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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我是个天生浪漫的人。

这也许跟我的天性有关——每个人都有天性，天性有时候是好东西，需要放纵；有时候是坏东西，需要抑制。是吧，小丁同志？我相信你也有天性，比如文学，一个人爱好文学不是后天的，后天只不过根据天性做了一次选择，所以我说你的天性适合从事文学艺术，你内心一定像我一样，充满着许多浪漫的特质，不是吗？当然是。

我的天性就是浪漫，所以它不限于喜好什么文艺门类，即使我当初学习功课，比如说学习建筑吧，我后来可能就是建筑艺术大师，至少也是一个唱着歌、写着诗的高级泥瓦匠。所以，我从事的专业不是文学，不是美术音乐舞蹈之类，是金融，是跟钱打交道的学科，但这个一样没有妨碍我一直做一个相当有情调的人。当然，你可以写文章时，像那些小记者一样，说我是个浪荡的人，放荡的人，而不是浪漫的人。但你可以想象，一个浪荡仔，一个放荡鬼，进入金字塔尖的部分？不要说是正部级，就是谋取一个乡镇长的位置，如果只有浪荡，试试看，能不能当上，当上了能不能顺利干几年？不容易。我自己对自己的认定，就是浪漫嘛。

我60多岁的人了，坐了十几年牢，时光和坎坷把我身上的许多气质消化掉了，但我自认为内心没有变。我也用不着塑造自己是什么人，用不着矫情。我就是这样的，有后悔怎么会自毁前程，但为浪漫而死，死而无憾。我这份天性，这份做派，是是非非当然会多。也许，我不应该在体制内发展，我是体制内的另类，坏了体制内的规矩，所以最终付出了这么大、这么惨的代价。在人生最应该辉煌的年龄段，我成了阶下囚。这个，真不应该是我的结局。

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们从事教学研究，一个是国际贸易专业，一个是外国文学专业。他们是新中国最早的两个面向国际的专业方面的人才，他们是两个极有情趣的知识分子。在朝阳区老公寓楼的一个小套里，两个人把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我小时候，母亲用英文给我念雪莱和泰戈尔的诗，用双语给我解读莎士比亚戏剧。

我稍稍大一些，大概是进入青春期了吧，我母亲有一次看着坐在地板上读书的我，突然打开音乐，说，宝贝，你起来，妈妈跟你跳一支舞。她带我走了几步，我跟不上节奏。我就说，妈妈，你跟爸爸跳一遍，我看看，马上就会的，都不用你带。爸爸正在厨房炒菜，赶紧洗了手，进卧室换上西装，才跟我妈妈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他们那份优雅，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你看，在家里跟妈妈跳一支舞的父亲，放下锅铲，一定要换上西装才登场。那也不是什么舞场，是不到十个平方的小客厅。但他们跳得认真，投入，热情似火。他们对少年的我来说，简直是释放的一道电。我从内心敬重我的父母，爱我的父母，一辈子没有变过，但愿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够听得到我的这番心声。

第一次，我观摩了一遍，在曲子完成之后，我跳起来，跟我的妈妈跳了人生第一支华尔兹。“这是华尔兹，欧洲中世纪在诸多宫廷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贵舞种。”母亲微微地俯下身子，在我的耳边细语道。我闻到她身上清淡的香水味。我为这样的家庭气息而陶醉。

我很快从文学天地，进入舞蹈殿堂，因舞蹈，又进入音乐的世界。我高中的时候能够阅读英语文学原著，世界所有一流的文学大师的作品，我至少读过每个作家的一两部。我喜欢听交响乐，听歌剧，当我的同学陶醉在民歌里的时候，我简直没法忍受，我听到那种不传统、不现代，不质朴又不高雅的曲调，浑身就起鸡皮疙瘩。我的华尔兹跳得棒极了，但是整个学生时代，我几乎没有舞伴，除了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在我们青春的那个70年代，好像很难找到一个贵族舞伴，一个外国文学读友，一个交响乐和歌剧的知音。他们正在扭秧歌，跳忠字舞，正挥着红缨枪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不爱红装爱武装。有什么办法呢？

离开父母进入大学后，才是我真正孤独的开始。所以，别人看我孤独，说我孤傲，讨厌我不合群，看对了，说中了，讨厌得也没错啊。你说，我这样的人，怎么融入他们？一直到今天，虽然我被判刑过，但我走出去，还是华尔兹，还是歌剧，还是普希金、拜伦、海明威，我跳不了广场舞，唱不出《小苹果》，读不了《盗墓笔记》《鬼吹灯》，我跟我们这个年纪的许多老家伙，道不同而不相与谋，本来就是两个星球的人。永远、绝对永远混不到一起去。甚至今天这个时代，穿得花花绿绿的小家伙，我也不欣赏他们。他们打游戏，手机上穷聊，读胡编乱造的网络小说，那些山寨电视节目，一点经典的营养都吸收不进去，一分钟都专注不起来。我认为他们这一代很危险，他们中的有些人不长大脑，从未深度思考过，接触的不过是一些电子碎片，一种垃圾信息产物。我不希望年轻人永远是这样。时代在变，不能把人类文明的优秀内核给抛掉。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基础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厚实，如果在薄弱的框架上放纵低俗，会很快散架，成为空心的壳子，一击就成碎片的。

也许我没资格指点他人，训导时代。但我看得清楚，说的也都是内心的实话。我的这些说法也不新鲜，不独创，还是有些同感之人的。我们是从内心出发，怀着真正的焦虑，在大脑里思考了无数遍才形成，才不由自主把这些别人不一定爱听的话送到嘴边的。相信我，绝不是有口无心，信口开河。

不说这些了，说了，自己和别人都会不舒服吧。

70年代中期，像我这么外语出色的大学毕业生，全国找不到多少。再加上外国文艺的修养，全国更是找不到几个。摆在我面前的机会很多，文化部的一个对外文化交流机构，外交部的北美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中央统战部，大概有十几家中央直属单位来学校要人，每次我都被要人单位的代表挑中。我对中央电视台，那时候还叫作北京电视台呢，有些兴趣。记得一个副台长亲自找我谈，对我的气质和口才赞不绝口，表示只要我愿意，电视台马上可以录用。

这么多单位，我就对这个心动了。电视在那个时代稀有，金贵，神圣，似乎符合我的浪漫理想。但是我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觉得在新闻和文化单位工作，政治上太危险，几句话，一篇文章，就有可能让你的前途完蛋，严重的还会一夜之间成为“反革命”，你潜在的命运危险，多是任由别人来强加，跟你本身没有必然关系，你的专业特点，忒容易授人以柄。我的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一颗浪漫的心，但是不能有浪漫的言行，更不能把浪漫当作事业来做，当作职业来做。况且，我大学学的是财务啊，这种专业的选择显然是我父母对我人生的一种理性规划。他们说得对，浪漫不是用来做事业的，是用来美化内心的，用来点燃生活的。然而，我只听进了一半，做对了一半。

什么意思？后来我选择了不浪漫的事业，却又把事业成果做成了浪漫，进而毁了事业。所以，不听长者言，吃亏到跟前。

按照父母的意愿，我选择了一家央属金融单位。在那里上班不到一年，我就被派往欧洲的英国、丹麦等地学习外汇金融业务，先后被安排到负责代培的米兰、标准麦加利、巴克莱等著名银行做实习代理员。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我成为个数极少的，具备了国际金融眼界和业务能力的专业人才。

实习期满后，单位没有安排我立即回国，而是直接把我派往中国金融在美国纽约的分支机构工作。我记得跟我同时派往纽约的同事，在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在玻璃大厦森林中，在澎湃的汽车声浪中，这座世界时尚之都，金融之都，让他们一时手足无措，自卑万分。而我，仿佛回到了就是自己本来的世界里一样，闲庭信步啊。我那样的淡定和风度，使得同事们无法不刮目相看，都风传我是中央首长的公子。那时候很多首长子女都改名换姓，插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读书，然后像普通人一样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日出而出，日夕而息。真首长的孩子许多就这样淹没在普通平凡人之中，不为人知。可我，真的不是名门之后啊。话说回来，如果我真的是首长的孩子，恐怕我的学养和气质，也无法让我淹没在平凡中。

我穿梭在大纽约，如鱼得水，很快展现了出众的才华，熟练掌握了全套外汇业务，在黄金交易和外汇的研究上尤为突出。我常常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用流利的英语发表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观点，放大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在该项业务中的国际声音，引起国内外同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社交派对中，我经常用亚洲视角评论欧美文化；又假设欧美视角，发现和体恤亚太文化。每次，我做报告，不是从经济出发说经济，不是从金融出发论金融，我用文化视角，用文化判断，我有我独特的推论方法。我是生动的，独见的，我在世界艺术方面的学养，帮我建立起一种形象，不同于那些常见的玩弄金钱的势利面孔。这使我的沟通有了利器，我从中国人，甚至亚洲人这个领域的群体中脱颖而出，我也因此交到了许多欧美国家精英阶层的朋友。

应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即将到来的时候，我的身上已经具备了可以与西方融会贯通的气质风度和学识水平。我正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炙手可热的稀缺人才。当我与祖国一起迈进80年代时，一个锦绣灿烂的人生机遇大踏步向我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