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化学”
——新译名的诞生
关于译名“化学”的成立，迄今为止科学史研究领域曾有过多次考察，并得出了“化学”系中国制的译词，于幕府末年（1850～1860）传入日本的结论。 [1] 但是，在近代词汇史研究中（无论中日），还没有专门讨论“化学”得以成立、普及、定型的文章。本章以已有的科学史研究成果为出发点，将译词“化学”放在以上海墨海书馆、《六合丛谈》为舞台展开的19世纪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从译词创制、语言接触、词汇交流的角度，对译名“化学”诞生的历程加以梳理。
对于外来的文物，使用汉字进行命名，常常会给该文物的接受、普及带来重大的影响，“化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关于“化学”一词的词汇史描述，将对汉字文化圈近代汉字学术用语的产生、交流及汉字文化圈域内共享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这也是本章选择“化学”加以考察的原因。
一 中国的“化学”
（一）“化学”诞生之前
关于16世纪末来华耶稣会士们是否带来了西方近代的化学知识这一问题，化学史家袁翰青曾指出：
曾经有些历史学家这样说，近代的科学是在明朝末年传来我国的。就天文、数学等等来说当然是正确的，可是就化学来说，就不是那样了。……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以及十八世纪前期，化学可还没有建立成为一门近代科学。所以近代化学的传入我国，不可能归之于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士。 [2]
耶稣会士在他们的著述中介绍了四元素学说，以及阿拉伯的金属、水银、硫黄学说等近代之前的化学知识，但是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远不如天文学、数学那样强烈。当时在欧洲，chemistry也还没有成为学科的名称，所以也不存在将其译成中文的问题。近代化学知识的传来尚须等待新教传教士的东来。
19世纪初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们，通过实践认识到，要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必须破除人们的迷信观念。为此他们计划出版一批有关世界地理、历史和其他自然科学的通俗读物。但是，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拟议中的科学启蒙图书实际出版的只有伦敦会传教医生合信的《全体新论》等极少的几种。合信的《全体新论》是把欧洲17世纪以后的近代解剖学、生理学知识介绍给中国的第一本书，在当时受到极大的欢迎。但是该书里没有关于化学的记述。另一本作为英语教材编写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包含了丰富的科学常识的内容，然而关于化学，只有第166课“物质可以细分”，该书里也没有使用“化学”一词。这一时期的著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合信在广州完成，并先后在广州和上海出版的《博物新编》。该书里尽管没有使用“化学”或类似的词语，但是介绍了“养气”“淡气”“轻气”“炭气”等的性质和制造方法，还涉及了“磺强水”“硝强水”等无机酸类。 [3] 日本化学史家岛尾永康指出：
在此之前明清两代的关于强水的记述，都没有涉及其种类。《博物新编》首次提示了“硝强水”（或称火硝油，现称硝酸）、“磺强水”（或称火黄油，现称硫酸）、“盐强水”（现称盐酸）等无机酸的命名法。“硝强水”“磺强水”“盐强水”等名称还为1870年以后的化学译籍所采用。 [4]
袁翰青则指出：磺强水等是广东一带的名称，外国商人等为了自用或商用带进中国后，和外国人交往的中国商人、水手、仆人等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化学物质。而关于这些化学物质的命名，袁翰青进一步说：
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工人和商人开始认识一些化学物质并且替它们取了中文名称……为什么这样推测呢？我们可以从早期的译名上看出一点线索。明末清初传教士的科学译名是靠知识分子帮助的，所以一般译名都“文雅”，如像“天步”“坤舆”“格致”等等。至于初期的化学译名却相当通俗，如像磺强水、硝强水、盐强水以及养气（或生气）之类，都不像是知识分子想出来的。这些名词极可能是从群众中产生出来的。 [5]
如果袁翰青所说的“群众”是“非专门家”意思的话，那么，“化学”的命名与此有着极其相似之处。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与一般民众无涉的19世纪中叶外语辞典中的情况。
Chemist 丹家（马礼逊：《英华字典》，1822）
Chemist 丹家（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1844）
Chemist 烧炼的，炼用的，炼药的，丹家，制炼家（麦都思：《英华字典》，1847～1848）
Chemistry 丹灶之事，炼用法（麦都思：《英华字典》，1847～1848）
马礼逊和卫三畏的辞典没有收录chemistry，而chemist则被译作“丹家”，西方的化学被与中国道教的炼丹术联系在一起。可以推断，辞典的编纂者对近代化学并没有较多的知识。而麦都思的辞典，尽管收录了chemistry，但同样是从炼丹术的角度来解释词义的。译词中“炼”字是麦都思独特的译法，应该给予注意。在这些辞典之后，同样在广东编纂的辞典还有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66～1869）。该辞典的情况如下：
Chemica，pertaining to chemistry 炼法的，炼的，制炼的，物质理的
Chemist，a person versed in chemistry 炼法者，炼物者，炼法师，制炼法者
Chemistry被用于语义的解释，但是没有单独作为词条列出来。像《英华字典》这样的大部头辞典，不收chemistry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6] 与麦都思的辞典相比，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从译词中删去了“丹家，丹灶之事”，而“炼”字则成为所有译词的构成语素。从“物质理的”这一新译法中可以看出，罗存德似乎想以此来表达自己对chemistry独特的理解。其实，罗存德在这部辞典中显示了对化学的特殊关心。关于罗存德对化学元素的命名，我们在本书“新词创造编”第二章中已经做了专门的讨论，此不赘述。这与其说反映了罗氏的化学观，毋宁说是他对不同文化的接触、融合所持的基本态度，这与罗氏在中国布道的立场也是一致的。 [7]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罗存德过多地迁就了中国的传统。关于罗氏的化学观，我们将在下面再讨论。
（二）“化学”的首见书证
日本学者坂出祥伸最先指出“化学”一词首见于上海出版的综合杂志《六合丛谈》。 [8] 坂出从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藏的和刻版《官版六合丛谈删定本》中检出三处五例“化学”。此后，日本的学术界一般将《六合丛谈》上的例子认作“化学”一词的首见书证。
而在中国，直至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化学”一词的来龙去脉还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 [9] 1981年，潘吉星发表论文《谈“化学”一词在中国和日本的由来》。 [10] 这是第一篇涉及“化学”词源以及该词在中日间交流的汉语论文。潘吉星根据日本的研究成果，指出《六合丛谈》使用了“化学”，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新发现：《格物探原》（韦廉臣）卷三第一章第一页中有“化学”的使用例。潘氏使用的是《格物探原》1880年的刊本，但认定该书刊于1856年。据此，潘吉星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化学”一词《格物探原》首出，《六合丛谈》亦见，并被冯桂芬用于《校邠庐抗议》（1861年成书），其后在中国普及，同时传入日本。与潘吉星的论文时间相同，袁翰青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11]
此后，潘吉星又于1984年写了一篇英语论文“Some New Materials about the Early Use of the Words化学and植物”，投给日本的《科学史研究》，并于第二年译成日语刊登在该杂志上。 [12] 这篇论文的内容和前一篇大致相同，只是对《格物探原》的刊年有了进一步讨论。因为在前稿中，潘氏对《格物探原》刊年没有进行论证。关于这一点袁翰青的论文也是一样。潘吉星在后一篇论文中说，《格物探原》初版虽然没有标明刊年，但是，韦廉臣投给《六合丛谈》的《真道实证》内容与《格物探原》完全相同，可以认为后者是前者的改订增补版。尽管韦廉臣在《真道实证》中没有使用“化学”一词，但是，他在1857年底回英国养病之前，完成了《格物探原》，并付诸出版。该书最迟于1858年问世。潘吉星似乎认为《真道实证》在增补改订为《格物探原》时加入了“化学”。对于韦廉臣于1857年或1858年完成《格物探原》的说法，潘吉星仍然没有给出证据。但他是第一个把《格物探原》和《真道实证》联系到一起的学者。然而，《真道实证》和《格物探原》并不像潘吉星所说的那样内容完全一样，不能简单地看作增补改订的关系。 [13] 《真道实证》是在《六合丛谈》第二号至第十一号上连载的传教文章（第六号未刊登），每一期有类似于“上帝必有”“上帝非太极”等的宗教性小标题。在第二号的“上帝必有”和第五号的“上帝惟一不能有二”中，著者分别介绍了化学和动物学的知识。而《格物探原》的刊行不是在1857年或1858年，而是在1876年。 [14] 该书的初版就已经是三卷一百八十一张对开页的大部头了。《六合丛谈》卷一第二号“真道实证 上帝必有”的化学部分被编入《格物探原》首卷“论物质”第一章中，但是《真道实证》的四页四行以下被删除。 [15] 该部分是关于水、硫黄酸、钙化合物合成的说明。在《格物探原》中使用了“化学”的是《真道实证》中所没有的“论元质”第一章，韦廉臣在这里把原子译成“微渺”。他在举例说明了原子的“配合”之后，做了如下的总结性说明：
读化学一书，可悉其事，故此微渺，有类于砖石，能建屋宇。 [16]
所谓的“化学一书”显然不是指外文原著，而是指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处出版的数种冠以“化学”书名的中文译著之类（详后）。其证据是《真道实证》中的金属性元素并没有都加上金字旁，而《格物探原》的元素名与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化学鉴原》一致，使用了新造的带金字旁的字。
就“化学”的首例书证提出新见解的是台湾大学化学系教授刘广定。 [17] 刘广定指出：汉语的“化学”一词是1854年由李善兰与英人艾约瑟创制，并用于两人合译的《重学》第十九卷中；《重学》一书译稿完成于1854年，但是刊行一再拖延，所以最先公开使用“化学”的是《六合丛谈》。
其后，刘广定在王韬咸丰五年二月十四日（1855年3月31日）的日记中找到了更早使用“化学”的例子。这一发现使刘广定于1992年再次发表论文《中文“化学”源起再考》，对前论文的结论做了如下的修正：1854年译完的《重学》仅十七卷，行世的二十卷本，包括使用了“化学”的卷十九在内的后三卷的完成时期无法确定。但是，根据王韬日记中的例子，“‘化学’一词最晚乃在清文宗咸丰四年（1854）由上海墨海书馆中之华洋学者所制定，不一定只是李善兰与艾约瑟两人”。 [18] 刘广定发现的王韬日记中的例子，是现在我们能确认的最早的“化学”用例。 [19]
另外，丁韪良在其《格物入门》的重订增补版卷头序言中说：
至化学一卷，当是编之初创也，中国唯有丹家之论，尚无化学之名，其名创于是编，流传至今。（《重增格物入门·自序》，1900）
“初创”云云并非事实，但是关于“化学”一词早期的使用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三）具体用例的探讨
包含“化学”用例的王韬日记，现存台湾中研院历史研究所，尚未公开。根据刘广定论文中所附的影印件，当天日记的全文如下：
十有四日丁未
是晨郁泰峰来，同诣各园游玩，戴君特出奇器，盛水于杯，交相注易，顿复变色，名曰化学，想系磺强水所制。又出显微镜相视，一发之细几粗如拇指，皎白有光，呈巧献能，各臻其妙，洵奇观也。
巳刻，麦公往龙华，予得赋闲，同星垣、芷卿舍弟诣城中游览。往城西顾舍啜茗。薄暮往潞斋旅室访雨耕，适值他出，静坐俟之。雨耕、星垣、潞斋自黄垆归，已更余矣。予闲话片晷，即刻别出，月色甚佳，步之而返。 [20]
是日一早，友人郁泰峰来看王韬，王韬带领他在墨海书馆周围参观， [21] 顺便来到了“戴君”的住处。戴君特意拿出奇特的容器，为来访的王韬等人做液体变色的表演，并告知这是“化学”。王韬猜测这在“化学”的名义下发生的变色现象，乃是磺强水所为。从“想系磺强水所制”的文字中可知，王韬对硫酸的性质等有一定的知识。 [22]
笔者检索了王韬1854年至1855年的日记，“化学”仅此一例。日记的读者极有限。从词语推广﹑普及的角度看，《六合丛谈》的例子无疑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六合丛谈》共刊行15期，其中使用了“化学”11例，“化学力”1例。下面我们分别来探讨一下这些例子（1-1b-4意为杂志的第1卷第1号第1页下第4行。第2卷第1、2号表示为14、15）。
（1）请略举其纲，一为化学，言物各有质，自能变化。精识之士，条分缕析，知有六十四元，此物未成之质也。（“小引”，1-1b-4，咸丰七年正月）
（2）（波斯遣公使）参赞正副二员、译官大小二员、博士正副二员、缮写大小二员、习医者二员、明化学者一员，其余更有二十六人。（《泰西近事述略》，4-13a-3，咸丰七年四月）
（3）法兰西有博学之士三人……在法之海滨，取水十五升，以二法试之，一用化学恒法试验，即见有银。（《物中有银质说》，9-10b-3，咸丰七年八月）
（4）案化学，言天地万物中，莫不有银，此之谓银世界。（《物中有银质说》，9-11a-5，咸丰七年八月）
（5）天地万物一切力，大率相联属，如重学之力，令诸点相挤相摩，又电气遇阻，及光蚀尽。化学中之变化，俱能生热，世间诸力，如此相生者恐尚多。（《英格致大公会会议》，11-12a-2，咸丰七年十月）
（6）一，论化学，言近新得一物，其宝贵如金刚石，金刚石有二物同质，而皆寻常物也。此物亦有二物同质，而皆为寻常物。（《英格致大公会会议》，11-12a-12，咸丰七年十月）
（7）按化学之力，与重学之力不同，盖万物之质，能自然变化者，谓化学之力，能强加于他物者，谓重学之力，两者以是别之。（《英格致大公会会议》，11-12b-8，咸丰七年十月）
（8）凡物用力与动推其理，名曰重学。重学中之力，与化学中之力异。重学之力加于质体，不能令本质变化，化学之力，则能变化本质也。如青石或用硾击，或用水冲，可令碎为粉，然本质不变，此重学之力也；若用磺强水令化为粉，则本质尽变，此化学之力也。（《重学浅说》，14-10a-2、3、5，咸丰八年正月）
（9）凡重学力，不能变化诸质，与化学力之功效异。重学力之功效，能令体质移动，能变体之形状及方位。（《重学浅说》，15-20b-10，咸丰八年五月）
第1号的“小引”（创刊词）中的例子是杂志主笔伟烈亚力对近代“化学”做的简单介绍：物各自有不同的质，能自行变化，博学之士经过分析，知道这些质可以分为64种不同的元（即元素），这是构成物的质（“此物未成之质也”）。 [23] 同时，伟氏对地质学做了如下介绍：“一为察地之学。地中泥沙与石，各有层累，积无数年岁而成，细为推究，皆分先后，人类未生之际，鸿蒙甫辟之时，观此朗如明鉴，此物已成之质也。”“此物已成之质也”与上文相对应，伟氏明显意识到两种性质不同的“变化”。当然，为伦敦会工作的伟烈亚力并非要向中国的读者介绍进化论的新学说，而是要阐明“凡此地球中生成之庶汇，由于上帝所造，而考察之名理，亦由于上帝所畀，故当敬事上帝，知其聪明权力，无限无量，盖明其末，必探其本，穷其流，必溯其源也”的道理。除了上述两学外，在“小引”中伟氏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其他学科：鸟兽草木之学、测天之学、电气之学、重学、视听诸学。 [24] 在这里有两点应引起注意，第一，化学列于诸学之首；第二，具有单词形式的学科名称只有“化学”和“重学”。刘广定说“至迟在咸丰四年（1854）墨海书馆之中外学者已拟定各学科名称之中文翻译名词”，恐非事实。
第二例是伊朗（波斯）代表团访问法国的报道。随员中有“明化学者一员”。除了精通化学的随员以外，还有博士两人、习医者两人，估计一行是去法国进行科学考察。
第三、四例是《物中有银质说》一文中的例子。这是一篇科普性的文章，向中国读者介绍法国的科学家先用“化学恒法”证明了海水中有银，然后蒸发海水，用铅将海水盐中的银分离、提取出来。这里的“化学恒法”相当于化学分析法。执笔者在文章的末尾说，根据化学的观点，天地万物之中都存在着银。这用今天的科学常识来看已属夸大，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更无异于西洋的炼金术。
第五、六、七例见于英国科学促进会（BAAS）第27届大会的报道。 [25] 在这里作者谈到了各种力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重学之力”和“化学之力”被称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也许是作者感到词不达意，又在文章末尾加按语，对重学之力和化学之力的不同之处加以进一步阐明（例7）。能自然变化的力为化学之力，能施于他物的力为重学之力，这种试图对两者差异给予明确说明的努力，还是首次。关于重学之力的说明倒也能令人肯定，但是，将化学之力解释为自然变化之力，却有一点不得要领。第六例是对化学新发现做的介绍。
第八、九例取自1858年第2卷第1、2号连载的《重学浅说》。作者在这里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重学之力和化学之力的不同之处，能否给物质造成质的变化是两者最根本的不同点。八耳俊文指出，《重学浅说》是《詹布鲁斯百科全书》第3版Mechanics-Machinery条的翻译。在原著中，引征chemistry只不过是为了更加准确地界定mechanics的意义。但是，由于在中国“化学”的概念尚不为人知，所以伟烈亚力只好以更明确的形式，同时界定、说明了“重学”和“化学”这两个概念。 [26] 至此，“化学”一词在出现于第1号“小引”中一年以后，词义的解释日臻完善。
（四）“化学”的创造者
那么，谁是“化学”的创造者呢？《六合丛谈》中使用“化学”一词的文章，包括后来出了单行本的《重学浅说》，都没有署名。事隔十年，伟烈亚力将单行本的《重学浅说》归入自己的著作。在坂出祥伸论文以后，《六合丛谈》中其他未署名的文章，均出于杂志主笔伟烈亚力之手似乎已成定论。因此，在八耳俊文1994年的一个学术报告之前，“化学”一词顺理成章地被看作伟烈亚力的创作。在该学术报告中，八耳俊文指出：《六合丛谈》的创刊号不加说明地使用了“化学”，而香港的英华书院1853年8月至1856年5月发行的《遐迩贯珍》杂志中却找不见“化学”的踪迹。 [27] 据此可推断，新词“化学”是由在上海进行科学启蒙活动的传教士们（上海群体）于19世纪50年代后半期创制的。
八耳俊文在得知岛尾永康发现了王韬日记中的“化学”用例之后，又进一步指出：可以推断王韬与《六合丛谈》文章中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 [28]
同时，如前述，刘广定最初认为“化学”由李善兰和艾约瑟共同创制，但是公开刊行《六合丛谈》在先。在1992年的论文中，刘广定对自己先前的结论做了修正，即“化学”最迟于1854年由墨海书馆的中西人士创制，具体造词者不明。
如此，一般认为“化学”一词创制于墨海书馆，其中心人物是伟烈亚力和王韬。但是，仔细分析一下王韬的日记，我们对王韬在墨海书馆创制“化学”一说不得不表示怀疑。下面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王韬日记中关于“化学”的那段文字：
是晨郁泰峰来，同诣各园游玩，戴君特出奇器，盛水于杯，交相注易，顿复变色，名曰化学，想系磺强水所制。
用“化学”来指称液体的变色现象，与今天的语感颇不相符。而且从“名曰化学”以下的文字，我们可以知道，王韬看出了液体变色是硫酸在起作用，但对探索这种现象的学问的名称却是第一次言及。据此看来，“化学”一词，或者为王韬根据日记中的人物“戴君”的说明当场想出来的，或者是“戴君”告诉他的，两者必居其一。然而如果是前者，王韬似乎应该说“名之曰化学”，或加以详细的说明；判定为后者是更自然的解释。 [29] 然而如果不是王韬事先已经知道的词，那么，很大程度上也不可能是墨海书馆其他传教士造的词。因为众所周知，王韬是墨海书馆中帮助传教士润色文章的核心人物，对“化学”这样重要的译名没有耳闻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可以断定，日记中的“戴君”是“化学”一词诞生的关键人物。那么这个“戴君”究竟是谁？除了“化学”一例外，1854～1855年的日记中，“戴”姓人物还出现过两次，均为1854年秋季。我们有理由断定三处的“戴”应为同一人物。
潘氏旧宅近于北城，是日有红巾四五十辈，至其宅取物，其仆奔告予，特同英人戴君驱逐之，暮往潘氏室。（咸丰四年八月十二日戊申）
至牧师戴雅各布斋中，午后研耕来舍，特沽数簋留伊小啜，薄暮造其斋中，亦留夜饭，归已更余。（咸丰四年九月二十日丙戌）
日记告诉我们，咸丰四年八月十二日（1854年10月3日），位于北城附近的潘氏旧宅来了四五十个小刀会（红巾）的人抢掠财物，接到仆人的报告后，王韬和英国人“戴君”跑去将这些人赶走。抢掠事件后月余，即同年九月二十日（11月10日），王韬登门拜访了牧师戴雅各布。由此可知“戴君”即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哈佛大学的抄本误为“戴雅谷”）。关于戴德生，其儿子、儿媳（Dr. and Mrs. Howard）留下了一部厚厚的传记Hudson Taylor in Early Years：The Growth of a Soul 。该书笔者附近的图书馆不藏，在此仅根据日语简译本 [30] 以及顾长声的研究， [31] 来描绘一下戴德生初到上海的日子，从中搜寻“化学”诞生的线索。
戴德生是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创始人，在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教史上颇具影响。戴德生1832年5月21日生于英国约克郡，父亲是药房的老板，具有深厚的化学和药学知识。他读了麦都思的中国传教图书后，了解到开设医院、为民众治病是在中国开拓传教事业的有效方法，于是一边帮助父亲经营药房，一边自学医学、药学，还曾去医院做医疗助手。他虽然没有经过专门的学习，但是具有化学、医学、药学的基本知识。受中国福音传教协会的派遣，他于1854年3月1日到达上海。其时正值小刀会占领了上海县城，在混乱中戴德生没能和中国福音会的人联系上，只好求助于伦敦传教会，在麦都思、艾约瑟、雒魏林等人的帮助下，开始传教活动。戴德生在找到房子前寄居在雒魏林家，估计在这段时间与王韬等结识。后来，他在北门附近找到了房子，于8月30日搬了进去。传记中没有说明明确地点，估计是王韬的朋友潘研耕的旧宅。王韬日记中也提到的潘氏旧宅位于北门附近，是小刀会与清军的战斗地区，非常危险。戴德生给中国福音会的信函中说：
最近两个晚上，接连枪弹从我住的屋顶飞过，打穿了屋顶。如果命中，我可能已经死于非命了。 [32]
为了安全，戴德生于11月25日迁回墨海书馆附近避难。就是说，戴德生8月30日至11月25日（农历闰七月至九月）的近三个月里在北门附近生活，咸丰四年八月十二日（10月3日）王韬日记中记录的事件，发生于戴德生写报告书的第二天。在潘氏旧宅的近三个月里，戴德生招集了几十名孩子开设日间学校，先生是一位姓许的基督徒。 [33] 不难想象为了引起包括学生在内的中国人的兴趣，戴德生为他们做了类似给王韬等人观看的化学实验，其中极有可能包括照相术。 [34] “化学”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的译名。这里有一个事实应格外引起注意，即从王韬日记的“想系磺强水所制”中可知，戴德生并没有告诉王韬实验所使用的药品名称。王韬猜测造成液体变色的药品是“磺强水”。“磺强水”是广东的名称，而刚到上海一年多的戴德生，显然还不知道这种药品的中国名，他周围的人也没有告诉他。
在这里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到1855年墨海书馆还没有为chemistry准备好译名。墨海书馆是麦都思创立的伦敦传教会的出版机关，该馆从1844年开始出版基督教传教方面的书籍，但是科学启蒙性的书则要等到近十年后的《数学启蒙》（1853）面世。熊月之指出：
从1844年到1860年，墨海书馆共出版各种书刊171种，属于基督教义、教史、教诗、教礼等宗教内容的138种，占总数80.7%；属于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历史等科学知识方面的33种，占总数19.3%。从时间上看，从1851年以后，才陆续有些科学知识书刊出版。这时，正是麦都思、施敦力约翰、美魏茶等人翻译《圣经》告一段落以后。 [35]
作为教会的出版机构，优先出版传教书籍本不足怪。需要指出的是麦都思并非没有认识到科学启蒙书籍的重要性，他本人亦在自己主持的月刊杂志《遐迩贯珍》上积极转载合信的《全体新论》，刊登其他科普性文章。关于墨海书馆为什么在其近二十年的活动期间内，没能有系统地出版科学书籍，本章无法深入展开讨论，在这里只想指出两点：一是中国人助手力量不足，虽然有王韬、李善兰等人，终是少数；二是由于小刀会动乱和太平天国军进攻上海的威胁，墨海书馆没有一个安定的译书环境。特别是1860年以后，中国文人、西方教士相继离馆而去，墨海书馆便名存实亡了。
麦都思回国后的1856～1860年短暂的安定时期，墨海书馆相继翻译并出版了一批科学启蒙书。同时在编辑《六合丛谈》的过程中，亦需要制定西方近代诸学科的中文名词。这时伟烈亚力通过王韬了解到并采用了在戴德生那里诞生的“化学”，同时给予了新的解释。这就是笔者拟构的译名“化学”的成立过程。
（五）译名“化学”的理据
现代语言学告诉我们，语言的形式与意义的关系是任意的。但是在思考近代创制的新译名时，其命名的方式、译名成立之理据，并不是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尽管今天人们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再去追索其命名的理据了。但是，例如“电气”一词毫无疑问反映了19世纪中国人对自然界的认知方法。“化学”也是一样。那么，造词者是怎样把chemistry的意义反映到“化学”这一词形中去的呢？至19世纪中叶止，人们对chemistry有两种理解方式：
第一，作为中世纪的炼金术的遗产，将chemistry理解成“变换（化）之学”；
第二，随着分子、原子理论的建立，将chemistry理解成分离、化合之学。
无疑，后者更符合近代化学的内涵，但是，“化学”是根据前者来命名的。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戴德生的液体变色或照片显像等均为可以目视的变化，围观的中国人很容易想到“变化之学”；戴德生本人粗通医学、药学，但他不是化学专家，他的中文水平也不允许他做更多的挑剔。从“分离”“化合”的角度来说，仅从变化着眼的“化学”确实没能切中chemistry的本质，但在考虑“进化”“退化”等一系列包含“化”字的术语时，我们不得不说“化学”是一个成功的译名。
与戴德生不同，伟烈亚力在《六合丛谈》创刊号的“小引”中写道：“精识之士，条分缕析，知有六十四元，此物未成之质也。”由此可知，“分离”“合成”是伟烈氏理解化学的重要着眼点。在其后的文章或《重学浅说》中，伟烈氏反复强调质变的有无是化学和力学的根本不同之处。 [36] 《六合丛谈》以后，通过分析而得到元素，再用元素来合成各种物质，这种认识成了对“化学”最一般的理解。 [37] 例如丁韪良的《格物入门》在谈及“化学”的命名时，说明如下：
问，化学大旨安在？答，究察万物之体质，调和交感，分之而得其精一之原行，合之而化成庶类，察万物之变化而研究其理，以调摄其微质，故名化学。（卷6《化学一》上）
“调和交感”即化合，“原行”即元素。“化学”就是要探索万物分化、合成、变化的道理，所以叫“化学”。丁韪良后来回忆说，“化学”是他在《格物入门》中初创的译名。《格物入门》的“化学”在《六合丛谈》之后是毫无疑问的，“初创”之说当系丁氏的记忆错误（当然丁氏有特意抬高同文馆的意图）。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丁韪良用与《六合丛谈》相同的思路来为“化学”命名的理据做说明。该书进一步对物质变化的原理做了如下的说明。
问，万物之变化何谓也？答，物分生死动静，时变靡常，皆为原行之质，运行不息，合之而成形，分之而归原。人苟究其的确而详推之，则不第略知变化之端绪，且能分之合之，而法造化之原机也。（卷6《化学二》上）
问，物之变化何以故？答，万物之变化，虽谓自然，仍系力为之。如力学所论静则非力不动，动则非力不静，化学亦然。物之改易莫不由力使然，第非同一力也，盖其微质交感分合而化，非力使然，其谁与归。力学所论者，力自外施也，化学所论力者，力由内生也，力学论物之浑圆，化学论物之微质。（卷6《化学二》下）
在这里“分”和“合”也是作为关键词来使用的，化学被界定为探讨微质（即分子层次）变化的学问。几乎同一时期，在广东出版的《化学初阶》（嘉约翰、何暸然，1871）指出：“原质化化合合，布为吾人日用之万物。”并解释说在物质合成之际，“化炼配合之力，即名曰化力”起关键作用。可以认为这些翻译或译述反映了19世纪西方对化学的理解。
但是，对“化学”这个译名，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的。如上所述，罗存德在自己的《英华字典》中没有收入chemistry，也没有使用译名“化学”。罗氏在稍后出版的《汉英字典》（1871）中，仍然不收“化学”，而只有“炼学=chemistry”。此时距《六合丛谈》首例“化学”的出现已经有14年之久，“化学”在当时的著作、译著中已经普遍使用了。那么，罗存德为什么要如此排斥“化学”？罗氏在《汉英字典》的序言（1869年7月）中这样写道：
像另一些术语，如作为chemistry的译名使用的“化学”，由于下述单纯的理由，没有被收入。即chemistry并不是探索物质变换（transformation）的学说，而我们对现代科学的理解也不允许我们使用这一黑暗时代炼金术士的术语。 [38]
就是说，由于“化学”是黑暗的中世纪炼金术士们的术语，所以在被排斥之列。但是，中国的丹家当然不知道，且不可能使用过“化学”。那么，为什么新造的译名“化学”会与中世纪活跃在欧洲的炼金术士们的术语连在一起？答案可以在罗氏的《英华字典》中找到。在《英华字典》中：
Transform，变，化
Transformation，变化，化，化成，变成，神化
Transform，transformation都是用“化”来翻译的。罗存德声明chemistry的本质不是transformation。因为transform一词在中世纪的炼金术中具有较强的专指将没有价值的物质变为有价值的物质，即“点石成金”的那种变化的含义。 [39] 对于罗存德来说，transform的这种含义与近代chemistry的内容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所以与transform紧紧连在一起、成为其等价物的“化”，以及具有语素“化”的“化学”都不能用于chemistry的译词。
但是，英语的transformation自19世纪以后，被广泛用于物理学、电学、生物学、数学等众多领域。由此可知，这是一个具有可以不断获得新意义可能性的词。汉语中的“化”也是一样，“化”具有教化、化育、造化、变化等多种意义。明清以后，方以智、王夫之等人自不待言，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的著作中，“化”以及包括“化”字的词组化工、造化、化醇、变化、化成、化为、化生、化民、化导等也被广泛用于形而上学或宗教的语境，甚至还有用于类似下面的介绍化学知识的文章中的例子：
且天地间，万物之化生消长，皆资热气，五曰能炼化物，炼化者如铁渐成为锈，米渐酿为酒。［《遐迩贯珍·论热气迹象之理》（1855年8月）］
由此可见，“化”是一个具有意义可塑性的造词成分，能不断地适应客观世界的意义变动，而绝不会影响对chemistry本质的正确理解。我们不得不说罗存德对“化”的理解是带有成见的。在《英华字典》中，alchymy被译成“炼金法术、炼金之法”。在麦都思的《英华辞典》中，alchymy被译为“丹灶之事、炼金法术”。两者相通的“炼”才是更容易引起人们对中世纪黑暗时代炼金术联想的字。
当然，对“化”的狭隘的理解，并不只是罗存德一个人的问题。马礼逊、卫三畏、麦都思等的辞典中，chemistry系列的词条，都没有使用“化”字。
（六）“化学”之后
首次使用了“化学”的《六合丛谈》，出版了咸丰八年（1858）五月号以后，宣布停刊。其后，其主要执笔者也纷纷离沪他往，墨海书馆逐渐停止了活动。墨海书馆终于没能出版化学方面的译籍，该馆的其他出版物上也没有使用“化学”一词。但是，《六合丛谈》在沿海城市的传教士和中国士子间被广泛阅读，杂志上介绍的西学之一的化学也为中国士大夫所理解。冯桂芬在其《校邠庐抗议》的《采西学议》中向当政者建议引入包括化学在内的西方科学：
其述耶苏教者，率猥鄙无足道。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 [40]
1862年北京成立了外语教学机关京师同文馆。该馆1866年以后开始追加讲授天文、算学、化学、格致等内容。前述的《格物入门》即同文馆的教科书之一。后来，作为化学教材又刊行了《化学指南》（1873）、《化学阐原》（1882）等书。与此同时，1886年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置了翻译馆，在洋务派官僚的主持下开始翻译出版实学、制造方面的书籍。在《化学鉴原》之后，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出版了以下大部头的化学书：《化学分原》（1871）、《化学鉴原续编》（1875）、《化学鉴原补编》（1882）、《化学启蒙》（1880）、《化学考质》（1883）、《化学求数》（1883）、《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 [41]
19世纪末，张丰年作《化学当学论》，说“化学者，化分化合之谓”，是诸实学的根本，可以富国。 [42] 但是在中国长期不存在正式的化学教育和化学工业。化学元素和化学物质的命名问题在传教士之间曾有过议论，傅兰雅提议的命名原则为一般人所接受，对其后的命名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43] 20世纪初，有的出版物将“化学”称为“质学”，但是没能推广开来。
二 日本的“化学”
（一）“舍密（舍密加）”
西方的近代化学作为“兰学”的一部分与医学同时传入日本。日本先意译作“制炼”，之后最迟在19世纪20年代，将荷兰语的Chemie音译成“舍密（舍密加）”。 [44] 而使“舍密（舍密加）”一词家喻户晓的则是宇田川榕庵的《植学启原》和《舍密开宗》（1837～1847）。《植学启原》卷一的《学原》中，宇田川榕庵在介绍了“动学”（动物学）、“植学”（植物学）、“山物之学”（矿物学）、“辨物之学”（博物学）、“穷理之学”（生理学） [45] 之后，用“舍密加”的名称对“化学”做了如下的说明：
三曰舍密加。知万物资以始生，聚以成体之元素/出《名物考补遗》/，盖离合之学也。辨物启穷理之端，穷理为舍密之基。辨物者，学之门墙；舍密者，理之堂奥。
榕庵准确地理解了化学的本质，称之为“离合之学”。尽管这个短语也具有像“穷理之学→穷理学”那样短缩为“离合学”而作为学科名称使用的可能性，但是在榕庵其后的著述中，一直使用音译词“舍密”。兰学中的学科名均为意译的汉字名词，音译词“舍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例外。在《植学启原》中“舍密”共出现十例，“舍密加”二例，“舍密名”一例。 [46] 到了幕府末期（19世纪五六十年代）“舍密”又具备了“舍密学”的形式，在整个日本社会普及。
（二）“化学”是怎样传入日本的
在上海出版的《六合丛谈》几乎即时传入日本。在删除了宗教方面的内容并加训点后，由官方刊刻出版，即《官版六合丛谈删定本》。关于官版删定本的出版时间，八耳俊文推定应在安政末年（1859）。伟烈亚力也说，即使不是全部，杂志大部分也在（停刊的）接下来的一年就由日本官方出版了。据此，安政末年出版之说可作为定论。“化学”一词亦随杂志传入，时值兰学家川本幸民（1810～1871）正在寻找能代替“舍密”的新译名之际。因为川本感到“舍密”没有反映出chemistry分离化合的本质。川本幸民本人参与了《官版六合丛谈删定本》的出版工作，所以有可能较早地知晓了“化学”一词，并用于自己的著述中。日本学者的研究表明，川本在《裕轩随笔二》中同时使用了“舍密”和“化学”， [47] 但是到了1860年完成的稿本《化学新书》中则停止使用“舍密”，将术语统一为“化学”。这本书以后，川本幸民再也没有使用过“舍密”。但是《化学新书》没有公开刊行，1860年同年提出申请的《万有化学》也没有获得出版许可，所以川本幸民的“化学”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并不大。其后，《七新药》（司马凌海，1862）亦有“化学”的用例，但是在“化学”一词的导入、普及、定型上，以下三点至为重要：（1）和刻本《重学浅说》的刊行；（2）“开成所制炼方”改称为“化学所”；（3）学校教育中使用了“化学”。
《六合丛谈》最后两期（卷2第1、2号）连载的《重学浅说》，几乎同时以单行本的形式问世。 [48] 在日本，《官版六合丛谈删定本》最初不收《重学浅说》也是因为单行本的复制出版在计划之中。和刻本的《重学浅说》一共有两种：一种是《官版重学浅说》（万延元年四月，1860），另一种是民间出版的《翻刻重学浅说》（文久年间）。尤其是后者，其读者对象不仅是对西学感兴趣的知识分子，而且包括广大从事土木工程建筑的人。 [49] 就这样，前述的《重学浅说》中的“化学”（例8、例9）简明扼要、正确地说明了化学这一学科的内容和本质，在日本获得了广泛的赞同。
（三）从“舍密”到“化学”
开成所制炼方改称化学所，对“化学”一词的普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该所教授宇都宫三郎（1834～1902）在《宇都宫氏经历谈》中，对改换名称的详情披露如下：
那时（文久二年，1862—引者注），古贺谨一郎是负责人（头取），古贺卸任后，林大学头接任。在那之前不久，《化学入门》从中国传入日本。这是一本中文书，但是好像是个英国人写的。我想日本也应该使用“化学”。就向林大学头提议，既然洋书调所改称开成所，精炼所也应该改为化学所。林大学头却说，“化学”是什么，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古怪。我回答说，是有一点古怪，但是在中国是这样叫的，而且还有一本叫《化学入门》的书传到日本来。那本书上说：重学之力不改变物性，而化学之力常常改变物性，所以叫化学。这个名称绝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所以想改称化学所。就这样最终把精炼所改称化学所了。这以后，人们开始使用“化学”这个词了。 [50]
由此可知，开成所负责人林大学头最初对“化学”一词并不满意，但是终于被宇都宫三郎说服了。林大学头于元治元年（1864）四月向政府提出了更改名称的建议书。建议书中这样写道：支那有用“化学”来译舍密学的例子，窃以为字义适当，今后，欲将精炼的名称改为“化学”，职务名称亦改为“化学教授”。 [51] 迄今为止的研究认为，宇都宫三郎所说的《化学入门》应为《重学浅说》的误记。 [52] 但是，对林大学头开始对“化学”一词表示不满，继而又接受了来自汉译西书的“化学”这一事实，我们应该从日本近代接受西学的大背景上给予说明。
日语中，“化”训做BAKERU，是狐鬼幻化的意思。兰学家前野良泽的号—“兰化”，即荷兰的妖怪（着魔者）的意思。因此可以说，林大学头感到不满的是“化”字所具有的这种俗语的语义和语感。但是他的固有语感被宇都宫三郎用中国的事例说服了。中国“化学”的命名言之有据，即重学之力不改变物性（物体的性质），化学之力常常改变物性，造成物体性质上的变化。“化学”来自中国是林大学头同意改称的最重要因素。如上所述，类似这样的兰学译词与中国译名的交替，在幕府末期、明治初期并非绝无仅有的现象。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积极、消极→阳极、阴极；健全学→卫生学；植学→植物学；越历→电气。 [53] 中国的译名，从西学和汉学两个方面获得了神圣的“光环”，这也是造成这一时期汉语流行的重要原因。
明治二年（1869），刚刚成立一年多的大阪舍密局向政府提出了更改校名的申请，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原来舍密两字具有万物离合化成之义，近来中国将之意译为化学，日本使用的舍密，究其源泉，乃当年宇田川榛斋首次由荷兰语之chemie音译而成，其后沿用至今，遂成僻语。 [54]
由此可知，到明治二年，“舍密”一词已经成了僻语。就是说，日常生活中或许还有人使用，但在专门性的领域，“化学”已经成为普通的名称。这种情况可以从江户后期到明治中期的各类辞典中得到佐证：
chemistry，炼金术（《译键》，1810）
chemie → scheikonst，分离术（《和兰字汇》，1855）
chemistry，分离术（《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2）
chemistry，《和英语林集成》初版，1867，未收；化学（再版，1872）
chemistry，化学（《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73）
chemistry，化学（《独和字典》，1873）
chemistry，化学（《哲学字汇》，1881）
chemistry，理学之一部，探究物之元素，及其化合之分量法则之学；舍密学（《言海》，1891）
化学是19世纪进步最大、最令人瞩目的学科。其科学的方法、成果都是对旧时代的、迷信的事物最有力的批判，促进了人们意识的大革命。所以，化学书的翻译比起物理、数学等书数量要大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化学的实用性因素，还有很多社会思想上的因素。在日本，江户末期、明治初期的先进思想家、启蒙家，如福泽谕吉等引用化学的概念来说明社会问题的例子不胜枚举。 [55] 在《西洋事情》《西洋杂志》《西国立志编》《明六杂志》《文明论之概略》等明治初期影响极大的启蒙书中，“化学”都频频登场。这对“化学”一词的普及、定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明治18年（1885），日本化学会上有人提出将“化学”改回旧名称“舍密”，由于赞成人数未能达到2/3（竟超过了半数！）遂罢议。但是，这一反动在化学术语集、辞典类中则有反映，“舍密”有了一瞬间的回光返照。 [56] 当然，这些都与罗存德的《汉英字典》（1871）毫无关系。
这样，在戴德生周围创制的“化学”，通过王韬传至伟烈亚力，而被用于《六合丛谈》，成为chemistry的正式译名。“化学”又通过该杂志传入日本，取代了兰学译名“舍密”。最后，“化学”成了汉字文化圈的同形词。
对江南制造总局化学书翻译者徐寿，后人曾这样写道：
遂在局翻译汽机化学等书，成数百卷。日本闻之，派柳原前光等赴局考访，购载寿译本以归。今日本所译化学名词大率仍袭寿本者为多，人以此服其精审云。 [57]
化学基本词语，如固体、气体、液体、中和、化和、原子（量）、分子（量、式）、元素、金属元素、非金属元素、周期率、质量、饱和、溶解、沸点、绝对温度、反应、电解、电离、还原、透析等，中日一致的词确实很多。但是，这些词在徐寿等的译著中几乎无处寻觅。《汉语外来词词典》把其中的一部分认定为借自日语的外来词，而实际情况如何还有待于今后的深入研究。
[1] 关于日本的研究成果，可参考以下文献：田中実「日中学術用語交流史の一問題」『科学史研究』9巻93期、1970年；坂出祥伸「『六合叢談』に見える化学記事」『科学史研究』9巻93期、1970年；宗田一「わが国における"化学"の呼弥」『科学史研究』10巻98期、1971年；菅原国香「『化学』という用語の本邦での出現·使用に関する一考察」『化学史研究』38号、1987年；島尾永康「紹介『化学』の初出についての新説」『化学史研究』45号、1988年；八耳俊文「『重学浅説』の書誌学的および化学史的研究」『青山学院女子短期大学紀要』50期、1996年。
[2] 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6，第262页。
[3] 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第265～266页。
[4] 島尾永康『中国化学史』朝倉書店、1995、315頁。岛尾在这里所指的似在广州刊行的《化学初阶》，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中没有使用“～强水”系列的译名。
[5] 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第266～267页。
[6] 但《英华字典》卷末的“补遗”中增收了“Chemistry 炼法，炼物之学，炼物之理”。
[7] 那須雅之「ロブシャイト略伝」『しにか』巻9、1998年10、11期。
[8] 京都市立西京商業高等学校図書館『京都市立西京商業高等学校所蔵洋学関係資料解題Ⅱ』京都市立西京商業高等学校、1967、156～158頁。注1所引坂出祥伸的论文。但是，京都人文研究所藏的《官版六合丛谈删定本》只有卷1的第1～13号，未收卷2的第1、2号。
[9] 袁翰青的《中国化学史论文集》、张子高编著的《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1964）、曹元宇编著的《中国化学史话》（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均未涉及“化学”的名称问题。
[10] 潘吉星：《谈“化学”一词在中国和日本的由来》，《情报学刊》1981年第1期，后收入赵匡华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11] 袁翰青：《化学教育1》，杨根主编《徐寿和中国近代化学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该文摘要曾刊载于1987年《人民日报》海外版。
[12] 石山洋「『潘吉星教授：用語〈化学〉および〈植物学〉の初期使用に関する新資料』に接して」『科学史研究Ⅱ』153号、1985年。由于潘不是会员，论文以读者来信的形式介绍，并附有日本学者的评论。
[13] 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第25～26页。
[14] 刘广定：《〈格物探原〉与韦廉臣的中文著作》，杨翠华、黄一农主编《近代中国科技史论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195～213页。
[15] 《格物探原》卷首，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藏光绪二年越庄丙子活字版，第3页上。我们还必须指出，即使1857年底《格物探原》完成一事属实，其中“化学”的使用也在《六合丛谈》的“小引”之后。
[16] 《格物探原》卷3，第3页下。
[17] 刘广定：《中文“化学”考源》，台湾“中国化学会”《化学》第46卷第1期，1988年。
[18] 刘广定：《中文“化学”源起再考》，台湾“中国化学会”《化学》第50卷第1期，1992年。刘广定论文中王韬日记的日期作“正月十四日”，应为“咸丰五年二月十四日”之误。
[19] 张秉伦、胡化凯在其论文《中国古代“物理”一词的由来与词义演变》（《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中说，中国至迟在17世纪下半叶对西方“物理”“化学”两个科学名词，已有了准确的译法。出示的书证是1915年刊行的王夫之（1619～1692）的遗文《搔首问》中的夹注：“按近传泰西物理，化学正是此理。”（见《船山全集》第12集，岳麓书社，1992，第637页）但是，这条夹注是王氏遗文公开时由其后人加上去的，不能作为书证。参见沈国威《王夫之使用过“物理”“化学”吗？》，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词库建设通讯》第19期，1999年。
[20] 汤志钧、陈正青校订《王韬日记》增订本（中华书局，2015）第141～142页收录了这篇日记。
[21] 郁泰峰是在上海从事沙船运输的船主，有关情况参见松浦章「上海沙船船主郁松年の蔵書」『或問』2号、2001年。
[22] 合信的《博物新编》中有制造法的说明，但是并未涉及可能引起的化学反应。该书1854年在广州刊刻后，次年由上海的墨海书馆重印。王韬有可能从合信那里得到了有关的知识。
[23] 八耳俊文认为：“64元素的发现是1879年，因此这里的64元素是错误的。中国以五行为基本要素，也许是伟烈亚力为了强调西方化学的进步而加以夸大的。”其实，元素周期表发现之前，元素的数量是有出入的。例如，第2号刊载的慕维廉的文章《地理》中有“亦知世间元质共六十二，其中四十九为金类，十三非金类”的内容。对此伟烈亚力在文章末尾按语解释说：“案前号引中言六十四元，今慕氏言六十二元者，其中有二元未定是元质是合质，故说有不同也。”参见八耳俊文「『重学浅説』の書誌学的および化学史的研究」『青山学院女子短期大学紀要』50期、1996年。
[24] 明代王徵译绘的《远西奇器图说》中介绍了西方的重学、穷理格物之学、度学、数学、视学、吕律学等。但是地质学、动植物学、电学以及化学是伟烈亚力在“小引”中首次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25] 参见潘吉星《谈“化学”一词在中国和日本的由来》，《情报学刊》1981年第1期；八耳俊文「『重学浅説』の書誌学的および化学史的研究」『青山学院女子短期大学紀要』50期、1996年。
[26] 参见八耳俊文「『重学浅説』の書誌学的および化学史的研究」『青山学院女子短期大学紀要』50期、1996年。
[27] 参见八耳俊文「19世紀後半の中国と化学」，第10次化学史研究春季研习班（东京大学先端科学技术中心）的学习资料，1994年。八耳氏的“不加说明”似应理解为对“化学”的命名理由不加说明。因为在这里，伟氏对化学的内容做了简要的解释。
[28] 八耳俊文「『重学浅説』の書誌学的および化学史的研究」『青山学院女子短期大学紀要』50期、1996年。但是岛尾永康没有引用王韬日记的原文，八耳俊文论文亦未见。
[29] 王扬宗惠赠的刘广定1992年的论文影印件上有王氏的如下评语：审其语气，似非墨海同人所译，或墨海之前，已有人译为化学矣。刘广定在该篇论文中将其1988年论文的具体人名省去，估计也是基于日记的文意。
[30] 参见『ハドソン·テーラー（戴徳生）の伝記』圣書図書刊行会、1956；舟喜信（訳）『ハドソン·テーラーの生涯とその秘訣』いのちのことば社、1966。
[31]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2] 『ハドソン·テーラー（戴徳生）の伝記』127～128頁。
[33] 『ハドソン·テーラー（戴徳生）の伝記』127～128頁。
[34] Broomhall的著作Hudson Taylor & China’s Open Century （Vol.2，1986，pp.156，174）有相关的记述。
[35]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88页。熊月之将科技图书的出版定为1851年。事实上，该年出版的只有仅10页的《格物穷理问答》（慕维廉）和一册中西对照历书。
[36] 八耳俊文指出，从伟烈亚力在《六合丛谈》用的化学例子看，他是把化学作为“使物的质发生变化之学”来看待的，而不是“分离和合成之学”。参见八耳俊文「『重学浅説』の書誌学的および化学史的研究」『青山学院女子短期大学紀要』50期、1996年。伟烈亚力似乎不擅长化学，墨海书馆也没有出版化学书籍。考虑到19世纪科学发展的历史，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37] 元素、分子、原子等知识何时传入中国，与对于化学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王扬宗指出，首先提及元素理论的中文书是慕维廉的《地理全志》下编卷一的《地质论》（参见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第139～158页）。另外《智环启蒙塾课初步》第166课“物质可以细分”简单地介绍了原子的知识，在该书中，原子被译为“纤尘”。
[38] 亦请参见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第59页。
[39] 此点承王扬宗教授提示。
[40]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文海出版社，1971。
[41] 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2期。
[42] 《皇朝蓄艾文编》卷72，台湾学生书局，1965，第5503页。
[43] 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1969年；王扬宗：《关于〈化学鉴原〉和〈化学初阶〉》，《中国科技史料》1990年第1期。
[44] 菅原国香「宇田川榕菴の造語『舎密加』と『舎密』の典拠とその使用例について」『化学史研究』82号、1998年、80頁。
[45] 原文为“费西加physica”，但根据文意应指生理学。
[46] 沈国威（編著）『植学啓原と植物学の語彙：近代日中植物学用語の形成と交流：研究論文·影印翻訳資料·総語彙索引』。
[47] 参见菅原国香「『化学』という用語の本邦での出現·使用に関する一考察」『化学史研究』38号、1987年。另外关于《裕轩随笔二》的执笔时期，菅原考证为安政年间（1854～1859）。
[48] 参见八耳俊文「『重学浅説』の書誌学的および化学史的研究」『青山学院女子短期大学紀要』50期、1996年。
[49] 参见八耳俊文「『重学浅説』の書誌学的および化学史的研究」『青山学院女子短期大学紀要』50期、1996年。《六合丛谈》卷2第2号迟至咸丰八年五月朔日（1858年6月11日）才出版，《重学浅说》于咸丰八年四月（1858年5月）刊行。
[50] 交詢社（編）『宇都宮氏経歴談 補』汲古会增补版、1932、61～62頁。
[51] 倉沢剛『幕末教育史の研究 1（直轄学校政策）』吉川弘文館、1983、306頁。
[52] 菅原国香「『化学』という用語の本邦での出現·使用に関する一考察」『化学史研究』38号、1987年。
[53] 沈国威「漢語の育てた近代日本語—西学東漸と新漢語」『國文學：解釈と教材の研究』41巻1期、1996年。
[54] 尾形裕康『学制成立史の研究』校倉書房、1973、788頁。“宇田川榛斋”是宇田川榕庵的养父，或为笔误。
[55] 丸山真男、加藤周一『翻訳と日本の近代』岩波書店、1998、152頁。
[56] 広田鋼蔵「明治期の日本国民の化学観—桜井錠二を巡る東京化学会の諸事件」『化学史研究』37号、1986年；『明治の化学者：その抗争と苦渋』東京化学同人、1988、36～42頁；菅原国香「『化学』という用語の本邦での出現·使用に関する一考察」『化学史研究』38号、1987年。
[57] 《碑传集补》卷43，文海出版社，1973，第16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