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投和第一次大选
政治改革法获得全民公投
苏亚雷兹和共产党的对话
加泰罗尼亚的回归
遗留下来的巴斯克问题
第一次大选成功
“热情之花”回来了
我有时候会奇怪，是不是民族性格对一个国家的命运走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时候，你会觉得西班牙人有点狡黠，可是却绝不猥琐，他们永远不是那种被视之为智慧的世故。他们骄傲，却不是唯我独尊的傲慢。这种精神骄傲不是要别人对他绝对臣服，他的骄傲恰恰就体现在自己的服从。那是在国王面前军人的骄傲，那是在女人面前堂·吉诃德式骑士的骄傲，还有，在真理面前绅士的骄傲。
国会以大比数通过政治改革法，而国会议员们还都是佛朗哥政权下的人。通过这一法案，是国会的“自我改革”。他们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却自愿地为改革铺下道路。事实证明，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和平转变的启动者，只可能是体制内的人们。他们有意愿，改革才能良性启动。这些国会议员投下赞成票的时候，一定也有人会像苏亚雷兹一样想到，开始民主选举，自己就可能要退出政治舞台了。在这个时候，仍然投出赞成票，那是一种精神上的骄傲。
随后，苏亚雷兹把政治改革法案提交全民公投。这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政治改革，虽是上层引导，却是制度性变革，它将遇到的困难和危机无法预料。如果没有全民的认可和参与，在困难关头，就可能缺乏民众支持，改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也会出现疑问。未来可能遇到经济困难，遇到民众生活水平下降，遇到决策层失误，遇到社会危机，哪怕是遇到天灾，人们都会怀疑，这是不是改革的结果？为什么要改革？
全民公投赋予政治改革法以合法性，也向政治精英们显示民心和时代潮流。如若不想被时代抛弃，就要加入共同的“游戏”，不要自外于民主进程。这是体制内保守派，体制外的极端反对派，都应该了解的。
此刻，最大的反对党西班牙共产党尚无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苏亚雷兹认为，一个组织良好的大党处于非法状态，对国家制度很是危险。担任首相后，苏亚雷兹通过中间人和流亡巴黎的卡利约秘密接触，也就是谈判。在这方面，苏亚雷兹非常出色，他善于倾听、理解对方，善于作出承诺，也善于在无法履行承诺的时候修改承诺，让谈判继续下去。他的信息很明确，为了西班牙，你修正党的政策，我设法让你合法。
1976年12月15日，公投政治改革法。可当时，让共产党合法化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共产党提出发动总罢工抗议。有意思的是，社会党年轻的总书记冈萨雷斯也表示，没有共产党参与，这样的公投是不公平的。社会党内部也有人提出，应该和共产党一起号召抵制这次公投。
社会党和共产党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共产党当初是从社会党中分离出来的。两党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大的一致性，内战时期他们是最一致的战友。他们的分歧，凡涉及国内，大多是政策和策略上的差别。在国际上，社会党隶属于社会党国际，从那里得到包括财务的各种支持；西班牙共产党原隶属于第三共产国际，受苏联影响，到七十年代才完全独立。这次冈萨雷斯的“打抱不平”却和过去的党派渊源没有关系。他的看法实际上和苏亚雷兹一致：民主改革进程把共产党排斥在外，不仅不公平，对改革本身也非常不利。
随着公投日的接近，社会党内部温和派占了上风，那就是，不管有多少人提出抵制，公投将会照常进行，并且将得到大众认可。公投即使有缺点，还是具有合法性。如果社会党公开抵制，等于把自己排除在外，让自己边缘化。这是不明智的。
1976年12月16日，佛朗哥死后整整一年，西班牙人民对政治改革法实行全民公投。百分之七十八的选民参加了公投，其中高达百分之九十四点二的人赞同政治改革法。苏亚雷兹的评论简洁而到位，他说，“这是常识获胜”。
这一结果，对所有人都意味深长。它让大家看到民众要求改革的一致性。公投结果证明，西班牙人民在经历了内战、经历了佛朗哥长达四十年的统治之后，痛定思痛，终于醒悟。他们再也不要内战，再不愿意在威权统治下，落后于欧洲，落后于世界潮流。
更重要的，不论在朝在野，西班牙的老政治家们看到，现在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已经是新一代西班牙人。他们眼睛里的世界，已经和上一代不同。新一代的梦想和当年“九八”一代不再相同。
新西班牙人不再念念不忘一流殖民大国、海上霸王的古代“强国梦”，他们不再关心历史赋予古西班牙的骄傲和荣耀。“九八”一代的摸索和争论，“寻根派”和“欧化派”的抗衡，到新一代人这里，逐渐融合，渐渐清晰起来。他们是现代西班牙人。他们能够把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独立，区分开来。君主立宪制的恢复，国王的存在，宗教的保存，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使得大众对传统失落的担忧得到消解。不再担心会丢失“西班牙灵魂”，他们永远是独特的西班牙人。同时，西班牙要健康地富国强民，要在政治制度上成为一个现代先进的民主国家。这就是西班牙的方向和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回到欧洲”的必然性，获得了大众认同。
公投也悄悄地给政治家们上了一课：此后，民众要用选票说话了。政治权力的来源，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从威权体制内权力从上到下的分配传递，变成民主体制内权力从民众层面产生。
公投之后，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展开他的大胆计划，争取合法化，进入民主游戏。他想逼一下政府，让共产党的公开成为既成事实。卡利约早已从法国回到马德里，却一直留在“地下”。此刻，他举行公开集会向政府挑战。苏亚雷兹非常尴尬和恼火，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命令警察抓卡利约。可是抓了又怎么办？如果起诉，就将伤害已经展开的改革策略，即“政治求同”。苏亚雷兹只能公开地抓，随后悄悄放人。这么一逼，苏亚雷兹看到，他的时间有限，合法化必须尽快做，否则早晚要出乱子。
乱子已经出了。西班牙共产党内部从来不缺极端分子，党内很快分裂出一个小团体，他们相信暴力斗争。就在公投前夕，在巴斯克地区，他们绑架了一个政府高层官员。在公投以后，他们又绑架了另一个军事司法官员。他们的做法激怒了极端右翼分子。就在同一天，极端右翼分子在马德里杀了五个人，其中四个是共产党的劳工律师。内战前左右两派相互厮杀的景象，竟然再现了。
右翼极端分子等着共产党针锋相对的行动，他们知道共产党也有不愿示弱的传统。这一次，卡利约领导下的共产党却没有被挑起来，相反他发表呼吁，要求所有人保持理智和冷静。在受害者的葬礼上，共产党组织了一个声势极其浩大的沉默致哀，它所表现出的力量和纪律性，让苏亚雷兹深感震动。共产党在此刻表现的克制，反而一下打消了民众原来对西班牙共产党的成见，消除了对共产党合法化的顾虑。当时的内务部长米亚（Rodolfo Martin Milla）后来回忆自己在收音机里听葬礼实况转播的情况时说：“我知道，共产党在那天赢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
同时，西班牙政治舞台上，各路人马也开始把眼光放在选举上，他们开始组党。
体制内的老班底里，最有影响的是佛拉加。他曾是佛朗哥的人，位居要职。他相信，西班牙民众是倾向右翼的。他开始把原佛朗哥政权的旧人拉起来，组织一个右翼政党人民联盟（AP）。他们原来就有权，掌握着政治活动的资源，这是改革刚启动后第一个冒出来的新党，其速度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他们开始组党，对民主改革进程是个好消息，说明佛朗哥的旧部开始认同改革。这个右翼政党的成立，大为削弱了来自右翼的反改革力量。
这一来，首相苏亚雷兹变得有些尴尬，本来可以和首相一起组党的人，让佛拉加给组进了人民联盟。可是，苏亚雷兹或许比佛拉加更了解西班牙民众。他认为，自己未来的政治定位不要有左右偏向，最好是居中。现在，右翼有人民联盟，左翼有在野的社会党、共产党，他应该在中间找个位置。作为首相，他又不便马上自己组党。直到大选前，一大帮小党联合起来，组成民主联合会（UCD），成为最大的中间偏右政党，推选还没有着落的苏亚雷兹做他们的领头人。
大选之前，苏亚雷兹必须越过的最后障碍，让共产党合法化。1976年年底到1977年年初，极端左右两派都出现了零星流血事件，军内保守派非常愤怒，认为苏亚雷兹表现软弱，处理不当。他们公开提出要首相和内阁辞职。这时，苏亚雷兹感到，必须赶在自己和体制内保守派关系恶化前，抓紧共产党的合法化，使他们参与大选。
1977年2月27日，首相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会面。这种面对面的个人交谈，是苏亚雷兹的长项，在西班牙当代政治史上很有名气。在他政治生命巅峰期的几年里，谈话的成功率极高。他谦卑、诚恳、坦率、自尊，再加上骄傲、克制、勇气，这些西班牙人最推崇的表现能够化敌为友、逢凶化吉。
西班牙民主改革进程，因为有了苏亚雷兹，变得特别有意思。
经过八个小时马拉松式的谈话，苏亚雷兹和卡利约达成协议。苏亚雷兹提出的条件是，共产党将宣布承认西班牙君主，采纳王室的红黄红旗帜，遵从民主契约。他们两人年龄相差很大，政治观点完全不同。一个是体制内官僚、西班牙首相，另一个是流亡几十年的反对党领袖、老资格革命家。他们之间是如此不同，他们过去没有个人交往，以后也由于舞台不同而没有很多接触，却形成了一种互相之间的敬重。这种个人关系，在民主进程遭遇困难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在西班牙共产党庆祝合法化的时候，在马德里“运动”总部大楼前，工人们把一个巨大的红色“牛轭和箭”的标志拆了下来。这是长枪党的标志。1933年成立的长枪党，演变成“运动”的主体意识形态，在西班牙人民肩上压了四十年，现在悄悄消失。佛朗哥死后，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运动”分散变化，消解了。
代之而起的，是右翼人民联盟、左翼共产党、中间偏右民主联合会和中间偏左的社会党，四大政党在迎接即将到来的1977年第一次大选。
旅人们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当是首选，这是西班牙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的中心，历史积淀深厚，周边一圈都是历史古城。可是，很多旅人到西班牙的第一站，选的不是马德里而是巴塞罗那。巴塞罗那也是古城，它的优势是更接近欧洲。从法国过来，翻过比利牛斯山就是它了。而且它靠海，从这里南下，一路是地中海的蓝色海水和洁白的沙滩。
巴塞罗那的朋友曾带我们去了附近的一个滨海小城西格斯（Sitges）。记得那天早上，我们在巴塞罗那市区游览，主人说要带我们去当地的饭店吃午饭。在我的习惯中，十二点半吃午饭已算是晚的，可是这次将近两点还没有动静。我饿得开始抓着什么都吃。在我们认为午饭肯定已经取消的时候，主人把我们带到巴塞罗那郊区的一个小镇，在那里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这是我们第一次照西班牙吃法，在烤得微焦喷香的面包上用切开的蒜头擦一下，再浇上橄榄油，夹着西红柿片一起吃。这也是我们第一次领教西班牙人奇怪的作息时间。西班牙人的晚饭时间常常在晚上十点、十一点。记得住在塞维利亚的小旅馆里，我们准备睡觉的时候，下面厨房里的锅碗瓢勺就叮叮当当地准时响起来。
海滨小城西格斯
就在那顿难忘的午饭之后，我们去了西格斯，见识了巴塞罗那附近的海滩。西格斯有九个美丽的滨海沙滩。高高的山崖上一个十七世纪的大教堂（Sant Bartomeui Santa Tecla）更是一下就给西格斯提了神。令人流连忘返的，是教堂后面的老城，窄窄的石头小街，连片的民居，孩子们在那里嬉戏。整个街区都是用老石头垒出来，每一个门，每一个窗，每一个转角，都是美的。我们巧遇一群西班牙少年鼓手，多半还是女孩儿。他们穿着明朗的色彩，一色斜挎着两端镶红边的湛蓝色洋鼓，行走在青石黄石浅咖啡色木门的古旧街道，把古老的西班牙点缀得生机勃勃。他们打着鼓点，奏响流行音乐，他们是今天西班牙的主人。看到这一幕，也会想到老一代人的局限在哪里：他们常常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经历、经验为中心，他们不容易看到时过境迁，哪怕是内战之后出生的婴儿，在新一代西班牙孩子眼中，都已经是太老了。
海滨小城西格斯
幸运的是，西班牙国王在开始改革的时候，心里非常清楚，他说，“我属于内战结束或稍后出生的一代人。这一代已经占西班牙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他们并不生活在他们不了解的过去，而是生活在他们希望的未来。我对青年寄予厚望”。
西格斯小城，沿着洁白的沙滩一路展开。面海一线，是三五层高的绵延不断的民居，隔着街道，就是洁白的沙滩、蓝色的地中海了。来西班牙之前，我还查阅过各种艺术节和具有地区特色的活动，活动一般都在旅游旺季举行，我们是淡季来的，所有的活动，大多过去了。也许是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惊喜，就在海边，紧挨着沙滩，在举行一场露天音乐会。这样的感受，也许一生只有一次。
西格斯街头音乐会
对旅人们来说，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两个城市难分高下。可是，只要稍一留心就会发现，它们的气氛很不一样。马德里有帝王气势，它是站在一个高地上，俯瞰四周，那四周缓缓展开的就是这统一王国的根基：五百年前伊莎贝拉女王和费尔南多国王联姻结成的大王国——卡斯蒂利亚、拉曼却和阿拉贡。这大王国，一直翻越峻峭山脉，覆盖了安达卢西亚，延伸到最南边的直布罗陀。卡斯蒂利亚的统治权力，经过光复运动而伸展，成就了西班牙的统一王国。卡斯蒂利亚的语言，就是今日西班牙语。
可是在巴塞罗那，你会感觉到不一样。古时候，这里是加泰罗尼亚王国，有实力和西边的阿拉贡王国、卡斯蒂利亚王国分庭抗礼。这儿是另一个民族加泰罗尼亚族，用的是另一种语言卡塔兰语。在这里的人看来，加泰罗尼亚和卡斯蒂利亚对等，巴塞罗那当然就应该和马德里平起平坐了。在这里，你会感觉到当地人的民族骄傲。尽管对外来旅人非常不方便，但公共场所的标志说明还是要用两种语言，放在首位的一定是卡塔兰语。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规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法语和卡塔兰语，而不是西班牙语。
在西班牙国内政治中，地区问题拔了头筹。
和地区问题相比，苏亚雷兹处理的在野党问题，可能都算是很平和的了。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终于成为西班牙国内政治最大的困难。它们靠海，加泰罗尼亚靠地中海，巴斯克靠大西洋。又由于它们自然资源丰富，在最近一百多年，它们经济最发达，是西班牙税收的主要来源。外来思潮，也总是先在巴塞罗那登陆，巴塞罗那成为近代政治活动最活跃的地方，曾经是工会政党最多，新花样也最多的地方。马德里的中央政府自然对它抱疑虑和警惕，历来如此。
内战前的左翼共和政府给了这两个地区自治权，可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它们对自治程度并不满意。内战中，它们都站在共和派一边。佛朗哥统治时期，强调“一个西班牙”。他倾向于不给一丝一毫的自治空间。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零容忍”。军事强人的政策比较简单，就是彻底镇压区域自治的呼声。民族文化遭到镇压，学校不允许教授民族语言，媒体不允许使用民族文字。佛朗哥的思路就是：连摩尔人都能在光复后归顺，成为西班牙王国的顺民，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人为什么就不能变成彻头彻尾的西班牙人？
想起加泰罗尼亚，又仿佛看到我们站在暮色中的巴塞罗那主教堂广场上，教堂台阶上乐手们举起喇叭，乐声响起来，广场上男女老少们，几十个人、上百人，围成一圈一圈，手拉手跳起加泰罗尼亚的传统舞蹈萨尔达那（Sardana）。大家一起踩着简单的舞步。音乐的旋律悠扬平和，舞姿简单整齐，乐者舞者陶醉其中。突然，乐声激越，舞者把拉着的双手高高举起，有节奏地起跳，似乎在用舞蹈呼喊着什么。然后，重新归于平和，周而复始，似乎无穷无尽。你能感受平等、欢乐、和平。就是这不知何时传下来的民间传统舞蹈，在佛朗哥时期被明令禁止。哪怕没有进去一起跳萨尔达那，但你只要在旁边站过、感受过，你都会深感佛朗哥扼杀民族文化之荒唐和不仁。
苏亚雷兹的民主改革进程命悬一线，成败就看他能不能处理好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问题。
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加泰罗尼亚民族自治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自内战后期共和政府撤出巴塞罗那，大批加泰罗尼亚难民进入法国，佛朗哥枪决了原自治政府的主席贡巴尼斯（Luis Companys）。流亡者随后在法国成立了加泰罗尼亚流亡政府。这个政府尽管什么也没有，却始终存在。当苏亚雷兹启动民主改革时，在旧体制内，大概只有国王和他两个人，看到了这个流亡政府的地位。对苏亚雷兹，什么人在加泰罗尼亚有威望，他就应该和他打交道。苏亚雷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加泰罗尼亚带进民主游戏里来。
流亡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有个主席，高龄七十七岁，叫约瑟夫·塔拉德拉斯（Josep Tarradellas）。他在法国一直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长年住在最廉价的小旅馆里，下雨天屋里要用水桶接漏雨。可是多年来，他照样以加泰罗尼亚的名义，和西方政要打交道，不卑不亢。
苏亚雷兹看到，尽管塔拉德拉斯是在流亡中接替了被枪杀的贡巴尼斯，并非民选政府，但他始终被加泰罗尼亚人看作是领袖。而且，他刻意让自己的定位超越党派，成为精神领袖。这对于西班牙政府很重要。中央政府处理地区分离问题时，最难办的就是地区在政治和精神上是分裂的，因此找不到单一代表打交道。塔拉德拉斯的存在，给了苏亚雷兹一个机会。
苏亚雷兹很早就委托自己最信得过的人秘密前往法国，求见塔拉德拉斯“阁下”，传递信息，请阁下在民主改革中予以合作，把加泰罗尼亚人民团结起来，参与西班牙民主。使者回来报告，塔拉德拉斯态度相当不错。报告里有一个细节：七十七岁的塔拉德拉斯阁下提出，如若回巴塞罗那，欢迎仪式一定要由他检阅传统加泰罗尼亚地区武装卫队。
这一要求的含义，苏亚雷兹不幸没看出来。年轻政治家觉得，这是老糊涂了，都什么时候了，还穷讲究。更何况，苏亚雷兹处理这类事的风格是，悄悄做，不张扬。他认为，老头儿太过分，这会激怒军内保守派，一个非法流亡政府的人，要这样神气活现的排场，等于打旧体制耳光，八字还没一撇就这样招摇，岂不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没有马上回应。
误解使苏亚雷兹错失宝贵时间。他没有看出，塔拉德拉斯阁下一点不糊涂。他知道现在西班牙需要他做什么，也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老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在最后帮苏亚雷兹一个忙，帮西班牙一个忙。塔拉德拉斯看到，在民族和地区问题中，“象征性”非常重要。流亡政府和塔拉德拉斯，没有什么实权，对于加泰罗尼亚人民来说，却是一个重要象征。“象征性”就是地区的团结和统一，这对西班牙政府是最宝贵的。
1978年4月，国王胡安·卡洛斯（左）会见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塔拉德拉斯
后来，苏亚雷兹发现，加泰罗尼亚民众明显偏向左翼，偏向社会党和共产党。而民族主义加左翼，会突破右翼军人的容忍极限，会立即导致危险，会使得右翼军人武力干预加泰罗尼亚事务。他意识到自己对塔拉德拉斯的判断失误。
1977年7月，塔拉德拉斯来到马德里，和首相展开谈判。首相答应，加泰罗尼亚重新获得1932年第二共和时期立法通过的自治地位，而塔拉德拉斯承诺，加泰罗尼亚将忠实于西班牙王国，承认统一的西班牙，尊重西班牙军队。在谈判中，这位老人仍然没有忘记，军事仪仗队荣誉迎接的条件。这次苏亚雷兹懂了，这不只是一个加泰罗尼亚老人的骄傲，这是一种“象征”，要向各方发出一个信息：加泰罗尼亚人，自治了。
1977年6月24日，国王胡安·卡洛斯（右）会见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
国王随后接见塔拉德拉斯，果然引起军人抗议。对他们来说，塔拉德拉斯和他的流亡政府，根本就是叛乱分子，容许他悄悄回来，已经是对他客气。现在国王竟待之如上宾，还要检阅加泰罗尼亚军事仪仗队，岂不是反了？结果，由国王出面说服军方，以保证塔拉德拉斯返回巴塞罗那时，有军事仪仗队的迎接。
无独有偶，当国王和共产党领袖卡利约会见的时候，也出现一个小插曲，就是称呼问题。国王手下的人，预先和卡利约沟通细节，说西班牙国王的传统是，对属下的贵族，用对比较亲近的人的称呼：tu，就是“你”，而不是比较正式的称呼。谁知卡利约回答说，我年龄比国王大得多，如果国王称呼我tu，那我也称呼国王tu。王室接见，对国王如此失礼，是国王的手下人想都不敢想的，也不知如何禀报国王为好。
到了会面那天，国王后来说，他一见面就对作为长者的共产党领袖充满敬意。他很自然地称卡利约为“唐·圣地亚哥”（Don Santiago）。这是很正规的尊称，相当于“先生”。大概从没人这样称呼卡利约同志，他也就自然地称国王“陛下”了。后来，国王对他的传记作家说，在西班牙民主进程中，共产党做出了很了不起的贡献，今日西班牙的强大，西班牙人民的福祉，离不开卡利约的努力。西班牙人民还欠着对他功绩的承认。
西班牙民主改革开始的1977年，加泰罗尼亚问题安然过关。加泰罗尼亚整体进入西班牙民主改革，在统一的西班牙王国获得稳固地位。民主政治处理民族区域的思路，是大棒和胡萝卜以外的另外一种东西，那就是和民主相联系的国家统一和民族自治。
可是，在处理巴斯克问题上，苏亚雷兹没有获得同样成功。
从表面上看，马德里在民主进程中处理巴斯克问题时，始终无法走出大赦的关口。巴斯克地区民族独立运动，在佛朗哥统治时期是恐怖活动和严酷镇压的循环。独立运动制造了很多暴力事件，也就有很多人作为“刑事罪犯”关在监狱里。一旦苏亚雷兹提出谈判，巴斯克马上提出先大赦，先放了我们的人。西班牙政府也曾多次大赦，但是这些人不但人命血债在身，轻易释放无异于降低司法威信；而且他们还是最激进的一伙，信奉暴力，他们一出狱很可能重新拿起武器。大赦过后，仍然暴力事件不断。对新的暴力事件，政府别无选择，只能严查严惩，于是就有新的人被抓进来。
而巴斯克问题真正棘手之处，在于他们的分离活动在政治上是不统一的。巴斯克的内部诉求其实很不相同，有不同程度的自治，也有分离和独立，分寸相差极大。有温和派，还有层出不穷的极端激进派。这些极端分子，人少能量大。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巴斯克地区也有一个流亡政府，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却不是超越党派的，也就没有塔拉德拉斯那样的巴斯克人一致认同的象征性领袖。
事实证明，当区域民族主义活动的诉求是分裂的时候，就是中央政府处理最为困难的地方。今天，巴斯克也获得了自治地位，也有了他们的自治政府。可是，应该说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巴斯克地区“埃塔”组织的恐怖暴力活动，一直延续到今天。
1977年，终于要大选了。大选定于年中6月15日举行。
结社组党自由一放开，如雨后春笋，西班牙一下子冒出很多政党，约有三百多个。很多政党只有几个人，被称为出租汽车党，意思是一辆出租车就可以全拉走。随大选逼近，很小的党竞选无望，自然消亡。真正为选民们所注意的，是可能胜选的大党，也就是四雄并立的左翼卡利约的共产党，右翼佛拉加的人民联盟，中间偏左的冈萨雷斯的社会党，中间偏右的首相苏亚雷兹加盟的民主联合会。
从政党组织看，最好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组织纪律性强，令行禁止，指哪打哪，有战斗力。其次是社会党。社会党历史悠久，其党纲很容易为人了解和接受，有来自社会党国际的支援。右翼的人民联盟也有一定优势，佛拉加是个老资格政治家，在旧体制内有很深的组织脉络。最含糊的是民主联合会（UCD），这是个小党竞选联合体，它的纲领、形象都非常模糊。苏亚雷兹是在自己一时没党的情况下加盟的。这个党，活像苏亚雷兹的一个竞选机构。
可是，一旦民主政治进入竞选和选举过程，政治家们马上看到，西班牙政治舞台的游戏规则变了。以往讲究手中的制度性权力，讲究政党有多大，对抗时有多少战斗力。一旦选举，一下子变得简单：你能吸引多少选票，你能不能让民众认同。你自己强大不算数，民众看得上你才算数。
西班牙共产党以往的强硬立场，加上它在内战时期剪除左翼同道的历史记录，甚至还加上佛朗哥时期的宣传，使它在民众印象中是一个极端形象。老一代人印象中的共产党，还是历史记忆中的暴力革命党。新一代民众，首先关心的是生活安宁，而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所以它总是让民众感到靠不住。西班牙共产党早就意识到要进行目标和形象的转变。可是，历史给他们的时间太短了。
卡利约知道，转入合法化参与竞选，需要从革命党转变为法律和秩序的党，从革命战士组成的党，转变成动员大众的党。他们要尽量洗去涂抹在它身上的捣乱者形象。此后集会，西班牙共产党不再打出红旗，而是打西班牙国旗，而这国旗是佛朗哥采纳的，曾是敌方的象征。共产党还努力争取天主教支持，同时在竞选期间不再发动罢工。
可是，西班牙共产党在1977年4月才合法化。它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准备，转变来得太晚，不足以在大选前改变民众看法。在1977年的第一次选举中，共产党只得到百分之九点二的民众选票，在议会三百五十席中取得二十席。1977年选举后，共产党马上看清，选举失败是本身的形象和选民的倾向不合。机关报（Mundo Obrero）的社论题目就是《为什么他们不选我们》。
自身的转型是非常痛苦的，在西班牙共产党内引起了两代人的观念冲突。老一代有内战记忆，受过佛朗哥镇压迫害，很难把自己从“和旧政权势不两立”的情结中脱出来。无论是感情上还是意识形态上，他们难以跨越过去。对他们来说，共产党是一个斗争的党。放弃斗争，无异于背叛，他们多少年受迫害，流血牺牲奋斗的目标，就付之东流了。而观念不同的新一代，没有历史负担，他们迫切要求转型。年轻一代同时还要求党内民主。
这种内在矛盾，预言着此后西班牙共产党的内部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西班牙共产党转型，不仅对它本身，而且对于西班牙的改革进程是否平稳，也至关重要，这是西班牙在佛朗哥之后改革成功的重要一关。
佛拉加领导的人民联盟，集合了原体制内的老班子。他十分自信，把人民联盟定位为一个中间的民主政党，是相当于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政党。他认为，佛朗哥统治四十年，说明西班牙人民还是拥护佛朗哥的，西班牙人民需要保守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佛拉加不笨，他是一个非常坚韧的政治人物，有广泛的见识和国际视野。他定位“保守”并不错，以后的西班牙历史证明，“保守派”政党在西班牙有相当广阔的舞台，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联盟的问题是，他们把“保守”表现得和左翼针锋相对。他们在集会上，一些人会情不自禁地齐声呼喊着“佛朗哥”。这一来，民众就把他们归为佛朗哥政权剩余，把他们看作是极右翼了。
选举结果，人民联盟得到百分之八的选票，比左翼共产党还要少。事实证明，西班牙民众并不留恋佛朗哥统治时期。西班牙保守派必须为自己开创出新形象，民众才会认同。他们在随后几年迅速转变，而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却要在二十年以后，那时西班牙民众才让保守派重新执政。
在1977年第一次选举中获得成功的，是中间偏左的社会党和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
社会党的例子证明，民众看一个党，往往不只看党纲党章，而是看它的领导人和党员，以人推及党。民众不重视意识形态理论，但是，看“人”的习惯，人人都有。这是民众在多党竞争环境下的正常反应。
1977年选举前，民意调查中，社会党的冈萨雷斯，民主联合会的苏亚雷兹，都是年轻人，都温和中立，成为民众最信任的人。他们年轻，无历史上的恩怨纠葛，在民众眼中是一个优点。他们的风格刻意谦和低调，被民众认为是温和理性，而不是煽动蛊惑、权势逼人。这是新时代的象征。
社会党强调了“现代化”和西班牙“欧洲化”，它的竞选口号是：“欧洲的钥匙就在你手里，选社会党吧！”
社会党提出欧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它是“社会党国际”正式承认支持的政党，很多西班牙工人在欧洲工作过，他们因而加入社会党。1977年，社会党获得百分之二十八点九的选票，在议会三百五十席中占一百一十八席，为几年后冈萨雷斯取代苏亚雷兹，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执政西班牙，打下了基础。
首相苏亚雷兹带领的民主联合会，获得百分之三十四的最多选票，将负责组织一个获得民众授权的民主政府。
1977年6月15日，这是历史上西班牙人备感骄傲的日子，他们成功地举行了民主选举。选举在佛朗哥政权的制度框架内举行，选举的成功，宣布了佛朗哥独裁政权的终结。选举结束后，西班牙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是一种乐观的合作气氛，左翼卡利约、右翼佛拉加这两位老人，中间的冈萨雷斯和苏亚雷兹这两位年轻人，都称赞西班牙民众在选举中的表现。这和第二共和时期的对立状态，已经完全不同。佛拉加、苏亚雷兹、冈萨雷斯和卡利约的温和表现，是这种良性循环的关键因素。反对派，特别是共产党，作出了极大的让步和牺牲。对卡利约来说，做到这一点，非常非常不容易。
西班牙共产党的前辈“热情之花”，流亡三十八年没有踏上西班牙的土地。流亡者当然思念西班牙，三十八年中，每年聚会，总要为“明年，在马德里见”而干杯。可是，回想内战期间“热情之花”们的激进状态，西班牙政府竭力把这些人和西班牙隔开，一直拒绝她的护照申请。随年岁增长，她也渐渐绝望。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后，5月12日，使馆通知她，新护照已经备妥。第二天，“热情之花”搭机回国。卡利约说服共产党，让年迈的她代表共产党参与第一次大选，最后当选为西班牙国会议员。7月13日，新国会第一次会议，首相苏亚雷兹满面笑容，亲自在门口迎接八十一岁的“热情之花”。按照习惯，由最年长的议员担任议长主持会议。从1939年撤离马德里，过去了三十八年，“热情之花”回到西班牙议会，重新主持议会会议。八十一岁的她，依然口齿清楚，中气十足。可是，她很快发现，新议会的议政立法工作，一个八十一岁老人的体力精力根本不能胜任。老人当选，只剩下历史象征意义。相比之下，民众更认同社会党在冈萨雷斯带领下的全新年轻面孔。
1956年，“热情之花”访问中国
1977年5月，在流亡三十八年后，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和“热情之花”返回西班牙
西班牙的新制度为所有的人，特别是选举中的失败者，保留着希望。这次失败了，还有下次。只要你调整，面向选民，那么以后还有机会。关键是要参与，是要有公平心。
我们还记得，在第二次南下安达卢西亚之前，我们在巴塞罗那黄昏西斜的阳光下，坐在蒙特惠奇山下热闹广场的台阶上，坐了很久很久，怎么也没有看够。我们在看这里的人，看他们的表情，看他们生活中的一瞬。
那种轻松随意，那种大大咧咧，那种自信，是我们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六十年代的西班牙游记中所找不到的。西班牙人仍然是骄傲和独特的，可是今天已经没有人再会把欧洲的界线划在法西边境的比利牛斯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