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雾里看花话夏商

夏商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历时千年，国家权力掌握在王族和少数世袭的巫史手中。当时祭祀和战争是政治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国家机构比较简单，王的亲族成员和巫史构成了国家官吏的主体，总数约100多人。国家事务还没有明确的职务分工，职能也不太明确。除王族和巫史外，管理王家事务的臣、宰人员，也参与政治事务。

在夏王左右，设有四辅臣，即前疑、后丞、左辅、右弼。他们是夏王的高级顾问，遇有重大国务，夏王要向他们请教。以下的政务官员有“六卿”，也叫“六事之人”，遇有战事，要统军随夏王一起出征。此外还设有羲和、太史、官师、遒人、大理、啬夫等官员。羲和掌管历法，夏朝的历法常用来指导农业生产，所以羲和的职位很重要。太史是记事的史官，并兼管天文气象及立法事务。担任太史职务的官员有一定的知识，因而地位比较高，常负有谏王过失的任务。相传夏桀荒淫无道，经常不上朝。太史终古哭着进谏，桀斥责终古多管闲事，终古知夏桀已不可救药，就投奔了商汤。官师是主管教育的官，也有谏王职责，对王权进行制约。可见，当时的政权形态尚未脱离氏族时期的色彩。遒人宣布政令，同时也搜集民间庶民对朝政的建议。大理调解诉讼，掌管刑狱之事。啬夫负责征收赋税，征集农产品，以供王室贵族成员享用。除以上国家官员外，还设有一些为王室服务的官员。为夏王养蛇的官员叫御龙，为夏王管理车辆的官叫车正，还有庖正，主管夏王的饮食事务。夏王除了自己直接统治的地域外，与地方其他部落之间关系松散，隶属关系不明确，各部落独立性较强。

夏桀荒淫无道，诸侯离心。商汤在名相伊尹谋划下，起兵伐桀，在鸣条（今河南商丘一带）击败夏军。商军在后紧追，桀匆忙携带妃子妹喜和珍宝，渡江逃到南巢（今安徽省巢县）。后又被成汤追上俘获，放逐在此。长达五百年的夏王朝至此结束。

商朝建立后，统治区域比夏朝更大，官职设置也较夏完备。在商代的国家机构中，巫史的地位最为重要。商汤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打出“天命”的旗号，鼓励军队去执行上天的意志，诛杀无道。但天上的上帝与地上的下帝（商王）人神相隔，难以交流。为了领悟上天的旨意，下帝通过巫与上帝沟通，巫就成为沟通天上与人间的信使。商代重大事务都通过占卜请示天意而定，几乎每天每事必占卜，而巫史可以“上达”天庭，是神权的体现者，他们对政事往往有实际的决定权。他们不仅直接掌握占卜、祭祀大权，还控制着军事、司法、教育、历法、记事等大权。随着政权的不断完善，巫史的职权被分割，有些职官从巫史中分化出来，如师保、卿史、太史、太师、乍册、内史等。师保是最有实权的行政官员，如商王太甲即位后，不遵汤法，师保伊尹将太甲放逐桐宫。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伊尹迎回太甲而授之政。卿史是处理朝政的官员，主管祭祀、军事、占卜等国家事务。太师是掌管音乐的官，一般乐工称为师。太史为商王起草收发文书，同时也是记史官。乍册是正式的史官。内史又叫守藏史，保管王朝典籍。此外，还设有掌管武事的官员，如射、戍等，遇有战事，要率军出征。还有掌管农业事务的官员，如籍臣、小籍臣。担任王官警卫的武官叫多亚，多亚常奉命出巡商的臣属部落，带有监察性质。商朝也设有专门服务王室的官员。宰是王室事务的总管，与商王关系密切，常常参与国家大政。为商王管理车马的官员称“服”，管理百工的叫“司工”，管理猎区的称“兽正”，管理放牧的叫“牧正”，掌酒的叫酒正，掌王车的叫车正，为商王管理粮仓的称“啬”或“廪人”，等等。

商王朝在直接控制区设置“邑”，作为行政区划单位，邑设置“族尹”，职责是掌管一“邑”的行政、军事事务，督责奴隶春种夏收，秋盖冬藏。还设有“百姓”这种官职，由一邑中有势力的贵族出任，协同管理邑中政务。

商王朝的中心权威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商王自称“予一人”，以表示其唯我独尊的地位。商王朝对地方诸侯的控制相比夏朝而言，要严密一些。在王朝势力范围之内的诸侯，“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当然地方诸侯依然享有较大的政治自主权。当时，各部族之间为争夺土地和人口，时常发生兼并战争。战争各方只要矛头不指向商朝控制区，并且定期向商王交纳贡赋，商王朝一般不予干涉。甚至商王有时也命令地方诸侯远征其他部落，使他们相互残杀，彼此削弱，以便坐收渔翁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