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论学人之诗

（1）

同光以前，最好以学入诗者，惟翁覃溪；随园《论诗绝句》已有夫己氏“抄书作诗”之嘲。而覃溪当时强附学人，后世蒙讥“学究”。参观《越缦堂日记》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以詅痴符，买驴券之体，夸于世曰：“此学人之诗”；窃恐就诗而论，若人固不得为诗人，据诗以求，亦未可遽信为学人。萚石、覃溪，先鉴勿远。颜黄门《家训·文章》篇曰：“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命笔。”人之小有词翰，略窥学问，春华则艳惭庶子，秋实又茂谢家丞；譬之童牛角马，两无所归，卮言日出，别标名目。《晚晴簃诗汇·序》论清诗第二事曰：“肴核坟典，粉泽苍凡。证经补史，诗道弥尊。”此又囿于汉学家见地。必考证尊于词章，而后能使词章体尊。王仲任《论衡·超奇》篇说“儒生”、“通人”、“文人”、“鸿儒”之别，而论定之曰：“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所谓“鸿儒”者，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又《佚文》篇曰：“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人所能为”；又《书解》篇曰：“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世儒业易为，文儒业卓绝。”是则著书撰文之士，尊予经生学人多矣。如汉人绪论，为汉学者不应不知。东汉而后，举士大率“孝廉”“秀才”二途；秀才策文艺，孝廉策经学，晋宋积重秀才。《南齐书》卷三十九《刘𤩽、陆澄列传》言此甚明。擀�澄号当世硕儒，以读《易经》不解，撰《宋书》不成，王俭遂有“书厨”之诮。北朝崇质轻文，经学盛于南朝。而《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传》载刘昼自恨不学属文，作《六合赋》，自谓绝伦，吟讽不辍，乃叹曰：“儒者劳而少功，见于斯矣。我读儒书二十馀年，而答策不第。始学为文，便得如是。”又载马敬德研求《左传》，生徒甚众，将举为孝廉，固辞不就，诣州求举秀才；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可见学人之望为文人而不可得。（178—179页）

这一则从翁方纲讲起，讲到诗歌与学术不同。袁枚论诗讲性灵，批评翁方纲以抄书当作诗。当时翁方纲提倡“学人之诗”，所以被讥为“学究”。诗歌与学术不同，这点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已经讲了，讲学术的可以成为学士，即学者。不必勉强作诗。倘没有才华，就作不好诗，缺少学问，就成不了学者。扬雄在《太玄经》三《更》中说：“童牛角马”，好比像牛则无角，像马则有角，都不像，“两无所归”了。《晚晴簃诗汇·序》里讲：排列三坟五典的典籍，用作的《苍颉》《凡将》篇的古小学书，即要证经补史来作诗，认为诗道更受人尊重。这是受到汉学家的局限，认为考证学比词章尊贵，所以要把考证学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去。钱先生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此引王充《论衡》中的说法，把读经的称为儒生，创作文章的称为鸿儒，认为创作文章的人胜过儒生。汉朝以后，研究经书的考孝廉，创作文艺的考秀才，晋宋时看重秀才。又举陆澄、刘昼、马敬德三例，说明学人望为文人而不可得，即文人会创作文艺，胜过儒生。

这里谈到翁方纲，提倡“学人之诗”，即“肌理说”。他在《诗法论》里说：“法之立也，有立乎其先立乎其中者，此法之正本探源也。有立乎其节目，立乎其肌理界缝者，此法之穷形尽变也。”“夫惟法之立本者，不自我始之，则先河后海，或源或委，必求诸古人也。夫惟法之尽变者，大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之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后接笋乘承转换开合正变，必求诸古人也。”（《复初斋文集》八）他讲法，有正本探源之法，是立本的，有先河后海，这个本指什么，如“诗言志”，“诗缘情”，这就是立本，是求之古人。有穷形尽变之法，讲大而始终条理，细而用字论音到承接转换，那怎样穷形尽变呢？根据不同的言志缘情，作出穷形尽变来，因为各人的情态不同，所以表达不同情态的文辞也不同，这就需要穷形尽变了。这样，“肌理说”有两种理，一是立本的理，即求情理，这是救神韵派诗的空虚；二是条理的理，即穷形尽交的理，纠正格调派的模仿。但“学人之诗”，还是受当时考证学的影响，以金石考订为诗，这又走入歧途。他的立本，不是以表达情理为本，以金石考证为本，他的穷形尽变，不是讲表达不同的情理，讲表达不同的金石考订之学，成了学人的韵语，不成为诗人的诗了。

（2）

夫以萚石之学，为学人则不足，而以为学人之诗，则绰有馀裕。此中关捩，煞耐寻味。锺记室《诗品·序》云：“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拘挛补衲，蠹文已甚。虽谢天才，且表学问。”学人之诗，作俑始此。杜少陵自道诗学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信斯言也，则分其腹笥，足了当世数学人。山谷亦称杜诗“无字无来历”。然自唐迄今，有敢以“学人之诗”题目《草堂》一集者乎。同光而还，所谓“学人之诗”，风格都步趋昌黎；顾昌黎掉文而不掉书袋，虽有奇字硬语，初非以僻典隐事骄人。其《答李翌书》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学而自画，已异于博览方闻。《进学解》曰：“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又一若河汉无涯涘，足以为学人者。然读《答侯继书》，则昌黎用意自晓。《书》曰：“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所志惟在其意义，至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门户”云云，则亦如孔明之“仅观大略” ，渊明之“不求甚解” 。舍名数而求意义，又显与戴东原《答是仲明书》背道以趋，盖诗人之学而已。故得殷侑《公羊传注》，答书至云：“每逢学士真儒，愧生颜变，不复自比于人。”昌黎不自居学人，即此可证。唐后首学昌黎诗，升堂窥奥者，乃欧阳永叔，永叔固即刘原父所讥为“欧九不读书”者。阎百诗《困学纪闻笺》卷二十谓：“盖代文人无过欧公，而学殖之陋，亦无过公”；傅青主以百诗为附和原父。要之欧公不得为学人也。清人号能学昌黎者，前则钱萚石，后则程春海、郑子尹，而朱竹君不与焉。萚石实非学人，诗佳处亦都在放笔直干，非以襞襀奥衍开生面。程郑皆经儒博识，然按两家遗集，挽硬盘空，鳌呿鲸掣。悟无本“胆大过身”之旨，得昌黎以文为诗之传，堪与宋之王广陵鼎足而三；妙能赤手白战，不借五七字为注疏考据尾闾之洩也。（177—178页）

这一则讲“学人之诗”，清钱载的诗是“学人之诗”，他做“学人”不够，作“学人之诗”有多馀，即学问有馀。因为锺嵘《诗品·序》称：“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即在南北朝宋武帝大明，宋废帝秦始中（457—471），作诗多用故事，近乎抄书。用古语来申今情，显得拘挛；凑合故事，好像打补钉。这样来写诗，用不到很多学问。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不同。像杜甫“读书破万卷”，他的学问，可以抵几个学人。但杜甫的诗不是用故事填凑的，所以杜甫是“诗人之诗”，不是“学人之诗”。晚清“同光体”诗，“同光体者，苏堪（郑孝胥）与余戏称同（同治）光（光绪）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陈衍《沈乙庵诗序》）。同光体诗学习韩愈的诗，韩愈掉文而不掉书袋，掉文指诗中有奇字硬语，不掉书袋，即不编织古语故事来作诗。韩愈对于经史百家之书无不读，但他的志趣只在求意义，相当于略观大意，与清代考证学的从考证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制度等不同，因此他研究的是“诗人之学”，跟学人之学不同。他不认为自己是“学人”。欧阳修继承韩愈，他的研究学问，也是“诗人之学”，有利于写诗文，不用力于考证，所以他也不是“学人”。清代的钱载学韩愈，也不成为学人，诗也有佳处。稍后的程恩泽、郑珍学韩愈的以文为诗，与宋的王令硬语盘空、气概阔大的鼎足而三，他们做的是“诗人之学”，不同于“学人之诗”。

钱先生在这里从“学人之诗”讲起，结合钱先生《宋诗选注》王安石篇来看，钱先生讲了四种诗：（一）以学人而为诗人的诗，如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就“破万卷”说，已经是学人，但不靠编织故事以为诗，还是写出诗人之诗。（二）虽够不上称学人，但好学问或“不求甚解”，即以“诗人之学”而为“诗人之诗”，如韩愈、欧阳修、陶渊明。（三）既是学人，有时又搬弄词藻典故来作诗人之诗，成为搬弄典故词藻的诗。如王安石的诗。（四）“文章殆同书抄”的“学人之诗”，如《诗品》中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