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论诗文之累

黄公谓“诗文之累，不由于谤而由于谀”，其理深长可思，余则欲更进一解曰：诗文之累学者，不由于其劣处，而由于其佳处。《管子·枢言》篇尝谓：“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最是妙语。盖在己则窃憙擅场，遂为之不厌，由自负而至于自袭，乃成印板文字；其在于人，佳则动心，动心则仿造，仿造则立宗派，宗派则有窠臼，窠臼则变滥恶，是则不似，似即不是，以彼神奇，成兹臭腐，尊之适以贱之，祖之翻以祧之，为之转以败之。故唐诗之见弃于世，先后七子拟议尊崇，有以致之也，宋诗之见鄙于人，闽赣诸贤临摹提倡，有以致之也。他若桐城之于八家，湖外之于八代，皆所谓溺爱以速其亡，为弊有甚于入室操戈者。虽明人好立宗派如锺伯敬辈，亦略窥斯指，故集中《潘稚恭诗序》力辟“竟陵诗派”之说，以为“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穷”。《尺牍新抄》一集卷五载吾乡堵廷棻一书云：“以踵习之流极，议作者之滥觞。照眉之屧已粗，苧村之颦不绿，昔人所以恨于临摹者，谓真色人难学，其毒甚于诋诃也。”真痛乎言之矣。螙生于木，还食其木；本是狮子虫，反把狮子坏。《隋书》卷四十五高祖尝叹：“譬如猛兽，物不能害，反为毛间虫所损食”；云门说法，不许弟子稗贩，有以夫。（171—172页）

这一则讲诗文之累，即诗文之失与得，有辩证观点。《管子·枢言》说：“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梁池当指桥下水流湍激处。善游泳的自恃善游，游泳到水旋涡处，被卷入旋涡中死去。善射的自恃善射，老在中野射鸟兽，被猛兽所害。这即是失由于得。作者也这样，像陆游工于作诗，长于作对仗。但诗作得多了不免诗句命意前后相袭。如《唐安徙家来和义》：“身如林下僧，处处常寄包；家如梁上燕，岁岁旋作巢”；《病中简仲弥性等》云：“心如泽国春归雁，身是云堂早过僧”；《寒食》云：“身如巢燕年年客，心羡游僧处处家”；《秋日怀东湖》云：“身如巢燕临归日，心似堂僧欲动时”；《夏日杂题》：“情怀万里长征客，身世连床旦过僧。”（《谈艺录》126页）这就是“遂为之不厌，由自负而至于自袭”了。再就历代诗的盛衰演变说，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说：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饤饾之习者，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固大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然其敝至以文为诗……

这里指六朝崇尚骈丽，骈丽之失在编织典故；矫编织典故的得之于流丽，流丽之失在轻纤。矫轻纤的得之于阔大，阔大的失在粗莽；矫粗莽的得之于情实，情实的失在俚俗。矫俚俗的得之于奇僻，奇僻之失在偏狭。说明失的产生即由得，得的流弊即是失，由失又产生得。有得就有谀，有谀就使得造成流弊，即转为失。有失就有人起而矫正，由矫正而有所得。得失就这样转化。晚唐诗失在纤靡，宋诗用扩大境界来矫正它。宋诗走入以学问为诗，所以明代前后七子又走上模拟汉魏盛唐的路，因此同光体又提倡学习宋诗。至南社派诗人起来又攻击同光体。所谓“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穷”。有迹有名，必有人称誉而引起模仿，产生流弊，所以必敝必穷。这就是“踵习之流极”，踵着有名有迹者去模仿，就产生流弊。流弊产生以后，“议作者之滥觞”，认为开始创作一种新的流派或新的风气的也受到议论批评。这样，“照眉之屧已粗，苧村之颦不绿”，绝代佳人西施的美也遭到批点了。模仿名作的好比狮子虫，他们的模仿损害名作，好比狮子虫损害狮子。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明代七子模仿盛唐诗，使人家厌弃盛唐诗转学宋诗。但盛唐大诗人李杜，真像韩愈《调张籍》说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并不因为明七子的模仿而损害他们的伟大；宋代欧苏作为大诗人的地位，并不因同光体的模仿而有损害。西施作为绝代佳人，并不因东施效颦而变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