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在对抗中求缓和

皖南事变是国共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的集中表现，它的酝酿和爆发，标志着国共两党关系已经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实际上，即使皖南新四军不走错路线，国共两党之间的这场冲突也未必就不会发生。十分明显，这个时候在国民党内军事高层和许多地方军事将领，早就已经无法忍受共产党的不断壮大和扩张了。各战区以及军令部的“剿灭”计划已经是一送再送，反而是蒋介石头脑比较冷静些，一压再压。直到最后压不住了，也只批准了一个《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而未批准其他一并送到蒋办公桌上的、更大范围的军事行动计划。军令部同时上报的还有《华北作战计划》和胡宗南所报的《陕北作战计划》等。但即使是蒋，在三令五申，并且几度限期又延期之后，也不能不在1941年1月6日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为由，命令黄河以南各国民党部队以武力“强制执行”，“迫其就范”。《蒋中正致李长官电》，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同前引，第121页。此令一下，冲突自难避免。

蒋介石必欲以强力扬威立腕的心态，在皖南新四军主力被歼灭表现得更加明显。1月17日，经过再三讨论和磋商，蒋最终下决心以新四军“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为由，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1941年1月17日，《中央日报》，1941年1月18日。这一举动，无疑进一步给已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又撕了个口子。

国民党方面态度如此，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也不难想象。还在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对蒋介石国民党极端不信任了，但对蒋介石的国内政策，在思想上还多少存在一些幻想。虽然不断有国民党准备“剿共”的消息传出，中共领导人也多次做过最坏的打算，其整个估计反反复复多次。尤其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做准备破裂的态度持反对态度。因此，中共中央最后还是相信国民党绝不敢破裂，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1940年11月21日；《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电》，1940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战略部署的指示》，1940年12月31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01、122、127页。但越是相信国民党不敢打，一旦发生皖南事变这样的惨剧，对毛泽东等人的刺激也就越强烈。

刚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毛泽东就强硬地发出指示称：“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苏中问题”。仅仅是因为苏联方面不赞成，自己军事上又缺少准备，注意到军事反攻暂时“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毛泽东才转而强调：“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唯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备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打到甘川去”。但是，无论如何，蒋介石取缔新四军的做法，使毛泽东相信，必须要做破裂的准备。他明确得出结论说：“现在已经不是打退反共高潮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因为蒋介石已把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了”，“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我们须准备对付全面破裂”。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29日专门就此通过了决议，态度上虽稍有缓和，也肯定了日蒋尚未公开妥协，国共关系目前未完全破裂，但决议的主旨已经为破裂埋下了伏笔。它明确告诫全党：我们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过去那种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了。《毛、朱、王致胡、陈电》，1941年1月13日；《胡服致毛、朱、王电》，1941年1月15日；《毛、朱、王致德怀、胡服电》，1941年1月19日；《毛致周、彭、胡电》，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39—140、149、180、183—184、198—199页。

皖南剿共顺利得手，并一举歼灭新四军军部，实出蒋介石之意外。观察蒋6日令，他对所谓“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不仅没有十分把握，而且担心各部队会像前此历次冲突一样，反为中共所乘。故蒋令当时还再三叮咛负责将领，要“以游击战要领避难就易避实就虚”地进行作战，万勿因指挥失误而影响大局。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1页；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U.S. Department ofState, 1941, vol.5, pp.610－61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组编，《胡适驻美大使期间来往电稿》，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01页。新四军军部被歼，新四军军长被捉，何应钦、白崇禧等军事领导人力主乘机取消新四军番号，再加上一月前美英两国刚刚宣布向中国提供大笔援助贷款，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1月30日正式宣布向华贷款1亿美元，英国政府随后也于12月10日宣布对华贷款5000万英镑。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22－125、285页。，苏联也刚派来军事总顾问并陆续提供大批飞机，因此，他这时对各方反应也颇为自信，估计除苏联可能反应强烈些外，“此事对内、对外与对敌国皆可发生有效而良好之反响也”。 古屋奎二编，《蒋总统秘录》(第十二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1年，第115页。但事实上，各方反映与蒋之愿望相差甚远。

发动剿灭黄河以南中共军队的计划，主要是国民党内军事领导人鼓动和坚持的结果，国民党内多数高层干部甚至始终被蒙在鼓中。因此，事变发生之后，事变期间一直紧张地在蒋介石与周恩来之间担任联络的张冲，当着周恩来的面唉声叹气，表示“没有脸见人”。宋庆龄等联名上书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痛切陈词。冯玉祥转告中共代表，暗示同情，并断言此定为何应钦之阴谋。孙科得知消息后，虽对人表示他对此不能有所作为，但也深表忧虑与愤慨。在1月16日讨论处置新四军问题的党政各机关专门会议上，文职官员与军事领导人明显地发生意见分歧。直至准备发布取消新四军命令的当天上午，王世杰还赶赴蒋介石的寓所，恳切说明如此公开处置，不仅有促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而且对有关援助国之观感及沦陷区人心均不免有重要的负面影响。《宋庆龄等致蒋总裁暨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诸同志》，1941年1月12日；《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1941年2月7日，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54—255、257—258页；《王世杰日记》(第三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5—11页。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宣部虽明令重庆各报务必发表文章社论痛骂新四军，但一些报纸或措辞含混，或私下里向中共表示歉然。国内各小党派更是表示反感。而最让国民党人感到不安的，则是来自海外的强烈反响。在华的苏、英、美等国外交人员的倾向性不用说了，光是封锁事变消息一事，就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中间引起极大不满，纷纷向负责国际新闻宣传的董显光提出质问。苏联《真理报》则公开发表消息，声称皖南事变并非偶然，其他中共军队亦将被国民党所解决。美国记者斯诺和与罗斯福关系密切的前海军陆战队少校卡尔逊，也前后在美国报纸发表言论，抨击皖南事变，扬言中国将会爆发严重内战。英国援华总会这时也致电蒋介石，要求给新四军以正当待遇。甚至事变后不久，美国政府也公开表示对国共冲突严重关切，这时来华考察的美国总统特使居里甚至告诉蒋介石，他所希望的美国援款及其他财政帮助，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事实上难以有任何进展。因此，驻美大使胡适报告说：“新四军事件，美国人士颇多疑虑……其左倾者则公然批评我政府。”见蒋介石1941年1月15日日记，转见前引《蒋总统秘录》(第十二册)，第117页。事实上，事变后的海外华人舆论几乎一致在批评国民党。仅一个半月左右，仅有据可查的发给国民党中央的其海外党部和各有关华人团体的批评电就在数十通以上，其间充满惋惜激愤之词。

皖南事变掀起的“余波”之大，显然出乎蒋的预想。蒋不得不一面授权宣传部对国际间众多“不直政府之处置者”进行反宣传，一面设法息事宁人。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蒋既然从未设想过与中共全面开战，在皖南取得如此大的胜利之后，他自然不希望事态进一步扩大和激化。因此，蒋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部下就事论事，“以指斥新四军为限”，“应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八集团军”，避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化。见前引《王世杰日记》(第三卷)，第11页。18日，即《中央日报》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令的当天，周恩来不顾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通过《新华日报》刊出“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抗议题词。这一针锋相对的勇敢举动，对国民党中一些人刺激颇大，他们强烈要求立即查封该报，宪兵队并抓去《新华日报》营业主任。可是，就在周跑去向张冲抗议之后，蒋介石反而做起了和事佬，声称：“对于共党，在军事方面须严，政治方面不妨从宽。”结果，不仅人第二天即被放出，《新华日报》也照出不误。至27日，蒋介石更进一步发表谈话，强调此次对新四军“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见前引《王世杰日记》(第三卷)，第14页；蒋介石，《整饬军纪加强抗战》，见秦孝仪主编，《蒋总统集》，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9年，第1306页。

如何判断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目的，是左右中共对策的关键。毛泽东最初反应之所以激烈异常，首先也是因为他确信蒋介石是在做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的准备。本来，在事变刚刚发生之际，毛虽力主以消灭韩、沈两部相应对，但仍将作战限制在局部范围内。在刘少奇、周恩来等先后对此表示意见，苏联方面也表示怀疑后，毛已决定在军事方面继续保持守势。刘少奇15日电提出，因国民党尚未投降，故对共产党尚不敢公开分裂，此时由我主动分裂似不利。且我华中地区很大，兵力不够，军事上反攻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对各方面均无充分理由，难免引起非议，对我不利。周亦于16日致电毛称，打韩、沈政治上为报复，军事上为攻坚，易于形成持久消耗，不仅引敌增援，而且可能引起胡宗南在西北反报复，造成战争扩大的不利局面。分别见《胡服致毛泽东、王稼祥等电》，1941年1月15日；《周恩来致毛主席电》，1941年1月16日，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48—149页。直至蒋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毛才迅速开始怀疑蒋“似有与我党破裂决心”，随后越来越相信“蒋介石1月17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面破裂的开始”，在此之后争取蒋介石好转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故而强调“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就要犯严重错误”。《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1941年1月18日；《毛、朱、王致德怀、胡服电》，1941年1月19日；《毛泽东致恩来电》，1941年1月25日，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73、180、190页。但即使在这种条件下，毛泽东也仍旧注意到蒋的17日令中没有提到共产党和八路军这一事实，因此，中共中央在公开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同时，仍提出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党专政；惩办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撤销17日命令；恢复叶挺自由；交还全部被俘人枪。见前引《周恩来年谱》，第488页。

蒋介石的1月17日令，显然是导致国共走向全面对抗和破裂的关键所在。要共产党承认17日令所宣布之罪状，当然没有可能；而要蒋介石国民党取消自己发布的命令，并惩办何应钦等，同样也没有可能。因此，采取政治上全面对抗态度，在中共方面也情非得已。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解释说：所以采取这一策略，根本上是因为以此“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而在中共中央看来，蒋介石之所以能够采取如此极端做法，肯定是受日寇与亲日派推动的结果，因此，“蒋介石实行全面破裂的前途是决定了的”，充其量只是时间快慢而已。《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新四军紧急工作的指示》，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胡服并周恩来电》，1941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85、191、198—199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遭受如此沉重的突然打击，中共仍旧注意到这时尚无蒋对日妥协的确实证据，因而没有扩大事态，主张在蒋未宣布公开破裂前“暂时不提出反蒋口号”，“不断绝和他们来往”，以此求得“暂时的缓和”。分见《毛、朱、王致德怀、胡服电》，1941年1月19日；《毛、朱、王关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1941年1月28日；《毛泽东致恩来电》，1941年1月30日，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80、195、201页。联系到蒋介石这时在公开场合息事宁人的态度，可以看出，因皖南事变而引起的严重破裂局面，其实存在着转趋平复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