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林彪代毛重庆行

9月初，共产党方面得到国民党正式通知，林彪可于日内赴西安见蒋。14日，林彪在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陪同下乘车前往西安，并于17日抵达。然而就在林彪到达之际，蒋介石已经因故于日前离开西安返回重庆，留话要林彪转往重庆面谈。据此，毛泽东指示林彪在西安与国民党各方接谈后即应转赴重庆。林彪此后因蒋介石过于忙碌没有时间见林，而不得不在西安停留近一个月，先后与李宗仁、胡宗南、范汉杰、谷正鼎等洽谈，并与蒋介石指定的与共产党接谈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见了面。张治中特别对1940年划界谈判中国民党方面的意图进行了解释，他声称：何、白皓电他是起草人之一，当时国民党方面并无驱逐共产党军队于华北绝境之意，且当时华北敌情也并不严重。至于边区摩擦，张治中断言蒋介石向来没有以武力压迫陕北之意，或许有个别人有此主张也难说，但不是蒋。张表示欢迎中共中央“七七”宣言中表现的合作诚意，强调国共关系应当在根本问题上求得接近，否则枝节问题仍是谈不通的。对于林谈到的战后共产党军队愿意北移一事，张当场表示：战后中共军队另划地区是适合时代潮流的，但也绝不可形成国中有国的现象。

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进而于13日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了蒋介石。双方寒暄后，林彪首先告诉蒋介石，说毛泽东本拟亲自来见蒋，只因当时有病未能前来，待身体康复后仍愿来与蒋一晤。蒋介石问林彪：“汝此次来渝，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余否？”林彪称：“我未动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得校长电报，毛先生即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约我数度谈话，其所指示者，大抵系根本问题，如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与国内统一团结问题，以及对于委座之期望等”。接着，林彪围绕如何抗战建国与团结统一，以及两党争论问题谈约一小时。林彪特别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称“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因此，就中共言，不仅现在决不采取违反此种思想之畸形政策，即到将来亦必如此；不仅现在要拥护委座，即到将来，亦必拥护”。林彪进而表示：“过去外面传说国共分歧之所在，不外主义与党的问题。但此二者皆可趋于一致。即如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实具有共同之理想，所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即此两主义根本一致之观点。”“只要彼此不采取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而能认识救国之需要，以共趋于救国之鹄的，则客观需要如何设施，即如何设施，自然能归于一致。”林彪说：“我党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即为救国之党，过去所制定之所谓十大纲领、三大纲领，语其要旨，不外求民族之独立，民权之平等，与民生之自由”，“至于将来社会条件如何成熟，是否需要社会革命，此完全为将来未定之问题，也许为吾人今身之所不克亲见”，故“今后如能做到‘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则将来国共两党也许可以合而为一”。基于此，林彪批评国民党“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强调“中国社会之特点，决不容国内再发生战争，否则，必为全国社会之所反对”。林彪同时指出：“中国地域辽阔，万一内战不能避免，则我回旋之地，绰有余裕，一处不能固守，他处可以防御，平原不能抵抗，山地可以持久，而且我国经济，尚在自给自足时代……我到处可以种棉织布，生产稻麦，虽至山地，亦有包谷可食，故就经济条件言，对于国内党派问题，亦不是用兵所能解决……总之，无论就中国社会、地理、经济与军事各方面而论，皆希望中国从此能统一团结，而不可发生内战。”蒋介石对于林彪的谈话，初则频频点头，而至听到林彪批评国民党有人主张内战时，则一再看手表，明显地不愿再听了。谈话遂就此而止。 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36—242页。

15日，张治中约林彪和周恩来商谈。林彪进一步提出中共中央对于此次谈判的具体要求，即“三停三发两编”（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发饷，发弹，发药；及同意共产党编第十八集团军为三军九师，编新四军为十八集团军之一个军）。张治中当即打断话头，要求共产党方面不要再提老一套，说什么如果真想缓和空气，最好多谈一般原则，不涉及具体问题为好；如果真要解决问题，则必须改变态度，不可片面要求国民党方面让步。

其实，在这时，中共中央为谋求缓和，谈判方针与此前已有较大的不同。它主要包含以下几点：（一）军队可以不扩充；（二）作战区域战后可以有所调整；（三）边区必须合法化；（四）共产党员必须享有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毛泽东显然认为，这一态度将不难为国民党所接受。因此毛泽东在林彪见蒋后仍对亲去与蒋谈判深感兴趣，要求林彪“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毛泽东致恩来转林彪电》，1942年10月25日。

但是，国民党方面在具体谈判条件上，显然比毛泽东这时所估计的要苛刻得多。正如其联络参谋陈宏谟等此时与周恩来、林彪谈话时所表示的，国民党这时认为，两党谈判的中心关键只是在于八路军能否接受命令，听从调遣，而不在于是否承诺战后照皓电要求集中。因此，周恩来等根据各种情报得出如下判断：“蒋及国民党负责诸人（连何应钦、康泽在内）均倾向于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以代替全面军事破裂，可是，第一他们并不急于解决，因为他们认为时间愈长愈好”，时间愈长则我们困难愈多；“第二他们所认识的政治解决，乃是我们听命（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于他们的领导下，决非民主的合作和平等的协商；第三他们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军事为主，而以能否服从调遣变更防地为前提，将一切其他问题归之于不听调遣，便无法改善关系；第四他们决不先提要求……要看我们能做什么让步”。周恩来估计，与蒋介石进一步谈判只能出现以下结果：（一）如不解决具体问题，则目前可在表面上缓和而实际上绝不放松压迫；（二）如愿解决问题，必须我先让步（必须是军事上而且是防地上让步），我将没有具体收获；（三）如我们只作口头上让步（如表示愿听调遣但实际困难一时尚难移动），他们亦照样口惠而实不至；（四）如我们能做某些让步（如广东东江游击队改编，湖北撤退等），他们亦可实行某些让步，但不会实现我们全部要求；（五）如林向蒋始终不提全部要求，口头上表示愿听调遣，申明困难，请求接济，蒋高兴时或可答应给点药品之类；（六）如林向蒋提全部要求，而不提愿听从调遣事，蒋必默默不语，且使关系弄僵，不利于目前形势之缓和。鉴于此，周恩来提议：目前应重在缓和两党关系，重开谈判之门，而不应急于解决问题。在步骤上应先谋缓和，只谈大的原则，不及具体，于见蒋时亦可表示愿听调遣，但说明困难，请求停打并准予接济；于见张（治中）时除要求停打外，说明愿听调遣但有困难，某些防地或可移动，唯必须首先解决许多困难。

10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表示“同意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在二次见蒋后即回延”。显而易见，毛泽东这时最终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同意了周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估计，决定暂时不去见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