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0411致刘锡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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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411致刘锡诚[1]
锡诚同志:
师大学报的文章我实在写不出来。写什么呢?我想了几天,还订了个很有针对性的题目:《我是个中国人》。我想说我的思想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很欣赏“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样的境界。我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可以说是这样:“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换人心,正风俗。但是这些话怎么可以讲呢?这岂不是自我暴露,把自己给卖了么?这些思想怎么可以和马克思主义扭在一起?特别是在“人道主义”这个问题现在正在“热火朝天”的时候,怎么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我真希望有人写写这样的文章:中国的传统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及现代思潮的关系。你等我再想想吧,也许有一天我能把儒家的“赤子之心”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墙壁沟通。至于文章的后一部分倒是好办的,就是我提出过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然而,民族传统又怎能和民族的传统思想不发生关系?
这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真不如写小说省力气。我不是个搞抽象东西的人。学报是严肃的刊物,不能用创作经验谈之类的文章塞责。我再想想,再想想吧!
敬礼!
汪曾祺
四月十一日
[1]刘锡诚,生于1935年,山东昌乐人。作家,学者。时任职于《人民文学》《文艺报》。此信及本卷其他致刘锡诚信均见于《汪曾祺全集》第八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据此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