取向、印刷情况以及书籍本身的性质等原因， [46] 没有被广泛阅读，通过书籍的语词借贷也就没有实现。
在语词的借用上，对对方语言所抱有的文化憧憬是重要的动机。但是直至甲午战败，中国国内对日本完全是一种盲目自大的态度。这是因为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占据优越地位，以及日本不是西洋文明的正宗。加之中华思想作祟和封建闭锁，中国除少数先觉者外，都没有认识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化发展和自己的落后。傅云龙在《余记》的开头说，“日本，岛国也”，“讵知地背以相反而鉴，日本正以相因而观”，遮遮掩掩地透露了应该以日本为学习对象的想法。傅云龙既感到学习日本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又不得不对国内保守势力的责难心怀戒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国内的气氛和对日本认识的不足。
这样，中国终于失去了仔细咀嚼、吸收消化西方文明的从容，错过了直接向西方学习的机会。1889年在结束对美洲诸国的考察回国途中路经日本时，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傅云龙表示今后“不得不以日本为世界之枢纽”。傅云龙的这一观点，在甲午战争后总算被一般民众所接受。以近代国家建构为目标的中国，不得不以日本为榜样了。被阻挡在外的文明潮流以决堤之势涌入中国，同时引发了日制汉字新词、译词的借用问题。
[1] 王国维说：“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论新学语之输入》（1905）］所指即日本译词。彭文祖说：“溯我国新名词之起源于甲午大创以后，方渐涌于耳鼓。”［《盲人瞎马之新名词》（1915）］参见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国语文》1958年第2期；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王力《汉语史稿》；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等。
[2] 鈴木修次『日本漢語と中国：漢字文化圏の近代化』中央公論社、1981，28～38頁。
[3] 郑奠：《谈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中国语文》1958年第2期，第94～95页。
[4]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是清末王锡祺编辑的地理丛书，由正编、补编各12帙，再补编6帙构成，收录了明代以后中国人和外国人撰写的关于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地理的著作，上海著易堂刊。“走向世界丛书”由钟叔河主编，收录了从明代至清末访问西方各国（包括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的中国人写的游记（预定100种，一部分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抄录）。至1985年9月，出版了第1辑10册，含日记、纪行文等36种，达600万字以上。本章以该丛书所收录的日本访问日记、见闻录为中心进行考察。要把握19世纪汉语的实际情况，了解近代汉语词汇如何受外语的影响，还有必要与他国的访问记录做对比研究。
[5] 钟叔河说：“中国文人以前访日的就有鉴真和尚、朱舜水等，但是他们在日本永住，把日本的情报带回中国的人很少，这不能说是交流。”《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
[6] 大友信一等（編）『遊歴日本図経本文と索引·序』笠間書院、1975。
[7] 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知道，明代关于日本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而进入清朝以后，由于采取闭关的政策，相关的书急速减少。
[8] 对此渡边三男、大友信一、木村晟等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参见本书末参考文献。
[9] 如玉燕《东语简要》的编纂与19世纪80年代上海繁盛一时的日本茶楼（妓院）有关。参见沈国威《近代东亚语境中的日语》，『或問』16号、2009年。
[10] 《日本杂事诗》刊行后出版的《日本国志·自序》以及卷头薛福成的序文都表述了这样的见解。
[11] 《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 ）是香港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出版的中文杂志，月刊。1853年于香港创刊，1856年停刊。《日本日记》连载在1854年11月至1855年1月的各号上。参见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
[12] 罗森的记述在时间上可能不正确。礼品的馈赠是在通商谈判达成最终协议之前。
[13] 罗森和西洋人交往密切，对上述西方“奇物”或有耳闻，但是，实物可能也是第一次看到。另，汉文撰写的赠呈目录出自何人之手不明，所使用的名称也与罗森的《日本日记》相异。如目录上没有“日影像”，“电理机”被记为“雷电传信机”。关于“电理机”，罗森给出的说明是：“以铜线通于远处，能以此之音信，立刻传达于彼，其应如响。”钟叔河认为是早期的电话机（《日本开国的见证》，《日本日记》，岳麓书社，1985，第26页），但是汉文赠呈物品目录的日文本为「エレトル、テレガラーフ」，可知不是电话机，应该是electro telegraph，即“电报机”。
[14] 『通航一覧続輯』巻4、清文堂出版、1972、609頁。
[15]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 幕末外国関係文書之5』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226頁。
[16] 不仅仅是发明，与实际应用的时间也有关系。比如，照相机以现在的形状普及开来是19世纪下半叶以后。
[17] 关于中日近代化步伐的比较，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第一章。
[18]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关于近代前期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译述活动，参见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等。
[19] 关于词汇的借用和传播，对图书公开出版的时间也要加以考虑。
[20] 复合词的意义透明度除了词格以外，还受构词成分的难易程度的影响。张对“古帐卖”“发铗处”等非汉语句法模式的词并没有做出特殊的反应。
[21] 当复合词具有“～桥”“～物”“～屋”等表示类别的成分存在时，可以有初步的概念形成过程。
[22] 其中“淡巴菰”是一个较特殊的词。从“客至席坐围小炉沦茗，以纸卷淡巴菰相飨”的说明中可以知道，何如璋等在访问日本人家时，得到了抽烟的招待。可以认为接触香烟实物在先，了解“淡巴菰”的书写形式在后。何如璋是否在这种交往中知道了“淡巴菰”则不得而知。
关于“淡巴菰”，有中国词源说。《日本国语大辞典》（小学馆）引《日本释名》说“淡巴菰”是从中国传来的。新村出也说“支那自古使用淡把姑等名称”（『新村出全集』巻5）。但是中国明清以后好像就不使用“淡巴菰”了。高名凯、刘正埮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将“TOBACCO淡巴菰”列为来自英语的外来词，刘正埮等编纂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又改为西班牙语外来词。他们关心的只是TOBACCO的词源，而不是“淡巴菰”这一音译词形式来自何处。19世纪中叶的《英华字典》《英华辞典》等，都把“烟”用作TOBACCO的译词，不见“淡巴菰”。而且，对于日本的中国语源说，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写道：“呼烟曰淡巴菰，鲒埼亭赋《芝峰类说》（朝鲜人著）皆谓出日本，日本人乃谓出中土，盖皆自吕宋来（庆长十年烟草始来日本），淡巴菰，西人言也。”但在《日本国志·礼俗志》中记述为“庆长十四年，烟草始来日本，名曰淡巴菰，言西人语也”。这里TOBACCO和“淡巴菰”的关系也不明确。
1916年出版的《官话》中记为：“TOBACCO 淡巴姑（菰）部定。”“部定”是学部审定译词的意思，辞典的序文说，译词审定时参考了日本的译名。有关该辞典及所收译词的情况参见本书“词汇交流编”第四章。
[23] “见物”即“观光”，是日本外务省发行的国内旅游许可证文字的直接引用。直接引用在具有相似书写体系的语言之间是可能的，对于这种现象与词语借用的关系有必要加以考察。
[24] 何如璋的使团竟认为中日同文不需翻译，而没有带翻译人员，到东京后发现语言不通才急忙寻找译员。详见本编第二章。
[25] 卷七《岁时名胜》对日本的传统习俗、民间活动和名胜古迹做了全面的介绍。“岁时”列举表达日本风俗习惯的词语，如“门松”“雏游”“祇园会”等27项；“名胜”列举“天满宫”“后乐园”“吾妻桥”等51项。
[26] 例如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所记录的日语词数量远远超过了叶庆颐，但是其释义方法是：“月，谓之都喜，语若知格。”即利用汉字近似音。
[27] 尊→樽、蹲；伏蜡→伏腊等均为由于缺乏词源知识，用俗字代替本字，以致讹误的例子。但原文为“伏猎”，疑为误刻。
[28] 柴田省三『語彙論』大修館書店、1975、38頁。
[29] 关于“鲵鱼”，叶庆颐说：“按《尔雅·释》鱼，《疏》鲸鱼，海中大鱼，有四足。其雄曰鲸，雌曰鲵。此鱼四足虽具，而身仅盈尺，或者鲸大而鲵小欤。”对日本的命名表示不解。
[30] 笔者的导师前田富祺先生的见解。
[31] “国立银行”“瓦斯灯”不是表示日本固有概念的词语。王力曾说“我们不需要借用日本的固有词汇”（《汉语史稿》）。王力的观点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日语的固有词除了“取缔”“引渡”等法律术语外，很少采取直接借用的形式却是事实。
[32] 《时务报》等文献中多见“互市之场”“闹市场”“闹市之场”等说法。严复也在自己的文章中较早地使用了“市场”。
[33] “邮便”一词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现在已经被废弃。
[34] 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倾向在梁启超以及《译书汇编》等杂志的文章中发生了变化。实藤惠秀也曾指出：“如果把日本翻译书的译注收集起来，可以考察日语词进入汉语的整个过程。”《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41页脚注。
[35] 视察官员选拔试题共4道：海防边防论、通商口岸论、铁道论、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傅云龙选后2题，得第一。说明他对当时的国际情势以及中国的处境有一定的见识。
[36] 似有脱字、衍字。“大工町浴”应为“船大工町”；“樱马町”应为“樱马场町”。
[37] 现代汉语中如“株式会社”“本社”“支店”等专有名词性的词语也多采用实录的方法。
[38] 从命名与新词创制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有森岡健二、山口仲美『命名の言語学：ネーミングの諸相』東海大学出版会、1985；米川明彦『新語と流行語』南雲堂、1989等。特别是森冈与山口的研究指出，明治时期人文科学领域利用中国古典词语做译词的情况较突出。
[39] 長与専斎『松香私志』1902，引自伴忠康『適塾と長与専斎：衛生学と松香私志』創元社、1987、151～157頁。亦参见惣郷正明『辞書とことば』南雲堂、1982、73～76頁；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向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143～167页。
[40] 傅云龙并不是接触“卫生”概念的第一个中国人。中国首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早在1877年就在日记中写道：“居民或生疾病，皆能察知其由，洋语曰波拍利喀赫尔斯（波拍利喀，译言众人也；赫尔斯，谓生病与否必问之，或居屋，或食物及水，有足生病者皆能知也）。”《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第150页。
[41] 关于“卫生”，半泽洋子在论文中指出：最早的书证见中国的典籍《庄子》，词义与“养生”相同，即保全生命；《庄子》在平安朝初期（8世纪）就已经传入日本，但日本的文献中一直不见“卫生”的用例；13世纪以后“卫生”作为性生活的委婉说法多用于书名；江户时代后期具有疾病预防意义的“卫生”开始出现，但是“养生”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明治8年成立卫生局，“卫生”在明治20年以后普及定型。（半澤洋子「卫生」佐藤喜代治（編）『講座日本語の語彙⑨』明治書院、1983）但是日本的研究均未涉及中国宋明以来的文献，如元代罗天益撰《卫生宝鉴》、明代胡茔撰《卫生易简方》等。这些书不但在中国，在日本也广泛刊刻流布。清代也有数种以“卫生”命名的医书，传教士的译书也有冠以“卫生”的，如傅兰雅有以下译著：《化学卫生论》（1881）、《居宅卫生论》（1890）、《孩童卫生编》（1893）、《幼童卫生编》（1894）、《初学卫生编》（1895）。亦参见余新忠《晚清“卫生”概念演变探略》，黄爱平、黄兴涛主编《西学与清代文化》，中华书局，2008。
[42] 长与在介绍卫生局命名时提到《庄子》应无疑问，傅云龙也许是为了避免重复。
[43] 黄遵宪把“社会”解释为“集会结社”，把“总理”解释为“会长”，与日文原义有一定的误差。
[44] 参见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
[45] 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上疏请设上海、广州同文馆，奏准，遂设。后曾开东文，因愿学者少，罢。
[46] 例如，相关文献多为向清政府提出的报告书，很难迅速向民间开放。以《日本国志》为例，全书完成于1887年，而正式出版则是8年后的18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