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内战危险一触即发

还在1944年3月林伯渠将要来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就曾经估计中共战后企图是：“（1）受俄指使伪装归诚中央，待取得合法地位与发言资格以牵制中央之外交政策，而后夺取中央政权。此其阴谋之一也。（2）在此一时期内使中央承认其军队并赋予其一方之任务，待占平津或东北，乘机突变割据地方，设立伪组织而作俄国之傀儡，以排除美英在东亚之势力也。”[52]

1945年2月，也就是在国共谈判再度搁浅的同时，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已经达成共识，在远东战后将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统一中国。4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发表演说支持蒋介石，并含沙射影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统一中国的障碍。赫尔利的讲话，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彻底转为扶蒋抑共。而这毫无疑问，是蒋介石苦心设计的促使美国政府摒弃中共策略的成功。蒋早就向美国人宣称：“只要美国不为中共声援或袒护，则俄国亦决不敢以武力助共，故对共问题，我必能自了之。”[53]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与罗斯福、丘吉尔同一步调，以及赫尔利的公开讲演，使蒋极为自负。他几乎迫不及待地想和中共秋后算账。在赫尔利公开表态之后的第六天，即4月8日，蒋断然批准军令部的清剿“奸军”的计划书，要求各战区务必于7月以前“集中全力以消灭奸匪之组织及武力”。其具体步骤为：

一、各战区方面军应针对奸军之发展及实际状况、敌我态势、兵力等，划定清剿区域，指定有力正规部队及有剿匪经验之清剿指挥官统一指挥党政军及地方一切武力，巧妙策动伪军使与奸军火并，以利清剿进行，并限于四月底部署完成，实施具报。

二、各战区间应切实严密协同，相互策应，以防奸军流窜。

三、党政方面切实配合军事，使清剿工作易于进展，并随军事之进展，迅速恢复地方之组织，巩固政治基础。

四、极力宣传奸伪之暴行阴谋及力量之虚弱，形成有力之战斗，使达及盟军不受其欺骗煽惑，同时对政府建设民国之艰难伟大对民众宣传。

五、接近匪区及沦陷区之党政军各级阶层，应极力使之清廉，建树对民众信仰，以争取民众，进而建立防剿奸军阵线，使奸军无法立足。（一）各战区应分别限止缩小奸军活动区域，逐渐围困歼灭之；（二）阻止奸军南窜，勿使南北合流，在黄河以北者勿使窜至长江流域，在长江流域者，勿使窜至沿海；（三）在各地区及沿海者，勿使彼此合流，以期各个孤立乘其立足未稳时，立即进剿各个歼灭之；（四）各区应指定堵击部队及进剿部队，各指挥进剿部队与邻接区应不分畛域，紧密协同，积极进行清剿，均于七月底以前根绝之；（五）预料盟军可能登陆之海岸附近要点，务须各保有之。[54]

蒋介石向来不把中共的军事力量放在眼里。而这时美国军方又已将国民党军队划分为三个补给区而陆续开始按美方设计予以补给，其分三期装备国民党军队的计划也已完成第一期计划的三分之一，即已装备了原计划36个师中的24个师，这更使蒋介石踌躇满志。5月底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六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在蒋介石召集的与会高级将领的会议上，他就明白告诉众将领，盟军登陆尚须数月，在此期间国军务必集中全力收复可以收复的失地，同时要放手打击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使其无力与国民党争天下，为此甚至可以不必顾虑国际舆论。[55]

自1945年1月以来，国民党军队已经依据军令部的命令，加紧了对共产党武装的压迫与作战。仅据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1945年1—7月机密作战日记，即可看出此种趋势的强化倾向。

1月上旬，作战日记所记均为关于“奸军”之情况。而从中旬开始，即陆续有“剿叛战报”。1月7个战报，共报12次战斗，全部是与中共军作战。如13日报一役“计毙叛百五十余”；15日报三役“计毙叛”17名，伤32名；17日报两役“计毙叛”6名，伤5名；18日一役“毙匪十余名，俘匪三名”；20日报一役“计毙、伤叛各一”；21日报三役“计毙伤”29名；22日报一役“毙叛十九名，伤二十余，俘二名”。2月8个战报，共报19次战斗，也是一样，如3日报一役“计毙奸军二十五名，伤三十余名，俘叛五名”；5日报一役“毙叛十名，俘三名”；7日报一役“毙九、伤七名”；8日报五役互有伤亡；9日报两役“毙叛”4名，伤4名，“俘叛兵一名”；11日报七役“毙叛”7名，“伤叛”27名，“俘叛兵”50名；21日报两役“毙叛十余”伤6名；24日报两役“毙叛”6名，“伤叛三名”，“俘叛”13名。3月9个战报，18次战斗，情况亦相差无几。惟作战规模开始扩大。如1日报三役，一役毙伤人数未详，余两役毙8，伤22；6日报两役，毙40伤27；14日报四役，毙21伤28；21日三役，毙56伤30余；27日报一役，毙伤20余；29日报三役，毙伤俘约60。[56]

进入4月以后，开始有大部队的作战。如4月7日报五役，其中一役双方投入兵力各上千，战报称“计毙奸叛参谋长王立中、政治主任戎学东以下百余名（均系遗尸），伤二百余，掳获书籍文件甚多”。5月24日报一役，第二战区投入三个主力师，八路军投入两个团并一个游击大队，战报称“计毙奸伪营、连长以下三百八十余，伤百余，俘奸伪连长以下二十一名”。进入6月以后，因双方冲突愈发扩大，第二战区连遭损失，故于6月25日已下达命令对中共军进行“扫荡”。再加上日军开始收缩兵力，两军随后为争夺敌人退出之城镇亦激烈冲突，以至整个7月，二战区之战报已达20个，共报战斗、战役达80次之多。[56]

第二战区情况如此，其他与中共各边区或游击区有交错或连接处的战区或部队，与中共军队冲突的情况亦大同小异。而至7月，多年来一直对陕甘宁边区向西安突出的囊形地带虎视眈眈的胡宗南部，也无所顾忌地分兵三路，突入淳化地区，深入中共防地10—34里不等。国共内战的烽火眼看就要熊熊燃烧起来了。

蒋介石对战后国民党的实力信心百倍，毛泽东其实也对共产党在战后的前途充满自信。在蒋介石发布“剿共”密令的两周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充满自豪地宣布：“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据此，毛断言，“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因此，共产党人当前的工作重心，就是“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把中国引向光明，而“在中国境内和我们争领导权的，要把中国拖回到黑暗的世界里面去”，“就是国民党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这是“国内抗日路线最凶恶的敌人”。[57]很显然，共产党实际已经把蒋介石视为自己“最凶恶的敌人”，确信“蒋之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否则，双方决无调和妥协之可能。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开始公开在政治上攻击蒋介石国民党及美国赫尔利之流，一方面则加紧军事准备，积极向湘南、粤北推进，以便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时可以从南北两翼牵制蒋军，使其不能随心所欲。

不过，从中共中央的军事部署可以看出，它这时虽自信已成为“中国的重心”，但对于和在军事上很大程度可以用美式装备武装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较量，这时尚无太多信心。毛泽东并非不清楚，即使单从人数上看，国民党的军队也是共产党军队的两倍多，何况共产党军队迄今尚无重武器，其九十一万军队光徒手就占了相当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的军事部署在战略上其实主要还是防御性的。它甚至希望以此最终迫使国民党和美国改变政策，并在私下里不得不准备在一定条件下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中共中央这时明确指示它在重庆的代表，对美国还必须要促其“觉悟”，即必须让美国人明白：“认为蒋可以打败日本，统一中国，但结果会与其希望相反。日蒋如决战，蒋必再败；日如撤退，蒋必内战，统一无望。美只有扶助中国民主力量，才能战胜日寇，制止内战，取得战后和平。”[58]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自然还不能根本拒绝和平谈判的方式。于是，当某种和平解决的信号发出闪光的时候，中共这时不论态度如何强硬，也必须给予某种程度的重视。1945年6至7月间六参政员访延事件，就是发生在这种情况之下的。

由于蒋介石于3月1日单方面宣布要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中共中央已经决心不再与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发生关系。5月间，国民政府宣布将于7月7日召开四届一次参政会，中共中央即表示抵制。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久已酝酿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会议，以与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公开抗衡。中共中央的这种态度，立即引起部分中间人士的高度紧张。考虑到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他们极为担心这种对抗将会重新演成大规模内战，从而使人民由衷企盼的和平局面化为泡影。为此，以褚辅成为首的七位参政员主动出面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以从速完成团结。[59]16日，中共中央仍坚持拒绝参加参政会[60]，但在18日给七位参政员的复信中却留下了缓和的伏笔，函称：“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复信并主动邀请诸位参政员前往延安，从而表现出愿意达成某种程度和解的姿态。[61]这自然引起这些参政员的幻想，甚至也引起蒋介石和赫尔利的重视。

面对七位参政员的政治热忱，蒋介石这时也一反其在国民党六大前后极力鼓吹反共的态度，表示积极赞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没有能估计到日本败退会如此之速。这时，罗斯福总统一面命令美空军对日本本岛狂轰滥炸，一面已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在中国的日军也已先后退出西南和华南部分地区，并且已通知阎锡山，准备部分退出山西，对日战争随时可能结束。然而，名为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这时却只控制着西南、西北部分偏远地区，共产党却因坚持敌后而在华北、华中乃至华南部分地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要想很快通过配合美军，大举反攻夺回失地，同时以武力遏制中共乘日本投降占据各战略要点，已完全失去可能。考虑到这种不利形势，蒋不得不及时调整策略，重新拾起“政治解决”的武器。为了尽量牵制中共，使其不致贸然乘日本战败，在军事上公然对国民党采取对抗行动，蒋这时开始抓紧与苏联进行谈判，促使苏联政府明确表态支持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

蒋介石在6月3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中特别提出：“如苏联能帮助我国恢复东三省领土完整及行政独立，以后东三省的铁路与商港当与苏联以便利。如有军港需要，则军港亦可为苏联共同使用，决不致于苏联有不利之措施。”[62]虽然苏联政府很快即根据苏、美、英三国2月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条件，包括租借旅顺港为苏军海军基地，大连商港国际化，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及允许外蒙古独立等。而在得到苏联政府承诺战后“同意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的保证后，蒋介石虽然犹豫再三，也还是基本上接受了苏方的上述要求。[63]

由此可想而知，这个时候，只要有可能阻止共产党利用其在敌后有利地乘战争结束时迅速取得某种军事优势，蒋介石无不极力为之。在这种情况下，七位参政员主动出面调解国共关系，自然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欢迎与重视。

26日中午，赫尔利首先出面约七人谈话，试图通过七位参政员找到重新介入国共谈判的机会。为此，他一再表示他个人极愿协助谈判的进行，国民党人也极力动员他出来再行调处，如双方请他，他愿参加，但单是一方请他，他则不便出来。下午蒋介石也约见七人，表示赞同他们去延安，并表示他对具体办法全无成见，且绝不会在参政会上利用国民党多数硬性决定国民大会问题。最后，蒋甚至要求七人一一表态，直至七人均表示愿意立即前往延安后，会见始告结束。[64]

7月1日，除王云五因病临时未能成行外，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参政员，与王若飞同乘美军提供的飞机到达延安。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几天商谈之后，六位参政员并没有能够劝说中共参政员随同返渝，参加两天后即将召开的参政会。相反，他们带回的会谈纪要表明，六位参政员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主张，即（1）停止国民大会之进行；（2）从速召开政治会议。而政治会议之组织应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三方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并由三方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共同组成，在公平、平等、自由、一致、有权的基础上研讨关于民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以及民主施政纲领和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等事项。政治会议召开前，并应释放政治犯。[65]显而易见，这些主张，无论如何也得不到国民党方面赞同。就连温和派如王世杰等人，亦明确认为两党问题关键并不在国民大会问题，“政府对于政府与中共之妥协既无任何把握，自不能遽将召集国民大会之决定抛弃”。结果，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参政员几乎一致反对停止国民大会之进行。王世杰身为大会主席之一，直言“本会如欲打破中共问题之僵局，自己不可陷于僵局，否则不足以领导国民，督促政府”。在他的推动下，大会以187票对9票通过国民党人起草的议案。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中共中央的愤怒。《解放日报》不仅公开指责蒋介石顽固坚持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制造的国民大会，完全是因赫尔利的怂恿和撑腰，而且明确指出“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毛泽东甚至断言：现在有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较前更加积极地准备发动一个极大规模的内战，借此以援助日本侵略者”。[66]

然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没有料到美军8月6日竟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苏军随后于9日突然大举出兵中国东北，结果日本第二天就表明了投降之意。几天后，即14日，日本天皇正式下达了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并于次日亲自广播投降书。中国的各抗日军队，还没有来得及发动对日军的进攻，战争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