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尾巴猫

“文化大革命”调动了很多人出奇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每天都产生各色各样的反革命事件和新闻。华君武画过一张漫画，画两位爱说空话的先生没完没了地长谈，从黑胡子聊到白胡子拖地，还在聊。有人看出一老的枕头上的皱褶很像国民党的党徽——反革命！有人从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封面下面的丛草的乱绕中寻出一条反革命标语：“蒋介石万岁！”有人从塑料凉鞋的鞋底的压纹里认出一个“毛”字，越看越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神经过敏，疑神疑鬼。有人上班，不干别的事，就传播听信这种莫须有的谣言，并希望自己也能发现奇迹，好立一功。剧团的造反派的头头郝大锣（他是打大锣的）听到这些新闻，慨然叹曰：“咱们为什么就不能发现这样的问题呢！”他曾希望，“‘文化大革命’胜利了，咱们还不都弄个局长、处长的当当？”他把希望寄托在挖反革命上，但是暂时还没有。

剧团有个音乐设计，姓范名宜之，他是文工团出身，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他对京剧不熟，不能创腔，只能写一点序幕和幕间曲，也没有什么特点，不好听。演员挖苦他，说他写的曲子像杂技团耍坛子的。他气得不行，说：“下回我再写个耍盘子的！”他才能平庸，但是很不服气。他郁郁不得志，很想做出一点什么事，一鸣惊人。业务上不受尊重，政治上求发展。他整天翻看报纸文件，想从字里行间揪出一个反革命。——他揪出来了！

剧团有个编剧，名齐卓人，把《聊斋志异》的《小翠》改编成为剧本，故事大体如下：御史王煦，生有一子，名唤元丰，是个傻子。一只小狐狸在王煦家后花园树杈上睡着了。王煦的紧邻太师王濬是个奸臣。王濬的儿子很调皮，他用弹弓对小狐狸打了一弹，小孤狸腿上受伤，跌在地上。王元丰虽然呆傻，却很善良，很爱小动物，就把小狐狸抱到前堂，给它裹伤敷药，他说这是一只猫。僮儿八哥说：“这不是猫，你瞧它是尖嘴。”王元丰说：“尖嘴猫！”八哥又说：“它是个大尾巴！”元丰说：“大尾巴猫！”八哥说他认死理儿，“猫定了”，毫无办法。（下略）

范宜之双眼一亮：“‘大尾巴猫’说的是什么？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他拿了油印的剧本去找郝大锣，郝大锣听了范宜之的分析，大叫了一声：“好！”范宜之洋洋得意，郝大锣欣喜若狂。当即召集各战斗组小组长开紧急会议，布置战斗任务，连夜赶写大字报，准备战斗发言。

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大喊大叫。一开头齐卓人真有点招架不住。这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有一个编导，是个老剧人了，齐卓人希望他出来说几句公道话，说文艺作品不能这样牵强附会地分析，不料他不但不主持公道，反而火上加油，用绍兴师爷的手法，离开事实，架空立论。他是写过杂文的，用笔极其毒辣。齐卓人叫他气得咬牙出血，要跟他赌一个手指头：只要他说一句，他说的话都不是违背良心的，齐卓人愿意当众剁下左手的小拇指，挂在门框上！造反派要审查《小翠》的原稿，原稿找不到。造反派说他把原稿藏起来了，毁了。齐卓人急得要跳楼。其实原稿早就交给资料室收进艺术档案了，可是资料员就是不说。问他为什么不说，他说他不敢！“文化大革命”大部分“战士”都是这样：气壮如牛，胆小如鼠，只求自保，不问良心。开了几次批判会，有个“牛棚”里的“难友”是个“老运动员”，从延安时期就一直不断挨整，至今安然无恙，给他传授了一条经验：自我批判，可以把自个儿臭骂一通，事实寸步不让，不能瞎交待，那样会造成无穷的麻烦。齐卓人心领神会。每次开批判会，都很沉痛，但都是空话，而且是车轱辘话来回转，把一点背景、过程重新安排组织，一二三四五是一篇，五四三二一又是一篇。而且他看透郝大锣、范宜之都是在那里唱《空城计》，只是穷咋唬，手里一点真实材料没有（也不可能有），批判会实际上是空对空。批判会开的次数多了，齐卓人已经厌烦，最后一次，他带了两页横格纸，还挟了一本《辞海》，走上被告席，说：“郝大锣同志，范宜之同志，咱们把话挑明了，你们的意思无非是说‘大尾巴猫’指的是毛主席，你们真是研究象形文字的专家。我希望你们把你们的意思都写下来。为了省事，我给你们写了一个初稿：

我们认为《小翠》一剧中写的‘大尾巴猫’指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有诬告不实，愿受‘反坐’之责，恐后无凭，立此存照。郝大锣，范宜之。

月日

“你们知道什么叫‘反坐’吗？请翻到《辞海》605页：

反坐，法律用语，指按诬告别人的罪名对诬告人施行惩罚。如诬告他人杀人者，以杀人罪反坐。

“请你们在这两页纸上签一个名。”

郝大锣、范宜之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办。

齐卓人扫视在场“革命群众”，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我建议散会。”

事情已经过了好几年，剧团演职员有时还会聊起旧事，范宜之看到周围的许多眼睛，讪讪地说：“……那个时候嘛！”

郝大锣没有当上局长，倒得了小脑萎缩，对过去的事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