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边倒”的必然
毛泽东称斯大林为“大老板”，说中国革命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苏联 / 为防止美帝与资产阶级里应外合，毛泽东力主暂时不与美、英建交 / 批判民族主义，接受斯大林指导，中共与苏联越走越近 / 为了一个不存在的机会，中共代表与美国大使进行了两个月的接触 / 尘埃落定：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革命终结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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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革命终结正果
（下面这段文字，好像应该是在这个标题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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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5-1485页。
自1936年首次提出以普选、议会和人民普遍自由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以来，中共始终高擎着民主的旗帜，实行“三三制”、基层普选、官兵平等，并成功地保持着干部的勤政廉洁，因而成为中国国内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和特务统治最有力的旗手和象征，也因此赢得了广大中间派的支持与拥护，甚至让包括司徒雷登这样虔诚的基督徒和美国外交官也对中共极具好感，且颇多幻想。现在用不着遮遮掩掩了，可以突出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了。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无疑使许多人跌破了眼镜，以至惊讶不已。在这里，受刺激最深的，大概就是率领西方国家外交官集体拒绝跟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坚持留在南京“迎接”中共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了。
一直幻想着能够使中共新政权保持在他所理解的西方民主政治范围内，进而推动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的这位美国大使，显然受到很大的刺激。他在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之后，给美国国务卿写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其沮丧、绝望和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司徒雷登在他的报告中写道：
“我们应该对毛泽东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拍手称快，因为它空前明确地表明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所持的立场。文章以清楚和尖锐的措辞谈到如何将‘马列主义科学’应用于中国社会，还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过去28年的历史作了精辟的论述。”与他此前的着作相比，它最主要的不过是补充了决心要与苏联团结一致的观点，并第一次表露了对“警察权力专政及其合理化的”态度。
司徒雷登写道：“文章显示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理论对指导中共行动的巨大影响。”“文章的主要基调是毫不动摇地忠诚于依靠暴力进行世界革命的教规；效忠作为革命力量中心的苏联；对所有反对力量刻骨仇恨；信仰专制主义以及与其他任何政治或社会理论不可调和的共产主义。令人恐怖的流血斗争，对毛和他的同志来说只不过是改变中国政体的外科手术。”而新政权则将会在“人民”的名义下，使共产党的权威能够“置于形成俄国式专制的同样基础之上”。
司徒雷登宣称：“除了没有无条件承诺在任何战争中与苏联站在一起（中共的宣言迄今避而不谈）之外，文章使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变得不能再紧密了。与此相反，它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敌视无以复加。”“他确信与西方不可妥协。”他清楚地意识到在中国有一大批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不相信共产主义，不愿意与西方为敌。因此，文章用了大量篇幅驳斥亲西方的中国自由主义分子信奉的一些观点，并宣布：“持这种观点的人将被认为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要适当加以制裁。”见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8-310页。
“毛现在不会被收买”--司徒雷登半是沮丧、半是痛苦地写下的这句话，其实也正是毛泽东想要看到的和他二十余年来苦心奋争所想要得到的一种结果。它既是要证明给莫斯科看的，也是用以报答所有死去的和活着的共产党人的：中共革命达到了它最初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