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代的尚书

中国古代的官吏，按其在宫省所处位置，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设在禁中（皇帝和后妃所住的地方，又叫省）的官吏，他们被称为内朝官，多为宦官之流；一类是设在宫殿（皇帝朝见百官、处理政务的地方）内或与宫内有关系的官吏，他们被称为中朝官，他们在殿中趋奉奔走，传递大臣呈阅的奏章；一类是设在皇宫外的三公九卿衙门，他们被称为外朝官。三类官吏内外有别，分管事务各不相同。秦和西汉前期，外朝官是国家政务中枢的灵魂，皇宫内属于少府管辖下的尚书、侍中和大夫等人员，仅仅在宫中收发奏章，保管文书，位卑而职微，相当于秘书之流。省中的官吏主要是宦官。三公九卿权大位尊，是法定的国家正式权力机构，军国大政主要由外朝官处理，其中相权之重，尤为时人瞩目。但在汉武帝时，朝廷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一生中北击匈奴，南辟疆土，政务繁忙，这就需要皇帝的诏令决策必须能够保持机密性，且迅速上传下达。同时公卿权力过大，遇事掣肘，也不便于迅速决策。因此，他开始重用中朝官，要原在宫中收发文书的尚书（秦朝时期置六尚，即尚书、尚冠、尚衣、尚沐、尚席、尚食，汉朝相沿，原归少府管辖，实际上是中朝官，不受少府节制）掌管机要，起草文书，参与决策。由于政务繁忙，尚书开始分曹理事。因为尚书位卑职微，多为外朝官轻视，指挥调度不灵，于是汉武帝又把一些心腹朝臣以“加官”（加官是武帝发明的官制，虽无职掌，但因为皇帝所亲信，议决朝政，奉诏治事，逐渐获取了原属丞相府的决策会议的权力。“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大臣、太官令至郎中。无定员，多至数十人。”）的名义，使他们有权在宫中行走，又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分管尚书事务，以重其威权，与外朝官抗衡。这样逐渐形成了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为首的中朝官体系，由皇帝的近臣如侍中、常侍、给事中、尚书等组成，成为皇帝的又一颇具规模的参议和政务处理班子。每次议决大政，尚书以及加官的朝臣可以预闻其事，而多数公卿大臣却不得参与，中朝官对政事有更大的知情权和参决权，往往经由中朝官议决后由皇帝下诏执行。大臣有罪，由尚书劾奏；选任御史大夫，由尚书品定高下；官吏有功迁升，上报尚书；州郡官吏入朝奏事，则面见尚书。丞相若有过失，反由尚书问状劾奏。由此，丞相的权力被一步一步的剥夺，只是在礼仪上还是百僚之长。此时中朝官和外朝官互不统属，皇帝有意让他们相互牵制，以达到以内制外、以轻驭重、避免大权旁落的目的。

东汉光武帝时，虽也设置三公，但不授予实权，三公府成为调和阴阳、坐而论道、毫无决断能力的机构。此时的尚书更成为沟通内外、出纳王命的显要官职。这时设六曹尚书，加上尚书台长官尚书令、尚书仆射共八人，时称“八座”，以示其地位之重要。八座尚书下设有尚书左右丞各一人；尚书郎三十六人，每曹六人；令史十八人，每曹三人，这样一个以尚书令为任官的机构，称为尚书台。尚书台的具体权限是：上传下达天下奏章，这是它原来的老本行；代替皇帝撰写诏书，承宣谕旨，可谓下笔为诏策，出言为诰命，“权尊势重，责之所归”；参与朝廷机密，与闻国家大政。尚书令被称为“机密端首，至为尊要”；掌管官吏选用权，就连三公举荐的官吏也要由尚书来“澄选清浊”，以定取舍。此外，尚书还有权审理刑狱疑案，决断狱事。所谓“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自此以后，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不但三公形同虚设，九卿的职权也大大削弱，被六曹尚书所取代。总之，在东汉尚书台成为“政事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的中枢决策和发号施令的核心机构。但奇怪的是，尚书台的编制却仍然设在权势不可与之相匹的少府之下，没有脱离出来，成为正式的国家独立机构。

尚书台如此权大位祟，不是也可以对皇权造成威胁吗？但是，任何一个封建皇帝是绝对不放心把朝政大权完全交给某一个政权机构的，必然要多方进行掣肘，以免造成尾大不掉之势。从西汉武帝末年起，因为尚书只能在宫中殿阁办事，不方便到禁中去，传达政务有所不便。武帝就任命宦官为中书谒者令，负责传送诏令奏章，这时的中书令就开始对尚书令有所牵制。到东汉时，宫禁区别更加严格，士人不得随便进入禁中。禁中宣布政令，接呈奏章等工作由侍中寺（有侍中、黄门侍郎等官，由士人组成）、东寺（有中常寺、小黄门等，由宦官担任）和西寺（宦官组成的禁中武装）这三寺负责，这三寺都设在禁中。关于侍中一职，史书记载“侍中、常伯，选旧儒高德，博学渊懿。仰占俯视，切问近对，喻旨公卿，上殿称制，参乘佩玺秉。员本八人……司隶校尉见侍中，执板揖，河南尹亦如之。又侍中旧与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时，侍中莽何罗挟刃谋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毕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复入，与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举与后宫通，拔佩刀惊上，举伏诛，侍中由是复出外”。可见侍中有备皇帝顾问、传达谕旨，以及陪乘护驾等任务，原来与宦官一样，住在禁中，汉武帝时发生侍中莽何罗（一说马河罗）挟刃谋逆事件，于是侍中被迁出禁中。这个事件导致的后果是，皇帝认为除宦官外，其他人都不可靠。于是侍中寺由省中迁到宫中，禁中就只剩下清一色的宦官势力。凡在禁中办理的政事，只能经过宦官之手。加之东汉皇帝多数寿命不长，新皇帝即位时的年龄太小，如第九位皇帝刘炳坐上皇帝宝座时，只有2岁；第五位皇帝刘隆继位时才三个月，还被抱在怀中吃奶。因此只能由太后或太皇太后临朝称制。按照礼法，太后是不能接见公卿大臣的，皇朝政令只能由宦官上传下达，这就给了宦官玩弄权柄的机会，禁中宦官逐渐浸染政务，进而成为“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实际掌权者。尚书虽然主管各项政务，但要受到省禁官的多方制约，使尚书诸官不能为所欲为。如尚书令虞诩就曾因屡次弹劫宦官而九受谴责，三遭刑罚。宦官弄权极大地伤害了东汉王朝，引起了政局的动荡不安，甚而最后导致东汉王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