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林路线”的失败

孙中山的目标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努力创造一个比西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公平一些的改良社会。他与共产党人的相同点，主要在于他们当前所面临的主要敌人和决心用激烈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权的观念；而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孙中山没有特定的依靠对象，因此也不存在固定的敌人，一切取决于人们是否赞成和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共产党人却坚持以阶级划线，相信社会上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有产与无产等相互对立的不同阶级，自己是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代表，只能依靠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在革命中实行真正反映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策，坚决与压迫阶级和有产阶级为敌。从共产党人的角度出发，当然不会接受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政策主张。恰恰相反，在理论上以及内心深处，共产党人充其量不过把孙中山和国民党看成是俄国二月革命的领袖及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相信或迟或早，都必须发动十月革命，造成自己的政权。因为共产党人坚信自己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阶级的代表，是人类的未来命运的主宰，最具远见卓识且最能反映全体人民利益，因而具有强烈的阶级优越感和政治使命感。[38]由此不难想象，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除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基本相同这一点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基于实力原则的策略考量，是为了便于推进革命和自身力量的发展壮大。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关系，自然会存在矛盾甚至冲突。

陈独秀已是中共党内这时比较看重孙中山和支持加入国民党的一派领导人了。即使是陈独秀，刚刚加入国民党，也明白提出：对国民党既要联合，也要斗争。他在写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

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得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斗争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更要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若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39]

在莫斯科的俄国领导人，毫无疑问比陈独秀等更具政治上的优越感。这不仅仅因为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的当然上级，更重要的是因为自信已经革命成功的社会主义俄国，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思想源泉和力量源泉。特别是在刚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战胜了十四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俄共领导人明显地对推动中国革命也充满热情。按照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俄共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帮助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但理所当然地应当将在中国发展共产党视为情感上和政策上都必须争取的目标。更何况基于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俄共领导人也深信，作为几个阶级联合的国民党，终将随着中国阶级分化的加剧而走向分裂。推动这种分化，迎接这种分裂，就成为对国共关系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期待与政策。共产国际再三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把促进中国阶级斗争作为他们在国民党内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40]而推动阶级分化，促进阶级斗争，国共关系纷扰不断自不可免。

就在马林1922年夏天从莫斯科拿到共产国际支持建立国共“党内合作”关系的八月指示不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就通过了一个明显有些不同的较为激进的决议，以强调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决议告诫说：“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屈从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任何一个中心，不论是张作霖的中心，吴佩孚的中心，还是孙中山的中心，都是一样。“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要以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中国统一的倡导者的身份开展活动。”要在建立统一国家和争取与苏俄结盟的斗争中，“支持那些给予工人阶级以发展和建立组织的充分自由，并拒绝与内外反革命势力联合的集团”，“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41]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无论是共产国际内部，还是中共中央内部，对马林不满的倾向迅速升高，甚至很快就出现了指责马林右倾的声音。[42]这种批评自然使马林的工作遇到阻力。

1922年12月23日，马林为了证明自己的方针正确有效，再度返回莫斯科，申诉意见。他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来四个月间的两党关系，做了十分乐观和充满希望的描述。在他看来，不仅中共从此有了更便利的宣传条件，而且可以经常性地自由批评国民党的某些缺点，这种方式已经在国民党内得到了认可。马林坚持，任何试图修改几个月前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关系的指令，“希望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群众性共产党的人，在我看来是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的”。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把我们的在中国的策略建立在我们的一般方针和我们的一般立场上”。他认为，应当采取“革命的机会主义”的态度，因为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即使存在，也只有与民族主义运动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发展。马林说明，他在中国与国民党人密切接触后所得到的切身体会是：“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和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即使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团体的活动只有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才可能得到发展”。[43]

马林的报告明显受到部分与会者的质疑。1920年4月最早受命前往中国帮助推动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维经斯基，坚持必须根据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的要求，把教育落后国家共产党开展对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斗争，和发展无产阶级运动作为共产国际特别重要的任务。而在以往的指令中，对此强调得不够。加入国民党之后，中共有丧失自身独立性的严重危险。马林对此坚决否认，他坚持过去的指令没有修改的必要。他断言，在中国，应当把革命民族主义，而不是把共产主义作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应当认识到：“全部问题只在于如何调整同民族主义政党的关系。”只有民族主义运动取得了顺利的发展，才有可能“在将来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44]

对于马林与维经斯基等人的争论，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这时采取了“和稀泥”的策略。这是因为，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的前两天，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刚刚开过会议，不仅作出赞同越飞关于“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建议的决定，而且要求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里支付援助国民党的费用。[45]在这种情况下，刚刚参加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布哈林，自然必须努力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贯彻上述决定的精神。但即便如此，他也十分清楚共产国际不能单纯从苏联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因此，布哈林既不反对维经斯基提出的建议，也不反对马林的观点。他的说法是：在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中国的民族革命”，但“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任务是成立工人政党”，二者不可偏废。[46]会议最后形成的文件事实上是妥协的产物。决议肯定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强调国民党是由工人、知识分子、华侨和商人四种人组成，工人运动尚不强大，中共党员应当留在国民党，这大都符合马林的看法。[47]但是，指出国共党内合作“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却无疑是维经斯基等人的意见。[48]两种意见糅合，需要高度的政治艺术，马林在中国的工作注定会遇到不少困难。

一方面强调“全力支持国民党”，“立即着手把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49]，准备向国民党提供大笔援助；一方面坚持独立地开展共产党的工作，强调共产党要大力组织和争取工人群众，争取“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这明显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任务。如同莫斯科对越飞与孙中山签订的声明，只承认它所想要的有关孙中山承诺的那一半，却不支持越飞承认的孙中山想要的另一半一样[50]，它所带来的麻烦难免造成莫斯科政策本身的紊乱。因为，从苏联自身利益的角度“全力支持国民党”，着手将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的努力，必然导致国民党中心地位和发展势头的迅速增强。与此同时，又让本来就坚信代表最先进阶级、最反映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也把争取建立强大群众性政党作为自己“重要而特殊的任务”，结果必然会使国共两党因争夺群众而陷入纠纷，以至出现相互抑制的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也或多或少地有所意识。马林离开莫斯科后不久，维经斯基等人就开始隐晦地批评“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方针。他们对马林把中共中央搬到孙中山身边去不以为然，断言中共中央设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并不得不通过政治上的种种让步而交换国民党政府所给予的种种“好处”。他们甚至明确主张，绝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孙中山，除非孙声明赞同中共中央提出的政治原则，并与张作霖等军阀划清界限。在此基础上，他们强烈地希望共产国际明令指示马林，“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51]

事情很明显，孙中山为争取苏援而接纳共产党，想要借此发展、壮大国民党，便利革命。而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却更指望中共自身迅速发展，对要不要“全力支持国民党”意见冲突。这种情况难免不会对本来就极其微妙的国共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虽然共产国际向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提出了发展为群众性政党的目标，但这样一种目标距离当时的中共毕竟还十分遥远。马林对此更不以为然，声称：“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是在一些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些联系。党员人数还不足250名，大部分是学生。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许多问题，组织得不到发展。”中国如此之落后，“要在当前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52]

1923年2月7日，被中国共产党人引为骄傲的京汉铁路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遭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力镇压，一度颇具声势的北方工人运动一朝倾覆。这种情况，对一心希望独立发展并且坚信中国必须学习俄国十月革命一轰而起、不能走军事阴谋或军事革命道路的共产党领导人震动极大，开始意识到孙中山的国民党及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价值。于是，马林的观点在党内得到了广泛的同情。正因为如此，马林回到中国不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共产国际一些人“想入非非”了。他异常坦率地宣称：“在中国建立群众性政党，今后许多年内都只是一种幻想。”“如果要在中国采取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政策，既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这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他认为，当前中国唯一重要的工作，只有国民革命运动，也“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53]

1923年6月，中共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负责指导会议工作的马林与中共部分领导人之间再度发生争论。陈独秀开始赞同马林观点，在他起草的决议案中承认：中国产业落后，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因此，“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但是，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蔡和森和负责工会组织工作的张国焘，以及北方工会组织的代表都持不同意见。他们坚持：“在中国没有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能与工人力量的发展相比，海员和铁路工人的罢工显示了他们的重要作用。”“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控制工会工作，那里没有国民党的影响”，“我们完全有机会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而“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不能扩大他们的影响”。无论如何“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去。[54]

问题是，“二七”惨案发生之后，党内的激进情绪已大为软化。蔡和森和张国焘等人的主张没有能够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马林的理由很有说服力，既然中共几年之内很难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无论如何不能等到中共有条件发展壮大之后再来进行国民革命。既然国民党有充足的政治资源，又具有国民革命的明显倾向，苏联也决定全力支持国民党，中共当然责无旁贷地应当加入国民党，利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协助苏联帮助国民党改组并推动它走向反帝革命。总不能因为“怕加入国民党有危险，而留在党外”。更没有必要担心工人群众会因为加入国民党而被扼杀了革命精神。恰恰相反，要想推动国民党走向革命，就必须在国民党大量充实革命分子，培养强有力的国民党左派，从而克服国民党的种种错误倾向。马林最终促使中共三大作出决议：不仅正式批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且没有直接提到任何旨在争取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实际目标。[55]

马林对通过共产党来发展、推动国民党充满了热情。他为此甚至不惜写信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尖锐批评那些对他说三道四的人。他说：“我不懂，为什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策略是阻止国民革命的发展？”“莫斯科的意向是让党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吗？”实际上，中国“党是个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它的“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鼓励同志们到国民党中去，并把用这个办法支持国民革命看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不应凭想象去工作”。“绝对不要为此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能在工会的宣传中利用这面旗帜”。因为第一，许多人“害怕共产主义”；第二，它会“削弱俄国同中国国民党人的合作”，“那些希望我们集中全力去建设群众性共产党的人”，恐怕“是完全忽略了事情的实际情况”。[56]

马林的热情未能够得到孙中山的配合。1923年初，广州克复，孙中山回到广州，设立大本营，重新埋头于军政事务之中，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因此逐渐停顿。这不能不让马林倍感沮丧。马林到底还是一位共产党人，在他的观念中，革命只能像法国以及俄国革命那样，在中心城市宣传和组织群众来进行。为此，自与孙中山接触以来，马林始终都在强调党的组织和宣传的意义，反对任何利用军阀夺取地盘的“革命”方式。他甚至不止一次地在中共的刊物上化名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只会使自己日益背离下层民众的意愿和需要。[57]由于1922年夏天以后孙中山丢掉了广州，马林的这些批评意见确实很少引起国民党人的反感。但在1923年初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之后，马林就无法再用过去的方式向国民党提意见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5月6日山东临城发生土匪抢劫火车，打死一名英国人，劫掠二十六名外国人。事后，孙中山委任负责外交事务的伍朝枢起草电报，以国民党中央名义致电北京外交使团，要求各国撤销对应负此事责任的北京政府的外交承认，以便给予中国人民另行建设全国公认政府的机会。马林对国民党请求列强帮助的做法极感不满。他除了写文章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公开批评以外[58]，还当面向孙中山提出异议。结果，孙中山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对他重提加紧改组国民党工作和加强政治宣传问题，干脆也一口回绝，坚持一切必须等到军事问题基本上解决之后。[59]

马林对孙中山态度的变化，颇感焦虑。他终于不能不转而注视中共的作用，企图通过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引导国民党去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他提出，只有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才能在国民党内部展开宣传，“促进国民党的新生”。[60]马林据此推动中共中央通过决定，以中央委员会诸委员的名义，联名致函孙中山，要求他在华南停止军事行动，到上海去，组织工、商、学界的国民会议，把现有的各联合会组织成为自治政府。[61]他建议，如果孙中山不能接受，“李大钊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其他同志，就要着手去把国民党的地方支部争取过来，采取党的这个新策略”。[62]

按照马林的建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陈独秀等五名中央执行委员起草并向孙中山提交了建议信。信中强调，由于曹锟逼走黎元洪，试图取得总统地位，遭到上海乃至整个北方民众的强烈反对，上海各马路商会已经公开要求组织国民会议解决问题。国民党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公开站出来领导民众斗争，并乘机宣传自己的主张。为此，“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广州的战事，这样我们才能在国家政局危急之时去胜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不能囿于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国的工作。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以便争取在国民会议的基础上，组成一个新的政府，进而建立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国民革命的新军队。但是，孙中山在与陈独秀等人的谈话中明白表示，他既不会与曹锟等人合作，也不会按照各方建议，将国会召来广州，同时也不会支持上海商人的行动，因为他看不出这会有什么结果。孙中山坚持，当前关键的问题，还是要争取建立一支自己的革命军队。据陈独秀报告说：当他询问孙中山，在国民党尚未成功改组并扩大自己的阵地之前，如何能够建立这样一支军队的问题时，孙的回答是：“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的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将使革命取得胜利。召开国民会议是不可能的。”[63]

在西北或东北建立一支军事力量，是孙中山久已有之的梦想。为此，他坚持与张作霖保持密切关系，同时极力劝说苏联政府的代表，支持他在中国西北地区，如新疆和蒙古边境等地建立军事基地。1923年5月，莫斯科同意提供200万金卢布援助，并愿意与孙的代表讨论西北军事计划，孙明显地对坚持广州根据地和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64]这时，马林在极力协助苏联外交代表越飞，为孙中山争取到俄国的援助之后，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注意到孙中山在军事上的进展、广州根据地的巩固和苏联的支持，马林开始失去耐心。在他看来，只要孙中山仍然身在南方，他所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控制广东，而军事上越有利，孙就会越满足于政治谋略，“而更不乐意与我们接近”。马林在给越飞的信中承认：“现在，我对他毫无办法。”因此，他尖锐批评越飞不该为孙中山争取到财政援助，断言“拿钱支持国民党是不负责任的”，“从经济上支持孙在南方的军事计划并无益处，那些计划其实并没有革命意义”。他说：过去这200万元对孙中山也许至关重要，但对一个已在广东立足并能驾驭局势的统治者来说，就远不是那么重要了。如果莫斯科继续“让孙保持控制权，那对于整个运动将是有害的”。马林提出，与其为了帮助孙中山控制广东，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的腰包，真不如用2万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看看他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65]

但到这个时候再来鼓励共产党进一步展开对国民党的批评与竞争，已经太晚了，它反而会让正在期待苏联援助的孙中山怀疑共产党人蓄意拆台。随着陈独秀、蔡和森等人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杂志上一再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幻想占据广州一隅之地，利用军阀实行北伐来成就中国革命的作法不切实际，孙中山很激烈地表示了他的不满。7月18日，在马林最后一次与孙中山等人进行谈话时，孙突然用英语愤愤地说：

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66]

据马林后来报告说，孙中山说到这个问题时，情绪非常激动，以致廖仲恺和胡汉民等人一个个噤若寒蝉，都悄悄地溜走。只有马林还留在那里，努力为陈独秀做些辩护。但无论如何，孙中山坚决维护国民党、不允许身为国民党员的中共领导人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态度，是再清楚不过了。为此，中共中央在第二天就紧急召开会议讨论。根据各方汇集的情况可知，不仅孙中山对中共的批评强烈反感，而且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人都表现出同样的情绪。他们甚至怀疑陈独秀等人只是想利用国民党，孙中山委任他为大本营宣传委员长，他却在利用这一职务做同国民党决裂的事情。身为国民党员的中共领导人面对这种情况，深感为难。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共产党自身的观点，他们无法对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问题和不足视而不见，否则就不足以显示其组织上的独立性；但基于共产国际必须留在国民党内的决议，他们又不能轻易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的决定是，继续过去的路线，在批评上避免激烈词句，同时加强有利于国民党的宣传。[67]这样一种方针，显然不可能解决问题。

其实，国共关系中的麻烦，也并不仅仅是国民党人的感受问题，中共自身也困惑不已。仅以中共中央驻地问题为例，马林千方百计把中共中央弄到广州来，经过几个月的时间，连马林自己都发现这是一个馊主意。在孙中山身边，任何与孙中山意见分歧的言论都难免会引起纠纷，孙中山严厉批评陈独秀，就是因为得知香港英文报纸不满国民党在广州不能管束陈独秀等人言论的消息所致。而与此同时，把中央搬到广州来，原本是马林想要更有效地通过中共中央来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进行。事实上几个月来，中共领导人在这方面几乎无事可做。相反，北方政治出现危机，中共反而没有力量去领导和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宣传。

到1923年7月，马林不仅自己灰心丧气，而且也失去了共产国际的信任。眼见在马林的影响下，中共中央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自身的发展宣传工作受到影响，共产国际东方部对这位荷兰人有理由强烈不满。一位在北京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报告尤其能反映出这种不满情绪。报告称：由于党员全部加入了国民党，“党的工作这里进行得很少。本来它的规模就不大，而近来由于这个倒霉的国民党奸党，工作几乎完全停止了。大家都被套在孙逸仙的马车上，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68]。这样，马林成了东方部官员嘴里的“右派”的代名词，自然不足为奇。当得知马林终于要被调离中国之后，一位东方部工作人员愤愤不平地表达了这些人的心情：

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外交人民委员部需要这样，但不要把党牵连到这种事情里去。即使国民党目前确实是所有党派中最优秀的，更接近于国民革命运动，但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它的尾巴，同它一起经受种种冒险、病痛、阴谋、欺诈等等。[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