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间地带”的革命?
毛泽东相信，美、苏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 / 毛泽东提出“纸老虎”和“中间地带”的观点，宣传必胜主张 / 美苏走向冷战，中共对蒋介石从“洗脸”转向“割头” / 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迂回手段，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相信，美、苏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
自抗战结束以来，始终困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和”与“战”的问题。毫无疑问，没有人会希望战争，特别是在经历了八年抗战，国际国内充斥着要求和平的空气的情况下，准备和平的思想自然会在中共党内占据着主导地位。毛泽东大概是在所有中共领导人中，最坚定地相信战后必定要与国民党展开一场可能会决定两党命运的争夺战的。即使是一直在要求全党作好战争准备的他，也没有预料到战后会面临美、苏直接干预中国事务的局面，一切预想“似乎都变了”，好像中国真的要走上和平民主发展的新阶段了。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对中共来说并不是一个新奇的想法。无论在20年代中期、30年代中期，还是40年代初期，凡是在国共两党关系处于发展和稳定的时期，都可以从中共中央的文件中看到类似的设想。但是，在经历了两次国共合作的反复，特别是中共的力量前所未有地空前强大之后，要想让毛泽东再相信共产党与国民党应该或能够和平共处，共同建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但问题在于，“国共反映美苏”，“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根本就由不得国共两党自己来选择如何安排战后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因此，毛泽东也一度设想过卧榻国民党之旁的可能性，相信“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因而准备在保持自己一定武装、政权和地盘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实现和平共处。然而，蒋介石太过自信和自大了，常常膨胀得连中共“在保存一块地方的条件下订城下之盟”的机会也不给，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蒋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因此，战后中国内战之不可避免，显然并不纯粹是因为毛泽东想要推翻国民党和夺取政权。
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怕战争的，他们的理念就是“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取政权”。他们也一直是从暴力和战争的经历中走过来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继续在中国全面内战，不论对中国的前途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影响如何，它是否符合世界大势，是否符合苏、美、英三强就远东问题所达成的一系列妥协呢?十分明显，和过去相比，中国革命与世界的联系变得更加息息相关了，以至于中共所设想的中国革命的进程，既不取决于中国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程度，也不取决于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强弱，而是取决于国际政治环境，特别是取决于苏联和美国的态度。因此，不管毛泽东如何告诫说：“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一直强调战争不可避免，但是“打不打”的问题总是难于决定，对和平民主的幻想也始终难以清除。
中共中央这时对内战的担心主要有二，一是它会不会给苏联造成困难?二是会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从抗战胜利后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的电报，到苏联赞成马歇尔调处中国内战，以及苏军在中国东北问题上态度的反反复复，他们不难了解苏联力求战后妥协和平的复杂心态。中共中央战后之所以一再强调“和平是能取得的”，并且不止一次地表示准备走法国式的道路，都是受到苏联态度的影响和担心妨碍了苏联。
这种情况直到1946年3月以后才开始发生改变。苏联在东北问题上越来越强硬的立场，以及它积极支持中共夺取东北及搅浑水的情况，说明苏联不仅不再反对中共对国民党进行战争，而且相信这种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对苏联有利。于是，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国共战争是否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确，“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不仅苏联人这样想，毛泽东也这样想。但是，中国的内战真的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吗？在经过了几个月的仔细观察以后，个性上永远都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毛泽东，明显对此发生了怀疑。
实际上，毛泽东已经注意到自2月份以来，苏联和美、英之间矛盾日益加深的情况，特别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反苏演说，斯大林措辞严厉的针对丘吉尔演说的谈话等。这些情况，包括美、苏在伊朗问题上发生的冲突，表明美、英与苏联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论中国事态如何发展，其实都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各国造成的严重损害和各大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签订的各种条约；注意到美、苏在欧洲与亚洲几个月来又斗争又妥协的情况；注意到斯大林一方面坚持意识形态的对立，一方面又高度注重和平的态度同上。，以及欧洲各国左派势力处于上升趋势等现象。因此，他又判断，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实际上已经超过以美国为代?的世界反动力量，美国不大可能为了局部范围的争执而对苏联公然诉诸武力。
既然相信国共之间的战争不仅不会对苏联不利，而且一般也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面对1946年2月以来要在苏军默许下抢占东北，就难免要考虑到关内停战协议、政协和平协定、国内和平民主前途，以至于对苏联影响和与世界整个战后和平局面是否协调的问题。很显然，所有这些问题都极大地束缚着中共领导人制定夺取东北和处理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心。毛泽东显然希望他的想法是合乎实情，也是合乎逻辑的。但是，1946年春天这个时候的他，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把握。为此，他于4月间就他所想到的在中国继续坚持革命立场和革命政策，并不会影响苏联和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理由，草拟了几点意见，在书记处几位领导人之间传阅，听取身边其他领导人的看法。
毛泽东草拟的几条理由很简单：第一，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动力量和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民主力量之间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是，由于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了世界反动力量，必须也必能克服此种危险，美、英、法只能通过妥协的办法来解决他们与苏联之间的问题。第二，美、英、法与苏联之间进行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而且需要各国?民按照不同情况对各国的反动力量进行不同的斗争。因为，美、英、法对苏联的妥协，其实恰恰“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
毛泽东这里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新的世界大战不会发生，美、苏必然会通过妥协来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而且，只有不断地增强世界民主力量，不断地缩小各国反动力量，发生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才会越小。因此，对于中共来说，坚持对国民党反动力量的斗争，不仅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会有助于世界民主力量的强大，进而避免世界大战的发生。何况，绝对不应当?记的是，“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我们对于国民党反动力量，也必须照此办理，“采取同样的方针”。
显而易见，毛泽东在发动东北四平街保卫战和决心夺取长春，不让国民党军接收沈阳以北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已经想通了这个问题，放开了手脚，解决了“敢不敢打”的思想顾虑，重新开始树立起争取夺取全国政权的大目标了。
毛泽东提出“纸老虎”和“中间地带”的观点，宣传必胜主张
在1946年5月以后，大概再也不会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中共推进中国革命的?程了。国民党不顾一切打下长春，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不仅引发了中共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而且开始尝试着重新实施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政策了。毛泽东很快就断言：国共两党全面破裂在即。他甚至已经开始考虑把战争全面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为此，他曾明令山东、太行晋冀鲁豫与晋察冀各军区乘蒋军全力向北之际，猛扑其后背，通过运动战大举歼灭敌人。
与此同时，毛泽东接连不断地写文章、发文件和打电报，为全党和全军鼓气。他公开宣称：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从来没有这样广大”，而“国民党则从来没有这样丧失人心”。说“蒋介石虽有?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顺，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不过，对于大多数共产党人来说，要在1946年里树立起战胜蒋介石的信心，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问题很明白，这时美国的调处仍在继续，和平的大门尚未关死，而军事形势总体上却很不乐观。中共在东北、热河、察哈尔、山东、湖北等许多地方都还明显处于守势，甚至丧城失地，得到美国大力援助的国民党军队看上去则要强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毛泽东不断地为党内同志?气，党内的和平空气仍旧很浓，该不该打，尤其是打起来能不能胜的问题，还严重地困扰着许多人。因此，即使是毛泽东，这时也还是不能不作着和平与妥协的思想准备。
一切还是老样子，即共产党之所以不能不准备妥协，是“因为问题决定在美国，倒不决定于蒋介石”。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的这句话，如今依旧适用。但是，认定了夺权目标的毛泽东内心十分清楚，共产党人已经被逼上梁山，别无选择了。因为无论是接受马歇尔调处，还是与国民党大打，马歇尔变成斯科比，结果都没有什么不同。接受马歇尔的办法，中共必须要交出武装，基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的观点，其实就是失败。与国民党大打，引来美国干涉，也可能遭遇希腊共产党一样的失败。但是，这后一种失败与前一种失败不同，第一，它有保存力量、东山再起的机会；第二，它也存在着美国不来干涉，中共最终取得胜利的可能。以毛泽东的性格，与其不战而拱手让出军队，像法国共产党那样派几个代表到蒋介石的政府里去做官，当然不如与国民党拼个鱼死网破。
但是，要让众多已经多少看到和平民主前途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同情者，相信后一种办法比前一种办法好，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1946年6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和政委李富春为此致电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严重受损，需要休息与巩固，美国却因战争而强大了，因此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和以苏联为中心的人民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了，而苏联则不能不采取防御的态势，这种情况可能还要持续三五年之久。这种情况影响到中国，蒋介石反动派得到美国的全面援助，力量也有所增强，人民革命的力量暂时还得不到苏联的实力援助，自身也还没有形成有力的战略根据地。面对此种形势，他们显然认为战争求胜的把握不大。
对此，毛泽东坚持?见。他明确电告李、黄称：“你们分析中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同时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第二次大战后，各国革命力量所处的地位是比第一次大战后要好得多，而不是要差些。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则是斗争。……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
然而，毛泽东这时还必须要解决另一个问题，即在美、苏摩擦冲突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中国的内战不会导致美、苏战争？如果中共党内这方面的疑虑不解决，领导?的思想顾虑还是难以消除。
1946年8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在谈话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因此，在他看来，美蒋也没有什么可怕，因为“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毛泽东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美国等反动派今天看起来确实很强大，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因为“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在度过了四平、长春作战失利后最为危险的几个月，并且得到了苏联实质性的军事援助之后，毛泽东再度表现得充满信心。他明确指出，美国现在确实在作着反苏战争的准备。但是，从一年来美、苏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全都发生在美、苏以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可以看出，美国在发动反苏战争之前，首先要对付的并不是苏联，而是在美、苏之间的那些国家和人民。也就是说，美国要想进攻苏联，它就必须先征服美国人民和美、苏之间广大的中间地带。既然如此，那么要想避免美、苏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和人民就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斗争。他的结论依然如故，那就是：“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只有经过斗争，压倒了国际反动势力，才不会发生反苏战争；也只有打败美蒋反动派，才能有中国共产党的出头之日。
严格地说，这是毛泽东鼓动宣传手法上的一种技巧。他这时明确地告诉党内领导人，分析时局必须要考虑到对象和目的。注意到事实是好的，但具体到斗争需要的层面，就不能仅仅着眼于客观地说明现实，而必须要从客观现实中重点找出对革命斗争有利的因素，并强化其意义和作用。比如，这时当然需要看到美蒋的强大和国际形势中反动力量与民主力量激烈斗争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要看到美蒋的困难条件和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
因此，从毛泽东上面的谈话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意图所在。简单地说，他这里是在通过一个看起来亘古不变的“真理”，即“邪不压正”，来为许许多多对美国的强大感到恐惧和担心的革命者打气，让他们知道，美国也好，蒋介石也好，其实都不那么可怕，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从而帮助人们树立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与此同时，毛泽东的谈话中还有更值得注意的一点，那就是，他再度表露出他对自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重要性的高度重视。他不仅再次强调，中国革命不必受美、苏关系的束缚，美国根本不可能直接发动对苏联的战争；而且相信，以中国革命为代表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其实是直接影响着美、苏双方的力量对比，甚至影响到美、苏关系的未来走向。
如前所述，远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毛泽东就已经在考虑夺取全国政权的可能性了。但是，抗战结束以来，毛泽东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中共的战略策略几乎总是不能不随着美、苏关系的变动而变动，并以美、苏之争作为整个世界各种矛盾的中心，以维护苏联的战略利益作为自己战略策略的重要出发点，以至于往往把自己与国民党的斗争也看成是美、苏斗争的一部分，因而无法真正确立独立自主的战略策略。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中共党内以至同情中共的社会力量内部，都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过分看重美、苏妥协，以至于过分害怕刺激美国，导致大规模干涉战争的心理。
如今，毛泽东终于在观念上突破了中共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思想束缚，因而也首次开始在思想上突破了战后大国体系的羁绊，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对美战略，并且不再把对苏联态度及其利益的考虑放在重要位置上了。中共中央甚至这样告诉党内干部说：“对苏战争危机目前已不存在”，“苏美矛盾在世界制度上虽是基本的，但不是实际政治的主要矛盾”。言外之意，对苏、美关系的考虑今后不再应当成为左右中共战略策略的重要依据，一切政策和策略的制定，都应当从中国人民反对美蒋反动派斗争的基本需要出发。
美苏走向冷战，中共对蒋介石从“洗脸”转向“割头”
1946年10月以后，随着国民党公然进攻中共解放区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并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最困难的“打不打”的问题终于在蒋介石的“帮助”下彻底解决了，剩下的问题就是“胜不胜”了。既然全党都已经明白了非打不可，那么，在毛泽东看来，剩下的胜利前途问题，只要用简单的加减法就可以使全党明白胜利的必然性了。
他明确告诉全党：蒋介石能够参战的只有180多个旅，其中半数必须守备，能野战的不足100个旅。在过去三个月中，这100个旅已经被歼灭了25个，今后一时期再歼灭25个，就足以停止其进攻了。如果再歼灭其25个，“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
既然如此，中共中央自然也就不打算管?国人说什么或做什么了，他们下决心要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通过战争一点一点地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在1946年冬就大胆地提出：“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把他(注：指蒋介石)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的积蓄在一年内打破，达到两党平衡”，然后“超过”他。当然，毛泽东也并非不重视美国对中国革命的威胁会有多大，他也承认，和美国的“麻烦仍是长期的”。如果美国放弃援蒋政策，撤退驻华美军，那么，三年或者五年就可能解决问题。否则，“就有变为长期战争的可能”，或者可能要打10年到15年，以至“打得一个县城都没有”，或者打到?定程度，美国又会出来要求国共谈判，“我们亦不能拒绝”，等等。
不过，对美国的顾虑也就如此了，深信苏联巨大牵制作用的毛泽东，很少认真地考虑过美国出兵中国的可能性。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无能，使中共中央在1947年以后几乎总是得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胜利时间表。1947年2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人们还一度考虑过万一再度出现美、苏妥协，蒋介石需要休整兵力，国共又不得不停战的可能性。仅仅几个月之后，这种可能性已经根本不存在了。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著名的“冷战宣言”。6月5日，刚刚出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提出了旨在帮助欧美阵营增强与苏联集团对抗能力的“复兴欧洲计划”，使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反共势力空前增长起来。而为了对抗美国的冷战计划，以苏联为首的欧洲各国共产党宣布成立欧洲工人党和共产党情报局，并召开共同会议，公开宣告：世界已经形成了两个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的革命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反民主的反动阵营。提出各国共产党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高举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旗帜，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
这种情况的出现，立即使国际政治格局和战后美、苏妥协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两大阵营的形成和苏、美在欧洲尖锐对抗的局面，进一步限制了美国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能力，也相应的使得中共得以完全放手地反对美国和提出“打倒蒋介石”的战略目标。
过去，对于是否应该公开提出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中共中央始终有些犹豫，多数领导人担心公开反美容易给美国的军事卷入制造口实。现在，这样的担心不复存在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现在德黑兰、波茨坦式的大国合作来解决问题的路线发生了动摇，世界已经划分成以美国反动派为首的各国反革命统一战线与以苏联为首的各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全面对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直接出兵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可能性很小”。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问题是，“美国人只是怕苏联也出兵，否则对我们来个不宣而战他们是不在乎的”。
1947年10月初，鉴于内战爆发以来，中共已经歼灭国民党97个半旅，78万人，占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的1/3，毛泽东信心百倍地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并于10日公开发表。在这一宣言中，中共首次明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彻底放弃了给蒋介石国民党的“洗脸政策”，转向“割头政策”了。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我们之所以还会和蒋介石谈判，就是因为我们实行的还是请他“洗脸政策”，而不是要割他的头。提出打倒蒋介石，就意味着谈判的希望“是一丝一毫也没有”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时的原话是，对蒋介石，“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请他洗脸，不割他的头”。“如果有一天他变成大花脸，发动内战，那时我们党就要号召全?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即要“割他的头”了。
时至于此，一切形势都明朗化了。毛泽东把他在1946年4月给书记处几人传阅的文字也向全党公开了。他并且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作了更加明确的解释。他告诉与会者说：北伐时期，革命曾经有过短暂的发展期，随后国民党的压迫就来了。苏维埃革命时期生存的空间很小，党内纠纷很多，长征以后情况更加困难。抗战期间，我们的力量发展起来了。但是日本投降后，我们还是担心。因为日本人走了，又来了一个美国，支持蒋介石。要知道，我们同蒋介石的力量对比问题，直到今年2月1日中央开政治局会议和宣布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到新的人民大革命前夜时还没有解决。当时还是准备退出延安，并且后来确实也退出了。直到现在，“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再有四五年的时间，胜利就是我们的了。“美、苏迟早要妥协”，“它的妥协可能会对中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人民的斗争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绝不是大国之间妥协了，其他各国人民也都要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的方针应当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迂回手段，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
“割头政策”一旦确定，对于中共来说，就非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不可了。中共中央因此要求全党树立“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心，并尖锐批判资产阶级中间派试图在国民党的统治和共产党的统治之外找到第三条道路，即试图建立欧美式民主政治的幻想。它明确指出：“在中国现状下，要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独裁政权，要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政权”，“凡是不愿与共产党合作并受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必然是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对于一部分中间派人士既想抛弃蒋介石国民党，同时又想脱离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倾向，中共中央高度警觉。它很快就发出警告说，必须对“开明士绅、中等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乡村富农”的“君主立宪派或旧民主派”本质提高警惕；“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
同样，对于来自外国的任何尝试推动国共和谈的企图，他们也是毫不含糊地加以拒绝，坚决反对给蒋介石国民党任何喘息之机。特别是对于这段时间来自苏联的这方面的任何暗示或劝告，尤其容易刺激到对抗战结束时被迫去重庆谈判的经历耿耿于怀的毛泽东的神经。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苏联大使罗申也确实几度从外交的角度尝试过提议进行国共谈判。而1949年1月当苏共中央来电转述国民党政?请求苏联政府帮助调停国共内战的要求，征询中共中央答复意见时，一度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
苏共中央当时在电报里询问说，我们可否这样答复：“苏联政府一向坚持现在也仍然坚持在中国停止战争建立和平。不过，在答应同意居中调停之前，我政府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否接受苏联的调停？”而中共是否可以这样表示，即：“中国共产党主张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不能让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参加。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直接谈判，不需要任何外国人居间调停？”
毛泽东十分不满地答复苏方的询问说：“现在，我们认?应该义正词严地否定国民党的和谈骗局，因为眼下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舆论也同样不利于南京政府，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季就能过江，直捣南京。”“我们似乎不需要再次采取什么迂回的政治手段。在当前形势下，再采取这样的迂回手段利少弊多。”因此，苏联政府最好明确告诉南京政府：“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在中国内战交战双方之间调停是不可取的。”
斯大林马上对此作了解释，说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并无不同，?样不希望和谈。但直言不讳、不加任何掩饰地拒绝南京方面的和平建议，意味着把和平这面旗帜交到了国民党手中，而把自己变成了不想要和平的一方，甚至可能为美国的军事干涉提供口实。而告诉世界，你们赞成和谈，但是不要外国介入，不允许蒋介石等战犯参加，一方面没有人能够指责是中共坚持战争，另一方面国民党也因不能接受中共的条件而被世人看成是破坏和谈的罪魁祸首，“你们则可以继续胜利的解放战争”了。
尽管如此，尽管毛泽东也理解了苏联方面的意图，并马上就提出了让国民党无法接受的八项条件，表示愿意和谈，事实上最后也确实?按照斯大林的办法，通过提出国民党不能接受的条件，把这次和谈失败的罪责加在了国民党人的头上，但毛泽东还是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他特别在中共中央这时发出的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电中加写了一段话，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因为他相信，一直担心美国会武装干涉，因而一直在公开场合想尽办法撇清与中共的关系，为此一直不惜主动推动国共和谈的斯大林，其实是想让中共在长江以北停下来，在中国搞一个“南北朝”，以此来避免美国干涉的。当然，毛泽东很自豪，他后来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1957年毛泽东对这件事的说法是：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