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0411致刘锡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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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411致刘锡诚[1]
锡诚同志：
师大学报的文章我实在写不出来。写什么呢？我想了几天，还订了个很有针对性的题目：《我是个中国人》。我想说我的思想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很欣赏“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样的境界。我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可以说是这样：“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换人心，正风俗。但是这些话怎么可以讲呢？这岂不是自我暴露，把自己给卖了么？这些思想怎么可以和马克思主义扭在一起？特别是在“人道主义”这个问题现在正在“热火朝天”的时候，怎么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我真希望有人写写这样的文章：中国的传统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及现代思潮的关系。你等我再想想吧，也许有一天我能把儒家的“赤子之心”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墙壁沟通。至于文章的后一部分倒是好办的，就是我提出过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然而，民族传统又怎能和民族的传统思想不发生关系？
这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真不如写小说省力气。我不是个搞抽象东西的人。学报是严肃的刊物，不能用创作经验谈之类的文章塞责。我再想想，再想想吧！
敬礼！
汪曾祺
四月十一日
[1]刘锡诚，生于1935年，山东昌乐人。作家，学者。时任职于《人民文学》《文艺报》。此信及本卷其他致刘锡诚信均见于《汪曾祺全集》第八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据此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