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共两党的困惑与尴尬
孙中山对中共态度两难，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同样也陷入两难的境地中。
1924年1月下旬，中国国民党召开了它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形式和规程都仿照俄共（布）。事先起草大会宣言和党章，组织宣言、党章、组织宣传、党务等议案审查委员会，成立大会主席团，最后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从此开始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事一决的议事制度。其党的总章关于会议制度、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各级职权范围及纪律制裁等项规定，几乎照搬俄共（布）党章的内容。[83]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了与共产国际近乎一致的解释。共产国际的解释可见于在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它的主席团在与代表团讨论之后所通过的一项决议。决议全面阐述共产国际对于在中国实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项革命目标的理解。其民族主义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本国军阀，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同时承认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其民权主义坚持区别于“天赋人权”说，强调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自由权利；其民生主义主张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把土地直接分给农民。[84]国民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宣言，除了在民生主义的解释上坚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观点以外，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明显地与共产国际决议的解释相一致，对民生主义的解释也突出强调了依靠工农和工农利益等问题。[85]这种情况显然让俄国人极为满意。
加拉罕接到鲍罗廷的报告后，在写给契切林的信中说：大会宣言“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而且还发挥了关于民族斗争的两个方面的思想，即一方面是同压制中国民族独立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是通过赋予中国境内各民族以自决权的办法实现各民族的解放”。“其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根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86]信件还说，包括大会通过的国民党党章，也“与我们党即共产党的章程接近”。加拉罕感到尤为庆幸的是，那些年轻的共产党员表现“十分出色”，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没有用任何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言论给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整个组织工作和给党纲、党章的制定制造麻烦”。显然，包括加拉罕在内，莫斯科的一些人对此曾经相当担心。[87]
比较马林走前中共方面对国民党的激烈批评态度，不难看出共产党人此时对两党合作抱以怎样的期待。他们这时无疑对鲍罗廷的努力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并尽力与之配合。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一大前后都极力保持低调。即使在内部，他们也明确地规定了避免引起纠纷的方针。这包括对会议期间的人事安排，为了避免嫌疑，确定“共产党员不应该在各委员会中谋求职位”，同时，尽量不推荐自己人担任各级职务。对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最初也只计划由鲍罗廷推荐两名自己的同志。在选举代表问题上，他们也采取消极做法，“拒绝当候选人，大家都选孙为代表，他们在选票上只写‘孙逸仙’，别的什么都不写”，“以便不给如此热衷于保护每个席位的国民党右派提供说闲话的任何借口”。[88]共产党人的这种做法自然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它反映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刚刚加入国民党不久的中共党员虽然尽力保持低调，其所得地位仍显得十分突出。中共及青年团这时总人数虽然只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二，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到了全体代表人数的百分之十。代表大会上新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中，跨党的中共党团更占到了将近百分之二十五。[89]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对代表产生和推举委员拥有指定和最后决定之权的孙中山的态度有关。同样，在会后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在一个秘书处和六个部中占据了两个部长（组织部、农民部）和三个实际为副部长的秘书（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的席位[90]，同时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还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发言权[91]。特别是同意把秘书处和组织部交给中共党员来负责，虽然或多或少可能会有鲍罗廷建议的成分在内，它能够得到孙中山的首肯，也足以反映出孙有利用中共发展组织的想法。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要让国民党人理解自己引进共产党员的良苦用心。因此，为了消除有关疑虑，孙中山在这次大会上曾两次发言释疑。
大会第二天，孙专门发表民生主义讲演，说明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其实并无不同。他说：过去“北京一班新青年非常崇拜新思想，及闻俄国共产之主义，便以此为世界极新鲜之主义，遂派代表往俄，拟与之联合，并代俄宣传主义，认定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为不同之二种主义。我们老同志，亦认定民生与共产为绝对不同之二种主义，于是群起排斥，暗潮便因之而生。然揆诸民生主义之真谛，双方均属误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故俄人极力称赞国民党所主张之三民主义，而中共亦悉心研究并认定救国非此不可，“于是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92]
然而，与会的国民党人仍对孙中山的说法表示怀疑，声称既然共产党员服从本党三民主义，为何不退出共产党？来自上海的代表何世桢就明确提出，应当禁止国民党员跨党。对此，中共方面基于内定的原则，反映十分温和，回答亦力求诚恳。28日，李大钊受中共党团会议委托，说明跨党原因，解释中共不能解散，是因为它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并非纯粹中国人自己的组织，其党员要加入中国国民党，自然只能以个人名义，而不能解散这一国际的组织。况且中国革命也需要这样的组织在国民党与国际的组织中间做联络。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基于国民革命的共同目标，并非想要借国民党的名义开展共产党的运动。李大钊还郑重保证：“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93]孙中山要的就是服从，有了中共的保证，国民党领导人廖仲恺、汪精卫和胡汉民都自动为容共的办法辩白，此事才不了了之。
中共组织新立，党员数量寥寥，却能利用国民党在各省组织欠缺又急谋发展的机会，在众多地方党部中取得支配地位，同时一举取得国民党中央重要职权，这自然会让许多老国民党员感到担心。因此，虽有孙中山的坚持和李大钊在大会上的保证，国民党内反对中共跨党的声浪依旧一波强似一波。国民党一大后，广州几位国民党老党员甚至组织秘密小团体以抵制共产党，各地部分老国民党人也纷纷拒绝与跨党人员合作，或拒不到任，或分庭抗礼。北京、上海、广州、汉口等地的国共两党人员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并导致受他们影响的工人和学生组织形成相互对立的不同派别。对此，力图巩固现有成果的中共中央不能不更加小心谨慎。它在国民党一大后专门召开三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案，进一步告诫党员：“本党所以必须与国民党合作，因就中国眼前之经济状况，必须经过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这是国民党对中国的历史使命”。“今以国民党明达领袖的决心，我们素所期待的改组国民党的理想，竟一一开始进行，这实是中国革命前途的幸福。我们在国民党改组以后更当以努力扶持他们，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对他们中间极腐败的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对于国民党比较不接近我们的分子，应多方加以联络，以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决议案提出，“为求本党同志与国民党能圆满的合作”，要尽量避免国民党内发生左右之分歧，“我们的同志，应站在国民党立脚点上”，“以扶助督促其党务之进行，自为应尽之职务”，不可勉强援引我们的同志担任国民党内各种职务，尤不应包办其党务，以免“使国民党党务，及国民党对于本党的信任，俱受不良的影响”。甚至，会议还特别提出，在发展本党组织时，亦须十分慎重，不应使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拉去他们的党员”。今后一切工作均“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只有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才可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94]
事实上，在国民党各级部门的中共党员最初也确是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去做的。国民党全面开始改组工作之后，中共党员全力投入，自身的组织发展因而受到影响。谭平山就报告说：我们在广州的干部总共只有30多人，国民党一大前，广州12个区只组织起12个支部，而现在已成立了9个区委，64个支部，拥有党员7780多人，我们在5个区委和13个支部中担任重要工作，而干部人数却没有增加，结果他们总是忙于大量事务性工作，抽不出时间做群众工作，使我们失去了同工人群众的联系，党员的发展几乎停顿。国民党一大召开后，据阮啸仙4月间的报告，广东的共产党人已经完全淹没在国民党的组织宣传工作之中了。在国民党内，虽有许多人害怕我们怀着什么阴谋来利用国民党，看见我们努力的成绩暗生嫉妒，或因我们影响其升官道路而攻击我们，我们都以“忍辱负重”之精神，“为革命家唯一的信条”，不与之纠纷。以至于今天，一般工人、农民只知我们是“好国民党”、“新国民党”，而不知有共产党。鉴于国民党内状告中共的案件日渐增多，尤其众多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一大轻易取得中央及地方高位不满，经中共中央批准，谭平山和林伯渠等还主动请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部长等职，以示诚意。[95]
不过，国共终为两党，中共中央虽有不可勉强援引自己的同志担任国民党内各种职务，尤不应包办其党务的规定，贯彻起来到底十分不易。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后，以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为常务委员兼组织、宣传部长等，日常工作实际上均由组织部秘书毛泽东、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跨党人员负责处理，他们要想在上海执行部分管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4省1市顺利开展党务工作，较多援引自己同志在所难免。北京执行部管辖范围更多达15省，从组织、教育宣传，到青年等各部部长及秘书、助理等，大半也都是李大钊、蔡和森、朱务善、于树德、张昆弟、王尽美等跨党人员。国民党原来在北方多数省份就缺少基础，唯一有些基础的北京地区的国民党组织又与共产党人格格不入，分庭抗礼，李大钊等要想进一步在各省党部和开展工作，亦只能选派其熟悉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以及其他自己的同情者。汉口执行部管辖湖北、湖南、陕西三省党务，原委派老资格国民党人覃振、张知本主持，二人均因汉口执行部跨党人员太多而未到任，最后不得不改由中共党员林伯渠主持，结果汉口执行部自然也就成为中共人员及其同情者的阵地。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两党人员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国民党人不了解的是，如此大量地将为数有限的中共党员投入到国民党的组织发展中去，其实也并非中共中央所乐见。
一大后，国民党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市、县各级党部，大量发展党员，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党员上万人。与此同时，中共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滞。1921年7月中共一大时，党员50余人；1922年7月二大时，党员195人，一年增加近四倍；1923年6月三大时，党员432人，一年增加两倍多。此后至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召开，即国民党改组前后一年时间，党员基本上没有增加，一些地方还明显减少。[96]各地报告党员不见增加的原因：“一因同志现注意国民党的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都介绍进国民党去了；二因介绍本党同志，务在严格（原文如此），故新党员人数自然不易骤增；三是同志宣传自亦有不曾用力的地方。”[97]报告所称后两项原因过去就存在，并没有太多影响党的组织发展，因此受国民党工作影响，导致中共自身组织发展停滞，无疑是这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以牺牲中共自身的发展为代价，求得国民党的发展，这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看来，显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他们甚至或多或少地相信：“国民党所以必需共产党者，以其可以藉手共产党对于广大群众得以组织之、操持之”，“盖国民党之发展，纯恃共产党于其工作之中予以各种之协助也”。[98]但是，以共产党发展的牺牲为代价，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看来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明确提出：关于工人阶级究竟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成为民族革命力量，还是应当直接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应当尽快得到解决。[99]维经斯基注意到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的公开声明，更是感到不安。他并非不知道李大钊此举乃是中共党团为对付国民党内反对势力的一种策略，未必真有若何意义。[100]但他在紧接着发表的文章中，仍旧批评鲍罗廷在这一问题上的指导和态度。有什么必要为国民党制定严格纪律和集权化的章程呢？他为此写道：考虑到国民党内存在着各种阶级的分子，包括部分地主、工业家和商业资本家的代表，“过于使党集权化的章程，可能在将来对国民党左派不利，如进一步发展，则可能使国民党变成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同志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国民党内争得更多的民主，俾使国民党左派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毕竟，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它需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具有不同于其他阶级的特殊使命，它不仅要促使国民党走上反帝和民主化的道路，而且还要担负共产国际所赋予的阶级斗争的任务，幻想在国民党内保持绝对的统一，而不发生左右派冲突，是不可能的。维经斯基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刚刚发生的土耳其革命的教训，明确认为，中共必须“善于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国内的民族运动结合起来”[101]。
不难看出，以维经斯基为代表，共产国际东方部内部始终存在着一股反对让中共服从于国民党发展任务的力量。他们过去强烈地反对马林路线，如今进一步发现鲍罗廷其实也在妨碍中共发展。过去苏联曾大力援助土耳其凯末尔（Kemal）的民族主义运动，结果凯末尔取得政权，共产党却成了阶下囚，这一历史时刻刺激着他们，让他们意识到，必须在帮助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时，迅速壮大共产党的力量，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但是，在加拉罕等人看来，维经斯基等人实在是有点庸人自扰。他声称：这些同志“被土耳其的牛奶烫过以后，在中国见到凉水也要吹一吹”。考虑到对孙中山的援助力度远大于当年援助凯末尔，并且有鲍罗廷等苏联政治和军事顾问直接介入和参加国民党的工作，中共又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占据重要地位，加拉罕根本不相信在中国会存在类似的危险。他坚持说：“国民党在中国的运动根本不同于土耳其，越飞当时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土耳其的民族革命运动把共产党投入监狱，或者干脆将他们暗杀，它宣布共产党非法，还指责我们支持共产党，因此（同）我们的关系十分冷淡。我们同国民党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对土耳其，我们只提供了几万支步枪、大量火炮、机枪和一千多万元的金卢布。“在这里我们的顾问参加这个国民革命运动党的中央，我们在这里享有极大的威信，而我们的指示和建议对于党具有特殊的意义，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它在广东境内，在国民党执政的地区完全合法地开展自己的活动等等，等等。差别是不寻常的。”[102]
像任何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一样，尽管在莫斯科所有的一切，无论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还是共产国际的政策，最终都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里的几个人做出最后决定，但基于不同利益的不同工作系统之间，从来都难有有效的沟通机制。每个工作系统内部的工作人员抱着各为其主的心态，都难免从自己部门的角度考虑问题，并固持己见，除非最高决策层会做出有别于自己部门判断的决定。对中共比较有利的情况是，这个时候，由于苏联在外交上还受到大多数列强的孤立，无法施展自己的拳脚，因此，即使在政治局内部，也很少有人能够轻视共产国际的作用。这种情况自然加强了维经斯基等人发言的力量。不管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说些什么，维经斯基等人还是照样我行我素。
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受命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支持孙中山、肯定国民党一大重要意义等问题上，维经斯基没有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根据维经斯基的观点，会议对国民党的性质，以及国民党内的矛盾，得出了相当激进的结论。这包括：第一，国民党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它必然趋于妥协，不能奋斗到底，故其内部的左右派斗争不可避免。“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而我们的同志实为左派的基本队伍，“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第二，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削弱国民党右翼势力，必须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的做法，并设法改变自己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过于强调集中与一致的缺点，必须了解，“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因此，应努力在各种场合开展对右派的公开斗争，“迫令国民党全体左倾”，绝不能“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第三，“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帮助国民党组织上渗入产业无产阶级“是一个狠大的错误”，它不但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掺入混乱的种子，而且使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斗争要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只能将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用国民党的名义加以组织。在工会运动方面，必须由我们自己组织纯粹阶级斗争的工会，而不能帮助国民党设立各种工会或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全体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第四，鉴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必须将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因为“民主主义的政党内，阶级利益的调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减少”。[103]
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中共放弃自我约束的谨慎政策，重新采取积极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虽然会议并没有否认继续扩展国民党的必要性，并且肯定孙中山与共产党人同属左派，但反对盲目扩大国民党，反对在工人中发展国民党，主张在国民党内开展左右派之间的斗争，这些都必然会使国共两党之间已有的隔阂与矛盾更为加剧。再加上中共本身的干部资源十分有限，又要肩负国民党的工作，又要把重心转到发展共产党方面来，结果必然会顾此失彼，引起国民党人更多的猜疑。其实，早在1922年底，国共两党因共产党员跨党所引起的矛盾就已经显露出来，上海、北京、汉口等地都有相当多的纠纷发生。以北京为例，国民党人早就结社拒绝“二重党籍”者加入。李大钊被委为北京支部总干事后，依照国民党改组计划设立“青年国民俱乐部”，结果反而形成新的纠纷。至国民党一大推选代表，到北京执行部成立，选用干部，中共中央虽有明文要求避嫌，真正要想做到也相当困难。毕竟派往周边各省市组建党部的同志，大都是自己人或同情者，遴选范围十分有限。而愈是这样，就愈会造成壁垒森严的局面，双方的隔阂也就愈深。[104]
孙中山对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纠纷，通常总是扮演居中调停的角色。他的治党原则就是要求下属服从。他对党内任何担心和怀疑共产党作用的意见从来都是一句话：我自有办法。他最反感党员对他的决定提出异议，包括对接受共产党员入党一事，其态度也是“本总理受之在前，党人即不应议之于后”[105]。只要我、汪精卫、胡汉民等“综合派”居中调和、掌握，“定可支配大局无疑”[106]。这一心态，多少与他在思想上将人分成“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有关。他一向自认革命要靠他这样极少数“先知先觉”者想出道理，想出办法，居中把握，同时取得相当一批“后知后觉”者的拥护扶助，身体力行，最后推动大批“不知不觉”者冲锋陷阵，才能成功。从这一认识出发，孙中山坚持党内一切都要由他独断独行，过去组织中华革命党，要入党者印手模宣誓效忠是如此，如今换了中国国民党，其对下属的要求也无多少改变。他显然对他的国民党充满自信。他曾不无骄傲地告诉那些满腹疑虑者说：“某党不敢公然独行乃假冒本党之名者，足见本党牌子之老而能受人信仰。”他认为即使中共服从三民主义并非真心，也不要紧，只要其用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就对我有好处。“我意惟恐其不假冒，君不见今日市上老牌子之巨肆乎？假冒愈多，则彼牌子愈响，如此不花钱之宣传，吾等又何乐而不为哉？”[107]
那么，孙中山就真的毫无戒备之心吗？也并非如此。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孙中山虽然在改组后的国民党内部任命了相当一批中共干部充任要职，他同时也指定明明对共产党人深怀疑惧之心的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和谢持五人充任中央监察委员[108]，并赞同严防共产党人不合于本党主义之活动[109]。因此，孙中山这时对那些纷纷告共产党状的老国民党人，不仅从来网开一面，而且每每相当坚定地告诉他们不必过虑。比如，国民党一大刚一结束，刘成禺、冯自由、徐清和、谢英伯等人就私下召集华侨及各省党员数十人，秘密集会，商议如何应付共产党问题。此事随即被人告发。鲍罗廷得知消息后，坚决要求孙中山对四人予以申斥。孙为此召四人当面询问。鲍罗廷记述当时情况说：他们几个在孙中山面前表现得像“胆小鬼”一样，都不敢承认自己有小集团活动。一个说自己是偶然参加进去的；一个说自己原打算向孙报告的；一个“张着嘴，什么也说不出来，话卡在嗓子里，脸在抽搐，脸色发青”；只有一个人表示不满：为什么共产党人可以有自己的党，“而我们这些忠于孙的老国民党员，连开会都不行”？[110]无论鲍罗廷所述是否真实，孙中山对四人显然没有任何惩戒的意思，只是循循开导而已。几天后，孙中山发出通告，宣称他对四人的解释“甚满足”，“此事当作了息”。[111]不久，汉口执行部国共两党成员因纠纷被停止活动，孙还特意选派对中共极端反感的刘成禺前往，“全权办理湘鄂豫军政大事”。据刘成禺记述，行前孙中山特别告诉刘说：要他去，就是因为知道他“与共产党人水火”，故让他远离党务。当时，刘成禺强调共产党跨党居心不良，孙当场表示：不必在意其真心与否，“只问我诚不诚”。“共产党能守吾党范围，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处理之法。”[112]
孙中山这里所说的“默化之”，指的就是希望能够使共产党人最终服膺三民主义的意思。将其概括为“溶共”，也并非不可。毕竟，孙中山从来相信只有他的三民主义才是最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主张，其他一切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凡有符合三民主义内容的地方，都可概括于三民主义之内。孙虽有“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的说法，却并不等于他相信二者毫无差别，否则他也就不必坚持要越飞公开声明承认“共产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了。他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很快就全面阐述他的三民主义思想，详细说明二者的区别。从中可以了解，即使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多少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一些说法，其基本理念却并未改变。
孙中山明确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都以解决人民生计问题为中心，在这一点上二者没有不同。不仅没有不同，而且还应该是“好朋友”。但孙中山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强调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民生主义则相信“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因为人类要求生存，便要为大多数谋利益。因为人类不断地基于生存的原因而努力使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相调和，才发生了社会进化的问题。在这里，阶级战争只是社会进化过程中发生的一种“病症”，并非社会进化的原因。马克思“倒果为因”，甚至断定资本制度一定要消灭，因而主张用农工专制和革命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结果许多事实与预想不符，造成无数纷争，这是二者的区别。所以，讲民生主义，也讲共产，但“我们所讲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更不会用革命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
孙中山在谈到中国的情况时说得更明白。他说：在中国，“今天讲社会主义，极时髦的人是赞成马克思的办法”，尤其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那般青年志士”，更希望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来实行，因此“便极力组织共产党，在中国来活动”。而他们不了解，中国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贫穷，不能照共产党主张的那样马上来均贫富，而是应该在吸取欧美贫富悬殊的教训的情况下，一方面采取措施节制私人资本无限膨胀，另一方面却要赶快用国家力量来振兴工业，发达资本。孙中山特别举出俄国来做例子，说明落后的中国绝不能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来均贫富。他明确讲：
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是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这个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么能够行马克思的办法呢？所以照马克思的党徒，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113]
孙中山详细阐述其主张与马克思主义之异同，目的很清楚。一方面是要消除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人的疑惧，说明无论俄共，还是中共，他们的主张里面都有和三民主义相通的地方。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因此，三民主义实际上比共产主义还要彻底。而另一方面，孙中山也是希望人们都能了解，他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既不赞同阶级斗争，也不赞成社会革命。不仅如此，他显然想要让中国的“马克思党徒”明白，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观点是错误的，其强调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社会进化问题，尤其错误。不仅在欧美不适用，在俄国不成功，马上拿来解决中国问题，就更是南辕北辙。中国距离欧美的发展水平几乎是天上地下，即使与俄国相比也差得甚远。俄国革命后都因经济程度太低而不得不转而改行新经济政策，中国又怎么能够照马克思的方法来进行呢？在中国，只能师马克思之意，而不能师马克思之法，因为中国的病症根本上是一个穷字，故解决中国的问题，应首重发展实业。这样，他虽然也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对马克思的肯定，但更欣赏美国人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社会改良主张，希望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来防患于未然。这一观点与共产党人主张立即夺取富豪已有财产来实行共产或收归国有，有相当明显的区别。[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