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共两党针锋相对

蒋介石当然不会对赫尔利的调处抱太大的希望。借助于美国人的介入，在蒋不过是一种争取美国政府和舆论同情的策略。因此，他并不会因为国共谈判的僵局，而停止其计划中的的一切努力。

1945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公告，宣布他将要“还政于民”，准备在战争结束前即召开国民大会，以此来对抗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主张。随后，蒋约集五院院长商讨组织所谓战时行政会议问题，决定以此来包容各党派代表，显示政府的民主改革姿态。会议决定在国民党原来三点反建议的基础上，再提三项办法，即：

一、在行政院设置战时内阁性之机构（其人数约为七至九人），俾为行政院决定政策之机关，并使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之人士参加其组成。

二、关于中共军队之编制及军械补给等事，军事委员会将指派中国军官二人（其中一人为现时中共军队之将领）暨美国军官一人，随时拟具办法，提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

三、在对日作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指派本国军官二人（其中一人为中共将领）暨美国将领一人，为原属中共军队之指挥官，并以美国将领为总指挥官，中国将领二人副之。该总指挥官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直接负责，在其所属战地之军令、政令，皆须统一于中央。[31]

蒋介石的这一条件较此前的方案在形式上确有相当让步，但由于国民党及其政府实际上实行的是蒋介石个人的独裁统治，行政院并无实际决策之权，因此，此一条件的要害仍在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只不过为造成“责在彼，而不在我”的效果，蒋介石采纳了赫尔利等人的建议，形式上要美国人来指挥军队。

权衡形势之后，1月24日，周恩来再度飞抵重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中央准备妥协。在整个国内和国际形势已经发生有利于共产党的重要变化之后，中共确信战后的政治目标原则上已经不可改变。因此，恢复谈判的策略重点也只在于做出妥协的姿态，进一步宣传联合政府的主张，以争取国内外舆论的同情。据此，周恩来一到重庆就强硬地宣布：此次前来仍本既定方针，即“与政府及各方面商讨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具体步骤”，也就是商谈关于“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其他一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敷衍办法，不管其形式如何，决然无补于事。”[32]而后，周恩来等即在重庆开始同各民主人士和国民党中的民主派进行广泛的接触和游说，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必须结束一党专政的主张。

25日，周恩来会见赫尔利、宋子文、张治中和王世杰。赫尔利称：昨晚同国民政府方面商谈了以下五点意见，即（一）去年11月21日的三条仍要做；（二）行政院下设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性的新机构；（三）成立有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各一人参加的整编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四）组织中共军队总指挥部，由政府指派一美国军官作总指挥；（五）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合法。[33]由于赫尔利在通知中共中央国民党让步条件的内容时，只谈到国民党在政治上准备同意组成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战时内阁，而未涉及军事问题，特别是没有谈到美国统帅权的问题，因此周恩来一听到赫尔利的提议就率直地表示不满，当即予以拒绝。

次日，张治中、王世杰再约周谈，周坚持原议，“但云如就彼原提五项略加修改，彼亦可接收。惟联合政府必须是废除党治后之各党派联合政府”。王世杰当场表示：中共不应斤斤于“党治”废除之形式，因此事涉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之修改，国民党还政于民之时，必须以国民代表大会为接受之机关，不能以“各党派会议”为接受者。[34]尽管如此，国民党人当中却也有公开支持周恩来主张的人。28日，孙科邀请各党派人士聚餐，痛斥国民党过去因反共而走上法西斯道路，力言国共必须合作，国民党必须容纳中共，最后并明确赞同周恩来所提议的“国是会议”。[35]注意到中共对各党派，乃至对国民党的影响，身为谈判代表的王世杰等也不免倍感危机。2月1日，蒋介石召集会议商讨中共问题，王世杰明确提出，除非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否则纯赖军队、特务和警察与之斗争，“则成功难而失败易”。[36]

由于中共中央坚决反对国民党所提补充办法，毛泽东甚至将国民党补充办法中的军事条款，归结为“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37]，因此，国民党人所设想的方案自然被束之高阁了。在和周恩来反复交换意见后，赫尔利也一筹莫展，深觉国民党不该根本拒绝中共五条。他在对共产党拒绝美国统帅事表示遗憾的同时，明确表示：“你们不接受三条是对的，我到任何时候都愿赞助你们的五条。我要是蒋，只要将五条中联合政府名义改为联合行政院或联合内阁，便可签字。”[38]

这个时候的蒋介石，早已对赫尔利的调处失去耐心。1月29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常委元老、五院院长及党团负责人等谈话，就坦言对赫尔利的不满。蒋称：国共谈判，赫尔利上次由延安带回的五条，完全上了中共的当。中共后来又提四条，又让我们让步。这次周恩来来渝，更无诚意，要价更高，又提出结束党治问题，与我党为难。我受总理之命，以党建国，只能还政于民，决不能还于其他党派，决不能把政权让给别人。赫尔利糊涂，完全以为他们有道理，为他们说话。美国人不懂中国情形，完全说不通。不过蒋认为，美国人最近好了一点，对中共也有点不满了，因为他们本来承认美国人任统帅，现在不承认了。蒋声称：不要怕共产党，我们一定能能够消灭他们。等到美国人与中共也谈不通了，也就会讨厌共产党的。[39]

蒋介石这时处置共产党问题的策略，在其日记中记得很清楚。那就是，一切均以争取美国人觉悟为目的。即“如何使美国了解其阴险为第一要务”。对中共种种要求“应表示迁就容忍而使美国知余有诚意，并使美国对共之嫌恶为要旨也”。[40]

为要使美国人了解中共之“阴险”，国民党订有周密的计划。根据特种会报要求撰写的对外宣传材料《中共问题提要》，这时被分送到27个驻外机构。内中攻击中共不同于各国共产党，称其在国内全无社会基础，纯依赖国际共党而生存；称中共的新民主主义不过是其共产主义之一伪装，实际上中共绝无民主自由之可言，所谓“三三制”根本就是“一元化”领导下的门面货；称中共抗日是假，保存实力，抢占地盘，袭击友军，阴谋夺取政权是真；称中共现有兵力不过八万人，已全部退至陕北作威胁后方之用，“其余则皆系乌合之众，无组织、无训练，不足称为军队”，“害民则有余，打仗则不足，故非仅不足为抗战中之重要因素，且为抗战之累赘”。“抗战胜利之期愈近，则中共瓦解愈速”，绝无造成内战之资本，战后若不能诚意服从中央，则无论任何时间均将受国民之公平裁判而趋于消灭，断无把握政权及任何地区之可能，如此等等。[41]

而为使美国人嫌恶共产党，相信国民党真有诚意，蒋不惜放弃初衷，委曲求全地接受周恩来所提党派会议的建议。只是他坚持不能称为党派会议，而应代之以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咨询会议”。据王世杰表示，国民党同意在这个会议上讨论“结束训政与实施宪政之步骤”；“今后施政方针与军事统一之办法”，以及“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方式”等。[42]

对于国民党的方案，周恩来当场声明：王世杰的提议文中没有改组政府的肯定字样，文字表现也不平等，故仍应以共产党提议的文字为讨论基础。王世杰则表示：（1）以“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表述，实即为改组政府，文字不提改组政府，为的是便于向国民党人解释；（2）文字还可以修改；（3）人数不宜过多，无党派人士总要几个；（4）提出国是会议名称会约束党派会议的商讨，其提案中并无约束中共之处；（5）所谓“一致结论”，即表示在会议中可不受表决的拘束；（6）至于公开进行，有发表公报和主张方式行之，平等地位、来往自由等，绝对保证，希望不写在文字上。对此，周恩来说明：他将把国民党人的意见报告延安，关于会议的协定及文字究如何决定，待报告双方中央后再行商榷。周恩来在次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建议：只要在党派会议协定中我党不受任何拘束，今后仍是拖的局面，故以此作为初步协商，似无不利之处。惟党派代表比例、改组政府之原则、公开进行等，仍须确定，整个文字亦须依平等精神修改。但是，2月3日，毛泽东明确复电周恩来，要求：“除坚持废除党治外，请着重特务、自由、放人、撤兵四条，请直告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如这条不先办到，不能证明废党治行民主不是骗局。”“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明令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合法，明令取消特务机关及特务活动，准许人民有真正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至于会议名称、成份及方式，可以从长考虑。”[43]

毛泽东的电报表明，中共中央这时并不在意会议的具体形式及协定，它根本上就不相信国民党会真的放弃党治，转向民主。因此，它这时更多考虑的其实并不是如何推进谈判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成功地进行政治宣传之后，结束谈判，陷国民党于被动。

国民党中许多人对这种情况其实也有充分的估计。他们一再在赫尔利面前宣传说：“中共的真正目的不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的全部策略表明，他们的目的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共获得对中国的一党专政。”“共产党支持民主原则不过是伪装，是企图利用它获得共产党一党专政下的政府权力。”因此，“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国民党都有责任在长期的混乱阶段领导中国”。他们甚至已经开始成功地使赫尔利意识到：“中共是不民主的。共产党的目的是在制定宪法或在民主基础上还政于民以前，摧毁国民党统治的政府。”[44]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能明确告诉毛：“据我所知，蒋绝对不会承认结束党治、国是会议、联合政府等”，因此，坚持我提之协定内容，除成分和加入无党派人士、名称可商量外，其它文字不能修改，另以口头要求其实行放人、撤兵、自由、特务等四条会更有利，届时即可胜利回延了。[45]9日，周即将上述要求通知王世杰，说明准备回延讨论。至此，两党谈判的大门实际上又再度关闭。

10日，赫尔利约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与周恩来再谈。双方一开始就各自阐明主张，周恩来再度声明，必须回延讨论，召开党派会议前必须首先改善环境，实现放人等四项主张。赫尔利鉴于谈判明显地又要前功尽弃，不得不极力转圜，想敷衍局面。他提出，可否发表一个由他和宋子文已经起草好了的共同声明，说明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对此，周恩来断然拒绝，称此声明完全有利于国民党，致使会议不欢而散。次日，赫尔利又找周恩来进行解释，说可以由周恩来自己起草一个有关谈判进展的声明。他同时通知周恩来，自己马上就要回美国一次，愿意告诉罗斯福总统：国共关系已经接近，但尚未得到结果。周恩来当即反对说：（1）你同意的五条方针，蒋介石基本上未接受；（2）党派会议蒋介石只接受其形式，连名字都改了，实质也未接受；（3）四项要求蒋介石要等到协定成立后才能实行，而联合政府的协定又不能达到，这些都说明我此行是失败的，应该以此真相告诉罗斯福。周恩来并且表示，他将写一书面声明，交赫尔利带回去以便于说明事实真相。[46]对此，毛泽东于12日也致电周恩来表示赞同，电称：“断然拒绝赫尔利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坚持八条（即指周恩来所提的党派会议协定四条和中共中央所提口头要求四项——引者），并先做四条，否则将长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毛指出：在美国明确扶蒋政策之后，我们必须设法攻掉此政策，为此应不怕他们生气，不怕他们大骂。[47]

13日，在周恩来准备返回延安之前，蒋介石再次召见周，明确表示：必须无条件实行统一，国民党是革命的，它只能以政权交还人民，决不能听由各党派掌权。因此，他不能同意周恩来所提出的党派会议协定。所谓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实际就是推翻政府。现在的党派都是不合法的，只有在国民大会以后，人民才有权组党。

次日，国民党代表、中宣部长王世杰受命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单方面宣布国民党在同共产党的谈判中所做出的重要努力和妥协，批评中共拒绝接受政府提议，企图以此影响美苏舆论。[48]15日，周恩来针锋相对地发表声明，称王世杰的说法“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他批评国民党所提出的方案完全以坚持一党专政为目的，不仅以共产党交出军队为条件，而且干脆就拒绝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对共产党人提出的党派会议，也同样以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为前提。对中共中央提出的首先实行释放政治犯等项要求，更是不予接受。因此，自己不能不回延安报告。言外之意，此次谈判之失败，完全是国民党方面的责任。[49]

15日，周恩来在将书面声明分别递交赫尔利及各国记者之后，乘飞机返回延安。3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促进会发表演讲，公开否定党派会议主张，扬言将单方面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国共双方于是更形对立。周恩来于3月7日致信王世杰表示：“归延后即向我党中央报告在渝谈判经过，佥认蒋主席当日谈话，其内容与先生所云大有出入。同时，先生所提之政治咨询会议草案，亦与敝党意见相距太远，但尚准备敝党之主张作成复案，送达贵党，以供研讨。忽后蒋主席三月一日之公开演说，一切希望均已断绝。盖蒋主席不仅已向国内外公开声明不能结束党治，不能召集党派会议，不能同意于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合组的联合政府之主张，而且更进一步宣布国民党将于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在全国尚无自由，各党各派尚无合法地位，大部分国土尚未收复，大多数人民不能参与等条件下，由国民党一党政府所一手包办的完全儿戏的分裂性质的所谓国民大会。此实表示政府方面一意孤行，使国内团结问题之商谈再无转圜余地。”“敝党方面自无再具复案之必要矣。”[50]

几天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准备于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公开宣布组成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主张。[51]同时，毛泽东提出准备全国胜利问题，主张军队发展到150万以上，人口发展到1.5亿人以上，争取将来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这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已不再犹豫，开始考虑战后与国民党分道扬镳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