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无法善后的“善后”

国共此时要想取得真正妥协，根本障碍在于如何处置蒋之17日令。在蒋17日发表后，毛泽东已反复强调：“我们领导的军队已被宣布为叛变，我们已无任何可能再与蒋介石发生关系”，“除非蒋介石取消十七号命令及实行其他必要步骤，我们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没有别的路走”，就连谈判的余地也“已被蒋剥夺干净了”。“如要转弯，除非蒋介石取消一月十七号命令及做其他必要表示，否则我们决不能转弯”。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90、191、194页。

1月下旬，日军突然对国民党正面守军发起大规模进攻，使得两党僵持的对抗局面开始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一方面，张冲找到周恩来，提出国共必须找到妥协办法，而他提议以华中中共军队展期北移和将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的办法，使双方矛盾得以缓解。尽管张冲声明纯为私人意见，但中共方面显然将其视作蒋介石示好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由于日军继续进攻国民党军，显示出前此中共把事变的发生与国民党的投降可能相联系，并无根据，毛泽东也迅速提出：“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估计“反共高潮可能下降”，因而重又开始设想恢复国内团结的可能性。从中共中央2月2日给各地领导人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中共虽然仍旧明确要求坚持十二条，“目前绝不松口”，但事实上已经提出准备“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日军进攻河南及我党对于时局方针的指示》，1941年2月2日，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02—203页。随着蒋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中央军部分东调增援，华中地区国民党军队处境困难，毛进一步判断，国民党军事进攻已经终结，因而其“剿共计划已经根本打破了”，“内战已可避免”，国共两党“已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毛致周电》，1941年2月7日，前引《皖南事变》，第206页。

2月中旬，眼看象征国内团结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即将召开，各小党派开始积极设法缓和两党关系，国民党方面也巴不得能劝说中共代表出席。10日，黄炎培等与周恩来讨论中共出席条件，双方最终达成妥协，即可将中共所提皖南事变善后十二条办法提到参政会上要求讨论，并在参政会以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对此，中共中央考虑后复电表示同意，强调必如此才能“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前引《周恩来年谱》，第492页；《中央书记处致恩来同志电》，1941年2月14日，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12页。但事实上，正如毛泽东对周所说：目前做法仍是僵局，因为蒋是不会承认十二条的，哪怕是一部分也不可能。果然，以中共七参政员名义拟就的致国民参政会公函经张冲转交参政会议长王世杰后，王当即托张冲转告周恩来：“如此做法，只能促成破裂，决不能威吓中央，盼其将来电撤回。”对此，在请示延安后，周再告张冲，致参政会公函不能撤回，如国民党同意商谈，并认为不宜在参政会讨论，自可在会外谈判。只是在没有取得满意结果之前，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前引《王世杰日记》（第三卷），第27—28页；前引《周恩来年谱》，第493页。双方为此反复交涉两周时间，未得结果。周恩来明确讲：国民党指责我们为“奸党”“叛军”，如今不仅不道歉，还要我们来给你们捧场，“岂不是侮辱”？

坚持十二条，毛之目的“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共这时认为国民党此次对日作战受损失不大，相反，国民党对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压迫和军事上的进攻，局部地区还有增加趋势。当然，他仍反对军事进攻，对于少数军事领导人强调现在不怕破裂，应组织军事反攻的观点，他明确认为不妥。为此，他特别强调“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的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而只要不在军事上进攻，不妨碍蒋介石抗日，他相信就不会有大问题，蒋“不投降不会宣布全面破裂”，因此通过政治攻势把国民党打到防御地位，是唯一的缝合国共关系裂口的办法，一旦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就有(希望)了”。《毛泽东致恩来同志电》，1941年1月14日。

但25、26、27日接连三天，张冲再三找周商谈，“苦苦哀求”至不惜“为了国家”愿跪下恳求中共撤回公函，因“十二条中，取消命令，取消一党专政，今天实做不到”。蒋介石这时也再三提到中共出席问题，表示同意选周恩来为主席团成员。各小党派更是积极介入，乃至提议组织特种委员会，以蒋为主席，周为副主席，在参政会内外共同讨论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蒋也满口应允，使多数小党派领导人备受鼓舞。但蒋此举其实并非在重视各小党派，其实只是在借助他们向中共施加压力。因此，当长时间得不到中共同意出席的答复之后，蒋即公开告诫说：如中共参政员“决定不出席，唯有根本决裂”。结果各小党派备感紧张。眼看3月1日参政会开幕在即，27、28日两日各小党派代表接连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商谈至半夜，力劝中共设法出席。28日，各方更星夜等候来自延安的答复。各小党派领导人齐集张君劢家等至半夜始散。梁漱溟离开张家后又在黄炎培家与黄整整等了一夜周恩来的电话。救国会沈钧儒、陶行知、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也开会至半夜讨论中共出席之利弊。蒋介石的待从室这天夜里也几次打电话问王世杰消息。第二天一大早，各党派电话不断，一些人更亲自跑至曾家岩办事处来，恳求中共代表出席大会。黄炎培1941年2月27、28日日记，见《黄炎培日记》(第四十九册，194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

鉴于撤回十二条绝无可能，而对中共友好之各方态度恳切至极，为表示“仁至义尽”，中共中央最终决定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不提取消蒋令、取消一党专政以及惩办何应钦等国民党无法办到的要求，只要求承认中共两个集团军共六个军；承认边区及敌后抗日政权的合法地位；华北、华中、西北防地维持现状；释放叶挺及所有被俘干部等。中共中央指示周，可以周或董个人名义向张冲提出，“在以上各点见之明令及事实后，我党可以出席参政会”。《中共中央关于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2月28日，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2—223页。

周3月1日凌晨得到延安电报，一早就和董必武去见张冲，示以中共新条件，并说明必须使参政会延期两周才有商量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张冲当时即打电话给蒋介石，蒋在电话中要求张转告周，无论如何请董必武、邓颖超先出席当天的参政会，参加选举主席团。周再见黄炎培、江问渔、梁漱溟等，说明必须延期之理由，但黄等表示无法做到。随后张冲、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梁漱溟四人又先后奉蒋之命前来曾家岩请董、邓出席，均被董、邓所拒。如此这般劝说一早，当天的参政会开幕式也被迫拖后一小时。据黄炎培说，蒋到会讲话“无精打采”，国民党参政员也因事先打过招呼而一反常态地“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代表提议”。结果，各小党派代表动议延期一天选举主席团，以待再劝中共参政员出席。会后，张冲及各小党派负责人又纷纷来劝。但对中共的临时办法十二条，张冲诚恳表示，多数都可设法，但扩编军队为两集团军六军难以做到；维持防地问题基本精神仍须遵守《中央提示案》，敌后政权须照新县制设置和组织，等等。《周恩来致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电》，1941年3月1日，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4、225页。

注意到这种情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都感到：“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参政会的文章已做到顶点，应该转个弯了”。考虑到“现在全重庆都在等待我们消息，盼望我们出席”，他们显然倾向于就此下台阶。他们因此建议：“将停止军事进攻，政治压迫十项要求（共有二十多件）于开会前直接见蒋，并当面交他，请蒋立刻负责解决，其他基本问题，在参政会开会时讨论。”他们唯一感到犹豫的是：“一切谈判均无保证，而且还未具体化”，如果出席，是不是“太便宜”蒋介石了。然而，中共中央并不认为已经到了该下台阶的时候了。毛泽东具体解释说：经过反复讨论，书记处一致认为，蒋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都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因为蒋是决不会给以明令保证的。“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中央书记处致周、董、邓电》，1941年3月1日；《毛泽东致恩来同志电》，1941年3月2日，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6、228—229页。

中共参政员到底没有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蒋介石也并没有实行“根本决裂”。但是，由于受到党内的压力，蒋在会议召开之初就秘密召集国民党参政员，向他们解释说：国共最终总要分家的，对此用不着担心，单从军事上，三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问题是目前还不是时候，目前政治上还只能是防御。转见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834页。当然，在公开场合，蒋的讲法又是一样。他在3月6日的参政会上一边公开批评中共所提两个十二条都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声称军事早已国家化，中共不应将八路军、新四军视为“一党所私有的军队”，一边重申剿灭新四军并非“剿共”，他不仅“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因此，他恳切希望中共能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与国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蒋介石，《政府对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的态度》，1941年3月6日，转见《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纪录》，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印，1941年10月。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这时的社论也同样保证说：“只要中共不脱离抗战阵线，事件不致扩大，而剿共事实亦不至发生。”1941年3月9日重庆《中央日报》（社论）。

对于蒋之演说与参政会通过之涉及中共军队及政权问题的提案，周恩来肯定其仍为防御性的，毛泽东则称其为“阿Ｑ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会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然而，蒋既然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毛亦主张继续其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把这种拉锯式的斗争继续下去，“直到我们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主要是扩军、防地、《新华日报》及路上少捉人）。”《毛泽东致恩来电》，1941年3月12日，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32页。

蒋介石在参政会上的讲演和毛泽东随后的指示，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国共两党这时都在设法缓和。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毛前此所说的以半年为期“解决善后条件”，中心盘子已由两个十二条，减少到同意扩编军队、维持现有防地、保证《新华日报》正常发行，和不得在进出边区的交通线上随意捕人这四点。由于避开了蒋介石极为敏感的“皖南事变”善后及17日令等问题，双方之间的交涉明显地变得容易了许多。在14日蒋介石与周恩来的谈话中，蒋也不再提起中共军队北移问题，明确讲：“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至于不得压迫《新华日报》，以及释放前此扣留的进入边区的中共有关人员和发放通行护照等事，蒋都满口答应下来。据此，周提出：可否先解决这些小问题？毛当即表示同意。《周恩来致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电》，1941年3月15日；《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1941年3月15日，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35－236、237页。

至此，因“皖南事变”引起之两党全面对抗局面，至少在形式上算是告一段落了。尽管此后中共一度又提到新四军问题，但仍只限于要求同意整编其“余部”及给予经费方面，再未提出取消蒋令及释放所有人员枪弹等问题。5月间中共曾特别提到国共和解条件三点：即（1）停止逮捕共党人员，及反共军事和交通封锁；（2）继续发给八路军各月份经费及弹药被补充；（3）新四军余部尚有八九万人应即编整至移防。《陈宏谟致重庆军令部徐部长电》，1941年5月7日。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出动配合作战，不论此役之配合是否成功，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加以配合仍属事实。至11月参政会二届二次召开之际，中共方面甚至更将条件降低到只要“放叶发饷”做到一件即可参加。《书记处致周、董电》，1941年11月11日。最后，国民党一件未做，中共最终还是权衡利弊后派董必武和邓颖超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意味着，“皖南事变”之“善后”工作已不复存在，国共两党因为事变所引起的破裂危险，业已消弥于无形之中了。

不过，“皖南事变”所引起的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改变，却不是两党形式上的这种妥协所能消弥的。国民党虽然不顾一切地消灭了七千新四军并宣布撤销了它的番号，但新四军照样存在，并且所占地区及兵力越发扩展与壮大，其在新四军范围内的反共部队反而一一被驱逐或消灭，国民党其实一无所得。更为重要的是，皖南事变根本破裂了两党之间的感情联系。从蒋介石在参政会密示国民党参政员国共一定要分裂，和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3月18日发布的改“某党”为“奸党”令《谷正纲部长准发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关于改“某党”为“奸党”令》，1941年4月7日，南京第二档案馆藏国民党社会部档案（十一）,4953。等事实看，国民党在事变后显然已经正式决定把中共视同“汉奸”，必欲加以“剿灭”。同样，从前述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判断，和中共中央所做出的有关决定看，中共方面对与国民党真诚合作，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于是，“皖南事变”自然成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事变前，中共军队虽然已经在独立指挥、自行发展，但它仍旧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至少名义上仍随时呈报并请领军费补充，形式上仍旧使用着统一的货币和遵守着统一的政令法令。国共之间军事上的摩擦冲突也仍可通过正常途径反映或协商。因此蒋之命令或要求，一般总还具有形式上的约束力。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断绝对中共军队的一切供给与补充，切断了自己与中共军队的一切关系，结果反使自己威信扫地。中共政权与军队从此断绝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一切上下级关系，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自行其事，完全脱离国民政府而自行存在，蒋也失去一切命令之权。调和两党关系之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