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近代新知识的容受与日本途径
一 新知识引介的“途径”问题
在本编第一章里我们讨论了19世纪50～80年代中日语言接触的一些历史事实，本章将聚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近代新知识经日本传入中国的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20余年是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 [1] 时代的转型基于一整套新知识的获取，而新知识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话语表述。就汉语而言，这一短暂时期内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民族共同语完成了由南京官话向北京官话的转变；建立了口语文体；获得了一套表述新知识的抽象词汇和科技术语。 [2] 词汇层面的变化是汉语这种孤立语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因。汉语近代词汇体系建构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来华耶稣会士们的翻译活动—宗教的及其他启蒙、科技图书的翻译，其后19世纪新教传教士的译书、辞典编纂，20世纪初的日制新词、译词的吸收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事件。尤其是日语词的大量吸收对汉语近代词汇体系重构的最终完成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柯文（Paul A. Cohen，1934-）在谈及进入20世纪后传教士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的影响急剧减弱的情况时说：“第二个原因，肯定也是更有决定性的原因，是出现了另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也是大多数中国人更容易接受的途径）以获得关于非中国的外部世界的情报。” [3]
柯文所说的另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显然是指日本途径。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及其所掌握的媒体已不再是中国人获得外部世界知识的唯一渠道了。而任达（Douglas R. Reynolds）则力图在自己的著作中验证“‘可供选择的途径’的开通和它的惊人后果”；任达认为这一途径“绝非只向中国提供‘讯息’，随着讯息而来的，就是方针、具体实施和协助训练”。 [4] 至于日本途径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任达甚至指出：“中国在1898年至1910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化都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便无从取得。” [5]
“日本途径”按照字面的理解是指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信息路径，但实际上这个术语指的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成千上万的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在中国各类学校担任教师的日本人（即“日本教习”）和大量被译成中文的日本图书将近代西方新的知识体系带进了中国。
近代是西学东渐的时代，知识流向的总趋势是由西向东。我们可以简单地勾勒这段历史：中国先有16世纪末耶稣会士入华传教，后有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来华传播福音。构成西学主要内容的天文、地理、几何等知识的介绍则是传教的副产品，或为了实现传教这一目的的敲门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宗教的和其他的知识，在传播的层面不再有任何限制。传教士在香港、广州以及后来的宁波、上海等地的出版事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等官方翻译机构也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图书。日本在江户时代中期通过荷兰语的书籍吸收西方新知识的兰学兴起，其主要内容为医学、化学等。江户时代，来华耶稣会士的著述的流入受到了极严格的限制，然而传入日本的汉译西书在流通上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阻碍，如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有很多抄本在知识阶层流传，所以这些书仍然是兰学家最重要的知识源泉之一。1859年日本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出版的汉译西书、英华辞典等随即大量传入日本。截至明治初期，中国的汉译西书等是日本接受西方新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可以称之为“中国途径”。明治中期（1880年代后期）以后，一方面，日本完成了独自接受西方新知识的历史转变；另一方面，停滞不前的中国社会已经无法继续向日本提供新的西方知识，“中国途径”遂告终止。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日本第一次成为中国的榜样。这一事实应该包含以下两个层面的理解：“日本模式”，即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进行由上至下的改革；“日本知识”，即明治维新所能提供的经验。毫无疑问，后者是以西方知识为背景的。事实上，这两方面都需要建立一条由日本至中国的知识通道。然而，甲午前后，在中国“日本途径”是不存在的，关于日本的知识几乎是空白的，也没有人注意到通过日本获得西方知识的可能性。
甲午之后的短短几年内，“日本途径”迅速建立。这毫无疑问得益于汉字的存在。汉字为传播新知识的书籍在东亚地区流通准备了条件，汉字使汉字文化圈内的知识共享成为可能。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汉译西书对于日本人（或朝鲜半岛的读者）与日本书对于中国人，意义并不完全一样。日本的精英阶层具有深厚的汉学素养及吸收域外文化的好奇心；而中国的士子在甲午之前或甲午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日本书既没有阅读的愿望，也不具备阅读的能力。“日本途径”正是在克服了上述种种困难的情况下建立的。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习惯于只把“日本途径”当作特定时间、空间下引进西方知识的一种特殊现象，强调经由日本传入的知识本源在于西方，而对“途径”的各个侧面—建立的时间、机制，社会之反应，通过“日本途径”传入的知识的具体情况以及途径对知识本身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研究的力度尚显不足。
近年来关于东方如何容受西方近代文明的问题，语言领域的研究者更加注重以下两点：第一，汉字在接受西方新概念并实现词汇化的过程中，其机制与特点如何；第二，西方与东方以及汉字文化圈域内互动的视角。上述两点均包含着知识流动的途径问题。在这方面的研究上，日本的荒川清秀以地理学的术语为例，对自利玛窦开始的西方地理学知识、概念传入中国，再由中国进入日本，甲午之后又从日本回流中国并扩散到汉字文化圈其他国家、地区的史实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6] 内田庆市也以伊索寓言的东渐为例，对欧、中、日三方互动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考察。 [7]
所谓“途径”，在柯文和任达的原著中使用的是channel，这个英语词的意思是信息流动时经由的路径。而汉语的“途径”还可以与route，road等相对应，由此可知其意义范围要更广泛一些，亦可以表示人员的交往和物品的流通。实际上，包括任达的研究在内，关于留学生、日本教习等已经有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而本章更侧重于从知识的流动和语言接触角度讨论“途径”问题，主要考察“日本途径”开通前后的一些情况及其在语言层面对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影响。这对于廓清中日两国在接受西方新知识上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二 来自日本的信息与知识
本章的“信息”是指那些零散的、新闻性的消息或情报，知识是指有系统的、完整的信息积累。中日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但是在信息知识的交流上一直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如本编第一章所述，黄遵宪以及日本历史学家渡边三男都曾指出过这一问题。
进入19世纪后，出于传教的目的，西人进入南洋后就开始注意收集有关日本的信息。麦都思利用日本漂流难民等提供的知识，编纂了English and Japanese and Japa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1830），为以后赴日本传教做准备。 [8] 卫三畏等也向日本漂流难民学习日语，了解日本的情况。在传教士们主办的杂志上来自日本的消息成为一个重要的项目。
近代第一种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1821），以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上已经出现了关于日本的简短消息；至《遐迩贯珍》、《六合丛谈》（1857～1858）开始对日本进行定期的报道。《遐迩贯珍》除了定期报道日本消息以外，还连载了罗森的《日本日记》，全文翻译了《日美亲善条约》。《六合丛谈》开设了“日本近事”的专栏并全文翻译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报道量大大增加。玛高温的《中外新报》（1854～1861）也是日本消息的提供者。 [9] 上述杂志停刊后，《教会新报》（1868～1874）、《中西闻见录》（1872～1875）相继创刊，开始报道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消息。例如《教会新报》于1872年6月22日、29日两期连载长文《拟泰西人上日本国君书》，以“外臣某上书日本国君陛下”的方式向日本提建议。文中写道：
贵国之民无安陋泥古之习，有迁善改过之风，加以陛下宽仁御众，虚怀容物，寸善必取不论彼我，一长必收无分中外，文艺则彬彬日盛，智巧则骎骎日进……日本颇有欧罗巴之气象，东洋诸国莫能及也。
文中赞扬日本大布新政，开创议院，延请西士培育人才，发展工业、交通、通信，鼓励留学，向西方开放市场等改革措施。同时对日本仍在执行的禁止基督教政策提出了严厉批评，说：如不除西教之禁，日本“虽汲汲学欧洲之治化技艺而绝不能进于真正欧洲之治化技艺”。而一旦知上帝，则日本将为“亚细亚第一富强之国”，各国当“刮目相待”。文章表现出对维新后的日本现状有较深的了解，文中所使用的赞美之词“开化日新”更是当时日本最流行的词语。
韦廉臣的访日记录《东洋载笔》也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 [10] 文章对日本及其明治以后的变化做了较详细的介绍：
岛之大者有四，小者约有三千……人民三千万，性敏而勤勇而喜斗，中华同治六年日本……群臣乃迎其皇帝登位，野渡（即“江户”）改名东京以来至于今，日本国悉效西洋语言文字、格物、火轮舟车、铁路电报，以及诸凡便宜机器等，日精一日。
韦氏对日本的近代学制建设尤为关心，用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大学设立的经过及其课程设置内容的详细情况。
以上两篇是《教会新报》中篇幅较大的关于日本的文章，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新闻报道。例如，1873年11月号曾报道日本聘请法国人贝士喇（Boissonad）协助制订刑法，聘期5年，年薪“万元银洋”云云。
丁韪良于1872年在北京创办了《中西闻见录》，4年共出杂志36期，其中仅“日本”一词就出现350次以上，对日本，尤其是产业、教育方面做了较详细的介绍。可以说在甲午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信息的来源主要是传教士等西方人士的媒体。 [11]
这些报道表现了传教士对日本的关心，也暗含着希望中国走日本的改革之路的期待。丁韪良于1880年经由日本回美国休假，回中国后著《西学考略》，他在该书卷上对日本，尤其是教育方面的情况做了热情的介绍。丁氏说，在打开国门与外国交往方面，日本曾经以中国为“先路之导”，而现在，“群岛莫不连以电线，其轮船邮政局等亦称繁庶，城邑郊野无不设立学校以振兴格致测算等艺，以强弱而论则较咸丰九年余初至之时，殆不可同日而语”。 [12]
《西学考略》于1883年由总理衙门刊刻，然而，对于传教士媒体上的日本信息，包括那些提倡变革的人在内，国人给予的关注明显不够。如在当时影响颇大的郑观应的《易言》并没有较好地反映日本的情况。19世纪60年代以后，去日本休假、访问，或利用太平洋航线前往美国时停留日本的中国人增多。如李圭经由日本去美国参加万国博览会，归程取路欧洲，环地球一周，遂著《环游地球新录》。其中有李氏在日本的见闻，他一方面介绍说：“窃谓日本一国，当咸丰初年，仍是大将军柄政，君位几同虚设，国势极不振。近年崇尚西学，效用西法有益之举，毅然而改者极多。故能强本弱干，雄视东海，而大将军遂不专其国政。”但他同时又抱怨“惜乎变朔望、易冠服诸端，未免不思之甚也”。 [13] 李圭并没有按照旅行的时间顺序排列他的见闻，而是将日本部分放在下卷。这样，这部影响颇大的书似乎也没有引起国人对日本的注意。 [14]
明治以后日本吞并琉球、侵扰台湾的扩张行为引起了清朝统治阶层中一部分人的戒备，对日情报收集工作有所加强。但清朝一直没有把日本作为一个潜在的知识提供者看待，对日本基本上如梁启超所说“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但是这里我们也许应该提到两个例外：一个是冯桂芬，另一个是郭嵩焘。
冯桂芬在1861年之前完成的《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中说：
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 [15]
他的这段经常被引用的话被评价为“近代中国学习日本思想的先导”， [16] 但无人指出，冯的议论是与史实有出入的。1858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缔结之际，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团乘坐美军舰Powhatan号赴美进行条约换文，同时以护卫名义派遣“咸临丸”随行，福泽谕吉是该船乘员之一。“咸临丸”1860年起航，同年绕好望角归航。其时，日本刚刚结束闭关政策，改革还没有起步，并无“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的事实。当然，我们须为冯桂芬的敏锐感觉折服。1874年去世的冯桂芬，似乎没有时间对明治维新发表意见。他的信息或来源于玛高温的《中外新报》。 [17]
另外，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伦敦任所与日本公使上野景范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郭氏积极了解日本，利用一切机会吸收新知识，他的努力从下述日记中可见一斑。 [18]
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十五日
各国公使聚会，结识日本公使上野景范（Ueno Kagenori）。（第102页）
光绪三年二月初八日
日本上野景范、西德二郎来见。西郎能汉文，兼通俄、法、英诸国文字。东西洋人才之盛，百倍中国，岂国运然耶？抑使人才各尽其用，而遂勃然以兴也？（第136页）
光绪三年二月十三日
日本公使上野景范邀酌……其户部派官至伦敦考求理财之政，勇于取效如此。吾甚愧之。（第142页）
光绪三年二月十五日
回过日本公使，询知户部官来伦敦考求出入经制之宜，以制国用，名曰恩娄叶欧姆（即井上馨），就与一谈，甚畅。询其所读洋书，一种曰阿达格斯密斯（亚当·斯密），一种曰长斯觉尔密罗（约翰·穆勒）。所言经国事宜，多可听者。中国人才相距何止万里，为愧为愧。（第145～146页）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日本恩娄叶欧姆一曰井上馨来谈，曾官户部尚书。（郭与其谈论经济，税制等问题。借刘锡鸿之口说）“‘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此论至允。”（第156页）
光绪三年三月初一日
询问日本在英国者约二百余人，伦敦九十人，学律法者为多……凡日本二十余人，皆通英国语言，中国不如远矣。（第166页）
光绪三年六月初十日
日本乌叶公使来谈，因询其设官。（上野详细地向郭嵩焘介绍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政府组成，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方面，与西方体制的不同之处。郭的记录达数百字）（第260～261页）
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上野公使见给其国搢绅一本，名《官员名鉴》。（对此郭嵩焘细加研读，对日本的官制多有了解。郭用了上千字记录相关内容）（第340～343页）
光绪三年十月初八日
日使上野景范偕其参赞金司欧、副领事葛摹机来谈。（谈论的内容涉及商业、国际贸易等）郭感慨道：“日本仿行西法，尤务使商情与国家息息相通，君民上下，同心以求利益，此中国所不能及也。”（第364页）
光绪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与日本来访者谈及日本货币问题，说）“国之富强岂有常哉？惟人才胜而诸事具举，日新月盛，不自知耳。”（第392页）
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诣日本公使上野景范……上野景范见给《日本户籍表》《驿递寮第五次年报》《内国劝业博览会出品目录》凡三种。（郭听取了介绍）（第407页）
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上野向郭介绍邮政情况。郭说）“日本勇于兴事赴功，略无疑阻，其举动议论，亦妙能应弦赴节，以求利益。其勃然以兴，良有由也。”（第412页）
光绪四年正月初九日
（土耳其前宰相密尔得巴沙）其言云：“日本晚出，锐意求进，在亚细亚最有名，甚喜其国日益昌大。中国为天下第一大国，出名最久，诸国皆仰望之，甚喜其有富强之业，能早自奋发为佳也。”余闻之甚惭。伯克什接言：“中国宜早醒，莫再鼾睡，早醒一日有一日之益。”其言尤切至矣！（第460～461页）
光绪四年正月初十日
日本公使上野景范遣其随员长崎相就解讲所赠《驿递寮邮便规则》，大率日本国文兼汉文释之，文义尤难明晓。
（长崎还带去了一本《东京开成学校一览》，详细向郭介绍了1878年当时日本的学校制度。郭记录了以下的词语：学科、普通科、法学科、化学科、工学科、物理学、制作学、史学、理学、动物学、植物学、金石学科、地质学科、采矿学科、机械工学、土木工学、天体运动、引力、大气、光线现象、大气压力、普通化学、分析化学、制造化学。对于长崎的介绍郭感叹道）“及其所论学科本末，条理俱极分明。”（第462～463页）
但是郭嵩焘对日本的关注并没有引起中国朝野的重视，不久他本人也因受到保守派的攻击，不得不辞去职务黯然回国。
三 近代的译书：由西文转向东文
中国在进入20世纪之前，几乎不存在具有现代特征的学校教育体制，外语学习和国外留学也微不足道。国人懂外语的极少，直接阅读西方书籍的情况至少在20世纪之前是不多的，译成中文的书籍和用中文出版的报刊是传播西方知识的主要手段。西书的翻译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但是时至19世纪初，包括收入四库全书的数种在内，耶稣会士的著述几乎不再拥有读者。新教传教士来华后，掀起了第二轮西书汉译的高潮。与耶稣会士相比，出版中文杂志、编纂汉外辞典是新教传教士出版活动的一大特点。然而，在以世界概况为主要内容的新教传教士的出版物中，对西方的政治制度等虽有所涉及，但是从总体上看，宗教性书籍和科学启蒙读物是主要的部分。至于翻译方法，耶稣会士所确立的西人口述、中人笔录的方法，也为新教传教士所继承。这种口述、笔录分工的译书方法为各翻译机关沿用到19世纪末，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懂外语的翻译群体。这一点与日本兰学家的“面对横文”“抗颜强译”的翻译态度大相径庭。 [19] 如此，在翻译目的、内容选择、译词创造、语言表述上中国就不得不处于从属、被动的地位。马建忠在1894年批评这一时期的译书活动说：
近今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与京师译署……即有译成数种，或仅为一事一艺之用，未有将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条贯，译为成书，使人人得以观其会通者。 [20]
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国际环境越发险恶，更多的人认识到“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的道理。 [21] 人们开始对西书的翻译方法、翻译内容进行反思。马建忠在上述文章中建议设置翻译书院，培养译才，大译西书。马提议的翻译内容有三。第一，各国的时政：议院的记录、外交公文、条约等。第二，国家治理方面的书籍：行政、军事、经济等。第三，国外大学的教科书类。从将外交事务方面的内容放在第一位看，马也还未能完全摆脱实用的考虑。将西方知识限制在“用”的层面，这种主张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例如林则徐使人翻译西方的报纸、杂志；魏源、徐继畬等根据西人提供的材料编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但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了解“夷情”“师夷长技”，还不具备从文化、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的意识。提议在上海建立同文馆的冯桂芬亦是如此。 [22] 马建忠同样是把建翻译书院培养人才放在译西书以通外情上考虑的，在他自己的建议书中甚至认为：西人之所以敢悍然不顾，胡作非为，乃是“欺我不知情伪，不知其虚实也”，译书是为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译书内容贫乏、偏颇的原因还在于中国没有及时培养足够的翻译人才，译事不得不依靠西人，故译文拙劣。马建忠对口述笔录的翻译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转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未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夫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讪笑也。 [23]
为了培养译才，马建忠提议：“选长于汉文，年近二十而天姿绝人者……果能工课不辍，用志不纷，而又得谆谆善诱者之指示，不过二年，洋文即可通晓，然后肆力于翻译，收效必速。”显然，他过于乐观了。后来主张译日本书的人，则说学好西文非五六年不可。
从时间上看，康有为应是率先对官办译书机构提出批评的第一人。在这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康有为的西学历程。康有为在自己的自传中说二十二岁时（1879）：
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琼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24]
这时，康有为第一次邂逅西学，并接触了殖民统治的实际情况。由“为讲西学之基”可知，这段经历对康西学观的确立影响极大。三年后，即康二十五岁时（1882），他北京科考失败，返乡时顺路访问了上海。他写道：
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十一月还家，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 [25]
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加之阅读汉译西书，使康有为放弃旧学，转向新学。然而，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康有为都收集并阅读了哪些书？从中得到了哪些与传统旧学不同的西方新知识？其本人除了上述引文中所举的数种外并没有详加说明， [26] 以往的研究亦似乎不足。从当时的出版情况看，康有为所能得到的书应为香港英华书院、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北京同文馆等处刊行的汉译西书，内容多为历史、地理及一些启蒙性的科学普及读物。 [27] 可以断言，康有为“大购”的这些书虽然可以提供初步的西学知识，撩起他探求新世界的好奇心，但是，最终难以满足其意欲在思想、制度层面改变中国的知识需要。
随着对西方的进一步了解，康有为愈加认识到西书的重要性，同时，对当时汉译西书的现状和内容也越来越不满意。康试图另辟蹊径，即不借助西人，而独自翻译西书。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他请友人张延秋向张之洞转达他的建议，《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这样写道：
时张之洞督粤，春间令张延秋编修告之曰：“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益开局译之，为最要事。” [28]
译书极少，已经译出的又都是不重要的，亟须大译西政书，但对于康有为的建议，“张香涛然之，将开书局托吾与文艺阁任其事，既而不果。吾乃议以商力为之，事卒不成”。政治上当道者感觉不到必要性、迫切性，商业上又似乎无利可图，事情便不了了之。尽管如此，康有为仍是最早提出翻译西政书的中国人之一，他要比最早接触西方的其他人更具有洞察力。马建忠提议设翻译书院不过是“培养人才，译西书以通外情”而已，这样的西书翻译动机远远无法与康有为相比。甲午大败之后，康有为直接向朝廷建议设立译书局，其理由是：
同治时大学士曾国藩，先识远见，开制造局，首译西书，而奉行者不通原本，徒译兵学医学之书，而政治经济之本，乃不得一二。 [29]
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康有为把译书内容不当的责任推给了具体的执行者，其实对译书内容有绝对影响的不是别人，正是曾国藩本人。 [30] 康有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后来的指责要严厉得多：
昔者大学士曾国藩开制造局于上海以译书，于今四十年矣。其天津、福建、广州亦时有所译。然皆译欧美之书，其途至难，成书至少；既无通学以主持之，皆译农、工、兵至旧非要之书，不足以发人士之通识也。徒费岁月、糜巨款而已。 [31]
对于军事上的惨败，康有为认识到其主要原因是知识的落后，中国要想富强只有讲求西学，获取新知识。可是要吸取新知识，又不能指望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子直接去读西书，于是只剩译书一途。1895年，康有为发起强学会，随即在上海设立分会。康在代张之洞拟的《上海强学分会序》（1895）中申明学会的任务之一就是译印图书：
尝考讲求西学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学，莫若译成中文之书，俾中国百万学人人人能解，成才自众，然后可给国家之用。 [32]
康有为指出：
夫中国今日不变法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欲开农、工、商、矿之学，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凡此诸学，中国皆无其书，必待人士之识泰西文字然后学之。泰西文字非七年不可通，人士安得尽人通其学？不待识泰西文字而通其学，非译书不可，译书非二十行省并兴不可。 [33]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也在1897年的《大同译书局叙例》中说：
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举一国之才智，而学西文，读西籍，则其事又迂远，恐有所不能待……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虽然，官译之书，若京师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上海制造局，始事迄今，垂三十年，而译成之书不过百种；近且悉辍业矣。然则以此事望之官局，再自今以往，越三十年，得书可二百种，一切所谓学书、农书、工书、商书、兵书、宪法书、章程书者，尤是万不备一，而大事之去，固已久矣。 [34]
通过译书引进新知识是中国的急务，但是，西文难学，西书难译，短时间内难以见效。更何况，列强环伺，“吾国岌岌，安得此从容岁月？”（《日本书目志·自序》）客观形势已经不允许中国慢条斯理地译书了。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自序》中写道：
泰西百年来诸业之书万百亿千，吾中人识西文者寡，待吾数百万吏士识西文而后读之，是待百年而后可，则吾终无张灯之一日也。故今日欲自强，惟有译书而已。 [35]
在这种不译书则无从富强，而译书一无人才、二无时间的极为尴尬的情况下，由日文转译西书，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便被提了出来。首倡者即康有为。
其实在强学会成立的1895年前后，准备翻译的书还一边倒是西书，日本几乎不在中国人的视野之内。例如马建忠在自己的建议中完全没有提及日本书，尽管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他也只在文中指出“今也倭气不静”而已。
海禁大开之后，海外知识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唯独日本信息较少。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点，主要原因无疑是对日本的轻视；同时，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对日语认识不正确，没有及时培养译才。 [36]
中国人一直没有把日语作为一种外语来看待，京师同文馆成立十余年没有培养日语人才，以致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只得带了三名英语翻译赴任。到日本后才发现“日本文字颠倒，意义乖舛”，精熟日语的中国人极少，“东学翻译最难其选”，“只得暂觅通事二名”。 [37] 继任公使黎庶昌赴任后即以“使署理署需用东文翻译”为由，提出“招致学生设馆肄习”日文， [38] 该馆遂于光绪八年九月开设。但是培养的情况似乎并不理想，翻译人才短缺的情况甚至到戊戌维新的前夕仍没有得到改善，例如《时务报》的“东文报译”栏只能请日本人古城贞吉担当翻译。 [39]
不知日本，有不屑了解的一面，更有不易了解的一面。日本的或经由日本的知识之“不存在”，实际反映在日本书籍流入的情况上；“不读其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书。包括《解体新书》等兰学译书在内，近代之前传入中国的日本书几乎没有，与日本人搜购中国图书的热情相比， [40] 中国士子对日本书籍可以说毫无兴趣。日本明治以后有数种出自中国士子之手的日本访书记，主要记录在日本搜寻中国已经逸失古籍的活动，并无购买新学书的记录。 [41] 搜寻逸失古籍甚至成了驻外公使、视察官吏的一项重要工作，如傅云龙在《游历日本图经》中为此花费了大量笔墨，与时代的紧迫感形成巨大的反差。而这些受个人兴趣左右的“忙碌”与日本知识无涉。
那么，康有为是何时开始注意日本书的呢？康有为在《戊戌奏稿》的《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说：
昔在圣明御极之时，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已著也。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及马江败后，臣告长吏，开局译日本书，亦不见信。 [42]
文中的“琉球被灭”是指1875年琉球事实上并入日本，当时康有为仅18岁，托人购买日本书籍并阅读之说似不可信。 [43] 康有为的《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条下可见：“自丙戌年（1886）编日本政变记，披罗事迹，至今十年。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第33页）也就是说，康有为在1886年就已经开始关注日本的变法维新，收集图书情报，准备编纂《日本变政考》了。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自序》中又说：
日人之祸，吾自戊子（1888）上书言之，曲突徙薪，不达而归，欲结会以译日书久矣，而力薄不能成也。 [44]
这里所说的“上书”，即1888年的《上清帝第一书》，其中有“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具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不敢伺”的表述， [45] 言及日本的明治维新及其变化，说明康对日本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虽然目前没有可资佐证的更详细的史料，但是笔者认为康有为接触日本图书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是一个较合理的推断。康有为从传教士出版物和其他出自中国人之手的材料中了解到日本的变化， [46] 开始收集有关资料撰写《日本变政考》。然而康的“欲结会以译日书”的计划在甲午之前终于没有能够实现。康有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在《日本书目志》的自序中他叹惜道：“呜呼！使吾会成，日书尽译，上之公卿，散之天下，岂有割台之事乎？”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康有为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还不一定具有通过日本书学习西方的明确认识，也许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了解这个“崎岖小岛”的国家在干什么，或者借助日本变法来说服清朝不要那么顽固地抱住祖宗之法不放。
但是甲午之后，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公车上书）、第三书、第四书，以及成立强学会的有关文献中， [47] 都没有言及日本书和日本书的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这或是出于对国内反日舆论的考虑。实际上康有为在1895年底即已形成了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榜样推动中国改革的想法。 [48] 为此，获取日本的，或通过日本获取西方新知识的问题就提上了日程。
1896年10月康有为去广西，在桂林发起圣学会，1897年初连续致函梁启超，商议在广西设学、译（日本）书、办报、筑路等事。由此可知，康有为在1896年底之前已将译书的内容从西书转移至日本书，并开始为此做各种准备了。《日本书目志》的编纂就是一项具体的工作。
四 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
《日本书目志》就是这样一本推动日文书翻译的目录。甲午之后，向日本学习渐成风气，但是日本书流入中国还不多。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日本书的目录，意义不凡。这标志着中日文化流向逆转的事实已为时代的先觉者所把握。但是对这一重要的资料，在史学界的康有为研究中似重视不够。除坂出祥伸等人的著作对《日本书目志》有所涉及外，笔者管见，村田雄二郎的论文是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日本书目志》的专文。 [49] 康根据什么材料编辑了《日本书目志》？当时日本书流入中国的情况如何？康及其周围的人日语文献利用能力如何？康本人对西方近代的新知识了解到什么程度？本节试图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并由此论及中日文化交流的若干细节。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条中见：“又撰《日本书目志》。”又见光绪二十三年丁酉条下记载：“（六月之前）撰《日本书目志》成……是冬，幼博（康广仁）在上海大同译书局刻《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日本书目志》成。” [50] 《日本书目志》稿成后，最迟于1897年底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刻。 [51]
《日本书目志》按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一个大型的图书目录，当时中国获得日本图书的商业性渠道尚未建立，只能通过个人关系购买。 [52] 《日本书目志》第一次使日本书籍得到全国性的注意。但是如前文所述，《日本书目志》由大同译书局出版后马上遭遇戊戌政变，主持书局的康广仁被杀，该书“戊戌八月、庚子正月，两奉伪旨毁板”，因此流传较少。坂出祥伸说：“关于这本书，日本的学者以前认为日本国内不存，只有中国台湾中研院有收藏。其实，日本的东洋文库和千叶县成田图书馆两处有收藏。后者是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柏原文太郎议员赠送的。” [53]
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的自序中对编纂目的做了如下说明：
购求日本书至多，为撰提要，欲吾人共通之。因《汉志》之例，撮其精要，剪其无用，先著简明之目，以待忧国者求焉。（第586页） [54]
康提倡翻译日文书的理由有两个。其一是日本已经将西方的有用之书都翻译完毕；其二是中日同文，译日本书省时省力，可以事半功倍。康在《日本书目志·自序》中说：
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姑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且日本文字犹吾文字也，但稍杂空海之伊吕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第585页）
此后康有为反复强调这两点，如在1898年的《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折》中说：
其变法至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矣。
…………
臣愚颛颛思之，以为日本与我同文也……译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其成事至少，其费日无多也。请在京师设译书局，妙选通人主之，听其延辟通学，专选日本政治之佳者，先分科程并译之。不岁月后，日本佳书，可大略皆译也。 [55]
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中也可见：
若因日本译各书之成业，政法之成迹，而妙用之，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今我有日本为乡导之卒，为测水之竿，为探险之队，为尝药之神农，为识途之老马，我尽收其利而去其害，何乐如之。譬如作室，欧美绘型，日本为匠，而我居之也，譬如耕田，欧美觅种、灌溉，日本锄艾，而我食之也。 [56]
就是说，要变法图强必须讲求西学；欲讲求西学，非译书不可。但是西文难通，时不我待，故可取之日本；中日同文，且西学精华之书已经译毕，较易利用。“中日同文”云云说明康有为对日语还没有实质性的认识。“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事一而功万”等说法，又给译日本书加上了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为日后“日本途径”的边缘化留下了伏笔。但是尽管如此，在“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的幌子下，学习日本的主张得到了正当化。
而在这前一年，康有为已经开始着手创办译书局，即“大同译书局”了。设立大同译书局的目的则如梁启超所说：
联合同志，创为此局。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第二“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邦人”即日本人，这表明日本开始成为获取西方知识的新途径。
如此，我们可以说，到1896年上半年为止，还几乎没有人公开提出日本书的翻译问题，例如在孙家鼐的《官书局开设缘由》《官书局奏开办章程》中都没有提到日本。 [57] 但是，同年秋，《时务报》创刊，第三册始开辟“东文报译”栏，中国的读者开始正式面对日本知识的接受问题。康有为在1896年底1897年初开始大力推进日本书的翻译。经过1897年的准备，在1898年，康的译日本书“事一而功万”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甚至在总理衙门的奏章中也出现了如下的提案：
至日本明治以来，所译书极多，而由东译华，较译自西文尤为便捷，应请饬下出使大臣，饬查日本所译西书，全数购寄，以便译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十日） [58]
对于翻译日本书，有人反对说，日本的“各种学问未必遽及西人，其译出东文各书，亦不能尽西人之长”，所以“各种西学，则必以步趋泰西为要，盖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我学西人，遂未能遽过西人，然果能如西人，便可以胜东人。若学东人，非止不能胜西人，且将不能及东人乎。况东人所译各书，难保无错误脱略之处，我又将何法以正之耶”。 [59] 东学取自西学是翻译日本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受到诘难的主要理由。 [60] 但是，至1898年底，随着张之洞《劝学篇》的广泛流传， [61] 中国人接受来自日本的知识的心理障碍已基本清除，剩下的只是由谁来翻译的问题。对此，康有为提议：
士人能译日本书者，皆大贲之。若童生译日本书一种、五万字以上者，若试其学论通者，给附生。附生、增生译日本书三万字以上者，试论通皆给廪生。廪生则给贡生。凡诸生译日本书过十万字者，试其学论通者，给举人。举人给进士。进士给翰林。庶官皆晋一秩。应译之书，月由京师译书局，分科布告书目，以省重复。其译成之书，皆呈于译书局，译局验其文可，乃发给各省学政，试可而给第。举人以上至庶官，则译局每月汇奏，而请旨考试给之，若行此乎，以我国百万之童生，二十万之诸生，一万之举人，数千之散僚，必皆竭力从事于译日本书矣。若此，则不费国帑，而日本群书可二三年而毕译于中国。 [62]
日语易学，故人人可译，只要有较好的鼓励政策即可。但这显然是康有为对日语的误解，实际上翻译群体的形成还有待于留学生的成长。
（一）《日本书目志》的收录书与按语
《日本书目志》全书15卷，共收图书7725种（有重复）。台湾宏业书局有限公司的影印版原书无封面，康有为的自序之后为总目、分卷目录。第一卷中缝为“志一生理门”，以下各卷类推。第一页下署“南海康有为长素辑”，卷末署“弟子赵秀伟、陈国镛初校，汤辅朝、欧渠甲复校”。有边框，细线格，每页13行，每行30字。每卷分为若干小类，依次列出书名、册数、著译者、定价。小类的后边，附有康有为的“提要”。其实，这些文字如后文所述，极少涉及书籍的内容，多是康对该学科发的一些议论。本节姑且将其称为“按语”。康有为加按语109条，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内容
表1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内容-续表
将图书分门别类的做法中国古已有之，但是康有为的分类法与以前的书目志大为不同。坂出祥伸指出这种分类与传统的图书分类法不符，具有革新性。 [63] 又说恐怕是模仿了当时日本的图书分类法及分类名称。如后文所述，笔者认为康有为的书目志直接取材于日本书肆的图书目录。虽然未能最后确认康有为使用了何种图书目录，但是，经过翻检当时的图书目录，可以断定在分类排列上，康有为并没有做实质性的改动。下面，我们来详细看一下各卷的收录书和按语的情况。
第一卷生理门 该卷收录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诊断学、内科学等22类366种图书，康有为加按语4条约1500字。之所以将生理学放在诸卷之首，康有为解释说：“太平尚仁，刑措不用，含哺歌嬉，极乐长寿，故医者生道，太平之极也。谒千圣之术，止乱安人以卫生而已……大治在于医，故以冠诸篇焉。”（第620～621页）自序中，康有为也援医学为例，主张治病国必须图新。医学之在康有为是救国之学。这种观点，不禁令我们联想起了早年的鲁迅。在“生理门”的生理学入门书后，康有为加了第一条按语，在按语中，康氏先引《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然后称生理学为“物理学之源，心灵学之本，由此以入于哲学，则四通六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矣”。又说，生理学，“吾《素问》少发其源，泰西近畅其流”，“日本尽译其书，施之学校”（第594页）。但是，通过这些议论我们发现康有为对生理学、哲学等并无实质性的了解（详下节）。 [64]
关于解剖学的书，康有为在按语中引孔子的话证明解剖“于死者无损而生者益”（第596页），并列举了《动物比较解剖图》（四轴，高岭秀夫摹写，六元）、《人体组织揽要》（三册，田口和美编，四元五角）、《须氏组织（新论）》（一册，石川清忠译，一元六角）三本书，称这些书为“精作”。可以推测，康有为购得了这些书。
关于卫生学的书籍，康有为同样在阐发了孔子的观点后说：“日人好洁，近讲泰西卫生之学甚精，其饮水通风之法，防疫看护之方，亦綦详矣。呜呼！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此岂非圣人意哉。”（第600页）在该卷的末尾，康有为还总结道：“日本之学，无不出吾庑下也。其医学亦然。”（第620页）这种“西学中源”式的议论自始至终贯穿康有为的全部按语。
但是，康在按语中还写道：“泰西自康熙时日耳曼人哈芬创人体皆血脉皆血管……近显微镜既精，乃知微丝血管，又知人与微生物战法。”（第620页）由此可知，他对西医是有一定了解的。同时，从“血脉”“微丝血管”“微生物”等术语的使用，亦可知康有为的医学知识并非来源于日本的医书，而是傅兰雅的《格致汇编》等书。
该卷收录的书名中有很多日本近代的新词、译词，这些词后来都为汉语所接受。例如：
生理学 解剖学 卫生学 法医学 神经 动脉 组织 温室 饮料水
百科全书 防疫 药物学 药剂学 临床 便览 分析 病理 霉菌学
绷带 手术学 视力表 精神病学 兽医 狂犬病
同时，也有一些日语的表达方式最终没能进入汉语，例如：
局处（解剖学） 看病学 筋肉 虎列剌 独乙 化学的诊法 组织学附
傍训 子育卷
第二卷理学门 该卷收录理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矿学、地震学、博物学、生物学、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19类， [65] 以及哲学、论理学（即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等人文科学4类的图书共397种，康有为加按语17条约3100字。为何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图书收入同一卷内？这种分类是康有为的创意吗？回答是否定的。这是“理学”一词的意义变化所致。“理学”原指宋代兴起的新儒学，又称“性理学”。江户后期，一些兰学家用这个词指称自然科学。明治初期，西周用“理学”来翻译philosophy（如《百学连环》）。但是，西周的译名没有为一般人所接受。“理学”一词一般指称物理学，或作为自然科学的总称来使用。《日本书目志》编纂的1897年前后，尽管作为philosophy译词的“理学”已经衰退，但是在工具书上还保留着上述两种意义。康有为使用的原始材料可能有“理学=哲学”的内容。那么，康有为对这些学科的理解又怎样呢？让我们来看看他所加的按语。
第一条按语加在学校理科教科书（相当于今天的自然常识）之后。康有为先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发了一通感慨之后，说：“尝考欧洲所以强者，为其开智学而穷物理也，穷物理而知化也。”（第626页）但同时又说：“若犹但言军兵炮械而不兴物理之学，吾岂知所税驾哉。”（第626页）可知，康有为的“物理”乃形而上之学。而对于现代物理学，康氏引程子说：“能通所以然，是天下第一等学人。”对于化学，康说：“造化、神化、变化，道莫尊于化矣。凡百学皆由化学也；凡百器用制作之精，皆由化学为之也。化学能析之，能合之，能离之，能乱之，以一物为数物，以数物为一物，错综参合，代化工矣。吾制造局亦译化学书，但不如日本之详。”（第634页）对于分析学，康引韩信、朱子的例子后说：“分析是为治之要道哉。”对于天文学，康氏则说欧美日本的历制都“不出孔子的三正”；对于气象学，康认为春秋以来的知识“日本犹存之”。在按语中，康有为并没有对上述近代科学书做内容上的实质介绍，所发议论也大都不得要领。
坂出祥伸认为康有为通过收集日本书接触了进化论。 [66] 事实如何呢？让我们来看看康有为在进化论方面的图书8种之后加的按语：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能知天地生物之故，万物生生之原，万物种分类别之故，则天地位，万物育矣。生物之学者，化生之学也，读《万物退化新说》一书，盖技也，而进于道矣。（第644页）
由这条按语，可以推测康购入了《万物退化新说》，但是并没有读懂。因此，康对进化论是否有所了解还很值得怀疑。
当然不否认康有为对某些学科是有一定了解的。例如，地质学书的按语中，康言及“积介层、虫层、大草大木层、大鸟大兽层、人层”；矿物学的按语中，提到了“金类、非金类”，并列举了包括“锌、铋、钴、锰、铝、钙”等在内的金属名称。这些都是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提供的知识。 [67] 此外从按语的内容推测，康还读过合信的《全体新论》。
那么，康有为对于收入该卷的哲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的了解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呢？他在哲学类图书后加了如下按语：
天欤？地欤？神明往欤？不可止沮，造化为庐，哲人同舆，沉精极思，无所不徂，穷人入无。太古之圣，勇智权舆，执物徇有，泥迹多粗。中古之圣，畜物而先入居，伦理是图。后圣玄妙，舍实游虚，魂灵如如，其有怀疑，一切扫除，隳入空魔，婆罗辟支，近世物理，冥冥入微，既实又虚，开天天而游其墟。凡圣三统，轮转厥枢，额氏火教，实得理材，孔道阴阳，包尽无余，大地作者，其亦可为心游大观欤！（第653页）
从“太古之圣”“中古之圣”等词语判断，康有为似乎把西方的哲学理解成了“贤哲之学”，按语与哲学的学科内容毫无关系。
对西方的心理学也是如此。康先说：“心学固吾孔子旧学哉。”再举阳明学的例子，总结说：“泰西析条分理甚秩秩，其微妙玄通，去远内典矣。”从这段按语中也很难看出康有为对心理学有什么实质性的了解。
对论理学（即逻辑学）康未置一词。但是在伦理学类图书的后面，康有为加了一段按语。他说，中古之圣不谈鬼神怪物而谈人事，“故伦理尤尊”，中国的学问“始于尽伦，而终于尽制”，世界各国制度大异，君主、民主、一夫数妻、一夫一妻等差异都是不同制度的反映，都是合乎时宜的，是“先圣因时立制，条理灿然，黔首惟有率从而已”（第659页）。在这里已经完全是卫道士的面孔了。
该卷的书名中使用的日语词如下：
理科 教授法 科学 物理学 进步 理化学 应用化学 有机化学 无机化学
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 讲义录 生物学 进化论 退化 人类学 哲学 论理学
归纳法 心理学 伦理学
这些词均为现代汉语所吸收。
第三卷宗教门 该卷收录宗教总记、佛教、佛典、神道、杂教等5类108种图书，按语2条仅510余字。对于日文宗教方面的图书，康有为评论说：“日人所译佛、婆罗门、耶、回之书，及《宗教进化论》《宗教新论》《未来世界论》《天地熔造化育论》，瑰伟连忭而淑诡可观也。日本神学乃儒、佛未东渡之前为东夷旧俗，无足观焉。”
该卷的书名中使用的日语词有“宗教”“神学”“演说”等。
第四卷图史门 图史门即地理、历史学科。该卷收录地理总论、世界地理、各国地理、地文学、日本地图、世界地图、世界史、日本史、传记、年表等25类图书901种，康有为加按语9条，约2200字。第一条按语附于地理总论、各国地理、小学地理教科书和地文学之后。康有为在按语中说“国朝学者亦喜言地理之学”，“然道路未通，图测未精，但以供考古而已”。康还哀叹包括当道大臣在内的中国人地理知识极端贫乏，疆土被割，岛屿被占还不知详细。“推原其由，皆学校仅课举业不讲地理之故。”康指出：日人效仿西方，小学、中等地理之书皆有。中国也必须改变现状。康有为提到两本书尤其重要，一本是《中等教育如氏地理教科书》（八册，富士谷孝雄讲述，三元三角），另一本是《西伯利地志》（参谋本部编纂，二元五角）。由书价可知是两本大部头的书，但很难说是地理学的重要著作，也许康有为恰好买到了这两本书，或者基于当时的形势，特意购买了这两本书。
康有为对地图类二百余种书加了第二条按语。康反复强调地图的重要性：无地图，国家就无以为治，“欲士民之智，非令学校课试地理、学童摹图诵题不可得也”。尤其提到日本的“暗射地图”（即没有写入地名的地图，为小学教学用）。
在世界史类35种图书之后，康有为加了第三条按语。康说过去的史书只记本国而已，“四裔”不过是附庸，而新的史学必言世界。在此康有为披露了他的世界发展史的知识，说：
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例、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凡有三大端焉：一、自倍根创新学而民智大开，易守旧而日新；一、自哥伦布辟新地而地球尽辟，开草昧而文明；一、自巴力门倡民权而君民共治，拨乱世而升平。（第702页）
据此，康指出，“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以哉”。但是中国“仅有《佐治刍言》一书而已”。 [68] 日本所译盖多，而《历史哲学》、《欧罗巴文明史》、《泰西通鉴》及《挈要》、《纲记》诸书备哉灿烂，世界史有他山之石的功效。“历史”一词来自日本，康有为之前不见使用，康在按语部分也没有使用“历史”（时期相同的《时务报》上有用例）。但是，康有为将近代历史学的概念介绍给了中国。
该卷共收日本史的图书204种，包括《大镜》《保元物语》《平家物语》等十几种古典小说。不知是原材料如此，还是康有为另行放入的。在日本史类的图书后，康有为写道：
日本……正史体裁尤未备，本无可采焉。惟自维新以来，大变政俗，以成富强……日本与吾同在东方，同文，同俗，同政，同教，吾借日本为经途，为探路，而后安步从之，蚁封九曲，从容驾驶，尽弃阻坂而驱坦途。（第716～717页）
从这段按语我们可以看出康具有向日本学习的明确意识。“酉轩之使亦有求日本之书而谈其政者，然率皆陈其已然之迹，而未考其更变之由。”康有为对此深表不满，指出“今考日本之史，若《日本文明史》《开化起源史》《大政三迁史》《明治历史》《政史》《太平记》《近世史略》《近世太平记》《三十年史》，皆变政之迹存焉”。同时说，“吾既别为《日本改制考》以发明其故，而著其近世史之用，以告吾开新之士”。《日本改制考》即《日本变政考》，当时书名还没有最后确定。上列各书应是康有为已经购入的图书，也是《日本变政考》的主要参考书目。
对于传记、年表、纪行、名胜、类书等图书，康有为都只加了极短的按语。该卷书名中所见日本新词如下：
暗射图 帝国 案内图 名所绘入 历史哲学 历史读本 发明家 幼稚园
记者 探捡 文库 社会 文艺
第五卷政治门 该卷收录国家政治学、政体、行政学、财政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家政学方面的图书17类424种，康有为共加按语14条约3000字。其中家政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欧美教育体制的影响下，日本于1890年前后在女子学校开设家政学的课程，第一本教科书《家政学》（清水文之辅著，金星堂，1890）也随之出版。该卷“家政学”类下收入了烹饪法、缝纫法的书籍。
在给政治学书籍所加的按语中，康有为说，“政治之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尝考泰西所以强者，皆暗合吾经义者也”。接下来，康论证了西方的学校、医院、议院、公园、监狱等制度早见于六经，下结论：“中国所以弱者，皆与经义相反者也。”主张“礼失求野”，说“日本未足以语是。然译泰西之书而能保养其民以自强，其政治亦可借鉴矣”；并再一次提到“吾有《日本改制考》，庶以为鉴而自正焉”。这种西学中源的主张贯穿《日本书目志》的始终。
在社会学类图书的按语中，康有为写道：
大地上，一大会而已。会大群，谓之国；会小群，谓之公司，谓之社会。（第760页）
康有为把“公司”与“社会”完全等同起来。又说，西方“天文、化、电、光、重、声、汽学，皆有会。制造、农业、商务，女工，皆有会……日人之骤强也，亦由听民开社会讲求之故”。社会又是社团、学会的等义词。与所列社会学图书的内容完全无涉。可以断言康并没有读过这些书。
对于经济学类图书，康有为说“凡六经，皆经济学书也”。这里的“经济”，是中国“经邦济国”的旧义。这一点从同一段按语的“泰西从政者，非从经济学出不得任官，理财富国，尤为经济之要”的表述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但是，康有为对统计学、专卖特许（专利）表示了一定的理解。该卷14条按语中具体提到了34种书名，应是康有为已经购入的图书。其中多次提及《日本政治年鉴》， [69] 说：“若夫日本之政治年鉴，于日本变政之故尤详焉。恨吾游日本者未有能留意及此也。”该书应该是《日本变政考》的参考书，康详细阅读的可能性较大。
该卷书名中所使用的日本新词如下：
社会制 宪法 政体 选举法 立宪 代议 请愿 预算 内阁 政党 裁判
主权 警察 取缔 财政学 会计法 社会 进化论 社会学 进步 退步
经济学 保险 统计学 特许 意匠 商标 信用组合 殖民论 家政学
第六卷法律门 该卷收录宪法、法理学、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国际法等24类图书450种。康有为加按语3条约1000字。他在该卷末的按语中说：
春秋者，万身之法，万国之法也。尝以泰西公法考之，同者十八九焉……所谓宪法权力，即春秋所谓名分也，盖治也，而几于道矣。（第812页）
这种论调与之前各卷的按语并无两样。但是康有为又说，“今吾中国之法，非经义之旧矣”，提出“法至今日，亦不能不变通尽利者也”，“守旧则辱，变法则强”。如实在不愿意主动变法，可以把日本的拿来，为我所用，而且“力省而功溥，事切而弊少”。指出“其商法、学法、矿法、军法、会社法、银行法、商船法、保险法，皆新法，极详密，吾皆可取尔”。
按语中提到了《国宪泛论》（上中下合本一册，小野梓境，二元五角）、《美国宪法史》（岛田乘竹，二元三角）、《各国宪法》（一册，元老院藏版，一元二角）、《万国现行宪法比较》（一册，辰巳小二郎，四角二分）、《内外臣民公私权考》（一册，井上毅，一角六分）等5部书。说前4种最精美，又说后1种“人有自主之权，又有互制之法，泰西之良法哉”。
该卷书名中所见日本词如下：
宪法 刑法 帝国 公权 私权 人权 法理学 民法 动产法 相续法
债权 不动产 商法 会社法 手形 手续 宪兵 破产法 组合法 诉讼法
辩护士
第七卷农业门 第六卷和第七卷之间，有“农工商总序”一篇，约2000字。在这篇总序里，康有为主要针对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中西之间的差距发了一些议论，与所收图书的内容并无直接关系。在这篇总序的末尾，康有为写道：
日本蕞尔岛国……当咸、同时，频见逼于欧人，国内且乱。地宜国势，比吾近日不如远矣……今其农工商三业之书，泰西佳书，略以尽译。（第817页）
康有为又说：“观日本之所以强者，吾中国可以反而求之矣。”反复强调了应该借鉴日本。
第七卷收录农学、农业经济、农政、农业化学、土壤、化肥、农具等19类图书404种，加按语17条约6000字。该卷是康有为发议论最多的一卷。他的建议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认识农业的重要性，推广农业保险，改良土壤，用化肥，改良农具，改良品种，多种经营，多种甘蔗、蔬菜、烟草，植树造林，消灭害虫，推广新农业，发展畜牧业，养蚕，种茶，发展渔业。
该卷的按语中，共列举具体书名30种，并说“吾读日本所译《土壤篇》，何其暗与管子合也”。由此可以推断康有为已经购入部分图书，并阅读了其中的一部分。当时以罗振玉为主，正在组织农学会，康对农业也表示了极大的关心。
该卷书名中所见日本词如下：
农学 农业 教科书 农场 林业 害虫 水产学
第八卷工业门 该卷收录工学、土木学、机械学、电气学、建筑学、测量学等11类图书187种，按语10条约3400字。康有为在按语中反复强调道路、铁路的重要性，对西方近代工业的历史，如蒸汽机的发明、应用及纺织业的情况做了较详尽的介绍。 [70] 他哀叹中国工业的不发达，说：
劝工为九经之一，又为智民富国之本，而吾尚未之知也。（第864页）
又说：
日本之于工也，小学校有手工篇以教之，又有讲义录教科使用法解说，以条讲之。小学又有女工篇，以教女子。工务局又有月报，博物馆有制物志料百图，制造所有秘诀簿记教科……一名一物之制造，皆有专书……若泰西制造新书，则固已译之矣。（第881页）
该卷书名中所见日本词如下：
工学 土木学 大工 建具 取扱 建筑学 共进会 出品 杂志
第九卷商业门 该卷收录商业、银行、贸易、交通等9类图书157种，按语7条约1900字。康有为认为中国的败落是由于不重视商业，他在按语中说：知日本所以胜而吾所以败者，即商可见矣。康在按语中阐述了银行的作用和贸易的必要性；同时提到了《商业学校问题答案》《商业读本》《商业指针》《商业之骨》《商卖秘诀》《商业博物志》《商业产业事迹》《工商技艺看报考》等书名。对《商业学校问题答案》，康有为说“商学之课试，如吾之课举业也”。这些书应该是康已经购入的图书。
该卷书名中所见日本词有：
商法 经济学 商品学 劝业 应用银行学 手形 国立 为替 取组所
邮便法 相场 簿记学
对于“手形”“为替”“相场” [71] 等江户时期的商业用语，词义分别为“支票”“汇票”“行情”。康有为似乎并不了解其真正的意义。例如对“相场”，康解释说：“欲观国者，宜相国势。欲相货者，宜知物价。”（第898页）词源理据的解释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第十卷教育门 该卷收录道德修身学、格言、敕语书、教育学、幼儿教育、教育史等17类图书740种，按语8条约2800字。关于教育，康有为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康指出：“泰西之强，吾中人皆谓其船械之精、军兵之炼也，不知其学校教育之详。”“日人之变法也，先变学校，尽译泰西教育之书、学校之章程。”“观日本小学读本之详、图画之切，其强岂无故哉。”对于日本出版的有关图书，康赞叹《教育学》《教育学新论》《原论》《普通学》“备哉灿烂，无微不入”，《学校概论》《日本德国各级小学校》《公私学校比较论》《学校通论》“兼备各国，精微详尽”（第935页）。
康有为指出，中国小学无书，“童学十年，而无所知识”。相比之下，日本明治以后大兴教育，“虑中文深奥，杂以伊吕波之片假名，以达其义。不求古雅，但思逮下，于是举国皆识字知学”。为此，“建议中国多制小学书，多采俗字以便民”（第961页）。康还设计了十种由浅入深的蒙学书体例。然而主要取材于六经等中国的典籍，并无近代性。
该卷书名中所见日本词有：
德育 道德学 挂图 演习 教育学 体育学 胎内教育 教授法 教室
教具 幼稚园 特许 发明 明细书 图书馆 教员 士官 幻灯会 俱乐部
物语
第十一卷文学门 该卷收录文学史、新体诗、和歌、日本戏曲、脚本等18类图书903种，其中包括小学习字字贴和学习怎样写信的“往来物”。收书的范围大大溢出了自序中所说的变法自强的目的。该卷康有为只加按语2条，仅约510字。在文学史类图书后的按语中，康有为说，日本古无文学，德川之后崇尚孔学，儒家辈出。维新以来，学校遍于全国，无不读书识字，“观日本之变，可以鉴也。大学纪要，博物馆书目，日本之强，固在文学哉”。康有为在这里似乎把中国传统“文学”一词的概念与西方近代的文学混同起来了。在日本谣曲（即戏曲）类图书之后，康有为加了另一条按语。他从《诗》说起，然后说“日人自隋唐时来学乐，效吾诗章，其作者雅健有可采者”，但是“终不能抗衡大国。然日人之苦思好学，善师法人之长，故学中，学西，转圜捷疾”。议论越发不着边际，其后四卷，按语可观者已不多。
第十二卷文字语言门 该卷收录日本古典文学、中小学作文、应用文、语言学、修辞演说、辞典、速记法等14类图书共860种，按语3条约510字。
关于演说，康有为指出：言语是孔子四科之一，备受重视。春秋战国时纵横家活跃，百家争鸣。但是六朝以后“文辞既盛，言语道废”。只有西方“尤尚演说之风”，中国也应该恢复。康有为似乎对演说的形式、功效等多有了解。
康有为在卷末的按语中说，日本僻在荒岛，本无文学，但是现在各种书均有出版，对于启迪民智作用显著。而中国这类书皆无，导致“风俗坠坏，人心式微”。
第十三卷美术门 该卷收录美术、绘画、音乐、戏剧、体操、游戏、插花、茶道、占巫、棋类等18类图书720种，按语7条约690字。这里所收录的图书与中国的“变政”并无密切关系，而康在体操类图书后的按语中说：“泰西男女皆有体操，故能强力任事。日人为体操之教，游戏之事附于舞末，有意哉！”议论已很勉强，而对占卜类的图书，康说：“日本方技学皆吾所传也，无有录存之，以见日俗云尔。”完全是姑妄录之的态度了。
第十四卷小说门 该卷只收小说1类，共1056种，按语1条约360字。该卷是书目志收书最多的一卷，同时又是按语最短的两卷之一。所收小说包括日本古典小说、武士小说、近代小说及翻译的西方小说。康有为在唯一一条按语中说：
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第1212页）
利用小说达到启迪民智的作用，可以说与后来梁启超提倡翻译日本政治小说的着眼点一样（但是康在这里是说用小说讲授六经之义）。但若真是如此，所开列的小说书目可以大大删略一下。因为该卷除了明治后的翻译小说、政治小说外，还有大量的江户时期的市井小说，如《好色一代男》等混在其中。
第十五卷兵书门 该卷收录马术、航海、狩猎等4类52种图书，按语4条约360字，是十五卷中收书最少，同时又是按语最短的两卷之一。真正军事学方面的书籍并未收入。康有为指出：“此兵书盖寡，盖日人之骤强，在变旧俗，开新学。”但是，这种把现代军事科学与其他学科对立起来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二）关于《日本书目志》的素材
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是根据什么材料编纂的呢？他利用了日本出版社、书肆的数种图书目录，对此似不应有疑问。问题是康有为在利用日本的原始材料时是否做过某些改动，或者说进行了取舍。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断定：在原始材料的利用上，康有为采取的是原封不动的拿来主义。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书目志中存在的大量日语词语和表现方式就可以肯定。下面仅从第一卷生理门中列举数例：
·解剖学组织学附：应为“解剖学 附组织学”；
·夫妇互之务：应为“夫妇相互之义务”；
·虎列剌预防法：“虎列剌”是霍乱的日本式音译；
·看病学：应为“护理学”；
·傍训日本药局方：“傍训”即在汉字旁边加注日语假名释义。“傍”是日语的使用方法，汉语应为“旁”；
·独乙方汇：“独乙”是德国的日语音译。
类似这样的原文照抄，尤其在文学门、小说门等日本固有概念较多的卷次中比比皆是。书名是专有名词，中日之间专有名词可以“同形借用”，因此，康有为的方法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对原始材料做最低限度的处理，以消解利用者的阅读困难也是必要的，就像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的夹注那样。当然，可以用时间紧迫来为康氏的不作为开脱，但是笔者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大部分图书康有为无法看到实物，而他的日语的能力（甚至还应该包括他的西学知识）又使他不能仅通过书名就做出正确的理解。
关于所收图书的分类也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康有为使用了与传统完全不同的崭新的方法，比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做得更彻底。康有为果真主动采用了新的图书分类方法吗？以Melvil Demey的十进分类法为基础的日本图书分类法NDC（Nippon Decimal Classification）的确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明治20年代（1887～1896），东京大学的科系、附属图书馆的图书分类已经与现在大致相同。但是，出版社和书店的图书分类还没有统一。从当时的图书目录来看，一般是分成汉、和、译三大类。 [72] “汉”即中国的典籍（汉籍），这是当时日本知识阶层的基本书籍；“和”是传统的日本书籍，包括日本的古典诗歌、文学作品；“译”即外文书的日译本，但在当时除了翻译书外，讲授西方近代知识的新书、教科书等也被放入译书一类。中国的典籍按传统的经史子集排列，而和书的分类常常因出版社而异。书肆的图书目录较常见的是以某某门进行分类，排列方式一般是竖排，依次为书名、册数、著译者、定价。例如，以法律书为主的博闻社明治24年（1891）的书目分类和版面如图1所示。可以说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与日本图书目录的版面形式完全相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康有为并未有意识地去改变所收图书的分类。 [73]
图1 日本博闻社1891年图书目录
图2 《书籍总目录》扉页
图3 分类目次
图4 收书细目
（三）甲午以后的日本书及康有为的容受能力
编纂《日本书目志》的过程中，康有为实际购入了多少日本书？康有为大量接触日本书当在甲午之后，他在《日本变政考》序中说：“乙未和议成，大搜日本群书。”又在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二年（1896）项下记：“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但从按语中提到的书名判断，总数不过数百册。当时的中国，日本书的流通渠道、销售机关均未建立，图书的购入主要依靠往来的人员。时务报社、农学会曾委托担当日文翻译的古城贞吉从日本采购大量的图书即是一例。 [74]
那么，从已经购入的日本书里康有为得到了哪些新知识呢？康有为本人不懂日语， [75] 主要依靠其女康同薇的帮助。《日本变政考》序中有“臣女同薇，粗通东文”的表述，卷首又注“原本所译日文太奥，顷加润色，令文从字顺”，可见康同薇的日语能力亦非完全无问题。即使日语能力全无问题，康同薇也不可能把所收集到的日本书逐一翻译或口述给康有为。通过对康本人所加按语的分析，可以推断，至少在1897年5月《日本书目志》完成前后，康有为从日本书中得到的新知识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人文领域。不能因为书目志上列有书名就断定康有为阅读了这些书，并受到了影响。例如，马洪林认为，康有为接受进化论，“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重要途径是通过日本学人的著作”， [76] 并“对这些书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和看法”。 [77] 对此，汤志均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78]
在上面的章节中，我们列出了各卷所收图书的书名中的新词语。这些词语还不见于当时中国的出版物。然而，是不是可以像有些论文那样，认为康有为使用了这些新词，并把这些词导入了汉语呢？例如，吴国盛写道：“当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起初一直译为‘格致’，后来受日本影响译为‘科学’。1897年，康有为在其《日本书目志》中引进了这个词。” [79] 章启群说：“1897年，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便使用了‘美学’一词。” [80] 但是，笔者对这样的观点持否定的态度。因为，这里的“科学”“美学”只不过是作为书名的一部分加以引用而已。康有为在按语中既没有使用“科学”，也没有使用“美学”。书名里的“科学”“美学”对康有为来说充其量只是一种符号，而不是“词”，他并不理解这些新词的意义。即使在按语中使用了新词，康有为也不一定准确把握了那些词的意义，大多数场合不过望文生义，聊加引申罢了。例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社会”等就是如此。关于“科学”一词，陶世龙指出：
维新运动的发动者康有为，首先在中国使用了“科学”一词。1897年，康有为撰成《日本书目志》，在卷二理学门中列有普及社译的《科学入门》、木村骏吉著《科学之原理》；次年即戊戌变法之年，康有为在夏历四月上清帝的“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痛斥用八股文取士使当时的知识分子“不知不识，无才无用，盲聋老死”，犹如被活埋。建议应让这些知识分子“从事科学，讲求政艺”，此处的“科学”与“政艺”相对排比；还有讲科学的书被归入理学门，都说明康有为首次在中国使用的科学一词系指自然科学。在此以前，惯用的译名是“格致”。 [81]
就是说康有为有意识地使用“科学”最早是在1898年。这里的“科学”是否真正等于science尚待讨论，但这种综合考虑语境（即上下文）的方法是应该提倡的。
（四）结语
在《日本书目志》刊行之前，康有为已完成了《日本变政考》的初稿。如上所述，在呈给光绪帝的版本卷首中，有“原本所译日文太奥，顷加润色，令文从字顺”等句。但是这些错误并没有完全改正过来，台湾宏文书局有限公司影印的《日本变政考》中，出版校订者做的订正不胜枚举。有一些是笔误，另有一些则是对日语的错误理解。这大致反映了康有为及其周围的人驾驭日语文献的能力。加之《日本书目志》刊行后马上被毁版，流传不广，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亦不能做过高的估计。该书与其说在介绍日本书、导入日语语词方面发挥了作用，毋宁说书中的按语突出反映了康有为援用今文经学倡言变法的思想。
但是，最早提出利用日本书导入西学的正是康有为，此功不可没。而他的主张最终由留日学生具体付诸实践了。对于这位开拓者是怎样利用日本书的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日本变政考》是一部值得从翻译学角度详加探讨的文献。
五 梁启超与日本知识
梁启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日本知识的？梁启超曾在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读过吉田松阴的《幽室文稿》，这似乎对他影响很大，以至于亡命日本后取名“吉田晋”。但这本书90%是用汉文撰写的，不会日语也能大致读懂。梁启超实际接触日本知识应在1896年参与《时务报》编辑以后。由于篇幅的关系以下我们仅按照时间顺序追溯梁启超认识日本知识的过程。
梁启超旺盛的执笔活动始于1896年。 [82] 该年6月（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五月）梁启超代李端棻写《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其中关于译局梁启超写道：
三曰开译书局也。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与西人交涉而不能尽知其情伪，此见弱之道也。欲求知彼，首在译书。近年以来，制造局、同文馆等处，译出刻成已百余种，可谓知所务也。然所择之书，详于术艺而略于政事，于彼中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言之未尽。至于学校、农政、商务、铁路、邮政诸事，今日所亟宜讲求者，一切章程条理，彼国咸有专书，详哉言之，今此等书悉无译本。又泰西格致新学，制造新法，月异岁殊，后来居上，今所已译出者率十年以前之书，且数亦少，未能尽其所长。今请于京师设大译书馆，广集西书之言政治者，论时局者，言学校、农、商、工、矿者，及新法新学近年所增者，分类译出，不厌详博，随时刻布，廉值发售，则可以增益见闻，开广才智矣。 [83]
在阐述设立译局的必要性时，梁启超和马建忠一样都使用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陈腐套句。梁指出，要想知西人的“情伪”就需要译书，江南制造总局、同文馆已经翻译了100种以上，但是制造工艺方面的内容多，政治方面的少。教育、农业、商业、铁路、邮政以及法律、规章制度一类完全没有；而且西方的学术日新月异，前十年译出的书知识上已经落后。要改变现状就要设立大译书馆，收集西书，分类翻译，提供给中国社会。梁启超认为应该翻译的是政治、学校、农业、商业、工业、矿业以及近年出现的新学、新法方面的书。梁启超的主张基本上没有超出两年前马建忠的提议，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从情报向知识转换的必要性。只不过和马建忠一样，梁启超也完全没有提到日本书。
正值此时，汪康年正在积极准备《时务报》的刊行，据《梁启超年谱长编》：
钱塘汪卿进士与任公议，谓非创一杂志，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状，不足以开民智而雪国耻。于是有《时务报》之设。 [84]
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报刊都将成为《时务报》的信息源，为此，汪康年给在东京公使馆任职的姻亲查双绥写信要求帮助物色日语翻译人选。查在回信中说“日本新出政治书甚夥，容略暇当详为探问，并史书各种价目，一齐开单奉览”。 [85] 从回信的内容可知，汪康年在寻找日语翻译的同时，还委托查双绥调查日本新学书籍的情况。1896年8月29日《时务报》第3册刊行，卷末登载《本馆办事诸君名氏》（括号内为夹注）：
日本东京古城贞吉（日本近习西法，译西书甚多，以东文译华文较为简捷，今除译报外兼译各种章程并书籍）。
《时务报》已经明确树立了通过日本全面汲取新知识的方针。1896年12月5日（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朔）梁启超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刊行之际撰写《日本国志序后》，文章开头说：
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以吾所读《日本国志》者，其于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政之由，若入其闺闼而数米盐，别黑白而诵昭穆也。其言十年以前之言也，其与今日之事，若烛照而数计也。又宁惟今日之事而已。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顾犬补牢，未为迟矣。 [86]
《日本国志》虽然记载的是“十年以前之言”，但“与今日之事，若烛照而数计也”，“顾犬补牢，未为迟矣”。梁启超基本上是把《日本国志》当作情报来看的，以至于被日本驻华公使矢野龙溪揶揄：据《日本国志》了解日本，“无异据《明史》以言今日中国之时局也”。 [87] 至1896年底，《时务报》已经刊行3月余，大获成功，以《时务报》为平台，梁启超与古城贞吉密切交往，并从古城那里获取关于日本的知识。 [88] 如梁在《变法通议》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师范学校与女子学校： [89]
日本寻常师范学校之制（日本凡学校皆分二种，一高等，二寻常），其所教者有十七事：一修身，二教育，三国语（谓倭文倭语），四汉文，五史志，六地理，七数学，八物理化学（兼声光热力等），九博物（指全体学动植物学），十习字，十一图画，十二音乐，十三体操，十四西文，十五农业，十六商业，十七工艺。今请略依其制而损益之。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流，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以上诸事，皆以深知其意，能以授人为主义。至其所以为教之道，则微言妙义，略具于学记之篇，循而用之，殆庶几矣。 [90]
日本之女学，约分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言教授及蒙养之法），三国语（谓日本文），四汉文，五历史（兼外国史），六地理，七数学，八理科（谓格致），九家事，十习字，十一图画，十二音乐，十三体操。其与男学相出入者，不过数事而已。 [91]
据《梁启超年谱长编》，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初十，康有为到桂林后，曾连函梁启超，商议在广西设学、译书、办报、筑路等事。三月初三日（4月4日），梁启超复康有为一书：
一在桂拟办之四事，超惟于学堂一端以为然，其（它）三事皆有异议，请条陈之。
日本书同文几半，似易译于西文，然自顷中国通倭文者不过数人，皆有馆地领厚薪，安能就桂中之聘？然则其势必觅之于日本。日本维新三十年中，读中国书者几绝（华人疑倭人通汉文甚易者，非也。倭人正以汉文之难通故，创伊吕波等以代之。伊吕波行，通汉文者希矣），其有一二，则皆守旧之徒，视新学如仇敌，必不肯翻我欲翻之书，此是古城所述情形。如此则觅之于日本亦不易也。即能得一二人，而每人月供薪水数十金，能翻几何？超以近日《时务报》、《知新报》、《农会报》（上海新开者，超与闻其事）所请日本翻译艰难情形观之，而知日本书之不易译矣…… 超自顷常劝此数处报馆，谓不必骛多备翻译之名，毋宁多聘一二通英文者，多译英文之为得也。故译日本书之事，超不以为然也。
可知两人就日本书翻译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对于康有为的提议，梁启超对后三事表示反对，认为“速聘日人到澳，会同门人学习（日语）为翻译书之用”的计划“必不能成”。但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反对的是在人力资源有限的广西桂林翻译，而不是翻译日本书本身。
1897年4月《农学报》创刊，梁启超在序文中说：“月泐一编，布诸四海，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远摭欧、墨，以得其立法之所自。” [92] 日本与欧美一同成为中国师法的榜样。其后，梁启超于1897年5月开始分3次在《时务报》上连载长文《译书》。这篇文章是《变法通议》的一部分，文章本身不过是对马建忠文中提出的译书、译才、译法三个问题加以敷衍，并进行了更详细的探讨。但是在结束该文时梁启超写下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犹居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 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剌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黄君公度谓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 [93]
如笔者所加下画线所示，梁启超指出不光那些译自西文的日本书，日本独自的新书中亦多有可观者。这段话从文章的结构上看难免有唐突之感，但这是第一段公开提倡翻译日本书的文字。不难想象康有为的言论以及其所收集的日本书对梁启超的文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古城贞吉、黄遵宪也向梁启超提供了必要的知识。
作为翻译日本书的机构，康有为曾设想在广西设立译局，但终无结果。1897年10月，康有为的设想终于在上海以“大同译书局”的形式实现了。 [94] 如前所述梁启超将译书局的宗旨规定为“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
1897年11月15日，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5册上发表《读〈日本书目志〉后》，他在文章开头写道：“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吾师南海先生，早睊睊忧之，大收日本之书，作书目志以待天下之译者。”紧接着梁启超几乎全文引用了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自序》，最后他以下面这段话结束了这篇文章：
启超既卒业，乃正告天下曰，译书之亟亟，南海先生言之既详矣。启超愿我农夫，考其农学书，精择试用，而肥我树艺。愿我工人读制造美术书，而精其器用。愿我商贾读商业学，而作新其货宝贸迁。愿我人士读生理、心理、伦理、理学、哲学、社会、神教诸书，博观而约取，深思而研精，以保我孔子之教。愿我公卿读政治、宪法、行政学之书，习三条氏之政议，掸究以返观，发愤以改政，以保我四万万神明之胄。愿我君后读明治维新之书，借观于寇仇，而悚厉其新政，以保我二万万里之疆土。纳任昧于太庙，以广鲁于天下，庶几南海先生之志，则启超愿鼓歌而道之，跪坐而进之，馨香而祝之。
大译日本书的结果是中国的读者面前将出现一幅理想的图画：农工商各界阅读与自己有关的书；士人读生理学、心理学、伦理学、理学、哲学、社会学、神学的书；执政者读政治、宪法、行政学的书；梁启超还特别向“君后”推荐了明治维新的书。
大同译书局成立后，1897年11月“先生托其友韩云台往日本调查采访应译之书，并请深通汉文之日人襄助译事。云台亦《时务报》社员也”。 [95]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大同译书局出版《大东合邦新义》，梁启超写序文推介。原书《大东合邦论》是樽井藤吉（1850～1922）用汉文撰写的著作， [96] 梁启超只不过“属门人陈生霞骞，因其义，正其文，据缟素而增彩绘”，故不能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出版《中西学门径书七种》，所收图书以已经出版的为对象，故与日本有关的书只有《日本国志》一种。
1898年9月6日，《京报》登载梁启超写的《拟在上海设立编译学堂并请准予学生出身折》。奏折中梁启超提议：
译书一事，为育才之关键……查中国向来风气未开，中西兼通之人实不多观，故前者间有译出之书，大都一人口授一人笔述，展转删润，讹误滋多。故举人此次办理译务，拟先聘日人，先译东文。因日本人兼通汉文、西文之人尚多，收效较速。而中土译才甚少，计不得不出此也。 [97]
当时翻译人才难以保证，故不得不暂时借助于日本的汉学家。其时，总理衙门上《奏请京师编译局归并举人梁启超主持片》， [98] 被委以重任的梁启超跃跃欲试，准备大显身手了。然而1898年9月21日发生政变，百日维新宣告失败。康梁被迫亡命日本。离乡去国反而使梁启超有了实际接触日语的机会。以下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的材料记录了梁启超的日语学习经历：
戊戌八月，先生脱险赴日本，在彼国军舰中，一身以外无文物，舰长以《佳人之奇遇》一书俾先生遣闷。先生随阅随译，其后登诸《清议报》，翻译之始，即在舰中也。（第153页）
初到东京时，似系住牛込区马场下町，当时大隈左右如犬养毅、高田早苗、栢原文太郎时有来往，并力为讲解日本文法。（第169页）
己亥春，康南海先生赴加拿大后，任公约罗孝高普同往箱根读书……时任公欲读日本书，而患不谙假名，以孝高本深通中国文法者，而今又能日文，当可融会两者求得捷径，因相研索，订有若干通例，使初习日文径以中国文法颠倒读之，十可通其八九，因著有《和文汉读法》行世。虽未美备，然学者得此，亦可粗读日本书，其收获颇大。（第175页）
《和文汉读法》反映了国人对日语的错误想象。康有为的“文字与我同，但文法稍有颠倒”、梁启超的“日本文汉字居十之七八，其专用假名不用汉字者，惟脉络词及语助词等耳。其文法常以实字在句首，虚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颠倒读之，将其脉络词语助词之通行者，标而出之，习视之而熟记之，则可读书而无窒阂矣”都反映了这种错觉，即对于“同文”的日语，只需掌握“颠倒读之”的方法，再记住一些日本式的汉字词即“奇字”，就可以读懂日文书了。 [99]
梁启超去箱根读书是在1899年3月22日以后， [100] 何时离开箱根不得而知，但4月1日梁启超已经充满自信地在《清议报》第10期上发表著名文章《论学习日本文之益》了。文中先介绍了自己学习日语的情况，接触新知识“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然后“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因为“今者余日汲汲将译之以饷我同人，然待译而读之缓而少，不若学文而读之速而多也。此余所以普劝我国人之学日本文也”。学会了日文就可以不译而读，直接吸收新知识了。戊戌政变也未能减缓通过日语接受新知识的步伐。随着1898年秋张之洞《劝学篇》的流行，留学日本受到政府和民间的鼓励，成为热潮。《和文汉读法》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日本也努力回应中国的要求，例如善邻译书馆1899年出版了《大日本维新史》《日本警察新法》《国家学》《战法学》等汉文书。西学从东方来的景象呈现在中国人面前。
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回顾来日一年的情形时说：
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 [101]
“稍能”者或是谦虚，或是日语即使目治也难于“数月大成”的必然结果。不久梁启超启程去欧洲旅行，1902年再度返回日本时，日语教科书、语法书、辞典已大量出版，学习环境为之一变。初步掌握了日语的留学生们在日文书的翻译上倾注了无限热情，为国内读者提供了大量的翻译作品，翻译队伍也初具规模。而《和文汉读法》仍然保持着不间断的读者群。兹抄录1902年9月梁启超和读者的一段互动：
问：贵报第九号言读东书有简便之法，惠者一旬，鲁者两月，无不可手一卷而味津津矣。其法若何，乞赐还答。幸甚。（山阴孙邝斋）
答：真通东文，固非易易。至读东书能自索解，则殊不难。鄙人初徂东时，从同学罗君学读东籍。罗君为简法相指授，其后续有自故乡来者，复以此相质，则为草《和文汉读法》以语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间事也。其书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时不解日本文法，伪谬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亲友，不敢问世也。后鄙人西游，学生诸君竟以灾梨枣，今重数版矣，而一复读，尚觉汗颜。顷乞罗君及一二同学重为增补改定，卷末复用此法译东籍十数章以为读例。既将脱稿矣，将与鄙著《东籍月旦》及罗君新著《和文奇字解》合印之，名曰“东学津逮三种”。窃谓苟依此法，不求能文而求能读，则惠者一旬，鲁者两月之语，绝非夸言。印成后更当乞教，今恕不具。（饮冰） [102]
“东学津逮三种”最终未能刊行。梁启超在前往日本的军舰上就开始阅读日本的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并尝试着译成中文。以下是这篇小说开头一段的原文与译文：
晩霞丘ハ慕士頓府東北一里外ニ在リ左ハ海灣ヲ控キ右ハ群丘ニ接シ形勢巍然實ニ咽喉ノ要地ナリ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米國忠義ノ士夜竊ニ此要害ニ占據シ以テ英軍ノ進路ヲ遮ル明朝敵兵水陸合撃甚タ鋭シ米人善ク拒キ再ヒ英軍ヲ破ル敵三タヒ兵ヲ増ス而シテ丘上ノ軍外援兵ナク内硝藥竭キ大將窩連戰歿シ力支フル能ハス卒ニ敵ノ陷ル所トナル後人碑ヲ此處ニ建テ以テ忠死者ノ節ヲ表ス
晚霞丘在慕士顿府东北一里外，左控海湾，右接群丘，形势巍然，实咽喉之要地。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米国忠义之士，乘夜占据此要害，以遮英军进路明朝。敌兵水陆合击，势甚锐，米人善拒，再破英军。敌兵三增，而丘上之军，外则援兵断，内则硝药竭，大将窝连战殁，力不能支，卒为敌所陷。后人建碑此处，以表忠死者之节云。 [103]
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把这样的“汉文调”日文译回汉语对汉文造诣深厚的梁启超来说也许并不太困难。但是能读解《佳人之奇遇》并不意味着能读懂其他用普通“和汉混淆文体”写的新学书。 [104] 20世纪初，日本的学术语言完成了由汉文体向和汉混淆文体的转变，只靠和文汉读法的人也只能在懂与不懂之间徘徊了。 [105]
六 日本途径留给了我们什么？
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作为一个文化上的事件，这表明日本开始摆脱中华文化的窠臼，不再向中国吸取知识；从事情的反面看，中国也没有可以提供给日本的东西了。两年后，黄遵宪完成《日本国志》修改稿，这标志着中国人系统地导入日本知识之开始。中日之间知识的流向发生了逆转。
清政府与日本互换使节以后，访问日本的中国人增多，但是在文字层面接触日本的人并不多。身至其地又读其书的第一人是黄遵宪。在黄遵宪之后，驻日使馆的姚文栋于1883年出版了《琉球地理志》。 [106] 该书由《琉球地理小志》（照日本明治8年官撰地书译出）、《琉球立国始末》、《琉球形势大略》、《冲绳岛总论》（以上三篇译日本人中根淑稿）、《琉球新志自序》（录日本人大槻文彦稿）、 [107] 《琉球志后序》（录日本人重野安绎稿）、《琉球小志补遗》（姚文栋自撰）、《琉球说略》（日本学校教科书）等部分组成，姚文栋对原始材料做了详细的说明，这表明他已经明确地树立了翻译意识。 [108]
尽管黄遵宪早在1881年的翻译实践中就向我们展示了日本文献利用的可能性，但是，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去继续实现这一可能性。在日文中译的历史上，值得特别提起的是距此15年后的《时务报》“东文报译”栏。
汪康年1896年8月创办《时务报》，设“东文报译”栏，正式向中国社会提供来自日本媒体的信息，担任该栏翻译的是日本汉学家古城贞吉。日本人在汉语的语境中完成翻译工作是“东文报译”的一个重要特点。“东文报译”的意义还在于使来自日本的信息获得了与西方信息相等的地位。
1898年秋，百日维新失败，康、梁亡命日本。但是这些政治上的重大挫折却没有减缓“日本途径”开通的速度。继使馆招募13名留日学生之后，大批的中国人东渡日本留学；大量的日本教习在中国的各类学校执教；译自日语的图书占据了出版市场的主要部分，尤其是教科书几乎是日本译本的独家天下。“日本途径”成为引入新知识的主要渠道。在知识的传播上，语言是主要载体，而词汇则是语言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与日常生活方面的知识不同，西方近代新知识主要是借助书面语传播的。留学生口头使用、日本教习的口授最终都需要还原为书面语言。所谓的书面语言，在当时主要有三种主要形式：（1）图书，包含报纸、杂志等；（2）在各类学校中使用的教科书；（3）辞典，包含各类专业术语辞典。伴随着日本途径的开通，大量的日语新词、译词流入汉语。由于日语借词的流入，汉语迅速完成了语言的近代化进程。1903～1904年，中国人已经可以通过汉语接触各种所需要的西方新知识了。在一些新式学校里，采用日本教习和中国译员共同上课的方式，尽管这种传译的精度非常不平衡，但是汉语被用作教学语言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日语借词是借形词，即原封不动地借用原词形。汉字的存在使借形成为可能。借形词不需要像音译词那样挑选汉字进行音转写，因此也就不会由于方言不同造成不同的词形；也不需要像义译词那样花费时间去建构新词。但是，这种便利性是以牺牲词义的准确转移为代价的。就是说，这些日语词原封不动地搬入汉语后，我们无法保证中国的读者也能按照日语中的意义去理解和使用这些词。但是，以汉字形式出现的日语借词使日文书的中译至少在外观形式上成为可能。 [109]
可以说，当时很多日语借词还只是一些“值”尚未确定的符号而已。然而，正是这些符号提供了讨论问题的可能性，借助这套符号，新知识得以呈现在我们面前。符号的实际意义是在使用中逐渐代入的。
辛亥革命的胜利排除了“日本模式”的可能性，明治维新最终没能成为中国的榜样。五四以后，从留学、译书方面看，“日本途径”也渐渐失去了世纪初的兴盛；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夺走了人们对日本乃至日本知识的好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途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可否认“日本途径”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功利性的因素，关于这一点连“日本途径”的首倡者们都直言不讳地予以承认。 [110]
在短暂的兴盛期间，“日本途径”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这是一个需要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探讨的问题。仅从语言的角度来说，通过“日本途径”，汉语得到了数以千计的新词、译词，或者说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中有数以千计的语词，在生成过程中与日语发生过某种关系。这些词语无论在数量还是词义的重要性上，都是其他种类的外来词所无法比拟的。作为近代词汇史研究的课题，我们需要对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做出一个较全面的把握。关于具体词语的考证，刘正埮等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马西尼以及笔者的著作中也有日语借词词源考证的部分。2002年出版的《日本国语大辞典》（增订版）从日语的角度对五百余条汉字新词、译词做了初步的溯源工作。但是，日语借词的全貌还远远没有搞清楚。作为第一步，在《汉语外来词词典》的基础上编辑一本较全面的《日语借词词典》是必要的。
同时，除了词汇史的问题以外，我们还必须面对一个更深层的思考，即近代的新知识是以日语借词为载体引入的。直接利用日本译词，省却了译词制作的时间，但是，势必留下某些日语的影响。如何评价这种影响？任达说：“虽然现在资料并不齐全，然而人们不妨大胆地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词语本身塑造并规限了人或社会的思想世界，在这方面，日本对塑造现代中国的贡献，差不多是无法估量的。” [111]
王彬彬则问道：“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不知这说法，是否能成立？” [112]
笔者无意在此深入讨论所谓“沃尔夫假说”的问题。从语言的本质上看，对于王彬彬的设问，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就像尽管日本使用汉字记录自己的语言，描写世界，但是在日本和世界之间并不隔着中国一样，中国和西方之间也不必永远隔着一个日本。这是因为外来词语在融合进目的语的过程中要进行体系上的调整、重组，每一个词都必须成为词汇体系中的一员。在重组之后的词汇体系中，外来词在意义、用法、价值取向上都反映了本语言的特点。即如汉语中的“自由”“民主”“社会”“个人”等词语所表达的内涵既不完全等于西方的相对概念，也与日本有异。通过检查这种不同之处，我们有可能从中发现在引介西方新概念的过程中中国语境中发生的异化现象及其原因。尤其对那些时代的关键词，这种考察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正是跨学科视角下近代词汇史日语借词研究的意义所在。
[1] 张灏：《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109～125页。而当时最流行说法则是“过渡时代”。
[2] 对于汉语词汇的演变，王力指出：“佛教词汇的输入中国，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王力：《汉语史稿》，第516页。
[3]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634页。柯文列举的第一个原因是传教士本身逐渐与政治问题拉开距离。参见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第12页。
[4]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第12页。
[5]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第7页。
[6] 荒川淸秀『近代日中学術用語の形成と伝播—地理学用語を中心に』。
[7] 內田慶市『近代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触の研究』。
[8] W.H.メドハースト著·加藤知己、倉島節尚（編著）『W.H.メドハースト英和·和英語彙：幕末の日本語研究：複製と研究·索引』三省堂、2000。
[9] 但1858年以后由应思理（Elias B. Inslee）接任主编，出版遂不定期。在《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两刊停刊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外新报》成了传教士唯一的媒体。玛高温曾于1859年访问日本，后述冯桂芬的不正确的日本消息应该来自玛高温。该杂志1858年以前的部分佚失，不见馆藏；1858年以后的部分有日本幕府出版的复刻本可以利用。
[10] 英文名为Progress in Japan，载于《教会新报》1874年8月第1、8、15、22期。
[11] 1872年4月创刊的《申报》，其早期的日本信息来源也主要是西人的报纸、杂志。郑翔贵在分析了1872～1894年的关于日本的报道后指出：“早期《申报》的对日认识，对维新变法思想的产生没有太大的影响。”郑翔贵：《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09页。
[12] 《西学考略》，同文馆聚珍版，第5页下～6页上。
[13]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岳麓书社，1985，第323页。
[14] 19世纪80年代以后，清政府多次派遣官员考察外国，日本也在其中，但是反馈的信息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15]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199页。
[16] 刘学照、方大伦：《清末民初中国人对日观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
[17] 毫无疑问，冯是在为故步自封的老大帝国的改革寻找说服力。恭亲王奕 等上奏的《奏请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疏》（1866，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5页）有“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的话，就是从冯桂芬的议论转化而来的。
[18] 以下引文均据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页码随文标出。另，（ ）内为笔者附注。
[19] 参照本书“新词创造编”第一章。
[20] 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9～34页。当然，1894年上海、北京的官方译书机关已经不能正常发挥作用，马的建议即在这种背景下提出。
[21] 《日本书目志·自序》，《康有为全集》第3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584页。本版全集以下称“上海版”。
[22] 冯桂芬：《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第43～45页。
[23]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9～34页。
[24]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第9～10页。《西国近事汇编》为西文报章的摘译，自1873（同治癸酉）年开始编辑出版，每年一卷。
[25] 《康南海自编年谱》，第11页。
[26] 康有为在《桂学答问》中提及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同文馆等刊行的兵学书和地理、数学、法律等西学书。但《桂学答问》毋宁说反映了康有为所达到的西学境界并不深远。《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版），第52～67页。
[27] 关于19世纪80年代前中国出版的汉译西书的详细情况，可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2期。
[28] 《康南海自编年谱》，第14页。
[29] 康有为：《代杨深秀奏片》（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第446页。
[30] 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2期。
[31] 康有为：《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折》（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奏稿》，亦见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47～49页。该折疑为康有为流亡期间改写的，见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67页。
[32]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38页。
[33] 《日本书目志·自序》，《康有为全集》第3集（上海版），第585页。
[34] 《饮冰室文集之二》，亦见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52～53页。
[35] 《日本书目志·自序》，《康有为全集》第3集（上海版），第584页。
[36] 关于西方的信息，虽然也不是国人主动地去获取，但是有传教士代劳。而日本方面，自己不去获取就一切无从谈起了。
[37] 《使日何如璋等奏分设驻日本各埠理事折》（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清季外交史料全书》（6），学苑出版社，1999，第1020～1021页。亦参见容应萸《戊戌维新与清末日本留学政策的成立》，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311～327页。“通事”一般指口语翻译，书面语能力较差，所以有“只得”之说。
[38]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在日所招东文学生毕业后应如何待遇片》（光绪十年七月初五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亦参见容应萸前引论文。
[39] 参见本书“词汇交流编”第二章。
[40] 柳原前光在上海购买图书等可参见陳力衛『和製漢語の形成とその展開』、285～304頁。遣欧使团经过香港时前往英华书院购买《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等杂志，参见沈国威（編著）『「六合叢談」（1857-58）の学際的研究』白帝社、1999、38頁。日本向中国订购进口汉译西书的情况，参见沈国威、內田慶市（編著）『近代啓蒙の足跡：東西文化交流と言語接触：「智環啓蒙塾課初歩」の研究』。
[41] 编纂《日本国志》的黄遵宪，其故居的藏书中亦仅有日本汉籍数种，而没有新学内容的书。尽管不能完全排除逸散、丢失的可能性，但是黄购入的新学书不多恐怕是事实。上垣外憲一「黄遵憲記念館所蔵の日本漢籍について」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編）『中国に伝存の日本関係典籍と文化財』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02。
[42] 《戊戌奏稿》，《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11册，第732页。
[43]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第570～572页。黄彰健指出，这个奏稿是康有为戊戌政变以后伪托的，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所谓的“伪”折反映了康早已形成的某些观点、主张。
[44] 自序未署日期，但是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5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历1897年11月15日）上发表了《读〈日本书目志〉后》，其中引述了康有为的自序。据此可以判定康有为自序的完成早于上述日期。
[45] 《康有为全集》第1集（上海版），第360页。
[46] 康有为在《桂学答问》中提及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1888），表明他很注意日本的情况。
[47] 如《强学会序》（1895年11月）、《上海强学分会序》（1895年11月），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34～44页。
[48] 关于康有为由“托古改制”转变为“日本模式”的时间问题，可参阅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1988，第269～275页。
[49] 坂出祥伸「戊戌変法期における康有為の明治維新論」『關西大學文學論集』41巻4号、1992年。该文后收入坂出祥伸『中国近代の思想と科学 改訂増補』朋友書店、2001、579～593頁。另孔祥吉指出：“《日本书目志》是研究康有为变法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但往往不为人们所注意。”又说：“《日本书目志》的按语中，包括了康有为许多重要的变法思想，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包含的内容至为丰富，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第371～374页。村田雄二郎「康有為と『東学』—『日本書目誌』をめぐって」『外国語科研究纪要』40巻5号、1992年。
[50] 《康南海自编年谱》，第33、36页。
[51] 关于该书的刊行时间诸说纷纭。坂出祥伸将刊行时间考订为1898年秋（见前注坂出论文），但是据《康有为全集》第3集（上海版）的“编校说明”考证，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三十日《申报》的大同译书局新出各书的广告中，列有《日本书目志》，可知，春季既已刊行。张伯桢编《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见“《日本书目考》，丁酉印于上海，戊戌八月、庚子正月，两奉伪旨毁板”（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41页）。孙家鼐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的奏折中说“查康有为编成……《日本书目志》，业已进呈御览。”（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5页）该书的“自序”在1897年秋季前已经在《时务报》同人之间传阅［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5册（1897年11月5日）上发表《读〈日本书目志〉书后》，文中大段引用康有为自序中的话］。以上种种情况都说明《日本书目志》的刊行时间应在1897年末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本节使用《康有为全集》第3集（上海版），引用页码据此，并参校《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宏业书局有限公司1987年影印版）。
[52] 购买日本书的情况参见本书“词汇交流编”第二章。
[53] 坂出祥伸『中国近代の思想と科学 改訂増補』、588頁。
[54] 但是怎样评价《日本书目志》所起的作用，我们还需要做谨慎的分析。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的“提要”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康有为是否真的购入了如他所说的大量的日本书，他是否阅读过这些书。因为提要的内容往往与所论的图书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康有为对书名望文生义，借以发挥自己一系列关于变法、改革的主张而已。另外，《日本书目志》刊行后马上被毁版，流传不广，似乎影响有限。尽管如此，《日本书目志》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日本图书的详细情况，尤其是按照日本书肆图书目录的分类方式编排的该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知识分科体系。《日本书目志》无疑对翻译日本书起到了推动作用。
[55] 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47～49页。
[56] 该文公开是1911年，但应该认为所表达的意图在写作时业已形成。
[57]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44～49页。
[58] 《改译书局为译书官局折》，张静卢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51页。
[59] 《户部员外郎恩裕片》，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8～459页。当然，反对向日本学习只是借口，恩裕所反对的是一切外来的知识。而严复则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一文中指出：“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固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今之所为，何以异此。”（《外交报》1902年第9～10期，王轼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61页）。
[60] 梁启超在1899年的《论学日本文之益》中针对“日本之学从欧洲来耳，而欧学之最近而最精者，多未能流入日本。且既经重译，失真亦多”的责难，反驳说“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不无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但梁的反驳显得苍白无力。
[61] 张之洞在《劝学篇·游学第二》中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72～73页）又说：“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劝学篇·广译第五》，第86页）
[62] 康有为：《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折》，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47～49页。
[63] 坂出祥伸『中国近代の思想と科学 改訂増補』588頁。
[64] 这一点从康的“若产婆学，尤关生理之本”（第620页）表述中亦可看出。
[65] 化学书中有汉译西书一册，即嘉约翰的《化学初阶》。
[66] 坂出祥伸『中国近代の思想と科学 改訂増補』596～603頁。亦参照后文。
[67] 地质学类书中有江南制造总局出版的《地学浅释》的日文训点本（乙骨太郎、久保田乙成训点，一册，一元）。
[68] 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译，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1885年刊行。原本为Political Economy （1852），因此不能算作历史书。
[69] 《日本政治年鉴》第二回，一册，荒井泰次编辑，一元五角。该书在其他卷亦有提及。
[70] 康有为称蒸汽机的发明家为“华忒”，这是传教士的译法。由此可知这部分知识来自汉译西书。
[71] “相场”是“牙刽场”转讹以后的假借字。
[72] 少数书店还有洋书，即外文书一类。另，承蒙神户松荫女子学院大学青木稔弥先生惠借明治末、大正、昭和初（1890～1930）书店图书目录数种，在此谨致衷心感谢。
[73] 王宝平最新的研究确认《日本书目志》是依据日本1893年7月出版的《书籍总目录》改编而成的。参见王宝平《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出典考》，『汲古』57号、2010年。
[74] 参见本书“词汇交流编”第二章。
[75] 康有为认为日语数月可通，梁启超亦有过类似的说法，是否受到了康的影响不得而知。当然这只是康的错觉。即使明治期的用“汉文调”写的文章，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准确无误地读懂。
[76] 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第155页。
[77] 马洪林：《康有为大传》，第155页。
[78] 汤志均：《再论康有为与今文经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79] 吴国盛：《科学与人文》，北大科技哲学网站，http：//www.phil.pku.edu.cn/post/。末次登录2009年10月。
[80] 章启群：《中国美术研究的学术性问题》，北大哲学论坛，http：//www.phil.pku.edu.cn/forum/。末次登录2009年10月。
[81] 陶世龙：《科学：精神的武装—对科普创作的再认识》，《科普创作》1991年第1期，http：//sltao.home.sohu.com/slkj005.htm。末次登录2007年1月。
[82] 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83]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3～1954，第3～8页。
[8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页。
[8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277页。
[86] 刊载于《时务报》第21册，1897年3月23日。
[87] 梁启超：《新民说》第11节“论进步”，《新民丛报》第10号，1902年，第1页。
[88] 铃木修次说：“在中国首次使用日本的进化论术语讲解进化论的，是光绪二十二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连载的《变法通议》。”铃木所指的日本术语即“优胜劣败”“自然淘汰”“生存相竞”等。但是在《变法通议》中使用上述术语的《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两篇是梁启超亡命日本以后的作品，分别刊载于《清议报》第1、2、4册上，而不是在上海出版的《时务报》。
[89] 这些知识都是从古城那里得到的。吴品珩致汪康年函中见“东洋学堂今日最盛，并拟求古城氏开示大学、小学章程，以资采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342页。《时务报》第51册（1898年2月21日）的《时务报馆印售书报价目》中登载有古城译出的《日本学校章程三种》。
[90] 《论师范》，《时务报》第15册，1896年12月25日。
[91] 《论女学》，《时务报》第25册，1897年5月2日。
[92] 《时务报》第23册，1897年4月12日。
[93] 《时务报》第33册，1897年7月20日。
[94] 康有为对译日本书极为重视，又有紧迫感。同时，他又把译日本书一事看得太简单，认为数年间可尽译之。但是大同译书局成立一年多，并没有日本书翻译出版。
[9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1页。
[96] 初版署“森本藤吉”。1885年用日文写成，鼓吹大亚细亚主义。后为了方便朝鲜的读者改用汉文。
[97] 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第448页。
[98]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8～10页。
[99] 沈国威：《关于和文奇字解类资料》，『或問』14号、2008年。
[100] 因为康有为离开日本启程赴欧洲是在1898年3月22日。《康南海自编年谱》，第71页。
[10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71页。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也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册，中华书局，2015，第185页。
[102] 《新民丛报》第15号，1902年，第94～95页。
[103] 《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
[104] 郭嵩焘在听日本公使上野景范介绍日本邮政情况时说“大率日本国文兼汉文释之，文义尤难明晓”。（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62页）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序中说“（维新以后的日本职制章程、条教号令）概用和文/即日本文以汉字及日本字联缀而成者/”（//中为夹注）。
[105] 《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载《日本领事改用日文之原因》，全文如下：“李柳溪星为商允日外务省阻止日领改用东文一事，电复外务部，称前奉函即商日外务省，顷始得复。据言，上年各日领会议，谓近来日人能作汉文者锐减，各领事馆不尽有能汉文之人，深形不便，因请改用日文。查甲午以后所订条约既无配送汉文之条，故即饬知照办。此系实情，并无他意。现中国官吏既以为不便，暂可通融办理。应由各地方官经商日领，所用公牍暂写配送汉文，以免有误会之处，并望中国多造译才。已通饬各日领等语。当由外务部备文照会日使，并转行各省督抚及各海关道一体遵照矣。”这从侧面透露了日本汉文教育日渐式微、和文日益普遍的情况。
[106] 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本。下文括号中的文字是姚的原文。
[107] 原文为汉文，故姚文栋曰“录”，下同。
[108] 顾厚焜在《日本新政考·例言》中写道：“日书半用汉文，半用本国文。其用汉文书又复文义倒置。日文错杂，骤阅颇难明晰。是编考订字义则赖同理王茂才、肇摒当其事，办正文法，则借翻译沈生忠铭金生城山之力居多。”首次给出了翻译人员的名字。
[109]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刑法志》就是一个例子。大量的法律名称、官职名等未经翻译直接使用。当然，我们也无法期待当时的读者能够真正理解其内容。参见本书“词汇交流编”第一章。
[110] 例如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自序》、梁启超的《论学日本文之益》《东籍月旦》等。
[111]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第138页。
[112] 王彬彬：《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上海文学》随笔精品第二辑“守望灵魂”（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