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孙中山的去世及影响
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对共产党的伤害，毕竟只是形式上的，因此，中共中央的不满很快就告一段落了。但共产党人对孙中山国民党的批评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因弹劾案导致感情恶化而开始变得更尖锐了。在共产党人看来，尽管召开了国民党一大，决定了一些激进的政策，事实上孙中山的主要精力依旧是用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一切还是以武力推翻北京政府为中心。中共中央重新注意到当年马林的那些意见，进而开始强调革命不能依靠军阀，诉诸武力，而要发动组织工农群众，一切以宣传和组织群众为中心。他们因此把自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受到压制的情况，也都归结成是孙中山为维系政权、军队和北伐所造成的结果。
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后，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国共两党人员之间的关系更加趋同水火。不仅上海两党党团员之间互殴不断，广东两党掌控的工会之间也是无日不斗。国民党县长、工厂厂长乃至公安局长则频频拘捕中共领导下的工农、阻禁罢工、妨碍成立工会或农团军。再加上孙中山公开支持军阀内战，准备北伐，共产党人自然颇感忿忿然。5月中执委扩大会议后决定要加强自身组织，并在国共合作中引入阶级斗争的中共中央，明显地认为已经到了非把自己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的分歧公开不可的时候了。
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政策的不满，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在国民党内动辄得咎的亲身经历有关。在共产党内部，广东的共产党人对鲍罗廷的意见应该说是最信服的，但谭平山也明确讲：只要共产党员仍然和国民党捆在一起，共产党就一事无成。他举例说：国民党的工人部长参与镇压工人罢工，农民部长在工作时大抽其鸦片，你叫我们在工人部和农民部的党员怎么工作呢？我为此向中共中央多次报告过这种情况，中共中央的来信说得很坚决：共产党员无论如何不得同国民党中派一道去镇压罢工和压迫工人。当国民党中派领导人执意反对工农的时候，共产党员可以退出工人部和农民部，同工人农民一道进行反对中派的斗争。而事实上，不要说退出国民党，就是要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又谈何容易？他在10月举行的广东区委联席会议上向鲍罗廷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马上就遭到鲍罗廷的反对。因为事情很明显，在俄国人看来，他们在中国工作的最主要成就，就是成功地树立苏联在国民党中的巨大影响。而他们很清楚，这种影响的造成，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众多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起作用，而不能只靠几个苏联顾问。因此，鲍罗廷明确表示：只要退出一个部，那就意味着退出国民党。而退出国民党，意味着共产党已经取得的大量阵地都会白白丧失掉。但问题是，这些阵地是否真的具有实在的价值呢？谭平山对此颇表怀疑。他强调，包括在黄埔军校，虽然有不少共产党人在里面担任职务，但都没有巩固的阵地，因为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为了反抗商团，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曾前往韶关，希望能够领到武器，但孙中山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他们。因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人根本不愿武装将来可能成为国民党左派，即共产党人的力量。他抱怨说：
孙博士同我们的韩麟符同志谈话时公开讲，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面前破坏国民党的威信，说什么国民党是一个不好的党。博士说，列宁本来是想要他当共产党的创始人的，因为陈独秀在民众中没有多大的影响，而他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大影响。可是，中国共产党人破坏了国民党的威信，结果陈独秀成了共产党的创始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还能够继续同国民党共事吗？博士曾对国民党人说，中国的共产党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让他们去闯，不要管他们。国民党人，包括博士本人，都看不起共产党，根本不想同共产党人一道工作。这些事实表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很难同国民党再继续合作下去。我要说，我们最终只有两条路：要么消灭反革命的右派，根据国民党的纪律把他们开除去，要么建立一个新的国民革命党。不这样，反动势力，即国民党右派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会日益壮大，会拖着国民革命向后倒退。即使国民革命能够取得成功，也会出现土耳其那样的局面，那里的民族革命顺利地实现了，但是共产党也垮台了，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压迫并不比资本家好些，可以说是毫无区别。[138]
谭平山的说法，反映了相当多共产党人这时对国共党内合作的困惑与不满。
中共中央的态度远比广东共产党人更为强硬。在注意到鲍罗廷总是站在孙中山一边，或明或暗地支持孙中山的做法之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要想改变孙中山和国民党目前的错误方针，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要求苏联停止在军事方面为国民党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因为，只要孙中山继续坚持他的军事方针，继续从与军阀的各种形式的联盟中寻找出路，他就绝不可能真正左转，国民党也不可能走向革命。到头来，苏联的“军事援助等于是在武装右派和中派来反对工人、农民和我们”。在参加了中共中央的这一系列讨论之后，瞿秋白悄悄写信告诉鲍罗廷说：一些中共领导人甚至激烈地要求中共中央正式向共产国际控告您，“因为您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更主要的是因为您一向不把中央放在眼里”。[139]
为了设法抵制鲍罗廷的“错误路线”，中共中央于9月下旬专门派高尚德前往广州坐镇，以便全面贯彻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同时还要瞿秋白打电报“召请鲍罗廷同志前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如果鲍罗廷同志认为这是必需的而且他做得到的话”[140]。只是，中共中央的这一系列决定来得颇不是时候。由于这时广州商团公开向国民党政府宣战，原本不赞成维系广东政权的共产党人马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也不得不站到国民党这边来。
商团事件的发生，本与广州商界，乃至相当多数市民对广东政府为维持庞大军政开支而征收苛捐杂税的积怨有关。再加上港英当局的挑拨和地方军阀作祟，广州商界领袖陈廉伯等由自行组织商民武装自保，渐至走到与政府公然对抗的地步。自其走私武器被扣之后，商团与广东政府之间的冲突更不能不日趋白热化。面对广州政府可能被推翻的严重危险，共产党人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鲍罗廷说得好：“现政府尽管依靠的是军阀，但它比以沙面、香港和伦敦为靠山的陈廉伯政府要好些。在许崇智支持的现政府下面，我们仍可以继续进行我们既定的必要的大量合法的工作。陈廉伯上了台，工会就将被消灭，我们的组织就将被消灭，我们自己也得转入地下。”[141]于是，要不要退出国民党的问题，有没有必要维系广州政权的问题，统统都成为次要的了。在得到首批苏联武器之后[142]，鲍罗廷立即推动孙中山成立革命委员会，将实际上已经控制在右翼军阀势力手中的广州政权夺回来。同时，鲍罗廷力主任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为联合的军事力量总司令，迅速发放武器，武装工人和农民，以展开对商团的进攻。
在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与警察部队，和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的配合下，商团事件被一举平定。这大概是孙中山去世前国共两党之间最值得提及的一次合作。孙中山对此相当满意。事件的平定也缓和了鲍罗廷与国民党领导人之间已经开始紧张的关系。过去，在政治委员会上，鲍罗廷提出的每一项激进的反帝、反军阀的主张，几乎都会受到反对。国民党领导人很明白地告诉他，苏联许诺援助武器，至今未曾见到一枪一弹，既不援助武器，又怂恿国民党到处得罪列强和国内各派势力，让人无法接受。而如今，这样的意见不见了。国民党不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队，第一次凭借自己的力量消灭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商团武装，而且由于苏联公开提供武器装备国民党的学生军，使广州附近心怀鬼胎的各派军阀一下子变得恭敬多了，孙中山第一次感到扬眉吐气。
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兵变”，成功地把曹锟赶下了台。他进而发出通电，呼吁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共同进京，成立全国和解政府。面对这一突发性事变，一向希望孙中山能够在北京发挥作用，一举成就中苏同盟关系的加拉罕力主孙中山应该接受邀请。鲍罗廷因此极力劝说孙中山北上进京。对此，中共中央的态度却依旧是反对的。即使在商团事件发生以后，他们的观念也丝毫没有改变，依旧公开批评国民党，不相信国民党的任何政治路线或军事路线可能达成革命。他们声称：坚持军事行动和广州政权，只能不断地造成“战争、苛税、杂捐、开赌、拉夫……等等恶政”。“革命党不拿政权则已，要拿便得拿一个全的，部分的政权不仅于革命党无益，而且有害，前前后后的广州革命政府便是铁证”。[143]在得知孙中山准备应冯玉祥之邀，前往北京共商国是的消息后，中共中央的看法依然是：北京发生的一切并无特别意义，那不过是帝国主义美国决定抛弃吴佩孚，代之以冯玉祥，孙中山不应当到北京去与军阀们搞在一起。[144]总之，在中共中央的心目中，革命只能按照俄国的方式，即通过动员宣传民众，最后以群众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任何通过政治妥协或依靠军队逐步打败对手的办法，都不能算是革命，而且必然带来腐败和对群众运动的反动。
当然，中共中央的这种观点无论如何都过于机械了。孙中山对此不屑一顾，鲍罗廷更是积极推动孙中山北上。就连维经斯基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的看法。毕竟，能有机会把革命的影响迅速扩散到全国范围来，这总是有利的。[145]随着维经斯基在1924年底再度来到中国，中共中央的这种机械的论调开始消失。不过，这一时期，国共纠纷愈演愈烈，共产党却仍旧处于被动状态，半年多来，党的组织只发展了四百余人。在1924年12月初举行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再三解释说，这是因为鲍罗廷总是一味地向孙中山妥协，妨碍了中共积极进攻。维经斯基却毫不客气地批评说：问题的关键不在鲍罗廷，而在于中共中央自己。因为不管鲍罗廷是否注意这些问题，中共自己都要能够坚持独立的阶级面貌，打出自己的旗帜。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国民党在反抗帝国主义者，甚至在俄国，在莫斯科的许多群众大会上，听众也只知道国民党是中国的革命的党，孙中山是中国唯一的爱国的革命者，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却没有人问：中国是否有共产党，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我们共产党自己不能在反帝斗争中公开登上政治舞台呢？[146]
中共中央受到维经斯基的鼓动，紧接着于1925年1月召开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会上，主张更加充满革命性，也更具有战斗精神，更加突出地强调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密切联系，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参加民族运动时保持独立地位与阶级斗争目标的极端必要性，甚至更一步提出，要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据此，会议检讨了自国民党一大以来党所犯的各种“错误”，再度指出最危险的错误就是：“（一）以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中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二）以为我们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争斗”；“（三）以为我们应该帮助整个的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裂”。会议决定新的方针是：（1）反对国民党内部的阶级调和倾向，加强阶级斗争观念；（2）承认国民党的重要作用，但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作用，并揭露国民党中派领袖的游移态度；（3）加强国民党左派力量，扩展工农成分，推动中派左倾。[147]
让国共两党领导人都意想不到是，中共四大结束不久，孙中山就突然去世了。在此之前，国民党一切事务均由孙中山一手操持。对共产党员跨党问题，虽有众多国民党人再三再四地控告，孙中山也坚持他定的政策，下属无权置喙。特别到1924年底，他已注意到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组织、宣传等各级部门中，工作勤奋，成绩斐然，因而更坚信引入共产党员确有必要。他为此严辞斥责持异议者称：“尔等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彼等破坏纪律，吾自有办法，与尔等何干？”那意思分明是想说：“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若尔等当初肯奋斗，我又何必引入共产党员呢？[148]不难想见，以孙中山之独裁和他对共产党员工作的印象，只要不发生共产党方面公开挑战其权威并威胁到国民党基本利益的情况，他就能够把两党关系继续下去。在他的权威震慑之下，国共两党中的敌对情绪都不能不受到相当约束。如今孙突然撒手人寰，两党间的制约力量顿时不复存在，国共关系自然会陷入到一种极其微妙并且危险的境地中去。
还在孙中山病重之时，已被孙中山开除出党的冯自由就联络一批坚决排斥共产党员的国民党老同志，在北京成立“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并在明知孙中山不会同意的情况下，坚持提出七项要求：（1）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部会的共产党员一律免职；（2）与共党有关的党内印刷所、学校、杂志的津贴一概停止；（3）有关一切现阶段的政治问题，请在共产党员以外指定三人处理并经办之；（4）派往各省的宣传员，属于共产党籍者，一律撤换；（5）二全大会应在北京召开，时间越早越好，剔除共产党员之代表；（6）各地党员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件，应由纯粹国民党党员组织特别裁判委员会予以裁决；（7）本党一切事情，今后不许外国人干涉。[149]不仅如此，他们鉴于孙中山已进入弥留期，更进一步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打出排斥共产党的旗号。冯自由等人的做法，再明显不过地预示，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势必会因为共产党问题而发生分裂。
国民党正在出现的这种危机，同样也引起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面对开始陷入群龙无首的国民党，鲍罗廷甚至颇为兴奋地报告莫斯科说：“我们还没有把孙逸仙送进坟墓，实际上在我们同国民党直接接触的整个时期已经不可避免的分裂就开始了。而且是国民党右派率先挑起的。”“当分裂真的发生时，国民党内的力量对比会是怎样的呢？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种回答：将对我们有利。”只要清除了右派，那么就“可以大胆地说，国民革命运动整个战线的实际工作，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掌握在左派手中”。[150]中共中央受此影响，迅速行动起来，明确主张立即“公开的征求党员”，“乘此时机将左派扩充有力”，以便“压迫中派使其必须与我们合作”，并争取“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和右派竞争选举”。[151]
一方面国民党内排除共产党的倾向急剧发展，另一方面共产党内争取全面控制国民党的愿望与日俱增。十分明显，孙中山的去世，使两党间原有的矛盾与对立进一步释放和发展。国共两党最终走向破裂乃至全面对抗，在所难免。
[1] 涉及这一问题的不同结论，可比较以下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台湾方面者为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版），大陆方面者为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2] 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曾与国民党（当时还是同盟会）人合作，做过革命后安徽省都督、同盟会会员柏文蔚的秘书长。中共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早就与国民党人张继过从甚密，在李当年好友白坚武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李与张继曾常相来往的情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3、42、44、54、56、77页。
[3] 如沈玄庐、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等，原本就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中共早期组建活动的邵力子、戴季陶等当时就是国民党党员。
[4] 张太雷1921年8月回到上海，传达了共产国际邀请中国各革命团体参加伊尔库茨克会议的建议，并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起承担起联络中、日、朝等国革命团体的任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9—330页。
[5] 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现易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181，第36页。
[6] 多数中共党史著作依据中共一大通过的文件，均相信初期中共是严厉排斥国民党的。有些国共关系史著作并有专节说明此点。如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7]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8]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9] 有关马林与孙中山会面的一些情况，可参见邓家彦：《马丁谒总理纪实》，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革命文献》，第九辑，第203—207页。
[1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98页。
[11]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2页。
[12] 马林：《和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1926年2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73页。
[13] 没有证据证明有过“青年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语）的情况。达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从未提及此点，且马林此前早已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人表明了希望允许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达林亦难再提此议。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0—71页。
[14] 《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1—32页。
[15] 吴相湘：《陈炯明与俄共中共关系初探》，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版，第152—156页。
[16] 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5—66页。
[17] 《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发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委任书》（1922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年8月），以上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7—80页。
[18] 关于这次会议讨论的情况，马林和陈独秀的说法存在着某种不一致的地方。马林在会后的笔记中和随后给共产国际的口头报告中，都明白地说明“这个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反对意见只是来自我们广州的地方组织，该组织支持陈炯明对孙逸仙的政策，因此该组织的领导人被我党开除”。但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回忆却强调会议当时有过激烈的争论，只是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马林：《工作记录》（1922年8月12日—9月7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2—83页；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转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41—245页。
[19] 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1922年11月底—12月初），《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91页。
[20] 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间，李云汉根据国民党公务部交际日记，断定为1922年2月上旬。但据李大钊自述，当为1922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因据马林笔记，李大钊8—9月间曾来上海参加讨论决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杭州西湖会议，会后即有陈独秀等入党之事发生，故此判断李之入党当与陈独秀大约同时。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57页；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0页。
[21] 马林记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1922年10月14日），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92页。
[22] 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第12页。
[23] 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页。
[24] 李云汉在其书中曾引用于右任的一段谈话，颇能反映出孙中山及国民党中部分领导人这时愿意采取容共政策的一个出发点。针对张作霖对孙容共的疑惑，于右任解释说：“中山先生与你同一心理，但异其手段。有人驱逐共产党，共产党便想法独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产党转变为国民党，即共产党自然不存在。”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14页。
[25] 据李大钊回忆，当时孙中山在接收他入党时曾与他详细讨论这个话题。见李大钊：《狱中自述》。
[26] 孙中山：《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7页。
[27] 孙中山：《与〈顺天时报〉记者的谈话》（1925年1月），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5页。
[28] 《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57页。
[29] 参见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2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182页。
[30]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35—136、138页。
[31] 《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党纲》（1923年1月1日），以上见《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1—5页。
[32] 中国国民党改组以来，仅发表过一个组织规约，后于1920年11月做过一次修正，均极简略。《中国国民党通告及规约》（1919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总章》（1920年11月9日），以上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127—131、401—403页。
[33]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的演说》（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7页。
[34] 见《中国国民党宣言》。
[35] 《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51—52页。
[36] 有关孙中山因担心列强敌视苏俄而牵连自己，不愿与苏俄太过接近的情况，在马林和达林等人的笔记和回忆当中，以及在给契切林等苏俄领导人的信中，都有所记载。比如，孙中山就曾告诉达林说：“请你不要忘记了，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见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13页。
[37] 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03—108页。
[38] 陈独秀等共产党人这时曾多次发表文章阐述类似的观点。参见（陈）独秀：《怎么打倒军阀》，《向导》第21期，1923年4月18日；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1923的4月25日；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1923年12月1日。
[39]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21页。
[40] 《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1922年7月18日）。
[41]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2年12月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162—163页。
[42] 转见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拉狄克和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5月30日），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80页。
[43] 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2年12月29日）。
[44] 《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1），第188—190页。
[45]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号记录》（1923年1月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1），第186—187页。
[46] 《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月6日）。
[47] 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组织内是适宜的”一句，马林曾建议使用更为明确的语言，比如“他们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没有被维经斯基接受。
[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前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第436—437页。
[49] 越飞、马林：《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1922年12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00—101页。
[50] 莫斯科在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声明》时，有意将声明中谈及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的一段删去，只保留了对其有利的内容。
[51]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3月8日）、《维经斯基给萨法罗夫的电报》（1923年3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1），第228—229、238页。
[52]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关于中国形势和1923年5月15日至31日间的工作报告》（1923年5月31日）、《马林致布哈林的信》（1923年5月3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0—191、196页。
[53] 《马林致拉夫斯坦的信》（1923年2月26日，4月3日）、《马林致布哈林的信》（1923年5月3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31、146、196页。
[54] 马林：《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讨论》（1923年6月12—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27—242页；《张国焘给维经斯基和莫辛同志的信》（1923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5—8页。
[55]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27—242页；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47—148页。
[56]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43—250页。
[57] 孙铎：《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向导》第9期，1922年11月8日；孙铎：《吴佩孚与国民党》，《向导》第24期，1923年5月9日，等等。
[58] 孙铎：《临城案件与国民党》，《向导》第28期，1923年5月23日。
[59] 《马林致越飞、达夫谦的信》（1923年6月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61—262页。
[60] 《马林致越飞、达夫谦的信》（1923年6月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63页。
[61]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1923年6月25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65页。
[62] 《马林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越飞和达夫谦同志的信》（1923年6月25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66页。
[63]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和毛泽东同志致孙中山的信》（1923年6月）、《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13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3年7月15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67—268、281—282、288页。
[64] 有关情况可参见杨奎松：《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65] 《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13日）、《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7月18日）、《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20日），以上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83、293、295、297、299页。
[66] 《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7月18日）。
[67] 《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20日）。
[68]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8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1），第267页。
[69]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8月25日）。
[7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1923年8月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1），第266页。
[71]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64页。
[72]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616页。
[73] 《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1），第366页。
[74] 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上的讲话》（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67—268页。
[75] 在达林与孙的一次谈话中，孙告诉达林，所谓十万之众是指那些公开声明支持他的上海学生会和承认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各色军队。达林对此非常吃惊。达林1922年见孙中山时，曾特别问到孙如何运用党的力量及国民党员的人数，孙的回答让达林十分意外。因为“孙中山竟把这十万雇佣兵看作自己的党员！”参见达林前引书，第111页。
[76] 《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67页。
[77] 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80―286页。
[78] 《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会议记录》（1923年12月9日），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28页。
[79] 《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月1日）。
[80] 转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66页。
[81] 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58—459页。
[82]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94页；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中共广东地区委员会联席会议》（1924年10月）。
[83]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52—162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选辑》（1），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版，第594—599页。
[8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42—344页。
[85] 其宣言关于民族主义内容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共产国际决议的翻版，关于民权主义的说明在重申了孙中山过去所强调的选举、创制、复决、罢免诸权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原则外，也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决议关于民权主义区别于“天赋人权”，必适合于中国革命之需要的革命原则。《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18—122页。
[86] 有关民生主义的内容，加拉罕在给莫斯科报告中与他在给鲍罗廷的信中的评价明显不同。在给鲍罗廷的信中，他的说法是：“唯一令人不满的是孙逸仙对自己党内的‘地主’派所做的让步。我认为，对于这一点还是应该像以前那样给以谴责，以便使孙以最激进的方式贯彻执行土地法令。”参见《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2月1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10—414、418页。
[87] 《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14页。
[88] 《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1924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联席会议》（1924年1月1日）、《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1924年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43、444—445页。
[89] 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共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中共党员。
[90] 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设立一处八部，但调查部和军事部暂缓成立。秘书处及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等为中共党员。
[91]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
[92] 《总理关于民生主义之演说》（1924年1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3页。
[93]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1924年1月），《李大钊文集》（下），第704—706页；《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50—54页。
[94] 《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1924年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22—225页。
[95] 《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1924年2月10日）；《阮啸仙关于团粤区一年来的工作概况和经验》（1924年4月4日），中央档案馆、广东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4年），第1辑，第223页。
[96] 以上数字多根据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7页。关于1924年5月扩大执委会时的数字，根据执委会各区报告统计，可知上海区原有56人，现有47人；汉口区有47人；湘区略增达到149人；京区75人；山东区17人。这里虽缺少广东区的报告，但从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中已知广东区这时也只有同志30余人。即使再加上江西、四川等地的少数党员，总的人数也不过400人左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56、262、266、275、277页。
[97] 《上海地方报告》（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56页。
[98] 《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民国十七年），转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第779、785页。
[99] 《维经斯基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工作报告》，Tony Saich，The Orig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Netherlands，1991，pp.864-866.
[100] 根据俄国公布的当时有鲍罗廷参加的中共党团会议记录可知，针对当时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两党争论问题，中共党内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即我们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本身只是“为了利用它”，因此大可不必过分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与国民党人进行争论。前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68—469页。
[101] 维经斯基：《国民党和中国革命》（1924年4月1日），（俄）《布尔什维克》1924年第1期。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译：《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2页。
[102] 《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14—415页。
[103] 此会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称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而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介绍此次会议时则称，此会“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分别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30—233、237、243—244、253页。
[104] 包括成立北京执行部，初亦因如何解决跨党人员与其他国民党人之间的配合问题，大伤脑筋。见《汪兆铭为整理北京党务致廖仲恺胡汉民函原件》（1924年4月17日），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77—278页。
[105] 孙中山：《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1924年3月2日），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54页。
[106] 《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年6月25日）；孙中山：《与日人某君的谈话》（1924年2月），《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536页。
[107] 孙中山：《与青年党员某君的谈话》（1924年1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50页。
[108] 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五人为候补委员，也均为国民党老党员。
[109]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73页；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32—133页。
[110] 《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1924年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47页。
[111] 孙中山：《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1924年3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538页。
[112] 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23—225页。
[113]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3、10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55—394页。
[114]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3、10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55—394页。
[115] 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00—302页。
[116] 转见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年版，第142页。
[117] 转见《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案》，《革命文献》，第九辑，第72—74页。
[118]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0页。
[119]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情况通报》（1924年7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98页。
[120] 《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案》，《革命文献》，第九辑，第74—77页。
[121] 《邵元冲日记》，第26—28页。
[122] 《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中国国民党周刊》第30期，1924年7月20日。
[123] 前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大会议决案及宣言》。
[124] 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57—458页。
[125] 《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年6月25日），见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上海师范学院政教系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311页。
[126] 前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情况通报》。
[127] 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24页。
[128]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82—283页。
[129] 《陈独秀致维经斯基信》（1924年7月1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07页。
[130]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7月1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03页。
[131] 《中共广东组织就鲍罗廷的报告作出的决议》（1924年7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08页。
[132] 《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信》（1924年8月27日）。
[133] 《中央全体委员第二次会议录》（1924年8月16—23日），原件存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2.2/2。
[134] 转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4—75页。
[135] 《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于全体党员之训令》（1924年8月），《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0期，1924年9月28日。
[136] 《孙逸仙在国民党中央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24年8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24—527页；《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第15页。
[137] 《陈独秀致维经斯基信》（1924年9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29页。
[138] 《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0月1日、3日、6日）。
[139] 《瞿秋白致鲍罗廷的信》（1924年9月）。
[140] 《瞿秋白致鲍罗廷的信》（1924年10月8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页。
[141] 《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0月6日）。
[142] 首批苏援武器10月1日抵港，7日运抵黄埔，包括8000支配备刺刀的步枪和400万发子弹，及各种炮等。参见《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0月3日。
[143] 蔡和森：《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向导》第88期，1924年10月24日。
[144] 转见鲍罗廷：《关于国民党》（1924年1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65页。
[145] 《维经斯基给季诺维也夫的电报》（1924年11月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55—556页。
[146]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1924年12月5日）。维经斯基所谈到的情况，还可以从斯大林的谈话当中得到印证。斯大林随后在与维经斯基的谈话当中，坦率地对共产党人必须寄人篱下，遭受国民党的“虐待”表示遗憾。当他听维经斯基介绍说共产党有自己的组织，比国民党更团结，且比国民党人更有能力时，十分惊讶。《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5年4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607页。
[147] 中共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29—341页。
[148] 孙中山：《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57页。
[149] 据李云汉称，实际上冯自由等还在广州时就“不惜独树一帜，与广州（政府）立于对立地位”。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55页。
[150] 《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1925年4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97—602页。
[151]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1925年4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