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约尔广场随想

马德里的马约尔广场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桑丘

西班牙盛极转衰

在这段时间里，马德里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马德里属于卡斯蒂利亚，就是那个女君王伊莎贝拉的领土，她和丈夫的领土阿拉贡合在一起，是西班牙最早的核心。今天的西班牙语，就是卡斯蒂利亚语。

马德里是今天的西班牙首都。它就在西班牙的古老首都托雷多旁边。托雷多是要塞城市，地势险要，湍急的河流，高高的围墙，符合古代战争的要求。可是，随着西班牙的统一、强大，首都要扩展，托雷多险要的地形反倒成了障碍。所以迁都马德里，应该说是一个必然。

来到马德里，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看看马约尔广场（Plaza Mayor）。很久以前，在有关建筑史的书里读到这个广场，那是西方国家被写入建筑史的几个顶尖著名的广场之一。真的坐在那里，心里就暗暗有点激动，脑子里会出现当年教科书里那张模模糊糊的马约尔广场照片。心里喃喃地重复说，这就是马约尔广场、这就是马约尔广场啊。一直以为，这“马约尔”大概是个什么历史著名人物吧，到了西班牙才知道，原来在西班牙语中，“马约尔”就是“大”和“主要”的意思，马约尔广场也就是大广场。西班牙的城市们大多各有自己的马约尔广场。提到这个广场，必须说是“马德里的马约尔广场”，那才是它了。

马德里的马约尔广场

那天到广场时，已经接近傍晚，逛了一天后，走进这样一个广场，就很想在一个角落坐下来，喝点什么。广场在西方城市生活中非常重要，它积淀着城市的公共生活。广场的性格，是由周围的建筑物决定的。这个广场的四周，下面是一圈带着券拱的高高石柱廊，如同一个半实半虚的基座。上面是实的部分，那红色墙面的三层楼，因为压得紧，实体墙面并不是底层券廊的三倍高，上下大致符合黄金分割法的比例。石券廊的白色和红墙形成虚实对比，又形成漂亮的色彩对比。墙面上小小密密的窗户，又使得实的部分，不那么沉闷。再上面，照例是一条青黛色的石屋脊镶边。墙面上，还缀有刺破墙面的尖塔，就打破了“围城”的单调和沉闷。就建筑来说，不仅大的效果分寸感好，每一个细节都是好眼光好手艺的结果。

广场四周的券廊里，都是特色商店。我们的朋友进去了一会儿，就高高兴兴地顶了一顶漂亮帽子出来。已经不记得我们都点了什么饮料，却能记得坐在阴影里，看着夕阳下的马约尔广场：一张张小桌子边是懒懒散散的游客，远处是画家们的摊位，还有靠歌唱谋生的艺术家，不失时机地弹起吉他唱起来——那是一种微微有点奇特的感觉，即便在今天，我们回想起来，仍然能够体会到广场那一丝由规整而起的内在拘谨。围绕广场四周的建筑，不论是红墙还是白石，都由“时间”调入了一种只属于历史的黄色。红白之间就不仅只有设计师造就的色彩对比，还有岁月引出的色彩调和。感觉的奇特，源自于这里被历史做旧了的建筑形制和色彩氛围。置身其中，犹如不留神一脚踏进了历史。

马德里作为首都，当然也见证过宗教裁判。这里就曾经是一个公审公判和行刑的地方。现在，西班牙还保留了艺术家在1683年所画的这个广场在1680年6月30日审判新教异端的场景。审判的时候，连国王都来了，除了四周楼房的窗口，还在广场两侧搭起一层层的看台。那些不肯悔过的新教徒，会在当晚被处死。当时的广场中央是空敞的，空了两百年。而今天，在广场中央，画龙点睛一样，点着菲利普三世在马背上的青铜塑像，因为当年就是他下令建造了这个广场。所以，广场形式也就更有正式的官方意味。

马德里的马约尔广场

这塑像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才移入这个广场的。就雕塑本身来说，做得真是好。这座雕像的生动，在十九世纪之后终于打破了广场方正形制的拘束。看着雕塑我忽然想到，欧洲大帝的雕塑，多半是类似的马上英雄造型，记得以前在巴黎大街上看到的美国总统华盛顿塑像，也是同样的思路。我不由得想起自己从小看到的领袖塑像，做工如何且不讲，从创作思路来说，就截然不同。

在这里，人们对帝王的认识，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英雄，一个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集大智大勇于一身的骑士。我们从小看到的雕塑所传达的领袖概念，并不是一个特别勇猛让你不服不行的个人英雄，而是有权替你思考、规定你前进方向的权力象征。站在这个位置上，就是在理所当然地等着你崇敬仰慕的。所以，有一阵，我们的领袖雕像几乎不外乎三种模式，手背在身后挺胸站立的，挥手接受欢呼的，再就是举手指引方向的。看一件公共艺术品或许可以看出一个时代。假如一件作品中只看见威权的力量，却几乎找不到艺术家的灵魂，那个时代一定是被压扁了的。因为，艺术家的灵魂是最难被规范的一种。欧洲的希望，或许就曾孕育在那些帝王雕塑中，在这里至少还能读到艺术家自己的精神和灵气。

在马德里，我们是开车去马约尔广场的。就在途中，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是一个特别精致典雅的小环境。当时的感觉，就像是有人拿着一束雏菊，突然在车窗前摇晃了一下，不仅眼前一亮，还有芬芳久久不散。我们赶紧记住方向。幸而车很快就停了，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离马约尔广场并不远。从马约尔广场出来，我们提议去找找那个地方。走着过去，在街边看到一个一脸沧桑的西班牙老人，正在路边给餐馆描画着菜单。在夕阳涂抹之下，被抹得像一幅油画。

我们很快找到了那个小广场，这就是马德里的老市政广场（Plaza de la Villa）。那是大都市里小环境气氛最好的一块了。它和马约尔广场不同，不是人工设计味道那么足的地方，而是给你自然天成、很不经意的感觉。它是由一些不同年代留下的古建筑轻松环绕起来的，最早的一栋建于十五世纪。在那栋楼里，还关押过战败的弗朗索瓦一世，他可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君主，达·芬奇的保护者。这里的主要建筑物是马德里的老市政厅。我们在这里感受轻松或许因为，这个小广场属于一个自由城镇马德里，而不是像马约尔广场那样，更有西班牙皇家广场的意味、更属于一个帝王的首都。

在街头描画菜单的西班牙老人

马约尔广场和老市政广场所在的这一片，就是这个城市的老城区。可惜我们没有时间能像在巴塞罗那一样，好好在马德里的老城区逛逛。在马德里扩建的新城区，也有一些很好玩的地方。例如塞万提斯的纪念碑。

在十六七世纪的风云跌宕起伏中，难得有一个平民，活得像塞万提斯那样，堪称是整整一本西班牙的二百年传奇。他在西班牙游历过，也阅读过和思想过；他高谈阔论，又出国打仗，着实冲锋陷阵、流血受伤，受到皇家嘉奖；他当过海盗的人质奴隶，又逃跑被抓，差点上绞架在海外死个不明不白；等他终于回到故乡，必须吃吃力力地谋生，却又蒙冤入狱。最后重病一场，死在家中。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长相。可是他用笔塑造的两个人物，却永久地站在马德里的市中心，那是游人必到的地方。没有一个君主能代表西班牙的形象，可是这两个人，却是今天全世界人心中的西班牙偶像。

马德里老市政广场

那就是塞万提斯塑造的堂·吉诃德和桑丘。

人们大都觉得，塞万提斯的伟大，是在于他的荒唐行为后面的除强扶弱、见义勇为，也是他为争得民主、自由、平等，随时准备为理想赴汤蹈火的精神，是表面荒唐可笑后面潜藏的实质性的、理智的人文主义思想。

今天的马德里已经是一个现代化大都市，要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里建造一座纪念碑，着实不易。这座纪念塞万提斯的纪念碑也没能避开都市里的高楼。可是西班牙人精心布置，终于使得这座以石块厚厚实实垒起来的高大纪念碑，不被群起的都市高楼吞噬。在塞万提斯纪念碑之后有一栋高层建筑，我没有细细去数，就算没有四十层，三十层一定是有的。我也没有去考证纪念碑和高楼孰先孰后，可是，那个后建者的建筑师一定是为两者的关系苦恼过。最后，真是处理得好极了。利用透视，拉开一段距离之后，后面的高楼体量就“变小”了。大楼和纪念碑的主体，都是中轴线对称，非常恰如其分地叠加在一起。从纪念碑前面走去，你会感觉那栋稳稳当当、三台阶收分的大楼，就是纪念碑设计中的一个背景。它们作为建筑群，活像是一个整体。

塞万提斯纪念碑

蓝天和碑前面的水池，打破了“纪念”的沉闷。纪念碑的主角高高在上，却和整个纪念碑的色调没有区分。塞万提斯在那里，可是他已经和西班牙的巨石融为一体了。那石砌的纪念碑，就如同西班牙那绵绵不尽的群山。而接近地面、无可阻挡地在走出来的，是那几近黑色的两个青铜塑像，那就是骑在瘦马上的堂·吉诃德和骑在驴子上的桑丘。

站在这两个一高瘦一矮胖、万世不坠的西班牙人面前，我终于感到有必要想想，假如堂·吉诃德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英雄或者骑士，假如他代表了那么多的精神和思想，他还有什么意思？他们从西班牙的黄金时代走出来，却踩着贫瘠的土地。是的，堂·吉诃德连下一顿饭也不知道在哪里，却似乎在舍命追求某种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可是，令那个倒霉的塞万提斯不朽的原因，就是因为堂·吉诃德精神之高尚、追求之正确吗？从古到今，一分钟也没有停止，总有人在向我们推销不同时代的英雄，这些英雄又有哪一个不是按照人们自己心中的想象，提升塑造出来的完美人物。堂·吉诃德只不过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吗？他的永恒，就是因为人们犀利的目光，穿透他破旧的盔甲，在他的背后找到了我们心中期待的伟大？就是因为他拥有和我们熟知的多得无以计数的英雄们共同的理想追求乃至思想气质，人们才因而对他着迷了几百年、还要继续着迷下去吗？我想，铁定不是的。

堂·吉诃德的追求始终是错乱的，他不停地和幻想中的敌人搏杀，取悦一个不存在的女人。我想，正是这种错乱，使得穷困潦倒的作家塞万提斯，变得如此不朽。塞万提斯，在自己短短的一生中，却走过了整个西班牙黄金时代、走过整个欧洲中古史、走过无数人的生命历程，他对人性深有所悟，对人性的弱点也深有所悟。他笔下的堂·吉诃德和桑丘在打动我们，因为他们是紧紧跟在我们身后的影子。阳光的投射，使得我们的影子在不断地变幻，影子不离大形。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投影。

多多少少、或早或晚，我们都被生命的冲动、被莫名的精神和情绪的汹涌潮水推动过。在看不到意义的时候寻求人生的意义，在不同的时候，因不同的位置，出现不同的幻想。有时，我们给自己的人生以理由。这些理由是我们希望自己相信，也希望别人信服的；有时，你的冲动引出幻想，幻想指引着行为，行为牵出的后果，都巧合重叠，指向一个你希望看到的景象，人生似乎就是成功的。因为这个最后的景象和后果出自你的行为，所以它似乎印证了那不是人生莫名的冲动带出的梦幻，而原本就是某种纯粹的、庄严的、理性的东西在推动。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说服自己这样相信的。

该死的塞万提斯，把堂·吉诃德，那个高高瘦瘦、摇摇晃晃，持着一把长矛冲向风车的模样，展示给了大家。他怀着同情、带着苦笑、不乏幽默地对大家开着玩笑：有时候，是不是英雄，不在于你是不是冲上去，而在于你冲向的那架风车，是不是真就是魔鬼的化身；你冲向的那群绵羊，是不是真是你的民族之敌化身的全欧洲雄壮大军。他让人们回头望着自己，突然有了堂·吉诃德问题：我重视的真的就是那个目标，还是那个过程——那个我就是无畏骑士堂·吉诃德的感觉。我们是不是在心里都隐隐希望，那个被堂·吉诃德慷慨解救的小孩，此后更遭罪就该回家自己哭去，不要出来扫我们英雄的兴？究竟哪一部分是我们理性的追求，哪一部分只是我们像堂·吉诃德一样，读着骑士的传奇，就再也不愿意在拉曼却的家里，寂寂地度过一生？桑丘的毛驴是那个时代的西班牙农民最典型的坐骑。这个骑着毛驴的桑丘，是塞万提斯眼中真正的西班牙芸芸大众。桑丘并非没有英雄幻想，只是短缺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气概，且也不乏一点隐隐的私心，这才忠心耿耿、天涯海角地在瘦马后面紧紧跟随。

塞万提斯向我们指点了我们每个人的英雄情结，我们是桑丘，也是堂·吉诃德。我们有时候是桑丘，有时候是堂·吉诃德。他们形影不离，可以是同一个人，可以是同一个民族，可以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我们的冲动和幻想却可能是错乱的，我们在幻想和错乱之中摸索着理性。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或者根本不愿意了解自己，我们无法控制那支配着我们内心的欲望和冲动。在每一个宣言后面，都肩并肩地站着他们，堂·吉诃德和桑丘。而塞万提斯，怀着点忧郁，目送他们前行。

前面是又一个两百年，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偏偏就在这新的两百年即将开始的时候，西班牙的王位被传给了法国路易王朝。从地理上来说，终年雪顶的比利牛斯山，分割了法国和西班牙，因此人们总说，“欧洲到比利牛斯山为止”，就是把西班牙这个文化混杂、有点异域味道的地方，排除在欧洲之外。现在人们发现，比利牛斯山突然“消失”了。

十八世纪，那个油画完全成熟的十八世纪，那个出现了美国、爆发了法国大革命的十八世纪，对西班牙来说，却是出师不利。

这位当着西班牙国王的法国人，既在动用法国的力量为西班牙争得利益，也把西班牙拖入原本可能不会参加的战争。就在十八世纪一开始的1704年，在和英国人的冲突中，西班牙失去了一座小岛——孤零零的直布罗陀岛。这就是当年受阿拉伯人派遣的柏柏人，从非洲北上入侵西班牙时的第一块垫脚石。这个小岛地处欧非之间的咽喉地位，命定要在此后的世界历史中，再次扮演重要角色。西班牙此一败，兴许世界因此得救。这又都是后话了。

从十八世纪始，西班牙和法国君王同属波旁王族，这样的一君两国，被人们称作是比利牛斯山的“坍塌”，从此使得西班牙和法国变得更为息息相通。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潮开始涌入西班牙。可是，它总还是处处要比法国慢一拍，就是这慢一拍，使得西班牙走上了和法国完全不同的道路。

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法国的启蒙之风已经吹到了这里。所谓的法国启蒙运动，也在西班牙的知识分子中间蓬蓬勃勃推广传播开来。岂止西班牙的查理三世把自己叫做开明君主，欧洲的君主们都在争当法王路易十六式的开明君主，都在想改革。

法国革命发生在1789年，西班牙的查理三世是在1788年去世的，此前执政整整三十年。查理三世之开明，和法王路易十六却实在很是相似，当时西班牙和法国也有很多相像之处。君主身边都出来一大批辅助君王改革的王公贵族、思想家。1778年，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抱怨说，宫廷的上层都在读法国哲学。这两个国家还都花了大笔的银子支持美国革命。

欧洲的改革愿望，发生在我们中国晚清思变的一百五十年前。现在翻看历史书，看到欧洲的历史学家们也常常在问大家同时也在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欧洲国家在思变？就拿西班牙来说，十八世纪远不是最糟糕的时候，西班牙还有着源源不断的、来自殖民地的财富。并不像晚清的中国四面楚歌，有亡国之虞。十八世纪的西班牙，人口整整翻了一倍呢！

我想，可能只是地球这一块地方的文明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率先离开蒙昧状态，发蒙了，要进入成长的一个新时期。就像小孩子进了学校，突然醒一醒。所以这一段时期才叫做启蒙时代。“人”是很奇怪的一种动物，“文明”到一定的程度，对以前司空见惯的事情，就会觉得“野蛮”，就说什么看不下去了。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提升。听起来好像有点玄，其实是很实实在在的事情。

又是那个老问题，“文明”是什么？这真是很纠缠不清的事情。各地界的人，上两千年开始，就在慢慢学着烧出精美的瓷器、织出绫罗绸缎、盖起华屋、烹调精细的美食，今天的我们，只有在博物馆里望古惊叹的份儿。说这仅仅是“物质的”也肯定不对，还有精美的诗文，甚至是繁复的上上下下的礼仪。再说，物质的发展，“器”之中，还蕴藏着“美”，还是艺术呢，这明明就属于“精神”。所以，要说那个时代“不文明”，实在是说不过去。可是与此同时，东西方不约而同发生的是：欧洲的广场上在焚烧异端、车裂囚徒，亚洲的广场上在凌迟皇上看不顺眼的家伙。要说这是“文明”社会，也断断说不过去。

极度文明与极度野蛮并存，大概最恰当的称呼，就是文明古国。那是人类的童年，对于野蛮的事情，木知木觉。转折就是急转弯，本来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不论如何危险，这个转折又是必然要到来的，此后它的观念将明显地有别于人类的童年——古代社会。至于转折的轻重缓急，是要依靠经验来调整的。那些先行转折的国家，就很可能转出许多血的教训来。一些人先醒来，开始大声呼叫，也许有人叫过了头，反而翻了车。车毁人亡，引出一场事与愿违的更野蛮暴乱。聪明的，是看到前面别人翻车，就赶紧调整自己的转弯角度，不重蹈前车之覆辙，也不掉头而返回去。笨的，就不提了。

这种人道精神的进化，是人类的希望所在。文明、向善，看上去总是弱的，似乎永远无法和恶的野蛮强势较量。可是，我们回头看看历史的脚步，或许会对历史的发展添一份信心。

启蒙运动的毛病也与生俱来。就是呼吁太容易，要做起来太难。法国和西班牙这样有待转弯的国家，都是老旧的庞大机器，转折谈何容易。所以，先行的法国，言、行两帮人的脱节特别明显，鼓动家特别出风头，而实干家相比之下，要默默无闻得多。结果，前者飙车无度，翻车的时候，首当其冲的牺牲者，就都是曾经默默在那里工作的人。

西班牙当时也有一批踏踏实实的改革派。最有名的就是霍维加诺斯（Gaspar Melchor de Jovellanos）。他是贵族出身，在塞维利亚和马德里当法官，坚持公正、要求废除酷刑，主张监狱的人道化改革。精神的探索和演进是整体在走，科学和经济领域也在进入近代。霍维加诺斯进入查理三世的最高层内阁后，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两年前，写出了对西班牙农业改革的报告，得到整个欧洲好评。

可是，欧洲从古代走入近代的转折，总是伴随着困惑的。人们说，西班牙有“法国化”和本国传统的困惑，其实，就是法国自己，也有“新法国化”和传统的困惑。那是转折本身的时代困惑。比如说，怎么对待宗教传统和异化了的庞大教会组织呢？法国也有同样的困扰。

革命一起，法国形势急转直下。法王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西班牙公开抗议，法国人根本不理。

十八世纪开端，西班牙走近法国，而且越走越近，又在这个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因法王路易十六被砍头、法国一片混乱而使西班牙倒退三步，和法国拉开了距离。

站在十八世纪尾端，西班牙还是有理由自豪的，它在下半世纪的改革，清点起来，成果不算小。又似乎成功地避免了激烈革命动荡的冲击。不说别的，西班牙的人口在这个世纪整整翻了一倍。马德里已经从欧洲出名的肮脏城市，变成最美的城市之一。当然，海外殖民地源源不断的财富，是这些变化的有力支撑。

可是西班牙头脑清醒的人，站在十八世纪的末尾，并不喜气洋洋。法国在近代化中遇到的障碍，西班牙一样不缺，肯定还更严峻得多。个对个比较的话，西班牙距离“近代化”，显然要远得多。要不然，就应该是启蒙运动先发生在西班牙，由西班牙去影响法国，而不是法国来的启蒙思想推动西班牙。一棵苗，先蹿出来的地方，土壤气候温度湿度当然就更合适一点，它自己蹿出来、开始生长，是什么道理大家可以争论可以慢慢研究，可是，它总有自己长出来的道理，这是没有异议的。而看着人家的树苗长得好，要移来自己家试试，一试就成功的可能，就更要小得多。现在，就连近代化的发源地法国，树苗在急风暴雨之下都岌岌可危、奄奄一息。西班牙当然更有理由忧心忡忡了。他们想到要先保守一点，谨慎处之，是不是先改良土壤、等候气候的转变？

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输出革命的法国，竟直接把枪顶上了西班牙的脊背。西班牙失去了在历史轨道上小心慢转的机会。在十九世纪一开头，站在悬崖边的西班牙，被法国一把推进了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