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神话

遭受了种种“改革”痛苦的中国目前陷入了两难处境：在现有的软政权化状态下开出更多的改革处方，有如在难以愈合的伤口上继续撒盐，90年代以来出台的每项 “改革”都反复证明一点，这些措施最终都成为贪污腐败的官员们牟取私利的最佳借口；但停止改革也困难重重，因为整个社会等级秩序还未从法律上完全到位，如果不继续“改革”，只是用“三个代表”与“七一讲话”之类的说词从意识形态上为现存的社会利益格局“正名”并营造合法性，那么社会将继续为这种“跛足改革”付出更多的代价。因为不公正的改革制造了大批边缘化阶层，而这些边缘化阶层为了要活下去，必然要以种种铤而走险的形式为这个社会的上中层制造种种不安。所以有识之士早就看清了一点：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笔者近年来所到之处，尤其是在海外，总遇到不同的人问同一个问题：党内高层的“改革派”推行改革措施时是否遇到了“保守派”的阻挠？仿佛“保守派”是装 “改革”错失的“垃圾桶”。笔者以为，从近年情况看，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总书记与总理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总理与副总理的看法也有差别；但在面对下层骚乱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社会安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高层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

90年代以来的改革史证明：所谓“保守派”代表左的势力，“改革派”代表前进的方向，其实只是个政治幻觉而已。就维护极权政治这一点而言，所谓的“保守势力”与“改革势力”所起的作用完全一致。“保守派”总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他们怀念毛时代的专制与思想禁锢，并宣称这种“怀念”代表着广大人民的独立思考。而“改革派”则总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热衷的只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而这种瓜分永远是有利于改革派归属于其中的利益集团。大量附属于他们的学者尤其是部份经济学家，则总是在论证这种 “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他们一向避免用“极权政治”这个词）的合理性，渲染“中国人的素质低、与民主政治无缘”之类说法。

当局固然可以向本国民众和世界撒谎，宣称中国的经济如何在世界上一枝独秀，但事实是自1989年以来，中国经济除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由“开发区热”造成的经济“虚热”之外，经济增长与社会状况一直不如人意。所有的改革措施在这十余年中都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不管政府控制下的传媒向世人公布的改革“成就”是如何巨大，也不管中国政府怎样将“申奥”与“入世”炒作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像征，无可否认的是：失业者越来越多，边缘化阶层越来越庞大；无法进入现代化生活的广大农民与处于破产半破产状态的农村经济已经成为中国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阴影也日益迫近；无法克服的制度性腐败与使社会越来越不安的黑社会化现像更使公共生活缺乏安全感；越到后来，为政者越感到自己虚弱不堪。

2001年下半年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案发后，当局对贪污腐败已无法直接面对，只好在内部规定，以后公布贪污腐败数额不得超过2,000万元，以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像。与此同时，近几年又整肃了好些媒体，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方周末》报与《书屋》杂志，[26] 还整肃了一些知识分子，逮捕了一些敢说真话的记者，中国因此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27] 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管理。但这种“鸵鸟政策”只是当局的“面子工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个政府的本质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体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人民”的尊崇地位只是体现在宣传当中；在现实生活中，一旦“人民”要为自己受到的压迫与不公而抗议时，他们就立刻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敌人”。无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毫不犹豫地利用国家机器对人民实行镇压。现实表明，与其说所谓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存在政治理念的差别，还不如说仅仅存在政治口号的差别。“保守”也罢，“改革”也罢，只不过是政治利益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在利益的占有方式上，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尤其是高层人物，无论是被视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从来都不拒斥让自己的子女及亲属用占有经济资源的方式来实行变相的权力继承。而为社会改革付出代价的，始终只是广大下层人民。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混乱不堪的所谓“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大跃进赞不绝口。虽然当局不再奉行毛体制及“文革”路线，但目前的专制制度与毛体制在政治上有非常亲密的血缘关系，因此尽管“新左派”对毛体制与“文革”的称颂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却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而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与自由主义涉及各领域、主张过于宽泛有关。自由主义政治学主张的民主与宪政真正指向的批判对象其实就是中共现在的专制政体，因之也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而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们提出经济学家应该与利益集团相结合，主张“腐败有理” 等言论，在中国其实正是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不但政治上没有遭受打压之虞，反而受到一些浅薄的传媒追捧，加之持这些主张的学者们不少还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互相唱和，在90年代蔚为壮观，俨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为腐败张目、为权势集团服务的学说。新左派们并非不明白在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其他学科的自由主义之间这种差别，但他们聪明地利用了双方话语权不对等这一情况，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最容易在中国引起非议的“腐败有理论”作为自由主义学说的“精髓”加以批评，因此似乎抢占了“道义制高点”。所以这场争论的结果不免流于滑稽，因为在“新左派”的批判声中，中国产生腐败的根源似乎在于自由主义学者鼓吹“腐败有理”，而专制政体这一制度性因素反而逃过了他们声色俱厉的批判。而自由主义阵营的团结精神也远不如新左阵营，常常是被视为代表人物的人在孤军奋战，缺乏后援。在一个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国度里，争论双方回避了当下中国需要解决的紧要问题与真正应该批判的批判对像进行争论，除了模糊人们的视线之外，充其量表示了在社会急剧商品化过程中，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不甘于被迅速边缘化的一种缺乏力度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