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蒋介石约见毛泽东

7月3日晚，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董必武遵照中共中央电示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谈话约两小时。11日，国民党方面又以张治中与周恩来及董必武晤谈。中共代表主要表示了以下几点：（一）抗战胜利中共有坚定的信心；（二）在取得胜利前必遭空前困难；（三）克服困难办法主要是国共合作，障碍两党团结的军事政治问题总可谈得解决办法，这是因为：A.中共军队在委员长领导下抗日，其历史不同，有其自身特点，想把它一下子变成另一种特殊，绝难做到，在真正民主共和制下，共产党并无永远保持特殊军队之意；B.政权问题，共产党人虽有局部的和临时的政权，但为抗日需要，共产党人至今尚无与中央政权对立的全国性政权系统，这与内战时期另有中央政权是不同的；（四）请联络参谋速归延安；（五）请中央指派人员和共产党代表经常接洽；（六）请中央了解中共中央“七七”宣言所表明的政治态度。同时，周恩来、董必武都先后提出请国民党释放叶挺及廖承志的问题，并要求见蒋。对于派回联络参谋之事，王世杰、张治中都满口应承。至于毛泽东要求见蒋一事，也同意转达。只是他们一再强调军政统一问题，称此为解决两党关系之症结。故而王世杰与张治中一面要周恩来、董必武考虑具体办法，一面则明确提出进一步商谈是否仍应以何、白皓电即《中央提示案》为基础的问题，要求周恩来等郑重考虑。而在商得结果之前，他们一致表示不好转达释放叶挺等事。

7月21日，周恩来应邀见蒋，双方谈得较为融洽。蒋介石对派回联络参谋事及指定代表与共产党谈判事也都一口答应，并当即指定张治中、刘为章与共产党人谈判，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原来的联络参谋继续去延安工作。蒋介石的态度表明，国民党也在谋求改善两党关系。除了新疆盛世才的突然转向，刺激了蒋对中共的走向寄予了某种期待以外，这也是受新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美国开始介入中国战场这一重要事件的影响，必须要稳定国内政局，取得美、英的进一步信任，以促使其在中国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为此，蒋介石于8月14日再度约见周恩来，告诉他说：“目前战争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则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应好好解决。”出于这一原因，他准备一周后去西安约毛泽东同志一晤，要周电告延安方面答复意见。

得知蒋介石已同意约谈，毛泽东这时对国共关系的好转也颇具信心。他提出：由于“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美国表示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邱吉尔‘七七’致蒋贺电中有抗战五年由于坚持统一战线的话”，国民党态度正在好转。“国民党内部过去有一部分人倾向武力解决，但始终未下决心，现因国内外情势变化及我们坚持合作政策，他们已有改取政治解决的表示。”据此，我们现在也可以向国民党表示：“在战后或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毛泽东致胡服同志电》，1942年7月31日。因此，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约谈十分重视。

但是，国共两党之间毕竟你死我活斗了这么多年，双方仇恨甚深，对于毛泽东亲赴西安见蒋一事，中共中央内部就放心不下，难以通过。消息传来后，虽经反复讨论，毛泽东自己亦有所踌躇，故不能不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复电周恩来称：“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中央书记处致恩来同志电》，1942年8月17日。然而，隔了一天半之后，毛泽东思来想去，还是认为自己应当见蒋。因此再电周要周不要将前电告蒋，如蒋约定时间，即可电复。《毛泽东致恩来电》，1942年8月18日。但对此，周恩来也颇不放心，劝毛暂时不要出来，并称已经向蒋说明情况，先派林彪见蒋。对此，毛泽东仍旧表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惟既已电兰请示，已不好变更，或俟蒋复电后再说。”《泽东致恩来同志》，1942年8月19日。可见，毛泽东是很想利用这一机会去见蒋介石的。

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先派林彪去西安见蒋，看情况再定毛泽东是否见蒋。得知蒋将要动身后，毛电告周称：“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毛泽东致周电》，1942年8月29日。但是，周恩来这时因不摸蒋介石的底，仍坚持认为毛泽东此时见蒋无益，故劝毛此次不必表示见蒋愿望。毛泽东为此再度复电，具体说明了他的观点。称：“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毛泽东致周电》，1942年9月3日。然而，周恩来还是坚持己见。他于9月5日再电毛泽东，强调“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其理由在于：（一）蒋介石这时虽趋于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二）蒋介石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介石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不可不防；（四）国民党对于国际局势的看法与中国共产党相反，他们多认为英美苏此时正需要中国拖住日本，这正好便利于他们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五）故对于中共中央主张缓和两党关系的《七七宣言》，蒋介石实际上以为是由于苏联让步，而中共不得不屈服；（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出来见蒋，蒋正可利用此一机会打击地方势力和民主势力，而陷我于孤立。特别是一旦届时蒋介石“藉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不能不防）”，“于我损失太大”。《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42年9月5日。对此，毛泽东虽认为不无道理，却仍主张：（一）林彪见蒋时，关于我见蒋应说我极愿见他，目下身体不大好，俟身体稍好即可出来会见，唯可不确定时间；（二）何应钦、朱家骅及CC系都将在国共谈判时起破坏作用，地方势力及某些小党派亦不愿国共好转，故对上两部分人须极力警戒，不听他们挑拨的话；（三）国内关系总是随着国际关系为转移，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到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特别是英美苏订立具体的同盟条约和滇缅路断后，蒋已下亲苏和共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总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解决具体问题；（四）故在此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避免一切枝节问题，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之恢复。 《毛泽东致恩来同志电》，1942年9月8日。因此，毛泽东此时事实上仍旧准备见蒋，只是看林彪见蒋的结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