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莫斯科重提列宁的策略：要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和利害冲突 / 王明：今日中国，谁能解决抗日救国问题，谁就能得到民众 / 共产国际：只有中国苏维埃才能是反日反蒋斗争的统一中心 / 毛泽东：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 《八一宣言》，从“工农苏维埃”到“人民苏维埃”的转变 / 毛泽东：打到苏联边界去，保存这数百干部和若干千战士 / 斯大林：“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接近苏联” / 共产国际：把蒋介石与日寇等量齐观，在政治上是错误的 / 张、毛、博、周：除非得到苏联援助，否则内战不可避免 / 张学良：请速告“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之看法 / 共产国际：党、红军和群众对于这种彻底转变是否有了思想准备？

……

王明：今日中国，谁能解决抗日救国问题，谁就能得到民众

不过，利用矛盾总比故步自封，坚持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极端政策强得多。1932年底1933年初，随着苏联策略灵活性的加强，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都重新注意到这种利用矛盾的灵活策略的积极意义。在他们以中共中央名义写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也明确出现了“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相对灵活的策略主张。只不过，他们在这个时候的转变仍旧不可能是彻底的。他们依旧在提醒满洲的党组织说：“整个国民党的各个派别，一贯的继续对各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投降政策”，因此，即使“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也“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必须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并且，这种统一战线必须“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第21-44页。

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意义，是1933年共产国际行动主张的重要内容。当德国法西斯上台并轻而易举地摧毁了欧洲最大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后，社会党国际率先呼吁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结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这使一向把社会民主党看做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罪恶帮凶的共产国际一度深感被动，以至出此下策，试图排除其上层影响，把握住欧洲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值得注意的是，继续坚持这种纯粹脱离实际的割裂上层、下层的机械做法，已经不大符合追求策略灵活性以便利用矛盾的苏联国际政策的变化趋势了。

1933年10月，中共代表团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就开始从此前打击中间势力的传统做法中摆脱出来，注意强调斗争口号的民族色彩，而不再突出强调其阶级性了。他们指出：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重要的问题是“抗日救国”，“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能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关于这点不仅我们懂得，我们的敌人也懂得。”因此，目前“非常迫切的需要广大的非常灵活的具体运用这一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必须给广大民众一个共同的非常具体的非常简单的、明了的对日作战行动纲领”，“以便在实际的群众斗争上来揭穿国民党卖国的真相，在事实上将反日斗争和反国民党的斗争联系起来”。尽管在这里他们仍旧把国民党视为自己的敌人，并且尚未试图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但他们显然已经不再把那些介乎国共之间的社会名流及中间分子统统看做“最危险的敌人”，并试图利用这些“名流学者”，甚至提出“要尽可能的找到灰色的甚至平时是反动的”中间知名人士，来赞助他们提出的丝毫不带阶级色彩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了。该信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包含以下六点：(1)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2）全体人民总动员；（3）全体人民总武装；（4）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6)联合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王明康生二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1933年10月27日。

几个月之后，当苏联共产党确信可以全面推行其集体安全体系的设想之后，为适应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共产国际也开始全面改变以往的僵化政策了。他们不再重复那种“或者是资本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见《真理报》，1933年10月8日。的非黑即白的激进口号，第一次公开主张放弃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作为直接的斗争目标，改以争取扩大民主自由，反对法西斯为具体的斗争纲领。共产国际从此全面改变了此前的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明确提出：“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同时必须不再把向社会民主党领导发出的一切呼吁看成是机会主义”，“共产党不要对统一战线机构采取凡事包办的制度，不要装腔作势地谈论共产党的领导权，而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新任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甚至直截了当地主张，应该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极大地妨碍了我们吸引广大工人劳动群众在我们领导下投入革命斗争”的僵化领导模式，主张今后只“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给予各国共产党以指导”，以抛弃“那些不顾各国、各党和各个组织的特点”的千篇一律的革命纲领和口号。参见《季米特洛夫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1934年7月1日；《季米特洛夫在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的会议上的讲话》，1934年7月2日。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2），第333-336页。

1934年7月，随着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中共代表团也开始在统战策略上变得更加灵活起来。7月19日，王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应当把民族革命任务与国际革命任务统一起来的思想，主张在宣传“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的同时，还应该指出：“神圣的民族战争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王明：《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报告提纲》，1934年7月19日。不论这种提法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策略考虑，把民族问题提高到与阶级革命问题平等的地位上来切实加以强调，这毕竟是一种很大的变化。

8月8日，中共代表团第一次不再简单地把国民党内的各种派别统统看成是反动的一帮，而提出了利用其内部矛盾，以便集中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策略思想。在9月16日康生和王明二人联名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他们更进一步主张：“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是军阀国民党内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同时，在反蒋运动中“不要像过去只等人家来找我们，而要我们去成为反蒋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到处去抬出我们党的招牌”，应当更注重实际工作的效果。《康生、王明二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

很显然，中国共产党人并非完全没有策略头脑，即使典型的靠啃苏联书本成才的王明等人，也并非完全不懂得利用矛盾这个道理。王明等人说得很清楚：“我们党在原则上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派别的。”但是，在具体做法上，我们应当“根据目前国际和中国形势，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根据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策略原则”，来制定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敌人的策略。《王明、康生给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

依据这样一种方针，共产党人在阶级关系上的回旋余地无疑是十分狭窄的。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规定就可以看出，共产党人只承认“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可以享有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对一切“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是要实行专政的，就连广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宪法中也毫无地位可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7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真正贯彻以抗日反蒋为中心的新的统一战线策略，几乎是不可能的。

1935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开始试图扩大以往相对狭隘的阶级界限。6月3日，在王明、康生给东北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出现了“实行全民的反日统一战线，与各种反日队伍建立上层下层统一战线”的提法，同时明确主张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非阶级的政治口号。《王（明）、康（生）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1935年6月3日。“全民的反日统一战线”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显而易见是同此前只承认工农劳苦民众的政治地位和革命作用的政策规定大不相同的。虽然，这还仅仅是针对东北沦陷区党的工作提出的具体的工作方针，但共产党人这个时候毕竟开始对整个中国的敌友关系作了新的划分。他们提出，“团结一切反日反蒋的民众”，建立“人民统一战线”，“站在一条战线上来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卖国贼、蓝衣社匪徒!”《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1935年6月15日。这里，“人民”的概念固然与“全民”的概念还有明显区别，但显然已不是过去所强调的工农阶级概念了。

种迹象而已。由于“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而带来的种种变化，这时多半还停留在政策上。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在莫斯科观察和指挥中国革命的苏联人和中国人，在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之后，根据各种报纸透露出来的点滴信息，甚至计算出中央红军有七八万人，川陕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之众，因而断言：“已经拥有在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直接领导下的20万人的武装力量，可以不担心与任何一个敌军的单独集团进行决战。只要江西红军进入新的地区”，“尽快熟悉新的根据地，充分发挥土地革命的力量，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系统，用苏维埃方式改革财产关系、土地关系和社会关系”，“党中央就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口号，在最近的历史时期内拥有百万红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军事形势的通报材料》，1935年2月11日、3月18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第373-376页。因此，纵使共产国际提出了“人民”的新概念和统战策略思想，它也依旧在强调，红军必须同时“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结合起来”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2），第119、363-364页。；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牢记自身所肩负的苏维埃革命责任，并坚持说：“只有中国苏维埃才能是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瓜分中国的斗争中的统一中心，只有中国苏维埃才能统一和团结一切反帝势力，来进行中国人民底民族解放斗争”见《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3年编印，第136页。这就是说，共产国际这时的“抗日反蒋”方针，其实也就是想要在以苏维埃为统一和团结的中心的前提下，把坚持苏维埃革命与人民反帝运动结合起来，把阶级革命同民族革命结合起来。

……

毛泽东：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自1933年以来，中共在城市里的工作已经完全垮台了。除了1933年秋至1934年秋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被捕，绝大部分自首变节外，相继引发的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接踵而来。

1934年3月，江苏省委组织部被破获；

6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及新建起来的江苏省委组织部等机关被破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等17人被捕；

7月间，中共领导的海员工会海外委员会被破获；

8月间，中华总工会及上海工会领导机关被破获，将近10人被捕；

9月间，中共中央特科几度被破获，多名重要成员被捕；当月，中央组织部再遭破获，机构全毁；

10月初，上海临时中央局被破获，代理书记盛忠亮等十余名重要电讯及联络人员被捕，多部电台被起获，上万美金及大量现金和外币被抄，江西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央局及与莫斯科的联系全面中断；

10月底，中共共青团中央被破获，全部领导人被捕；

11月初，中共共青团江苏省委被破获，几乎全部领导人被捕；11月底，刚刚重建起来的中共中央组织部被破获，徐宝铎等被捕，整个组织系统再度全面瘫痪；

1935年1月，新组建的江苏省委再遭破获，工作瘫痪；

2月中旬，新组建的上海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再遭破获，中共上海中央局代书记黄文杰等30多名重要干部被捕……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第151-153、154-156、273-276、295-305、318-323、324-346、386-389、405、408-415页。

毫无疑问，上海中共中央各机关被破获，直接导致了中共在各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相继成批地遭到破获。进入1935年春天之后，中共在城市的所有工作几乎都已瘫痪，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内唯一继续保持着一定活力和组织系统的，只有中共华北特科和平津的部分党组织了。

除白区组织基本上被破坏以外，中共在各地创立的苏区这时也几乎损失殆尽了。和国民党统治区内中共组织多半毁于国民党特务警察之手不同，中共苏区和红军在相当程度上是毁在自己人的手里的。除了苏维埃革命排斥一切中间力量的极端阶级政策以外，导致中共苏区和红军接连遭受严重损失的，不能不提到在各个根据地里发生的所谓“肃反”斗争。

早期最严重的一次“肃反”斗争就发生在1930年的江西中央苏区，这是苏联发动的反富农斗争在中共苏区所引起的一次特殊的反应。当时，各苏区中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隔阂较深，常常会引发冲突和斗争。党的集权体制和阶级斗争观念明显成为外来干部斗争本地干部的重要武器。这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就是由外来干部组成，而赣西南省行委则主要由本地干部组成，双方本来就存在隔阂，而本地干部相当一部分又出身于较富裕家庭。1930年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开展反富农斗争的指示，正好为外来干部怀疑本地干部阶级队伍不纯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他们因此认定“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很快发动起“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开除党内地主富农”的斗争。《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一号》，1930年4月9日；见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页。在这场斗争中，因有人“发现”有所谓反共秘密组织AB团分子做中共基层支部书记的情况，马上就引起了相关领导人的高度警觉，反AB团斗争迅即展开。

6月25日，赣西南特委下属的西路行委发布宣传大纲，要求各地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凡干部中“表现不好”，或“出身不好”，或其亲友中有“行动不对者”，都要交“苏维埃拿办”《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1930年6月25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631-634页。

而破获所谓AB团的办法，则是靠刑讯逼供。据赣西南特委发布的通告明确宣称：“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供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只要发现同志间有可疑行动，即应“严刑追问”。凡首领、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及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或能力较强者，均应“杀无赦”《赣西南特委紧急通告第二十号》，1930年9月24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639-651页。到当年10月，在赣西南3万多中共党员中，就开除所谓地主富农分子1000余人，并杀了1000多所谓AB团分子。《（中共江西省赣西南特委）赣西南会议记录--组织问题》，1930年10月13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26、631页。

1930年10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及江西省委召开联席会议，注意到赣西南特委上报的所谓从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中清查出AB团分子占到全部人员1/4的情况，当即通过决议，要求改造苏区所有党政军组织，“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1930年10月26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251-266页。随后，11月间，因发现红军内有人散布对总前委不满的流言，总前委马上宣布整军，同时成立了各级肃反委员会，在军队中清查AB团分子。仅红四军一个军7000多人，一个月左右时间就在严刑逼供下清查出来一千三四百名所谓AB团分子，占该军总人数的1/5。在整个红一方面军，则打出来4000多名AB团分子。《红军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布八个大胜利的条件》，1930年12月。

用严刑逼供和乱打滥杀来肃清AB团，不可避免地造成被打者乱咬一气。由于严刑下有人咬出省行委常委兼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等为AB团头子，毛泽东于1930年12月初立即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等前往省行委所在地江西省吉安县富田村实施抓捕。李抓到段等即“加以地雷公线香火等毒刑拷打”以逼供，一个个“打得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咬出一批，再抓一批，无论男女，都是“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无所不用其极。五天时间里，共在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两机关及政治保卫队中抓出了120余名所谓的AB团分子，先后处决了40余人。此事最终激起红二十军干部的反抗。他们率领部队将被抓起来的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以及段良弼等数十人营救了出来，史称富田事变。

承认自己过去“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936年9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89-91页。，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真正困难的其实还是把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改变成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因为再明显不过的一点就是，共产国际虽然提议宣传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但它实际上还没有认真设想过在中国放弃苏维埃革命形式以及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至少，在此时直接负责中国事务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那里，还不存在这种明确的意识。季米特洛夫不仅公开要求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巩固苏维埃”，声称“苏维埃在现时是国内的唯一的民主政权机关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可靠的支柱”，而且主张有必要“提出建立苏维埃作为中华全国共和国民主机构的问题”，以便据此加强自己的地位，并促使群众“有组织地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斗争”参见季米特洛夫：《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救国时报》1936年9月18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1936年7月23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5），第230-234页。在他们看来，民主共和国、全国议会、国防政府等等，固然可以视为“目前条件下联合中国人民一切民主力量保卫祖国抵御日寇的最好手段”同注〔1〕。，但真正的民主还是必须靠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来实现。因此，坚持苏维埃的政权形式依旧是必要的，哪怕只是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政权形式保存下来。同注〔3〕。

然而，在民主共和国和联蒋抗日的策略思想提出以后，还有没有继续保存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或苏维埃政府的可能性呢？处于斗争最前线的中共中央对此显然没有那样乐观。

改变对蒋策略，在中国共产党方面并不是一个十分陌生的问题。早在1935年11月，中共代表团就曾经尝试着作出过类似的表示。王明：《驳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救国时报》1935年11月7日。并且不止一次地声明，中共主张“抗日反蒋”，但“不包含说我们不准蒋来抗日”。“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通信)《关于抗日讨蒋》，《救国时报》1935年12月14日；《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最近谈话》，《救国时报》1936年1月29日。

同样，中共中央自1936年初以来，一直秘密地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代表保持着政治上的接触，寻找着双方接近的可能性，并在公开宣传上逐渐放弃了直接号召反蒋的做法。这一转变可以通过毛泽东对张闻天等1936年4月5日发出《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提出异议，中共中央改变策略的过程中看出来。毛4月9日电明确提出：“目前不应发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中共中央因此于5月5日再发《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的提法，改称为“蒋介石、阎锡山氏”。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120、140-141页。现实力量的对比悬殊，以及排除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国民党无法真正实现抗日等种种考虑，事实上也已经使得中共中央不能不对“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渐渐发生动摇。因此，从策略上调整对蒋方针，并不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

问题在于苏维埃。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这时在公开场合继续坚持着“巩固苏维埃”的口号，但是，他们已经看出，如果想要与南京国民党达成妥协，根据目前双方的实力对比，在这种妥协下，双方的政治地位是绝对不可能平等的。因此，要想在政权与军队形式上与国民党讨价还价，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中共中央来说，目前的关键仅仅在于要“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洛、毛关于应迅速争取开始国共主要代表谈判问题致朱、张等电》，1936年10月8日。，其他一切形式上的东西都是次要的。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刚一得到共产国际8月15日电报指示，就立即发布了“表示希望和欢迎蒋及南京政府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的指示《总政治部关于召开白军工作会议规定今后工作方针的建议给彭德怀等电》，1936年8月20日。而在紧接着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里，它更是明确表示：中共愿意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言论与行动，红军则准备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同全国军队一同“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代表并愿意参加由国民党人“占主要领导的地位”的“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936年9月22日，转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287-290页。随后，中共中央还进一步开始考虑如何承认目前“最有力量的”国民党在未来统一战线组织中的实力领导地位，并据此在红军名称、苏区政权形式、没收地主土地及其有关政策方面实行改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分别见《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936年9月22日，转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287-290页；《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关于联合战线问题的谈话》，1936年9月22日，《救国时报》1936年12月20日。

……

张、毛、博、周：除非得到苏联援助，否则内战不可避免

这时，由于林育英站在中共中央一边，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居中调处，张国焘明显处境尴尬，左右为难。毛泽东等因掌握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络渠道，开始时态度上十分强硬。他曾明确电告张国焘等：“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致朱德同志电》，1936年1月1日，转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2页。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自然也不甘示弱。双方一度为此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最后，林育英亲自出面致电四方面军，告诉张国焘等说：“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他并特别说明，中共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因为“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接近苏联”《林育英、张闻天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2月14日，见《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71页。张国焘不敢冒与共产国际冲突的风险，最终不能不表示妥协，不再以“中央”自居。而张闻天等为了能将四方面军重新拉回来，也给了张国焘一个台阶，提出“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兄〕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张闻天致朱德同志电》，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致国焘、朱德同志电》，1936年1月24日。见《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38-239页。其实，这时中共中央并没有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络，双方仍旧音讯不通，林育英也不负有解决一、四方面军的使命。但中共中央知道，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非打共产国际的旗号不可。

1934年10月24日，由贺龙、关向应领导的当初从湘鄂西退出来的红二军团（即红三军），与由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依照中共中央指令西进湘西，为中央红军探路和牵制国民党军的红六军团在黔东印江县木黄镇会合在一起。两支部队征战湘、黔两省一年多，终于在1935年9月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建立了电讯联系，进而在1936年6月底7月初成功会师于四川甘孜。随即，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于7月按照中共中央的建议，与四方面军一起开始北上。

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因在西南地区无法立足，不得不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北上陕甘北部，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形式上会使红军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实际上却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陷入更加严峻的危机之中。这是因为，过去蒋介石国民党是分兵追剿在西南、西北各地的红军武装，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军用于剿共的主力，多半都用于对付人多枪多的四方面军。如今红军将近十万之众开始集中起来，国民党的兵力自然也能够集中使用了。其优势兵力一旦集中起来发动进攻和围剿作战，集中起来的红军的处境反而会变得更加危险。

与此同时，和南方山高林密、物产丰富，以及西南边远地区地广人稀、盛产牛羊的自然经济环境不同，中央红军所处的陕北及甘北地区，“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洛博周毛致王明电》，1936年8月25日，并见《毛周彭关于陕甘各苏区情况致宋张任电》，1936年9月14日。，是粮食奇缺之地。中央红军连同陕北红军组成的十五军团这时共有约两万人，粮食被服尚且严重匮乏，不得不向张学良求助；三四倍于中央红军的大队人马再来到这里，如何维持这许多人的生存，将会成为一个空前严重的问题。

很显然，中共中央这时之所以会希望全国的红军都集中到陕甘北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来，根本上还是因为想要借助这里靠近苏蒙边境的自然地理位置，实现“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与张学良东北军等创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的理想计划。

中共中央虽然在北上苏蒙边界途中意外落脚陕北，但它从来没有放弃过要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援助的想法。特别是得到林育英转达的斯大林的意见后，毛泽东就特别明确地提出了“争取开辟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毛泽东：《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35年11月30日，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5页。1935年底，在陕北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在政治上改行统一战线策略以外，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在军事上继续部署实施此前计划中的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毛泽东在军事报告中明确提出：“打通苏联是中心口号，（但要）与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会议据此决定从1936年初起，分三步实现这一计划：第一步，巩固苏区，准备东征山西；第二步，进攻山西西部，扩大红军，实现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第三步，由山西转进绥远，靠近外蒙，接通苏联。《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1936年12月23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6年12月23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589-597页。

显然，1936年2月陕北红军东征山西作战，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军事战略目标来展开的。由于最初作战较为顺利，因此，1936年4月初，毛泽东仍旧计划先在山西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然后“将此根据地与外蒙古连接与苏联打通”。他们并据此派代表前往苏联，要求苏联方面答复：“两军委通信联络问题”；“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在绥远创立局面问题”；“人员帮助问题，担任特种技术教育者数人，担任作用者数人”；“技术帮助问题，能否接济步枪、步枪弹、轻重机关枪、高射机关枪、步兵炮、新式架桥设备、无线电器材等”。并表示：苏方“如能接济，我军在秋天全部开赴绥远接运一次至两次”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536页。

中共中央这时与张学良东北军建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和组织西北抗日联军，夺取陕、甘、青、宁、绥数省，实现“西北大联合”的计划，无疑正是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张学良想要联合苏联抗日，打回东北老家，中共中央则承诺代为疏通，并保证苏联能够大力提供援助。1936年3月，苏联与外蒙古宣布订立互助条约，也被中共中央看成是一种信号，即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可以在西北发动，并和新疆、外蒙联系起来。“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们联盟。”“这是重要的事！”《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1936年5月8日。因此，注意到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从山西转进绥远不成，红军退回陕北后，中共中央马上就拟定了《西征作战计划》，决定组织西北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以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目的。《西征作战计划》，1936年5月18日，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5期。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全军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这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在他看来，因为两条路都要渡过黄河，因此出动时机，要么夏秋，要么等冬天黄河结冰。而以中央红军加上陕北红军之力，又要保卫苏区，又要长途跋涉，搬运大批军事装备与物资，还要对付宁夏马鸿逵等部，实难完成任务。因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前线军事领导人彭德怀，都不能不寄希望于，或“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或共产国际能够动员新疆亲苏的盛世才出兵，“夺取甘、肃、凉三州”，“援助我们”。毛泽东明确讲，非达到这一层，我们即使到达了宁夏或甘肃的甘、凉、肃，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不能向新疆、蒙古去搬东西。《毛泽东关于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和时机问题给彭德怀电》，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关于今后战略方针和任务给彭德怀电》，1936年7月1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51-552、553-554页。

然而，进入8月份，当从莫斯科回国来到陕北的潘汉年进一步带来共产国际盼望红军在西北大发展的信息后，中共中央打通苏联、成立“西北大联合”局面，已成欲罢不能之势。它在8月12日给正在北上途中的二、四方面军的电报中指出：红军三个方面军必须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出兵绥远，接取苏联援助，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此一任务须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为此，二、四方面军应与东北军配合，努力控制兰州为战略枢纽，并夺取甘、凉、肃三州。然后红军三个方面军应会合于甘北，准备于10月到11月间进攻宁夏。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应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完成打通苏联任务”《洛、育、恩、博、稼、怀、凯、泽致朱、张、任同志电》，1936年8月12日，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

而就在中共中央紧锣密鼓地准备实行打通苏联计划和成立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关键时刻，却突然收到了共产国际8月15日来电，不仅否定了“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并反对吸收张学良入党，而且明确要求中共要与蒋介石南京国民党中央谈判妥协。这意味着西北大联合的设想已无从实现。在既不能策动西北几省独立，又无法在短时间内与蒋介石国民党取得妥协的情况下，整个形势转瞬间就变得极其不利于中共中央和红军三个方面军了。

中共中央未必不希望按照共产国际的意图行事。但是，正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它不能不提出一种所谓“逼蒋抗日”的方针。这一方针旨在一方面向南京国民党“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继续宣布要使自己成为“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936年9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89-91页。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坚持，即使只能靠红军自己，也必须要继续实施打通苏联计划。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周恩来因此于8月25日联名致电王明，请其转告共产国际领导人：“因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二、四方面军一旦加入，经济上将更加无法负担。而“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

因此，中共中央“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需立即占领宁夏，进而向青海及甘西推进，以解决粮食问题，并取得苏联之“技术兵种”、“飞机大炮”的军事援助。否则，红军“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向着“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的甘南、陕南、川北、豫西及鄂西地区进攻。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即红军将“无法避免与南京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冲突”《洛、博、周、毛关于红军的行动方针给王明电》，1936年8月25日。

显而易见，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中心盘子正在于此，红军生存发展的关键也正在于此。在他们看来，一旦有了苏联军事技术特别是飞机、大炮的援助，不仅中共和红军的生存发展问题迎刃而解，南京以外反蒋各派亦将趋之若鹜。最终，蒋介石集团多半也不得不放弃其苛刻条件，按照共产党人的意愿来达成双方间的妥协和平。

张学良：请速告“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之看法

中共中央的这种考虑显然也是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久已酝酿讨论过的问题。9月8日，苏共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联名致电斯大林，提议同意中共中央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准备给予中国红军大约15000-20000支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可通过一家外国公司，经过蒙古南部边境，用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1936年9月8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5），第251-252页。斯大林次日批复“同意”。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9月11日正式复电，批准了中共中央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军事物资援助的作战计划。它告诉中共中央称：在红军夺取宁夏后，苏联将通过外蒙向宁夏之定远营运送约200吨左右的军事物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9月11日。

9月中旬，按照原定计划和苏联援助的承诺，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单独进行的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全面展开。但是，尾随二、四方面军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以及占领了陕北大部分苏区的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部从东面和南面的大规模围剿行动随之展开。由于中央军的到来，东北军几乎无法与红军保持停战状态，战局很快就变得对红军不利了。就在10月下旬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师之后，红军西渡黄河的作战就严重受挫。红四方面军在渡河过程中被胡宗南的军队占据了渡河点，近5万人的四方面军有2.1万人的主力部队被隔在黄河以西。黄河以东的三个方面军，由于只有1万余人的二方面军伤病过大，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四方面军剩余部队战斗力不强，仅靠一方面军节节抗击，不仅整个宁夏战役完全失败，而且黄河以东的红军部队也很快被逼入甘北定边、盐池一带的狭小地带，作战回旋余地过小。

一时间，形势变得极其严重，部队的衣食都成了严重问题。张闻天11月4日即急电王明等称：“请你们迅速地确实地将帮助我们的经费从天津、上海两处交款”，“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否则，“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见《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8日、9日。

为求红军生存计，中共中央这时急令在上海的潘汉年与国民党人陈立夫谈判寻找妥协办法，但因无法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收编办法，不得不下决心再进行新的长征，准备分路突围转战内地，经山西、河南、陕南，一年以后再打回到陕北或甘北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8日。不过，有过1934-1935年长征军队损失90%以上的惨痛教训，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人不了解，这次如果再做一年之久的长途征战，不仅抗日和联蒋均成泡影，而且红军和大批干部能否还保持下来，都将成为问题。特别是一年多前的长征，到底还是主要行进在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的西南、西北边远地区，要对付的主要敌人大都是国民党地方派系的军队。如今要行进的路线，几乎全都在国民党中央军的势力范围之内，此行的危险与作战的惨烈可想而知。

就在中共和红军即将陷入灭顶之灾的重要关头，中共中央此前的统战工作意外地发生了效力。先是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与红军前线总指挥彭德怀配合，使红一方面军得以找到机会一举歼灭了胡宗南部紧随其后的一个旅，暂时缓解了被追剿的压力。随后张学良得知中共中央准备战略转移的消息后，明确要求红军“熬过一二个月”，等待时局变化。《毛、周、朱、张致彭、任电》，1936年12月1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617页。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率领大批军政高级官员来到西安，亲自督阵，试图对红军实行毁灭性的大规模军事围剿。在力劝无效的情况下，早已暗中与共产党人秘密结盟的张学良、杨虎城于万般无奈之中，在12月12日凌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一举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全部随行官员。于是，整个局势又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试图最后置共产党人于死地的蒋介石，反而成为共产党人的俎上肉了。

毋庸置疑，对蒋介石直接握有生杀大权的，当然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但是，共产党人对张、杨决定的作用，同样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张学良等与共产党人秘密结盟及筹划实行“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等等，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要通过这种办法取得苏联的同情与援助，以便实现其抗日救亡，收复东北失地的夙愿。张学良深知，这时唯一能够给予中国抗日以强有力援助的国家，只有苏联。而蒋介石的剿共内战政策和对日妥协的做法，也必为苏联所不满。尽管张学良因1929年中东路事件深深结怨于苏联，但在中共中央代表反复说明后，张已深信，只要与中共统一步调，不难取得苏联的谅解。虽然共产国际改变“抗日反蒋”策略方针，使“西北大联合”计划一时被迫搁置，张却并没有放弃联合苏联的强烈愿望。他注意到苏联确有大规模援助红军的意图和计划，红军仅因作战失利而未能取得援助，更相信苏联不会置红军的安危于不顾。眼看剿共大战在即，红军或将突围而去，或将被国民党军消灭，从此再无与苏联络之可能，深知靠蒋介石南京政府收复东北无望的张学良，只有下此破釜沉舟之决心，以求其联共联苏共同抗日之计划，有最后一线实现之可能。

不难看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至少有两层目的和考虑：其一，自然是以兵谏的形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转而抗日；其二，则是在蒋介石坚不让步的情况下，以此来取得苏联的谅解与同情，公开联共联苏，号召全国以西北为中心，率先发动抗日。可以肯定的是，依蒋之地位、威望及其性格，张学良绝不会过高估计蒋介石在武力胁迫下妥协让步的可能性。因此，他的整个计划和措施，实际上只能是向着其第二层考虑布置和准备的。事变之初，张学良、杨虎城即迅速以“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的名义，与红军结成了“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同时，他们更把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公开接到西安，让中共代表直接参与和蒋介石等人的谈判工作，明确表示出愿与中共同进退的姿态。随后，张学良更进一步主张与共产党人组织事实上的西北政权组织--西北军政委员会，也是想要使处于第三者地位的共产党人能够完全与其站在一起。

张学良的上述做法表明，尽管他不顾一切地发动了兵变，但他对最终的结果显然没有太多的把握。他并非不知蒋介石当时的影响和威望有多大，为此他不能不再三公开申明：“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见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同时，他又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在西安被攻时应不惜对蒋采取最后手段的主张，逐渐从不置可否到表示赞同。参见《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7日，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363页。他虽有逼蒋劝蒋之心，但他又深知此种局面对蒋羞辱之深，故不能不以全力作应战之准备，并在极大程度上把成败荣辱之希望，一度放在中共和红军的身上。事实上，张之寄希望于中共和红军，极力要求与之公开联合，根本目的仍在试图影响苏联和共产国际。这也就难怪张学良、杨虎城从事变一开始，就把这次所谓的“兵谏”行动，在内部明确称为“革命”，不仅愿知中共方面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参见《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7、18日，见《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第362-363页。，并再三要求中共中央通报“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之看法《李毅致毛泽东电》，1936年12月17日。很显然，在看不到蒋介石妥协可能的情况下，对于张学良、杨虎城而言，只有不仅得到中共和红军的全力支持，特别是得到中共背后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大力援助与同情，这次“革命”才会有最终成功的可能。

但是，张学良观察问题过于表面化了。他不仅忽略了苏联制定对华政策的复杂背景，而且忽略了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关系的实际性质。其实，苏联这时考虑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多半并不是从个人好恶出发，而是从如何便于推动中国走向抗日和避免把自己拖入战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同样，出于意识形态，特别是与中国关系的长远利益的考量，苏共必须千方百计地帮助和扶持中国党。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和共产国际会顾及中共及其盟友的需要，而决定或改变自己的行动原则。恰恰相反，因为苏联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共中央反而必须依据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需要，及时地修正自己的决定，甚至是牺牲自身的利益。

在1935年中国发生了日本越出“满洲国”的范围，步步蚕食中国华北的严重事件的情况下，苏联当局不能不对日本制造华北事变的目的保持高度戒备和防范的心理。由于担心日本围绕着苏联和蒙古边界不断拓展其势力范围有可能是针对自己而来，当蒋介石在华北事变期间秘密提议与苏联签订军事互助协定的时候，苏联方面就曾经有所考虑。苏联对华政策的原则很清楚，那就是，谁能够实行抗日政策并有能力举一国之力来抵抗日本，从而有效地帮助苏联牵制住日本人，苏联就会支持他。苏联过去信不过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是因为它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会抗日。但华北事变之后，苏联的看法显然发生了某种改变。这也是它推动共产国际放弃“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一个重要原因。

进入1936年春天以后，苏联方面对华政策的抉择已经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要争取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抗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只得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转变对蒋的态度。因此，共产国际绝不会赞同任何可能危害蒋介石性命的军事政变，它更不会同意中共中央与张学良密谋来挟持蒋介石。事实上，西安事变刚一爆发，莫斯科就公开发表言论，对张学良及西安事变进行了尖锐的指责。紧接着，共产国际也明确指示中共中央要全力促成事件的“和平解决”参见《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12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6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5），第263-264、265-266页。由此不难想象，中共对事变在公开场合必须随之保持第三者的立场，而且必须全力推动和平解决问题。这种情况对张学良不可能毫无刺激。除了莫斯科公开表态斥责的刺激以外，另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刺激就是，张学良一直希望中共能公开站在自己一边。直到12月22日，他还给中共中央去电，要求后者同意公开成立显示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这也足见他这时尚无“负荆请罪”之想。然而，中共中央于23日讨论之后，仍旧委婉地表示了拒绝的态度。这件事很难说对张没有影响。至少，无论蒋介石态度如何，张学良“革命”的期望是无从实现了。

不论苏联和中共的态度是否促成了张学良最后贸然送蒋回京和自请处分之举，事变之后西北三位一体之难于持久，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势必将为此付出代价，似可想见。事变结束后，张学良被长期监禁，杨虎城被放逐出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被调散。这是因为，事变的经过表明，中共中央最终只能按照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希望，努力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求得妥协，以便促使蒋停止剿共战争，并逐步走向抗日。它对各反蒋派及地方实力派，再难采取公开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