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
同治十年，新疆回乱，俄国乘机由西伯利亚派兵占领伊犁。总理衙门照会俄国，质问侵入的理由？俄国政府答得很漂亮，说是代为收复伊犁，只要中国政府的号令，一旦能行於伊犁，自然退还。
到了光绪四年，天山南北路都已平安，总理衙门当然要索回伊犁。俄国政府提出两个条件，中国政府要能够保护将来国境的安全，同时偿还俄国历年耗於伊犁的政费。这一来，就得办交涉，检点第一流的洋务人才，曾纪泽在英国，陈兰彬在美国，李凤苞在德国，何如璋在日本，郭嵩焘则交卸未久，不愿出山。算来够资望的只有一个久当三口通商大臣，出使过法国的崇厚。总理衙门十大臣，当家的是沈桂芬，他力保崇厚，上头自然照准，於是这年年底，崇厚以吏部侍郎奉派出使俄国。
满洲大臣都熟读《三国演义》，崇厚知道这桩“讨荆州”的差使，非同小可，东吴讨荆州不成，搞得两败俱伤，不可蹈此覆辙。默察情势，认为民气方张，而左爵相又正在西陲立了大功，能将伊犁要了回来，朝廷的体面可以保住，对清议也就有了交代，至於暗底下吃点亏，是无所谓的事。
因此，一到彼得堡，与俄国的“外交部尚书”格尔斯的谈判，相当顺利，不过半年工夫，俄国就答应归还伊犁，不过十八条条约，除了第一条“俄愿将伊犁交还中国”，以及第十八条规定换约程序以外，其他十六条都是中国要履行的义务，包括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割让伊犁以西及以南土地一千数百里，俄商货物往来天山南北路无须付税，以及俄商可自嘉峪关通商西安、汉中、汉口等地。
十八条条约全文，由俄国京城打电报回来，恭王一看不像话，复电不许。但是崇厚以“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资格，已经在黑海附近的利伐第亚，跟俄国外交部签了约。同时启程回国，留了参赞邵友濂在彼得堡，署理出使大臣。
这件事，崇厚做得荒唐糊涂之极，但一闹开来，总理衙门从恭王以下，都有未便，所以沈桂芬联络董恂，取得宝鋆的支持，向恭王进言，案子要在暗中设法挽回，请旨密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详加筹划，密陈参酌。左宗棠职责所关，理当顾问，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则已成中外属望的重臣，国有大政，往往密旨谘询，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了。
在外三重臣的复奏尚未到京，崇厚丧权辱国的真相，已经纸里包不住火，清流无不愤慨，王仁堪一马当先，盛昱继起抨击。不久崇厚回国，到了天津，不敢回京，沈桂芬是荐主的身分，自然关切，秘密派人到天津跟崇厚见面，问起经过，崇厚自己也知道错了。
“知趣点儿吧！”恭王直摇头，“不要等人说了话再办，更难回护。”
事出无奈，只好抢着先发了一道上谕，却还不愿指他交涉办得荒唐，“欲加之罪”只是：“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着先行交部议处，并着开缺听候部议。”至於“所议条约章程，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历次所奏各折件，着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
头一天发了上谕，崇厚第二天才由天津进京，在宫门请了圣安，随即回家，闭门思过。再下一天，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气冲冲地赶到总理衙门，说依照万国公法，没有治崇厚之罪的道理，这样子做，是对俄国的侮辱。
这一次是“董太师”接见。听得凯阳德的抗议，大为诧异，“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办你俄国公使的罪，何劳质问？不过他当了多年总理衙门的“管家婆”，应付洋人，另有一套只陪笑脸、不作争辩的诀窍，所以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找人商量，据说国际交涉上是有这麽一种成例。幸好，还有托词。
“贵公使误会了。”他透过通译向凯阳德解释，“本国办崇厚的罪，是因为他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国。这是我们内部整饬官常，与贵国的交涉无关。”
这番解释总算在理上站得住，凯阳德无奈，怏怏而去。董恂灵机一动，认为止好借此钳制舆论，便跟沈桂芬商议，托出人来，到处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朝廷的处境甚难，千万忍耐，不可再闹，否则改议条约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凯阳德那里节外生枝，又起纠纷，殊非国家之福。
因此内阁的会议便压了下来。但十八款条约已见於邸抄，喜欢发议论，上条陈的张之洞，一看是个好题目，两天两夜不睡，写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单衔独上，先分析条约中最荒谬的数事，痛斥崇厚“至谬至愚”，说是“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而“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是要“借人头”示决心，认为崇厚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诛崇厚则计决”。
所谓“气盛”是诏告中外，指责俄国理屈。接下来建议，且将伊犁搁在一边，不必亟亟於争着收回，则崇厚所擅许的条约，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战国的诸侯，会盟而未歃血，不足为凭。这就是“理长”。
整篇文章的重心是在“谋定”。虽是纸上谈兵，倒也慷慨激昂。张之洞主张分新疆、吉林、天津三处设防，责成李鸿章破敌，他振振有词地说：
“李鸿章高勳重寄，岁縻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胜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设使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蚕食新疆，并吞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忧也，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理当同仇。近来之立功宿将，如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刘铭传、善庆、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汉、郭宝昌、曹克忠、李云麟、陈国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来京，悉令其详议筹策，分驻京通津站，及东三省，以备不虞。山有猛虎，建威销萌，故修武备则谋定。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事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政权，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於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而俄人行将城於东，屯於西，行栈於北，纵横窟穴於口内外通衢，逼胁朝鲜。不以今日扞之於藩篱，而他日斗之於庭户，悔何及乎？”
这时回疆新定，士气奋发，所以主战的不止张之洞，翰林、御史纷纷上奏，意气风发，自在意料之中。在意料之外的是，竟连向不过问洋务的万青藜，以及坐享安闲岁月，不与朝政的肃亲王隆勤，亦大发同仇敌忾的议论。
谈这件事的奏折，一下子有十几件之多，而且都是长篇大论，徵引今古。慈禧太后相当辛苦，慈安太后帮不了她的忙，只有深宵灯下，在李莲英悄然侍立之下，一个人仔仔细细地从头看到底。
尽管慈禧太后对处理政务，已学会了少动感情，出以冷静的要诀，但看来看去是那些理直气壮，大张挞伐的语句，内心不免也有些激动。洋人的铁甲兵船，诚然是利器，但在陆路上亦未见得不能一拚，而况左宗棠斗志既盛，士气亦旺，张之洞的条陈，似乎有些道理。
她心里不断这样在冲动，但跟洋人开仗，到底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始终不敢轻下决心。看得倦了，坐得累了，想得也烦了，放下奏折，揉揉眼站起身来，想舒散舒散筋骨和心思。
李莲英是一直在注视着她的动态的，这时便赶紧去绞了一把热手巾来伺候她擦脸，接着端来了一碗燕窝粥，关切地建议：“主子早点儿安置吧！”
“我问你，”慈禧太后忽然说道，“你看，跟俄国人能不能开仗？”
李莲英微吃一惊，退後一步，垂手躬身：“这是国家大事，奴才不懂，更不敢瞎说。”
“说说也不要紧。”
“奴才真的不明白。”李莲英答道，“主子何不问问七爷？”
这是个好主意！慈禧太后心想，这些折子如果交到军机处，恭王一定不以为然，还是得交内阁会议。如果议决要跟俄国人开仗，少不得起用醇王拱卫京畿，让他参与内阁会议，先了解了解大家的意见也好。
於是还有几个折子也不看了，第二天召见军机，当面指示了处理办法，而且指定醇王参加会议。
清议激昂，是恭王早就听说了的，只是想不到群情愤慨到这样的地步！而且所说的话，彷佛是预先约定了似的，一是不惜与俄国周旋到底，二是诛崇厚以谢天下。
大致看完了那些触目惊心的奏折，恭王觉得有句话不能不说了，“舆论如此，要想硬压是不行的了。现在得先想法子平大家的怨气。”他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换了我也是，这口怨气不出，逼得往打的路上走，後患无穷。”
“是！六爷的话一针见血。”沈桂芬很见机地说：“崇地山罪有应得！不如先请旨吧。”
“这不好！”宝鋆提出反对，“已经奉旨开缺，听候部议，总得吏部复奏了，才谈得到其他。”
“这好办！”恭王说道，“催一催吏部。”
於是吏部复奏，照违制论，应予以革职的处分。军机处由恭王具名，上了个折片：“崇厚奉命出使，并不听候谕旨，擅自起程，情节甚重。仅予革职，不足以蔽辜，拟请先行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慈禧太后当然批准，处理的经过，相当机密，等折片交了下来，立刻封交刑部尚书潘祖荫。打开来一看，他吓了一大跳。
“崇地山糟了！”他顿足长叹，心里在想，只怕性命难保！因为看样子非打不可，一打起来则非杀崇厚，不然不足以激励士气。
潘祖荫的名士气味很重，一个人感叹崇厚的遭遇，竟忘了遵旨行事。他有个出入相随的听差，名叫潘文，人如其名，亦通文墨，且谙吏事，这时已弄清楚是怎麽回事，早拿来了公服，预备他上衙门，看看没有动静，不能不提醒他了。
“老爷！钦命案子，耽误不得。”
“噢，噢！”潘祖荫定定神才想起，“快套车！”
“车子早套好了，请大人换衣服。”一面伺候他换公服，潘文一面又问，“文大人、孙大人他们，是不是先通知一声，在衙门里会齐？”
“对了！要大家见一见面。就你骑着马去走一趟吧，别人怕弄不清楚。”
於是主仆二人，分道出发，潘祖荫带着另一名跟班直奔刑部。堂官平日聚会办事，多在後园一处叫“白云亭”的屋子，坐定下来，立刻叫请直隶司郎中、提牢厅主事。
司官都到了，潘祖荫却只跟他们说闲话。不多片刻，刑部五堂官，纷纷赶到，满尚书是文煜，当过好些阔差使，是旗人中有名的富翁，跟崇厚的交情很好，他也听到了风声，倍感关切，所以一进门就问：“是不是崇地山出了事？”
潘祖荫不答，只将军机处的折片递给他看，接着是四侍郎一一传观，但他们都没有说话，要听两位尚书的意见。
“伯寅，咱们俩去一趟吧？”文煜用徵询的语气说。
“我还不大懂规矩。”潘祖荫踌躇着说，“旨意中有‘拿问’的字样，措词太严了。”
大臣获咎，即令革职查办，亦多用“着交”的字样，用到“拿问”，便有唯恐畏罪潜逃或自尽，锁拿拘管的意思。果然如此，崇厚的面子上太不好看了，所以文煜不能不为他担待。
“崇地山不是糊涂人，决无他虞。”
“既然如此，你们预备吧！”潘祖荫看着司官说，“崇大人崇厚，奉旨‘拿问’。”
司官同声答应。提牢厅主事去预备“火房”，好安顿犯官，直隶司郎中点了四名皂隶，跟着潘祖荫和文煜，直投崇厚家。崇厚已经得到沈桂芬的通知，青衣小帽，正在待罪，听得门上一报，叫开中门迎接。
宾主相揖，各自无言，迎入大厅，崇厚才问了句：“请示两位，要不要设香案？”
设香案是预备宣旨，潘祖荫看他已知其事，而且廊下堆着行李，已有入狱的准备，便跟文煜商议，免了这道例行的手续。
“天恩浩荡！”文煜安慰他说，“地山，你不必戚戚。”
潘祖荫以刑部堂官，将要审问崇厚的身分，却不肯这样说话，只说了句：“就走吧！”
於是在家人泪眼汪汪凝视之下，崇厚被“拿”。他家华丽的後档车不能再坐，坐着刑部派来的骡车，往南而去。
一到刑部，送入“火房”，便算收监，接着是崇厚的家人送来行李、食物、杂用器具。一半是堂官的交情，一半是他家的银子，自然招呼得周到而方便。腊月十六的天气，滴水成冰，所以崇家的四个听差，第一件事就是糊窗户板壁，凡是缝隙，都用桑皮纸糊没，然後升起一个大火盆，在土炕上铺好狼皮褥子，请主人休息，那气派倒像是钦差借客栈作行馆似的。
等安顿停当，提牢厅主事，陪着直隶司郎中来作照例的“讯问”，其实是奉文煜之命，特来安慰。不过公事当然也要交代，请崇厚自己写一份“亲供”，约定第二天上午来取。
费了半夜工夫，将亲供写好，另外又写了一封信，这是给沈桂芬的，自陈无状以外，少不得还要重重拜托。写完交给听差，找到看守火房的隶役，花了一百两银子，将信悄悄递了出去。
就是崇厚不写信，沈桂芬也要相救，不过他的处境也很难。保举非人，成了众矢之的，盛昱甚至在严劾崇厚的奏折上，彰明较着地指出，沈桂芬应该联带负责。
“崇地山昏愦糊涂，我也知人不明，都难辞其咎。不过，王爷，”他向恭王表明他的看法，“千万不能决裂，论将、论兵、论饷，一无可恃。无论如何要挽回天意。”
“天意”与前不同，慈禧太后本来倒还持重，自从连日单独召见惇、醇两王，态度大变，口口声声“忍无可忍”，非打不可恭王为此十分烦心，所以听了沈桂芬的话，只是摇头不语。
“五爷是说过算完，七爷倒是有点儿静极思动，不过也不难对付。”宝鋆说道，“难对付的是‘翰林四谏’，这一回张香涛可真是大卖气力了。我就不明白，他一天两三封信写给兰荪，那儿有那麽多话好谈呐？”
“兰荪的服制快满了。”沈桂芬冷冷地提了一句。
这句话意义深长，恭王和宝鋆不由得都认真地去想，想的是李鸿藻服阙以後的安排。
“枢廷满六个人是个忌讳。我看－－，”恭王慢吞吞地说，“如今也说不得了。”
这是主张仍旧让李鸿藻回军机，自然不是沈桂芬所愿意的。但清流都以李鸿藻的态度为转移，特别是张之洞的大卖气力，一方面可以说是对沈桂芬的示威，另一方面亦不妨说是为李鸿藻复起问政作前驱。如果不这麽安排，清流群起而攻，非搞得焦头烂额不可。
沈桂芬的心思极其细密，在他与李鸿藻之间，还留着一条线，就是翁同龢。这时便想到不妨仍旧利用这条线，先通个款曲，倒是转变局势的一个关键。
於是他不声不响地找到翁同龢，让他到李鸿藻那里报个信，以为安抚之计。
翁同龢这时已成南派的大将，与沈桂芬的往来形迹，当然不会像张之洞之於李鸿藻那样，无一日没有信，无三日不面谈，但交往虽疏，默契甚深，而在这次由崇厚的荒谬所引起的政潮中，更为沈桂芬出了大力。
翁同龢也是以“正色立朝”自命的人，而在士论慷慨，纷纷言战的奋发气氛之下，他居然做了个甘冒天下大不韪的举动，主张缓索伊犁。这个说帖又非专论“俄事”，而是谈时政，建议裁天下绿营，革除各海关中饱的积弊，等於是说兵不可恃，饷亦难筹，无形中为“缓索伊犁”的主张作了个注脚。而这一套说法，谁都看得出来，是为沈桂芬声援，抵挡主战的论调。
此刻又接受了沈桂芬的委托，虽只是传一句话的事，关系极大，翁同龢的做法很聪明，借谈论对俄国的交涉为名，隐约表示李鸿藻将重入军机，与闻大政，所以来说明作缓索伊犁这个主张的理由，希望取得支援。
李鸿藻当然明白，这是沈桂芬的暗送秋波，但是他觉得无须见情，服阙复起，重入枢廷，在他是深有信心的。退一步而言，倘或圣眷已衰，恭王亦不念旧情，那麽，沈桂芬亦是无能为力的。
由於反应不如理想，沈桂芬便又下了一着棋。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商对俄交涉，请旨特派张之洞到场，以备咨商。这样做法，既是笼络张之洞，又是尊重李鸿藻，而且将局外人拉入局中来同尝甘苦，便不能再放言高论，尽出难题，所以这是一着以守为攻的绝妙好棋。
十二月二十六下午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议，未议之前，先看“上头”交下来的折件。言路广开，又是这种人人可以发抒忧时爱国伟论的大题目，所以京官中凡是关心时局而又拿得出见解的，以上折“言俄事”为时髦。官小的照例由本衙门堂官代奏，慈禧太后也看不了那许多，一概发交军机处，由总理衙门并议具奏。
因此，这天三五成群，一面并头看折，一面议论纷纷，乱了好一阵，才得静下来。主持会议的恭王便说：“今日之会，不谈和战大计，只谈改议俄约。总署拟了个稿子在这里，请各位看看！”
总理衙门的建议是，另派使臣，改议条约。这也是正办，大家都无话说，只是奉旨参与会议的张之洞是例外，他说另派使臣，有辱国体，不妨叫驻俄参赞，署理公使的邵友濂，先探一探俄国的意向，再作道理。
“电信往来，大费周折，也怕电信中说不清楚。”恭王从容说道：“事不宜缓，就是另派使臣，到俄国京城，也得两三个月的工夫，不知开议何日。我看，就这样办吧？”
张之洞虽有许多议论要发，无奈孤掌难鸣，而且也不愿过於跟恭王抗争，终於在奏稿上署了名。无形中等於代表清流，赞成和平了结。
总理衙门的会议一散，随即在恭王府又有另一个会议，商量另派使臣的人选。这又是一个难题，要将崇厚已画了押的条约推翻，改立新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清议如此愤慨激烈，谁也不肯担此辱国的罪过。而况俄国在万里以外，苦寒之地，又值隆冬，这趟辛苦，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因而在现在够资格持节奉使的官员中，一个一个地数，怎麽样也找不出适当的人选。
本想起用郭嵩焘，以他对洋务的熟悉，应是唯一够格的人，但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由於副使刘锡鸿的事事掣肘，不得不告病辞官。回到湖南家乡，又饱受讥辱，骂他媚外，骂他忘本，因而异常灰心，决不肯再来蹚这遭浑水，还是趁早不作此想，免得白白耽误工夫的好。
※※※
最後还是沈桂芬想到一个人，就是郭嵩焘的後任，光绪四年出使英国的曾纪泽。
“到底找对了！”宝鋆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这是独一无二的人！才具、年纪、身分，还有他老太爷的余荫，足可勾当此事。”
曾纪泽对洋务的了解，不下於郭嵩焘，年纪也还轻，万里奔波，力所胜任，本人是袭封的一等毅勇侯，足以见重於俄国君臣，交涉比较容易着手。最好的就是所谓“他老太爷的余荫”，曾国藩勳业彪炳，门生故吏满天下，看这份上，将来交涉即令有不如人意之处，大家也不好意思苛责。曾纪泽能够不挨骂，那麽总理衙门十大臣，连带也就可以少受责备了。
“好！”恭王也点头，而且有更进一步的看法：“曾家受恩深重，曾劼刚勳臣之後，与国同休戚，想来他明知艰钜，也说不出推诿的话。就照此回奏，上头没有不准的道理。”
“崇地山的罪名如何？”宝鋆又说：“各国公使一起抗议，这情形也得让上头知道才好！”
“不好！”恭王很率直地驳他，“‘西边’最讨厌听这些话，以为洋人处处挟制，如果不问到，不必多说。”
“是！”沈桂芬看了宝鋆一眼，“崇地山少不得先受点委屈，他不受委屈，大事不能了，大事一了，他也不会有什麽大祸。”
宝鋆细想一想果然。倘或大局决裂，崇厚当然要掉脑袋，不然就有点师出无名了。若是曾纪泽到了俄国，能把交涉办了下来，则依万国公法，没有杀崇厚的道理。而且将来转圜的办法多得很，譬如授意曾纪泽，假托俄国人的要求，开释崇厚，表示议和的诚意，就是很好的一种做法。
“我已经托徐颂阁跟潘伯寅致意了，”沈桂芬说，“刑部预备复奏，请王大臣会议定罪，这又可以缓一口气。”
徐颂阁就是徐郙，江苏嘉定人，同治元年的状元，现在当詹事府正詹，在南书房行走。沈桂芬用翁同龢疏通李鸿藻，以徐郙联络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南派“连衡”、“合纵”的妙用。
这个年当然过得不轻松，但同样沉重的心境中，毕竟还有区别。一种是沉重得几乎承担不住，只想卸除负荷，好好喘息一会；一种是沉重得精神抖擞，整顿全神要把一副千斤担子挑起来，这就是沈桂芬与李鸿藻，也是南派与北派大概的区别。
年初三，慈禧太后就跟军机见面。清朝以勤政为家法，大年初一办理政务，不足为奇，但总是虚应故事，不甚费心的事居多。这一天不然，从辰初见面，足足谈了两个钟头方始结束。
接着，便连发了好几道上谕，最重要的是派曾纪泽充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这一次崇厚奉命使俄，所议的条约章程，不合朝廷的原意，由曾纪泽将“应办事件再行商办”，宗旨是“期妥协、重邦交”。
另一道重要的谕旨，当然是关於崇厚的。他的罪名经过再三斟酌，定了四个字：“违训越权”。违训则可以作为拒绝批准的理由，越权则表示崇厚所“画押”的条约，只是他个人的私意。定这样四个字的罪名，一方面是便於应付国际交涉，另一方面也是救崇厚。因为他的罪名本来应该是“丧权辱国”，如果是“乾隆爷”的年代，不待崇厚到京，半路上就会遇到钦差，出诏旨立斩。
然而“西佛爷”的权威，也很可观了。正月初三奉明发上谕，根据刑部的奏请，将崇厚的罪名交由亲王、大臣会议，就没有一个人敢为崇厚申辩。复奏说他“违训越权，情节重大”，於是，慈禧太后进一步降旨，交由九卿以上的大臣，直到亲郡王一起会议定罪。
正月初八，李鸿藻朝珠补褂，天不亮进宫递丧服已满，请安报到的奏折。当时召见，慈禧太后面许：“李鸿藻仍在军机大臣上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朝旨一降，贺客盈门。张之洞是早已就有“先知”的，一早赶到李鸿藻家，等到了好消息，义不容辞地为李鸿藻分劳，兴高采烈地替他家接待宾客。
宾客中最为人注目的，自然是沈桂芬。他的气量虽狭，然而城府极深，到李家致贺时，神态极其从容，并且不是道个贺，做到了应酬的礼节，随即告辞，而是闲逸地坐下来，与熟人闲聊，做足了与李鸿藻交情很厚，而且熟不拘礼的样子。
他本籍吴江，寄籍宛平，亦算是顺天和直隶的同乡，所以张之洞与李鸿藻商议，利用山西赈灾的余款，建立“畿辅先贤祠”，他亦是赞助人之一，这时候便正好谈这件事。
“先贤祠去年七月落成，今年是第一个年，”沈桂芬看着张之洞说：“香涛，该有一番举动吧？”
“春秋二季致祭是常礼。今年第一个年，自当别论。”
於是彼此商定，正月里举行一次祭典。
张之洞跟沈桂芬谈“畿辅先贤祠”，谈得十分投机，可是议论时向，就格格不入了。当时，崇厚失职，荐主不能无咎，这些追究责任上的话，张之洞是不会提到的，他所谈的是边防，如何起用宿将、如何购置新式枪械、如何择要防守，口讲指划，旁若无人。而在举座侧目之中，独有沈桂芬不断摇头，间或夹以无声的冷笑，那种轻视的神态，对兴高采烈的张之洞来说，彷佛兜头一盆冷水。
“事非经过不知难。”等张之洞的话告一段落时，沈桂芬接口说道：“局外人的高论，可以拣有理的说，自然动听，局中人不尚空谈，要讲实际。香涛，有一天你执了政，记着我今天的话。”说着，随即起身，神色不动地拱拱手：“失陪了。”
这个软钉子，碰得张之洞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心里好不是滋味。过後思量，越想越不服气，沈桂芬总当清流论政，无非书生之见，纸上谈兵，倒偏要做个样子他看看。
於是他想到了一个人：吴大澂。
吴大澂从陕甘学政任满回京，不久因为山西、河南、陕西大旱，奉旨会办赈务，躬历灾区，不避辛劳，救的人很不少。陕甘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山西巡抚曾国荃，都在奏折中说他的好话。慈禧太后决定将他外放，翰林出任地方官，不是知府，就是道员，吴大澂放的是河南河北道，驻河南武陟，照例兼管河务水利。
这个缺分很苦，但东有开封、西有洛阳，南岸就是荥阳、汜水，正是中原古战场之地。吴大澂虽是苏州人，却深慕他的乡先贤，明朝的韩雍。他平时喜欢谈兵，经常与亲兵在一起练洋枪打靶，颇有“准头”，沾沾自喜，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斜阳影里凭吊古迹，策马高岗，揽辔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又跟潘祖荫同好，而河南出土的周秦古器甚多，打靶之暇，摩抄碑版金石，颇得意於他自己的那副儒将派头，因而一时也不想求什麽陞迁。
对俄的纠纷一起，像他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沉默，他跟张之洞意气相投，平时常有书信往来，这时候自是洋洋洒洒，大谈筹边之计。其时由於左侯在西陲的武功所激发，做学问正流行研究西北地理，吴大澂的同乡，也是他同治七年戊辰这一科的状元洪钧，就是专门搞这一套的。吴大澂亦颇有所知，因而论到西北、东北的山川形势，头头是道。张之洞灵机一动，认为吴大澂应可以有一番作为。
他是想到就做的脾气，当时便检出吴大澂最近写来的两通长函，送给李鸿藻去看，要求李鸿藻保荐吴大澂带兵筹边。
慈禧太后此时已经打定主意，跟俄国能善罢甘休，还则罢了，不然就得开仗。所以每天催恭王筹划边防，整顿战备，一等有了成议，下诏求贤，自是当务之急，宿将鲍超，决定起用，连充了军的陈国瑞亦打算赦他回来效力。见此情形，李鸿藻觉得保荐吴大澂，正是人臣事君应有之义，因而一口答应了张之洞的要求。
话虽如此，也不能贸然举荐。李鸿藻虽然名心稍重，但为人诚恳，他觉得保举人才，虽是大臣的报国之道，但亦须为被保举的人，谋一个能够发挥所长，将帅和协的善地，才算尽了提携的责任。
经过与张之洞的一番筹议，李鸿藻为吴大澂找到了一个人地相宜的差使，只待正月十七的会议过後，就可进行。
正月十七在内阁的会议，要议的是两件大事。一件是崇厚的罪名，刑部司官已经过细心推求，拟了一个奏稿作为会议的根据。说他“违训越权”是句笼统的话，到底如何“越权”，如何“违训”？不能不在大清律例上求得一个适当的比附。看来看去有一条“增减制书律”可以比照，对外国的条约，须奏奉钦定，即与“制敕”无异。“增减制书”的行为，自有已行、未行的区别，虽然条约未奉批准，但已画押用印，就是“已行”，而“增减制书已行”者，是斩监候的罪。
看了刑部司官所作的判决，无人提到异议，议罪一事，就算定谳。另一件事是总理衙门所上的一个折子，事宜是“筹备边防事宜”，一共八条，洋洋数千言之多，范围太广，无从议起，而且看一遍就得花好些时间，也没有那麽多工夫来细心研究，纷纷画押，草草成议，由内阁具奏，听候圣裁。
※※※
对慈禧太后来说，这个会议筹备边防事宜的奏折，光是看一遍，就是很沉重的负担，因为她从开年以来，精神一直不好，过分劳累和忧急，加上饮食失调，伤了脾胃，以致夜不成寐，并有盗汗，但不能不强打精神，力疾从公。
内阁的复奏是由李莲英坐在她身边的小凳子上，念给她听的。兹事体大，未跟军机当面商谈以前，无法作任何决定，能决定的是崇厚的罪名，不过也得跟慈安太后商量一下。
将“东佛爷”请到长春宫，慈禧太后为她解释，刑部按律定罪，只要是这个罪名，便是“斩监候”，没有宽减的可能。
“崇厚当然糊涂该死。不过既说按律定罪，到底是已行、未行，得要辨一辨清楚。”慈安太后问道：“不是说，条约得要批准了才能算数？那就不是“已行”。你说是不是呢？”
“不是！”慈禧太后的肝火很旺，所以声音僵直，竟是一个钉子碰了回去，“如果是‘未行’，就不会有眼前这麽大的麻烦！‘斩监候’还是便宜他的，且莫说雍正、乾隆年间，只怕先帝在日，他都逃不掉‘斩立决’的罪。”
慈安太后默然。过了一会便站起身来，说一声：“传轿！”
连慈禧太后的病情都未问，就回自己宫里去了。
像这样怫然而去的情形，是极少有的，慈禧太后自也不免失悔。
然而那只是出自良知的刹那间事，一转眼看到厚厚的一叠奏折，不由得便把这两三个月来，操劳国事所感到的种种焦急、气愤、忧愁、深夜不寐、彷徨无计的苦楚，都想了起来，觉得自己就算言语失检，慈安太后也应该体谅，何苦如此认真？她不体谅宥病的人肝火旺，莫非有病的人，例该受委屈？
这样转着念头，便觉得胸膈之间像有个痞块往来冲突，五中焦躁，怎麽样也咽不下那口怨气。
“哼！”她冷笑着，“居然给脸子我看！”
听语气不像自言自语，李莲英便需答话，他趴下来磕一个头：“奴才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什麽话？”慈禧太后警告似地说：“你可别也来气我！”
“不怪主子生气，奴才也不服。不过，话说回来，谁也没法儿替主子分劳分忧，国家大事，全靠主子操心，千不念，万不念，只念着天下少不得主子。”李莲英又磕一个头：“奴才嘴笨，实在不知道怎麽说了。”
他虽说不出来，慈禧太后却懂他的意思，毕竟还有个人了解自己的甘苦！这样想着，心里好过了些，对李莲英当然也格外另眼相看了。
“主子圣体欠安，别人不知道，奴才知道主子的病是怎麽来的。饶是这麽费心费力，还受人的气，奴才替主子－－。”
说到最後，竟是哽咽着无以毕其词。慈禧太后一惊，急急问道：“你是怎麽啦？”
“奴才，奴才想想，替主子委屈。”
李莲英居然泪流满面。慈禧太后感动得不得了，又难过，又高兴，又惊异，竟是这样子忠心耿耿，实在难得。
“你用不着替我委屈。”她点点头说，“你有这点孝心，不枉我看重你。俗语说得好，‘不要气，只要记’，你也记着今天这一段，大家走着瞧吧！起来，拿药我吃！”
慈禧太后一直不大肯服药，此刻不待相劝，自动要药来服，似乎全是看在他的“孝心”上面。李莲英自然奉命唯谨，赶紧站起身来，从条案上的银盒子里，取出一包由太医院特地配制，平肝清火的丸药，打开来放在托盘里，送到慈禧太后面前。
不知是药的功效，还是由於李莲英的孝心，慈禧太后觉得比刚才舒服得多，精神一振，便又说道：“看看还有几条，把它念完了。”
李莲英很知道分寸，这些大事上，他不敢劝慈禧太后节劳，要避干预政事的嫌疑，於是仔细看了看答道：“还有两条。”
接着，便不疾不徐地念道：
“此次开办东北两路边防，需费浩繁，现在部库支绌，必须先时措置，以备不虞。着户部通盘筹划，先将各省丁、漕、盐、关，实力整顿，并将厘金、洋药税等项，责成督抚，力除中饱，毋任有滥支侵蚀情弊，俾资应用。惟边防刻即举办，需饷甚急，着户部先於提存四成洋税项下－－。”
念到这里，慈禧太后突然打断：“慢着！”
於是李莲英住口无声，很小心地抬眼偷觑，只见慈禧太后凝视着空中，却不是空中有什麽引人注目的东西，迷惘的眼神，不知是悲伤还是怅惘？只看得出她是在尽力搜索着记忆，睫毛眨动得越来越快，双眉越拧越紧，是很吃力的神气。
终於眉目舒展了，视线落下来看到李莲英谨慎而关切的神色，她用低沉的声音说：“我想起来了！皇帝亲政的第一天，军机跟他回奏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存四成洋税’。一晃儿七年了。唉！”她叹口气又问：“今儿几时？”
“昨儿‘燕九节’，今儿正月二十。”
“皇帝是那年正月二十六亲政。差六天，整整七年。”
原来她口中的皇帝，不是指此刻沉睡在长春宫寝殿中的小皇帝，是指出“天花”宾天的先帝。李莲英很奇怪，慈禧太后念及独子，似乎感慨多於悲悼。这彷佛证实了沈兰玉他们平日闲谈中所透露的，当年母子感情不和的传说，因此他不敢多说，只这样答道：“奴才进宫晚，没有赶上同治爷在的日子。”
“唉！”慈禧太后摇摇头，似乎不愿再提先帝，接着又说一声：“往下念吧！”
李莲英答应一声，找着成段落之处念起：
“惟边防刻即举办，需饷甚急，拟着户部先於提存四成洋税项下，酌拨巨款，以应急需；一面按年指拨各省有着的项，俾无缺误。其西征专饷，津防水陆各军，北洋海防经费，及淮军专饷，拟着户部分饬各省关，按年全数解足。东三省练饷、协饷，各省关未能解足者，亦着勒限解清。”
念完了这一条，要等慈禧太后考虑，李莲英起身替她换了热茶。她捧着茶杯出了半天的神，忽然问道：“在山西办赈的阎侍郎，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
这是指工部侍郎阎敬铭。李莲英常为慈禧太后读奏折，山西大旱的赈务及善後事宜，常由巡抚曾国荃与阎敬铭会衔出奏，他如果说不知道，就是欺罔，李莲英便答一声：“是！”
“你听说了没有，他在山西怎麽样？”
李莲英略想一想答道：“奴才有亲戚从山西逃荒来的，多说朝廷派阎侍郎办赈，就是天大的恩典。阎侍郎办事很认真。”
“嗯，嗯！”慈禧太后没有再往下说，李莲英却有些猜到了，正在谈筹饷，忽然提到阎敬铭，看来是要将他调到户部来办事。
由於奏折太多，慈禧太后昨夜不免过劳，这天起身，精神委顿，视朝比平日晚了许多。因此，恭王和军机大臣，都在养心殿廊下待命，小声谈着她的病情，忧心忡忡地怕她累出一场大病来。
“说实在的，西圣真该好好息一阵子。不过，这话不便进谏。”
“请福晋进宫的时候，不妨劝一劝。”宝鋆提议。
恭王点点头，正要想说什麽，听有太监传呼之声，知道西宫太后出临，便住了口，静待“叫起”。
等两宫太后坐着软轿驾到，恭王领头站班迎接，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看慈禧太后的颜色，但见她脸黄黄地，又乾又瘦，一双眼中显露出无限的疲惫，不住用手绢捂着嘴乾咳，那副病容，已不是珠翠脂粉所能掩饰的了。
她自己亦不讳言，等跪安已毕，首先就说：“我身子很不好！怕有一场大病。”
“近来天时不正，请圣母皇太后多加颐养。”恭王这句话空泛之极，自觉毫无意味，但不这麽说又怎麽说？踌躇了一下，加上一句：“臣等奉职无状，上劳圣虑，真正无地自容。”
“也不能怪你们。”
慈禧太后说了这一句，咳嗽不止，脸都胀红了。殿上不准有太监、宫女伺候，恭王等人又无能为力，只能瞪着眼着急，於是只好慈安太后来照料，替她捶背，又拿茶碗送到她唇边，乱了好一阵，才能安静下来。
“唉！”慈禧太后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你们筹议边防的折子，我都看了。曾纪泽由英国到俄国，得要些日子，到了能不能马上开议？开了议，会不会有结果？都难说得很。夜长梦多，实在教人不放心。”
“眼前总还不要紧。”恭王答说，“俄国就是有心挑衅，它那里调兵遣将，也得有些日子。臣已叫总理衙门，多订各地方的新闻纸，如果俄国有什麽动静，新闻纸上一定有消息。目下还看不出什麽。”
“它要调兵遣将，自然是在暗中行事。就算它没有动静，我们也不能不防。”
“是！臣等仰体圣意，自然要作备战求和的布置。”恭王又说，“连年西征，海防经费，未免不足。能够不决裂最好，不然－－。”
“不然怎麽样？”慈禧太后毫不放松地追问，“不然，就看着俄国兵打过来？”
这是碰了个钉子。但恭王不能因此就不说话，“那自然没有这个道理。臣是说，能够求全，暂时不妨委屈。真的要开仗，”他很吃力地说，“也只有全力周旋。”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问道：“李鸿章怎麽说？北洋海口，他有没有守得住的把握？”
“北洋海口，关乎京师安危，李鸿章当然要出死力把守。他筹防已有多年，战舰炮台，大致有了个规模。臣前天接到李鸿章来信，预备在烟台、大连湾布防。奉天营口，亦是北洋的范围，自然也要责成李鸿章统筹兼顾。不过，水师究嫌不足，只有着力整顿步兵，刘铭传是淮军宿将，要不要调到天津来，等李鸿章奏明了，臣等再请旨办理。”
“北洋有李鸿章，西路有左宗棠，大致可以放心。”慈禧太后说，“我不放心的是东三省，听说俄国人在海参崴地方，很费了些经营，那一带要不要添兵添将，能有什麽得力的人派过去，你们复奏的折子上，怎麽不提？”
“用人大政，臣等未敢擅拟，原打算面奏取旨办理。”
恭王这几句话，答得很得体，“未敢擅拟”的说法，倒也不是故作恭顺，取悦太后，确是有不便事先形诸笔墨的窒碍，因为布置边防的用人，关系军情，宜乎慎密。同时有些宿将，解甲归田以後，大起园林，广置姬妾，正在享福，能不能再用，肯不肯复出，在在都成疑问，亦不便贸然建议复召。
这些情形由恭王回奏明白，慈禧太后的肝火便平服了，於是根据复奏的八条，一项一项细细核议。议到传午膳的时候，还只议了一半，暂时休息。两宫太后在养心殿传膳，同时吩咐撤御膳赏恭王和军机大臣，传谕就在养心殿的梅坞食用。
膳罢复议，慈禧太后的神情越发委顿，不过这是少有的大事，当然不能半途而废，强打精神议完，却还不能回寝宫休息，得要等着看军机承旨所拟的上谕。
於是，军机章京全体动手，分头拟旨，一道明发、十几道廷寄。其中“筹备边防事宜”一事，析而为八，开头都用“此次俄国与崇厚所议条约”这句话领起，以下的措词，各不相同。李鸿章与左宗棠是“朝廷柱石”，对他们无机密可言，所以将朝廷的本意，坦率相告，条约因为“多所要求，万难允准，虽已另派曾纪泽往议，而该国心怀叵测，诡谲多端，不可不先事防范，用折狡谋。”此外就不便让他们与闻大计庙算了。或者说俄国”难保不滋生事端”，或者说“边备自不容缓”，饬令着意整顿防务，并不曾透露不惜一战的决心。
先是这八道廷寄，多则千言，少亦有五六百字，连拟带抄，加上沈桂芬、王文韶的帮忙，也费了一个多时辰，才得妥贴，送给恭王核看。
“我不必再看。宫门快下钥了，赶紧送上去吧！”
送到两宫太后那里，慈禧太后不能不细看，一面看，一面还得为慈安太后解说。廷寄第一道是给李鸿章的，畀以保卫京畿，巩固北洋门户的重任，一切布置，限期一个月奏报。
第二道是给左宗棠的，以新疆南北两路的边防，责成他通盘筹划。第三道须分缮八通，分别寄交两江总督刘坤一等黄河以南各省督抚，以及奉旨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等人，加强南洋防务及江防，简练陆军，以辅水师。第四道寄山西巡抚曾国荃，调驻紮山西的刘连捷一军，移防绥远。第五道寄河南巡抚涂宗瀛，调驻紮河南的宋庆一军，移师关外，驻守奉天、营口等处。第六道分寄乌里雅苏台将军、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库伦办事大臣等等满蒙旗将，加强辖区边防，认真操练，兴办屯垦。第七道分寄各省，整顿地丁、漕粮、盐课、关税，充裕饷源，同时严饬将应解款项，限期解清。
最後一道是指示东三省的防务。龙兴之地，特关紧要，这道廷寄对吉林将军铭安的指示，特别详细。而吴大澂以三品卿衔，赴吉林为铭安帮办军务，在李鸿藻保荐给恭王，刚才面奏奉准以後，此刻亦叙入寄铭安的廷寄之中。
除了吴大澂以外，慈禧太后很重视鲍超。从多隆河一役，刘铭传恩将仇报，冒功而诬控友军“失期”，害得鲍超忧愤攻心，旧创大发，这几年一直在他老家夔州新起的大宅中休养。慈禧太后和恭王都知道他的委屈，怕他前嫌未释，不肯出山，所以在寄给四川总督丁宝桢，“传旨饬令来京陛见”的廷寄中，特别写明：“现在时事艰难，需才孔亟，务当檩遵谕旨，迅速来京，不准推诿迟延。”
此外还有一道很重要的明发上谕：
“谕内阁，前因时事多艰，需才孔亟，叠经谕令各直省督抚，保荐人才，以备任使。惟恐奇材异能之士，伏处尚多，该督抚等，闻见难周，尚未尽登荐牍，必须周咨博访，以广搜罗。着大学士六部九卿各直省将军督抚，暨曾任统兵大臣彭玉麟、杨岳斌，加意访求，其有器识闳远，通达治体；为守兼优，长於吏事，以及才略过人，足任将帅：骁勇善战，足备偏裨；熟悉中外交涉事宜，通晓各国语言文字；善制船械，精通算学，足供器使；并谙练水师事宜者，无论文武两途，已仕未仕，均着各举所知，出具切实考语，秉公保荐。不得徒采虚名，滥竽充数，亦不得以无人可保，一奏塞责，庶几人材辈出，缓急可资，以副朝廷延揽人才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这道上谕充满了“闻鼙鼓而思将士”的意味，徵召鲍超，便是明证。加以筹议边防的八道廷寄，内容不免泄露，因此人心振奋，都在谈论，这一次“非跟老毛子好好干一场不可了”！
当然，最起劲的是张之洞、张佩纶这班人，不独吴大澂的被重用，足为清流张目，更重要的是，主战的政见占了上风，李鸿藻一出，声势不凡，将沈桂芬压得黯然无光。沈桂芬确是憔悴了。李鸿藻的“威风”，固然使得气量褊狭的“吴江相国”，寝食难安，然而亦不尽出於私心。练兵筹饷，广罗人才，这样大张旗鼓的搞法，在他看来，是祸非福，总有一天弄得决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主战派正在锋头上，清流的嚣张，犹在其次，慈禧太后力主备战，不信能够和平了结的态度，才是他最感到焦灼的。
“上头为什麽如此强硬。”他困惑地问宝鋆，“莫非真是肝火旺的缘故？”
“肝火旺也还罢了，还有人在火上加油，才是最不可解之事！”
“谁啊？”沈桂芬问：“是五爷跟七爷？”
“五爷的话，上头未见得听，七爷的话，也得先看看对不对？再作道理。只有一个人的话，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那是谁？”
“你想呢？”宝鋆反问一句，“谁还能三天两头，奉召进宫？”
沈桂芬明白了，指的是荣禄。
荣禄虽在上年十一月间，因为腰伤复发，不耐劳剧，解除了步军统领的职司，而宠信未衰。如今李鸿藻复出，表里相济，使得沈桂芬更感威胁。眼前固然还有件关於荣禄的案子在兵部，只是要想在这上面做篇文章，搞他个难堪，却还不容易，只有隐忍着，等待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