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革命万岁”

留守中央再试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严厉批评，斥为“新的右倾” / 国际来信：任何以为中国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看法都是危险的 / 托派隐现党内，中共中央警告，凡小组织活动必予制裁 / 李立三：朱毛红军应占领一座城市以反对国民党进攻中东铁路 / 中共中央：坚决与远东局一贯的右倾路线“斗争到底” / 李立三：“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 / 城市中心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头脑 / 中共中央：为对革命负责，对国际负责，不能接受远东局的提议 / 中共中央：“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应出兵中国北方 / 中共成立暴动总行委并电告共产国际：“你们不理解具体形势” / 斯大林：“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 / 临时小组：“党中央领导已经垮台”，必须把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去 / 米夫：王明等留苏学生才是“最出色和最有才华的领导人”

……

国际来信：任何以为中国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看法都是危险的

9月初，中共六大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回到国内，开始工作，留守中央不复存在。新中央理所当然地重新回到彻底革命的立场上来，连策略手法也一概加以否定，认为那是“迁就落后群众的”。在新中央看来，要真正把群众从国民党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下争取过来，就必须坚决地提出最鲜明而且最彻底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战斗口号，丝毫也不要拐弯抹角，尤其“不应采取‘统一战线’的口号”，不应反日不反其他帝国主义和假反帝的国民党及各种改良主义派别，因为那样等于“跟着资产阶级于不知不觉中做了美帝国主义在华发展的工具”，“使革命的反帝运动变成了反革命的作用”《中央通告第三号》，1928年9月18日；《中央通告第二十号》，1928年11月3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723-746页。

1928年底，国民党二次北伐已经胜利完成，奉系军队战败退出关外。因日本军人制造皇姑屯事件，暗杀了张作霖，其子张学良毅然宣布易帜，归顺了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在历经20余年四分五裂、南北对抗之后，第一次再度实现了统一的局面。但是，国民党在征服各地军阀时所采取的主要是分化收买、封官加爵的办法，因此只有直系、皖系和江浙系军阀等不复存在，其他割据各省或特定地区的各大军事集团，如张学良之奉系、冯玉祥之西北军、阎锡山之晋军、李宗仁之桂系，包括西南各省军阀盘踞的局面等，实际上依然如故，有的力量还因为大量并吞地方小军阀而更加膨胀。故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内部仍是派系林立，互不相下。1929年，南京政府以理财整军名义想要对各实力派所属军队进行编遣，即因利益分配不均，再度引发军事冲突。

中国政治的这种混乱局面，恰恰正是中共所乐见，并视之为革命高潮必然要迅速到来和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必然无法稳固其统治的一种证明。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不可改变的。他们相信，中国问题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争夺。特别是英、美、日三大国之间的争夺，已经达到“只能靠战争来解决”的程度。就世界范围而言，英美矛盾已成为“全世界冲突的中心”；而就远东及太平洋地区而言，则日美冲突已“表现出他是太平洋未来大战的根源”和“各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中矛盾的中心”。中国目前的反日运动，实际上就是英、美为阻止日本的急剧扩张企图而推动的。英国同时也担心美国利用中国资产阶级以其强大的财政资本垄断中国，故它又不能不与日本暗中勾结，共同扶助中国南北之买办豪绅地主阶级“共同对美”。因此，他们认为：“桂系军阀买办豪绅西山会议派”，是“在英帝国主义的怀抱中”；奉系张学良以及冯玉祥、阎锡山两军阀，正在日本帝国主义“挟制”之中；中国资产阶级蒋系军阀的背后，则是美帝国主义。他们断言，英、美、日帝国主义目前还处于相持的局面，一旦这一相持局面被打破，则不仅国民党各派要爆发战争，帝国主义也“终必出于武力之一途”，“靠着战争来解决问题”。只要战争爆发，就是共产党人“一个发展革命最好的环境”《中央通告第二十号》，1928年11月3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723-740页。

把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革命的势力由于争斗和内讧而引起的一切战争，看成革命高潮到来的重要证明和暴动夺权的关键时机，这是自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几乎所有共产党人都确信不移的一种观念。而1928年7月至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更进一步从理论上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认识。大会通过的文件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问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已经经过了“严重危机”的“第一时期”和“局部稳定”的“第二时期”，开始进入“导致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瓦解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的“第三时期”。说这个时期必然是充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大规模的阶级搏斗的时期”，从而也必定会成为“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最终“把一切国际革命力量推动起来，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到来。《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1928年8月29日；《共产国际纲领》，1928年9月1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45-457页。

根据这样一种推断，共产国际六大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任务也很明确，即党应该在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准备并实行武装起义，以之作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推翻帝国主义、地主及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即国民党政权的唯一手段”《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提纲》，1928年9月1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第458-469页。当然，它也并没有马上改变此前对中国形势的估计，还是强调了“积蓄群众力量”的问题。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第573页。而既要准备并实行武装起义，又要着重积蓄力量，这种两面的要求只能让中共中央更加相信暴动的时机正在到来，关键只是在于赶快让工农兵士群众在无产阶级正确政策坚强的领导之下，“广大的斗争起来”《中央通告第二十号》，1928年11月3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732-733页。但是，中共中央所面临的具体形势，似乎并不能印证这一点。

自1927-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事实上取得了统治地位之后，尽管国民党及军阀内部仍旧争吵不休，但国家至少在形式上统一起来了，这使得社会上大批中间群众迅速对国家的和平与统一寄予了强烈的期望，因而也越来越多地寄希望于通过和平改良与合法斗争的方式，来求得国家政治的稳定与民族经济的复兴。国内民众中的革命情绪迅速退潮了。

一方面，按照共产国际六大的观点，世界上“战争与革命的时期”随时可能降临；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似乎正在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辟道路。这种情况对于一心指望乘国内动乱以武装暴动迅速取得胜利的共产党人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情。而中共中央最担心的是，南京国民党人“与我们理论上差不多，但政纲则不同”，这很容易在群众中造成严重的混淆，并使中共的宣传失去效力。因此，它不能不再三告诫说，南京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目前争夺广大群众最严重的敌人”《中央通告第三十号》，1929年2月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44-53页。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并且发表文章宣称：“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势力的增长”，以及欧战以来“一贯”“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的“美帝国主义势力的增长，尤其是他的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的扩大，必须予以严重的注意!”因为“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完全看我们能否很快的克服这个改良主义的影响来决定”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1929年3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657、665页。

当然，此时群众中和平改良情绪的增长，也使中共中央深感革命主观力量的薄弱，因而对敌我力量的对比及形势的估计颇不乐观。以至当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重新演化为一轮新的内战之初，中共中央不仅没有发出进攻的讯号，而且还明确告诫全党：“军阀战争的本身，并不就是革命的高潮”，“他只是造成革命高潮的客观上可能条件(统治阶级的破裂与工农的痛苦加深)之一”。“革命高潮是要依靠着群众的组织力量，觉悟力量与斗争的勇气，尤其是我们党在广大群众中的领导力量”。“群众自己没有组织与斗争的力量，即使发生战争……对于革命运动仍然失却了客观上帮助的意义，反而更增加民众的痛苦与压迫”《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1929年3月1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71-77页。

但是，相信南京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将日渐巩固，全面战争和动乱的时机未必能很快到来，这不仅意味着革命高潮暂时还没有到来的可能，而且难免会使相当一部分革命者逐渐对革命的前途发生动摇。有人甚至得出这样的认识，说既然“蒋桂系的战争是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那么当然“也就是民主势力反封建势力的战争，并且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之这次战争在客观上是有革命的意义”《中央通告第三十四号》，1929年4月1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110-125页。虽然这样看问题的人还只是极少数，但过多地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趋势，强调它对国家统一、和平改良、经济发展的重视和作用，过多地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政策的区别，客观上势必使越来越多的人会这样去认识问题。

显而易见，在国民党基本完成统一中国的战争之后，共产党人之间围绕着形势估计问题不可避免地开始出现了种种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极大的困惑。因为事情很简单，如果中国真的在南京国民党人的领导下能够逐步走上普鲁士式的，或土耳其式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道路，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共产党就没有暴动夺权的任何可能性了。面对这种情况，斯大林不能不直接出面加以纠正了。因为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等苏共最高领导人看来，承认资本主义有恢复和发展的可能的倾向存在，对于一个必须要领导群众进行夺权斗争的革命党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就“中国革命形势、前途和目前任务”发出了致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该信至3月下旬才送交到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称此信“于四月才收到”，但实际上中央政治局3月26日已开会讨论，因此收到时间应为3月下旬。信中明确提出，那种“以为在中国，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健全’底纪元，已经开辟政治经济和平发展底道路”的右倾危险，“特别严重”。这是“因为国民党的统治阶级用尽一切方法来扩大他在小资产阶级以及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如“公布一些社会改良的条例（部分的减少工作时间，分配红利等等）”，同时资产阶级各派一直“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幻想的空气，以为国民党的左派领袖还希望反对封建地主与军阀以及保持民族自由而反对帝国主义”。

来信断言：“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解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基本问题，并且也不能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一切关于中国有基玛尔式的发展之可能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空谈。”它们充其量只是“用表面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来遮盖着它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孝顺，替帝国主义开辟道路，来使中国遭受殖民地地位的束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好，各派军阀也好，他们统统不过是帝国主义“内部斗争的现成工具”，夸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统一中国和打击豪绅地主买办阶级方面的作用，是完全错误的。同样，帝国主义的政策也是一样的，包括美国在内，它们都是要加紧“对中国的殖民制度的束缚”，所区别的只是侵略方法罢了。因此，“统一中国与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是和土地革命及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密切联系着，分割不开的”三大革命任务，“只有革命高潮中涌出来的工农专政政府”，才能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形势、前途和目前任务的信》，1929年2月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606-615页。

托派隐现党内，中共中央警告，凡小组织活动必予制裁

共产国际在批评中共“左”倾盲动主义的同时，又特别来信批评中共党内的右倾危险，是和这个时候苏共广泛开展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有关的。按照托洛茨基派的观点，中国目前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阶段，已经没有了革命形势，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势将逐渐趋于稳定，经济生产也必然日趋复兴，若“没有意外因素来干涉，革命、暴动、苏维埃是谈不上的”。因此，他们主张，在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模仿俄国党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策略，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动员和组织群众来参加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在革命形势降临之际，像俄国十月革命一样，直接把革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顺带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见《郑超麟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6年版，第224-225页。

不难看出，过分强调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可能性，过分重视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它对某些帝国主义的反对态度，包括认定南京政府已经并且可能会稳固地占据统治地位，就难免会得出与托洛茨基一样的观点。这无疑也是莫斯科这时极为担心的一个问题。

1929年，托洛茨基的观点通过回国的留苏学生，已经对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共内部，托派小组织迅速产生，甚至党的前总书记陈独秀及政治局委员彭述之等，也逐渐接受并开始赞同起托洛茨基的观点来。

7月中旬，陈独秀即给中共中央去信，明确表示不同意共产国际来信指示的精神，并且批评中共中央接受国际训令的通告“是帮助蒋介石的宣言”。

8月5日，他系统提出了类似于托洛茨基的看法，宣称中共中央有一条“系统的在政治工作上组织上一贯的错误路线”。其关键就在于，中共中央至今“不了解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阶级的政治联盟”，不知道大革命失败后，“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为领导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不仅帝国主义施以“让步与帮助”，而且封建残余也“受了最后打击”，“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因此，他认为，当前国民党内部之军事的政治的冲突，“都是资产阶级新政权之内部冲突，而和国民党从前对北方封建军阀战争有不同的性质”，决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反对豪绅地主买办阶级的战争。不论他们之间“哪个是纯资产阶级的，哪个是带封建性的”，都毫无进步性可言，“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脚点上，对于他们之间已经不能有不同的战略”《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8月5日，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76-385页。

对于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中共中央直到6月中旬左右才开始发现。这时，已有十几名党员组成“中国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小组织，秘密出版了四期《我们的话》，专门翻译介绍托洛茨基的文章和着作。他们多半确信，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民主革命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问题了。因此，他们力主应该改组中共中央以便改变党的整个路线。陈独秀这时并不完全赞同反对派的主张，甚至明确表示反对在党内组织小组织，强调党内不同意见应以民主的方式在党报公开讨论，“以便形成多数意见之一致”同上，第383-385页。

严格地说，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当时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存在这样的争论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列宁就是在不断的辩论与批判中形成自己的力量的。然而，这种情况在俄国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列宁去世以后，已经逐渐变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托洛茨基等人被整肃，更是宣告了一言堂制度的正式形成。要围绕着党的方针政策展开内部的讨论，即使在中国，无疑也是不可能的了。

早在1927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成员已被苏共中央开除出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9-420页。苏联当局并且于1928年1月17日把托洛茨基强行逮捕，按照俄国沙皇时代的惩罚办法，把他押送到靠近中国边境的阿拉木图进行政治流放。到1929年2月，托洛茨基干脆被宣布为“犯有组织非法的反苏维埃的党派，策划反革命活动的罪行”，“准备武装暴动”，意图“颠覆苏维埃政权”，被苏联政府驱逐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去了。见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中共中央当然要执行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号召其他各国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反对在它们队伍中建立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任何企图”的决议。见《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第138页。而且，基于必须高度集权，因而要将党内一切可能的派别倾向都消灭在萌芽之中的考虑。还在1928年8月13日，它实际上就已经发出了警告，要求全体党员必须“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它声称，任何同志“在其理论之某一部分与托洛斯基主义相似”，则“必须公开承认托洛斯基反对派的整个纲领与活动是错误的，是做成了反革命的工具”；任何同志“有反对派的思想宣传”及“小组织的秘密活动”，均须“自觉地向党声明退出这一组织，并承认其错误”，否则“必须予以严重的制裁以至开除出党”《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1929年8月13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342-357页。

其实，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这种强硬态度，也并不意味着中共中央开始试图禁止任何独立见解。从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所通过的文件可以看出，他们甚至也没有完全放弃他们此前关于当前国民党内部冲突具有资产阶级反对豪绅地主阶级性质，以及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与英、日帝国主义有不同策略，它必然要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看法。《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29年6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179-212页。因为这种情况，他们甚至同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负责协助中共中央工作的远东局负责人发生了意见分歧。但是，中东铁路事件的发生将这一争论拖延了下来。

李立三：朱毛红军应占领一座城市以反对国民党进攻中东铁路

1929年春，随着南京政府开始推行“革命外交”政策，分别与列强各国政府谈判修订不平等条约，以最大限度改变中国在对外关系问题上的不平等地位。这种情况直接刺激了张学良和东北当局的一些负责的官员。因为中国东北三省，特别是北满地区，根据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9月24日张作霖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政府之协定》，沙俄当年出资修建的用于接通苏联西伯利亚铁路的从满洲里延伸到中国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所有权益中苏各半，并共同管理。由于双方隔阂甚深，冲突不断，因此东北方面早就有了利用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强行收回中东铁路主权的想法。因此，南京政府“革命外交”政策推行起来以后，张学良也很快策划了夺取中东铁路的一系列行动。

5月27日，张学良的军队对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的苏联领事馆进行了突然袭击，并在强行搜查后逮捕了数十名苏联侨民，声称这些人正在密谋鼓动满洲革命，说起获了大量犯罪文件。6月初，他们又逮捕了苏联领事馆的官员和中东铁路的苏联董事。见《远东国际关系史》，下册，第726页。7月10日，他们更进一步全面夺取了中东路的电报、电话系统，封闭了苏联的各种经营管理机关，逮捕了200余名苏方铁路员工，强行接管了铁路。同时，东北当局还强行把苏联方面的铁路局长及副局长等驱逐出境。见《外交史》，第三卷(下)，第718页：并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08-211、213-214页。这一事件，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中苏两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激烈冲突。

战乱尚未停止，内部矛盾重重的国民党政府，敢于公然向苏联挑衅，这只能被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看成是其背后帝国主义调唆的结果。苏联方面迅速开始作出反应，甚至征调当时还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共学生及干部前往中苏边境苏联一侧，准备参与针对张学良东北军的军事行动。

7月21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向中共中央代表通报了这一事件的发生情况，明确认为这是整个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的一部分。说它不仅直接损害海参崴的战略地位，影响外蒙古的安定，而且也威胁了苏联远东的安全。尽管由于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内部瓜分苏联的计划尚未商妥，使帝国主义发动反苏战争还面临严重困难，但战争的爆发“是决不可避免的，而且一天天地迫近”。为此，他要求中共根据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任务和当前局势，立即开展“拥护苏联”和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的宣传，特别要在八一反帝日掀起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大示威。

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8月1日，当成共产国际动员各国群众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检阅自己力量的示威日，这是共产国际六大以后才决定下来的。而在苏联利益遭受威胁情况下各国共产党应采取的立场，六大也有了明文规定。这就是，对苏联构成战争威胁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应毫不犹豫地“促使本国政府在这一战争中失败”，“不要让资产阶级以叛国罪名把自己吓唬住”，因为只有苏联才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祖国。见《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第54-58页。毫无疑问，这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

7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全面动员，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并组织“八一”示威。尽管共产国际代表否定了李立三提出的命令朱毛红军占领一座重要城市，举行大示威发宣言的建议，但与会者仍旧决定公开提出“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并在一系列通告、宣言、告同志书中，公开号召“变反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1929年7月2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385-388页。中共中央并且断言：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之日，就是世界革命爆发之时，它必然“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中央通告第四十二号》，1929年7月24日。

还在7月15日，中共中央就在上海组织了总行动委员会(简称总行委)，并由罗登贤、李立三、李维汉三人组成了主席团。22日，中共中央又进一步联合反帝、青年反帝及东方反帝三个同盟共30多个进步团体，组成反帝大同盟，召开了代表会议，力图通过它来领导八一大示威，并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同时，它还决定26日先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口号下进行一次大演习。但是，26日当天，中共中央总行委只组织了数百人的游行，而国民党29日却组织了上万人的反苏大会。到8月1日，中共组织起来的示威群众总共也不过一两千人。由于没有集中行动，各区受影响围观集会者虽有近万人，但亦未形成大的声势，罢工的发动则更是完全失败。

对于中共中央的行动，共产国际是比较满意的，但中共党内明显存在不同意见。陈独秀首先于7月28日致信中共中央，率直地批评中共中央“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不了解国民党在“拥护中国”、“拥护民族利益”的口号下宣传收回中东路问题，“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要真正争取群众，宣传口号上必须讲求策略。《陈独秀1929年7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74-376页。

不用说，中共中央激烈反驳了陈独秀的来信，指责陈的主张是“降低我们的口号，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是试图“如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中央复陈独秀的信》，1929年8月3日。对此，陈独秀也毫不妥协，愤然责备中共中央“只是拿几个原则机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义蛮干”，完全不懂得对于阶级斗争中“夹杂的民族问题”，必须“予以特别的戒心和注意”，盲目以为“广大群众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以至“老是拿夸大的言词欺骗同志”，把群众发动不起来的原因完全归之于客观，这仍旧“是你们简单化和纯任主观不看事实”，即“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陈独秀1929年8月1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86-390页。

不论陈独秀此时关于中东路问题的意见是否更加合理，都已经毫无意义了。中共中央几乎不可能接受一个被共产国际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前总书记的质疑。更何况，陈独秀8月5日致中共中央的信，明显反映出托洛茨基的主要观点，提出了中央的路线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被中共中央视为党内反对派的代言人了。中共中央为此尖锐地批评陈独秀是“以托洛斯基主义来掩饰机会主义的错误，完全离开中共六次大会以至国际的路线，并以许多挑拨的言辞来制造党内的纠纷”。它甚至开始怀疑陈独秀已有小组织的活动和分裂党的阴谋了。

9月底，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约见陈独秀，指出陈独秀作为党员应当遵守六大决议，只有在革命失败后、大会召开前，或中央违反了阶级利益时，才能讨论原则问题。同时，他严厉批评了陈独秀把给中共中央不同意见的信件在同志中传看的做法，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远东局随后召开会议，建议中共中央就陈独秀的来信形成决议，连同来信下发支部讨论，告诫陈停止小组织活动，并强行分配其工作。

10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接受远东局的建议，随后于15日做出了要求“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1929年10月15日，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70-374页。仅仅几天之后，因为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关于反右倾、反调和的新决议，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态度突然变得异常严厉。因为中共党内相当多的中央领导人都曾经是陈独秀的学生或下属，面对共产国际要求坚决反右倾、反调和的新方针后，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右倾如陈独秀者，无论如何不应进一步迁就调和。于是，中共中央20日作出决定，将陈独秀开除出党。紧接着，江苏省委于21日首先通过开除彭述之等四人的决议。《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决议》，《红旗》第52期，1929年10月21日。11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批准江苏省委决定，并公开了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929年11月15日，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91-393页。在发给下级支部的有关文件中，中共中央严厉谴责陈独秀关于中东路及政治问题的信件“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和“一小撮托洛茨基反对派立场的大暴露”《评陈独秀的信件》，1929年11月18日。

中共中央：坚决与远东局一贯的右倾路线“斗争到底”

中东路问题，因苏联坚持强硬态度，不接受张学良和东北当局的单方面措施，双方于7月底开始陷入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随着苏方调集的部队陆续抵达中苏、中蒙边境苏联一侧，苏军接连几次深入中国东北境内，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实施打击。到11月底，东北满洲里、海拉尔等重镇相继失陷，东北军上万人被歼。张学良无力再与苏联对抗，最终不得不示弱求和，主动表示愿意遵守中苏1924年协定，恢复中东路原状，双方就此开始谈判。

中东路事件开始降温，但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反右倾、反调和、反取消派指示精神的压力下，反而进一步推进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和行动。它宣称“只有取消主义者陈独秀们”，“才认为苏联与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经减轻了甚至没有了进攻苏联的危险”，才看不出现在新的革命浪潮“要更快的成熟为世界的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1929年12月2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593-602页。在它看来，“最近几日形势的发展”，不是显示国民党方面已经无力挑战苏联了，反而是说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说明“武装保卫苏联已经不单是宣传时期，而且要进到动员群众马上要执行这一任务的时期”；说明“它与党之争取群众反对军阀战争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已成为不可分离的路线，而且更加重了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中央通告第六十号》，1929年12月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561-576页。因此，它并且为此发指示给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四军，声称：党必须“更要加紧发动群众斗争走上武装斗争，会合工农一切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12月10日。

严格地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并没有对整个形势的发展作出较此前更为脱离实际的分析，特别是在对中国革命形势及策略任务的估计上，它仍旧在继续中共六大及共产国际六大的认识。共产国际新的领导人莫洛托夫和米夫这时都认为：“目前谈论在中国出现新的革命高潮问题，还为时过早。”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2），第42、51页。但是，因为这次执委会是旨在解除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的职务，并清除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影响的，因此才有了要求各国党坚决反对一切“右倾观点”、“取消派分子”、“调和派分子”，以至所谓“目前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各国共产党落后于群众革命运动发展速度的危险(尾巴主义)”见《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第157-158、160、192页。的宣传。由于这时的中共中央刚好是在布哈林具体指导下刚刚成立起来的，工作了才不过一年多时间，因此它对这次会议的要求不免会表现得格外敏感，极力想要划清与布哈林的关系。从开除陈独秀到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宣传升温，都反映出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

中共中央生怕被指责为右倾，而极力向左，也有此前种种认识偏差方面的原因。检查起来，都可能被扣上右倾、调和，甚至是取消主义的大帽子。

如1928年底至1929年初，中共中央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豪绅地主买办阶级矛盾的看法，和对美帝国主义作用及政策的看法，和共产国际的观点相比，就存在着右倾的倾向。共产国际2月8日来信，就曾明确提出过批评。

同样，六大之后，根据1928年六大关于“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主张，中共中央曾着重强调富农的资本主义性质和“受军阀豪绅地主的压迫”的情况，决定“吸引富农到革命战线之内来”《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1929年2月3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17-22页。不料，进入1929年，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变化了，它们对中国富农的看法也变得很极端，认定中国的富农多半“都是小地主”，批评中共中央在富农政策上犯了错误。《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1929年6月7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688-699页。对此，中共中央甚至一度还没有根本转变态度。在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周恩来就富农问题与远东局代表谈话时，他们仍旧认为反对富农而不顾其中带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愿意参加革命与否，“是要发生毛病的”。

与此同时，在黄色工会与赤色工会的关系问题上，中共中央过去始终认为“要以赤色工会在黄色工会中起党团作用则是不可能的”，说“黄色工会是有群众有下层组织的，不好再有秘密工会的组织”。而且对于黄色工会，也只应当全力去夺取，而不应当另立工会，以免造成工人群众的分裂、对立，或出现统一战线问题。这种态度也遭到过共产国际的激烈批评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2），第36-38、59-60、66-67、70-74页；《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共在职工会里工作问题的决议》，1929年8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744-748页。，从而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在客观上“取消赤色工会组织发展”的“不可否认的错误”《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1929年12月1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576-592页。

不难了解，这些接二连三的带有某种右倾倾向的“错误”，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反右倾、反调和、反取消派的决议结合在一起，将会在这些中共领导人内心造成怎样的一种心理压力。它们会直接推动中共中央进一步向左转，毫不奇怪。

1929年12月初，远东局就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问题通过的一个决议，并将该决议的副本送交给中共中央。该决议除谈到远东局对全会决议的态度外，还特别指出中共中央在三个问题上犯有右倾错误，即富农问题、赤色工会问题，以及同国民党广西省主席俞作柏的关系问题。由于俞作柏、李明瑞等与蒋介石等存在尖锐矛盾，并同情共产党，中共广西特委曾试图与其结盟，李立三甚至曾经考虑吸收俞作柏入党。由于共产国际视俞作柏为国民党改组派左翼，故对此表示反对。后中共中央改变态度，要求广西特委反对改组派及俞作柏，广西党代会亦就此通过了决议。在九个月之久的共同工作远东局受命作为代表团来中国上海帮助工作，是1929年2月底。中，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固然在一些问题上发生过争论和分歧，但远东局从未私下或公开指出过中共中央犯有右倾错误。如今远东局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突出强调反右倾、反调和倾向的时刻，向共产国际指控中共中央犯有右倾错误，这不能不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深受震动。联系到中共中央正极力想要与布哈林划清界限，并担心此前所犯的各种“错误”发酵，可想而知它会作出怎样激烈的反应。

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远东局决议。与会者一致认为，远东局避开中共中央始终坚持反右倾的正确立场和工作方针不谈，抓住个别道听途说或早已纠正，并且有历史原因的枝节问题夸大其词，上告国际，不仅徒增纠纷，而且可能严重损害中共中央的威信和工作，便利取消派的攻击。与会者明确要求远东局立即修改决议，否则，他们宣称，中共中央有必要派人到共产国际去进行争论。他们并且反戈一击，指责远东局恰恰有一条“一贯的右倾路线”。他们一条条举证指出，远东局曾经不同意说中国党内目前最严重的是右倾危险；曾经试图取消游击战争；曾经认为英、美有相互勾结以稳定南京政府的可能；曾经怀疑陈独秀是否有变为反对派的危险，甚至决议中最后还对陈独秀能否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的问题抱有幻想，说这些都清楚地证明了远东局的右倾倾向才是严重的。

12月10日-17日，双方接连召开了三次联席会议，围绕着相互之间的指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争论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相反，双方关系中的一些弱点充分暴露了出来。远东局代表奥斯丁颇有些傲慢地教训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共产国际代表应当“规矩一点儿”，罗伯特斯则断言中共中央只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才“进行了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在其他问题上“是很糊涂的”。这意味着远东局不仅不打算修改自己的决议，而且根本就看不起中共中央的领导能力。然而，由于共产国际规定远东局同中共中央的关系并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帮助工作和代表国际具体指导的关系，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也颇不客气，一再指责远东局“是一贯的右倾路线”，并扬言要“坚决的与之斗争到底”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第249-267、294-305页。

李立三：“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

1929年12月3日，张学良在苏联的军事压力下，被迫派代表在双城子与苏联签订了和平草约。22日，由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代表与苏联代表在伯力签订了有关中东路等问题的议定书，全部接受了苏联方面提出的条件，基本恢复了中东铁路原来的情形。至此，由中东路事件引起的中苏冲突告一段落。中共中央关于反苏战争“马上就要爆发”的估计，自然也无从实现了。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共中央对国内革命形势的估计以及加速罢工、兵变、暴动等工作的布置，会因此变得实事求是一些。恰恰相反，由于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反右倾的压力，再加上远东局的指责，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针反而变得愈加激进了。

12月下旬，中共中央又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来信。来信详细地分析了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国民党各派的反动本质，尖锐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右派”，亦即陈独秀的“取消派”，把从国民党内部分裂出来的某些派别与武汉政府时期的政治派别进行比拟，是“机会主义的公开的露骨的表现”。要求“党应当执行无情的斗争，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政纲”，因为它否认正在生长的革命浪潮，甚至否认使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客观上的前提。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791-799页。

中共中央于1929年底和1930年1月两度讨论了国际来信，并通过决议表示接受。它明显对来信所称“全国危机和革命高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的形势判断表示拥护。因为这使他们更加相信，加紧进行暴动工作的部署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也成为中共中央用来“证明远东局的错误”的一个重要理由，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国际对自己的总的路线和总的部署，实际上是同意的，并没有丝毫的否定和批评。

坦率地说，共产国际1929年12月底的这次来信，还不能看成是莫斯科大幅度政治升温的标志。事实上，来信所强调的依然还是“准备群众”的方针。与前不同的只是，它注意到中国党在五卅、八一等斗争日里，已经能够发动成千的工人群众进行“革命的游行示威和罢工”了，从而相信中国的工人运动开始“复兴”，说中国革命高潮的发展有了“最可靠、最主要的征候”，可以把“准备群众”的方针向前推进一步了。但是，像它历来的做法一样，它同时也仍旧告诫说：“共产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影响，以及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依然落后于不断增长的群众的不满情绪、积聚的革命热情和自发的运动。”“党没有解决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的任务”，“对工人群众的影响软弱无力”，这不能不成为革命斗争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的危险”《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192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实际收到来信已到12月底），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791-799页。考虑到共产国际对城市工人运动的重视程度，这种警告其实还是值得注意的。

1929年底至1930年初的中国工人运动，特别是上海工人运动，的确给人以某种复兴的感觉。工人斗争十分踊跃，罢工怠工此起彼伏，斗争内容及形式也多种多样，共产党人在上海已能够深入到各个主要工厂中，并分别组织起大约2000人的赤色工会会员或纠察队队员，能够发动起上千人的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但是，在其他城市或工矿企业几乎没有赤色工会的组织。中共中央对此也很清楚，知道“现在的赤色工会薄弱到极点”，人数最多的赤色工会也不过百人左右，中共领导的上海电车工会人数较多，总共也只有30多人，其他赤色工会最少的只有几个人。相比之下，国民党领导的各种“黄色工会”下面却有大批群众。因此，在1929年底讨论国际来信时，他们还不能不承认：“赤色工会数量微弱，黄色工会的影响还大”，“目前主观力量跟不上客观发展”参见《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1930年1月1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第1-13页。而为了避免引起党内同志对来信中的形势估计发生误解，他们甚至决定将来信中“高潮”一词译为“浪潮”，避免下级组织发生过分的估计。

然而，上述情况丝毫不会改变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在它看来，客观的革命形势实际上已经接近成熟了，关键仅仅在于主观力量还准备不足。问题在于，一旦客观的革命高潮迅速到来，难道可以等待主观力量成熟而听任直接革命的形势从眼前白白溜掉吗?

1930年2月，蒋冯阎中原大战逐渐揭开帷幕，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以及桂系李宗仁、粤军张发奎等，公开与冯玉祥、阎锡山携手，发动反蒋战争。一场大规模的军阀混战瞬间就在全国展开了。

向忠发和中共中央电报中所描述的大好“形势”，明显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不仅红军并未攻占其电报上所说的这许多城市，且长沙也是乘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参加中原大战，城内空虚夺占的，几天后就因为何键回援而放弃了。而城市暴动最需要的工人武装和军队工作，这时也并无多少基础。中共在武汉国民党军队中并无工作，在南京也仅有几个支部在驻军中活动，甚至中共中央宣称暴动形势最为成熟的武汉，也“仅有同志四十人”《中央给长江局的信》，1930年8月1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第247-249页。

很难说中共中央领导人完全不了解这些情况，至少在8月10日前他们已经得知了武汉和长沙的情况。《中央给长江局的信》，1930年8月1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第247-249页。但这丝毫不能阻止他们继续作出极端盲目的部署。

8月14日，中共总行委发出时局宣言，公开宣称“革命的国内战争已经开始了”，故而号召人民群众“准备全中国的武装暴动”。同时，它还明确指示红五军“反攻长沙”，“扑灭何键”，“迅占岳州，向武汉进迫”；红二、六军进攻沙市、宜昌，必要时可直取汉阳；红一军则“切断京汉线，进攻武汉”；红三、四军拿下南昌并九江后，亦汇合红八军进逼武汉。命令武汉党组织应“猛烈的扩大组织”，“十倍努力扩大”工人运动，准备“敌人忙于应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1930年8月1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第250-265页。

……

斯大林：“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

从今天可以看到的文献可知，还在1930年8月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就曾有过一份电报，明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必须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下达的指示：进一步开展群众性战斗，从组织上加强党，千方百计巩固苏区，为红军创建一个或几个据点”等。从电报内容可知，共产国际这时还不十分清楚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及其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的考虑”，不清楚中共中央目前的“确切决定及其理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8月9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289页。

12日，远东局的罗伯特斯从武汉发来报告，因为电讯条件有限，电报内容十分简略。粗略可以了解的只是：武汉地区形势不稳，但没有发生任何大规模的罢工和群众性示威游行，目前情况下不存在暴动条件。工人群众中虽有战斗情绪，但中共尚未加以领导。当地中共的领导人认为，只有暴动才可能促成群众运动的形成。因此，远东局仍旧无法说服中共中央，他们仍旧坚持要举行暴动，并要求莫斯科迅速作出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0年8月12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299页。

直到13日，我们才看到斯大林对中共中央的要求作出了明确的反应。他在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愤怒地写道：“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的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建立苏维埃政府就是实行暴动的方针，但不是在全中国，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国人急于攻占长沙，已经干了蠢事。现在他们想在全中国干蠢事，决不能容许这样做。”《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电报》，1930年8月9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300页。

又过了12天，即8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才形成了正式的电报答复稿，并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共产国际这次的电报才明确无误地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电报称：“在苏维埃地区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政府，还没有真正的红军，而在中国其他地方还没有工业中心城市无产阶级的群众性发动，在农村还没有千百万群众的强烈骚动。所有这一切只有在共产党实行正确政策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但是现在还没有出现。然而，帝国主义者目前光在汉口一个地方就有相当于十个师的兵力，在上海也不少。”“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占领大城市的重大机会。现在号召工人在汉口、上海、北京、奉天等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就像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样）是最有害的冒险主义。”为此，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恢复党、工会和共青团的正常领导机构”，并要李立三尽快到莫斯科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号记录》，1930年8月25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330-332页。

与此相对照的是，国民党这时仅在上海就已建立起120多个大小工会组织。他们通过支持各工厂工人的经济斗争以及反帝斗争，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劳动立法等等，动辄就可以发动起数千工人的示威游行。而一向以做群众工作为拿手好戏的共产党人，在城市中渐渐失去了组织大规模群众斗争的各种条件，以至不得不通过强迫命令的方式，要求下级党员干部及群众骨干冒险举行各种飞行集会来显示自己的存在。

1931年，共产党在红军、苏区及其政权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几乎同它在城市工作方面影响力的缩小一样明显。

自1930年12月下旬至1931年9月中旬，红军在江西根据地连续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三次“围剿”，歼敌数以万计，将赣西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包括四个县区，拥有数十万人口和5万主力红军的相对稳定的中央根据地。通常史书均认为，至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江西中央苏区已扩大至21县，拥有250万人口(见戴向青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页，等)。但查苏区中央局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后于10月3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可知，此时“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汀雩会四县大部尚是白色”。至于人们通常所称之21县之其他如会昌、寻邬、安远、信丰、宁化、清流、归化等，还全在国民党手中。电报称：对这些地区“须用一长时间去争取他”。结合欧阳钦9月1日报告，似可断定，此时除瑞金外，周围各县多数尚处于拉锯状态，一时还未能成为真正的根据地。与此同时，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及湘西根据地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全国红军已达10万人以上，其所控制的区域已有数万平方公里。

苏区的发展，无疑是以红军的不断巩固和壮大为前提的，而红军的巩固和壮大，也离不开苏区的发展，特别是离不开苏区有效的政权建设和正确的政策实施。没有苏区为依托，红军势将疲于奔命，难于长久支撑；没有苏区的发展扩大，及其有效的政权管理和正确的政策，在战争日益频繁、规模愈来愈大的情况下，红军也绝难应付日渐加剧的物资需求和人员损耗。

仅以江西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战役为例，第一次红军伤亡约2000人，第二次即增至4000人，第三次更达16000人，总计22000人，其中牺牲约2000人，残废约1000人，并牺牲军长一人、师长二人，中下级干部伤亡数目尤甚。

第一次战役时，士兵每天尚有0.15元的伙食标准，月发生活费平均不足1元，加上医院费用，开支总计可达25万。此役之后，伤病大增，兵员亦急需扩充，而筹款及物资却日渐困难，以至士兵每天的伙食标准降至0.1元乃至0.08元，生活费完全停发，月耗总计已不足18万元。即便如此，情况仍旧十分困难。加上地方政府及赤卫队经费亦须补助，“兵兴之后，宣告免收土地税”，“红色区域无款可筹”，苏区政权及武装月需约30万元，全部要靠红军在敌人“围剿”间隙之际，向外扩张或到白区去打土豪才能获得。然而，打土豪毕竟范围有限，数量有限，不足持久；而扩张越多，政权、武装等各种消耗和负担越大。因此，红军及苏区最终还要靠自身条件来解决主要问题。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共产国际过去曾反对红军集中，主张红军应该分散在许多区域，对建立和保持农村根据地不抱任何幻想。因为他们当时“觉得在一个农民区域中，若集聚了那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虽然他们再红些，再数倍的红，但他们终是些活的人，需要饮食的”。因此，他们必然“是农民之一个很大的负担”，最终难免要和农民“发生相当的误会”。所以，共产国际领导人当时认为必须将红军分散到各个地方，“经相当的时间再转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再到另外一个地方”，“照样的杀土豪，吃鸡，过了相当时间之后再前进”《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然而，随着斯大林对中国红军的作用逐渐重视，以及人们对中国革命特点的逐渐了解，共产国际在1930年以后明显改变了此前的看法，开始确信在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建立农村根据地和集中红军一步一步向外扩张的方法，来推进革命，直至“以农村暴动包围城市(包括较大的和最大的城市)”，最后“由起义工人和红军去夺取这些城市”《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10月。这样一来，在根据地大致建立起来之后，政权建设及经济建设的问题，自然应当得到格外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