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到为君，后到为臣

美苏关系紧绷，斯大林被迫实行两面策略，八路军潜入东北 / 苏军态度摇来摆去，中共中央急调十万大军赶赴东北 / 苏军打开大门，开始转交日军武器装备，国共争夺战打响 / 蒋介石坚持向美国一边倒，斯大林无奈重新帮助中共

美苏关系紧绷，斯大林被迫实行两面策略，八路军潜入东北

随着1945年世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开始走向最后的胜利，苏、美、英三大强国之间围绕战后欧洲的势力范围，乃至世界其他有关地区的政治走向，明显开始发生日益严重的冲突和斗争。这种情况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但是，问题在于，苏、美、英之间的这种斗争在形式上似乎并没有表现得那么尖锐，相反，三强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就战后世界政治基本格局所达成的默契却令人印象深刻。因此，战后中共中央对远东国际关系的考虑，最初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而把苏、美继续合作作为自己的基本估计。1945年8月，斯大林强硬地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电报，更清楚不过地显示出苏联准备在远东和在中国采取的立场。

在即将出现的足以影响中国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接到这样一封要求自己放弃争取支配中国未来权力的斗争的电报，它所引起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严格地说，中共1944年仅有不足60万兵力，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也只突击发展到了100万人。按照毛泽东在1945年1月关于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的准备，以及3月他关于部队必须要发展到150万人，控制的人口必须要达到15亿，才能另立中央政府的估计，1945年8月的时候，中共其实还远未作好夺取全国政权的准备。因此，认为斯大林8月20日前后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电报干扰了毛泽东战后的夺权步骤，恐怕多少有点言过其实。作出这样的批评的无疑首先是毛泽东。在斯大林去世后，他多次强烈地表示了对这封电报的不满，说斯大林当年发这样的电报是“不许革命”。事实上，如果说毛泽东当时确有不满，多半也仅仅是因为这和他1944年以来的正在形成夺权步骤，以及对苏联援助的希望有所冲突罢了。稍加冷静之后，毛泽东其实也就清楚地意识到，即使没有斯大林的这封电报，因为日本过早宣布投降，以中共军队这时的兵力和装备，一时间也无法实现一举“把中国拿下来”的宏愿。何况，毛泽东也很清楚，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中国自身的问题，它从来就受制于既定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大格局。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不仅熟悉，而且对内中的道理也很明白。在中共七大等会议上，他就一直在向党内干部解释这个道理，即：苏、美、英三国的团结大局战后一个时期内虽然还不会改变，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拒苏反共，力图独霸远东，想变中国为美国的半殖民地，却是必然的。因此，战后意识形态的对立，苏、美、英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加入反共反苏阵营，中共站在反美反帝的苏联一边，都是无可选择的。因为苏联及其东欧新解放的各国力主和平，极力避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共中央自然责无旁贷地也要奉行和平民主政策。“问题是国共反映美苏”。“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我们又不得不和他搭伙。因为问题决定在美国，倒不决定于蒋介石。同时共产党后面也站着一个苏联。城下之盟可以设想，同时又不可以设想。因为我们作了城下之盟，就是苏联作了城下之盟”。

但是，一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的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斯大林的安排，即交出武装，加入资产阶级主导的联合政府，走法国式的道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毛泽东只能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接受斯大林的劝告，参加谈判，在政治上、军事上适当让步，以示“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手段来保存和壮大自己的力量，为下一步武装夺取政权作准备。而的这种策略，当然不可能带来斯大林所希望看到的和平局面。问题是，斯大林在算计战后远东的国际政治格局时，明显没有估计到罗斯福死后，继任者杜鲁门不仅不让苏军参与对日本的占领，甚至不认同斯大林对雅尔塔秘密协定的解释，坚持苏联无权把中国东北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独享特权，东北必须对各国一视同仁，实行“门户开放”政策。1945年8月9日、12日、27日，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曾三次向苏联政府转达美国政府希望苏联公开承诺在东北问题上遵守“门户开放”原则的意见。日本投降不过一个月时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已经在中国天津一带登陆，名为协助遣返日本军队，实则帮助国民党军接收华北和向东北进军。

面对美国人可能进入东北的严重威胁，斯大林明显进退两难。他既不能故意违反中苏协定，因为该协定是建立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的，而苏联对远东南库页岛和日本千岛群岛的占领，都是通过雅尔塔协定取得了美、英的认可而具有合法性的。不遵守中苏协定，就可能使雅尔塔协定的合法性受到动摇，从而直接威胁到苏联对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占领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如果严守中苏协定的规定，苏军按约定时间撤出东北后，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就势必会受到在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政府的挑战。一旦蒋介石把美国人引入东北，苏联的远东地区乃至西伯利亚和外蒙的安全，都难免会受到美国势力的威胁。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协定所取得的对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和对旅顺军港的租用权，也都可能因此而变得毫无价值。

最终，苏联方面决定采取含混的两面策略，即表面上坚持遵守中苏协定，只向国民党移交东北主权，实际上暗中利用中共军队，在东北造成第三方势力的假象，用以协助苏军占领东北和牵制美蒋。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拒绝交枪，而且尽力壮大自身力量的做法，就自然而然地适应了苏联战后在中国的利益需要。

根据先期自行进入东北的小股部队得到的情况，中共中央8月下旬已经发现，东北苏军中下层人员出于对共产党人本能的信任和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事实上抱不干涉甚或欢迎的态度。如张北地区苏蒙联军拒绝与八路?部队具体交涉，但不反对八路军占领张家口；山东八路军侦察部队在渡海与大连苏军接触后，苏军明确表示将不干涉中共在乡村中的军事活动和在城市中的群众工作。因此，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几乎马上就明令山东分局派干部经海路前往东北开辟工作，同时电告各分局：“1苏方为维持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限制，须将东北交还国民党政府，我党我军进入后，苏军必不肯与我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2但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在东北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方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3去东北之部队与干部，应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不能去的城市亦须派干部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派去的部队一律不公开党在其中的领导，形式上也不求统一，一般应“避开红军驻扎的城镇大道，分散在外县乡村活动”，“应作长期打算，组织群众，发展力量，以待将来”。自此，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8月30日，晋察冀根据地冀热辽军区下辖之曾克林部第12团在山海关外绥中县与苏军会师。之后，该部两团与苏军首次配合作战，于31日下午攻占了山海关。当地苏军并允许八路?接防绥中、山海关等地，同意八路军接收当地伪政权及建立卫戍司令部。9月7日，冀察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开进山海关时，苏联红军还专门派车迎接，并于11日与八路军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表示援助我们”。已经和苏军建立起互信关系的曾克林部，更得到了驻沈阳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下辖的苏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司令部的邀请，由苏军用火车将该部运抵沈阳，改称保安队负责城市治安，将司令部设于原伪市政府大楼，政治部设于原日本宪兵司令部。曾克林回忆称当时部队根据苏军建议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并在沈阳成立了“东北人民自治军卫戍司令部”，?李运昌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则显示当时进沈阳的曾克林部改称“保安队”。查1945年9月21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可知，曾部最初进入沈阳、锦州等城市时确称改为“保安队”，“因东北人民痛恨保安队至极，维持秩序人民不听保安队”的，故东北局提议“是否可组织东北人民自治军或某某省自治军、省防军等”。此后，中共部队才正式冠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称号。苏军指挥官并且告诉曾克林，中共军队完全可以利用大量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来武装自己。曾克林回忆，部队进驻沈阳后，苏军一度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交给他们看守。他曾组织部队拉炮拉武器，“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两万支，轻重机关枪1000挺，还有156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

从随后新成立的东北局领导人发来的电报中可以了解到，进入9月后，中共进入东北的军队从最初的2000人已经发展到46万人，发动群众和接收政权均不成问题，苏军“从上至下，对我军都很亲热，但对我军之信任心并不高”，因现有部队十分不巩固，维持秩序尚感困难，干部力量极弱，故“大批的帮助须上边决定，小批的零星的已实际给了一点”，如已得到各种炮80余门、迫击炮100门左右。苏军领导人明确表示：“东西交给你们，也管不了。?东北局领导人亦承认，在目前情况下，“这是事实”。

苏军态度摇来摆去，中共中央急调十万大军赶赴东北

刚一得知苏军默许八路军进入东北的消息，毛泽东就马上从重庆电告延安的刘少奇等：“除原定五个团，最好能再从山东、冀鲁豫及晋察冀三处抽出一千五百人到二千人的团十个团，经冀东、热河分散开入东北活动。”热河、察哈尔两省也是“我所必争，及时增驻重兵十分必须”。另“干部除了延安派去之一千二百人外，还应由其他各区及辖区外县抽调东北干部继续调回东北”。刘少奇认为一两万人还不够，当即电令山东分局集中4个师12个团25万到3万人经海路分散进入东北。而为了“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中共中央开始在华北各省部署察绥、长治等重要战役，打击可能威胁热、察之蒋军，并令李运昌部率五个团进驻由承德、山海关至赤峰、朝阳、锦州及沈阳一线，确保对进入东北陆路之控制，力图以此来压迫蒋介石承认自己在华北及东北的优势地位，从而在谈判桌上作出让步。

对中共的军事实力，苏共中央这时并无太多了解，但它显然相信中共没有同蒋介石政权抗衡的能力。苏军清楚它在东北只能信任中共，也必须引入中共武装，以牵制美蒋力量，却又不能露出痕迹，给美蒋以口实。因此，在确定方针之后，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特派其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由已在负责沈阳卫戍任务的原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陪同，乘苏机由沈阳飞抵延安，向朱德总司令转达了苏军统帅部正式的口头通知。通知要求八路军在红军撤出东北之前，不要公开进入，个别进入东北大城市者，请即下令退出。至红军撤退后，“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至于以地方武装名义在东北活动问题，苏方代表在非正式谈话中表示支持，并希望中共能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就近交涉，协调行动。贝鲁诺索夫并承诺将山海关到锦州一线交八路军接收。

16日，外贝加尔方面军苏蒙联军代表也通过八路军晋绥军区部队电台转告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接收其所占领之内蒙古及东北各地，“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苏军可接济部分武器，万不得已时可退到外蒙去，“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让敌人隔断双方联系”。而苏联大使也私下告诉中共领导人，务必“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以力争东北。

苏军代表的态度，使中共中央受到极大鼓舞。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东北局，立即随苏机赶赴东北指挥一切。同时，它下令各中央局：“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力量。”为此，“华中、华北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东北，“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指示明确认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现在是“千载一时之机”。

占领东北的战略意义，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大时就再三讲过。他甚至表示：东北不仅有大工业，而且背靠苏联与外蒙，“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此，“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中共中央这时对夺取东北也充满信心。它相信东北三面都是苏联的势力，南面旅大又是苏联军事?制地带，我如能控制住热、察及冀东，在东北沿海再配置数万兵力，甚至可以阻止蒋军进入东北。“取得东北，则华北华中即有了依靠，我党地位将为之一变”，故此为“决定的一环”。为此，它提出：“其他区域暂时稍受损失，亦应在所不惜。”据此，以刘少奇为首的延安中央于9月17日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总方针，主张江南武装撤返江北，华东新四军调八万兵力分赴山东和冀东，山东主力及大部干部则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全力夺取东北及热察和冀东于我手中。它甚至要求华北、华中组织一百个团的干部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从班长、付（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再行发展和装备”。

其实，自9月中旬以来，苏军曾一再要求身份已经公开的中共军队，如李运昌等部撤出沈阳等大城市。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东北局到达东北后甚至发?，苏军“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看守，现金现钞提尽，我分文未有。工厂仓库的机器物资运走，火车、汽车、汽油、广播全部绝对控制，我无权调动车辆。我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无法运走。我们现在仅属客军性质……弄到我所发现之仓库，只要被某方看到立刻派兵看守，作为他们的”。“前曾克林说有步枪六十万枝，大炮数千门，查不确，现只搜得山炮八十门，迫炮百余门，子弹稍多，兵工厂仍为友军控制”。

然而，仅仅几天过后，苏军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这是因为，9月底苏方已获知美军不仅帮助运送大批国民党军队来华北及东北，而且美国海军陆战队还直接在天津登陆，助蒋占据平津等地。国民政府明显希望苏军早日撤退，并有把美国资本引入中国东北的企图FRUS，1945，Vol 7，pp 973-974、979-980、981。，鉴于此，苏联方面对于中共夺取东北的计划马上就开始变得积极起来。

10月1日，苏联大使正式通知国民党政府，说明苏军准备开始撤退。见《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苏交涉》，（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6年编印，第127、129页。两天后，即10月3日，东北局领导人就受到了苏军将领的接见，他明确告东北局称，中共中央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全东北的战略方针十分正确。他建议中共抽调主力25万至30万人分别部署在山海关一带及沈阳附近，把住东北大门，不让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东北局4日高兴地电告中共中央说，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并决定向中共提供步枪30万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他们甚至转述斯大林的话，称赞“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给彭真他们打气。《东北局关于与苏军交涉经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5年10月4日、8日。

还在得知美蒋军队即将进抵平津的消息后，毛泽东就急电延安中央，告诫说：务必要“组织三万至五万有力部队，迅速开至冀东热南，以制先机，否则将失机”《重庆代表团关于迅速组织三五万有力部队置于冀东热南致中央电》，1945年9月23日。但是，直至10月初，中共方面“控制冀热辽，堵塞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计划，虽已开始行动，但离实现程度还远”《军委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229-230页。受命前往冀热辽之黄永胜、倪志亮、曹里怀、邱创成及太行军区等部，尚在途中；山东决定派往东北、冀东之五个师，冀鲁豫、冀中、太行等派出的部队和延安炮校等，均刚刚开始出动；承德至山海关一线总共只有万余人。而全东北中共军队人数虽已有近八万人之多，但因扩充过快，干部奇缺，缺少训练，“除少数部队外全无战斗力”。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策略，一面批评各部队行动过于迟缓，一面主张“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外蒙、朝鲜、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军委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28日，等，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229-230页。

苏军得知中共中央准备将军队部署到背靠苏联、外蒙和朝鲜等有依托之地区后，大为不满，批评中共仍是游击作风，力主中共应以全力夺取东北。毛泽东得讯后马上电告中共中央，表示“彼方既下决心，我方自有办法，但卅万办不到，一个月内能有十万到达冀东及东北，即是好事。除此十万外，请下决心从山东调主力五万争取去”。同时，应开始在平绥、平汉、同蒲、津浦各路“与蒋军大冲突”，迟滞其陆路北进。《重庆代表团关于彼方既下决心我方自有办法致中央电》，1945年10月5日；《中央关于抽调十万大军进入东北等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6日。10月11日重庆谈判告一段落，毛泽东等回到延安，他更是主张按照苏军建议，“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据此，他提出：“我正源源进入东北，希友方坚持两个月，我可完成一切准备。”《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10月2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364页。

要苏方从张家口方面提供必要的军火援助，这对苏军来说并非难事，但要其延缓撤军，在苏联方面已经正式宣布之后，就远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苏军打开大门，开始转交日军武器装备，国共争夺战打响

10月12日，国民党之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等到达长春，与苏方正式接洽接防事宜。因国民党方面已清楚地了解到中共武装在东北集结的情况，并向苏方提出，苏军的态度再度发生了变化。

据东北局报告称，原苏军主动让中共接收抚顺、安东等城市，10月中旬末忽又不让接收了。甚至已经进入东丰、西丰、海龙、西安等城市的中共军队，还被赶了出来。《彭程关于东北情况致毛主席电》，1945年10月21日。本来极力反对美舰运送国民党军队从海路进入东北的苏军将领，这时又接到命令，表示同意让国民党军队从营口、葫芦岛登陆了。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21、125页。

10月25日，国民政府正式通知苏联大使，政府军将于29日起自营口、葫芦岛登陆。同上，第121、125页。此举如果实现，中共对山海关和锦州一带的控制和在陆路封堵的计划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然而，正当东北局对此一筹莫展之际，苏军的态度又变了回来。10月13日，国民党第13、52两个军已经在秦皇岛登陆，继而在美军帮助下向周围扩展，美国海军陆战队不仅帮助国民党军抢修被中共破坏的秦皇岛到山海关的铁路线，而且还武装执行护路任务。这一消息再度激怒了苏方。

也是在25日这一天，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同意全面开始向中共进行交接政权工作，并表示：11月15日前“如顽固进攻，苏将协同我打击”《东北局关于苏方态度积极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与此同时，苏军很快就将营口、葫芦岛等地交给了李运昌的部队，明摆着是让中共武装拒止美蒋的登陆行动。

到10月底，中共军队除原有的李运昌等部外，最大限度只能再到3 5万人和干部6000人。如果能拖到11月，即可到正规军6万人、干部2万人。故得知苏军这一态度后，中共中央的决心很大，有意照苏军建议，一边武装拒止美蒋军队在东北登陆，一边努力组成几十万野战军，进行大规模作战，争取“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388-389页。

10月27日，美舰先头运输梯队抵达葫芦岛海面，遭到李运昌部31团驻防部队的抵抗，被迫折回。此后，国民党方面虽极力交涉，苏方却以“十八集团军与中央军之纠纷，乃内政问题，不便干涉”为由，拒绝为其登陆提供任何安全保证。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38页。

不仅如此，苏军为防止国民党突然空运长春，这时还允许中共军队在长春机场附近设防，并公开指责东北国民党部秘密组织10万武装破坏交通，袭击苏军。同上，第143-144页。借撤退在即，他们这时先后开始向中共军队提供了一些坦克和汽车，并移交了在南满地区的部分日军武器弹药仓库和兵工厂。按照苏军代表向东北局所谈，除苏军已经搬走的约占整个日本在东北重工业工厂五分之一的设备外，其余都会交给中共。这里面“弹药只抚顺即有三百万发炮弹，飞机亦可交我处置（现我已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之全部队员可以使用……）”。东北局并报告称，苏军指挥官“劝我一面练炮兵，一面搜集炮兵资材，一面生产炮，要积极些”，说他已答应将兵工厂交我。但苏军主张各种装备要分散出去一些，以免被炸。《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

据11月2日、5日、6日东北局再报，他们已接收沈阳兵工厂全部设备，并控制了大批物资。已将从苏军处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约1 2万支步枪和600挺机枪、800万发子弹、15万枚手榴弹、2万件大衣、3万双皮鞋运往急需武器的热河地区，以装备那里新到的徒手部队。而在沈阳一线，连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内，共取得步枪十一二万支、机枪约4000挺、各种口径炮一批。阜新一带还有武器，但数目不详，沈阳苏军已同意代为接洽。另取得通讯器材一大批，小型运输机6架，火车两列。在哈尔滨，则得到2 4万支步枪、数百机枪及部分炮。12月初，苏军还从旅顺和朝鲜向中共提供了“近万步枪，百挺机枪”。同时，因为苏军提供了40余架飞机，中共东北局已决定要成立航空学校。《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1月5日、6日；《陈云关于哈尔滨情况致林、彭电》，1945年11月7日；《东北局关于建立空军问题致中央电》，1945年12月17日，《东北局物资供应问题致各兵团电》，1945年12月29日，见《彭真年谱》，第310、312-313、344页。

这个时候，形势明显向有利于中共的方面在发展。中共军队已开始大批进驻东北各大中城市。华北地区平绥、平汉、同蒲及津浦各路均被中共军队切断，仅上党、邯郸战役，国民党军即有两个师起义，近20个师被歼，国民党军通往东北的海、陆、空通道全部被堵死。毛泽东自然信心百倍，他明确提出了“竭尽全力，霸占东北”的方针，主张“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治安，中央军不得开入”，“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即华北国民党军亦应退出。《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下我方目的问题致周恩来等电》，1945年11月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57-58页。

就在毛泽东下决心独占东北的同一天，即11月3日，国民党中央军对中共军队驻守的山海关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战争就此打响。

此时，国民党陆续运抵关外准备进入东北的兵力，只有13、52、94三个军约八万人，而中共赶到锦州至山海关和承德一带的兵力已达到十万人以上。尽管部队有些昼夜兼程，十分疲劳，许多新扩充之部队既缺枪弹，又无训练，难以马上投入作战，但中共中央仍坚决主张“坚持半个月”，拒敌北进。《中央关于把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当作东北当前紧急战略任务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1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419-420页。它相信：“本月内我可集中十万兵力于东北”，即可“靠此兵力及当地新力量作战”，两个月后更有“九万生力军可陆续增加上去”，敌纵使派出五个军15万人也不足为惧，即使“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中央关于向东北增调兵力的指示》，1945年11月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401-402页；《中央关于李富春等速去沈阳致高、洛电》，1945年11月1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3-80页。

然而，事情并没有中共中央想象的那样顺利。11月10日，莫斯科突然又改变了主意。苏军代表当天即告诉中共东北局领导人称：苏方已允许在苏军撤退前五天中，让国民党部队空运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中共武装在此五天中与国民党空运部队冲突。苏方代表声称：“此系根据新的协定，是莫斯科的信仰，并声明此种事件之决定，东北苏军全体人员无权力变动。”他“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因此要求中共务必服从。《东北局关于东北苏军决定让国民党部队空运到各大城市致中央电》，1945年11月11日，见《彭真年谱》，第315-316页。

苏军态度的突然改变，使新到东北的部队陷入十分尴尬的状态。参见黄克诚：《黄克诚自传》，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页。林彪和彭真一面紧急下令将取得的各种机器设备及军用物资全部西运，一面不得不为此专门写信给苏联侦察总局图马尼扬中将，恳求他从旅顺或其他任何地方调拨出1万支步枪、600挺机枪和900挺重机枪，给已经集中在辽阳的部队。转见陈晖：《马歇尔使华与苏联对华政策》，《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苏军态度的突然改变，与苏联领导人对中共实力的看法有密切关系。就连苏军将领都认为，以中共目前在东北及热河的兵力，远不足以阻挡有美国帮助和装备的源源而来的国民党军队。他们一直主张中共应不顾华中乃至华北，把全部主力，至少50万人调到东北来，说“满洲工业发达，东西北三面国防安全，完全可以独立，有了满洲，即可进取全中国”。最终，中共只调来了10万兵力。他们对此十分不满，认为“先机已失”。对毛泽东提出的“霸占东北”的方针，苏方代表自然不认为能够做到，故明确劝告说：“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绝不要提东北自治与不准国民党派兵事，给美蒋借口，使苏联处于困难地位。”苏联大使非常怀疑毛泽东所提“全华北归我受降，及华北六省全部民选”，国民党势力“退出平津青”等主张，“在目前是否有实际意义”《重庆代表团关于与友人谈话内容致中央电》，1945年11月5日。

蒋介石坚持向美国一边倒，斯大林无奈重新帮助中共

11月15日，鉴于国共争夺东北的战争已经打响，中共东北局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份公开宣言，说明此一冲突的由来。其宣言稿写道：“东北已获得人民解放，而民主解放刚刚开始，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勾结汉奸国特在东北建立新的奴役与独裁，东北人民要起来反对国民党敌伪顽合流政策……武装起来实行自卫。”《中共东北局关于实行东北人民自治的宣言》，1945年11月15日。

此一宣言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国民党政府当天就照会苏联大使，宣称由于接收工作“遭遇诸种阻碍”，无法进行，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47页。随后，蒋介石并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苏联政府“故意蔑视”“中苏协定之条文与精神”，蓄意“阻挠”其正常接收，“支援”中共军队抢占东北，“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之重大威胁”，故请美国给予“积极的与协调的动作，以防止其继续恶化”同上，第148-149、153、168-171页。

国民党的这一举动，不仅使苏军已经开始的撤退工作无法继续，而且使东北问题有可能进一步成为国际问题而引起美国的干预。苏联当局对此显然缺乏准备，因而不得不急忙改变对策。

11月17日，熊式辉及国民党东北行营人员乘飞机南撤，苏军已经撤出长春的部队一天之后又奉命开了回来，并命令中共的军队全部退出城外。同日，苏联大使照会国民党政府，声称“苏军司令部对于东三省之中国共产党部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今“中国政府军队能无阻碍的在长春及沈阳降落”，且将受到苏军“协助”。而为有利于接收，苏军之撤退可“延缓一个月至两个月”。之后，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商定，苏军撤离东北日期可推延至1946年2月1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48-149、153、168-171页。

11月20日，苏军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与顽作战，不准有共产党军队存在，中共军队应一律撤至50公里以外驻扎。对此，中共中央的态度很明确：“国民党现在是抓住中苏条约使苏联不能在满洲现在的情况之下脱身，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东北“现在的方针仍应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但希望能不让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以便于我延缓蒋军之推进。《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长春铁路线后开展东满、北满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429-430、431-432页。

苏军赶走中共军队自然并非出其本意。因此，当美机、美舰接连出现在旅顺、大连附近海面后，苏联一方面力图以让蒋接收东北为缓和之计，另一方面又大批向沈阳、旅大之线增兵，并重新在营口地区布防，加强防备。1945年11月中旬以后，苏联接连向旅顺空运了一个师的兵力，并向沈阳增兵至5万人以上，包括四个坦克旅及一个炮兵师。因为苏中两党几乎面对同一个危险的敌人，因此对于中共，苏军在内部仍保持着友好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再三解释苦衷；另一方面，他们也深知要与美蒋在东北问题上周旋，就必须加强对中共的支持，而不能使其削弱。因此，他们很快就同意中共军队可以仅退至长春铁路沿线20公里以外，中共东北局及其各种政治宣传机关等不必撤退，并支持由中共召集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于11月22日在长春举行，还专门提供了电台给东北局以保持双方间的密切联络。从这个时候开始，苏军还从旅顺及驻朝鲜苏军处进一步向中共提供了必要的军火帮助，甚至同意中共军队不让北宁路以拦截蒋军北上。对于国民政府方面，苏联官方照会则称：因为营口、葫芦岛以及沈阳以南区域的苏军已经撤退，故不能予以协助。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155-156页。

不过，中共军队这时尚无城市攻防战的经验和能力。11月16日，山海关即被国民党军队攻破。注意到国民党出关军队中有大批美国军事顾问中共中央11月23日电称，已证实国民党出关军队中每团有20名美军军官。，中共中央也意识到“独占东北，无此可能”，必须实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计划，“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因此，它修改了此前的决定，指示今后主要争取“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中央关于东北撤出大城市后的中心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455-456页。

11月25日，中共军队把守的进入东北的门户锦州亦告失守，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已没有任何可能性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美国势力随着蒋军进入东北，并使苏联能够合法地在东北确立优势地位，苏联政府又开始提出中苏在东北“经济合作”的提议，力图以将东北工矿企业交给蒋介石，由中苏共同经营为要求，来迫使国民党同意不让美、英等国势力进入中国东北。

苏联提出共同经营的理由，是因为东北工矿企业多半为日本所创办和经营，几乎所有重工业均为日本股份。依照雅尔塔及波茨坦协定对德国之规定及先例，存在赔偿问题。参见萨纳柯耶夫等编，北京外国语学院1971届工农兵学员译：《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12-514页。在中苏条约谈判中，蒋介石就试图使苏承认“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应“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份”，但斯大林仅承认“凡属于日人私人之财产，可同意赔偿中国战时损失，凡属于公司组织者，应视作战利品”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241、371页。因属于公司组织者占东北工矿企业绝大多数，故苏军占领东北后，很快就将其作为战利品或接管，或拆迁搬运至苏联。至11月底已搬运之机器，即已占总量之五分之一多。由于东北重工业仍具有极大潜力，苏联方面最初甚愿共产党人能全部占有，不让美蒋染指。鉴于此举不成，苏联就开始劝诱国民党同意“其财产应由双方平均分配，“组织中苏合办之公司”，共同经营东北工矿企业同上，第374-402页。，试图以此为诱饵把国民党的手脚捆起来。

但是，蒋介石坚决不承认苏方关于战利品的说法，国民党方面为阻止苏联把这一点强加给中国，还很快将苏方的这一企图透露给了美国。因为美国的抗议与反对，苏联“合法”控制中国东北的努力很快就流产了。自11月以来，美、苏两国就不断在原子弹、德国、朝鲜等众多问题上发生分歧。在太平洋及远东地区，美军已经将苏军列为主要假想敌，这种情况自然更加刺激了苏联方面。斯大林这时明确告诫国民党人：“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参见FRUS，1945，China，pp 848-850；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幼狮书店1973年版，第15页。

自苏联1945年11月被迫对国民党让步之后，它实际上已经强烈地认识到蒋介石国民党与美国是一丘之貉，因而是自己在远东极其危险的敌人了。由于在东北的苏联军官及士兵接连遭到有国民党背景的武装集团的袭击，甚至是暗杀，苏军已开始向官兵进行警惕和仇恨国民党的教育。鉴于按照原定计划，苏军在1946年2月即应全部撤出东北，因此，它很快就重新与中共合作。1月初，苏军再度将辽阳、鞍山、本溪等东北重要工业区移交给共产党人，并通知中共东北局，准备在其撤退时大量接收各地政权和厂矿企业。凡未北运的各种军事物资及仓库等，也将留给中共方面。《彭真关于接收辽阳鞍山本溪三处致中央电》，1946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