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竟陵派诗论

锺谭论诗皆主“灵”字，实与沧浪、渔洋之主张貌异心同。《隐秀轩文》往集《与高孩之观察书》曰：“诗至于厚，无馀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能即厚。古人诗有以平而厚者，以险而厚者，非不灵也，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云云。参观谭友夏《自题简远堂诗》云：“诗文之道，朴者无味，灵者有痕。予进而求诸灵异者十年，退而求诸朴者七八年”；又《与舍弟五人书》引蔡敬夫称其“笔慧人朴，心灵性厚”云云。议论甚佳。即沧浪所谓“别才非学，而必学以极其至也”。亦即桴亭所谓“承艾添膏，以养火种”也。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贤于渔洋之徒言妙悟，以空为灵矣。范仲闇曾选《锺李合刻》，周氏《尺牍新钞》卷七载范《与友人书》云：“伯敬好裁，而下笔不简，缘胸中不厚耳。内薄则外窘，故言裁不如言养。”按伯敬《诗归》评语反复于“厚”字，《与高孩之书》又言“养以致厚”，而自运乃贫薄寒乞，此正伯敬所谓“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见”者也。仲闇之讥，伯敬固早得失寸心知矣。《钝吟杂录》卷三曰：“杜陵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近日锺谭之药石也。元微之云：‘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王李之药石也。”又曰：“锺伯敬创革弘正嘉隆之体，自以为得真性情也。人皆病其不学。余以为此君天资太俗，虽学亦无益，所谓性情，乃鄙夫鄙妇市井猥媟之谈耳，君子之性情不如此也。”按“鄙夫鄙妇”一语，或可讥公安派所言性灵，于竟陵殊不切当。必有灵心，然后可以读书，此伯敬所自言；与钝吟所以讥呵伯敬者，正复相同。此又予所谓锺谭才若学不能副识之证也。《杂录》卷五谓王李诗法本于沧浪。钝吟不知锺谭诗法，正亦沧浪之流裔别子。伯敬《感归诗》第十首自注云：“谭友夏谓余以聪明妨禅，语多影响。”《文·往集·答尹孔昭》云：“兄怪我文字大有机锋。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便是机锋。”谭友夏《奏记蔡清宪》亦有“以诗作佛”之论。诗禅心法，分明道破。其评选《诗归》，每不深而强视为深，可解而故说为不可解，皆以诗句作禅家接引话头参也。纳兰容若《渌水亭杂识》卷四称伯敬“妙解《楞严》，知有根性，在钱蒙叟上”。余窃以为谈艺者之于禅学，犹如先王之于仁义，可以一宿蘧庐，未宜久恋桑下。伯敬引彼合此，看朱成碧。禅亦生缚，忘维摩之诫；学不知止，昧荀子之言。于是鹦鹉唤人，尽为哑子吃蜜。语本《续传灯录》卷十八慈受禅师答僧问。其病痛在此。至以禅说诗，则与沧浪、渔洋，正复相视莫逆。渔洋《古夫于亭杂录》卷五云：“锺退谷《史怀》多独得之见。其评左氏，亦多可喜。《诗归》议论尤多造微，正嫌其细碎耳。至表章陈昂、陈治安两人诗，尤有特识。”渔洋师友如牧斋、竹垞，裁别明诗，皆矢口切齿，发声征色，以诟竟陵。渔洋非别有会心，岂敢毅然作尔许语乎。《何义门集》卷六《复董讷夫》云：“新城《三昧集》乃锺谭之唾馀。”杨圣遗《雪桥诗话》续集卷三记焦袁熹斥新城神韵之说，谓“毒比竟陵更甚”。皆不被眼谩者。世人仅知渔洋作诗，为“清秀李于鳞” ，吴乔《答万季野诗问》中语，赵执信《谈龙录》引之。不知渔洋说诗，乃蕴借锺伯敬也。（103—105页）

这一则讲明锺惺、谭元春的竟陵派诗论。竟陵派诗论皆主“灵”字，如谭元春《诗归序》：“有教春者曰：公等所为，创调也，夫变化尽在古矣。其言似可听。但察其变化，特世所传《文选》《诗删》之类，锺嵘、严沧浪之语，瑟瑟然务自雕饰而不暇求于灵迥朴润。抑其心目中，别有宿物，而与其所谓灵迥朴润者，不能相关相对欤？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于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想亦非苟然而已。”这里讲当时的所谓“变化尽在古矣”，讲的“变化”，指锺嵘严沧浪之语。锺嵘在《诗品序》里说：“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渠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是说写诗只写所见景物，不贵用事，不用经史中故实，这里讲写景诗是对的，但要在写景中表达深层的思想感情，反映复杂的生活感受，要在很短的诗句中表达丰富的内容，这样说就不够了。在这里，竟陵派当在批评公安派三袁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这派诗，写即目所见，不讲用事，不讲表达深层的情思，以鄙俚轻率为趋新，这是改变明代前后七子摹拟汉魏盛唐的做法，但这种变并不正确。这里又讲严沧浪，指《沧浪诗话·诗辨》说：“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明代前后七子听了严沧浪的话，作诗摹仿汉魏晋与盛唐之诗，也不行。竟陵派要纠正这两种缺点，所以提出“灵迥朴润”，“真有性灵之言”，“自出眼光”，这是纠正明代前后七子的摹仿说的。

谭元春在《诗归序》里又说：“人咸以其所爱之格，所便之调，所易就之字句，得其滞者、熟者、木者、陋者，曰我学之古人，自以为理长味深，而传习之久，反指为大家，为正务。……夫滞、熟、木、陋，古人以此数者，收浑沌之气；今人以此数者，丧精神之原。古人不废此数者，为藏神奇藏灵幻之区；今人专借此数者，为仇神奇仇灵幻之物。”这里讲有真性灵的话，自出眼光，与人云亦云的话不同。这些话可以保留在滞熟本陋的话里，用来藏神奇灵幻的话。今人没有真性灵的话，不能自出眼光，那他的滞熟木陋的话，没有藏神奇灵幻的话，就全无可取了。

锺惺《与高孩之书》里又提出“厚”字：“向捧读回示，辱论以惺所评《诗归》，反复于‘厚’之一字，而下笔多有未厚者。此洞见深中之言，然而有说。夫所谓反复于‘厚’之一字者，心知诗中实有此境也。其下笔未能如此者，则所谓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见也。何以言之？诗至于厚，而无馀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弟尝谓古人诗有两派难入手处；有如元气大化，声臭已绝，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诗十九首》、苏李是也。有如高岩峻壑，岸壁无阶，此以险而厚者也，汉郊祀饶歌、魏武帝乐府是也。非不灵也，厚乏极，灵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这里谈到“厚出于灵”。厚指什么呢？谭元春《与舍弟五人书》：“舟中无事，间发其（蔡公）回陈志寰先生与伯敬二书，说我人愈朴，性愈厚，是进德之验。又说我笔慧而人朴，心灵而性厚。不知公从何处窥我如此也。”那么厚指为人厚道，诚朴，厚与进德有关，这又是仁厚了。灵指笔慧心灵。锺惺指出有两种厚，一种是“平而厚”，指性情真率和平，诗从肺腑中流出，自然真诚，这就是灵。一种是险而厚，品格高峻，有原则性，不可侵犯，语言卓绝，其锋不可犯，这也是一种灵。灵即有真性灵，自出眼光。“厚出于灵”，即有了自出眼光的见解，才显出人的仁厚或险厚来。答则人云亦云，就显不出仁厚或险厚来了。

钱先生认为：“以说诗论，则锺谭识趣幽微，非若中郎之叫嚣浅卤。盖锺谭于诗，乃所谓有志未遂，并非望道未见，故未可一概抹杀言之。”（102页）即认为竟陵派的锺谭诗论，胜过公安派的三袁。试看袁宏道的《叙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合，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余则极喜其疵处。”又《灵涛阁集序》：“或曰：‘（江）进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远，其为一代才人无疑。诗穷新极变，物无遁情，然中有一二语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进之矫枉之作，以为不如是，不足矫浮泛之弊，而阔时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传者，如‘睫在眼前人不见’之类是也；有以俚而传者，如‘一百饶一下，打汝九十九’之类是也；有以俳而传者，如‘迫窘诘曲几穷哉’之类是也。古今文人，为诗所困，故逸士辈出，为脱其粘而释其缚。”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自胸臆流出”，这是好的。但喜其疵处，赞成“近俚近俳”，认为可以“脱其粘而释其缚”，这就不对了。因此，朱彝尊《明诗综》卷五十七《袁宏道》说：“《诗话》，隆（治）万（历）间，王（世贞）李（攀龙）之遗派充塞，公安昆弟（三袁）起而非之，以为唐自有古诗，不必选（《文选》）体；中晚（唐）皆有诗，不必祖盛（唐）；欧（阳修）苏（轼）陈（师道）黄（庭坚）各有诗，不必唐人。唐时色泽鲜妍，如旦晚脱笔砚者，今诗才脱笔砚，已是陈言，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剽拟所从事异乎！一时闻者涣然神寤，若良药之解散，而沉疴之去体也。乃不善学者取其集中俳谐调笑之语，如《西湖》云：‘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卧。’《偶见白发》云：‘无端见白发，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跳。’”按公安派讲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自胸臆流出”，即竟陵派说的“有性灵之言”，“自出眼光”的意思。但竟陵派反对公安派的疵处，反对公安派的俳谐调笑之作，要求“冥心放怀，期在必厚”，要求有“平而厚”，“险而厚”；要求“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谓吾之说，非即向者千变万化不出古人之说，而特不敢以肤者狭者熟者塞之也”（锺惺《诗归序》）。这样孤怀静寄、虚怀定力来探索诗的真精神，反对公安派的“以肤者狭者熟者塞之”，就胜过公安派的诗论了。

钱先生又指出竟陵派的诗论胜过王士禛的神韵派，称竟陵派“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贤于渔洋之徒言妙悟，以空为灵矣”。王士禛的神韵说：“‘白云抱幽石，绿筿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与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朦胧萌坼，情之来也；明隽清圆，词之藻也。”（《带经堂诗话》卷三）这些话讲神韵，写景要选取有诗意的景物，像云水竹石，山水鸣禽，情意即含蓄在景物之中，像“自云抱幽石”的“抱”，“绿筿媚清涟”的“媚”，用拟人化手法，即有情味。“表灵”指景物的灵异。“蕴真”指蕴藏仙人，这里即含有极赞美的意思。这样就写得景清而意远。再说写情由境来透露，不明说，所以朦胧，只露一点苗头，所以萌坼，是含蓄不露。神韵派写景像一张艺术照相，选取有诗意的景物来写。神韵派写情，只透露一点苗头，让读者去体会。不论写景抒情，都力求含蓄。这样的作品，写得成功的，可备一格。神韵说的产生，由于王士禛看到明代前后七子学唐诗，只学到腔调形式，只是模仿，没有真性情真感受。因此提出神韵说，写出自己对景物的艺术美和真感受，这是比模仿腔调形式要高出一筹。这是要作者确实有见于景物的艺术美，确实在生活中有真感受才行。否则，作者并没有真的看到景物的艺术美，并没有从生活中有真感受，那他用神韵说来写诗，就不免“以空为灵”了。那就不如竟陵派的“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了。

钱先生也指出竟陵派的缺点：“胸中不厚”，“自运乃贫薄寒乞”。引《钝吟杂录》称杜甫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为锺谭之药石，即讥锺谭读书少，学力不够。又引元稹诗：“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为王李之药石，指王世贞、李攀龙的模仿古人。即“傍古人”，不是“直道当时语”。按朱彝尊《明诗综》卷六十《锺惺》：“张文寺云：‘伯敬（锺惺）入中郎（袁宏道）之室，而思别出奇，以其道易天下，多见其不自量也。”又卷六十六《谭元春》：“友夏（谭元春）别出蹊径，特为雕刻。要其才情不奇，故失之纤；学问不厚，故失之陋；性情不贵，故失之鬼；风雅不道，故失之鄙。一言以蔽之，总之不读书之病也。”归结到不读书，与上文所说一致。钱先生认为锺谭有见识，只是学力不够，所以锺惺自言“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见”。钱先生又指出锺谭论诗的《诗归》也有缺点，即对诗“作禅家接引话头参”，“每不深而强视为深，可解而故说为不可解”。如《唐诗归》卷十四丁仙芝《京中守岁》：“守岁多燃烛，通宵莫掩扉。客愁当暗满，（锺云：此‘满’字与‘巷中情思满’的‘满’字同妙。）春色向明归。（锺云：‘当暗满’‘向明归’，各有实境，解不出。）……”这首诗写在京中作客，除夕守岁，通宵不睡。守岁故多燃烛，通夜不睡，到烛烧完了，室内暗了，客愁满了。这时天快亮了，所以说“春色向明归”。这四句本不难解。锺惺说“解不出，即可解而“故为不可解”。“当暗满”“向明归”，讲得确切，但并不深，说成“解不出”，似“不深而强作深”。在烛暗时指出“客愁”“满”，在天明时指出“春色”“归”，这就似“作禅家接引话头参”，并不通过“当暗满”“向明归”来作即景抒情的描写的探索，停留在“接引话头参”上，便成为“解不出”了。论诗应该冲破参禅，就创作的角度来作解释。停留在“解不出”上就不对了。所以说“谈艺者之于禅学，犹如先王之于仁义，可以一宿蘧庐，未宜久恋桑下”。《庄子·天运》：“仁义，先王之蘧庐（旅舍），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后汉书·襄楷传》：“浮屠不三宿桑下。”即指用禅家接引话头来读诗，只有参一下，即当转入艺术分析。否则停留在参禅上，粘着不放，如鹦鹉唤人，只能说出向人学来的话，不能说出自家的体会；如哑子吃蜜，能辨别蜜的甜味，却说不出来。

再像《唐诗归》卷十二常建《白龙窟泛舟》：“……环回从所泛，夜静犹不歇。淡然意无限，身与波上月。”（锺云：“‘与’字不可思议，以未了语作结，妙妙。若云：‘身与波上月，淡然意无限。’则于‘与’字有归着，然肤甚矣。”锺云：“结句之妙，有似句之下，尚有说者。非神化之笔，不足以语此。”）这个结尾，写在湖上泛舟，到夜不停，因为此身与波上月有无限的情意，即对月与水波有情意，所以入夜还在泛舟。这个结尾的好处，只说“淡然无限意”，究竟是什么情意没有说，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联系上文“应寂中有天，明心外无物”。当时“夜静”，所以说“应寂”，在寂静中别有天地，是什么天地呢？是“心外无物”，是心中想的。当时诗人心中可以有各种想法，也是“意无限”的。这是跳出禅家接引话头，从诗意的推测说的。锺惺认为“‘与’字不可思议”，即“可解而说为不可解”。说把结末两句一颠倒，“肤甚矣”，也说得不可解。说结句下尚有说是对的，即馀味不尽，可供体会，说成“神化之笔”，又是“不深而强为深”了。这确是锺谭的缺点。

钱先生又指出王士禛推重锺惺的《史怀》，说他评《左传》多可喜。如论城濮之战：“善制胜者，审机执权，中有主而外不测，操纵在我，而于天下无所不用；无所不用，而后敌失其所以胜，此制胜之道也。晋文公城濮之战……总以善用曹卫为主。曹卫，楚之与国。楚之有曹卫，犹晋之有宋也。楚伐宋，晋不救宋而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围自解。及楚人请复卫侯而封曹，乃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曹卫告绝于楚，而晋又有曹卫。曹卫之形反化为宋而楚孤，楚孤而晋之胜楚，不待战而决矣。”这里通过城濮之战，研究晋国所以制胜之道，是可喜的。再称他表彰陈昂、陈治安两人诗，按锺惺作《白云先生传》，即称陈昂的诗，称徐渭诗逊昂。王士禛能赏识锺惺，一定看到他的好处。何焯称王士禛《三昧集》乃锺谭的唾馀。王士禛的选《唐贤三昧集》，偏向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一边，采取司空图《诗品》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说法，专以冲和淡远为主，不取“掣鲸鱼碧海”的李白、杜甫诗。这跟锺谭的“察其幽情单绪”有类似处，所以说“乃锺谭之唾馀”。至于说神韵说“毒比竟陵更甚”，指神韵说的流弊，流于空洞，入于模糊影响，与明七子的貌为盛唐，同样是一种空腔，所以吴乔称王士禛诗为“清秀李于鳞”，即也属于明七子李攀龙派，只是清秀些罢了。钱先生又指出，王士禛的说诗，跟锺惺提倡的“幽情单绪，孤行静寄”有相通处，不过讲得蕴藉含蓄罢了。这是钱先生对王士禛说诗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