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次失去的机会

就在中共中央决定首先力谋缓和，争取重开谈判之门后不久，国民党先是于11月中旬派遣其中央委员郑延卓专赴陕甘宁边区发放赈济款，紧接着又于11月12日至27日召开了五届十次中央全会。会议专门就中共问题通过了特种委员会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公开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今后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割据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能履行（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之宣言，服从政府命令，忠实地实现三民主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793—794页。这种情况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明确认为：“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它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的”。“至于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可以这样做。关于国民党允许给我们以公民应得的权利及自由，我们应表示欢迎，要求实现。”《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次全会问题的指示》，1942年11月29日。

据此，毛泽东主张尽快开始与国民党的正式谈判，并首先向仍在延安的郑延卓透露了中共中央关于具体解决两党关系的主要意见。这就是：边区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军队则请编四军十二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发饷发弹发药”。毛泽东并且称赞蒋介石是全面人才，说国民党大有希望，现在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至于社会主义须条件具备后实行，在中国，它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只会在他们之后，况且共产党人相信三民主义也可以发展到社会主义。12月1日，毛泽东更亲自致函蒋介石，称：“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毛泽东致介石委员长函》，1942年12月1日。

共产党的积极反响，同样颇为国民党方面所重视。在蒋介石通过情报了解到共产党方面的上述态度后，也迅速做出反映。12月16日，蒋介石再度召见周恩来与林彪，说明：统一团结问题，国民党是诚意的，不是政治手段，希望能真团结，大家在政令下工作。为此，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应求解决，并要整个解决，很快地解决，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地零碎地解决。只要他活一天，就决不会让中共吃亏。他相信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而国家是爱惜人才的。但蒋介石在谈话中对于共产党方面所提军队数目，乃至其组成、地区及干部使用等，明显地有不同意见，对于如何解决边区与中央关系问题，也还没有具体办法，而对取消新四军问题则绝不让步。甚至当林彪谈话中提到新四军时，蒋介石竟断然予以制止，称：“你们既然拥护政府、委员长，而又提新四军，在报纸上、文章中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上述表示，周恩来等也开始改变前此估计，试图立即与国民党进行具体谈判了。就在蒋介石与周恩来、林彪等谈话的当天，周恩来即致电中共中央，主张“主动地找张治中谈下列问题”：（一）中共要求合法化，也欢迎国民党至边区和敌后组党办报；（二）军队扩编一定数目，实行统一军制；（三）边区改行政区，人员不动，实行中央法令，华北各省政府改组，并划行政区；（四）作战区域战后重新划分，目前可依情况做适当调整。18日，中共中央复电称：（一）在允许合法化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二）军队要求编四军十二师，新四军在内；（三）边区可改为行政区，人员与地境均不动；（四）黄河以南部队确定战后移至黄河以北，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不能实行移动，此乃完全为事实所限制，绝对无法移动，唯东江部队在适当情况下，目前可加以调整。据此，周恩来与林彪很快拟就与国民党谈判的具体条件，并于24日正式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口头提出，二人同时声明：如果国民党方面认为这些条件可谈，即请委员长指示林师长留此继续谈，如认为相差太远，则请委员长指示他的具体方针交林师长带回延安商量。

周恩来与林彪所提条件内容如下：

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二、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

三、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地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做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48页。

其实，国共之间此时的分歧与以前并无二致，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并未丝毫改变其必欲于事实上取消共产党之军队、政权的目的。所谓对共产党“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不过是在共产党“不组织军队割据地方”，“不破坏统一”的前提之下，并非只要共产党撤离某些地区或将军队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之内。况且，在一党专政的理论薰陶下，相当多数的国民党人对于共产党的存在亦难以忍耐，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上述要求自然只能拒之于千里之外。在国民党军令部研究后经何应钦上报蒋介石的书面意见中，可以看出双方实际上相距是何等之远。对于共产党要求合法化问题，该项意见明确表示反对，声称“如准其取得合法地位，则尔后不但对其公开分子之活动难于防制，即对其潜伏分子之防制，彼亦可于受到清查时立即公开，以取得法律上之保障，且其党既取得合法地位，则不便绝对禁其于前后方各地（尤其是学校），设立机关吸收党员，结果将使防制工作完全失效。”

对于共产党要求编四军十二师问题，该项意见也持反对立场，认为“我如允予考虑，即使将来不再做更多之要求，而名义饷款给予之后，彼在军政上是否即肯收束，在军令上是否即肯听命，殊无把握”，如此“无异多予以几个擅自扩军之工具，一经彼等在沦陷区内加以配置，则此十二个师所分布之地方，将变成十二军区，彼等既有正式国军名义，即可发号司令，并征丁征粮，所有地方合法政府均难以拒绝，且番号既多，扩充更易，其尔后实力将更见扩张”。对于共产党要求承认边区现状问题，该项意见同样表示反对，因据说共产党在陕甘宁所占地区已达二十九个县区之多。

至于共产党所说战后开赴黄河以北问题，该项意见则以该命令“乃系一作战命令，并非分割疆土”为由而不予赞同，断言：“战后军队即须复员，再开往黄河以北有何用处，且此项命令久未遵行，已失时效，应即取消，即使将来分散制裁，更易收效。”前引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23－226页。基于上述，该项意见明确认为：“一、判断林、周等此次所提四项要求，系根据本党宽大政策而来，其目的在对于党政军各方面取得合法地位，不能认为有悔过诚意；二、本党宽大政策之真正作用，应为瓦解中共，绝非培养中共，故林、周所提四项，不能做为商谈基础。”“如须商谈则应以下列原则为基础：（一）中共不应有军队，其军队须由各战区长官各就驻在于战区内者，切实点验编遣整训，并指挥其作战，不得再自立系统及保留变相武装；（二）中共不应在各地方擅立非法政府，其各地非法政治组织须一律取消，由各该省府派员接管，恢复原有行政系统及区划；（三）以上两项办到后，始可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23—226页。该项意见认为：目前情况已与1940年制订《中央提示案》时有较大不同，“当时因国际环境关系，对中共重在羁縻，现则中共绝对不能造反，我如能解决即解决之，如其时机未以，则不妨使其停止于非法地位”，“以期动摇其内部，增加其苦闷，俾便将来解决”。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48—251页。

当然，以上意见在国民党当权者中也并非都认为适当，至少在蒋介石看来，这时仍应有折中的办法。故再三讨论后，国民党对谈判条件的态度又有变动。1943年1月9日，张治中约见周恩来、林彪，称其干部会认为共产党方面所提四项条件与中央希望相距较远，与何、白皓电即《中央提示案》精神也相距较远。会议多数意见主张共产党交出军队，但多数也知道如此目前不能做到，故最后决定仍以《中央提示案》为基础，且正式谈判仍由何、白出面主持。周恩来、林彪当场解释说，四项条件与《中央提示案》精神并无不合者，所谓距离亦仅军队数目与移动时间而已，但张治中表示不能同意。

国民党方面态度如此僵硬，显然出乎共产党人的意料之外，也再度使得双方的谈判陷于困境。周恩来在随后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们答以何、白皓电精神为谈判基础，并非估计他们条件可接近，目前可解决，而是为了更站在有理的地位，不使谈判弄僵，一方面套出他们的具体条件，使林抓住此条件返延，另方面证明不是我们弄僵，而是他们故意为难。”由于看来“目前条件不会接近”，周恩来显然不得不开始计划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此次谈判了。对此，中共中央也自然不能不表示某种程度的赞同。只是，在中共中央2月初给周恩来的复电中，仍旧表示希望能够以自己的让步来使谈判取得进展。为此甚至愿意在军队数目上以减少一两个师来进一步表示诚意。可是，显而易见，这种让步绝不是国民党人所能够接受的。

这样一来，国共此次谈判事实上尚未展开即告失败。随着何应钦前去印度，两党接触也告停顿，国民党特种委员会并且通过决定，在目前情况下原则上不解决问题，一切留待以后解决。故在3月何应钦回到重庆后虽于28日接见了周恩来与林彪，却丝毫不想解决问题，就连周恩来等提出是否以《中央提示案》作为讨论基础的建议，也不置可否。同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50页。双方的商谈一时竟变得完全没有实际意义了。

此后，随着5月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国民党更估计共产党将陷于严重困难，故而更无意于与周恩来等谈判解决种种问题。6月4日，张治中干脆正式通知周恩来：谈判“须搁一搁”。至此，国共两党这次历时将近一年的接洽与谈判又被迫中止了。很难说这不是一次双方协议的机会，只是它被国民党方面轻轻地放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