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高迪和“九八”一代
高迪的建筑
马德里的寄宿学院
吉奈尔、加尼韦特和科斯塔
“九八”一代朝两个方向寻找强国之路
对西班牙来说，二十世纪的开端，就是1901年的古巴独立。殖民大国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南美殖民地，落得两手空空。
那是西班牙不尽彷徨的年代，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转换处，历史书上布满了政治风云。而我们如何能够找出这一百年前的西班牙气息？
这个时代之交，出了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后世把他们称为“九八”一代。把他们冠以“九八”，是因为美西战争爆发的1898年给所有西班牙人以强烈的刺激，他们的强国之梦破碎了。“九八”一代不是战斗的一代，他们是一些为寻找未来的道路而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他们让我想起我们在西班牙“寻访高迪”的历程。
高迪设计的盖尔公园建筑
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i），是那个时代西班牙最伟大的建筑大师。他于1852年出生，在1926年去世。在将近一百年后的二十一世纪的转角，当我们来到巴塞罗那，巴塞罗那向全世界游人推出的旅游宣传，就是“高迪之旅”。我们曾经在巴塞罗那循着高迪的创作路径，一路逛过去。
我们去了他设计的盖尔公园（Parc Guell，1900—1904），第一次去是个冬日晴朗的日子，我们直接从正门进去。感受到的，是用马赛克镶嵌成的一个幻想世界。那个门口像小教堂一样顶着个十字架的建筑，你可以感受到高迪的巨手，在那里轻重恰如其分地捏塑着墙面。然后，在几乎是带着指纹痕迹的曲线里，高迪顽童般地凭他对色彩的特殊感觉，一小块一小块地，向柔性的泥里，摁进那些闪闪发亮、五彩缤纷的马赛克。登上公园的大平台，人很少，我们实在不舍得转一圈就下去。平台的边缘，是游动着的马赛克座椅，舒展着作为建筑作品的力度和气势，而每小一段细细看去，又是一幅印象派美术作品。
高迪设计的盖尔公园
盖尔公园
从那里向下看去，是公园“趴”着那只著名彩色大蜥蜴的台阶——通向出口，通向外面的世界。
大蜥蜴
记得那天是清冷的，天空蓝得纯净，太阳显得暖洋洋的。公园也是清冷的，你可以用心来慢慢感受高迪。这一次我们再去，已是游人熙熙攘攘的夏末初秋，太阳火辣辣的，眼前的一切好像都泛着一层额外涂抹上去的光亮。以前的那种沉淀而纯净的色彩消失了，景象飘忽不定。我心里一直在暗暗吃惊，惊异自然变换竟能如此之大地改换眼前的真实存在。
高迪有着地地道道西班牙人的超常热情。他的公寓设计特别值得一看。他竟能把公寓这样令建筑师们沮丧的枯燥题材，照样处理得神采飞扬。
米拉公寓（Casa Mila，1906—1912）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高迪建筑的雕塑性，不仅外形有非常大气的整体雕塑感，里面还隐藏着他对庭院和建筑内部的精心处理。那是一系列一气呵成的塑造，一个个精巧的作品，用一串串铁花，舒适地搭配连接在一起，又一层层地上去。人们从外面看到里面，从下面看到上面，甚至一直钻出顶层，看到屋顶。屋顶上，烟囱和通风口竟然被做成一片扭动着的精灵塑像，粗犷却又精致。
米拉公寓
米拉公寓的屋顶烟囱和通风口
第一次看高迪时，曾特地去高迪的另一个公寓建筑：巴特罗公寓（Casa Batllo，1904—1906），却被关在门外，公寓没有开放。我们只能看到外部的立面。这次，我们是随意在那条大街上逛，不经意逛到这里，只见前面的人行道边，挤着使劲仰头向上观望的人群，就像这上面出了什么大事。我们不由自主就跟着抬头往上看，那是一片熟悉的彩点墙面，就是印象派点彩的那种，还有那精美的窗户、阳台，那有着鱼脊背造型的小屋顶和装饰小角楼……巴特罗公寓，就是上次擦身而过的巴特罗公寓。转身，却发现楼下新开的小窗口，正在卖参观的门票，不由得喜出望外。
如果说，米拉公寓表现的是力度和粗犷，那么巴特罗公寓是极度的精致。我们在艺术史中常常看到这样的过程。人在最初凭着直觉，把自己的野性、对大自然的感受、原始的冲动，在艺术的出口释放出来。手是笨拙的，或许想要刻画精致，可是做不到。渐渐地，手开始变得灵活，技艺在长进，手下的作品变得精巧。在沾沾自喜之中，一点没有察觉到自己失落了艺术的灵魂。不说五台山里唐代的佛光寺大殿，只要看看唐南禅寺正殿就可以。因为后者规模很小，可是那种磅礴气势，拦都拦不住。不能提晚清，假如我们现在还为那斗拱的精密得意，只因为我们还没有睡醒。
巴特罗公寓令人惊异。高迪有能力保留艺术灵魂的雄性气势和坚质，却同时把手艺的柔美质量，做到无可挑剔的地步。今天的建筑装饰，假如要有曲线，都是两维平面的流动，整个巴特罗公寓，里里外外却是三维的扭动。一种心劲、一种灵魂要破壁而出的张力，在每一个角落存在。而手艺是精益求精。开放的精神使他们挣脱和超越了他们手中能够掌握的传统材料。站在那里，我想，什么叫建筑艺术的品质？看了巴特罗公寓，这就是“品”和“质”。不失最本原的热情和冲动，却有了最现代的技艺和抽象能力。
高迪设计的巴特罗公寓
巴特罗公寓室内
巴特罗公寓室内
以前，在建筑历史书和高迪传记中读到，他的创作和当时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相呼应，却没有关联。看了巴特罗公寓，我很怀疑这样的判断。高迪是个建筑师，却也是一个时代象征。西班牙已经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是现代欧洲的，也是西班牙的、焕发着宗教热情的。
这是西班牙“九八”一代生活的时代，这是他们走过的街道，他们看到的建筑。西班牙已经是个现代国家。西班牙的艺术是现代的，领着最新的潮流。他们自己都是学者和艺术家，有着鲜明的独立个性。像巴塞罗那这样的西班牙城市，它的工业和现代化程度，已经足以建立养育这样一批特殊现代西班牙人的温带层。高迪是他们的边缘。他们站在传统和现代中间思索，他们是思想者。他们和高迪一样，首先是耕耘在自己倾心热爱的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各个研究领域中。沉重的大西班牙问题，自然也必然地走进了他们的视野。根据他们涉猎的学科不同，使得他们对这些议题的关注程度也不尽相同。
他们铸成了西班牙的“白银时代”。他们在历史上留了下来，不是首先因为他们的政治见解和政治观点的影响，而首先是因为他们在自己从事的领域里的丰富思想成果。或许在那个时候，这些思想成果对当时西班牙的现实改变，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就像高迪的建筑。可是他们的思考留了下来。
他们以“九八”为标志，是因为1898年的美西战争，令西班牙维持了几个世纪海上殖民霸主的强国梦碎。“九八”一代因此被打下了历史交界点的印记，使得他们的思考和争论，离不开一个核心话题：什么是西班牙的明天？西班牙的未来到底是什么，西班牙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恢复昔日之荣耀和光辉。历史造就的古代辉煌，此刻成为一个沉重负担。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能接受离开昔日旧梦的一个新西班牙。
如此苦苦探寻恢复古有辉煌的强国道路，却总是陷入迷茫，于是他们回归到一个更本原的问题，即西班牙人的自我认知：什么是西班牙？我们到底是什么人？隐含着的关键是：究竟什么才是西班牙在世界上的定位。
他们的思考是两极的。
他们中有一些人主张不要沉溺在自己的光荣历史中，尤其要远离古代西班牙以骑士和尚武为荣的传统，要更彻底“欧洲化”。而另一些人却走向了相反的主张，他们怀疑西班牙已经行进中的现代化，他们认为西班牙失去古代的霸主地位，就是因为先失去了自己的灵魂，西班牙要寻回旧梦，出路在于找回这一灵魂，发扬西班牙人的传统。他们甚至认为，整个欧洲的现代化，都是错误的方向，而西班牙的传统精神——堂·吉诃德，才是全欧洲的榜样。这种分歧，其实是自由思想状态下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待这种自由思想状态结出成果，需要时间。可惜，外来思想影响下的社会变革，走得比他们快。
在首都马德里，有一个像英国的牛津剑桥那样的寄宿学院，西班牙人把它叫做Residencia。那是由著名的希内尔（Francisco Giner de los Rios）所创建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延续。希内尔是十九世纪西班牙最早的一个自由派学者，被人们称为是“西班牙的第一个现代人”。希内尔原来是马德里大学的法学教授。1870年，西班牙政府要求所有大学教授做一个忠诚誓言，发誓忠实于王室，忠实于国家，忠实于天主教信仰。吉奈尔和另外几个教授拒绝，随即被大学开除。这些被开除的教授们，决定组织一个自己的学校，取名自由教育学院。这就是寄宿学院的来历。1873年，西班牙成为共和国，三年之后的1876年，学校终于建成。这是西班牙第一个独立于国家和教会的学校。
寄宿学院有着小小的护城河，那是西班牙自由教育的一个基地。希内尔和他创立的学校，第一个意识到，西班牙的未来，取决于对年轻一代的教育，这种现代教育必须独立于教会，也独立于政府。最重要的，是在一种自由宽容的气氛下，教育西班牙的青年，培养独立的人文精神。从这里走出了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者诗人希梅内斯（Juan Ramon Jimenez）和诗人马查多（Antonio Machado）、诗人洛尔加（Federico Garcia Lorca），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卡哈尔（Ramon y Cajal），还有整整一代思想家、作家和诗人。西班牙最著名的思想家乌纳穆诺（Miguel Unamuno）也是这里的常客。
安格尔·加尼韦特（Angel Ganivet）是“九八”一代的先驱之一。他热爱西班牙，却辛辣地批评西班牙的落后社会现象，同时又反对“欧化”，认为西班牙的前途，在于西班牙自身灵魂里那种“非欧洲所有”的东西、那种西班牙的原始性和特殊性，那才是西班牙未来成长的基础。他认为西班牙要内向地寻找强盛之路。他的名言是：“不要走出你自己，你的灵魂在里面。”
和加尼韦特相对照的，是他的同代人科斯塔（Joaquin Costa）。科斯塔认为，西班牙的前途在于回到欧洲，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国家。他的一些话成为警语留下来。他说，“熙德的棺材，应该用双重大锁锁起来”。他还说，西班牙需要的是“学校和食物”。他认为，西班牙已经是一株空洞的芦苇，一条干涸的河，西班牙必须“脱非洲化”，必须“欧洲化”。西班牙人必须用开明来代替虚荣，用学校来代替战舰。他大声疾呼：“我们国家不需要热血沸腾的英雄和烈士，而需要冷静而智慧的人，他们能够驾驭和疏导自己的情绪。”他认为西班牙的衰败来自缺乏意志，来自经济落后、文盲、根深蒂固的盲从。他说，西班牙需要自由，而自由的根源是人的独立，而独立的根源在肚子里，饥饿的人永远不会自由。所以，先要让人民吃饱肚子。为此，他提出西班牙要解决农业问题、土地改革和灌溉问题。
“九八”一代关于西班牙道路的讨论中的分歧，反映了十九世纪西班牙在世界潮流面前，知识精英的深刻分歧。法国启蒙思潮在百年之后被西班牙再次反刍，一群知识分子看到西班牙落后的一面，重提当年伏尔泰和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思想主张，坚持西班牙的持续“欧化”。可是，又有一群知识分子，把法国启蒙思潮视为危险的陷阱，反过来把希望寄托在“西班牙灵魂”上，梦想“寻根”。前者主张理性、自由、开明，后者主张传统、宗教、统一。这种分歧，形成了思想上的“两个西班牙”。从前者的角度看来，这是启蒙和反启蒙的分歧，但只要看看法国在十九世纪本身的动荡，就可以知道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九八”一代著名医生和历史学家马拉尼翁（Gregorio Maranon）的结论是，十九世纪上半叶西班牙的失败，全是那些开明派的持续的愚蠢造成的，这些人寻求开明进步，却把西班牙弄得不再是西班牙。另一个著名评论家马埃兹图（Ramiro de Maeztu y Whitney）说：“我们选择用变成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梦想，两百年来我们呕心沥血，就是想让自己不再是我们自己，而不是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坚持做我们自己。”
西班牙民居的一扇小窗
“九八”一代最伟大的西班牙科学家卡哈尔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西班牙最近几百年是在进步。十六世纪发生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为西班牙打开了一个窗口。十八世纪发生在法国的启蒙思潮，是为西班牙打开了另一个窗口，从此西班牙有了理性思维，有了科学的批判精神。西班牙的道路应该是放弃孤立，走向现代世界。
这是世界潮流大变动时期，整个国家的自我认知在知识界的反映。这样的讨论在我们现在看来真是很不新鲜。它曾经发生在许多国家，今天依然在发生。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有过格外灿烂辉煌的昔日文明，却又面临时代转折的不尽困惑。人们曾经埋怨“九八”一代脱离现实，批评他们对“他们的那个西班牙”几乎没有起到什么实质作用。他们的作用是如此之滞后，不能力挽社会危亡之狂澜。
我想，这是一种宿命。每一个时代，大众和知识群都是分化的。有不同的层次，各有各的道路，各有各的使命，或者说——宿命。他们是不可能互换的。正常的社会，就是这两种人群各层次比例恰当的社会；反常的社会，就是他们比例失调的社会；失常的社会，就是一种倾向卷走了所有的人，失去平衡。假如当年的“九八”一代，也一个个如革命者般投身救世的行列，西班牙未见得能立地得救。从久远的今天来看，西班牙文化如果失落了“九八”一代，就显得更苍白无力。而有了他们，西班牙心智后来的复苏，就有了依据。
“九八”一代是属于未来西班牙的。使他们能够生存的，是西班牙特定的一个社会层面。他们命中注定和底层脱节。
就在这“九八”一代的同一时代，大量西班牙人为了谋生而移民南美，昔日他们是那里的主人，今日他们去那里找一个饭碗，这股移民潮甚至持续了将近一百年。这是西班牙的一个侧影。
西班牙“近代转折”半生不熟，就被逼到下一个“现代转折”的路口。一个急转弯没有稳住，就接下一个急转弯。
对现实的西班牙真正产生影响的，必然是非常入世的政治思想，也是更入世、“更有关怀”的那一大批人。西班牙的现代化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就开始了。法国启蒙的浪头刚刚滚过，其后的战乱、改革、暴动的交替还没有过去，新一波的现代政治思潮，包括最激进的那一波，已经不失时机地涌进西班牙。怎么可能不进来？在一片混沌中沉浮的人们，急急舞动双手，希望顺手摸到一根救命稻草。而激进思想家们，不可能在一片富庶平和的土地上找到知音，他们关注的总是贫瘠焦灼的地区。
从拿破仑离开、西班牙向激进的两极分裂之后，两边在信仰和心理上就不是均衡的。
保守的一方，始终有宗教信仰，而另一方没有一个类似信仰的东西。如今现代思想提供了这样的信仰。比起一百年前的法国启蒙运动，此刻人们交流的能力大大增强了。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之父，是从德国的卡尔·马克思那里直接得到的指示，只是经过西班牙式的改造，变成了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
假如说，西班牙的近代转折佐以拿破仑的输出革命，那么在二十世纪之初，俄国革命之风吹来，此后更有世界经济大萧条的逼迫。西班牙已经有自己的激进左翼，是自己要革命了。在西班牙的大城市里，激进左翼本身又分裂为两大极端，社会主义信仰和无政府主义信仰，两种信仰水火不容。前者是国家要包管一切；后者是个人至上，一切政府皆为罪恶。而他们又都把保守派认作死敌。
在更多阅读西班牙现代历史之后，回头再看高迪，感觉必有很大不同。
高迪设计的大门
在高迪设计公寓的时候，也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窗外，无政府主义在巴塞罗那起义了，要废除私有财产，烧毁私有财产登记簿，逼迫修女做母亲，暴力血腥不断，史称“悲惨一周”。最后自然也是暴力镇压。事后，起事的领头人被枪毙，那竟是个任现代学院院长的文化人。此事引起全球无政府主义者的强烈抗议。这是西班牙左右两极冲突的最典型模式。作为工业中心的巴塞罗那，罢工、起义时起时落。
世界在飞速走近，高迪窗外的天空开始出现飞机，1911年巴黎和马德里已经有了飞行比赛。高迪在报纸上读到，在摩洛哥，西班牙和摩尔人的恩怨情仇未尽。一个年轻的西班牙中尉佛朗哥的名字开始被大家知道，在摩洛哥的北非殖民地，他率领的摩尔人雇佣军团作战英勇，常常转败为胜。很快，摩洛哥的战事已经退为次要，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好在，政府宣布西班牙将严守中立。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作出红十字会的人道姿态，在王宫中接受战俘和伤员，为人们在战争期间转交信件包裹，并呼吁交战各国停战一日，救护伤员。
大概只有置身事外的时候，人道主义才容易维持。在历史记载中，阿方索十三算是一个温和的人。可是，在宣扬实行人道主义的同时，他要对付自己的摩洛哥殖民地反抗，要面对如何平息国内的罢工暴动。已经在摩洛哥升为上校的佛朗哥，被调来镇压工人们罢工，又赶回去和摩洛哥人打仗，对天生是个军人的佛朗哥来说，他把这些任务一律看作是战争。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人称之为残酷镇压，有人称之为有效恢复秩序。那是十九世纪许多国家的政府采用的普遍方式，就像暴动是民众表达自己的普遍方式。它肯定是悲剧，可悲剧一再上演。
在巴塞罗那，高迪在埋头做设计的时候，当不会没有听到街头传来同胞们用西班牙语呼喊的“列宁万岁”的口号。当时他在做的，是圣家族大教堂（Expiatory Temple of the Sagrada Familia）。在高迪的晚年，他把自己埋在设计建造大教堂的工作中。
我总觉得今天的巴塞罗那，最叫人服气的是仍在建造中的圣家族教堂。它始建于十九世纪末，而我们站在它面前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之初，前来朝拜这建筑杰作的游人像潮水一样，却还有五座塔吊在同时开工，一天不停那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工程。在这一百多年里，无数西班牙艺术家，怀着对宗教和艺术的双重热忱，投入设计制作。人们公认，对它倾注了十几年心血，把自己最后的岁月完全交给它的高迪，使这个教堂获得了灵魂。
我们曾经在冬日的清晨和夜晚，分别造访过这个教堂。尤其在无人的清冷的黑夜中，大教堂如同一个尚未苏醒的巨人，你会感觉它是浑厚的，有着千年的宗教根基；它又是现代的，有着最奇特的造型，顶尖缀着高迪式的马赛克，色彩斑斓，在阳光和月光之下，同样一闪一亮。
我们曾经讨论过什么是旅行的最佳时间。
许多年里，我们总是冬季出游。好像只有最近的这次西班牙之行是在夏末初秋。夏天出游的好处显而易见，不冷，植物喜气洋洋地繁盛；更大的好处，是能够在有限的旅行日子里，享有更多白昼的时光。冷天最要命的，就是早晨太阳迟迟不起身，晚上却早早就拉起厚重夜幕入睡。所以，好像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改变一下出游的季节了。可是，这次二度重游巴塞罗那回来，却让我着实犹豫起来。
在老城区、盖尔公园，在圣家族教堂面前，我再也找不到几年前内心呼应的感觉。它就是消失了，消失在旅游旺季如织游人的腾腾热气里，消失在一片明晃晃的炫目的光亮之中。
冬天的清冷在凝聚和刺激人的敏感。可是，也失去季节的丰满色彩。记得那年冬天在巴黎，听朋友讲起枫丹白露的金色秋季，让我们羡慕不已，她最后的一句竟然是，“过了秋季，那里你们就不必去了”。此话让人气结。那个初春最后一天在巴黎，是郁金香刚刚开放，枝头出现嫩绿的时候，宁静而温暖。那天也想，以后或许该在初春或深秋出游。我想，假如不是万不得已，以后再也不要在白晃晃的刺目阳光下出远门。
一个仰慕高迪的德国的建筑系学生，曾向人们打听，怎样才能见到老年的高迪。人们指着巴塞罗那主教堂对他说，每天清晨五点，当这里响起弥撒的钟声，你一定可以看到高迪。果然，在那个时候，在主教堂第一排的凳子前，他找到了跪在上帝面前的高迪。没有人知道他那颗跳动的心在感受什么。人们只看见那高迪在全力营建的大教堂“基督诞生”正立面的钟楼，在一年一年缓缓升起。高迪是躲避政治现实的，作为一个建筑师，他有充足的理由。
“九八”一代人的入世是有限的。与街头的激进改革者相比较，他们和高迪之间有更为相通和默契的地方。他们只是一些学者、文人、艺术家。在一个温和的时代，他们的书斋研究和学问以及对社会改良的建议，或许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甚至重要的作用。可是在一个激进的年代，他们太弱。任何改良都需要时间，可是他们遇到的是一个急火攻心的时代。因此，他们最终都只能躲避。
寻访高迪中，西班牙宗教的浓烈风格扑面而来。来到这里，几乎凭着嗅觉，就能闻到西班牙是一块浸透了宗教的土壤。感受到他们的宗教感情不是走向抑郁的成熟，而是怀着献身的强烈向往。
高迪参与设计的圣家族教堂仍在建造中
圣家族教堂
可是谁曾想到，主义也可以演变成另类的宗教信仰，令人们为他们的“天堂”厮杀；而宗教离开“内省”，也就离开上帝的指引，从天堂坠落，蜕变为世俗的主义。高迪晚年面对的西班牙，是起义和镇压、暴力对暴力的僵持和拉锯。在这样的状态下，政府就必定是摇摆的。自由度稍一放大，街头暴乱不止，专制呼之欲出。一旦废宪解散议会，起义应声而起。而街头枪声一响，铁腕更应运而出。
高迪在1926年去世。就在这一年，西班牙和欧洲的空中航班开通。“九八”一代人开始远去。他们的“归来”，是在一个未来的西班牙。
高迪去世五年之后——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走出王宫，“向民众彬彬有礼致意，然后登上马车”，离开西班牙去法国流亡。在最后一刻，他阻止了身边的人企图否认选举的建议。他说，他不想让西班牙人流血了。街头红旗飘扬，接手西班牙的，是一个主张社会主义的左翼联盟执政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