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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着镜子，把我齐肩的头发梳整齐了，扎上一条绿色的缎带，再淡淡地施了一层脂粉，妈说我这样打扮看起来最文静，而我就需要给人一个文静的感觉。这已经是我谋职的第五天了，与其说是谋职，不如说是到处乱撞，拿着一大沓剪报，满街奔波，上下公共汽车，淋着雨，各处碰钉子！今天也不会有结果的，我明明知道，却不能不去尝试。我手中有今天报上新刊登的几个人事栏的启事。第一则，是个私人医院要征求一个护士。第二则，是个没没无闻的杂志社，要一个助理编辑。第三则，是个××公司，征求若干名貌端体健的未婚女职员。
一切结束停当，大门“呀”的一声被拉开了，妈急急忙忙地跑上榻榻米，手里提着把油纸伞，苍白的脸上浮着个勉强的微笑。
“哦，依萍，我到郑太太那儿给你借了把伞来，不要再冒着雨跑吧，弄出病来就更麻烦了！你的鞋子已经修好了……巷口那老头说，修鞋的钱以后再算吧。他……真是个好人呢！”
我看了妈一眼，她的脸色白得不大对头，我忍不住问：
“妈，你没有不舒服吧？”
“哦，没有，我很好。”妈说，努力地微笑了一下。笑得有点可怜，我猜想，她的头痛病一定又犯了。她在床前榻榻米上铺着的一张虎皮上坐了下来，这张虎皮是从北方带出来的，当初一共有七张，现在只剩一张了。妈常常坐在这张虎皮上做些针线，寒流一来，妈的冬衣不够，就裹着这张虎皮坐在椅子里，把虎皮的两只前爪交叉围在脖子上。在我们这简陋的两间小房子里，只有从这张虎皮上，可以看出我们以前有过的那段奢华富贵的生活。
“妈，我或者可以借到一点钱，中午不要等我回来吃饭，晚上也一样。我想到方瑜那儿去想想办法。”方瑜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
妈妈望着我，好半天才说：
“只怕借了钱也还不起。”
“只要我找到事就好了。”我说，“唉，真该一毕业就去学点打字速记的玩意儿，也免得无一技之长，高中文凭又没人看得起。”
我拿了油纸伞，走到玄关去穿鞋子，门外的天空是灰暗的，无边无际的细雨轻飘飘地洒着，屋檐下单调地滴着水。妈又跟到门口来，看着我走出门，又走来帮我关大门，等我走到了巷子里，她才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句：
“能早点回来，还是早点回来吧！”
我瞅了妈一眼，匆匆地点点头，撑开了伞，向前面走去。研究了一下路线，应该先到那个私人医院，地址是南昌街的一个巷子里，为了珍惜我口袋中仅有的那四块钱，我连公共汽车都不想坐，就徒步向南昌街走去。到了南昌街，又找了半天，才找到那个巷子，又黑又暗又狭窄，满地泥泞，我的心就冷了一半。在那个巷子中七转八转，弄了满腿的泥，终于找到了那个医院，是一座二层楼的木板房子，破破烂烂的，门口歪歪地挂着一个招牌，我走近一看，上面写的是：
福安医院——留日博士林××
专治：花柳、淋病、下疳、阳痿、早泄
旁边还贴着个红条子，上面像小学生的书法般歪歪倒倒地写着几个字：“招见习护士一名，能吃苦耐劳者，学历不拘。”我深深吸了口冷气，连进去的勇气都没有，立即掉转身子走回头路，这第一个机会，就算是完蛋了！把这张剪报找出来丢进路边的垃圾箱里，再从泥泞中穿出巷子，看看手表，已将近十一点了。
现在，只有再去试试另外那两个地方了，先到那个杂志社，地址在杭州南路，干脆还是安步当车走去。到了杭州南路，又是七转八转，这杂志社也在一个巷子里，也是个木造楼房，门口的牌子上写着五个龙飞凤舞的字：
东南杂志社
老实说，我就从没看过什么东南杂志，但，这五个字却写得蛮有气派，或者是个新成立的杂志也说不定。我摸摸头发，整整衣裳，上前去敲了敲门。事实上，那扇门根本就开着，门里是一间大约四个半榻榻米大的房间，房里塞着一张大书桌和一张教室用的小书桌，已经把整个房间塞得满满的了。在那大书桌前面，坐了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男人，穿着件皮夹克，叼着香烟，看着报纸，一股悠闲劲儿。听到我敲门的声音，他抬起头来，看看我，怀疑地问：
“找谁？”
“请问，”我说，“这里是不是需要一个助理编辑？”
“哦，是的，是的，”他慌忙站起身来，一迭连声说，“请进，请进。”
我走了进去，他示意要我在那张小书桌前坐下，拿出一张稿纸和一支原子笔给我，说：
“请先写一个自传。”
我没有料到还有这样一着，也只得提起笔来，把籍贯年龄姓名学历等写了一遍，不到五分钟，就草草地结束了这份自传。那男人把我的自传拿过去，煞有介事地看了一遍，点点头说：
“不错，不错，陆小姐对文艺工作有兴趣吗？”
“还好。”我说，其实，我对文艺的兴趣远没有对音乐和绘画高。
“唔，”那男人沉吟了半晌，从抽屉里拿出几份刊物来，递给我说，“我们这刊物主要是以小说为主，就像这几份这样，你可以先看看。”
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三份模仿香港虹霓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报，刊名为《现代新小说报》。第一份用很糟的印刷红红绿绿地印着一个半裸的女人，小说的题目是《魔女》。我翻了翻，里面也有许多插图，看样子也是模仿高宝的画，几可和高宝的乱真。第二份小说题目是《粉红色的周末》，第三份是《寂寞今宵》。不用看内容，我也可以猜到里面写些什么了。每份的后面，还堂而皇之地印着“东南杂志社出版”的字样。那男人对我笑笑，说：
“我们现在就以出小说报为主，陆小姐如果有兴趣，我们欢迎你来加入。至于工作呢，主要就是收集这些小说。坦白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这几份的故事都是我在二十几年前的旧杂志和报纸里翻出来的，把人名地点改一改，再加入一些香艳刺激的东西，就成为一篇新的了。至于插图呢，多数都是香港小说报和外国画报中剪下来的。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以收集和剪辑为主，如果陆小姐自己能写，当然更好了，写这种故事不要什么技巧，只要曲折离奇，香艳刺激就行了，现在一般人就吃这一套，我们这刊物销路还挺不错呢！”
他自说自话了一大堆，居然面有得色，对于抄袭前人的东西及偷取别人的插图，好像还很沾沾自喜。怪不得我觉得那些插图像透了高宝的画，原来就是偷人家的！我生平最看不起这种文艺败类，站起身来，我急于想走，那人还在絮絮不停：
“我们这杂志一切草创，待遇吗？暂定两百元一个月，每个月要出四本小说报……”
“好，”我打断了他，“谢谢您，这工作对我不大合适，对不起，你们还是另外录取别人吧！”
说完，我匆匆忙忙地走出了这伟大的“东南杂志社”，那男人错愕地站着，大有不解之态。走出了巷子，我把手里那三份刊物丢进了垃圾箱，长长地吐了口气。好，三个机会已经去掉了两个，现在剩下的只有那个××公司了。看看表，已将近一点了，在一家台湾小馆子里吃了两块钱一碗的面，就算结束了我的午餐。然后，搭上公共汽车，在西门町下车，依址找着了那个××公司。
这是坐落在衡阳路的一座楼房，下面是家商行，并没有××公司的招牌，我对了半天，号码没有错，只得走进去询问那个女店员，女店员立即点点头，指示我从楼梯上楼去，我上了楼，眼前忽然一亮，这是间设备得很华丽的办事处，里面有垂地的绒窗帘和漂亮的长沙发，还有三张漆得很亮的书桌。现在，屋里已经有了七八个打扮得十分艳丽的少女在那儿等待着。靠门口的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办事员，看到了我，他问：
“应征的？”
“是的，”我点点头。
“请先登记一下。”
他递给我一张卡片，上面印着姓名、籍贯、年龄各栏，我依照各栏填好了，那职员把它和一大沓卡片放在一起，指指沙发说：
“你先等一等，我们经理还没来，等我们经理来了要问话。”
所谓问话，大概就是口试，我依言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一面百无聊赖地打量着另外那七八个应征的人，真是燕瘦环肥，各有千秋，不过，大都浓装艳抹得十分粗俗。我这一等，足足等了将近两小时，到下午四点钟，室内又添了六七个人，那位经理才姗姗而来。
这经理是个矮矮胖胖的中年人，穿着大衣，围着围巾，进门后还在喊冷。那职员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把一沓卡片交给他，他接过卡片，取下了围巾，满脖子都是肥肉，倒是个标准的脑满肠肥的生意人。他抬起眼睛来，对室内所有的人，一个一个看过去，这对眼睛居然十分锐利，那些女孩子们随着他的眼光，都不由自主地搔首弄姿起来。他的眼光停在我的身上了，把我从上到下看了一遍，然后指着我说：
“你！先过来，其余的人等一等！”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不按秩序而先叫我，他在中间的书桌前坐了下来，我走过去，发现他十分注意我走路的姿态。当我站在他面前，他用那对权威性的眼睛在我脸上逡巡了一个够，然后问：
“你叫什么名字？”
“陆依萍。”
他在那沓卡片中找出我的那一张，问：
“是这张吗？”
“是的。”
他仔细地看了一遍，问：
“高中毕业？”
“嗯。”我应了一声。他点点头，看样子很满意，又望了我一会儿，他突然说：
“请你把短外套脱掉。”
我一愣，这算什么玩意儿？但是我依然照他的话脱掉了短外套，我里面穿的是一件黑色套头毛衣。他瞟了我一眼，就用红笔在我那张卡片上打了个记号，对我微笑着说：
“陆小姐，你已经录取了，下星期一起，到这儿来先受一个礼拜的训练。待遇你不用担心，每个月收入总在两三千元以上。”
我又一愣，这样就算录取了？既不考试也没有测验的问题，两三千元一月，这是什么工作？我呆了一呆，问：
“我能请问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吗？”
“你不知道？”他问。
“不是招请女职员吗？”我说。
“是的，也可说是女职员，”他说，“事实是这样，大概阴历年前，我们在成都路的蓝天舞厅就要开幕……”
“哦，”我倒抽了一口冷气，“你们是在招请舞女。”
“唔，”那经理很世故地微笑着，“你不要以为舞女的职业就低了，其实，舞女的工作是很清白很正经的……”
“可是，”我昂着头说，“我不做舞女，对不起！”我转身就向门外走，那经理叫住了我：
“等一下，陆小姐。”他上上下下看看我，“你再考虑一下，我们这儿凡是录取的小姐，都可以先借支两千元，等以后工作时再分期扣还。你先回去想想，我们保留你的名额，如果你改变意思想来，随时可以到这儿来通知我们。”
“谢谢您。”我说，点了一个头，毫不考虑就走下了楼梯。先借两千元，真不错！他大概看出我急需钱，但是我再需要钱也不能沦为舞女！下了楼，走出商行的大门，站在热闹的衡阳街上，望着那些食品店高悬的年货广告，和那些服装店百货店所张挂的年关大廉价的红布条，以及街上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人群，心中不禁涌起一阵酸楚。是的，快过年了，房东在催着我们缴房租，而家里已无隔宿之粮，我能再空着手回家吗？一日的奔波，又是毫无结果，前面一大堆等着钱来解决的问题，我怎么办？
搭上公共汽车，我到了方瑜家里。方瑜和我在学校中是最要好的，我们同是东北人，也同样有东北人的高个子，每学期排位子，我们总是坐在一块儿。她爱美术，我爱音乐，还都同样是小说迷。为了争论一本小说，我们可以吵得面红耳赤，几天不说话，事情一过，又和好如初。同学们称我们为哼哈二将。高中毕业，她考上师大艺术系，跨进了大学的门槛。我呢？考上了东海大学国文系，学费太高，而我，也不可能把妈一个人留在台北，自己到台中去读书。所以考上等于没考上。决定在家念书，第二年再考。第二年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师大音乐系，术科考试就一塌糊涂，我既不会钢琴，只能考声乐，但我歌喉虽自认不错，却没受过专门训练，结果是一败涂地！学科也考得乱七八糟，发榜后竟取到台中静宜英专，比上次更糟，也等于没考上。所以，方瑜进了大学，我却至今还在混时间，前途是一片茫茫。
方瑜的父亲是个中学教员，家境十分清苦，全赖她父亲兼课及教补习班来勉强维持，每天从早忙到晚，方瑜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她是老大，一家六口，食指浩繁。家中没有请下女，全是由她母亲一手包办家务，也够劳累了。但，他们一家人都有北方人特有的热情、率直和正义感。所以，虽然他们很苦，我相信他们依然是唯一能帮助我的人。
方瑜的家在中和乡，公家配给的宿舍，一家六口挤在三间六席大的房子里，台风季节还要受淹水威胁。方瑜和她妹妹共一间房子，她妹妹刚读小学二年级。
我敲了门，很侥幸，方瑜在家，而且是她自己给我开的门，看到了我，她叫了起来：
“陆依萍，是你呀，我正在猜你已经死掉了呢！”
“喂，客气点，一见面就咒人，怎么回事？”我说。
“这么久都不来找我！”
“你还不是没有来找我！”
“我忙嘛，要学期考了，你知道。”
跟着方瑜走上榻榻米，方伯母正在厨房里做晚饭，我到厨房门口去招呼了一声，方伯母马上留我吃晚饭，我正有一肚子话要和方瑜谈，就一口答应了。方伯伯还没有回家，我和方瑜走进她的房间里，方瑜把纸门拉上，在榻榻米上盘膝一坐，把我也拉到地下坐着，压低声音说：
“我有话要和你谈。”
“我也有话要和你谈。”我说。
“你先说。”
“不，你先说。”我说。
“那么，告诉你，糟透了，”她皱着眉说，“我爱上了一个男孩子。”
“哈，”我笑了起来，“恭喜恭喜。”
“你慢点恭喜，你根本没把我的话听清楚。”
“你不是说你爱上了一个男孩子吗？恋爱，那么美丽的事，还不值得恭喜。”我说。
“我爱上了一个男孩子，”她把眉头皱得更紧了，“并没有说他也爱上了我呀！”
“什么？”我打量着她，她长得虽不算很美，但眼睛很亮鼻子很直，有几分像西方人，应该是属于容易让男孩子倾心的那一种典型。如果说她会单方面爱上一个男人，实在让我不大相信。我知道她在学校中，追求的人不计其数，而她也是极难动情的，这件事倒有点耐人寻味了。“真的吗？”我问，“他竟然没有爱上你？”
“完全真的，”她正正经经地说，“非但没有爱上我，他连注意都不注意我。”
“哦？他是谁？”
“我们系里四年级的高材生，我们画石膏像的时候，教授常叫他来帮我们改画。”
“形容一下，这是怎么样一个人？”我问。
“长得一点都不漂亮！”
“哦？”
“满头乱发，横眉竖目。”
“哦？”
“胡子不刮，衣衫不整。”
“哦？”
“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暴跳如雷，毫无耐心！”
“哦？”我禁不住也皱起了眉头。
“可是，天才洋溢，思想敏捷，骨高气傲，与众不同……”
“好了！好了！”我说，“你是真爱上了他？”
“糟就糟在太真了。”
“那么，引起他注意你呀。”我抬头看看窗外，皱皱眉想出了一个主意，“喏，找个机会和他吵一架，他叫你也叫，他跳你也跳，他凶你也凶，把他压下去，他就会对你刮目相看了。”
“没有用。”方瑜毫无生气地说。
“怎么没有用？难道你试过？”
“没试过，我知道没有用。”
“你怎么知道？”
“因为……”方瑜慢吞吞地说，“他早已有了爱人了！”
“哦，我的天！”我叹口气，“那么，你是毫无希望了？”
“是的，毫无希望。”
“连夺爱的希望都没有？”
“没有！”
“别那么泄气，他的那个爱人是怎么样一个人？”
“我同班同学，娇小玲珑，怯生生的，娇滴滴的，碰一碰就要伤心流泪，弱不禁风，标准的林黛玉型！可是很美，很温柔。”
“哦，你那个横眉竖目暴跳如雷的男孩子就爱上了这个小林黛玉？”
“是的，他在她面前眉毛也横不起来了，眼睛也竖不起来，她一流泪，他就连手脚都不知道放到哪儿去才好。”
“噢，”我又笑了起来，“这叫做一物有一制。”
“你不为我流泪，还在那儿笑！”方瑜撇撇嘴说。
“我对你只有两个字的忠告，”我说，“赶快抛开这件事，就当做没遇到这个人！”
“别说了，”方瑜打断了我，“你这几个字的忠告等于没说。”她脸上有种困扰的神情，叹了口长气。
“真的这么痴情？”我怀疑地问，审视着她。
“是嘛，你还不信？”她生气地说，接着甩甩头，从榻榻米上站起来，突然对我咧嘴一笑，“说你的吧！是不是也坠入情网了，假如你也害了单相思，我们才真是哼哈二将了。”
“别鬼扯了！”我蹙着眉说。
“那么，是什么事？”
我把黑毛衣的高领子翻下来，在我脖子上，有一道清楚的红痕，是爸爸留下的鞭痕。方瑜呆了呆，就跪在榻榻米上，用手摸了摸那道伤痕，问：
“怎么弄的？”
“我那个黑豹父亲的成绩。”
“他打你？”她问，“为什么？”
“钱！”
“钱？拿到没有？”
我摇摇头，说：
“你想我还会再要他的钱？”
“那么——”
“那么，我只有一句话了，方瑜，借我一点钱，你能拿出多少，就给我多少！”
方瑜看看我，说：
“你等一下！”她站起来匆匆地跑到厨房里去找她母亲了，没多久，她回到屋里来，把一沓钞票塞在我手里，说：“这里是两百块，你先拿着，明天我到学校里找同学再借借看，借到了明天晚上给你送去！”
“方瑜！”
“别讲了，依萍。”
“我知道你们很苦，”我说，“过年前我一定设法把这笔钱还你们！”
“不要说还，好像我们的感情只值两百块，”方瑜不屑地转开头说，“讲讲看，怎么发生的？”
我把到“那边”取钱的事仔细地讲了一遍，然后我咬着牙说：
“方瑜！我会报复他们的，你看着吧！”
方瑜用手抱着膝，凝视着我，一句话也没说。她是能深切了解我的。
在方家吃了晚餐，又和方瑜谈了一下谋职的经过，怕妈妈在家里焦急，不敢待太久，告别出来的时候，方伯母扶着门对我说：
“以后你有困难，尽管到我们家来。”
“谢谢您，伯母！”我说，感到鼻子里酸酸的，我原有一个富有的父亲，可是，我却在向贫苦的方家告贷！走出了方家，搭公共汽车回到家里，已经九点多钟了。妈果然已担了半天心了。
“怎么回来这么晚？没遇到什么坏人吧？急死人了。”
“没有，”我说，“到方瑜那儿谈了一会儿。”
上了榻榻米，我把两百元交给了妈妈。
“哪儿来的？”妈妈问。
“向方瑜借的。”
“方家——”妈犹豫地说，“不是很苦吗？”
“是的，在金钱方面很贫穷，在人情方面却很富有。和我那个父亲正相反。”
“那——我们怎么好用他们的钱呢？”
“用了再说吧，反正我要想办法还的。”
我洗了一个热水澡，用那张虎皮把全身一裹，坐在椅子里，在外面吹了一天冷风，家里竟如此温暖！妈一定要把她的热水袋让给我，捧着热水袋，裹着虎皮，一天的疲劳，似乎消失了一大半。我把谋职的经过告诉了妈，说起舞女那工作时，妈立即说：
“无论如何不行，我宁可讨饭，也不愿意让你做舞女！”
“妈，你放心吧，”我说，“我自己也不会愿意去做舞女的。”
沉默了一会儿，妈说：
“今天周老太太又来了。”
周老太太是我们的房东，我皱着眉头说：
“她为什么逼得那么紧？我们又不是有钱不付！”
“这也不能怪她，”妈说，“你想，她有一大家子的人要吃饭，还不是等着我们的房租过日子。说起来周老太太还真是个好人，这两年，房子都涨价了，我们住的这两间房子，如果租给别人，总可以租到一千、八百一个月，租给我们她还是只收五百块钱，她也真算帮我们忙了。只是，唉！”妈叹了口气，又说：“今天她来，说得好恳切，说不是她不近情理，只因为年关到了，她儿子又病了一场，实在需要钱……”
我默默不语，妈妈用手按了按额角，我坐正身子说：
“妈，你头痛的病是不是又犯了？”
“没有呀！”妈慌忙把手拿了下来，我望着她，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妈，”我转开头说，“我实在不会办事。我还是不应该跟爸爸闹翻的。”
“别说了，依萍，”妈说，用手摸摸我的脖子，红着眼圈说，“他不应该打你，看在那么多年我和他的夫妻关系上，也不该打你。”说着，她突然想起什么来说：“忘记告诉你，今天早上尔豪来了一趟。”
“尔豪？！他来做什么？”我问。
“他说，你爸爸叫你今天晚上去一趟。”
“哼！”我冷笑了一声，“大概越想越气，要再打我一顿！”
“我想不是，”妈沉思地说，“或者他有一点后悔。”
“后悔？”我笑了起来，“妈，你认为爸会后悔？他这一生曾经对他做的任何一件事后悔过吗？后悔这两个字和爸是没有缘分的！”
我站起来，走到我的屋里，打开书桌上的台灯，开始记日记，记日记是我几年来不间断的一个习惯。我把今日谋职的经过概略地记了，最后，我写下几句话：
“生活越困苦，命运越坎坷，我应该越坚强！我现在的责任不止于要奉养妈妈，还有雪姨那一群人的仇恨等着我去报复。凡有志者，决不会忘记他曾受过的耻辱！我要报仇的——不择任何手段！”
第二天，我又度过了没有结果的奔波的一日，当黄昏时分，我疲倦不堪地回到家里时，懊丧使我几乎无力举步。任何事情，想象起来都简单，做起来却如此困难，没想到我想找一个能糊口的工作都找不到。进了门，我倒在椅子里，禁不住长长地叹了口气。
“还没有找到工作？”妈妈问。
“没有。”
妈不说话，我发现妈显得又苍老又衰弱，脸色白得像张纸，嘴唇毫无血色。我说：“妈，明天去买十块钱猪肝，煮碗汤喝。”
“可是——”妈望了我一眼，怯怯地说，“我把那两百块钱给周老太太了。”
“什么？”我跳了起来，因为我知道家里除了这两百元和我带走的十元之外，是一毛钱都没有的，而且，早上我走时，连米缸里都是空的，“你全给了她？”
“嗯。”
“那么，你今天吃的是什么？”
妈把头转开，默默不语。然后，她走到床边去，慢慢地把地下那张虎皮卷起来，我追过去，摇着她的手臂说：
“妈妈，你难道一天没有吃东西？”
“你知道，”妈妈轻轻说，“我的胃不好，根本就不想吃东西。”
“哦！”我叫了一声，双腿一软，在地下坐了下来，把我的头埋在裙子里，眼泪夺眶而出。“哦，妈妈，哦，妈妈。”我叫，一面痛哭着。
“依萍，”妈妈摸着我的头发说，“真的，我一点也不饿呀！别哭！去把这张虎皮卖掉。”
我从地上跳了起来，激动的说：
“妈，不用卖虎皮，我马上就去弄两千块钱回来！”
说着，我向大门外面跑去，妈追过来，一把拉住我的衣服，口吃地问：
“你，你，你到哪里去弄？”
“那个××公司！”我说，“他说我随时可以去！”
妈死命地拉住了我的衣服，她向来是怯弱而柔顺的，这时竟显出一种反常的坚强，她的脸色更加苍白，黑眼睛睁得大大地盯着我，急急地说：
“我不许你去！我决不让你做舞女！”
“妈，”我急于要冲出去——
“做舞女并不下贱，这也是职业的一种，只要我洁身自爱，做舞女又有什么关系？”
“不行！”妈拉得更紧了，“依萍，你不知道，人不能稍微陷低一级，只要一陷下去，就会一直往下陷，然后永无翻身的希望！以前在哈尔滨，我亲眼目睹那些白俄的女孩子，原出身于高贵的家庭，有最好的教养，只为了生活而做舞女，由舞女再被变成高等娼妓，然后一直沦落下去，弄到最悲惨的境地，一生就完了。依萍，你决不能去，伴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灯红酒绿的环境和酒色财气的熏染，日子一久，它会改变你的气质，你再想爬高就难如登天了，你会跟着那酒色堕落下去，无法自拔！依萍，不行！绝对不行。”
“可是，妈妈，我们要钱呀！”
“我宁可饿死，也不放你去做舞女！”妈妈坚决地说，眼睛里含满了眼泪，“我宁愿去向你爸爸要钱，也不愿你去做舞女！”
“我宁愿做舞女，也不去向爸爸要钱！”我叫着说，坐在玄关的地板上。用手蒙住脸，哭了起来。妈妈也靠在门框上抹眼泪。就在我们母女相对啜泣的时候，外面有人敲门了。我擦掉眼泪，整理了一下衣服，到院子里去开门。门外，是方瑜，她匆匆地塞了几张钞票到我手里说：
“这里只有七十块，你先拿去用着，我再想办法。没时间和你多谈，我明天要考试，要赶回去念书！”说完，她对我笑笑，挥挥手就急急忙忙地走了。
我目送她走远，关上房门，走上榻榻米，对那七十元发了好一阵呆，七十元，这份量多重呀！把钱交给了妈，我说：
“方瑜送来的，我们再挨两天看看吧！”
两天过去了，我的工作依然没有着落。第三天傍晚回家，妈一开门就对我说：
“今天如萍来过了。”
“她来干什么？”我诧异地说，“要想参观参观我们的生活吗？”
“依萍，不要以仇恨的眼光去看任何人！”妈说，“是你爸爸叫她来的！”
“爸叫她来干吗？”
“你爸叫她送来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我愕然地问，“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妈说，“如萍说是爸叫她拿来给我们过年和缴房租用的。”
“可是，”我不解地说，“为什么他突然要给我们钱了？”
“我想，”妈犹豫地说，“大概他觉得上次做得太过分了。”
我咬着嘴唇沉思了一会儿，昂了一下头说：
“妈，把那三千块钱给我，我要退还给他们！我发过誓不用他们的钱，他知道我们活不下去，现在又来施舍我们。妈，我不能接受他们的施舍！”
“唉！”妈叹了口长气，默默不语地站着，半天之后，才低低地说，“可是，我们是需要钱的。”
“无论怎么需要钱，我不用他的钱！”我叫着说。
“不用他的钱，用方瑜的吗？”妈妈仍然轻声地说着，像是在自语，“让方瑜那样清苦的人家来周济我们？为了借钱给我们，他们可能要每天缩减菜钱，这样，你就能安心了吗？而你爸爸，他对我们是有责任和义务的！”
“妈妈！”我喊，“你不要想说服我！”我咬咬嘴唇，意志已经开始动摇起来，为了武装自己的信念，我咬着牙说：“你不要让我去接受施舍，人总得有几根傲骨！”
“傲骨！”妈妈点点头，凝视着我说，“傲骨是不能吃的。现实比什么都残忍！”
“妈妈！”我摇摇头，“你要勉强我去接受这笔钱吗？如果我接受了，我就要永远在这笔钱的压力下抬不起头来！”
妈沉默了。然后，她一语不发地走到桌子旁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包来递给我，我接过纸包，那三千元是厚厚的一沓，握在手中沉甸甸的。我抓紧了纸包，望着妈苍白而不健康的脸和弱不禁风的单薄的身子，我的意志又动摇了。三千元！三千元可以救我们的急，三千元在“爸爸”并不是一个大数字……我矛盾得厉害，现实和自尊在我脑中迅速地交战，我几乎决定留下这笔钱了。但，想起爸爸的鞭子，想起我曾作过的豪语，我甩了甩头，毅然地走向门口。
到“那边”的这段路变得很漫长了，我走走停停，三千元仿佛是个炙手的东西，在我手中和心里烧灼着。停在“陆寓”的红门前面，我彷徨地望着那块金色的牌子，按门铃吗？退还这三千元？不顾妈妈的苍白憔悴，只为了维持我可怜的自尊？我深思着，心底的犹豫更加厉害。终于，我还是按了门铃。
走进客厅，爸正靠在沙发里抽烟斗，雪姨在给尔杰用手工纸折飞机。看到我进去，他们似乎都愣了一下。我走过去，把那三千元放在爸身边的茶几上，一句话也没说，就掉转身子，准备出去。爸在我身后叫：
“依萍！站住！”
我本能地站住了，爸的语气中仍然具有权威性的力量，似乎是不容反抗的。转回身子，我望着爸，爸从嘴里取出了烟斗，眯起眼睛注视我。他在研究我吗？我忍耐着不说话，他沉默了很久，才用十分冷静的声调说：
“你的傲气是够了！”
我仍然不说话，只静静地瞪着他。他用烟斗指指沙发，命令地说：
“坐下来！”
我没有坐，挺立在那儿。我在和自己生气，为什么我不能掉头就走，还要站在这里听他说话？爸的烟斗又塞回了嘴里，衔着烟斗，他点点头说：
“依萍，把钱拿回去！”
我咬住嘴唇，内心又剧烈地交战起来，爸的态度是奇怪的，在他一贯的命令态度的后面，仿佛还隐藏着什么，使他的语气中带出一种温和的鼓励。看到我继续沉默，他坐正了身子，心平气和地说：
“依萍，再固执下去，你不是傲气，而是愚昧了。愚昧可以造成许多错误，你应该运用一下思想，不该再感情用事了。现在，把钱拿回去！”
他又在命令我了？我望望钱，又望望爸。愚昧，是吗？或者有一点。钱，在陆振华眼里算什么呢？可是，对我和妈，却有太多的用处，太多，太多……我定定地望着爸，心里七上八下地转着念头，拿走这笔钱？不拿这笔钱？但是，爸为什么对我转变了态度？他也动了怜惘之念和同情之心？还是另有别的因素？在我的犹豫中，雪姨按捺不住了，她把身子凑了过来，以她一向所有的冷嘲热讽的态度说：
“振华，何必呢？别人又不领情，倒好像你在求她收这笔钱了。”
我把眼光调到雪姨的脸上，这吝啬贪婪、浅薄无知的女人！她希望我不收这笔钱吗？当然，如果我从此不收爸的钱，她才开心呢！愚昧，不是吗？有钱送到我的手上，我竟然不收，而让妈妈在家里饿肚子，愚昧，不是吗？我凝视着那包钱，心志动摇。爸站起身来了，拿了那包钱，他递在我面前说：
“给你妈妈治治病！”
我愣了愣，就下意识地伸手接过了钱。雪姨又发出了一串轻笑，说：“不是不要吗？怎么又拿了？”
我木然地转过身子，握着钱，向房门外面走。耻辱的感觉使我每根血管都沸腾着，但是，我不再愚昧了，不再傻了，我要从爸的手里接受金钱，最起码，我不愁衣食，才能计划别的。为什么我不收爸的钱呢？为什么我要饿着肚子，让雪姨觉得开心呢？
走到了院子里，爸在后面喊：
“依萍！”
我回头，爸注视着我，深思地说：
“经常到这边来走走，把你的傲气收一收，总之，一家人还是一家人！”
是吗？是一家人吗？爸为什么要讲这一句话？难道他真懊悔了对我的鞭打？还是——他把我从废墟中发掘出来了，又重新想认我这个女儿？我望着他，不能从他的脸上获得答案，但他眼睛里有一种新的、属于感情类的东西，我不想再研究了，人是复杂而又矛盾的动物。
走出了“陆寓”，我心境迷茫而沉重，那包钱压着我，我觉得无法呼吸和透气。现实、自尊、傲气……多么错综紊乱的人生：钱在我手里，现实的问题解决了，自尊和傲气呢？我总要在一方面被压迫着吗？
阴云又在天边堆积起来了，快下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