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失败的战争
党内反对派：“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组织上早已完全破产” / 共产国际：必须把60%的党务人才统统派到苏区和红军中去 / 军事顾问：现阶段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创立整片的苏维埃区域 / 临时中央：任何保守和等待，都是对苏维埃运动的犯罪 / 苏维埃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绝不能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 《大公报》：今日“左倾右倾，皆成废话，资本劳工，同受牺牲” / 临时中央：要救中国、要抗日，必须要先推翻国民党 / 蒋介石：必须统一长江流域作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 / 罗明：就是列宁来对群众演说三天三夜，也不能转变群众情绪 / 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名义宣布愿意联合抗日的“三条件” / 远东局：我们与反蒋派将领周旋，根本目的是争取他们的士兵 / 莫斯科：有无可能通过十九路军向中央苏区运送武器弹药？ / 共产国际：“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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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顾问：现阶段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创立整片的苏维埃区域
可以肯定，共产国际这时对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及经济建设、军事工作等等，都是极为关心的。自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明确提出应当把苏维埃政权立即建立到有红军拱卫的农村根据地去《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10月。之后，它就一直在不断地催促中共中央尽快召集各地苏区代表会议推举代表，以便尽快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1931年初，它甚至亲自为中国苏维埃起草了《土地法令草案》、《劳动法草案》、《关于经济政策草案》、《关于红军问题决议草案》，以及有关苏维埃组织建设等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上述文件分别可见于1931年3月9日和9月7日的《红旗周报》第1期和第15期，等。同时，它还专门为中共中央军委派来了军事顾问，以便可以就近指导中国红军应付大规模的战争。不过，共产国际显然并没有从它过去曾经担心过的那个角度考虑问题，在它看来，此时重要的似乎已经不再是什么生存条件问题，而是如何巩固地发展，即如何进攻的问题，特别是如何使之正规化，以达到足以同国民党政权相对抗，足以号召中国劳苦群众的程度。因此，共产国际急于为中国苏维埃起草一系列法令法规，却很少为之考虑应当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保障供给和建立必需的税收财政制度等重要问题。
其实，急于立即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在他们看来，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已经可以达到很快地将分散的军事行动和零散的根据地统一集中起来的程度了。只有如此，共产党人才能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势力，形成巨大的政治号召力，进而准备同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进行决战”。因此，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一到上海，就立即支持中共中央提出以“建立湘鄂赣整片的苏维埃区域”为“现在阶段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建立湘鄂赣整片苏区的设想，最早是中共三中全会提出的。但把它作为现阶段“中心任务”，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在起草《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时明确下来的。
当然，在1930年底国民党开始连续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之后，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们也一度感觉到形势的严重。因而，他们在提出红军“应最高限度的坚决的去执行”击溃敌人实力，以实现建立湘鄂赣整片苏区的中心任务的同时，一再叮嘱红军务必采取灵活的战略。如“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我们要红军主力军打破游击主义的传统，但我们决不是主张放弃游击战术的运用”《中央对苏区指示信》，1931年8月30日。“如无胜利的把握时，即不应采取决死的战斗，并且随时要注意到在必要时有退却的可能”。“总之不应执着一端，而固守某一办法成为不可改变的定理”，尤其不应忘记：“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据此，他们甚至预先就为主力红军放弃现有根据地安排好了退却的方向和地域。分别见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起草的《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1931年2月；《中央给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第二集团军前委，各军前委，各特区军委，各集团军与各军的军长政治委员的公函》，1931年3月2日。这说明，共产国际开始时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比较现实的。
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够在华中、华南几省交界的偏远地区存在，有着极其特殊的政治的和地理的背景。这首先是由于中国地域广阔，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又极不平衡，多数地区特别是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农村和山区，不仅交通阻隔，而且始终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状态之中，利于造成割据的局面。而且，自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以后，这种情况仍未有根本改变，各种政治军事势力或致力于争夺中央政权，或致力于防卫其交通要道及城市，很难有更多的实力把其统治伸入到其所占地域的偏远角落，这就进一步为共产党人进行武装割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在闽赣湘鄂几省交界地区建立根据地，仍有诸多不利因素。
首先，根据地虽处于几省偏远地区，但仍属中国心脏地区，对国民党之统治及其国家整个交通大动脉和主要中心城市，均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其中央政府一旦获得机会，势必要大力加以清剿，这自然使根据地和红军不能不经常处于战争之中。
其次，由于敌人志在必得，战争越打越大，红军势必不断扩充，而根据地亦须不断扩大才能满足红军在人员及物资等方面的基本需求；但根据地越扩大，必然越接近交通干线及主要中心城市，从而越加剧国民党的恐惧，使战争愈发扩大和残酷。如此则必然形成恶性循环，迅速造成总决战的局面，使既无足够物质准备，又无必要回旋余地的红军很快陷于困境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使红军保持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并以“保全红军实力”为原则，而不以死守一地为原则，确有重大意义。事实上，过去红军正是在这样一些军事思想的指导下成功地生存和发展起来的。然而，自从共产国际三番五次地主张把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付诸实施之后，继续着重于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很快就变得不那么现实了。
所谓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问题，实际上就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而所谓苏区、根据地等等，实际上也就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现有的区域和领土。这样一来，人们显然很难再单纯地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一切都政治化了。红军的进退胜败，将不再是军事问题或实力消长及存否问题，而将成为整个国家的命运问题。也就是说，全国苏维埃政权问题的提出，不可避免地会使红军和苏区，特别是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渐渐地失去灵活和流动的可能性，而被一种政治的和地理的抽象概念牢牢地束缚住。
不仅如此，政权和国家概念的提出必然会激起人们进攻和决战的强烈心理，从而再度诱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激进情绪，以至日渐对形势发展、敌我力量对比，以及阶级关系的状况等等，发生过“左”的估计。
临时中央：任何保守和等待，都是对苏维埃运动的犯罪
193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责令“江西中央苏区必须在八一以前开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时，明显开始主张改变此前军事上的灵活策略。它明确要求红军必须“日益向外发展，日益扩大他的领域而威胁着中心城市”，必须致力于“击破敌人主力以至完全消灭他们”，“即使红军在某些根据地受了一些挫折，或者敌人以极大部队压迫较小集团的红军，红军也不能远离根据地去躲避”，而必须以坚壁清野和群众游击战争的办法去困扰敌人，抽调出红军主力“来给敌人以不及预料的反攻”《中央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1931年6月1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卷，第291-308页。
8月30日，当中共中央了解到“中央苏区至今还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也还没建立”，红军“困于长期的内线作战，很困难的向外发展”时，依旧主张“红军在冲破三次‘围剿’后，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它还特别强调说：“愈因敌人进攻的激烈，愈显示出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对抗意义的重大”，“必须有一群众的苏维埃政府来领导这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国内战争与发展土地革命”。而其解决军事危机的办法，却是什么“努力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组织群众的团结力量”，“尽量扩大和加强群众的自卫能力”。在他们看来，只有愈加紧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群众的发动力和团结力才愈能加强”，从而“使他们自动的去发展游击战争，阻碍敌人的前进”；只要群众都自觉地投身于革命战争，就不愁打不败敌人。《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1931年8月3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卷，第355-375页。
9月中旬，当国民党广东广西军队联合发动讨蒋战争，日本关东军又悍然攻占东北沈阳等地，蒋介石第三次“围剿”被迫中止之际，中共中央竟再度开始高度乐观地谈论起革命的形势来了。他们又一次声称：目前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的革命怒潮突飞猛进，正在使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在这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不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任何卑鄙行为与恶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们已经注定了的死运”。为此，他们要求红军立即“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卷，第401-415页。
基于这样一种形势，中共中央迅速指导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同时宣布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基于一个全新的国家和全新的政府的建立，中共中央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全面进攻，以逐步夺取国民党统治区，根本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战略部署。它在1931年12月4日给各苏区分局、各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专门发布了训令，宣称：目前客观形势“极端顺利”，因此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在此总任务之下，大江以南之中央苏区必须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总之，“必须最坚决的毫不畏惧的对于我们的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但任何保守和等待，也“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中央给各苏区分局、各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1931年12月4日；《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1年12月1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卷，第535-543、544-549页。
1931年6月以后，由于向忠发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重要成员接连在上海被捕除向忠发外，据报载，6月15日被捕的还有远东局重要成员牛兰夫妇(即一般认为是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会议办事处负责人，实际为远东局交通系统的负责人)，另8月9日还有所谓“第三国际在沪最高机关领袖米雷被捕”。(见《国闻周报》第8卷第32期，1931年8月17日)其人情况不详。，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已纷纷隐蔽起来，中央工作仅由各部联席会议维持。至8月，远东局建议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王明等前往中央苏区据周恩来回忆，八月远东局要我们都到中央苏区，王明不愿意，要到国际，后得到批准。另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可知，因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已经决定让周恩来去中央苏区，1931年5月17日共产国际亦表示批准周去6-12个月时间。因6月向忠发被捕，共产国际再度讨论过周恩来的安全问题，建议周或去中央苏区，留在苏区中央局，或让周到莫斯科来待一段时间。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312、340页。，另组临时中央以便正常进行工作。经王明推荐，年仅24岁，一年以前刚刚回国参加实际工作，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博古，竟得以牵头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其成员除卢福坦、陈云、康生资历稍深，卢、陈、康具有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资格外，博古、李竹声、王云程和随后也进入政治局的张闻天，则都是缺少实际工作经验，刚回国不久，不具备中央委员资格的留苏学生。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目前所见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开始时为博古、卢福坦、陈云、张闻天（时称洛甫）、康生、李竹声、王云程等七人，后增加黄平和刘少奇，达到九人。
在经历了如此频繁的“翻饼”之后，只因为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又颁布了新的土地法令，各苏区于是又开始修改过去的土地分配法，并依据新法令陆续查田分田了。重新分配的理由多半是一样的，即或是“因为过去分配土地不是阶级的分配”，或是“受了右倾机会主义及AB团路线的领导”，或是“许多地方还受旧的地方亲戚的关系影响，对富农妥协”，或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的阶级斗争，限制三五天就要把土地分好，敷衍了事，等等。这回“要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在中农、贫农、雇农、苦力手里，所以再来一个重新分配”。当然，他们对这样的“翻饼”的负面效果也并非毫无了解，因此每每还是要保证说：“自此后的土地，农民有买卖、租佃之权，不举行分配了。”《中共湘赣省委关于重新彻底平均分配土地条例》，1932年1月9日；《土地问题决议案》，1932年1月12日；《福建省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1932年3月17日；《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1932年6月3日。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第529-536、548-553、572-576页。
但这一轮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1932年底前后刚刚结束，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来江西中央苏区，否定了过去“抽肥补瘦”的办法，并怀疑地主豪绅残余和富农有假装革命混入苏维埃机关的情况，因此很快又发动了新一轮的查田运动。因为这一次强调要弄成“一个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为保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故又重订标准，再查阶级和成分，以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苏区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1933年6月3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第206-210页。结果，此番斗争更加激烈。仅在1933年7-9三个月里，中央苏区就查出地主6988家、富农6638家，收回土地317539担。全苏区10%的人口都成了地富分子。《公略查田运动的检阅》，《红色中华》第125期，1933年11月14日。查出的隐瞒地富，往往不是编入劳役队，就是肉体消灭，因此查田运动造成大量农民“反水”。仅据当时的报道，许多被新订为地富的农户或者“乘夜逃上山，实行土匪生活”，或者“乘天雨水涨，星夜乘船顺水而逃”；有的逃往赣州，有的逃到白区。“塘上区有群众约六千人，逃跑的在二千人以上（一说二千三百人，县委报告是一千八百人），而且大部分是男子。”一些早就组织起来的游击队也纷纷反水，如“武西的二三游击大队逃跑的有三分之二”。甚至一些干部领导群众逃跑，如乐安、万太、广昌、代英、门岭、公略各县都发生过这种现象。见《红色中华》第94、96、124、168期，1933年7月14日、7月26日、11月11日，1934年3月29日。
对于中央苏区出现的这种极端危险的情况，并不是没有共产党人看出来。张闻天后来就讲过，对于没收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店铺与商品，甚至把工人也当地主来打的错误，“没一个人敢起来纠正，甚至负责的机关也听其自然不去干涉，因为大家怕这种干涉会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头衔与同地主资本家妥协的罪名。”“赤色恐怖变成了乱捉乱杀……更是没有人敢讲话，因为恐怕批评这种倾向时，人家会把他当作反革命的同道者看待，而性命难保。”张闻天：《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斗争》第67期，1934年7月10日。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更是极感悲观。他不仅对接连不断的群众斗争感到不安，而且对接连不断的战争也感到难以忍受了。他公开说：“边区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一时太平，一时又大恐慌”，“被敌人进攻几次，就弄得这样苦了，上级还要说准备长期战争，这样下去怎样得了呢?”广东军和十九路军十九路军1932年5月下旬即被调往福建剿共前线。的欺骗宣传怎么会不发生效力呢?这种情况就是“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转见《中央局关于粤赣省委的决定》，1933年2月15日；《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师以上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斗争》第8期，1933年2月12日，等。
……
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名义宣布愿意联合抗日的“三条件”
莫斯科的领导人自然不可能了解中国江西苏区群众的生存状况和心理，他们早就习惯了站在理论的高度和凭借逻辑思维去考虑问题。即便如此，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失败，也还是使他们开始注意到，红军确实还不具备向城市进攻的实力，而且在军事力量对比上也还只能处于守势。为了便于在军事上指导缺乏军事理论和大规模作战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苏共中央还根据共产国际的提议，由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选派了战略情报官奥匈混血儿弗雷德（曼弗雷德?施特恩）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军事代表，于1932年11月来华担任中共中央军事总顾问，并选派了同样做过长期情报工作，这时刚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校毕业不久的德国人李德（即奥托?布劳恩）来中国，准备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协助贯彻弗雷德的指示。
目前可以清楚地了解的是，还在1932年11月底，共产国际就开始直接接手指挥中共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苏区中央局第一号军事指令》，1932年11月29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251-252页。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沦陷后，弗雷德就已经清楚地注意到中共领导人过分夸大苏区和红军的发展所造成的军事恶果了。他明确认为，红军总的兵力最多不过8万人，可能只有不足6万人之数，中央红军也只有3万人左右。红军所占领的地区，充其量只有国民党控制区域的1/24，人口只有国民党控制区域的1/40。较巩固的地区实际上只有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红军新近在川北所建立的新苏区两块，人口加起来不足500万，其他都处于拉锯状态。而双方的武器装备更是相差极大，红军只有步枪和很有限的机枪，弹药数量也很少，每支步枪子弹很少超过10发。和国民党的装备相比，“红军不得不依然使用冷兵器与敌人作战”。因此，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的失利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布劳恩关于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书面报告》，1933年3月5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330-341页。
除了上述比较冷静的军事形势分析外，中共所领导的革命正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也清楚地反映在其重要组织的严重破坏方面。1932年，仅在上海一地，就有大约250名中共地下工作者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其中“大部分是领导人员”，刚刚进入1933年，就又有80人被捕，总共有超过100个秘密接头地点被破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局势的危急，他们不仅加紧送走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乎所有成员，而且“建议”：“在预期国民党很快就要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在三四月份期间，我军不要包围和强攻敌人设防森严的城市（除非国民党军队发生了相当大的分化等），而要利用我军主力在野战中战胜敌军”。但是，仅仅因为此前共产国际指示过要注意夺取城市，因此，远东局的这一建议马上就受到了全部由刚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组成的中共上海中央局的集体反对，他们认为“这是放弃党的‘进攻路线’”。为此，共产国际远东局也不能不作出妥协，同意“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夺取敌人设防的城市”，强调要避免因临时的战术改变而被毛泽东等人的错误路线所利用，因而仍旧下达了夺取一些城市的具体任务。《埃韦特给皮亚尼茨基的第4号报告》，1933年3月11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332-349页；并见《中央给鄂豫皖苏区党省委信》，1933年3月1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第138-159页。
显而易见，受到高度集权僵化体制的束缚，面对这种严重危机的局面，共产党人的各级组织几乎都难有作为，就连客观地认识形势的可能性都很小。只有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党的最高指挥机关，才有可能做出政策或策略方针上的某种调整。共产国际就是在注意到中共所面临的不利形势之后，在1933年3月间告诫中共中央说：“不要过分估计你们在最近战略上的成功”，“我们还不能十分有力的进攻驻扎的敌人”，“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共产国际主张：“应避免与敌大量兵力发生不利遭遇，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游击斗争方法”。因此，他们批评了中共中央及苏区中央局这时提出的进攻南昌等大城市的总战略，指出现在只应“力争从内部去攻克那些残存在苏区，已成为反动堡垒的城市中心”。说“对于大城市，在有足够兵力和可能性的情况下要采取包围战术”，但目的也仅限于“瓦解敌人并将其赶出苏区”。因为他们确信，依照目前的力量，红军首要的任务只能是设法“巩固现有的一些根据地”，而不是向外进攻。他们甚至委婉地对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放弃原有根据地，主动转入四川的行动表示赞赏，鼓励红军在必要时向西退却，声称“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19-22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353-354页。
可以进一步证明共产国际更为灵活一些的，是它在1933年1月还破天荒地提出了具有统一战线意义的关于“抗日救国”的一些策略主张。这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以及《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等。在这些以中共中央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名义起草的文件中，共产国际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依旧在重复着关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都是一丘之貉的说法。《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第21-45页。与此同时，它又明确提出了可以尝试运用统战策略的观点，即所谓“一面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第21-45页。它们并且还公开宣称要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声称只要对方接受(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三项条件，“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需要了解的是，共产国际的某些政策调整或转变，其实与它指导下的某国革命的实际进程和现实需要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它们很多时候往往只是为了适应苏联内外政策的某些调整和转变。像前述1928年布哈林担任共产国际主席时主张“不要加紧反对富农”，就因1929年苏联国内对富农转而采取打击和剥夺政策，布哈林与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上意见分歧而下台，共产国际即随之要求中国党等一律也要实行反对和剥夺富农政策。不过，这也并不等于说，共产国际基于苏联自身政治和外交需要要求各国党相应进行的政策或策略调整，就一定会给其他国家共产党带来损害。像这次的策略调整就是这种情况。
首先，上述共产国际针对中国东北地区所展开的一系列策略手法变化的背后，无疑是苏联远东安全战略的现实需要和策略调整在起作用。因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对苏联远东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与压力，苏联出于远东安全的考虑，需要在东北造成强有力的抵抗运动，以便最大限度地牵制住日本人。在这方面，苏联曾经指望过中共。它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实际上通过共产国际将中共在东北的地下组织全面接管了过来，直接提供经费，培训干部，协助组织抗日武装并制定发展计划。但是，由于中共在东北实在没有多少力量，一年多的努力一直难以达成预期的目标。而东北除了中共以外，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分散的各种反日力量，如果能够把这些不可靠的，但人数众多的反日武装联合起来，使之受到中共的影响，就有可能满足苏联的需要。因此，在左右权衡并反复研究之后，苏共最终下决心在中国东北采取不同于中国关内的策略。很显然，共产国际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一改排斥一切中间势力的极端政策，重新拾起了统一战线这一早已被摈弃的策略武器，正是适应苏联远东政策调整的需要的结果。
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尽管共产国际一再告诫各国共产党人，反苏战争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但苏联的宣传机器试图告诉全世界，日本的行动是帝国主义为“彻底瓜分中国”和“重新瓜分世界而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一个重大阶段”《满洲分赃的斗争》，(社论)《真理报》，1931年10月18日；并见《消息报》，1931年9月21日。见《1927-193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345-349页，等。在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之际，苏联一方面宣布国民党政府“是一个卖国政府，是一个不知民族耻辱的政府”，只有苏维埃中国才能“结束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劳动者的强暴行为”，“才能赢得并扞卫真正的、不折不扣的经济和政治独立”，“保障国家的真正统一”米夫：《中国的革命斗争》，《真理报》，1931年11月13日，见《1927-193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374-380页。，一方面却公开派员拜访国民党中国的代表，要求恢复同南京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参见《消息报》，1931年11月15日。而在日军占领中东铁路及沿线地区之后，苏联则直接同帝国主义的日本政府谋求缓和，明确提议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见《外交史》，第三卷(下)，第752页。1932年2月，日本扶助的傀儡伪“满洲国”宣告成立，苏联方面更是率先予以默认，不仅公开承认“满洲国”任命的一切人事和机构，而且声明“确认满洲政府对于中东路之主权”见《苏俄评论》第3卷第1期，1932年10月1日。，进而直截了当地与“满洲国”代表团接洽和谈判让售中东路的权益问题。该项谈判自1933年6月1日起，于1935年3月12日结束。苏开始提出让售价为25000万金卢布，最后实际让售价仅14000万日元，约合3500万金卢布。参见莫尔着，曹未风节译：《苏联的远东关系》，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第17-20页。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积极同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复交谈判，并很快于1932年12月12日正式恢复了双边关系。
当“苏维埃中国”正在与“国民党中国”作殊死战斗，向日本公开宣战，并发动东北民众向日伪进行游击战之际，苏联却极力向“苏维埃中国”的敌人谋求妥协与和平，这当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希望的。但是，还有什么能够比维护社会主义苏联的利益和安全更重要的呢?对于那些早已习惯于把苏联看做“世界革命的中心”的共产党人来说，苏联的做法总是必要的、毋庸置疑的。1933年1月德国法西斯上台之后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苏联因为深切地感受到来自德国和日本东西两面的严重威胁，因而迅速调整了自己此前的外交策略。它不仅开始更加主动地和那些它一向认为是同样抱有反苏野心的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接触，提议和谈判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及互助条约之类的和平协定，而且破天荒地向那些仍旧被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看做仇敌的帝国主义国家，呼吁建立什么“集体安全体系”，仿佛一夜之间魔鬼也可以变成朋友。
苏联的所作所为同中国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明显存在着极大的反差。但是，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苏联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其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作用，而重新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大俄罗斯民族国家了呢?这当然不能。作为共产党的苏联，不论其出于何种现实的自我保护的考虑，采取怎样一种外交策略，都不可能根本改变其基于意识形态而为自己规定的标准和目的。忽略了这一点，就如同忘记了这时的苏联和共产国际有着同一位领袖斯大林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这时真正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的，仍旧是共产国际。也就是说，尽管苏联此时极力向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推销和平，但其内心深处依旧相信：魔鬼终究是魔鬼，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因此，它虽然注意到欧美各国中有许多“由于某种动机不愿意破坏和平而愿意和苏联这样一个有信用的主顾发展贸易的国家”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63-266页。，可资利用，但它充其量仍不过把它们看成是些“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同盟者，其出发点也仅仅是在“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和“一切利害冲突”而已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