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诅咒的黄金时代
塞维利亚的哥伦布墓
带着诅咒的黄金
被驱逐的犹太人
宗教裁判的火刑架
艾斯科里亚宫的王家墓地
以格拉那达陷落为标志，此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末，是西班牙从古代大起到近代大落的四百年。
在对格拉那达最后围城的营帐里，充满梦想的野心勃勃的哥伦布拜见了西班牙君主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他的建议，说白了就是他出命、国王出钱，一起赌一把。未来可能得到的贸易机会和金子，国王得大头他得小头。
在今天的美洲，人们面对这样的历史人物，甚至发生困惑。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北美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地位，开始了新一轮的反省。每到哥伦布纪念日，媒体都要提到新大陆的发现，给印第安人带来的灾难。印第安人会在那一天举行抗议活动。
哥伦布雕像
可是，那个时代的英雄观、那个时代被歌颂的征战英雄们，不都是这样的吗？那是人们以最原始的方式，展示英雄情结的时代。今天，人们已经学会修饰和隐藏自己内心的粗野冲动了。
第一次在西班牙看到哥伦布，是在巴塞罗那。我们直直地沿着拉布拉斯大道走，那里直通地中海，海水那个蓝！海边高高的柱子上，就是一尊哥伦布的塑像，他站在柱子顶端，一只手臂直指着美洲的方向。雕像做得非常好，有力度、有历史感，也有历史人物的孤独感。在巴塞罗那，我最喜欢的一张明信片，是长长的，在明信片上哥伦布伸出的手臂上，停着一只海鸟。
站在哥伦布塑像前，我想，这不仅是历史，这还是今天。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自己。人有欲望，人有探险的精神，人也在欲望的驱使下冒险。有许多人，是在把自己的生命发挥到极致，也把自己逼到死角，在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中，他变得“抽象”、得以升华，造就传奇。可是区别在于，在古代社会，这样的英雄可以不受约束。在现代社会，人们有了强弱社会之间新的道德观念和法律约束。你可以探险，但你不可以去一个新大陆侵略和抢劫。可是在那个时候，这样的规则并没有“进化”出来。那个时代的中国，不也是被人比喻成瓷器店里的大象，走两步，没准就碰碎了一些周边的弱小民族。用今天已经进化出现代规则的标准，去衡量古人，定会出现偏差。
在那个时代，能够这样冒险的人，会被看作人类某种精气神儿的标杆。相信他有着双重的欲望，不仅仅是对财富的渴望，也还有着冒险、探索、刺激，寻求丰富的经历、考验自己耐力、证明自己的能力、挑战自己的极限、不白活一遭，等等等等。这些无形的、不可捉摸的、随着热血奔腾的东西，在每一个人心里隐隐约约、或多或少，也许都可以找到。在哥伦布身上，人们多多少少都能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内心都有某一种共鸣。人们看着孤立柱端的哥伦布，如同看着自己不能与之同飞于蓝天的一只鹰，如同看着一个自己不能实现的浪漫的梦。
所以，不仅是从美洲过来的人，其余来自各种不同国家的人也许都无法在这样一个雕塑前，完全无动于衷。假如只看到殖民史的篇章，或许想象力差了一点，学究气又重了一点。
相比之下，那坐在准备攻打格拉那达的营帐里的西班牙君主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他们是那个年代的帝王，大多会有的扩展的野心，还有相当于一个投资者的魄力。最后，合同签订了，印加古国的命运就被惊涛骇浪之外的陌生人给定下来了。现在想想，这真是很不公平。
那个安葬圣费尔南多的塞维利亚主教堂，今天也是安葬哥伦布的地方。在塞维利亚主教堂里，哥伦布的墓很特别。在墓的平台上是一个雕塑群：四个盛装的西班牙男子，戴着冠冕、举着长杖，抬着哥伦布满是雕饰的棺木。雕塑似乎是传统而具象的，可是那抬棺人层层叠叠厚重的穿戴，使得群雕略有变形夸张的感觉。在前排两个抬棺人的外衣上、套着的厚重披挂上，分别绣着狮子和城堡的图案，这恰是西班牙的主体部分——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国徽。
塞维利亚主教堂内的哥伦布墓
那是一个国葬的场面。
这是西班牙人用自己的想象，在给哥伦布补出一个国葬。当年哥伦布死的时候贫病交加，默默无闻，更没有什么国葬。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却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的成就，不知道自己发现的是一片新大陆。君王对他冷落，是因为他没有带来钱财。而哥伦布自己，或许已经完全不能换一种方式思维和生活。一次次地，他一踏上陆地就不安生，掉头就又漂到海上。四次远洋，终于耗尽了他的生命。
就在塞维利亚，就在离哥伦布安葬的主教堂不远的地方，著名的瓜达尔基维尔河畔有一座造型别致的塔。在到达塞维利亚的第一个傍晚，坐在河边的一个露天餐厅里，我们只要了两瓶水。静静地望着河对面，那夕阳在塔身上抹上金红的色彩。这座塔的名字Torre del Oro，就是金子之塔，今天是一个博物馆。我们坐了很久，当阳光在地平线消失之后，一层层投射的灯光柔和地照亮了塔身，使你感觉是塔本身在泛出金色光芒。
塞维利亚河口的黄金之塔
当悲剧人物哥伦布倒下之后，西班牙人循着他开辟的航线，蜂拥而至扑向南美洲，开始了征服和掠夺的时代。塞维利亚接近入海口，河面比较宽，水比较大，当然当年的海船也还小，所以海船可以一直顺河开进来。我们眼前这个金子之塔，最初建于十三世纪，只是为了港口的防卫，可是在十六世纪，它有了金子之塔的名字，那是因为一船船从美洲运来的黄金，都先要停在这座塔前登记。那是十六世纪，真正用金子铸就的西班牙黄金时代。
有许多人相信一个传言，这个传言悄悄地私下流传着，一直流传至今。人们相信，从南美抢来的黄金，带着美洲印第安人的诅咒。咒语跟随着金子，一起进入了西班牙。这座美丽的金子之塔，真的就是不祥之塔吗？瓜达尔基维尔河的河水，载着波动闪烁的塔的金色倒影，在我们脚下静静流淌。
西班牙，好像终于盼到了它“大国崛起”的荣光。它富得流油。金子，来得是那么容易。当年令哥伦布千辛万苦、搭上性命的航线，后人们来已是熟门熟路。南美虽然有灿烂的文明，遇到战事却不堪一击。南美变成西班牙本土外的一个后备金库，要取来随时可取。这样得来的金子随手就又撒出去，生产反而显得没有必要，需要什么买就是了。中国的大商船，也一艘接一艘地开进塞维利亚港口。财大气粗，举兵也不假思索，无敌舰队就这样用金子打造起来，送到海上，再被风暴摧毁。通过大海运来的金子，又扔回水里。
也许，金子也使人褊狭？这大概是西班牙历史上宗教最不宽容的时代。
格拉那达被攻下之后，离去的摩尔王和两位西班牙君主签订了有关投降的文件。根据文件，摩尔人应该获得相当宽厚的生存条件，他们被容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在文件最后宣称，善待摩尔人的条款将世世代代延续下去。可是，当人类社会对“宽容”二字普遍还没有自觉意识的时候，这样的条款能够维持一部分或者能维持一个短暂时期，已经是奇迹了。
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犹太人。他们是少数族裔，没有人会顾及他们，他们不在条约之列。
今天，我们在安达卢西亚的城市游荡时，这些城市的古老城区，无一例外地有大片大片的幽静住宅，围着一个个小小的花园和小广场。今天，一些小饭店就开在这样的地方。这里反正不怎么下雨，小广场的树下，就摆着一张张铺着淳朴可爱小桌布的餐桌。游人们来到这里，依依不舍地一圈圈转着，没有什么目标，只是因为这里的气氛和环境都舒服。它本来是住宅区，所以感觉是温馨的平凡。仔细看看那些连排式住宅，都不是什么今人眼中的豪宅，它们只是都很有味道，看得出当年这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社区。这些社区都叫做犹太区。
在美国，我们也有了犹太人朋友后，才发现他们和中国人有很相像的地方。例如，他们对家庭、血缘关系都很重视，亲亲戚戚，一大家子，会维持很紧密的联系。他们也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人们总是有一种误解，认为犹太人很商人气，因为他们只要经商，总是很成功。所以在这方面很“抢眼”。其实在犹太人的传统文化中，他们非常重视人文方面的成就，甚至很多家庭对经商有偏见。就是说，假如家里的孩子经商成功，大家固然很高兴，可是总觉得还缺了什么。唯有在这个家庭出了一个教授、一个医生、一个学者的时候，他们才觉得是“光宗耀祖”了。他们非常重视精神上的内在探索，他们的宗教传统更为内省、更为根深蒂固。
科尔多瓦犹太区（作者手绘）
这些民族的优点，使得犹太人很容易在任何社会脱颖而出，变得成功而富裕。我有时候都觉得，他们的存在是对一个个社会群体的检验。怎么说呢？常常是这样，当一个社会发展的时候，社会需要犹太人的智慧和努力，而当社会发展起来之后，犹太人的富裕又开始遭人嫉恨。人是多么可怜的一种造物。以致犹太人千年来几乎被全世界驱赶，终于在纳粹的迫害中几近灭绝。
坐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区里，几乎不可能不联想到今天的巴以冲突。因为，历史的发展太戏剧性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并不是天生不能协调的死敌。在摩尔人西班牙时期，两个民族很好地共处过，这一个个西班牙南方城市的犹太人区，就是在摩尔人时期形成的。在那个时候，阿拉伯世界不仅是经济强盛，在文化上也处于非常自信的巅峰状态，十分宽容。相反，那时是天主教非常没有自信和褊狭的时期。
然而，在我们走过的西班牙一个个城市里，在托雷多、在塞维利亚、在科尔多瓦，今天我们漫步其间的美丽犹太人区，已经没有犹太人了。
在格拉那达的投降协议里，摩尔人君主只提及对摩尔人的照顾条款，没有提到犹太人。因此，西班牙的两位天主教君主，迁怒于长期和阿拉伯人合作的犹太人，也出于宗教的褊狭，立即开始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驱逐，只给三个月的期限。
犹太人被驱赶的情景，在一些历史书中被记述。整个民族从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被驱逐，无疑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历史记载着，当犹太人被迫离开家园的时候，常常让小提琴手做先导，教士们在一旁陪伴、鼓舞众人。这让我想起，我们在一个著名的电影——《屋顶上的小提琴手》里看到过这样的场面，虽然那个电影描述的是犹太人后来在东欧被驱逐的状况。
看到历史记载和犹太人自己描述的被驱赶场面吻合，我曾经很诧异。我在想，这真的曾经如此发生？历史场面是这样代代相传下来的吗？抑或，这只是一个民族，希望他们一代代的后人以这样的方式记忆，记住一个民族面对厄运的精神？——不是激发仇恨，而是走向一种更正面的宗教追求？
这种精神在各个民族的宗教探索中日趋上升，面对迫害他们的强者，他们充满怜悯。他们开始懂得，人的快乐，是来自于对自己从善的信心，哪怕你是弱的、哪怕你正面对着一个强势力量，你不可能“取胜”，但你有自己的精神乐土。如果你愤恨，你就和对方站到了同一个平面上；只有当你开始怜悯对方，你才终于有能力离开了脚下可悲的境地，你的心开始有能力随着提琴的旋律上升了，你自己就有希望了。人对宗教的寻求，正是循着这样一条路径在走。当一个民族有这样的精神，一个民族就有希望了。面对厄运灾难的态度，面对历史的态度，在表现一个民族内在的力量，也在塑造它的未来。
从西班牙回来后，我们看到一个故事：在欧洲某国的一个女子，一直发现自己家族里默默保持着一些特别的习惯，直到最近她才知道，自己一家是当年从西班牙被驱赶出来并被迫改宗的犹太人后裔。犹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持续不安全的境遇，使得那种恐惧一直传承下来。他们悄悄带领自己的孩子维持犹太人的一些宗教习俗，每一代人直到老人去世前，才敢告诉下一代他们是犹太人，秘密就这样一代代传下来。现在，得知家族真相后，这位女士才鼓起勇气，去犹太教堂回归。这样的真实故事，也近似地发生在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身上，她在获得总统任命之后，才惊讶地从无孔不入挖掘新闻的记者那里得知，自己其实是一个犹太人。
这批在1492年以后从西班牙被驱离的犹太人，成为犹太人中非常特殊的一群。他们的后裔今天有整整两百万人，仍然代代相传地讲着一种古老的犹太人方言，被称为塞法丁人（Sephardim）。他们散布在世界各地，其中有将近三十万人在以色列，有四万人在美国。
摩尔君主在格拉那达投降前的协议，使得西班牙对摩尔人的驱赶，比对于犹太人的驱赶整整晚了一百年。这个时候，他们被称为摩里斯科，那是对已经改信天主教的摩尔人的称呼。西班牙历代国王，并没有严格遵守协议，一直在逼迫留下的摩尔人改变宗教，最后引起了两次暴动，成为一百年后驱赶摩尔人的重要起因。宗教、政治纠葛的最大受害者，是被波及的、只想平安度日的百姓。十七世纪初，被驱赶的摩里斯科有二十万人。
从西班牙回来，我们买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其中最令人爱不释手的，是一本老旧的、有些页面透着水渍的摄影作品集。作者是一个德国摄影师，照片摄于二十世纪初。他带着一个蔡斯照相机，独自在西班牙旅行了四万五千公里。就在格拉那达附近，他来到一个偏远的村庄，那里的村民，还自称自己是格拉那达王国的人。他大为惊讶，那个摩尔人王国五百年前就被灭了啊！这些村民就是所谓的摩里斯科，他们是驱赶浪潮的幸存者。幸存的原因显然是地域偏远。他们宣称自己都是受洗的基督徒，可是这位德国摄影师面前的西班牙妇女，都从头到脚，严密地包裹在大大的黑色斗篷里，简直什么都没有露出来——伊斯兰的宗教习惯仍然顽强地保存在这些乡村妇女身上，保存了整整五百年。万分庆幸的是，他最终说服了一名摩里斯科妇女让他拍照，留下了这样一个记录，让我们非常感性地触摸了这段历史。
八百年过去了，如同当年的罗马人，摩尔人已经是西班牙人的一部分，他们的后代和当年的阿拉伯人、北非柏柏人的来路，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在摩里斯科由于宗教原因暴动并和当局发生冲突之后，西班牙当局的反应是“驱赶”，赶他们“回非洲”。也就是说，八百年过去，他们仍然是“外人”。
可是，那就是十六世纪之后，西班牙进入的漫长的野蛮时期。我们今天坐在塞维利亚的广场上，人们闲闲散散地游荡，就像时时伴绕在身边的鸽子们一样，感觉浪漫、丰富、迷人，我们会想，这就是西班牙。可是，就在同样的广场上，曾经高高地堆起木柴，许多人被公开地活活烧死。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在欧洲是出名的残酷，根据历史记载，有三万五千人被活活烧死，有二十九万人服苦役，有二十万人被剥夺一切权利，有五百万人被流放。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不是摩尔人，他们只是同为基督教徒的“异端”。
我就是坐在塞维利亚的美丽广场上，读着历史书上的这些数字。可是这哪里只是数字？在火辣辣的西班牙的下午，我生生打了一个寒噤。然后抬起头来，看着光影流动着的秋日广场。我于是想，让我感到害怕的究竟是什么？真正可怕的，是整个西班牙在几百年中对残酷的认同。有上百万的牺牲者，就一定有更多更多的行刑者、迫害者、告密者和无穷无尽的旁观者。留下过描绘这个场景的文字：就在这个广场上，在烈火点燃柴堆的时候，柴堆上是几个将被烧死的“罪人”，而广场是满的。在那个时代，人们不是被迫前来观刑，他们是自愿来的。这是他们的狂欢和娱乐。不仅是南部，就是在马德里，在马德里附近的古老的托雷多城的广场上，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整个西班牙火焰熊熊。这样的裁判和行刑，毒害的岂止是西班牙的司法和公正。如若能够审视人们的内心，我们会发现，被烈火浓烟熏黑的，岂止是西班牙原本清朗的天空。
艾斯科里亚宫
将近两百年，广场上的火焰，才慢慢熄灭。
在马德里附近，我们去了一座王宫“艾斯科里亚”。这座王宫就是宗教审判最盛时期菲利普二世时建造的。菲利普二世时期是西班牙的最强盛期，西班牙王室的版图在海外占据了除巴西之外的整个南美，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菲律宾。我们坐着汽车，直直地开到了王宫脚下，那感觉真是说不出来。你甚至可以说很“现代”，因为它几乎没有什么装饰。矮矮的基座略作收分，接下来的清水石墙就直直地上去了，上得很高，一排排的窗子小小的，上面是浅浅收头的青灰石瓦，体量巨大。这哪是一座宫，这是一座城。周围宽广的铺石地面被正午阳光烤得火烫，夜晚和清晨又冰凉冰凉。绿地是规整的法式花园，修剪整齐的常青植物，间以直来直去的铺石甬道。
艾斯科里亚宫
其实作为一个整体建筑群，艾斯科里亚最精彩的部分是在中间。外面的那一圈建筑，虽然也是“房子”，一层一层都是房间，可是在整个建筑群里，它的作用只是“城墙”。一下子冲到它脚下，看到的就只是“城墙”，哪怕你往后退，退到广场的边缘，由于周围这圈建筑太高，你对整个建筑群的精华，还是不明就里。假如这样参观，你就是像瞎子摸象故事中的瞎子一样，触摸着大象的侧面，觉得这整座宫，就是四面大高墙组成的方阵了。进去就如同钻进了大象的肚子，五脏六腑，目不暇接。开放的路线并不让你进入内院，你不再有机会真正了解它的整体建筑的丰富。
艾斯科里亚宫
艾斯科里亚在一个山洼里，想真正看到它，应该爬上附近的大山，把整个建筑群从视野中渐渐推开。坐在山岩上，那个必须仰望的高高围墙就会变得低矮，变成了一个巨大城堡恰如其分的围护，当你往上走，真正的隐藏在中间的城堡主体就在随着你的脚步上升，那中心主教堂的美丽穹顶，就在迎着阳光“生长”，随着你自己上升的高度，慢慢显露出来。直到最后，整个建筑群在你的脚下，你甚至可以清晰辨认那穹顶四周象征性的十字屋脊。我们讲好，下次还要去，去了一定要爬山，而且一早就去爬。
艾斯科里亚宫里的西班牙皇家墓室
艾斯科里亚的封闭性，源出于它的建造初衷是一座皇家修院。这是由皇家资助建造的一座修道院，附有宏伟的教堂。在那里，在修士们的日日祈祷声中，安息着一代代的君王。艾斯科里亚是西班牙王室归葬之处。应该说，今天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还有他将来的继承人，在去世后都会葬入此地。
西班牙的地下皇家墓室金碧辉煌。檀香色有着深色纹路的大理石棺木，镶嵌大块黄金做成的巴洛克风格铭牌和装饰，一层层紧密叠加起来，在几面形成压迫的感觉，让人真是透不过气来。那是金子和死亡的双重沉重。
艾斯科里亚的帝王宫寝部分，是在修院完成以后再后加的。菲利普二世要把自己的寝宫紧紧地靠在修院一边。在西班牙，这或许不是一件很令人奇怪的事情。菲利普二世的父亲查理五世，最后的岁月就是在一座修院里度过的。人不论在走什么样的道路，最终那个最本原的问题会固执地冒出来。作为君王，不乏迫害异教的威力，可是那最终只是假借上帝的名义在行使世俗权力。而再大的世俗权力，也不能帮助你在内心里获得安宁，或许相反，你可能因此更无安宁，永无宁日。人却需要安宁。你需要这样的一些东西，不是为了应付他人，而是为了更能面对自己，返回内心，君王亦不能例外。看历史记载可知，两百年的所谓哈布斯堡王朝的五代西班牙君王，也是在这座宫内，一代比一代更失去理智、失去对自己的信心。
艾斯科里亚宫里展示的石结构建筑工匠的工具
有一本书曾经推荐游客说，假如你在西班牙只待一天的话，就应该把艾斯科里亚宫，列为参观目标之一。仔细想想，这样的推荐并不是没有道理。一方面，它地处马德里远郊，是以马德里为中心可以游览的多处古迹名胜之一，另外不论从建筑还是历史内涵，它是西班牙鼎盛的黄金时期的产物。
能够证明它在建筑技术上炉火纯青的恐怕是平拱的大庭。艾斯科里亚宫里有一个平拱大厅，它差不多是进教堂前的一个过渡，匆匆赶着进教堂的人，假如不抬头细细打量很容易错过。它的天花板全部用石块堆砌，是无梁殿，顶部却不起拱，完全是水平的，是一个“平拱”。构筑整个大殿顶部的石块，其垂直的重量依靠石块之间的传递，百分之一百地要变成边缘向外的水平推力。它们必须严丝合缝，不能有一点点缝隙裂口，否则没人敢站到大厅里。这样大跨度的“平拱”石筑无梁厅，我们还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过。
在欧洲看画，最激动的是看到自己从印刷品上熟悉的画作，那原作竟然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比如眼前的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azquez）。站在他的画下，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小心地收藏介绍这位西班牙画家的一本小册子，软软的一册，从今天来看印刷粗糙。那时候，这样的简易画册还是珍稀物品，被一个个朋友翻过，翻得边缝泛白。
艾斯科里亚宫的石平拱
这些艺术家也是黄金时期的结果。今天人们在这样的宫殿、看着这样的艺术品，想到西班牙曾经横空出世、大国崛起的威风，真是一片辉煌，却很少去想，如此大起必有大落。
可是，那金色光环是如此炫目而迷人，那光环如艾斯科里亚宫一样，是打造的皇家正史。离开艾斯科里亚，却是人们今天已经看不到、因而也容易忽略忘却的那一部分。君王随意地分封土地，能够得到土地的人富得流油，也就不再关心土地的出产。对于农民，那土地的主人遥远得如在天边，而农民不是租赁土地，他们只是雇工，出产的多寡和他们无关，南方那些天生勤耕细作的阿拉伯人已经被赶走，田地开始荒芜。荒原上晃晃荡荡的是骑士。照今天的说法，这“贫富差距”何止天壤之别。更有不断的战事，不断的失败。
艾斯科里亚宫里展示的石结构建筑工匠的工具
百姓不知道，国王总知道，那从南美抢来的黄金是如何地在哗哗地流走。
到了十八世纪要来临的时候，哈布斯堡的最后一位君主查理二世，在艾斯科里亚宫死去。临死之前，他觉得这个衰弱王朝已经拢不住整个西班牙，他在这里做出一个不太寻常的决定，就是把西班牙王位，交给法国路易王朝。从王位承继的顺序来说，也还说得过去，那是他的一个后辈远亲，法国最强有力的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
站在十八世纪的门槛上，谁也没有料到，西班牙突然和法国波旁王朝走得如此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