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
福禄诺是在四月下旬离开天津的，临走之前，表示法军将派军队巡视边境，驱逐刘永福的黑旗军，同时声明将在西历的六月五日及七月一号，分别进驻谅山及保胜，要求中国军队先期撤退。李鸿章对这个要求，率直拒绝，但对法军巡边，不置可否，亦未奏报。在他看来，中国军队驻守边界，只求敌人不来侵犯，至於在界外巡边，自是视若无睹，彼此不生影响，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听其自然，最为上策。
那知到了闰五月初一，西历的六月二十三，法国军队九百人，由德森上校开到谅山之南的观音桥，准备来接收谅山了。
观音桥是个要隘，桥南桥北都是高山，桥南有四千人驻紮，由淮军将领万重暄率领，桥北则由广东陆路提督杨玉科，领兵三营防守。桥南万重暄的部下，因为德森出语骄横无礼，首先开火，火器不及法军精良，为敌压制，退守桥北。德森挥军追击，想乘胜占领北山高地，居高临下，胁迫谅山。
其时右营由诱捕党敏宣的宁裕明管带，见此光景，虽忧亦喜，急急分军三队，两队埋伏左右山麓，一队曳炮上山，抄出万重暄之後，发炮下击，法军攻势受挫。於是左右翼伏兵齐出，德森大惊，九百人溃退不成队形。各军一直追到郎甲。中国方面说“歼其锐卒数百人”，法国方面发布的战报说死二十二人，伤六十八人，双方的数字，大不相同，但法军大败，则毫无可疑。
广西巡抚潘鼎新原已认定粤军无用，不给军饷，预备裁撤，有此一战，刮目相看，准发军饷，而前方所需要的军火，则始终不给。
潘鼎新与李鸿章关系极深，对李鸿章性情、作风，知之亦极深，当然要为他“保全和局”作有力的桴鼓之应，因此他在广西根本就不主张备战。即令并无“保全和局”的顾虑，他亦不愿打仗，因为今昔异势，打洋人对自己的功名有害无利。
多少年来的积习：讳败为胜，如为小胜，必成大胜，战报中夸夸其词，甚至於渲染得匪夷所思，亦不足为奇。那种仗是可以打的，如今有电报、有新闻纸，往往夸张战功的奏折，还在仔细推敲之中，而报上已经源源本本揭露了实况。朝廷就常引报上的消息，有所诘责，这样子毫无假借，仗就不能打了。
而现在居然打胜了一仗，潘鼎新虽不能不发粤军的粮饷，亦不能不电奏报捷，但却不敢夸张，甚至还有意冲淡些，词气之间，彷佛表示，这是兵家常事，无足言功。这样做的作用有二，第一是不得罪李鸿章，“保全”他主持的和局；第二是不致於使朝廷太兴奋，不然就是助长了虚骄之气，降旨如何如何，必都是不易办到的难题，岂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但是，打了胜仗，尤其是打了洋人的胜仗。败军之将贵如巡抚提督，革职的革职，查办的查办，正法的正法，既然功过如此分明，那麽获胜的官兵，当然应该报奖。潘鼎新带兵多年，知道这一层是无论如何压不下去的，不然影响士气，会发生绝大的麻烦，所以不得不报。
这一来要想冲淡其事就不容易了。同时潘鼎新远在龙州也不知道李鸿章在天津跟福禄诺交涉的经过，将法军自道依约巡边，要接收谅山的话，都叙了进去。醇王一看，大为诧异，五款简约，记载得明明白白，何尝有这些巡边跟接收的话？事有蹊跷，非问李鸿章去不能得其原委。
李鸿章当然不承认有条约以外的承诺，只承认福禄诺曾经提出节略，打算在什麽时候接收谅山，什麽时候接收保胜，当经严词拒绝，由福禄诺将节略上的这一项要求，用铅笔划去，并有“签字为凭”。
这个解释自是片面之词，退一步而言，既然交涉中间，有此一节，不论怎麽样都应该奏报朝廷，好了解法国的用心。隐瞒不报，难辞含混之咎。
就在这时候，巴黎方面已提出抗议，认为中国违约，要求赔偿巨额兵费，并且指出，五款简约的中文本与法文本，在内容上不同。依照外交惯例，条约都以法文为准，而况是法国本身与他国订立的条约，当然更加坚持，一切都以法文本为证据。
事态演变至此，慈禧太后深为恼怒，一面降旨责李鸿章办理交涉不善，一面对法持强硬的态度，分饬有关各省督抚、将军、统兵大员，严密防范。当然张之洞和张佩纶也接到了这道密旨。
这时的两张，正由李鸿章伴同，由天津大沽口出海在巡阅北洋水师。
其时刘铭传亦正奉召进京，路过天津，自然是北洋衙门的上宾，宿将新贵，意气轩昂。李鸿章不论为了保持他个人重臣的地位，还是实现他创办海军的雄心，都须眼前这班“红人”作他的羽翼，因而刻意笼络，除去大张盛宴以外，亲自陪着两张一吴－－他的会办大臣吴大澂，出海巡阅北洋水师。
出大沽口自北而东，遍阅旅顺、登州、威海卫各要塞，使张佩纶长了许多见识。当然，在天津、在船上，他与李鸿章曾多次闭门促膝，倾诉肺腑，取得了谅解。李鸿章几乎以衣钵传人视张佩纶，唯一的要求是无论如何要在暗中协力，保全和局，否则不但创设海军无望，既有的局面，亦恐不保。
这是李鸿章看出法国其志不小，一定会在闽海一带挑衅，但是他说不出退让的话，希望张佩纶不管如何放言高论，在紧要关头，能对法国让一步。除此以外，李鸿章还期望张佩纶能对抗曾国荃将南洋大臣的实权收过来，一方面可与北洋呼应支援，一方面作为未来“经画七省水师”的张本。
对於这个主意，张佩纶自然深感兴趣，因而以“抽调闽局轮船聚操”为名，在天津就拜发了一个奏折：
“窃谓海防莫要於水师，而闽省莫要於船政。
查闽省船政局，创自左宗棠，成於沈葆桢，造轮船以为水师之基，设学堂练船以为水师将材之选，用意至为深远。虽西洋船制愈出愈奇，局船已为旧式，而中国创设轮船水师，他日将帅必出於闽局学党，一、二管驾局船之人，故待之不可不重，而察之亦不得不严。”
所谓“局船”，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轮船，一共二十二艘，驻於福建的只有八艘，其余十四艘分防各省。其中最好的一艘是“扬武”号，福建船政大臣特地遣派到津，迎接张佩纶，管带是一员副将，名叫张诚，接谈之下，才知道其中的腐败情形，至於操练，则向无定章，所以坦率据情直奏：
“分操向无定期，合操亦无定法，举各船散布海口，养而不教，势必士卒游情，船械敝蚀而後已。伏念各省文风，通都大邑每胜於偏僻小县者，序序之士，敬业乐群，狭乡之士，独学无友也。各路陆军，重镇练军每胜於零星防泛者，简练之兵，三时讲武，分泛之兵，终岁荒嬉也。”
以下引叙西洋水师训练之精，然後论到中国的水师：
“中国急起直追，犹惧不及，若费巨帑以造轮船，而於水师训练之法，忽焉不讲，惟是南北东西，转运应差为务，使兵轮管驾，渐染绿营赌博嗜好之习，将来设立七省水师，利未开而弊已伏。”
这是为了整饬军纪，是建军的根本要图，理由极其动听，办法却是另有用心。
办法中首先提到曾与李鸿章“详细熟商”，所得的结果是：
“拟将局造轮船分防各省者，由臣陆续调回，在闽认真考察，酌定分操合操章程，庶管驾之勤惰，船质之坚窳，机器之巧拙，械炮之利钝，臣皆了然於胸，改局船散漫之弊，亦即为微臣历练之资。无论海防解严，各船抽调回闽，近者三五日，远者十余日，即可回防，不至贻误，即或海上有事，而似此兵轮散碎，分防适以资敌，安能折冲？故欲纵横策应之功，终以大建七省水师为急。臣拟抽调局船，亦在闽言闽，一隅之计耳。如蒙俞允，除北洋所调‘康济’五艘，臣遵海而南，即可就近验看；广东所调‘飞云’两艘，现在驻琼转运，暂缓调回，所有南洋各舰，拟即分别电咨檄饬，陆续调至闽海操练一次，仍令回防。将来分操合操，如何酌立章程，七省实有犄角之势，三洋断无畛域之分，容与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抚及会办诸臣，次第考求办理，以副朝廷澄海育材之意。”
奏折中所陈，各为“考察操练”，其实是想骗南洋大臣辖下的七艘“局船”回到福建，归诸掌握。同时这道奏折中还有两层极深的用意，第一是要骗取朝廷承认，凡是福建船政局所造的轮船，都归张佩纶指挥管理；第二是想确定他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身分地位，是凌驾船政大臣而上，与南北洋大臣及督抚并行的钦差大臣。
拜发了奏折，立即上船，批示自然还看不到，一切消息也都为大海隔绝了。直到烟台，方始与李鸿章作别，与张之洞一起坐“扬武”号取道上海，分赴闽粤。
一到上海，才知大事不妙，越南战火复起，和约濒於破裂，“海防”由“解严”而又“戒严”。最坏的是观音桥一役打了胜仗！如果是打了败仗，则朝旨必定求沿海自保为已足，可以无事，一打胜仗，朝廷自然得意，更无委屈求和之意，而法国亦必不肯善罢干休，闽海只怕从此多事了。
张佩纶开始有些失悔了。他到底不是范仲淹，更不是陆逊，“行边”固可耀武，“临戎”却茫无头绪，不知如何扬天朝之威？事已如此，只得硬着头皮，赶到福建再说。
一到闽江口，由“北水道”入马江，未进口子，只听巨炮连轰，隆隆然彷佛从四处八方围击“扬武”号似的。张佩纶大吃一惊，口乾心跳，自己知道脸色已经发白，但要学谢安矫情镇物的功夫，装作不经意地问道：“这是干什麽？”
“回大人的话，是长门、金牌两炮台，放礼炮恭迎大人莅任。”
听得张诚的回答，张佩纶不自觉地透了口气，既惭愧，又自幸，亏得能够镇静，不然一到福建就闹个大笑话了。
“取二百两银子。”张佩纶吩咐老仆张福：“请张副将犒赏两台兵勇。”
於是张诚谢过赏，亲自指挥扬武号入口，沿江往西南行驶，江口两岸又有炮台，即以南岸、北岸为区分，照例鸣炮致敬，张佩纶再次放赏。
绕过青洲，但见港湾深广，水波不兴，这里就是马尾。南面一带名为罗星塔，北面船政局，局前便有码头，船政大臣何如璋已经率领文武员弁，站班在恭候钦差了。
何如璋是广东大埔人，同治七年戊辰的翰林，这一年正是日本明治天皇即位，继德川幕府的“大政奉还”之後，发生“戊辰战争”，结果“倒幕派”取得胜利，由此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结束了多少年幕府专政的局面，开始了有名的“明治维新”。八年以後，中国初次遣使日本，即由何如璋以侍讲的身分膺选。
在日本驻留了四年，任满回国，何如璋到了京里，与旧日僚友相晤，大谈日本风景之美，诗料之丰。张佩纶问他，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怎麽回事为何如璋瞠目不知所对。因此，张佩纶就很看不起他，虽然科名晚一科，却不愿自居於後辈，见面直称他的号：“子义！”
反倒是何如璋称他“幼翁”。迎入船局大厅，奉为上座，自己侧面相陪，“幼翁”长，“幼翁”短，陈述船局的概况。张佩纶半仰着脸，“嗯，嗯”地应着，简直是“中堂”的架子。
“幼翁！”陈述完了，何如璋又问：“局里替幼翁备了行馆，是先进省，还是驻节在此？”
“自然是进省。上头当面交代，福建的应兴应革事宜，让我不妨先问一问穆春岩、何小宋。我打算明天就进省。”
这是指福州将军穆图善跟闽浙总督何璟，言下之意连福建巡抚张兆栋都不在他眼里。何如璋不知他衔着什麽密命，要到福建大刀阔斧地来整顿？益发不敢怠慢，当天陪着他勘察船政局的船槽、船坞，所属的九个厂，以及教习制造和管驾的“前後两学堂”。夜来设宴相邀，张佩纶辞谢不赴，何如璋将一桌尽是海味的燕菜席，连厨子一起送到行馆，张佩纶总算未曾峻拒。
第二天一大早，何璟特派督标中军，由首县陪着，用总督所坐的八抬绿呢大轿，将张佩纶接到福州。将军督抚以下，都在南门接官亭站班侍候，一则迎钦差，再则“请圣安”。
凡是钦差莅临，地方文武官员照例要“请圣安”，此时张佩纶的身分“如朕亲临”，所以下了绿呢大轿，昂然直入接官亭，亭中早已朝北供奉万岁牌，下设香案，张佩纶一进去便往香案上方，偏左一站。穆图善跟何璟带头，鼓乐声中，领班行礼，口中自报职名：“恭请皇太后、皇上圣安。”
“安！”张佩纶只答了一个字，这一个字比“口衔天宪”还要尊贵，是等於太后和皇帝亲自回答。
行完这套仪注，张佩纶才恢复了他自己的身分，依次与地方大吏见礼－－这时就不能不叙翰林的礼节了。
何璟号小宋，广东香山人，亦是翰林出身，与李鸿章同年。张兆栋则比何璟还要早一科，虽非翰林，却真正是张佩纶十二科以前的“老前辈”。只是“後生可畏”，这须眉皤然的一总督、一巡抚，在张佩纶面前，不敢有丝毫前辈的架子，跟何如璋一样，口口声声：“诸事要请幼翁主持。”
“国家多难，皇上年轻，诸公三朝老臣，不知何以上抒廑注？”
张佩纶一开口便是责望的语气，何璟与张兆栋面面相觑，作声不得。倒是穆图善比较洒脱，直呼着他的号说：“幼樵！朝廷的意向，是你清楚，闽海的形势，我们比较熟悉。局势搞到今天的地步，其来有自，所谓力挽狂澜，恐怕亦不能靠一两个人的力量。都是为朝廷办事，只要开诚布公，和衷共济，就没有办不通的事。”
这两句话，颇有些份量，加以穆图善先为名将多隆阿所识拔，以後随左宗棠西征，号称得力，算是八旗中的贤者，所以张佩纶不敢用对何、张的态度对穆图善，很客气地答道：
“见教得是！”
“说实话，朝廷的意向，我们远在边疆，实在不大明白，似乎和战之间，莫衷一是。”穆图善又说，“幼樵，这一层上头，要听你的主意。”
“不敢！”张佩纶因为和战大计，有些话不便明说，而穆图善又有将布防的责任加上自己头上的意思，因而发言不得不加几分小心：“军务洋务，关系密切，如今各国形势，大非昔比，和战之间，自然要度德量力，倘或轻易开衅，深怕各国合力谋我。朝廷的意向，我比诸公要清楚些，大致和局能保全，一定要保全。不过保全和局是一回事，整顿防务又是一回事，决不可因为和局能够保全，防务就可松弛不问。”
“那当然。”穆图善说，“只是闽防力薄，不知道北洋方面，是不是肯出力帮助？”
“照规矩说，闽防应该南洋协力。不过合肥是肯顾大局的人，这次已经当面许了我，拨克虏伯过山炮二十四门，哈乞开斯洋枪一千二百杆。”张佩纶紧接着又说：“我想练一支新军，要炮兵四队，洋枪兵十几营。洋枪当然不够，要请北洋代办，合肥亦许了我，一定尽力。”
这就更显得张佩纶的实力了！一到便要练军，看样子要长驻福建，那就不会久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名义。一下子当上总督，自不可能，调补福建巡抚却是顺理成章的事。
因此，张兆栋心里就不好过了。
“幼翁，”张兆栋立刻献议：“纸上谈兵，恐怕无裨实际，我看不如请幼翁先出海，将全省口岸巡阅一遍，再定筹防之计，比较切实。”
“我也有这个意思。”张佩纶点点头。
“那就归我预备。”张兆栋自告奋勇，要替张佩纶办差。
张兆栋虽很起劲，而何璟对出巡一事，却不大感兴趣，因为一则以总督之尊，伴着张佩纶同行，到底孰主孰从，不甚分明，未免尴尬，再则战守之责，实在有些不敢承担，不如趁此机会推卸给张佩纶。
打定了这个主意，便对穆图善拱拱手说：“春翁，请你陪幼翁辛苦一趟，我就不必去了，说实话，去亦无益。”
最後那句话，自承无用，张佩纶没有强迫他同行的道理。而张兆栋看总督如此，亦不便过分表示亲热，因而最後只有穆图善陪着张佩纶到海口巡视了一遍。
看倒没有看出什麽，听却听了不少。穆图善对於福建的防务，相当了解，颇不满何璟的纵容部将。谈到福建的武官中，声名最坏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署理台湾镇总兵杨在元，此人籍隶湖南宁乡，早在同治年间，以督标中军副将，调署台湾总兵，因为吃空、卖缺，为人参奏，解职听勘，且以供词狡诈，下狱刑讯，面子搞得非常难看。那知到了光绪三年，不知怎麽走通了何璟的路子，竟以“侵冒营饷，已照数赔缴”奏结，开复原官。
因为贪污下过狱的总兵，重临旧地，俨然一方重寄，台湾的百姓，自然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的。而杨在元居然又干了好几年总兵。上年春天到秋天，父母先後病故，亦不报丁忧，恋栈如故，在穆图善看，真是恬不知耻。
等二个是福宁镇总兵张得胜，他受制於手下的两名副将，一个叫蔡康业，一个叫袁鸣盛，纪律废弛，根本不能打仗。不过新募了十营兵，防守长门等地的炮台，如果张得胜一调动，这十营新兵有溃散的可能。
张佩纶一听，怒不可遏。他可以专折言事，当然可以据实纠参，只是参劾归参劾，调遣归调遣，他亦不管自己是不是有调遣总兵之权。回到省城，就拟好一道咨文，通知何璟，说海疆紧要，似杨在元这种“贪谬不肖之员，难与姑容”，请何璟“遴员接署”。
他的幕友劝他，这样做法，似乎使何璟的面子不太好看。照一般的规矩，奏参杨在元最好跟总督会衔，更不宜这样迳自作了开缺的决定，而况台湾的军务，已奉旨由刘铭传以巡抚衔负责督办，似乎亦不便侵他的权。
张佩纶悍然不顾，照自己的决定行事。拜发完了参杨在元的折子，接着又参蔡康业和袁鸣盛，特别声明：“张得胜战功夙着，不便临敌易将，严加教诫，而撤该副将离营，诸军始服。”又说：“臣以书生初学军旅，来闽旬日，岂敢率尔纠弹？但大敌当前，微臣新将，非有恩信足以孚众，若不信赏必罚，深虑此军临敌必溃。”等这个折子发出以後，才将张得胜传了来，声色俱厉地申斥了一顿。
消息一传，没有人敢说他跋扈，只觉得钦差大臣的威风，着实可观。何璟、张兆栋、何如璋更是惴惴不安，心里都很明白，李鸿藻虽跟着恭王一起倒霉，而清流的势力，却如日方中。张佩纶受慈禧太后特达之知，内有醇王的倚重，外有李鸿章的支持，更加惹不起。
惹不起是一回事，张佩纶咄咄逼人，教人受不受得了又是一回事。特别是何璟，身为统辖全省文武，手操生杀予夺之权的总督，却为一个後辈欺侮到如此，自觉脸面无光，十分苦恼。同时，软既不甘，硬又不可，不知该持何态度？因而长吁短叹，恨不得上奏辞官。
他有个幕友姓赵，绍兴人。这个赵师爷从咸丰十年，何璟当安徽庐凤道时，延致入幕，追随他已有二十多年。赵师爷本来专习刑名，但也做得一手好诗，谈吐亦很风雅，所以东翁扶摇直上，由监司而巡抚，由巡抚而总督，对於刑名方面，虽不必再如何借重，却自然而然成了一名清客。谈诗论艺之暇，藻鉴人物，评论时局，颇有谈言微中之处，竟成了何璟的“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密友。
张佩纶的作为，东翁的烦恼，自然都在赵师爷的冷眼之中。本来以为何璟一定会移樽就教，来谈他的苦楚，谁知何璟整日为了应付张佩纶，只跟管章奏、管兵备、管洋务的幕友打交道，竟一连三天，未到赵师爷那里。
於是赵师爷按照随园食谱，亲手做了几样好菜，又开了一坛家乡寄来的陈酒，以诗代柬，邀东翁宵夜。到了晚上，何璟应约而至，见面是强为欢笑的光景，赵师爷故作不解地问起：何事不乐？
“你没有听说吗？”何璟反问一句：“丰润欺人太甚！我真正流年不利。”
“大帅说那里话？”赵师爷斟酒相敬，“这是天助大帅成功，怎麽倒自寻烦恼？”
“你要我喝一杯，倒可以。如有称贺之意，那就窃所不喻了。”
赵师爷不响，咳嗽一声，向左右看了一眼，侍候的听差会意，都退了出去。
“我请问大帅，”赵师爷低声问道：“丰润此来，是为什麽？
是不是想来立功？”
“那还用说！不是立功，何以大用？”
“那就是了。”赵师爷问道：“他的衔头，是会办福建海疆事务，若有功劳，难道就是他会办一个人独得？”
“啊，啊！”何璟大有所悟：“你这话有点意思了。”
“大帅明白就好。”赵师爷用筷子蘸酒，在桌上写了一个“李”字，“丰润此来，就等於他来。和也罢，战也罢，必有‘锦囊’付予丰润，到时候自见妙用。大帅何妨坐享其成？当年官文恭在湖北的情形，大帅莫非倒记不得了？”
何璟当过湖北藩司，是在同治年间，胡林翼早已下世，而官文仍旧是湖广总督。当年胡林翼刻意交欢於官文，但求能畅行其志而功成不居，推让於官文的苦心孤诣，鄂中老吏，都能娓娓而言，何璟自然记得。张佩纶虽决没有胡林翼那样的雅量，自己却不妨学官文的度量，让他畅行其志，反正不论军务、洋务、紧要大事，必得会衔出奏，将来如有功劳，少不了自己的一份。
“先不谈将来，且说眼前。丰润即令眷风得意，一时亦巴结不到大帅的位子，如今事事依着他，教他没话可说，大帅岂不省心？”
这是暗示何璟，欲保眼前禄位，唯有安抚张佩纶，张佩纶既不能取而代之，就不会有所搏击。彼此都有退让的余地，所以相安无事是做得到。关键所在，就是一个“忍”字。
想到这里，不觉深深点头。赵师爷进言有效，越发话无不尽，“再退一步说，倘或局势紧迫，丰润束手，大帅－－。”他突然顿住，然後问道：“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说！怎麽不能说。”
“话不中听，怕大帅动气。”
“笑话！”何璟很快地接口，“你我二十多年的交游，莫非你还不知道我的性情。”
“既然如此，我就说：倘或戎机不利，丰润束手，想来大帅亦决没有挽回的妙策。到那时候，总归逃不了一败，何妨让丰润挡在前面，大帅肩上的负荷可以轻得多！”
这一来，何璟不止於点头，而且举杯。赵师爷算无遗策，进退两得其所。何璟心安理得地向张佩纶拱手听命，说如何便如何，绝少异议。唯一自作主张的一项措施是：调集了张得胜的一个炮队，守护总督衙门。
法国的态度相当强硬。交涉分好几方面进行，第一处是巴黎，由法国总理茹费理向新任中国公使李凤苞提出照会；第二处是北京，由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跟总理衙门折冲；第三处是上海，总税务司赫德，接受李鸿章的委托，在向逗留不进的法国新公使巴德诺调停；第四处是天津，任何负有交涉之责的法国人，从茹费理到军方代表都可以直接向他打交道。
因此，谈和的情形乱得很。但法国的态度却是清楚明白，署理公使谢满禄在闰五月二十那天，向总理衙门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中国政府“遵照简明条约办理，特旨通饬北圻的军队撤退，赔款二亿五千万法郎。限七日内答覆照办，否则当自取赔款。”所谓“自取赔款”，是法国打算占领中国的一个城市，作为质押。照急进的孤拔主张，打算攻击旅顺、威海卫等地，但法国总理决定占领基隆或福州，这是卖一个面子给李鸿章，因为旅顺、威海卫等处，是北洋水师的“口岸”。
管理总理衙门的奕匡，与李鸿章内外相维，始终不肯照醇王的意思不惜破裂，而要保全和局。千方百计想将法国新任公使巴德诺请到北京或天津，坐下来商谈，无奈法国政府坚持不照约行事，巴德诺决不北上。及至接到最後通牒，自然不能不作让步，由总理衙门照会谢满禄，保证北圻撤兵，在一个月内完成。但拒绝赔款，仍旧希望巴德诺早日北上，依照简约规定，“会议详约”。
法国的反应，是派军舰一艘，直驶马尾。虽然一到就搁浅，但无论如何是一个警报，张佩纶急电到京，总理衙门慌了手脚，因为七日之期一满，“自取赔款”这句话，已可证明，不是虚言恫吓。
想来想去，只好重托赫德斡旋。赫德总算不辱使命，调解出来一个结果，中国即日自北圻撤兵，由南洋大臣与巴德诺在上海会商。
但是情势是外弛内张的局面，虽然法国外交部向李凤苞表示，谢满禄七日的限期可以不计，赔款的数目亦可商量，但马尾陆续有法国军舰开到，基隆亦有法国军舰，与刘铭传同日而至。只是这些强敌迫近的消息，都冲淡在一道上谕中了。
这道上谕是派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克日到上海与法使议办详细条约。并派陈宝琛会谈，苏松太道邵友濂会同办理。同时指示交涉应守的分际：“所需兵费恤款，万不能允，告以请旨办理。最要者越南照旧封贡。刘永福一军，如彼提及，答以由我处置。分界应於关外界分空地，以为缓冲。云南运销货物，应在保胜开关，商税不得逾值百抽五之法。以上各节，切实辩论，均由电信请旨定夺。”
曾国荃想不到垂暮之年，还要跟洋人打一次交道，而电旨所示，与法国的要求，南辕北辙，根本是凑不到一块的事。而且凡事“请旨定夺”，又那里是所谓“全权”？因此，对於此一新命，曾国荃深感苦恼。
陈宝琛则更是忧心忡忡。书生典兵，会办南洋，大不了效命疆场，一死就可报答皇恩，不负平生。但是跟洋人交涉，强弱之势判然，如果不是委屈求全，决不能成和议，能成和议，所签的条约，一定是丧权辱国，罪浮於马建忠。马建忠为人骂作汉奸，那自己这一来又成了什麽东西？半世盛名，平生清节，都要断送其中，怎不教人着急？
思量到此，决意不受这个“会办”之名。拟好电报稿子，拿去跟曾国荃商量，却很受了一顿奚落，指他独善其身。这倒是诛心之论，陈宝琛无话可答，当然亦不肯打消原意，照旧将电奏发了出去。
军机处寄发的“电旨”，很快地到了，陈宝琛受了一顿申斥，措词相当严厉，电文中暗示，如不遵命，便有严谴。陈宝琛无法，只好跟着曾国荃到上海。
其实曾国荃也辞过一次，不过他幕府中有老於吏事的高手，顾虑到会碰钉子，不敢正面请辞，假作尚未奉到电旨，先陈所见：“疆臣战将，不敢与闻和议”。军机处接到电报，自然诧异，电信瞬息即达，又是密旨，电报局何敢怠忽？细细参究，方才悟出曾国荃的妙用。当然不宜拆穿他的花样，将计就计回了一个复电，认为他是未奉电旨以前方有此电奏，如今已经将派曾国荃在上海议和一事，通知法国，倘不赶紧赴会，就是失信。如果说疆臣战将，不应议和，那麽李鸿章难道不是疆臣？最後又特别慰抚，说如“所议无成，即回江宁布置，并非以办事棘手之局，责该督以必行。”
话虽如此，曾国荃既然受命，自然希望和议有成，交涉中最棘手的是赔偿兵费，如果在这一层上不能让步，议亦无益。因此，去上海以前，首先要探明朝中意向，在这方面到底作何打算？
就在这时候，李鸿章函电交驰，先作了交代，声明三点：第一、北圻撤兵之事，迟延有因，依照万国公法，不算背约；第二、福禄诺临行以前，提出撤兵的限期，当时已加驳斥，既无公文照会，何足为据；第三、谅山的冲突，法国指华军先埋伏动手，不足听信，实际上是法军先开第一枪。
此外又有一个很要紧的电报，正就是曾国荃所亟亟乎想了解的一件事，李鸿章表示，法国如果提出赔偿兵费的要求，数十万两银子，可以允许。又说：“各国公论，万不足恃”。这因为新派在总理衙门行走，颇为掌权的张荫桓，正在托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建议华府，调停中法争端，主张将李鸿章与福禄诺所订的天津简约，交付各国公断。李鸿章怕曾国荃对此寄予深望，因而观望，所以特为提醒一句。
就在曾国荃检点行装，准备专程赴会之际，北京方面仍在继续交涉。法国代理公使谢满禄给了总理衙门一个照会，声明上海会议必须先允许赔偿，方能开议细约，法国在华的海陆军，暂以西历八月一号为期，按兵不动。这是变相的另一通最後通牒，只是将限期放宽了五天而已。同时法国非正式表示的态度，亦很强硬。据报纸记载，一旦中法交涉破裂，兵戎相见，法国军舰不但会攻击福州及基隆，同时亦会攻击招商局的轮船。这个消息在他人并不注意，在李鸿章及他左右的少数人，却是入耳惊心，寝食难安。
招商局是李鸿章假公济私的利薮。先以“各省在沪殷商，或自置轮船，行驶各埠；或挟资本，依附西商之籍，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为名，在同治十三年奏准“试办”。而这年浙江漕米北运，海舶不足，由李鸿章策动浙江海运局总办，候补知府朱其昴建议，即由未来的招商局承运浙漕二十万石，酬庸的条件是由朱其昴筹办招商局事宜。
设在上海的招商局，不由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管辖，却由北洋大臣遥制。李鸿章当然也知道此举揽权过甚，遇到稍微厉害些的两江督抚，一定会据理而争。所以试办之初，特为声明：“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将招商局的性质确定为商办，就当然可以拒绝任何衙门的干预。
但是招商局名为商办，其实是官办，户部虽只借出制钱二十万串，合银六万两，而东南各省藩库、海关，由於李鸿章的力量，都有“闲款”放在招商局生息，利息极薄，在七八厘之间。至於营运收入，光是漕米一项，每一石发水脚银五钱三分一厘，一年以运漕六十万石计，就可以坐收三十万银子，真正是包赚不亏的无本生意。
为了招商局的筹办，由浙漕海运，沙船不敷应用而来，所以不得不笼络掌管浙江海运已有十余年的朱其昴，而李鸿章所信任的，却是常州的一个秀才，捐班州县分发到直隶的盛宣怀。盛宣怀又联络广东一个商人唐廷枢来对抗朱其昴，李鸿章听从盛宣怀的策划，先奏请以唐廷枢为总办，朱其昴为会办，之後加委盛宣怀和徐润为会办，而朱其昴的胞兄朱其诏创局有功，似乎不便抹煞，为了掩人耳目，亦加派在内。招商局合计一总办、四会办，而实权都握在盛宣怀手中，间接也就是握在李鸿章手中。
由於招商局在营运上享有特权，所以一开办生意就好，但亦是一开办弊端就生，开支浮滥，冗员极多，帐目中不明不白的支出，比比皆是。好在名为商办，任何人亦不能干涉。若想干涉，有李鸿章挡在面面，告到京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是李鸿章的同年沈桂芬当权，也是“内外相维”，全力弥缝，怎麽样也不能将招商局的那笔烂帐掀开来，更不用说想掘盛宣怀的根。
不过两三年工夫，招商局已设了十九个分局，有十艘轮船跑南北洋航线，南起香港，北至牛庄，营业鼎盛。这一来上海的洋商船公司，如太古、怡和、旗昌各洋行，不能不联合起来排挤招商局，压低运值，争揽客货。招商局为谋对抗，必须增加资本，扩大规模，正好美商旗昌银行，经营不善，股票跌价，盛宣怀设计收买旗昌银行，谈判成功，收买旗昌洋行的轮船，作价二百万两，码头、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由李鸿章奏准，两江拨借五十万两，浙口、江西、湖北共同拨借五十万两。在这笔交易中，盛宣怀很发了一笔财，照例的回扣以外，还“戴了帽子”。而从旗昌买来的船，计有江轮九艘、海轮七艘、小轮四艘、趸船六艘，数目虽不少，性能却不见得好，成了招商局一个极重的包袱，每个月须亏负五六万银子之多。
这是光绪二年年底的事。不到一年，就有个御史上奏，指责招商局“置船过多，载货之资，不敷经费，用人太滥，耗费日增。”
董俊翰的奏折中又说：“招商局各轮船每届运载漕粮之际，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寅故旧，纷纷荐人，平时亦复络绎不绝。至所荐之人，无非纯为图谋薪水起见，求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亦有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这是承漕运的遗习，照例用来“调剂”候补州县的办法，无足为奇，只不过从无“隔省”不相干的人，亦可“挂名应差”。这所谓“隔省”就是指直隶而言。
这个奏折，措词不算峻厉，但按常规，理应查办，却由於沈桂芬的斡旋，只命南北洋大臣通盘筹划，认真整顿。这反倒给了李鸿章一个机会，明里张大其词，说英商太古洋行如何“跌价倾轧”，暗中承认购自旗昌洋行的轮船“年久朽敝”，而整顿之法，主要的是各省官帑，超过“商股”将及三倍的一百九十万银子，“缓息三年”，到光绪六年起，分五期拔本，每年缴还三十八万两。换句话说，是公家免息借出巨款，供盛宣怀之流的“商人”去做生意。同时还有一个附片：“请旨敕下江苏、浙江督抚，漕米须分四五成拨给招商局轮船承运，不得短少，余归沙船装载，以示体恤。此外江西、湖北采买漕米，仍照案归局运津”。李鸿章说这些整顿办法，“上不亏国、下不病商”。同时在折尾声明，这个折子是他“主稿”。暗示招商局归北洋所管，与南洋大臣的关系不大。
招商局那些“商总”因祸得福，而盛宣怀则更是官运亨通，补了天津道为李鸿章筹办电报局。但是旗昌洋行一案，风风雨雨，流言始终不息，而内幕亦逐渐揭露。盛宣怀经手这笔交易，有明暗两面的好处，明的是得回扣百分之五，暗的是旗昌经营不善，股票跌价，盛宣怀以七折收购，再由旗昌出面实足卖给招商局。明暗两面的好处，总计百分之三十五，二百二十二万两银子，有七十多万落入盛宣怀私囊。至於李鸿章分到多少，无可究诘，只是李家在招商局有乾股，却是尽人皆知之事。
转眼三年已过，到了该拔本的时候，招商局的“商总”又出了花样，以积欠旗昌洋行船价六十九万两，不能不先行拔还，“以免外人贻笑”的理由，请李鸿章出奏，以每年所运漕米应领水脚运费抵还。这就是说，如果各省漕米不交招商局承运，应拔官帑，即无着落。此外又有一个附片，一则说：“招商局之设，系由各商集股作本，按照贸易规程，自行经理”；再则说：“创办之初，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三则说：“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这样反覆声明“商办”，就是为五年以後留余地，只要每年有六十六万石漕米北运，水脚运费抵还官帑，则到了光绪十年，官帑还清，整个招商局就都落入“商总”手中了。
但是到了六月间，两江的局面有了变化，刘坤一调任江督兼南洋大臣。他是老湘军的系统，当然不会像沈葆桢、吴元炳那样听李鸿章的话。於是，湘淮两系的利益，在东南膏腴之地发生了冲突。
首先发难的是王先谦，官拜国子监祭酒，也是响当当的清流，奏折之中有建言、有搏击，笔锋所及，盛宣怀首当其冲，王先谦替他下了八个字的考语：“营谋交通，挟诈渔利。”
“挟诈渔利”，即指收买旗昌轮船有瞒天过海的计谋在内；“营谋”当然是指百计取悦於李鸿章，得获重用而言；“交通”二字，在这些地方常为“交通宫禁”、“交通近侍”的省略语，这例也不是无的放矢，而且王先谦本人也牵涉任内。盛宣怀走通了李莲英的路子，常有“孝敬”，而王先谦据说用过李莲英的钱，人言藉藉，大损清誉，然而并不影响他弹劾盛宣怀，尤其是因为其中有整顿招商局的建议，更不能不发交南北洋大臣处理。
这是光绪六年十月底的事，沈桂芬正揽大权，因而批覆王先谦的谕旨，只令饬李鸿章和刘坤一，认真整饬。刘坤一主张彻查，李鸿章认为不必，只要分年拔还官帑一事有着落，即可奏复。正在相持不下时，除夕那天，沈桂芬一命呜呼，等於盛宣怀失却一座靠山，处境大为不利。
果然，只不过隔了半个月－－光绪七年正月十五，刘坤一单衔复奏，说“王先谦所奏，未为无因”，指盛宣怀“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乃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将他於“收购旗昌时每两抽取花红五厘，私自以七折收购旗昌股票，对换足额，以饱私囊”的内幕，和盘托出以後，严词抨击：“滥竽仕途，於招商局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於钻营，巧於趋避，所谓狡兔三窟者！此等劣员，有同市侩，置於监司之列，实属有玷班联，将来假以事权，亦复何所不至？”因而请旨，“即将盛宣怀予以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
疆臣劾司道，很少有这样严厉的措词，只是等刘坤一来动手，为时已晚，盛宣怀已“成了气候”。李鸿章因为一方面还要重用他来办电报、开煤矿；一方面公私两端都无形中受了他的挟制。私的不必说，公的上头，李鸿章不知保过盛宣怀多少次，说他“心地忠实”，说他“志切匡时”，而结果为刘坤一骂得这等不堪，则如无一言辩解，自己又何以交代？向来保举匪人，举主连带要受处分，果然盛宣怀革了职，自己亦脱不了干系。因此，李鸿章只好抹煞良心，硬起头皮，为盛宣怀硬顶。
他是这样为盛宣怀“辩诬”，说此人“在臣处当差有年，廉勤干练，平日讲求吏治，熟谙洋务商情，遂委以会办之衔，往来查察。盛宣怀与臣订明不经手银钱。亦不领局中薪水，遇有要务，则与唐廷枢等筹商会禀。”谈到旗昌一案，说是“即盛宣怀首发其议，亦於大局有功无过。况当日唐廷枢等於洋商已有成议，始邀盛宣怀由湖北前赴金陵，谒见沈葆桢。其事前之关说，事後之付价，实皆唐廷枢等主之也。”
这个奏折实在不高明，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收买旗昌轮船，要特地从湖北将盛宣怀邀到金陵去向沈葆桢陈述其事，反更显得刘坤一原奏中，“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於钻营、巧於趋避”这几句话，形容入妙。尤其是李鸿章将盛宣怀下一个“廉”字的考语，京中传为笑柄，说盛宣怀如果可当廉洁之称：则八大胡同清吟小班的姑娘，个个可以建坊旌表贞节了。
不过，李鸿章包庇盛宣怀，所凭借的本就是他的地位声势。由於保荐薛福辰是一件大功，慈禧太后对他真个另眼相看，恭王正在支持李鸿章全力筹办“师夷之长”的各项洋务，爱惜人才，不免曲予优容，因此，尽管刘坤一的理由充足，还是李鸿章占了上风，盛宣怀竟得免议。
刘坤一大为不服，第二次上折严参，而且隐然指责李鸿章有意包庇盛宣怀，说“招商局收买旗昌轮船等项，糜费帑藏，以及收头此项轮船後，折耗益甚，采诸物议，核诸卷宗，盛宣怀等实属咎无可诿”，所以，“即将盛宣怀查抄，於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
到底刘坤一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在疆臣的地位中，仅次於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有湘军一系为後盾，并可望获得清议的支援，因而刘坤一仍有信心，必能惩治盛宣怀这个劣员。谁知奏折到京，正在慈安太后暴崩之後，国有大丧，而且暴崩的原因不明，举朝惶惑，谁也没有心思来管这件事。这给了盛宣怀和李鸿章一个绝好的机会。各方面疏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刘坤一的奏折虽如烈性的火药一般，威力强大，无奈药线受潮，竟没有能炸得起来。
其时李鸿章又出了花样，决心要将各省存在招商局的官帑，归入北洋。他的办法是，配合向德国订造“钢面铁甲船”的海防计划，奏准以招商局每年用漕米水脚为担保，拔还各省的官帑，移充订造铁甲船款不足之数。这一来，等於扯断了各省跟招商局的关系，以大部分官款所办的招商局，竟越来越像“商办”了。
这个金蝉脱壳与移花接木两计合并而成的策略，相当成功，官帑营运的收益，都归入商股，所以官帑还是一百多万两，且大半属於北洋，而商股则由七十余万增至三百余万。但是，招商局毕竟为北洋大臣所创办，总理衙门跟户部亦可干预，这一点“官气”脱不掉，无法化作一家一姓的事业。
那知道法国军舰将会攻击招商局输船的消息，李鸿章与他的左右，在入耳惊心，苦思焦虑之下，竟“死棋腹中出仙着”，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个让招商局脱胎换骨，化公为私的大好机会。
这个脱胎换骨的秘计，是由唐廷枢所倡议。此人是英商轮船公司帐房出身，对船务比较内行。轮船如果怕为法国军舰所劫夺，只有泊港不出，但那一来不但要蚀开销，而且机器不用，必致损坏。除此以外，就只有改变船籍之一法。
这个办法又称为换旗。交战国双方的商船，如果改换中立国的旗帜，就可免予遭受攻击，在万国公法上有详细的规定。这得请教律师，招商局聘雇得有现成的法律顾问，是英国的皇家大律师，名叫戴恩，认为此事可行，但有时效，如果一旦战事爆发，换旗就不为法国所承认了。
当然这决不可能随自己的意思，换那一国的旗就是那一国的旗，首先需要取得换旗国家的承认，这就只有一个办法，将招商局的产业，卖给那个国家。
这就有疑问了，招商局到底不是唐廷枢的私产，说卖就卖，除非暂时卖出去，事定以後还能买得回来。不过，这也不是不可以谈判的，所以唐廷枢一面向英商怡和洋行试探，一面密电北洋，请示机宜。
很快地，李鸿章派了一名道员到上海，主持其事。此人就是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学贯中西，而且曾由北洋派赴驻外各使馆学习洋务。回国以後，派在北洋当差，是李鸿章幕府中洋务人才的後起之秀。朝鲜之乱，李鸿章丁忧回籍，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派马建忠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舰东渡观变。定策为朝鲜平内乱，因而有吴长庆领兵三千东援之举，及“诱执首乱之策”，将大院君李是应骗来，连夜送上兵舰，直航天津，这些都出於马建忠的策划。
李鸿章所以选派他来办这桩差使，第一是因为他精通西洋的律例，第二也就因为他有魄力。果然，一到上海不久，他就跟戴恩商量决定，因为英国的法律繁杂，不如美国法律来得简易，如果换旗以换“花旗”为妥。
美商中经营轮船最具实力的，还是旗昌洋行，一经接洽，旗昌洋行有意作这笔交易，议定招商局全部财产作价五百二十五万两银子，移交旗昌洋行接管，旗昌洋行则开具美国银行的支票交招商局收执。
一笔值数百万两银子财产的移转，就是那麽买萝卜青菜似的容易，合约由何人出面所订，内容如何，原约保存在何处，什麽人都不知道。而且此事瞒得滴水不漏，连总理衙门都不知道。旗昌洋行的支票，一时自然还不敢兑现，脱胎换骨，总也要长大成人。
但是，招商局的轮船，忽然由黄龙旗换上星条花旗，却是瞒不过人的，总理衙门接得报告，大为困惑，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招商局已经被出卖。虽说是为了防备法国夺船，但事先竟不奏闻，其心何居？实在费解。
因此，总理衙门用电旨询问：
“从前设立招商局，置买轮船，系奏明办理。现闻售於美国，李鸿章何以未经具奏，殊属非是。海上转运，全恃轮船，此举自因恐为法夺起见，究竟是否出售，抑暂行租给？着据实奏闻。并随时酌夺情形，设法收回。”
虽然这通密电，措词不算峻厉，而且已为李鸿章开了路子，留下余地，如果是“租给”而能“设法收回”，便可无事。
但也够他受的了。
显然的，宰相肚里虽好撑船，但几十条轮船，几十处仓库码头，到底也难吞得下去。已成的交易，能否取消，自成疑问，而眼前却不能不先搪塞。李鸿章找了盛宣怀来，反覆推敲了五天，才将复奏拟成。
这通复奏，首先还是婉转说明招商局的地位：招商轮船局本仿西国公司之意，虽赖官为扶助，一切张弛缓急事宜，皆由商董经管。至与外人交涉权变之处，官法所不能绳者，尚可援西法以相维持。
这是要表明，招商局的“商董”，有权处置招商局的产业，而对外交涉，由商人来处置，反较官府出面为方便有利。
以下便叙“海疆不靖，局势日非，华商轮船二十余艘，驶行洋面，日有戒心。法人遍布谣言，遇船劫夺，南北商旅咸以搭载局船为戒。”因而不得不换旗，但是：
“细查各国律例成案，凡本国商船改换他国旗帜须在两国未开衅以前。黑海之战，俄商皆悬德美之旗，有二艘换旗於战事三日前，遂为法人所夺，复有二艘易旗於战前，暗立售回之据，亦为英国所夺。布法之战，两国商船多售与他国，易旗驶行，事後仍复原业。若暂行租售，则非实在转售，他国必不能保护。”
千回百折，忸怩作态，最後终於道出，招商局是被卖掉了。至於不事先奏闻朝廷，则已隐约解释，是为了事机急迫。
不过招商局虽已卖去，却可收回：
“美国旗昌银行主，愿将招商局产，悉照原值银五百二十五万两，统归该行认售，该行以银票如数抵给。他日事定，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权操自我，仍可改换华旗。道员马建忠素习洋文，熟谙公法，前委赴沪会查招商局务，该员就近与戴恩及旗昌反覆商论，戴恩力保中法事定，可以原价收回，旗昌亦誓言，决不失信，故於价值亦不计较。”
这就要谈到责任了，到底此事是谁作的主？李鸿章是这样说：
“马建忠侦知法事叵测，遂毅然决然，独肩其责，因与众商定议，订立合同，将各船栈，暂交旗昌，代为经管，换用美国旗帜，照常驶行。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股票，按照西国律例，均交律师戴恩收执，日後藉以为凭。是战前商船换旗出售，为各国常有之事，中国虽属创见，而众商为时势所迫，亦属万不得已。至将来收回关键，马建忠惟戴恩是问，众商惟马建忠是问，节节矜制，断不容稍有反覆。”
这是一面将责任推在马建忠身上，一面又替马建忠开脱。然而数百万两银子出入的大事，李鸿章如说毫无所闻，那是自欺都欺不过的，他只好以“当法使议约未成之际，军事旁午，臣虽知商船暂换美旗，而未悉其详，是以未遽入告”作托词。这样说法，自嫌牵强，因而再一次使尽吃奶的力气作官商之辩，论事机之迫：
“且此等事件，华商与洋商交涉，彼此全凭信义；律师既援西例担保，而官长却未便主议。外侮横加，商情惶迫，数千人身家关系，而官无法以保护之，更无力以赔偿之，商人自设法保全成本，官尤未便抑勒。好在各省公款八十余万，商本四百数十万，皆有着落，事竣可以操纵自如。但冀法约早定，船栈照议归还，中国商务复兴，更无吃亏之处。惟闻法人四处侦探，总疑商局轮船，并非实售与美，尚思援西例以乘间攫拿，俾为军用，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竭力保护。
此中机括，尚求圣明默鉴而曲原之。”
这个奏折是由专差送到京里，投递总理衙门。总理大臣已有十三员之多，除奕匡以外，掌权的只有三个人：阎敬铭、许庚身、张荫桓。而阎敬铭忧心时局成病，在家休养，许庚身在军机处极忙，不大到署，所以这些公事都归张荫桓看。
张荫桓才气纵横，明敏异常，一看李鸿章这个奏折，支离破碎，不仅不能自圆其说，简直不成话说。其中最大的疑窦，就是究为“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未说清楚。如为实售，则旗昌所开“收票”，应该向银行收兑，纵为“期票”，兑现亦总有日期，现在交与律师收执，到期不兑，不是白白吃亏利息？
若是“代为经管”，则产权仍属招商局，旗昌经管营运，一切收益，如何分配？倘说凭几张不能兑现的“期票”及“收票”，凭空接收价值数百万银子的轮船栈埠去做生意，所入尽归於己，这不是中外古今的奇闻？
至於说事机急迫，仓卒定议，“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却总不能说连朝廷也瞒着。这一点心迹难明，真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如今不说别样，只责成李鸿章将“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收票”，从戴恩那里收回呈验，就拆穿了西洋镜，要他大大的好看了。
张荫桓以前受李鸿章的赏识，最近受李鸿章的重视，论私谊自然要替他遮盖，谈到公的方面，与法交涉濒於破裂，保全和局，端赖斯人，亦不宜在此时将他置於言官围剿的犀利笔锋之下。好在当初电旨所责成李鸿章的，亦无非“设法收回”，这一点有了着落，其他可以置之不问。找个方便的机会，跟慈禧太后回一声就是了。
谁知这个折子的内容，很快地就泄漏了，盛昱也弄到一份“折底”。细读之下，只觉得李鸿章处处拿洋人欺压朝廷，只因为“官法所不能绳”洋人，还可由商人“授西法以相维持”这个借口，便该放纵商人，自作主张。这样的想法做法，又与汉奸何异？
不过，他只是从整个文气中，有这样一种感觉，谈到西洋的各种律例，买卖规矩，他就不太懂了。好在有个人可以请教，这个是他本旗的晚辈，名叫杰治，曾跟崇厚当随员，驻留过法国和俄国，西洋的情形相当熟悉。
杰治也说到底是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搞不清楚，“倘是实售，断断没有将来‘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之理，那是另一码事。为什麽呢？”杰治解释：“船是活动的，天天在走，船身机器，都要损耗，出意外沉没也有常事，虽有保险，到底不是原物。如何得能如数收回？”
“这样说，是代为经管了？”
“更不是！”杰治大摇其头，“代为经管比实售更麻烦，实售只要价钱谈妥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快当之至。代为经管便要谈经管的酬劳，管得好，怎麽样优为酬谢，管得不好，要负点儿什麽责任？有得好谈，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完事的。”
“那麽，照你看，是这麽一泡猫儿溺呢？”
“这话，熙大爷，我可不敢说了。”
盛昱懂他的用意，便向他保证：“我不会叙到折子里去。
你尽说不妨。”
“照我看，是卖掉了。只是怕这块肥肉，会有骨头卡在喉咙，不敢硬吞，等事完了再分赃不迟。”杰治又说，“折子里，旗昌付的到底是什麽票子，也弄不清楚，先说银票，後来又说期票、收票，莫衷一是，这就有毛病。”
“这三种票子不同？”
“当然不同。银票是银行里出的票子，就跟咱们中国的庄票一样，只要这家银行信用好，搁长些不要紧，随时都可兑款。不过，也没有这样傻的人，不去兑款，白吃亏利息，若是相信这家银行，拿银票取了款，再存在它那里生息，岂不是好？”
“是啊，毛病越说越多了。”盛昱很有兴趣地问：“期票、收票又是怎麽回事？”
“收票是私人所开。譬如说，我有一笔款存在英国汇丰银行，留下签字式样，银行就发一本收票，只在存款数目以内写明，凭票付多少就是多少，这就叫收票。期票也是收票，只不过要到日子才能取而已。”
这比中国钱庄凭存折取款，要方便得多。但盛昱总觉得有什麽地方不妥，将杰治的话从头细想了一遍，找到疑问了。
“如果我出票，你收票，我又怎麽知道你银行里存着那麽多的钱？”
“这自然是凭信用，比较妥当是到银行里‘照票’，现在有电报，重洋万里，片刻之间亦可以查清楚。不过‘收票’不兑，总有危险，万一出票商家倒闭，收不到钱，岂不是自贻伊戚？所以我实在不懂，为什麽要拿契据、期票、收票都交给英国律师收执？”
“这又是搬出洋人来唬人，以为洋人信用好，万无一失。如果他呈验契据，又可以推托，说存在洋人那里，一时取不到。”
“那有这回事？”杰治笑道：“这话哄小孩子怕都哄不过。洋人居间，也不过多拿一份契据副本。几百万银子的出入，岂能一点凭据都没有？至於向银行收银的票据，更没有交给律师的道理。万一律师跟对方串通好了，起意侵吞，如之奈何？”
盛昱瞿然而起：“我原来就怀疑，怎麽说‘收回关键，马建忠惟戴恩是问，众商惟马建忠是问，节节矜制，断不容稍有反覆。’马建忠何人，戴恩何人，能担得起五百万两银子的责任？且不说马建忠跟戴恩起意勾通，侵盗这笔巨款，只说马建忠跟戴恩之中，万一有个人出了意外，不在人世，则所谓‘节节矜制’岂不是脱了节，如断线之鸢，无影无踪？如今听你所说，根本不合规矩，则所谓‘交戴恩收执’云云，完全是架空砌词。国家重臣，敢於如此欺罔，莫非真以为皇上不曾成年，可以轻侮吗？我非参不可。”
“熙大爷，”杰治提醒他说：“合肥自命懂洋务，实在也是半瓶醋，其中或许有人在欺骗他，亦未可知。”
“那自然是马建忠。我当然也放不过他，而且必得从他身上来做文章。不过，说合肥受欺，这话倒难苟同，合肥不是易於受欺的人，他属下也没有人敢欺他。”说到这里，盛昱长叹一声，“怪来怪去是我错！”
“这就奇了。”杰治大为困惑，“跟熙大爷你什麽相干？”
“我不该参恭王。”盛昱答道：“如果恭王在枢廷，合肥决不敢如此胡作非为，再往前说，有文文忠在，他更不敢。如今，大不同罗！”
“那，熙大爷，你是说，他就敢欺醇王了？”
“自然敢。醇王主战，跟合肥主张不同，不过，要开仗，也还是少不了合肥，所以醇王也不能不敷衍他。他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於这样子悍然无忌。”
“啊！”杰治恍然大悟，“怪不得！合肥一只手洋务，一只手北洋，是和是战都少不得他。做官做到这样子，真正左右逢源，无往不利了。”
“对了！你算是看透了。我再告诉你吧，合肥何以主和不主战？战有胜败，一败他就完了。只要能跟洋人讲和，他那一只手的北洋，唬不住洋人，却能唬朝廷，可以当一辈子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等杰治告辞，盛昱随即动笔草拟弹章，明攻马建忠，暗攻李鸿章。将他们绾合在一起，作一建议：
“奴才揆今日情事，纵不能将该员监禁为质，似应即行革职，饬下总理衙门，责马建忠以收赎招商局保状，饬下李鸿章，责以羁管马建忠保状。招商局关系江海码头，中外商务，势不能不稍从权宜，以冀收赎。如竟不能收赎，即将该员正法，如该员逃匿，即将李鸿章正法。使外国人闻之，知小臣权奸，皆难逃圣明洞鉴。”
折子是拟好了，但就在要誊清呈递时，得到消息，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已经下旗出京。这是交涉决裂，邦交中断，双方将以兵戎相见的鲜明迹象，所以总理衙门密电各省督抚备战。大敌当前，战机迫切，如果以这样严峻的措词，参劾重臣，未免太不识大体。因此，盛昱只有将折底锁入抽斗，等大局平定了再说。
谢满禄下旗出京的那天是七月初一，但交涉之必归於决裂，当曾国荃在上海与巴德诺开议那天，就已注定了。
正式开议是六月初七。曾国荃与陈宝琛以外，新派驻日使臣许景澄，道出上海，亦奉旨协助交涉。巴德诺提出要求三款，其实只有两款，又重在赔兵费上面，开价两万五千万法郎，折合纹银一千二百五十万两，同时要决定交款的地方期限。如果中国政府乾脆痛快，愿意速了的话，赔款可以减少五千万法郎。至於第一款要求革刘永福的职，只要赔款谈妥，当然可以让步。
曾国荃由於曾得李鸿章的授意，当即表示：可以用抚恤法国阵亡官兵的名义，付给五十万两。巴德诺一口拒绝，而朝廷又以轻许赔款，传旨申斥，曾国荃搞得两头不讨好。而会办大臣陈宝琛为了支援张佩纶，又坚决主张由南洋派出两条兵轮到福建，正遇着曾国荃情绪大坏的时候，就没有好脸嘴了。
“不行！”他率直拒绝，“我决不能派。”
“元帅，”陈宝琛的词气也很硬：“闽海危急，岂容坐视？
不能不派。”
“闽海危急，南洋难道不危急？前一阵子张幼樵电奏要船，军机处复电南北洋无船援闽，由广东、浙江酌调师船。这件事，老兄又不是不晓得？”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如今小宋制军急电乞援，本乎守望相助之义，亦不能不急其所急。”
曾国荃只是摇头，“我南洋也要紧。”他说，“没有从井救人的道理。”
这是表面文章，曾国荃真正的顾虑是怕一派兵轮，贻人口实，巴德诺会认为一意备战，并无谋和的诚意，因而使得大局决裂。
希望保全和局的，不仅只南北洋两大臣，连主战最力的醇王，反对赔偿兵费最坚决的阎敬铭，亦都动摇了，因为调兵筹饷，处处棘手，倘要开仗，实在没有把握。阎敬铭愿意设法筹一百万两银子，以“边界费”的名义，付予法国，徵得醇王的同意後，会同入奏。
醇王几乎天天被“叫起”，只是为了避嫌疑，表示与恭王以前的“议政王”有所不同，从不与军机大臣一起进见，或则“独对”，或则与总理大臣同时跟慈禧太后见面。皇帝仿照穆宗的成例，亲政以前，先与慈禧太后一同接见臣工，学习政事，只有召见“本生父”的醇王时，方始“回避”。
这天是与奕匡、阎敬铭、许庚身及其他总理大臣同时“递牌子”进见，奕匡首先陈奏：“巴德诺已经有照会给曾国荃，昨天是西历八月初一，议定赔款的限期已到。今後法国任凭举动，无所限阻。看样子，只怕一定要占领我中国一两处口岸，作为勒索之计。事机紧迫，请皇太后早定大计。”“法国的限期，也不止说了一次了，到时候还不是没事？”慈禧太后微带冷笑地说，“你们天天商量，是和是战，到现在也总没有一句切实的话。要打，有没有把握，要和，能不能不失面子？总得找条路让大家好走啊！”
“现在法国也是骑虎难下，巴望着找个台阶好下。”醇王答道，“上海有赫德从中转圜，据曾国荃打来的电报，恤款能有三百万两也就够了。李凤苞从巴黎来电，说法国已有话透露，可以减到两百五十万两。照此看法，再磨一磨，能给一百万两银子，一定可以和得下来。”
“一百万两也不是小数目，那里来？”
“跟皇太后回话，”阎敬铭接口答奏：“这个数目，臣可以筹足。”
“是赔法国的兵费吗？”
“不是赔兵费，是给法国的‘边界费’。”
“什麽叫‘边界费’，还不就是‘遮羞钱’吗？”慈禧太后坚持不允，“决不能给！这一次是法国无理，反而叫咱们中国赔他兵费，欺人太甚。照我说，应该法国赔咱们兵费。凡事总要讲道理，如果你们肯用心办事，早请出别的国家来调停公断，何致於弄成今天法国得寸进尺的局面？”
“各国公论，并不足恃。”奕匡答道，“如今只有美国愿意出面调停。奴才等天天跟美国使臣杨约翰见面，总拿好话跟他说，杨约翰说美国极愿意帮忙，总在这几天，他京城里就会有确实回音来。”
“那就等有了回音再说。”
“只是法国蛮横无理，怕他们这几日就要挑衅，基隆、福州都很危险。”
“万一要开战，也只有接着他们的。”慈禧太后冷笑，“天天嚷着备战，总不能说一听和局保不住，自己先就吓得发抖吧？”
听到这样的话，醇王只觉得脸上发烧，再也说不出求和的话了。
“我也不是一定说要开战，不过求和不是投降，但凡能叫人一口气咽得下，什麽都好说。”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法国兵舰有好些开到福建，当然不能不防。你们再仔细去筹划，果真开仗没有把握，咱们另作商量。”
慈禧太后有回心转意，也愿保全和局的模样了，而就在这时候，张佩纶上了一个“密陈到防布置情形”的折子，使得她的态度，又趋强硬。这个奏折是这样写的：
臣於闰五月二十五日以法船日增，注意船局，奏请进军马尾，力遏敌冲，饬记名提督黄超群，引军由陆潜进。二十七日复得北洋大臣李鸿章电，称法领事林椿有二十八日期满，即攻马尾船局之说。臣恐敌衅，即在目前，於是夜冒雨遄发，侵晓驶至船局，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晤商一切。两营队伍选锋亦至，臣令沿途多张旗帜，列队河干疑敌。”
除了疑兵之计以外，张佩纶又很得意地奏报孤拔对他有忌惮之意：
“先是臣军未至，与何如璋密商，以水师游击张成率扬武兵船一艘，暨两小蚊船与敌船首尾衔接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敌人恶之，三日以来，赖以牵制。晨光熹微，法水师提督孤拔，骤见臣军旗鼓，则就师船诘问，疑我欲战，臣令张成答以中国堂堂正正，战必约期，不尚诡道，嘱该提督无用疑惧。该提督即邀张成相见，词气和平，言中国待我有礼，闻百姓惊疑，我船亦拟先退两艘等语。视二十七日法领事帕里塞照会之辞顿异。臣仍饬水步各军严备，并亲率黄超群等周历中岐山，以望敌师，船则大小五艘，错落罗星塔，距船厂仅半里许。连日茶市颇停，民情汹惧，盖敌取福州之说，腾播於两月以前，即洋商亦皆疑之也。”
五七（二） 第三部 清宫外史
接下来叙述船局难守，而不得不用另一条疑兵之计：“即日宣告：掘濠塞河，多埋地雷水雷备战，顾臣军实无一雷也。”
这条疑兵之计，在第二天即有效验，法国兵船退了两艘，但“出则联口外之三艘以骇长门，入则联口内之两艘，以疑船局”，而闽江仅有三条“局船”，孤危撑拒。敌人可退可进，可战可守，况且“南北洋兵船迄无一至者，臣又何敢以敌退解严？”同时也提到总理衙门的一个电报。
总理衙门倒是看准了法军的谋略，第一，必得占领中国一处口岸，作为勒索的凭借，但中国与外国议和，非李鸿章出面不可，所以要保全他的面子，不能侵犯北洋地界。否则逼近畿辅，京师震动，李鸿章的处境相当困难，和局难成，对法国亦没有好处。
因此，第二，所占之处须远离京城的南方，而又以对海军补给方便的地方为理想。这样，基隆有煤矿，福洲有船局，便成为法国不动手则已，一动手就是首当其冲的鹄的。
总理衙门因为连日接到电报，法国兵舰在闽江口出入频繁，而交涉方面剑拔弩张，看样子福州船局必难幸免法国兵舰的炮火。倘或真的要打，照李鸿章的判断，“船局必不可保”，但如马尾守军肯小小吃些亏，战局不致扩大，则和局犹可挽回。所以给张佩纶一个电报：“小挫可图再振”。这是暗示挫折早在意中，不致会追究责任，劝他忍辱负重的意思。
张佩纶自然懂得，却不受劝，他说：“果臣军一败，资仗都尽，无兵无饷，又谁与图再振乎？”当然，他这样侃侃而谈，是另有看法，亦有自信。
为了反衬他的忠勇奋发之忱，他不能不牵扯彭玉麟作个比较。据说彭玉麟上年秋天奉旨办理广东军务，与两广总督张树声划定防区，彭玉麟当南面琼州一路，畏怯不前，曾策动广东官民挽留他在省城，以为保障。此事为张佩纶所卑视，正好拿他皮里阳秋一番，用来抬高自己的身分，表扬自己的功劳：
“当臣出次时，省城民无固志，风鹤皆兵，颇有欲援彭玉麟不赴琼防之例留臣者。臣自念新进小臣，非老成比，必令马尾不战而失，遂其质地索偿之请，而臣且在省静候，与此土一并赎还，其腼然何以为人？故不敢自安，以免为皇太后、皇上知人之玷，初非谓此军即可制胜也。”
“此军”就是黄超群一军，是张兆栋留以自卫，为他硬夺了来的，此军虽未必可以制胜，但张佩纶却仍有制胜的把握。
“臣亲至前敌，则颇觉各营之侦探、各路之电传，半亦法人虚声恫吓，而臣前请先发制人之算，尚非毫无把握。”
他的把握是出於两点判断，第一、中国对法国一再让步，法军不必死战，而反恐张佩纶所指挥的水师和陆军，拉住他们死战，在士气上先已逊了一筹；其次，法国在闽江之内的兵舰，仅不过多於局船两艘。如果法军全部登陆，则可乘虚袭击敌舰，倘或登岸一半，仅不过数百人，以两千陆军迎击，法军未必能占上风。而况敌军深入内陆，处处可以断他们的归路。同时近来潮汐“小信”，法国兵舰出入不便，这都犯兵军之忌，而为张佩纶所以要想开战的原因。
论兵法讲究“知己知彼”，说过自己有这样的胜算，还要估量敌情，张佩纶满怀信心地表示，敌人看见他的斗志，已有怯意，而所以仍旧徘徊不退者：
“既料中国之必不失和，而孤拔以一水师提督，挟盛气而来，谓闽官必降心相从，船局固唾手可得。我既不与之先讲，复欲与之先战，若遽尔退师，亦恐见诮他邦，取讥士卒，是以游驶壶江，以掩其退避之迹，而仍为挟制之端，计亦狡矣！臣逆料该提督必已密电巴德诺，非云欲犯他口，即云须遣人赴沪讲解，曾於昨日电达李鸿章，嘱其断勿赴沪。当此主忧臣辱，臣既有军旅之寄，不能一战以建威折敌，更何敢大言不怍，无临事而惧之心？惟念敌情，当以力争，难於理喻。今法船在闽，其势稍转，必有一二自命能办洋务之人，攘臂以居辨难调处之功，没将士死守之孤忱，为无赖希荣之捷径，长敌焰而损国体，无逾於此，是以将前敌实情，委曲敷陈。”
这番陈奏，大大地壮了慈禧太后的胆，而最使她感动的是，张佩纶在折尾立誓：万一局势转恶，“我援竟断，法舰纷来，恐彼猝攻前敌，据我上游，我军终於不敌，然臣所将水步两军，誓当与厂存亡，决不退缩，以贻朝廷羞。”是这样有为有守、忠勇奋发的气节之士，真是值得重用。
寄望於美国“说合”的打算，终於落空，法国正式拒美国调处，同时对基隆采取了行动，由孤拔的副手利志必率领兵舰四艘，轰击基隆炮台。刘铭传得报，一面下令自行炸毁基隆煤矿，一面亲率提督四员，击退了登陆法军，不过他自己亦赶紧退到了淡水。据刘铭传自己的解释：台湾没有兵舰，海面无法与法军争锋，只有引诱他们上岸，才可以“聚歼”。
法军不肯上当，留下三艘兵舰在基隆海面监视，同时由巴德诺照会曾国荃，法军攻取基隆，作为质押，暂时不取福州，要求赔偿兵费八千万法郎。
局势到此地步，如果肯和，便成城下之盟。醇王见此光景，和既不甘，战又不可，六神无主之下，只有奏请召集廷议。
就在这时候，陈宝琛来了一个电报，有一句话使得慈禧太后痛心不已，这句话是：“和亦悔，不和亦悔。”意思是一开仗必败无疑，慈禧太后深知这班清流，赋性刚毅的居多，不是看出事处万难，绝无可为，决不肯说这种万般无奈的泄气话。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实在不知道说什麽好了！”慈禧太后向醇王及总理大臣们叹气，“到底能不能打？你们总得有句实实在在的话。事情是拖不下去了！越拖越坏。”
六月二十二的天气，密云不雨，闷热不堪，醇王急得满头大汗，很想说一句：“要开仗亦未见得没有把握。”却就是说不出口。
慈禧太后知道醇王无用，她愿重用他也就因为他无用。所以兵饷两事，此刻便直接向许庚身和阎敬铭两人垂询。
“许庚身！”她问：“你看，如果开仗，有没有把握？”
这是最难回答的一问。不过许庚身对和战大计虽不能完全拿主意，而从洪杨平後，在军机当“达拉密”，凡有关重要军务的上谕，几乎都由他主稿，深知代湘军而兴的淮军，积习重重，并不可恃；北洋水师，则如甫离襁褓，正在学步，还不足以自立；醇王的神机营更是虚糜“京饷”的“摆设”，所以虽管兵事，却主持重。当然，他不肯得罪李鸿章，更不敢得罪醇王，说他们的兵不中用，平时一再表示：备多力分。此时亦仍是这样回奏。
“我中国幅员辽阔，口岸太多。当初祖宗设兵驻防，专重陆路，道光以来，五口通商，中外交涉日繁，原是祖宗当初所万想不到的。自文宗龙驭上宾，仰赖皇太后操劳於上，发捻次第削平，讲究海防至今，亦不过十几年的工夫，自然不能跟西洋各国已经营了几十年的海军相比。备多则力分，处处设防，处处防不胜防，譬如福州，何璟接二连三，急电请援，而南北洋实在都抽不出兵舰可以调到福建海面。就算可以调动，法国又舍马尾而攻基隆，飘忽难制。臣每日都留心上海、香港的中西报纸，说法国水师提督孤拔是一员猛将，打电报到他们的海军部，要攻山东芝罘、威海卫、旅顺，敌师北犯，京畿震动，所关不细。”说到这里碰个头，结论就不必说出口了。
慈禧太后幽幽地叹口气，转脸又问：“阎敬铭，你怎麽说。”
“依臣看，以收束为宜。打仗打的是兵、是饷，目前饷源甚绌。最可虑的是，南漕多用海运，如果海上有事，招商局的船到不了天津，那时－－。”阎敬铭很吃力地说道：“‘民以食为天’！皇太后圣明。”
北方粮食一向不够，如果南漕中断，这一缺粮，人心浮动，会引起极大的变乱。转念到此，令人不寒而栗。
“照这样说，是不能打，就投降了？”
“岂有投降之理？”醇王异常不安地说：“圣谕教臣等置身无地。”
“是啊，不但你们置身无地，我将来又有什麽脸面见祖宗？
大家总得想个办法出来！”
“臣愚，臣以为国家百年大计，不争一日之短长，而要有持久之策。”许庚身越次陈奏，“历来廷议，空言搪塞的居多，这一次要请严旨，责成大小臣工，悉心详议，如是空言塞责的复奏，当即掷还。”
许庚身很巧妙地转移了话题，慈禧太后不自觉地点点头：“你这话说得实在。就照你的意思拟旨，这两天收到的照会，南北洋跟福建来的电报，陈宝琛的折子，都发下去，公中阅看。”
“是！”醇王答应着。
等退出殿来，醇王汗流浃背，神气非常不好。他的本心淳厚，争强好胜，然而是庸才！多少年来一直说恭王不好，受了孙毓汶的鼓动，贸贸然定计夺权，将一副千斤重担，糊里糊涂接了过来，一上肩就有不胜负荷之感，如今进退两难，寸步难行。想起有人传来恭王的一句话：“看人挑担不吃力”，自觉羞愧惶恐，因而才有那样内心的激荡，自我震栗失色的神气。
“星叔，”他对许庚身说，“我先回去。你们跟莱山商量一下，出宫先到我那里。”
“是！王爷请先回去歇着。千万不要着急！”许庚身安慰他说，“局势总还可以挽回。过了这一关好好筹一条持久之计，不患没有扬眉吐气之日。”
“现在也只有这麽想。不过－－，”醇王眨着眼，在轿子旁边想了好一会才说：“咱们回头再谈。廷议，你们好生预备。”
他是不到军机处的，平时办事，都是在府，常由庆王传话。最近因为局势紧急，而且醇王特加关照，所以这天下午军机处散值以後，庆王、孙毓汶、阎敬铭、许庚身一起上适园谒见。
“廷议定在二十二。”庆王说道：“御前、军机、总署、六部九卿、科道、讲官。”
这是报告规定参与廷议的人员，醇王诧异地问：“何以没有王公？”
“莱山！”庆王转脸看着孙毓汶：“你跟七爷回吧！”
廷议而不召王公，是前所未有的创例，此例是孙毓汶所创，目的则在解醇王的围。因为醇王“在野”时，放言高论，抨击恭王措施失当，词锋往往极其锐厉，如今易地而处，怕恭王，还有向来有什麽、说什麽，出言不加考虑的惇王，当着大庭广众拿话挤得醇王下不了台。
受窘是一事，更怕一激之下，加以讲官必然会随声附和，於是醇王在无法招架的情况之下，作成主战的结论，那时大局就难收拾了。因此，孙毓汶赞成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乾脆不让恭王跟惇王与议。
当然，这话不便直说，他只答了句：“御前大臣当中，不也有王公吗？”
醇王也会意了，点点头不提这事，却问到讲官：“盛伯熙他们不知道会怎麽说？”
“他们还能说什麽？无非定论而已。”孙毓汶又说，“张幼樵在福建、陈伯潜在南洋、吴清卿在北洋、张香涛在广东，都是手握兵权的，如果开仗，他们当然运筹帷幄，决胜俄顷。朝廷预备着红顶子就是。”
在这番似讥似嘲的话中，孙毓汶透露了他的权术，是以清流制清流，甚至可能以清流攻清流。陈宝琛已说到“和亦悔不和亦悔”的话，足以看出主战的论调已大不如前。而非为讲官首领的盛昱，如果有所责难，亦就等於跟两张陈吴等人过不去了。
意会到此，醇王算是又放了些心。不过两三个月的工夫，当国的苦况，他已经领略透了，和战之间，并不能一言而决，和也罢、战也罢，都无法按照理路，直道而行。就拿眼前的情势来说，“不和而悔”不如“和而悔”，因为“不和而悔”必然丧师辱国，赔偿兵费，追究责任，搞得天下大乱，元气大丧。“和而悔”则至少保全了实力，可以徐图再举，发奋为雄。这样浅显明白的道理，就是不能一口道破，得要迂回曲折，绕上许多弯子来应付慈禧太后的责难和清流的主战论调，尤其是清流，人多口杂而个个振振有词，真是重重牵绊，处处掣肘。现在听孙毓汶所说，清流似乎已受箝制，事情就比较好办得多了。
於是再商量复奏的措词。向来廷议必有复奏，称为“公折”，预先备好底稿，同意的列名，不然单独具奏。公折或由内阁主稿，或由军机撰拟，或由领衔召集的王公预备，看所议何事而定，这一次议的是和战大计，理当由军机预拟奏稿。
但孙毓汶又有异议，折底虽由军机预备，却不妨交由伯彦讷谟诂提出。这好像匪夷所思，但经他一说明缘由，却不能不佩服他巧妙。
这样做是为了要避免一个人扰乱全局，这个人就是左宗棠。从他五月间奉召复起，到京以後，恩宠不衰，仍旧入直军机，兼管神机营。但是他的脾气未改，依然好发大言，好骂人，而且神智恍惚，说话颠三倒四，军机同僚，没有一个不觉得头痛。如果这个公折底稿由军机预备，他一定有许多意见和挑剔，弄得无法定稿，所以不如由这次廷议中爵位最尊，复奏领衔的伯王提出折底，乾脆不使左宗棠与闻，反倒清静无事。
“这也好！”惇王深深点头，然後又皱着眉说：“此老实在烦人。”
“有办法！”孙毓汶接口说道，“此老本不宜参庙议，看机会还是请他出去带兵吧！”
“莱山这话如何？”醇王看着阎、许二人问。
阎敬铭和许庚身都保持沉默，七十老翁帝兵，未必相宜，而且论人情，亦觉得太过。只是此老在朝，也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不愿表示意见。
“看情形再说吧！”醇王也觉得这样安排不妥，搁置不谈，“折底就请星叔动笔。”
“是！”
“我还有件事，跟大家商量。这件事我想了好久了，一直打不定注意。现在为了振作士气，不能不这麽办，我想面奏太后，仿照老五太爷的例子，以‘奉命大将军’的名义，带领神机营，到越南去打法国鬼子。”
此言一出，举座大惊，连孙毓汶都张口结舌了。“老五太爷”惠亲王在咸丰三年奉旨授为奉命大将军，只不过督办畿辅防剿事宜，与出师越南岂可同日而语？
“祖宗创业维艰，虽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不过骑射是八旗的根本，修文亦不必偃武。本朝初入关的时候，王公大臣没有不能开强弓，说‘国语’的。承平日久，习於骄逸，纯庙高瞻远瞩，极力纠正，较射三箭不中鹄，立刻斥责，八旗子弟乡会试，先试弓马，合格了才许入闱，此所以有‘十大武功’。当时明亮、奎林他们，都是椒房世臣，用命疆场。纯庙圣谕：‘周朝以稼穑开基，至今以农立国，本朝以弧矢定天下，何可一日废武？废武就是忘本！’”醇王说到这里又激动了，“就因为八旗忘本，才有今天外敌欺凌之辱！”
“王爷见得极是。”孙毓汶劝道：“不过以王爷的身分，亲冒矢石，皇上何能片刻安心？”
“亲冒矢石也不致於。我自然是在关内安营，指挥督战，无须亲临前敌。”醇王又说：“唯其以我的身分，亲自督师，才能振作士气。”
“说实在的，王爷有这番意思就够了－－。”
“不够，不够！”醇王抢着摇手，“一定要到前方，打个样子给大家看看。有人说神机营是虚好看，我不服气。从前文博川带神机营到奉天剿马贼，打得很好。他回来跟我说：神机营不是不能用，只不过京师繁华之地，把他们养得懒了。一到苦地方，摆不上‘旗下大爷’的谱，自己不动手，连顿饭都吃不到嘴，自然大改常度。这话真是阅历之言。再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神机营操练了这麽多年，临到该他们露一手，还不拚命争个面子？我意已决，你们劝我也没有用。”
“王爷！”
阎敬铭才说了一句，醇王便又抢着开口，“丹翁！”他拱拱手，“这饷的方面，你无论如何要帮我的忙。乾隆年间，大将军督师，都特简大臣筹办粮秣，你年纪这麽大了，我当然不敢劳动你，不过，务必要请你派年轻力强，吃得苦、耐得劳的司官，替我管粮台。”
说到这样的话，阎敬铭只能恭恭敬敬应一声：“是！”
孙、阎二人都“没辙”了，只拿眼望着许庚身。他当然也有一番话说，只是看醇王满怀信心，意气甚豪，不便泼他的冷水，越泼越坏，变成激将，更难挽回。所以一直在思索着，怎麽能让醇王知道，神机营不中用，而又不伤他的自尊？
才能让他知难而退。
这片刻工夫，已经思量停当，却闲闲问道：“王爷预备用什麽人参赞？”
“荣仲华！”醇王脱口相答，“仲华委屈了好几年，我心里也很过意不去。沈经笙下世的第二年，我想保他复用，他不肯。如今总得帮帮我的忙。我已经有打算了，皇帝到了该“压马”的年纪，我备八匹好马，作为他的报效，只要有旨赏收，自然就会开复他的原官。”
“王爷笃念旧人，真是教人感激。荣仲华是好的。不过，王爷，”许庚身说道：“三国的故事，不可不以为鉴。”
“三国的故事？”旗人拿《三国演义》当作兵法，醇王虽不致如此，陈寿的《三国志》，却是当年在上书房的时候，奉宣宗面谕，特别要念熟的，所以三国的故事，知道得很多。
“不知道说的是那一个？”
“我说的是赤壁之战。当时刘、关所部，不过精甲万人，刘琦的江夏兵还不到一万，周瑜、程普亦不过各领万人，合孙刘之兵，不过四万。曹瞒所部，号称百万，实际亦有四十万，以十对一，而众寡不敌，只为魏师北来，水土不服，军中瘟疫流行，以致於一把火烧得他卸甲丢盔。”许庚身紧接着又说：“南人乘船，北人骑马，习性使然，无可勉强。神机营子弟到奉天可以收功，亦就因为奉天的气候跟京里相差不远，如今到了炎荒瘴疠之地的西南边境，天时不对，水土不服，再中了瘴气，没有一个不病倒的！英雄只怕病来磨，那一来，岂不损了王爷的神威？”
“啊，啊！”醇王悚然动容。
“星叔，这话说得是。”阎敬铭急忙附和，“我在山西办赈的时候，深知饥民易救，瘟疫难当。到那时候，赶紧运药到前方，怕都来不及了。”
“是的，是的！”
“王爷体气虽壮，从来也没有到过南边，万一水土不服，上系廑虑，”许庚身用极恳切的声音说：“王爷又何能心安？”
“责备得是。”衷心悦服的醇王，措词异常谦恭，“拜受嘉言，不敢不领教。”
“王爷太言重了！”许庚身站起身来，垂手答说。
“一切仰仗。”醇王拱拱手，“明天一早，宫里见吧！”
第二天黎明时分，醇王已经约了他的儿女亲家伯彦讷谟诂，在内右门的内务府朝房见面，一起看许庚身所拟的公折底稿。
这个稿子一共分四大段，第一段申明同仇敌忾之义，说法军猖獗，攻击基隆，在廷诸臣，同深愤激。第二段提到陈宝琛的折子，说他素日刚毅，现在有“和亦悔不和亦悔”的奏语，自然是他身在局中，亲见亲闻，不能不重视的见解。这是道明战有困难，引起第三段保全和局的主张：如果法国“悔过输诚，怵於公议，尚可示以大度，仍予转圜”，因为“此时饷绌兵单，难於持久。况外夷逼处，为千百年未有之局，与发捻迥异。”
看到这里，醇王深深点头，认为这样措词，是道出了真正凶症结，非常恰当。再看第四段，也就是结论，却近乎空话了。
这个要作为廷臣公议的结论，认为法国如果挑衅不止，终於不得不战，则不可为小挫所动摇，那时要设法募兵筹饷，或者举办团练，或者分道扼守，以为“持久之策”，而最要者为申明军律。
伯彦讷谟诂看完这一段，摇摇头说：“这不太虚浮了吗？鬼子已经打进来了，还在募兵筹饷，那来得及？办团练更是件靠不住的事。”
“不然！”醇王答道，“你没有能看得仔细。这段话的要旨，是在表明最後的打算。法国人适可而止，中国不妨示以大度，真要欺人太甚，一打起来，那就没有完了，非拚到底不可。”
“嘿！”伯彦讷谟诂一面来回蹀躞，一面将双掌骨节捏得“格巴，格巴”地响，用微带不屑的神气说，“是打算把法国鬼子吓得不敢动？”
“他们敢动不敢动，咱们不知道，反正洋人只要一上了岸，就讨不了便宜。”醇王说道：“洋人的厉害，是他的铁甲船，大炮，一上了岸，咱们处处拦他、堵他、困他，叫他走投无路，非告饶不可。刘省三在基隆，用的就是这个法子，张幼樵在马尾也打算这麽办。总之，去我之短，用我所长，陆战必有把握。”
伯彦讷谟诂默然。他父亲僧格林沁在英法联军内犯时，跟洋人在通州接过仗，结果溃退回京，如引此故事，说洋人不可轻敌，就变成揭父之短，但如醇王所说“陆战必有把握”，他也实有看不出把握在那里？那就只好不开口了。
不开口不行，因为这个折底是由他提出来，必得他先有信心，才能说服大家一起列衔。所以醇王催问着说：“你有什麽意思，说出来大家琢磨。”
“我的意思是，要说痛快话，和就是和，战就是战，不痛不痒的话，似乎没有用。”
这话却是搔着了痒处。从同治初年以来，每遇外敌，朝廷应付之道，总不外备战求和。求和是真，备战是假，而假的要弄成真有其事的模样，真的却又迂回瞻顾，倒彷佛虚与委蛇似的。照伯彦讷谟诂看，这个公折中所提的见解、主张，亦复如此。
醇王却不肯承认。陆战有把握，是他所确信不疑的，就怕带兵官不肯用命。这个看法，他跟亲信谈过好几次，许庚身深为了解，所以拟的折底，能够符合醇王的意思。现在伯彦讷谟诂不以为然，而醇王似乎欲辩无词，他不能不说话了。
“如今跟外国开仗，都要站在理上，不然，洋人一定合而谋我，众寡之势，胜负不待智者而决。法国如果敢上陆，那就是彰明较着侵犯我国，谁是谁非，十分明白。即令其中有国家想挑拨，亦就无所借口。再有一层，洋人来我中国的，已经不少，内地一开仗，炮火不免伤及他国侨民，各国必不容法国猖獗，出面调解，自然对我有利。”
经过这一番解释，伯彦讷谟诂才没有话说。到得近午时分，坐轿到内阁大堂主持廷议。所谓主持，其实是到一到而已。御前大臣与大学士高高上坐，两面是六部九卿，下面设一张长条案，团团围着一班热心国事的翰詹科道，在传阅上谕、南北洋的电报，以及总理衙门送来的八件法国照会。
文件多人更多，天气太热，只见各家的听差，川流不息地走进走出，绞手巾、倒茶、装烟、打扇。廷议本就是近乎随意闲谈的一种集会，这天的秩序更不易维持，东一堆、西一堆，三五成群，各自找凉快的地方叙话。其中风头人物是盛昱。他已成了翰林中後起的魁首，所以围在他左右的特别多。
在大老中，李鸿藻闲废，潘祖荫回乡，翁同龢冒了上来，成为扶持风雅的护法，盛昱跟他走得很近，也很佩服他，所以见他一到，特意迎了上来招呼。
“我刚下书房，来晚了。”翁同龢问道：“议了些什麽？”
“还没有开议。总是这样子，议不出什麽名堂来的！听说是伯王预备的折底。如此大事，由御前主持，也算是新样。”
翁同龢笑笑不答。停了一下问道：“你大概又是单独上奏吧？”
“那要看公折怎麽说？如果有个切实的办法，可以不致於辱国，我也就不必多事。”
“你来！”翁同龢招招手，“我给你看封信。”
信是一个抄件，先看称呼，再看具名，是张佩纶在上个月二十八由福州移驻马尾以後，写给李鸿藻的信，却不知翁同龢怎会有此文件？
“是我问起幼樵的情形，兰翁特为录副送来的。”翁同龢说。
“喔，兰公病泄经月，只怕更清为了。”盛昱一面答话，一面看信。信很长，主要的当然是谈他的部署：
“佩纶定出屯马尾之计。所拨两营，乃友山留备省防者，其将黄超群前解凰翔之围，与友山患难交。佩纶在陕西文牍中见其姓氏，又观其履历，曾在胡文忠守黔时充练勇，而随南溪先先转战行间。访问省城名营，惟此军队伍尚整齐，是以特调用之。二十七午，合肥忽来电，称林椿云：‘二十八日期满，定攻马尾，惟先让法为救急计，鸿不敢许。’等语。”
盛昱知道林椿是法国的一个领事，不知道的是，李鸿章何以听信此人的话？看样子他是以一个领事为交涉的对手，未免与他的地位太不相称。而且他既“不敢许”，何以又电告张佩纶，是不是暗示张佩纶“先让法为救急计”，失掉马尾，他可以从中斡旋，使张佩纶脱罪呢？
这是一个难以猜透的疑问，盛昱姑且搁下，先看张佩纶作何处置：
“鄙见法特恫吓，然特告督抚必大扰。遂以是夜潜出。侵晓，敌舟望见旌旗，遂亦无事。行营距敌舟一里许，日来市易如常，迥非省城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军书之暇，雨余山翠，枕底涛声，犹胜城市之日接褦襶也。”
看完这一段，盛昱大为摇头，他觉得张佩纶真是太自负，也太自欺了！居然以为法军震於他的威名，所以“望见旌旗，遂亦无事。”而文字故作洒脱，彷佛羽扇纶巾，谈笑可以退敌，强学谢安的矫情镇物，只怕真到紧要关头，拿不出谢安的那一份修养。
“真是书生典兵，不知天高地厚。”盛昱冷笑着说，“我就不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干。”
“你再看下去。”翁同龢笑道：“幼樵真正是目无余子。”
於是盛昱轻声道：“法入内港，但我船多於彼，彼必气沮而去。然仅粤应两艘，余皆袖手，畏法如虎，不如无船，转可省费。二十八夜，战定可胜。”
“这是什麽话？”盛昱诧异，“他不是一再电奏请旨，催南北洋赴援吗？如以为虽有船而‘畏法如虎’，倒不如没有船，反省下军饷，这是负气话，还可以说得通，却又说‘二十八夜，战定可胜’，既然这样有把握，又何必电请增援？而且，既有把握，何不先发制人？”
“战端固不可轻启，而幼樵亦未免夸夸其言。”翁同龢又说，“我担心的是，幼樵处境太顺，看事太易，量敌太轻。”
“是！”盛昱想了一会说道：“还可以加一句：‘受累太深。’”
“受什麽人的累？”翁同龢问：“你是指合肥？”盛昱点点头，然後又接下去看信：“今局势又改，趋重长门，不知知各宿将正复如何？”
“‘知各宿将’是指穆将军守长门炮台吗？”
“对了。下面不是有段小注：‘春岩与论相得，琐细他日面谈。’看样子，幼樵在福建，还只有一个穆春岩，为他稍所许可。此外，不但福建的督抚，连总理衙门诸公，亦不在他眼下。”
这段话是指张佩纶自己在信中所说：
“兵机止争呼吸，若事事遥制，战必败，和必损，况闽防本弛耶？译署以办团练为指授方略。抑何可笑？漳泉人较勇，然亦无纪。本地水勇，知府送来二十人，皆里正捉来水手，未入水即战栗。”
“办团练本非长策。”盛昱又摇头，“幼樵这话倒说对了。‘兵机止争呼吸’，亦有道理，只不知呼吸之间，他能不能临危不乱，应付裕如？”
就在他们以张佩纶为话题，一谈不能休止的当儿，大厅中已在宣读公折底稿，并作了一处修改，仍旧请各国公断，美国调处。等到翁同龢、盛昱接得通知，回入大厅，已经纷纷濡笔具名，而讲官则大多不愿列衔，表示另外单独上奏。盛昱自然也是如此，翁同龢则觉得公折的文字不坏，提笔在底稿上写下名字。所谓“廷议”，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公折以外，另有三十四个折子论列和战大计，上折的都是兼日讲起注官的名翰林，少数连衔，大多独奏，总计言事的有四十个人之多。
因此，慈禧太后认为有召见此辈的必要。但不可能凡上奏的都召见，一则从无此例，再则人多口杂，也问不出什麽来，所以她决定只召见其中的领袖。
“如今讲官是谁为头啊？”她问醇王。
“如今算是盛昱。”醇王老实，心里并不喜欢盛昱，但不敢欺骗慈禧太后。
“讲官到底都是读书人。他们的议论，跟我的看法差不多。”慈禧太后又说：“看法国的样子，得寸进尺，叫人快忍无可忍了，你也该好好预备一下。”
这就等於明白宣示，不惜一战，而主持军务的责任，是赋予醇王。理解到此，醇王顿觉双肩沉重，汗流浃背，不过当然要响亮地答应一声：“是！”
接着，慈禧太后便传懿旨，召见盛昱。照例，凡够资格上折言事的，本人都须到宫门候旨，讲官纵有论述，极少召见，所以盛昱并不在宫里。军机处特意派苏拉去通知，等他赶到，慈禧太后已经等了一会了。
盛昱深为惶恐，也深为感奋，这样心情遇着这样流火铄金的天气，自然汗出如浆，以致进殿以後，竟致连叩请圣安的话，亦因为气喘之故，语不成声。
这是盛昱第一次面圣。慈禧太后对这种初次觐见，战栗失次的情形见得多了，不以为意，反和颜悦色地说道：“你有话慢慢说！”
“是！”由於殿廷阴凉，盛昱总算不再那麽头昏脑胀，定一定神，清清楚楚答一声：“是！”
“你是‘黄带子’？”
“是！”盛昱答道：“臣肃亲王之後。”
“如今局势这样子糟，你是宗室，总要格外尽心才是。”
“奴才世受国恩，不敢不尽心上答天恩。”盛昱答道：“奴才年轻识浅，见事不周，报答朝廷，只有一片血诚。”
“你们外廷的言官讲官，我一向看重，有许多话说得很切实。”慈禧太后说道：“军机跟总理衙门，偏偏有许多古里古怪的说法。以前我总以为恭王他们办事不力，所以全班尽换。
那知道－－。”她叹口气：“唉！别提了。”
这一声叹息，大有悔不当初的意味。同时也触及盛昱的痛处。如果不是自己三个月前首先发难，一个折子惹出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也许局势还不致糟得这样子。转念到此，更有“一言丧邦”的咎歉悔恨，不自觉地碰了一个响头。
“谈政事跟我意见相合的，只有醇亲王，不过，也不能光靠他一个人。你们有好办法，尽管说。”慈禧太后问道：“你看张佩纶这个人，怎麽样？”
“张佩纶居官好用巧妙。”盛昱脱口答了这一句，自觉过於率直，不合与人为善的道理，因而又接下来说：“不过他的才气是有的。仰蒙皇太后，皇上不次拔擢之恩，自然要实心报答。奴才看邸抄，张佩纶在折子上说，‘所将水步两军，誓当与厂存亡，决不退缩。’果然如此，即使接仗小挫，亦不要紧。”
“我也是这麽想。胜败兵家常事，最要紧的是能挺得住。从前曾国藩他们平乱，也常打败仗，朝廷不能不处分，责成他们戴罪图功，其实从来都没有怪过他们。现在各省督抚，练兵筹饷，只要能想得出办法来，没有个不准的。朝廷待他们不薄，到现在应该激发天良，好好为国家争口气。谁知道畏难取巧的多。中外大臣都是这样。你说，怎麽得了？”
慈禧太后说到後来，不免激动，声音中充满了悲伤失望，使得盛昱也是心潮起伏，满腹牢骚，不可抑制，大声答奏：“天下事往往害在一个‘私’字上头。圣明在上，中外大臣虽不敢公然欺罔，可是私心自用的也不少。奴才想请严旨，只要辜恩溺职的，不论品级职位，一概从严处治，才能整饬纪纲，收拾人心。”
“朝廷原是这麽在办。等唐炯、徐延旭解到京里，我是一定要重办的。”慈禧太后说到这里，忽然问道：“你跟邓承修可相熟？”
“奴才跟他常有往来。”
“听说这个人的性情很刚？”
“邓承修忠心耿耿，不畏权势，他的号叫铁香，所以有人叫他铁汉。”
“才具呢？”慈禧太后说，“我看他论洋务的折子，倒很中肯。”
“邓承修在洋务上很肯用心。”
“办洋务第一要有定见，不能听洋人摆布。”慈禧太后话题又一转，“我现在很看重你们这一班年纪轻、有血性、肯用功的人，张之洞、张佩纶都还不错，陈宝琛平日很肯讲话，如今在曾国荃那里，好像也碍着情面，遇事敷衍似的。张荫桓起先很好，说话做事，都极有条理，现在看他，也不过如此，这趟中法交涉，实在没有办法。”
“这也怪不得张荫桓。”盛昱把下面的话咽住了。
语气未完，慈禧太后当然要追问：“那得怪谁呢？”
“自然要怪李鸿章。”盛昱率直陈奏：“李鸿章主和，张荫桓听他的指使，一味迁就，养成洋人得寸进尺的骄恣之气。洋务之坏，坏在李鸿章的私心。就拿招商局轮船卖给旗昌洋行一案来说，李鸿章一直到朝廷查问，方始复奏，其心可诛！”
这话在慈禧太后就听不入耳了。她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凡有人攻击李鸿章，必是心存成见。照她看来，最肯做事的就是李鸿章，虽然他力主保全和局，但是他本心在求国强民富，买轮船、造炮台、设电线、开煤矿，都是自强之基。如果总理衙们的大臣得力，能够不失国家的体面谈成和局，当然是好事，和局谈不成，一再受人的勒逼要挟，是总理大臣无能，怪不上李鸿章。
至於出卖招商局轮船的案子，她亦听李莲英说过，完全是事机紧迫，为国家保存元气的不得已措施。她觉得李莲英有一句话说得很中肯：“李中堂不敢！招商局那麽多船，那麽多堆栈，码头，他要能一口吞得下去，不怕梗死？不管怎麽样，权柄操在老佛爷手里，他有几个脑袋敢欺老佛爷？”
因此，她虽不愿公然斥责盛昱，回答的语气却很冷漠，“李鸿章有李鸿章的难处。”她说，“中外大臣都能像他那样，咱们大清朝决不能教洋人这麽欺侮。”
盛昱一听话不投机，自己知趣，不愿再多说什麽。慈禧太后也觉得该问的话都问了，该说的话也都说了，便吩咐“跪安”，结束了召见。
回到宫中，慈禧太后又是一种心境。从前凡遇大事，她虽也能出以沉着镇静，但心里却总丢不开。自从大病以後，接纳了薛福辰的谏劝：养生以去烦忧为主，因而养成一种习惯，不召见臣工，不看奏折的时候，便能将国事搁在一边。她觉得闲下来及时行乐，保持愉快的心情，到烦剧之时，反更能应付裕如。所以越是国事棘手，她越想找点乐趣。
当然，这要找莲英。一问不在长春宫，说是皇帝找了去问话了。
皇帝十四岁，纤瘦、苍白，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跟穆宗当年一样，未亲政以前，随侍太后，召见臣工，唯有醇王入见，因为是本生父，君臣父子之间的礼节不易安排，所以皇帝回避。许多慈禧太后与醇王密定的大计，虽不得与闻，但每天军机见面，也能听到很多话，而在书房里，师傅随时启沃，就不但了解了大局，还能谈论得失，形成见解。
这时候找李莲英来，就是他有一番见解要说。後天就是万寿，皇帝的生日本是六月二十八，因为要避开七月初一“祫祭”的斋期，所以提前两天，改六月二十六日为万寿之期。
是慈禧太后的命令，皇帝对李莲英不能直呼其名，照书房里的例子，称他为“谙达”。皇帝说道：“李谙达，我想让你跟老佛爷去回奏，明天不要唱戏。”
这是为什麽？李莲英愕然相问：“是怎麽啦？”
“局势不好，洋人这麽欺侮咱们，那里是歌舞昇平的时候？”
李莲英心想，又不知是在书房里听了那一位师傅的话，回来发书獃子气？不唱戏万万办不到。不过这位“少爷”的话也不能驳回，得要想一番说词，让他自己收回他的话。
“万岁爷真正了不得！忧国忧民。老佛爷知道万岁爷说这话，不知道会多高兴。”
一顶高帽子将皇帝恭维得十分得意，“那你就快去说吧！”
他催促着，“说定了就好降旨。”
“不过，万岁爷，这里头有个斟酌。让奴才先请问万岁爷，老佛爷万寿，该不该唱戏？”
“那自然。你问这话为什麽？”
“自然有个道理。今年是老佛爷五十整寿不是？”
“是啊！这还用你说？”
“五十整寿，更该唱戏。如今局势虽然不好，到了十月里，一定平定了。那时候万岁爷一定要尽孝心，替老佛爷热闹、热闹，是不是呢？”
“当然是。”
“这就是了。”李莲英说：“有道是母慈子孝。到那时候老佛爷想到今年万岁爷万寿，没有唱戏，心里一定也不愿，不教唱戏。万岁爷想想，怎麽个劝法？”
“啊！”皇帝连连点头，“你这话说得倒也是。明天还是唱吧！”
“这才是。”李莲英说，“老佛爷操劳国事，心里那有片刻安闲。借万岁爷的好日子，唱两天戏，哄得上人乐一乐，这才是真正的孝心。”
“嗯。”皇帝又点头，“李谙达，我倒问你。照你这麽说，我还得按规矩上召串老莱子？”
“这得到老佛爷的万寿，才是这个规矩。”李莲英趁机说道：“万岁爷只拿戏折子请老佛爷添两出戏，一样也是尽了孝心。”
“好吧！今儿侍膳的时候，我就说。”
於是李莲英悄悄先退。回到宫中，慈禧太后少不得要问起，皇帝传问何事？李莲英知道她必不爱听皇帝不愿唱戏的话，反过来说是，皇帝所问的是太后连日烦心，该想个什麽法子娱亲？
“倒难为他。”慈禧太后笑道：“你替他出了什麽主意？”
“奴才何敢乱出主意。奴才只跟万岁爷回奏：顺者为孝，这句话就都在里头了。”
接着慈禧太后问起“南府”承应万寿戏的情形。“南府”的名称起於乾隆年间，最初是高宗喜爱昆腔，初次南巡时，就从苏州、松江、太仓一带带回来一班年幼的梨园子弟，教习演唱，称为“南府”。到了道光年间，宣宗赋性俭朴，不好戏曲，认为梨园乐部不应该称“府”，降旨改名“昇平署”。然而文宗与他父亲不同，颇嗜声色，所以昇平署又有兴旺的气象。直到同治即位，为了示天下以励精图治，才将民间的梨园子弟，一概遣散，只由太监串戏。
慈禧太后不喜昆腔，最爱皮簧，宫中不便传“四大徽班”来唱，因而常常假名巡幸惇、恭、醇三王府邸，传膳听戏，尽一日之欢。自穆宗“天子出天花”而驾崩以後，推原论始，多为宣德楼头听王庆祺一出《白门楼》，击节称赏，因而作成了一番空前绝後的君臣遇合，然後才有“进春册”的秘辛，演变成绝奇的大不幸。这样一层一层想去，归根结蒂，害在一个“戏”字上，怕触景伤情，摒绝丝弦。事实上，穆宗和嘉顺皇后的大丧“八音遏密”，宫中有两三年不能唱戏，想听亦听不到。
从一场大病痊癒，一方面日理万机，需要丝竹陶写，另一方面古板方正的慈安太后暴疾而崩，也不怕再有人会说扫兴的规劝话，所以昇平署再度振兴，而且另出新样，传唤名伶到昇平署当差，名为“内廷教习”，外面称为“内廷供奉”。
供奉的规矩是，平日照常在外城戏园子唱戏，但初一、十五，佳期令节，或者慈禧太后兴致来时，想听一听戏，随传随到，好比唱一次最阔的堂会。自然每次都有赏，赏银通常是二十两。
这班“内廷教习”是上年四月间挑选的。起初大家不知是怎麽回事，以为一入宫内，便不再放出来，既怕妻儿暌隔，又怕所得俸禄不足以养家活口，所以都走门路，托人情，设法规避。这一来，挑进去的一批人，就不怎麽出色，使得慈禧太后颇为失望，亦啧有烦言。
这件事先不归李莲英办，以後听慈禧太后抱怨得次数多了，他才亲自来管。不过他做事八面玲珑，不愿得罪人，原已在京的好脚色不能再挑了进去，因为慈禧太后会得查问：当初何以不挑？这就显得内务府的官儿办事不力了。
有此顾忌，他只能传出话去：如有新到京的好角，不可遗漏。这样陆陆续续挑了几个，也还是不大出色。不过，新近挑来的一名须生兼武生，却很可以夸耀一番。
“跟老佛爷回话，”他拿着黄绫的戏单子说：“三天的戏，合适不合适？请老佛爷的旨意。”
这张戏单子上所刊的人，慈禧太后大多知道他们艺事的长处，至少也知道有这麽一个人。看到一半，发现了一个陌生名字，不由得诧异：“这个杨月楼是谁啊？”
李莲英要想夸耀的，正是这个人，“他是张二奎的徒弟。”
他说，“如今是三庆的掌班。”
提到张二奎，慈禧太后不由得想起同治初年的乐事，那时惇王常常办差，每次请示传召那些名伶，总少不得有张二奎。他的仪表甚伟，唱“王帽戏”最好，嗓子宏亮，扮相出色，又长於做工，比起程长庚的平稳得近乎古板，余三胜的时好时坏，慈禧太后总觉得听张二奎的戏最得劲。可惜没有听得几年，就听说他已物故。因而此时听说杨月楼是张二奎的徒弟，先就有了几分好感。
“这个杨月楼，唱得怎样？”慈禧太后问道：“你总听过？”
“是！奴才听过。不然也不敢跟老佛爷保荐。不过老佛爷的眼界高，奴才说好，老佛爷未见得中听。”
“他是张二奎的徒弟，想来差不到那里去。”慈禧太后又说，“这出《打金枝》，就是张二奎的好戏，他没有几分能耐，不敢动这出戏。”
“奴才可没有赶上张二奎。”李莲英陪笑说道，“张二奎是怎麽个好法，求老佛爷给奴才说说，也让奴才长点儿见识。”
这是看出慈禧太后的兴致好，有意凑趣。果然，慈禧太后便将张二奎当年唱这出《打金枝》，如何一举一动，纯为王者气象，令人不知不觉中，屏声息气，彷佛真如上朝一般，全神贯注的情形，描画了一遍。李莲英一眼不霎地倾听着，脸上是无限向往的神情，使得慈禧太后谈得越发起劲了。
因此到了传膳的时候，还是在谈明天开始的万寿戏。侍膳的皇帝，是早就受了教的，等李莲英一个眼色抛过来，便即说道：“这一阵子，难得老佛爷兴致好，儿子想求老佛爷添两出戏。”
“明儿看吧！”
“万岁爷的孝心。”李莲英接口说道，“老佛爷何不就成全了万岁爷？”
“也好！”慈禧太后问道，“你说杨月楼唱得好，就让他来个双出。”
“是！”李莲英答道：“杨月楼又叫‘杨猴子’，他是须生、武生两门绝，猴儿戏最好。”
“那就添一出《安天会》。”慈禧太后又说：“杨隆寿也是双出，添一出《探母》。”
这是慈禧太后最喜爱的戏目之一。然而这出戏却是“奎派”戏，李莲英为了捧杨月楼，在万寿正日，派他演《探母》。同时他也有些讨厌杨隆寿，两下一凑，正好损此杨，益彼杨，将杨隆寿的双出，硬给打消。派了另一名“内廷供奉”，外号“大李五”的须生李顺亭，加唱一出。
到了第二天，皇帝不上书房，慈禧太后却照常召见军机，领班的礼王不愿耽误她的工夫，将重要而麻烦，需要详细陈奏取旨的政务，都压了下来。因此，不到八点钟，便已跪安退出。慈禧太后也不再回寝宫，直接由养心殿启驾，出月华门，过乾清宫，经苍震门直冲进蹈和门，驾临宁寿宫。
宁寿宫在大内东北，整个范围比“东六宫”全部区域还大，重修於乾隆三十六年，历时十五年方始完工，规模完全仿照内廷的正宫正殿，皇极殿等於乾清宫，养性殿正如养心殿。这因为高宗已经决定，归政後移居此处，太上皇燕憩之所，体制不能不崇。
从嘉庆四年太上皇驾崩以後，宁寿宫就没有皇帝再住过，至今八十余年，虽未破败，却已荒凉。唯一的例外是畅音阁和阁是楼，内务府的岁修，一点不敢马虎，所以富丽如昔。
畅音阁是一座戏台，在养性门东面，坐南朝北，对面坐北朝南的阁是楼，中设御座，是当年高宗看戏的暖阁。畅音阁的戏台极大，仅次於热河行宫的那一座，太监称之为“二爷”。戏台一共三层，有机关可以移动升降。构造最奇的是，台下有五口大井，为用极妙，第一是聚音；第二是藏砌末。内廷大戏，共有三种名目，按月搬演，名为“月令承应”；祥瑞徵庆的吉祥戏，叫做“法宫雅奏”；而搬演神仙故事的剧目，称为“九九大庆”。其中有一幕“地涌金莲”，金莲就藏在井中，用绞盘绞到台上，花瓣开处，出现大佛五尊。又有一幕更为奇观，是搬演罗汉渡海的故事，有样砌末是条可藏几十人的鳌鱼，口中能够喷水，自然也是井水。高宗在日，最喜爱西洋的喷泉，特延意大利籍的天主教士，在圆明园设计制造，称为“大水法”。这条鳌鱼，就是当年的遗制。
这天万寿演剧，慈禧太后的兴趣在於皮簧，然而奉旨“入座听戏”的大臣，以及在内廷行走有机会在畅音阁当差的官员们，却大多希望看看这些吉祥戏。因为一等一的名角，在外面花钱就能听到，唯有这些场面热闹、砌末奇巧、行头讲究的大戏，只有到得宫中，机缘凑巧，才能一饱眼福。
照定制，凡遇万寿，应该唱搬演神仙故事的“九九大庆”，无非海屋添筹，麻姑献寿之类，论情节无足为奇，讲热闹确是罕见。最有趣的是一本《三变福禄寿》，三层戏台，满布神仙，最初是福居上层、禄居中层、寿居下层，一变再变，终於寿星高高在上。每变一次，笙簧齐奏，合唱北曲，鱼龙曼衍，载舞载歌，台下个个眉飞色舞，只有慈禧太后不甚措意，三十年来，这些戏她看得厌了。
再有一个不甚感兴趣的人，就是皇帝。他的性情跟他的堂兄穆宗相反，不喜戏文。听戏在他是一件苦事，因为侍立在慈禧太后身旁，一站就是大半天。特别是在这时候，外侮日亟，那谈得到歌舞昇平？所以他的目光在畅音阁，而心思却在基隆、马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