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庆和谈和平无望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抗战胜利，国民党人莫不异常紧张，纷纷急谋应对方案，强烈呼吁蒋为防止“奸伪”乘机进占重要城市与收编敌伪武装，应下令各战区向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徐州、青岛、济南、东北等地迅速推进，向美国交涉空运和海运，同时迅即发表北平行营命令，并先遣要员率小部空运部队早达平津，指挥先遣军及伪军，巩固要点，控制机场及海口。他们并提议应由行营指挥河北、滦东一带归顺的伪军，布防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之线，以防“奸伪”东窜，渗入东北境内，夺取伪械，发展组织。[67]蒋介石显然也如此想法。他紧急命令各地军政长官“保持镇静”，迅速要求美军动用海空力量，帮助运送后方军队前往各战略要点，秘密联络“沦陷区地下军、各地伪军”，给以先遣军、挺进军名义，包括利用汪伪政权要员如周佛海、袁良等负责维持治安，确保各大中城市不致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只是，蒋介石还有更精心的一手。那就是，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宣告正式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向毛泽东发出公开函，邀请毛来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68]显然，蒋介石相信，以外蒙古和东北部分权益所做的这笔交易，足以使苏联政府不再支持中共。如此一来，在国内“毫无根基”，依靠苏联秘密支持而存在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将完全失去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资本。蒋认为，这个时候打电报给毛泽东，正是使其明了国际形势的这一重大变化，彰显自己的主动和优势，妨碍其夺权计划的绝妙之举。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其实也还无法完全适应这突然到来的胜利。一直到8月上旬，中共中央都认为日本要到一年以后才会因军事上彻底失败而投降，因此还在抓紧部署沿海地区的城乡工作，并努力在华南创造湘粤赣桂边根据地，以便战后与国民党斗争。日本突然宣告投降，这一切战略部署已再难实现。这时又传来盟军总部关于侵华日军必须向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的命令，使中共计划中的夺取华北、华中大中城市的计划，受到严重阻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这个时候签字，更使共产党人在战后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但是，条约签字之时，中共中央尚不知道条约的具体内容，因此，虽然得到蒋介石的邀请电，中共中央马上断定这不过是蒋的阴谋，断言“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中共中央随即以朱德的名义公开提出六点要求，包括“国民党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必须事先与中共商量并取得一致”，和“请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实际上根本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69]
不意六天后，蒋介石再次发出邀请电，把授降权等问题推到盟军总部头上，声称“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进而再请毛泽东赴渝“共定大计”。[70]与此同时，美国在华驻军司令魏德迈（A. C. Wedemyer）以及斯大林也都相继来电，劝告毛泽东接受邀请，赴重庆谈判。莫斯科在这个时候来电劝告，毛泽东显然不能置之不理。22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将先派周恩来前去接洽。然而，眼看国共两党已经开始为争夺华北一些重要铁路线和战略要地大举冲突起来，毛泽东等似乎还不清楚苏联在中苏条约中做了怎样的承诺，因此对去重庆态度仍不积极。
23日，蒋介石再度公开致电毛泽东，坚持“惟有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这回蒋终于达到目的。毛泽东鉴于蒋三电相邀和美苏两国政府的压力，不能不于次日复电表示，愿与周恩来“立即赴渝晋谒”。[71]刚一得到毛泽东决定来渝的消息，蒋介石马上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第三复电温顺已极，前倨后恭，一周三变，匪性固如此也。”[72]当然，蒋公开场合还是做出很诚恳的样子，指定张治中应随赫尔利同去延安迎接，“表示欢迎毛氏来渝之意”[73]。
毛泽东、周恩来等于28日飞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这一天中午，蒋还在召开会议研讨对谈判的策略，而国民党中央联席会报秘书处根据蒋介石“军事绝对统一，政治尽可能宽大”的原则，进行细密讨论，却已得出如下判断和意见。
关于毛泽东来渝的动机。与会者判断：一是中苏同盟友好条约即将公布，此约之订立说明苏联已与美英及其他各国一样，公认国民党领导之政府乃中国唯一之政府，中共梦寐以求造成波兰第二或南斯拉夫之铁托（J. B. Tito）政权，仰赖苏联支持以冀与国民政府相对抗的迷梦，完全打破。二是朱、毛最近通电与致各使馆说贴，造成国际舆论强烈反感，适足说明中共所称发生内战之责任，实在归于中共，而非国民党。从而更说明，中共之能制造内战之因素，其症结乃在中共自己有军队而与各国政党迥然不同。三是朱、毛通电，引起举国民众愤懑与反对。四是中共此次举动，使昔日为其相呼应的各党派，亦不敢苟同，形成孤立状态。五是对收复区之接收办法，美方明言绝对支持国军，应以蒋委员长所派人员与军队接收为有效。六是中共自忖本身实力大不如我，自敌人发布投降消息迄今旬日以来，原企图抢先夺占一二主要城市者，但毫无所得，倘僵持下去当无好处。七是中共尽管气焰高张，装模作样，傲慢无礼，而我领袖始终宽大容忍，仁厚真诚，不能不被软化。
对于毛泽东来渝后之对策。与会者主张：继续保持蒋三次致电毛氏的态度，不予刺激，推诚相待。一切采取主动，应开放者先开放，应措施者先措施，勿待其要求而已先做。宜将每次商谈详情逐日公布，但应充分表露我方委曲求全忍让之苦心，使中外不断对我同情。与会者认为：中共最终目的是由中共统治中国，使中国苏维埃化，目前则希望能平分政权或划疆而治，以便继续保持其对军队的控制和割据状态，因此，它绝对不会有诚意，故我不能不随时准备破裂。中共对我提出许多要求，我方亦不能不对其提出许多要求。除军事统一、政治开放之大原则外，应要求：（1）取消一切非法组织；（2）取消擅发钞票；（3）保证不贩种鸦片。与会者提议，此次商谈仍可请美大使赫尔利参与其事，从中斡旋，但绝不让其他党派参与其间，以避免中共对各党派卖人情和讨好。
至于具体谈判条件，与会者建议：关于军事者，（1）所有中共部队应交给政府，听候整理；（2）即日起所有中共部队对国军及地方团队停止敌对行为，就地听候命令；（3）对中共部队之整理，以总裁前所提示组织三人委员会之原则为根据（但此时是否仍请盟友参加，可以斟酌）；（4）军队整理之数目、配属驻地、人事等，均由委员会合理处置，惟其整编之数，不妨量予提高。关于政治者，政府方面可放弃训政时期之党统政形式，撤销国防最高委员会，采用控制从政党员之方式，即以行政院为类似责任内阁之组织，行政院长对党负责，在宪政实施之前夕，行政院长由我党常会选定，请国府主席任命之。各部长亦然，一切大政方针只是在表面上决定于行政院。因此，行政院可设不管部部长二、三、四人，由共党及各党派或无党派者充任之（与我方之比例应低）。如此，一使反对党可实际参加政府（即收联合政府之实），二在英美人士看起来，我确实已放弃党治，而趋于民主体制。同时立法机关、监察机关，均可容纳中共及各党派若干人员。统帅部俟中共部队实行委员会之整理后，亦可容纳其若干人员。民意机关方面，国民大会可暂缓召集，代表可重新研究或重新改选，增加中共及各党派和无党派名额，但其总和不能超过本党。各省县民意机关，容许任何党派公开竞选。另外，在宪政实施前夕，除戒严地区外，应即日取消新闻及图书杂志之审检制度，以示言论出版之自由，并加速制颁政治结社法，以示集会结社之自由，亦即承认党派之合法地位。[74]
上述意见涉及许多方面，蒋的意见却很简单。29日，蒋明确指示，不拒绝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惟所有谈判必须依照以下三原则进行：“一、不得以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即其所谓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国是，组织联合政府也。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75]当天傍晚时分，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进行初步接洽，商定此次谈判应行解决的问题有三：（一）和平建国大计（一般原则由蒋、毛直接商谈）；（二）目前紧要问题（如受降、进兵、处置伪军等）；（三）一般问题（如军队、地区、政治会议、地方政权及民主自由等）。双方商定，最初三四天为非正式交换意见，9月4日以后转入正式会谈。[76]
2日晚，蒋设宴招待毛泽东等中共代表，并与毛进行交谈。这一天下午，蒋介石忽然对解决中共问题突生灵感，“觉上帝赐予智能”，心情颇佳。而他想到的办法竟然是：以中共一年前谈判中没有接受的四军十二师为让步条件，以取得中共的满足与妥协。日记称：“此时对共党应以主动与之妥洽，并投其所好，准予整编共军为十二师部队，如其能接受政令军令，则政治上当准备委派共党二人并予以一省之主席，使其满足一时，以观后效。以目前形势，如由我主动为之，实于大局无损而有益也。共党问题如能获得解决，则政治建设当无妨碍矣。”[77]
据此，蒋与毛谈话时，特地慷慨地提出中共可编十二师，并允许中共在国民大会集议、新政府产生时，依法参加中央政府。蒋特别解释军队问题称：“去年张（文白）、王（雪艇）两氏与中共代表林伯渠在西安商谈时，已允予整编为八个师至十个师，嗣后余因顾念事实，后于去年冬国民参政会议席上，允予编组为十个至十二个师。现在抗战结束，全国军队均须缩编，情势已不相同，但余之诺言，仍为有效，不过此十二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毛对此虽未做正面答复，蒋仍觉得自己的主意妙不可言。[78]
不意，第二天上午王世杰等再与毛商谈时，毛泽东却提出了一连串国民党人不可能接受的建议。毛泽东的建议除了放弃联合政府的主张以外，基本上都是过去提出过的。如召开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必须重选；废止现行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给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同时，毛明确提出：“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79]
对此，王世杰当场即表示不能完全赞同。称自由问题原则上可以考虑；释放政治犯政府亦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提出名单，惟不必写入共同声明；党派合法问题似宜慎重，因怕小党林立；“解放区”一词不能赞同，此点或可改为“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歧视”。至于军队问题，王世杰重申蒋关于十二师之议，并提醒毛泽东说，政府已于最近裁去八十余师，中共军即编为十二师实无可能。至于北平行营由中共将领主持问题，王世杰干脆拒绝，只同意军委会中可有中共将领参加。[79]
当天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依据中共中央原定的“目前紧急要求”，提出十一条书面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其主要内容包括：赞同实行以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的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要求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重划受降区，中共参加受降工作；结束党治，实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召集党派协商会议，以讨论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和民主实施纲领等问题；中共军队改编为十六军四十八师并重划军区，实施征补制度；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即中共现驻地区）；设北平行营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由中共推荐；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副市长由中共推荐；中共并应参加东北行政组织。[80]
不难想象，毛泽东和中共代表提出的上述要求，会使前一天还沉浸在自己的宽宏和妙算中的蒋介石何等恼火。他得到国民党代表报告会谈情况后，当即大发雷霆，怒不可遏，要王世杰连夜向毛泽东表示难以接受。王当即致函毛泽东，“告以如对具体问题要求过甚，则谈判又或僵持。并告以彼与蒋先生在性格及信念上似不能合作”。[81]蒋当天晚上则怒气冲冲地在日记中写道：“在此万众欢腾之胜利日，而共毛之态度又变，要求无厌，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三倍之数，最后将欲以二十四师为其基准乎？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惟有赖上帝之力以成全之。痛心极矣。”[82]
次日，即9月4日，蒋介石“五时未晓，起床祷告，愿共毛之能悔悟，使国家真能和平统一也”[83]。然后在双方正式会谈开始之前，蒋介石再约国民党方面代表了解头天傍晚与周恩来、王若飞会谈的情况。蒋当日日记称：“听取其昨夜与周（恩来）共等全部谈话经过，脑筋深受刺激，何天生此等愚劣根性，徒苦人类乃尔耶！以余之意，应将其提议从速公布，而文白等以为太早也。乃嘱彼等继续研究商谈之法。指示各代表对中共谈判要旨。”但他强硬地提出：“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两条（指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蒋两条——引者）具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即不应提出。我方可根据日前余与毛泽东谈话之要点，作成方案，对中共提出，必要时可将双方所提方案，一并发表，随时将两方谈话情形，作为纪录，通知美国与苏联大使。”[84]
当天下午，国共两党代表开始正式会谈。双方围绕中共的十一条激烈争论，不得结果。
这时谈判分歧的关键，其实还是在军队数目和划定中共管辖的区域问题上。国民党坚持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以商量，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士参加，但不能要求政权，形成割据状态。[85]
延至9月13日，谈判仍旧陷入僵局。蒋介石因此“约毛泽东谈话约半小时”，据蒋自称：“示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要求编二十八师之兵数耳。”[86]当时，蒋误以为毛已承诺可在二十八师基础上再减半数，因而颇为得计。然而，四天后张群告蒋：“（周）恩来向其表示，前毛所对余言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实乃指其四十八师之数，已照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意也。”蒋闻此言，气得火冒三丈。怒斥说：“共匪诚不可与言矣。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87]
9月20日，蒋见谈判仍无结果，忿忿然写道：“目前最重大的问题为共毛问题。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皆在于此。俄国对共毛之袒护，几乎以此为奇货，预备制造其傀儡。美国蒙昧，且为之保证，殊为可叹！此时俄是否因此藉口毁灭其盟约义务？促使蒙疆内侵与久踞东北？果尔则国际形势犹能容忍否？又美国舆论与政策是否因之改变，弃绝我国不再予以接济乎？中共因之叛变，其能有成乎？而且共毛对美军承认杀捕其官兵，其对盟约与国法已公开违抗，是其恶贯满盈，死有余辜，然余犹不能不为国相忍，导之以德，望其能悔改也。”[88]次日，蒋明确告诉赫尔利：“军额最大限为二十师，如其要求华北各省主席则不能再谈矣。”[89]
其实，在这个时候，国共双方对谈判的前途都不抱幻想，因而都在利用谈判来争取实际利益。中共中央军委即明令全军：“重庆谈判，蒋介石毫无诚意”，“为着促进谈判，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我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9月上旬山西上党战役的发起[90]，就是这一命令的直接结果。
同样，国民党军事当局也希望借重庆谈判之机，加紧完成部队的调动与部署，好占据各地交通要道和战略要点。为此，其军事上的进攻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更加猛烈。部队排长以上每人甚至还都发有蒋多年前制定的《剿匪手册》，以激励部队反共内战的决心，并对与中共军队作战加以战术上的具体指导。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考虑还都南京后要不要再迁北平的问题，希望依靠逐渐推进至华南、华中的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向自己力量薄弱的华北地区挺进。因此，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对华北地区的争夺已明显地白热化起来。
不过，对蒋介石来说，这个时候最麻烦的还不是华北，因为华北毕竟还在政府军可以名正言顺地派兵接收的范围之内，国民党军也正在全面推进之中。麻烦的是在苏军占领下的东北地区，因为已有情报显示，张家口、山海关、秦皇岛皆由俄军占领后让给中共，由陆路通往东北地区的主要通道，基本上已经被中共军队封锁。在蒋看来，苏军的这种做法表明：“俄已破坏其盟约，决心掩护共匪侵扰中国。”[91]这是蒋始料未及的。因为此前蒋费尽心机，甚至不惜同意让外蒙古通过公民投票的形式来取得独立[92]，归根到底都是希望以此来换取苏联政府战后不援助中共的郑重承诺。结果，苏联人根本不在乎自己说过什么。这意味着，不仅此次谈判不会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而且今后中共问题也将难以通过政治方法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