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评袁枚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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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随园诗话》卷八言：“沧浪借禅喻诗，不过诗中一格。宜作近体短章，半吞半吐，以求神韵。若作七古长篇、五言百韵，即以禅喻，自当天魔献舞，花雨弥空，造八万四千宝塔不为多，岂作小神通哉。”《补遗》卷三引梅冲《诗佛歌》仿此。《补遗》卷一言：“阮亭好以禅悟比诗，余驳之曰：毛诗三百篇，岂非绝调。不知尔时，禅在何处，佛在何方。”按前之说浅尝妄测，后之说强词夺理。天魔之舞、天花之坠，亦须悟后方证此境。已得根本清净静虑，为所依止，作意思惟；由定地所起作意，了知于意，了知于法，修轻举、柔软、空界等十二想，如是如是，修治其心，有时有分，发生修果五神通等。此圣神通也，非圣神通，犹如幻化，惟可观见，不堪实用。参观《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三。《五灯会元》卷三庞居士偈曰：“心通法亦通，十八断行踪。但自心无碍，何愁神不通。”盖静心照物，宿命记持，种种分别，皆随定力；悟心得道，既入佛位，万行庄严，如大摩尼珠具十种性，若纯取事相变幻，认为神通，有违真趣，能障般若。参观《宗镜录》卷十五。以“天花天魔”取诗，则元相之称杜诗“铺张排比”。正遗山《论诗绝句》所谓：“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珷玞”者也。子才识趣，无乃类是。沧浪才力甚短，自有侧重近体之病；故《诗法》篇谓：“律难于古，绝难于律。”《诗辨》篇论诗九品，其五曰“长”，亦未必指篇幅之长而言；然长篇不尽神韵，非不须神韵，是则所谓“难”者，篇幅愈短，愈无回旋补救馀地，不容毫厘失耳。按蒋心馀好友张瘦铜商言《竹叶厂文集》卷九《题王阮亭禅悦图》第一首略云：“严沧浪论诗，本色本妙悟。大约可小篇，吞吐含情素。”第二首略云：“陶公千载人，吟成菽粟味。菽粟非禅悦，饱便充肠胃。唐贤讽谕尚，冗长词则费。老杜生天宝，一饭作歔欷。此岂悟所为，可以判品汇。”亦即随园驳沧浪之旨。（198—199页）
（随园）《诗话》卷四复云：“白云禅师偈云：‘蝇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处几多难，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雪窦禅师作偈曰：‘一兔横身当古路，苍鹰才见便生擒；后来猎犬无灵性，空向枯椿旧处寻。’二偈虽禅语，颇合作诗之旨。”参观卷二：“未有不学古人而能为诗者，然而善学者得鱼忘筌，不善学者刻舟求剑”云云。与“羚羊挂角”、“香象渡河”、“舍筏登岸”等宗门比案无以异，分明以禅说诗，何独于沧浪、渔洋有非难哉。子才不好释氏，或未读其书，苟曾一检《传灯》两录，必多所印可。譬如陶篁村“磨砖作针”语即本《传灯录》卷五怀让禅师“磨砖岂得作镜，坐禅岂得成佛”之说；白云之偈即本《传灯录》卷九神赞禅师一日见其师在窗下看经，蜂子触窗纸求出，乃曰：“世界如此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得”；雪窦之偈即本《传灯录》卷十七道膺禅师曰：“如好猎狗，只解寻得有踪迹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气亦不识。”子才不知禅，故不知禅即非禅，殊归一途，亦不自知其非禅而实契合于禅耳。余曩读《世说新语·文学》篇云：“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又云：“殷荆州与远公论《易》，远公笑而不答” ；又云：“支道林造《即色论》，示王坦之，坦之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窃怪举麈无言，机锋应接，乃唐以后禅宗伎俩，是时达摩尚未东来，何得有是。后见宋刘辰翁批本《世说》，评乐令举麈条云：“此时诸道人却未知此。此我辈禅也，在达摩前。”参观《文海披沙》卷一论“旨”字当作“指”，《郁冈斋笔麈》卷一驳禅机之说。叹为妙解。未有禅宗，已有禅机，道人如支郎，即不能当下承当，而有待于拟议。《世说·言语》篇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公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北窗炙輠》卷下载周正夫云：“渊明诗云：‘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时达摩未西来，渊明早会禅”云云。子才诘“禅在何处”，诚所见之不广矣。（201—202页）
故（《随园诗话》）卷十四云：“严冬友常诵厉太鸿《感旧》云：‘朱栏今已朽，何况倚栏人’；可谓情深。余曰：此有所本也。欧阳詹《怀妓》云：‘高城不可见，何况城中人’。”按詹此诗，题为《初发太原途中寄所思》，原句曰：“驱马觉渐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明是绵绵思远道，恨空间之阻隔，与太鸿之抚今追往，怅时光之消逝，大不相侔。东坡《法惠寺横翠阁》云：“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苟曰太鸿《湖楼题壁》末二语“有所本”，当举坡诗也。（213—214页）
盖子才立说，每为取快一时，破心夺胆，矫枉过正；英雄欺人，渠亦未必谓安。譬如卷四谓：“今人论诗，动言贵厚贱薄。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以两物论：狐貉贵厚，鲛绡贵薄。以一物论：刀背贵厚，刀锋贵薄。安见厚者定贵，薄者定贱耶。古人之诗，少陵似厚，太白似薄，义山似厚，飞卿似薄，俱为名家” 云云。《淮南子·齐俗训》早曰：“玉璞不厌厚，角觨不厌薄” ，子才口角玲珑，进而就“一物”发策。然诗之厚者，未必妙于薄者，而诗之妙者，必厚于不妙者。如子才所举“名家”，飞卿自下义山一等；子才亦尝自言：“少陵长于言情，太白不能”；卷六。论望溪阮亭，谓“一代正宗，才力自薄”；卷二。论荆公又曰：“诗贵温柔。”卷六。可见贵厚贱薄，渠心亦正同斯理。即就所譬而言，安见诗之非狐貉耶。刀之有背有锋者，固胜于有锋而无背者也。贾谊《新书·连语》记陶朱公论璧“侧厚则价倍” ，因曰：“墙薄咫亟坏，缯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毁，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云云。诗乃立言不朽之一，正须贾生所谓“旷日持久”耳。（218—219页）
这里四则是讲袁枚论诗特点，多是袁氏自己并不标榜，他人也少有论及的。
一、袁枚认为严羽借禅喻诗，“不必首首如是”，“宜作近体短章，半吞半吐，以求神韵”，若作古体长篇，则如“天魔献舞，花雨弥空”，大有使人眼花撩乱之叹，似乎用不到香象渡河、羚羊挂角的小神通，因此，袁氏主张“相题行事，能放能收”，似乎写长篇无须有悟。他反对王士禛以禅悟论诗，并以禅未入中国之前即有毛诗三百篇的事实驳难王士禛。钱先生指出袁枚对严羽以禅喻诗是“浅尝妄测”，因为无论天魔舞，还是花雨堕，都须悟后才能造得此境。严羽认为“禅道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在“悟”这一点上，诗禅相通，诗人觅句，犹如释子参禅，故用作比喻，意在便于说明作诗须有“别才”，也就是诗亦非悟不能，悟后入门，无论写长篇或短章，都是根据诗的内容和诗人各自才情的不同而决定的。严羽才短，故偏重近体，如《沧浪诗话·诗法》谓“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难于五言律；五言绝难于七言绝”。其所谓难，是因篇幅愈短，愈无回旋馀地，如五绝，除去首尾，仅有十字，确实不易把握。然严羽并非认为长篇无须悟入，也并非认为长篇无须神韵。至于禅未入中国之前即有三百篇之说，更暴露出袁枚确实末懂严羽以禅悟“喻”诗仅在于言其相同点，均须有悟而后入，并非是说禅等于诗，故这里指为强词夺理。
二、袁枚不好禅说，反对王士禛以禅悟论诗，然《随园诗话》引白云禅师与雪窦禅师之偈，明明是禅悟，而袁枚又认为“颇合作诗之旨”；《诗话》卷二所谓“后来之人，未有不学古人而能为诗者，然而善学者得鱼忘筌，不善学者刻舟求剑”，亦分明是以禅说诗；《诗话》卷四引陶元藻谓作诗须天分，犹磨铁可成针，磨砖不可成针，所以说是别才，不是由学习而成。他的磨铁磨砖之喻，即怀让禅师的禅语。袁枚声称自己反对以禅语比诗，而又恰恰陷入禅喻之中，为什么呢？钱先生指出袁枚既不知何者为禅，也不知禅即非禅，说法虽然不同，而道理只有一个，所以也不知非禅实际上正合乎禅，并举引《世说新语》中对此早有过的议论，说明未有禅宗之前，早已有禅机，比如陶潜《饮酒》之五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句，是写在菩萨达摩未入中国之前，诗中即已充满了禅理、禅趣，诗人以“鸟倦飞而知还”，自比倦于做官而归隐，即景有悟，与禅宗的即景物有所启悟是一致的。
三、袁枚在《诗话》卷四载欧阳修讥元稹自注《桐柏观碑》，并说诗有待于注便非佳诗，这与他主性灵说有关。严长明吟厉鹗《湖楼题壁》诗：“水落山寒处，盈盈记踏青。朱栏今已朽，何况倚栏人？”谓情深可矣，而袁氏寻出处，产生错误，钱先生已指出。据《唐诗纪事》卷三十五云：欧阳詹游太原时爱上一妓，分别后，赋诗以寄所思，诗中还有“万里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门，一车无停轮”句，写他们千里相隔，一留太原不出门，一在返福建故乡的路上，显然是“恨空间的阻隔”，与厉鹗“朱栏已朽”，追忆往昔的“倚栏人”，完全不同。钱先生指出苏轼的“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正是厉诗之意所本，可见袁氏对厉诗的理解有误。
四、袁枚谈艺立说，往往图一时之快，未加周密考虑，因此常出现前后所说矛盾之处，时有可商。这里举引《诗话》卷四中的例子，袁氏从一般意义上的贵厚贱薄，讲到诗的厚薄，认为厚者未必贵，薄者未必贱，而宜厚宜薄，以妙为主，并举例说杜甫、李商隐似厚，李白、温庭筠似薄，“俱为名家”，似乎诗的厚薄不成其为评价原则，亦无贵贱之别、高下之分。其实不然。这里指出：以厚薄作为评价贵贱标准的，最早见于《淮南子》，玉璞厚者贵，角矫薄者佳，宜厚宜薄，因物而异。钱先生说：“诗之厚者未必妙于薄者，而诗之妙者，必厚于不妙者。”又以袁枚所举名家分析，指出袁枚论诗的厚薄还是有高下之分的，如《诗话》卷六云：“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所言似有李逊于杜、苏轼逊于欧阳修之意。同卷引王文治语：“今聪明才学之士，往往薄视诗文”，其“薄”有“轻”意。卷二云：“古文之有方望溪，犹诗之有阮亭；俱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此“薄”便有“下”的含义。卷六论王安石又云：“诗贵温柔”，显然此“贵”有“重”意。所以说袁枚也是贵厚贱薄，有高下之分的，并不像他自己标榜的“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这里钱先生还举引贾谊《新书》记范蠡论璧的一段话十分精彩透辟，证明薄墙、薄缯、薄器、薄酒因其不能“旷日持久”，皆次于厚者，而诗乃是有声韵可吟咏的艺术作品，正需要“旷日持久”，才能流传百世。
（2）
（袁枚）《随园诗话》记汪东山事，疑亦本之《国朝诗别裁》，正如其论马相如诗也。《别裁》卷一汪绎条注：“殿撰于胪唱日，马上得句‘归计’云云。癸未假归，未十年卒，知诗谶之早成矣！”随园进而以无意之“诗谶”为“不寿”之“自知”也。
《随园诗话》卷十四：“唐荆川云：‘诗文带富贵气，便不佳。’余谓不然。”因举金德瑛桧门《郊西柳枝》为例：“长是至尊临幸地，世间离别不曾知。”按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一亦称桧门此绝，谓其似义山《咏柳》：“后庭玉树承恩泽，不信年华有断肠。”按咏柳用斯意者，唐以来数见不鲜。《花间集》卷五毛文锡《柳含烟》第二首：“河桥柳，占芳春。映水含烟拂路，几回攀折赠，暗伤神。乐府吹为横笛曲，能离肠断续。不如移植在金门，近天恩” ；第三首：“章台柳，近垂旒。低拂往来冠盖，朦胧春色满皇州，瑞烟浮。直与路边江畔别，免教离人攀折。最怜京兆画蛾眉，纤叶时。”宋李质《艮岳百咏·柳岸》：“牵风拂水弄轻柔，三月花飞满御沟。不似津亭供怅望，一生长得系龙舟”（《宋诗纪事》卷四）。“离别”、“攀折”见于言外。清人如严荪友《秋水集》卷五《万柳堂竹枝词》之二：“问讯平泉金柳枝，陌头飞絮可同时？移根独近金茎露，不向春风管别离；厉太鸿《樊榭山房集》卷七《西湖柳枝词》之六：“路旁烟态罥朱楼，长送行人千里游。愿作涌金门外柳，生来浑不识离愁”；梁山舟《频罗庵遗集》卷一《玉河柳枝词》之六：“争向东风拜舞频，六龙此日度龙津。生来不解销魂事，只送銮舆不送人。”皆亦早向义山夜半传衣，或与平珪梦中神遇矣。然宋之问首拈此意以赋莲花，《全唐文》卷二十四载其《秋莲赋》，有云：“御桥之西，玉池清冷，红蕖菡萏。谬履扃闼，自春徂秋。见其生，视其长，睹其盛，惜其衰。得终天年而无夭折者，良以隔碍仙禁，人莫由窥。向若生于潇湘洞庭，溱洧淇澳，即有吴姬越客，郑女卫童，芳心未成，采撷都尽。”移以咏柳，可牵合攀枝赠别一事，遂饶情致矣。（《钱锺书研究》25—26页）
钱先生在《谈艺录补订》曾指出：袁枚“评近人诗，多凭耳食，一斑片羽，未识厥全”。这一则写袁枚记汪绎事（见《诗话》卷十四），说汪“精星学”，曾为桐城吴贡生女算命，也为自己何时中状元算命，皆对应云云，因其马上得句有“归计未谋千亩竹，浮生只办十年官”而将“归计”改为“生计”，遂说汪氏“自知不寿”，其实此句未有此意，只不过是淡于宦情的表白，同卷记马朴臣有《渔父诗》云：“自把长竿后，生涯即水涯。尺鳞堪易酒，一叶便为家。晒网炊烟起，停舟月影斜。不争鱼得失，只爱傍桃花。”是一首实实在在描绘渔夫生活的诗，然袁枚说“真王、孟也”，其实与王维、孟浩然的诗并不相类。又云：“有人传其‘月影分明三李白，水光荡漾百东坡’，则弄巧而反拙。”钱先生指出此联乃《秦淮水阁醉歌》，极为沈德潜称赏，写醉中的迷离恍惚，见月影仿佛有三个李白，见水波仿佛有百个苏轼，绝妙地写出了醉态，而袁氏则指为“弄巧成拙”。此两例正如钱先生在《谈艺录·随园记事之诬》中早已指出的，是其记事不可尽信的证明。
这里又举出袁枚引唐顺之云；“诗文带富贵气，便不佳。”袁不同意此说，并举出金德瑛的《郊西柳枝》：“西直门边柳万枝，含烟带露拂旌旗。长是知尊临幸地，世间离别不曾知。”云此诗“富贵，何尝不佳？”他仅看到诗中写到“至尊临幸”便谓富贵，不知此诗咏柳正在于写离情。吴仰贤拈出此诗之意，谓其似李商隐的《咏柳》，诗云：“为有桥边拂面香，何曾自敢占流光？后庭玉树承恩泽，不信年华有断肠。”柳树多种植于岸边水侧，不像槐树多种植于宫中，即后庭玉树，能够承受到至尊的恩泽，那么，这些得幸的后庭玉树，便不会知道桥边柳树的寂寞悲愁了，因为它只能供离人攀折以赠别。毛文锡的《柳含烟》“河桥柳，占芳春”一首，几乎是李商隐《咏柳》的仿作，只不过用了词的形式，更写出“不如移植在金门，近天恩”，“免教离人攀折”的意思。钱先生指出，自从李商隐《咏柳》之后，还有宋代的李质，清代的严绳孙、厉鹗、梁同书等咏柳多效此意。同时又指出，李商隐《咏柳》通过后庭玉树之荣，反衬桥边垂柳之悴的写法，也不是自己的创造，早在初唐宋之问的《秋莲赋》中已这样赋咏莲花，那是长于御桥之西、清冷玉池中的水莲，红红的荷花，开在宫门之外，自春到秋，人们可以看到它的生长盛衰，可幸的是每一株莲都能“得终天年”，没有中途夭折的。如果它是生长于潇湘洞庭人迹喧嚣之处，早就被那些爱花的游客攀折尽了。李商隐借此意以咏柳，金德瑛又牵合以“攀枝赠别”的意思，更富有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