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文拟人，形神一贯

余尝作文论中国文评特色，谓其能近取诸身，以文拟人，以文拟人，斯形神一贯，文质相宣矣。举证颇详。郑君朝宗谓余：“渔洋提倡神韵，未可厚非。神韵乃诗中最高境界。”余亦谓然。拙文中已引宋张茂献《文箴》、方虚谷《瀛奎律髓》评许浑《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诗语、明唐顺之记《李方叔论文》，而说明之矣。人之骨肉停匀，血脉充和，而胸襟鄙俗，风仪凡近，则伧父堪供使令，以筋力自效耳。然尚不失为健丈夫也。若百骸六脏，赅焉不存，则神韵将安寓着，毋乃精气游魂之不守舍而为变者乎。故无神韵，非好诗；而只讲有神韵，恐并不能成诗。此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论文，所以“神来、气来、情来”三者并举也。渔洋“三昧”，本诸严沧浪，不过指含蓄吞吐而言，《池北偶谈》卷十八引汾阳孔文谷所说“清远”是也。而按《沧浪·诗辨》，则曰：“诗之法有五：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诗之品有九：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其大概有二：优游不迫、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云云。可见神韵非诗品中之一品，而为各品之恰到好处，至善尽美。选色有环肥燕瘦之殊观，神譬则貌之美而赏玩不足也，品庖有蜀腻浙清之异法，神譬则味之甘而馀回不尽也。必备五法而后可以列品，必列九品而后可以入神。参观《庄子·天运》篇论祖梨桔柚，《论衡·自纪》篇论美色、悲音、酒食。优游痛快，各有神韵。放翁《与儿辈论文章偶成》云：“吏部，仪曹体不同，拾遗、供奉各家风。未言看到无同处，看到同时已有功。”窃谓倘易“已”字为“始”字，则鉴赏更深一层，譬如沧浪之论“入神”是也。沧浪独以神韵许李杜，渔洋号为师法沧浪，乃仅知有王韦；撰《唐贤三昧集》，不取李牡，盖尽失沧浪之意矣。故《居易录》自记闻王原祁论南宗画，不解“闲远”中何以有“沉着痛快”；至《蚕尾文》为王芝廛作诗序：始敷衍其说，以为“沉着痛快”，非特李、杜、昌黎有之，陶、谢、王、孟莫不有。然而知淡远中有沉着痛快，尚不知沉着痛快中之有远神淡味，其识力仍去沧浪一尘也。明末陆时雍选《古诗镜》、《唐诗镜》，其《绪论》一编，标举神韵，推奉盛唐，以为“常留不尽，寄趣在有无之间”。盖隐承沧浪，而于李杜皆致不满。讥太白太利，为才使；讥少陵失中和，出手钝，病在好奇。《诗病在过》一条中，李、杜、韩、白胥遭指摘，独推尊右丞、苏州。一则以为摩诘不宜在李杜下，再则以为诗贵色韵，韦兼有之。斯实上继司空表圣《与王驾评诗》之说，而下接渔洋者。后人因菲薄渔洋，而亦归罪沧浪；涂说乱其皂白，俗语流为丹青，恐古人不受此诬也。翁覃溪《复初斋文集》卷八有《神韵论》三首，胸中未尽豁云霾，故笔下尚多带泥水。然谓诗“有于高古浑朴见神韵者，有于风致见神韵者，有在实际见神韵者，亦有虚处见神韵者，神韵实无不该之所”云云，可以矫渔洋之误解。惜未能为沧浪一白真相。胡元瑞《诗薮》内编卷五曰：“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声雄调畅；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兴象风神，自尔超迈。譬则镜花水月：体格声调，水与镜也；兴象风神，月与花也。必水澄镜朗，然后花月宛然；讵容昏鉴浊流，求睹二者。”窃欲为胡氏更进一解曰：讵容水涸镜破，求睹二者。姚薑坞《援鹑堂笔记》卷四十四云：“字句章法，文之浅者也，然神气体势皆由之而见。”其犹子惜抱本此意，作《古文辞类纂·序目》云：“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此沧浪说之注脚也。古之谈艺者，其所标举者皆是也；以为舍所标举外，诗无他事，遂取一端而概全体，则是者为非矣。诗者，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文字有声，诗得之为调为律；文字有义，诗得之以侔色揣称者，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者，为意为情。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馀味，则神韵盎然出焉。《文心雕龙·情采》篇云：“立文之道三：曰形文，曰声文，曰情文。”按Ezra Pound论诗文三类，曰Phanopoeia，曰Melopoeia，曰Logopoeia，与此词意全同。惟谓中国文字多象形会意，故中国诗文最工于刻画物象，则稚騃之见矣。人之嗜好，各有所偏。好咏歌者，则论诗当如乐；好雕绘者，则论诗当如画；好理趣者，则论诗当见道；好性灵者，则论诗当言志；好于象外得悬解者，则谓诗当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而及夫自运谋篇，倘成佳构，无不格调、词藻、情意、风神，兼具各备；虽轻重多寡，配比之分量不同，而缺一不可焉。（40—42页）

中国古代文论，以神韵为诗中的最高境界，乃是近取于身，以文拟人者。神韵本是指人的风神气度，从人的骨肉血脉之体中，看出人的胸襟、风仪，这跟教养志趣有关。以神韵谈艺最早见于南齐谢赫《古画品录》，所谓“神韵气力”。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亦云；“鬼神人物有生物之状，须神韵而后生。”司空图论诗“神而自神”，在酸咸之外（《与李生论诗》），是以神味为主。殷璠论诗以神、气、情三者并举（《河岳英灵集序》），皆不离近取于身，以文拟人之“神”。可见，无神韵者非好诗，但只有神韵者也不一定能成为好诗。

严羽讲诗法有五：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五法必备，而后列品。诗品有九：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九品之后，“优游不迫，沉着痛快”，可以入神，乃诗之最高境界。可见神韵不是诗法，也不是诗品中的一品，而是各品之至善至美者，严羽以为惟有李白、杜甫之诗当称入神之作。明胡应麟云：“盛唐气象混成，神韵轩举”（《诗薮·内篇》），陆时雍《诗镜总论》云：“诗之佳，拂拂如风，洋洋如水，一往神韵行乎其间”，皆标举神韵，亦推盛唐。但陆氏不同意严羽推李杜为大家，而以王维“写色清微”，“披情着性”，韦应物“有色有味，吐秀含芳”，高适“调响气佚，颇得纵横”，岑参“好为巧句”为唐诗名手。神韵说始自严羽，陆时雍隐承，但具体认识有如此之不同。钱先生指出陆氏实是“上继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之说，而下接渔洋者”。王士禛选辑《唐贤三昧集》不取李杜，虽主神韵说，仅知有王维、韦应物，实则并未尊崇严羽的主张，他以为“优游不迫，沉着痛快”，不仅李白、杜甫、韩愈有，陶潜、谢灵运、王维、孟浩然亦有，而不知李、杜、韩的“沉着痛快”中亦有陶、谢、王、孟之淡远。后人在批评王士禛时，每每归罪于严羽，毫无道理。翁方纲论诗，谓神韵无处不在，可以矫正王士禛对严羽的误解。

明胡应麟提出作诗的要点，一是体格声调，一是兴象风神。前者关于诗的体制、风格和声律，比较具体，有章可循；后者关于诗的意象气韵，比较抽象，不易捉摸。他还以巧妙的比喻解释说：体格声调犹如水与镜，兴象风神犹如月与花，必水清镜明，然后才能映照出水中月、镜中花，否则水浊镜昏，则花月皆不可见。清姚论诗认为，字句章法虽是起码要求，但神气体势均得由一定的字句章法才能表现，达不到起码的要求，也无从表现高尚的境界。姚鼐论诗文，以神理、气味为文之精，格律、声色为文之粗，但如舍弃格律和声色，神理和气味便无从表现。这些意见均可作为严羽“五法备，而后列品；九品后，可以入神”的注脚。

总之，诗是可以吟咏的文字艺术，必须有声调格律等形式上的要求，也应有写心宣志等内容上的要求，及至达到“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馀味，则神韵盎然出焉”的最高境界。刘勰论文，以形文、声文、情文为文采，讲究对偶、声律、词藻，美国的现代派诗人论文有三类，即所谓显像的诗文、音乐的诗文、语言的诗文，与刘勰的意思是相同的。

综观中外谈艺者，大多是从上述几个方面立论的，偶有不同也是侧重点的差异。而钱先生总结得最为周全：善歌者，论诗应如乐；善绘者，论诗应如画；善理趣者，论诗应见道；善性灵者，论诗应言志；善于象外求悬解者，论诗应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但是，及至自己写作时，无一不讲究布局谋篇，格调、词藻、情意、风神，均不肯舍弃，只是轻重安排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