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诗有别才别趣

自“同光体”起，诸老先倡“学人之诗”。良以宋人诗好钩新摘异，炫博矜奇，故沧浪当日，深非苏黄，即曰：“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以才学为诗。其作多务使事，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唐人之风变矣”云云。东坡谓孟襄阳诗“少作料”，施愚山《蠖斋诗话》至发“眼中金屑”之叹，而清初时浙派宋诗亦遭“饾饤”之讥。加之此体巨子，多以诗人而劬学博闻，挥毫落纸，结习难除，亦固其然。然与其言“学人”之诗，来獭祭兔园、抄书作诗之诮，不如言诗人之学，即《沧浪诗话》“别才非学而必读书以极其至”之意，亦即《田间诗说》所云“诗有别学”是也。沧浪之说，周匝无病。朱竹垞《斋中读书》五古第十一首妄肆诋諆，盖“贪多”人习气。李审言丈读书素留心小处，乃竟为竹垞推波张焰，作诗曰：“心折长芦吾已久，别才非学最难凭”。本事见《石遗室诗话》卷十七。陈石遗丈初作《罗瘿庵诗叙》，亦沿竹垞之讹；及《石遗室文》四集为审言诗作叙，始谓：沧浪未误，“不关学言其始事，多读书言其终事，略如子美读破万卷、下笔有神也”云云。余按“下笔有神”，在“读破万卷”之后，则“多读书”之非“终事”，的然可知。读书以极其至，一事也；以读书为其极至，又一事也。二者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沧浪主别才，而以学充之；石遗主博学，而以才驭之，虽回护沧浪，已大失沧浪之真矣。沧浪不废学，先贤多已言之，亦非自石遗始。宋小茗《耐冷谭》卷八曰：“少陵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千古学诗者之极则。《沧浪诗话》云：‘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持论本极周密。自解缙《春雨杂述》截取沧浪首四句，以为学诗者不必读书，诗道于是乎衰矣。仆昔有：‘沧浪漫说非关学，谁破人间万卷书’之语，亦由少年无学，循习流俗人之说，使沧浪千古抱冤。”钱星湖《衎石斋纪事续稿》卷五《颐采堂诗序》曰：“自严沧浪论诗曰妙悟，曰入神，后人不喻，辄曰何必博闻。此竹垞之所深斥也。顾吾观严氏之说，谓：‘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是虽严氏亦何能废书哉。’陈恭甫《左海文集》卷六《萨檀河白华楼诗抄叙》曰：“严沧浪云：‘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卓哉是言乎。犛牛不可以执鼠，干将不可以补履；郑刀宋斤、迁乎地而勿良，櫨梨桔柚、相反而皆可于口。此别才之说也。五沃之土无败岁，九成之台无枉木；饮于江海，杯勺皆波涛；采于山薮，寻尺皆松枞。此多读书之说也。解牛者目无全牛，画马者胸有全马，造弓者择干于太山之阿，学琴者之蓬莱山，此多穷理之说也。世徒执别才一语，为沧浪诟病，亦过矣。”谢枚如《赌棋山庄馀集》卷三引《屏麓草堂诗话》载何歧海说，谓：“近世瞀儒摘别才不关书一语，以资掊击。”余考锺嵘《诗品》曰：“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即沧浪别才不关书之说也。杜工部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苏文忠云：‘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又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即沧浪非多读书不能极其至之说也。瞀儒所执以诋沧浪，为皆沧浪所已言，可谓悖者之悖，以不悖为悖者矣。”张亨甫《文集》卷三：《答朱秦洲书》略谓：“沧浪言别才别趣，亦言读书穷理，二者济美，本无偏颇。后人执此失彼，既昧沧浪之旨，复坏诗教之防。欲救今日为诗之弊，莫善于沧浪”云云。亨甫所谓“今日诗弊”，乃指南袁、北翁而言。参观《文集》卷四《刘孟涂诗稿书后》。一时作者，不为随园、瓯北之佻滑，则为覃溪、竹君之考订；卷三《与徐廉峰太史书》。譬如不归杨则归墨，故欲以沧浪为对症之药。窃谓凡诗之空而以为灵，塞而以为厚者，皆须三复沧浪《诗辨》；渔洋未能尽沧浪之理，冯班《钝吟杂录·纠缪》一卷亦只能正沧浪考证之谬。（207—209页）

《沧浪诗话》谓：“诗有别才，非关书也；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不能极其至”，又谓：“学诗者以识为主。”按《随园诗话》卷三曰：“方子云云；‘学荒翻得性灵诗’，刘霞裳云：‘读书久觉诗思涩。’非真读书真能诗者不能道。”参观卷六王梦楼云条。又曰：“作史三长才学识，诗亦如之，而识为最先。非识则才学俱误，北朝徐遵明指其心曰：‘吾今而知真师之所在。’识之谓欤。”卷四曰：“陶篁村谓作诗须视天分，非关学习。磨铁可以成针，磨砖不可以成针。”卷五曰：“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或骈文，何必借诗卖弄。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六曰：“司空表圣论诗，贵得味外味。余谓今之作诗者，味内味尚不能得，况味外味乎。”《补遗》卷一引李玉洲曰：“多读书为诗家最要事，欲其助我神气。其隶事与否，作者不自知，读者亦不知，方谓之真诗。”与沧浪宗旨，有何不同。盖性之灵言其体，悟之妙言其用，二者本一气相通。悟妙必根于性灵，而性灵所发，不必尽为妙悟；妙悟者，性灵之发而中节，穷以见几，异于狂花客慧、浮光掠影。此沧浪之说，所以更为造微。子才引司空表圣，尤机锋泄漏，表圣固沧浪议论之先河；《与李生论诗书》所谓：“味在酸咸之外，远而不尽，韵外之致”，即沧浪之神韵耳。子才所引徐遵明指心事，出《魏书·儒林传》，酷肖禅宗不立阶梯、直指心源之说。《补遗》卷三《诗佛歌》亦云：“一心之外无他师。”彼法常言：迷心徇文，如执指为月。《观心论》中云：“伤念一家门徒，不染内法，著外文字。偷记注而奔走，负经论而浪行。”《宗镜录》卷九十二引。有檀越问安国：“和尚是南宗北宗”，答云：“我非南宗北宗，心为宗”；又问：“和尚曾看教否”，答云：“我不曾看教。若识心，一切教看竟。”《宗镜录》卷九十八引，参观卷九十四引证。与子才说诗，若合符节矣。（200—201页）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一部系统的以禅喻诗、偏重于论诗的艺术性之专门著作，对宋诗的弊病和诗坛上的宗派模拟，“好钩新摘异，炫博矜奇”，提出严厉的驳难。因此，自它问世以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若干问题的认识也引起了不少争论。

这里两则是专就才、学、识方面的问题，作出公正的评价，并指出袁枚的《随园诗话》与严羽的《沧浪诗话》、司空图的《诗品》一脉相承的关系。

一、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的第一句话，便是“诗者以识为主”，“识”在这里是指对诗应具有的一种审美，品味、辨别高下的能力，也就是严羽说的对于入门“路头”的判断力，因此，他将“识”看得头等重要。他又说：“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讲的是“才”与“学”的问题，基本精神是重别才而不废学。钱先生认为：与其言“学人之诗”，遭抄书作诗之讥，不如言诗人之学，也就是严羽所谓别才非学，但必须读书极其至，亦即钱澄之所谓“诗有别学”。然而严羽的不废书，以读书达到最高境界的主张，却历遭非难，明黄道周指别才非学为“欺诳天下后生”的瞎说（《漳浦集》卷二十三《书双荷庵诗后》），明遗民周容以反问为责难说：“盛唐诸大家，有一字不本于学者否？”并诬严说为“流弊”（《春酒堂诗话》）。清朱彝尊指桑骂槐，诋毁说：“坐坛坫诗，不知自量”（《静志居诗话》卷十八），其实他仅注意严羽的别才非书，未注意下文，竟指严羽“不晓事”；汪师韩反击说：“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诗学纂闻》）；近人李详亦为朱彝尊之诬推波助澜，说别才非学靠不住，陈衍开始沿袭朱彝尊的错误，后为李详诗作序时，才说严羽的“非关书”，是指开始作诗时，因此不误。清人徐经《雅歌堂甓坪诗话》卷二有赞同严羽别才非学的话：“诗学自有一副才调，具于性灵”，“古人未尝不力学，而诗则工拙各异”，是因“才自有别，非一倚于学所能得”；张宗泰《书瓯北集后》（《鲁岩所学集》），亦支持严羽别才非书的立论，他从古今文人学士中有鸿才硕学、博通坟典者，于吟咏无一字留传的事实，证明诗乃别才非书；宋咸熙诗话《耐冷谭》亦称严羽“持论本极周密”，他指责明人解缙截取严羽《诗话》首四句，断章取义，以为学诗者不必读书，影响很坏，甚至“诗道于是乎衰矣”，他开始也是非难严羽的，及至学富之后改变了看法。钱仪吉在《颐彩堂诗序》里也肯定严氏论诗曰妙悟，曰入神，并未有废书之说。陈寿祺《萨檀河白华楼诗钞叙》亦称严氏别才非书、读书穷理“能极其至”之说“卓哉”，他还用了一系列比喻说明诗乃别才之说，认为诗抒性情与读书穷理是两种功夫，而多读书，就像饮于江海的人，可于杯勺中想见波涛，宰牛者一点一点动刀，画马者须胸有全马的构想，对此若不“穷理”，便难以成功。张际亮《答朱秦洲书》亦称严氏别才别趣，归之于读书穷理，是“二者兼美，本无偏颇”，并以为可救清诗之弊。这里认为凡诗之少料而以为灵，或诗之多料而以为厚者，皆须反复读三遍《沧浪诗话·诗辨》，至于冯班的《钝吟杂录·纠缪》，仅是纠正其《考证》的部分错误。这里还指出，陈衍说“多读书言其终事”不确，因杜甫读破万卷之后，方下笔有神，可见“多读书”非“终事”，严氏主张别才，以学补充；陈衍主张博学，以才驾驭，所以同是主张读书，意义却大不同。

二、钱先生举引若干例证，说明袁枚《随园诗话》论诗以妙悟为主，论文章以神韵为归，与严羽《沧浪诗话》、司空图《诗品》的立论暗暗相合，有着一种承继的关系。如：严氏别才别趣、非书非理、读书穷理之说，在《随园诗话》中能找到很好的解释，其卷三引方子云和刘霞裳的诗句，“学荒翻得性灵诗”和“读书久觉诗思涩”，是读书、作诗的经验之谈，因为读书和吟咏是运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读书要求记忆、理解、融会贯通，无论运用归纳或演绎，皆属逻辑思维；而吟咏则是抒发情怀或描景状物，纯属形象思维，所以袁氏说“非真读书真能诗者不能道”，与严氏主张暗合。同卷中袁氏又说：“作史三长才学识，诗亦如之，而以识为最先”，这与严氏入门“路头”之说完全一致。《诗话》卷四引陶元藻的话是肯定“作诗须视天分”的说法，认为“与诗近者，虽中年后，可以名家；与诗远者，虽童而习之，无益也”，并用磨铁成针，磨砖不成针，比喻别才，显然，袁氏同意陶氏意见，又与严氏别才说相合。《诗话》卷六有一则引司空图论诗，透露了他们的相通之处；司空图论诗贵味外味，袁氏甚为赞赏，他以为今之作诗者味内味尚未得到，只好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为此他深感遗憾。他的《诗话补遗》卷一引李玉洲言，表明他赞同“多读书为诗家最要事”，因为“必须胸有万卷者”，才能助神气，“若有心矜炫淹博，便落下乘”，这与严氏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多务使事，不问兴致”，以及用字押韵必有依据等，有碍表达性情的宗旨亦甚相合。谢章铤《赌棋山庄馀集》引何歧海说：袁氏别才不关书之说，亦即锺嵘《诗品》所谓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之说，也就是严羽的别才不关书之说。这里通过若干具体见解的比较，捋顺了前后几部诗话的关系：“子才引司空表圣，尤机锋浅漏，表圣固沧浪议论之先河”，袁氏提倡神韵，亦即司空《与李生论诗书》所谓“韵外之致”。袁氏不好禅，甚至一再反对严氏借禅喻诗，或禅语之说，这里举引《诗话补遗》卷三的《诗佛歌》竟与《宗镜录》所引之《观力论》相同，说明袁氏亦在以禅说诗，他不明白禅具有一种哲理，而他在讲道理时虽非禅，亦合于禅。这一点很少有人道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