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歇尔调停与停战协定

1945年11月，蒋介石明显地开始将军事重心转向东北。除决心以撤退行营的办法来向苏联施加压力外，蒋还命令杜聿明率全副美式装备的第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占领山海关而确保之，相机向大凌河之线挺进”[1]。11月16日，国民党军攻占山海关。当晚，杜聿明指挥前线部队沿榆沈公路两侧向绥中迅速推进，三天后占据绥中。随后，杜部分兵沿榆锦公路和北宁铁路，且派一部自公路以北山地迂回，迅速占领兴城、锦西、葫芦岛，进而于26日占领锦州。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通道就此打开。

但是，杜聿明并没有继续向前推进。这是因为，苏军撤退的日期已经后延，沈阳及其以北尚无接收条件。与此同时，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也不赞成杜部马上北进。考虑到华北的严重局势，他们明确主张杜聿明在继续北进前，应首先回头用兵于热、察一带，以肃清在其侧背且已经营多时的中共武装根据地。[2]

较之国民党更感到困难的是中共。国民党两个军十天推进一百五十余公里，“几乎未遇严重抵抗”，已经使中共中央动摇了此前的雄心。再加上这时曾经暗中帮助中共进入东北的苏军，也因为担心东北问题国际化，从11月17日国民党东北行营撤出之日起，就改变了对中共军队的态度，将其先后赶离城市和交通要道，以便按照条约，协助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这就迫使中共不得不放弃原先独占全东北的雄心与计划，准备让出东北的主要交通要道和各大中城市，退到农村和周边的边境地带去。

就在国共双方军事上都感到困难的时候，赫尔利大使突然宣布辞职，美国总统准备派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马歇尔将军前来调处国共冲突。这个消息，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都明显地不那么合胃口。在国民党方面看来，消灭共产党只是时间问题，美国只要支持自己并提供各种援助就好了，出面调处只能妨碍国民党调整部署，妨碍对共产党各个击破。而在共产党方面看来，美国政府本质上就是扶蒋反共的，在各个根据地无法连成一片，夺取东北又严重受挫的情况下，美国特使直接出面调停，势必会使自己在目前这种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与国民党达成妥协。但战后国际大势是和不是战，美国又是世界头号强国，中国又在其势力范围之内，无论国共，没有谁这时能够对此提出异议。

杜鲁门总统派遣马歇尔将军来华的目的很简单，美国不想看到中国陷于混乱和内战。它知道依照蒋介石的方式，国民政府只会采取武力解决问题。而美国人丝毫看不到蒋介石使用这种方式会有多大的成功把握。相反，在他们看来，一旦中国爆发内战，只会便利苏联扶助中共在中国浑水摸鱼。不仅如此，美国人始终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壮大，根本原因还在于蒋介石的政府太过专制和腐败，必须要有所改变才能防止形势不断恶化下去。因此，杜鲁门希望能够通过美国干预，促使蒋介石放弃一党训政制度，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并以此交换中共交出军队，使国共两党军队实现国家化，从而完成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当然，杜鲁门并非不清楚蒋介石的性格，他选派马歇尔也正是认为只有此人才有资格去向蒋发号施令。但即便如此，杜鲁门鉴于史迪威事件的教训，也规定了自己的政策底线，即万一蒋介石坚持不与共产党合作，美国政府仍将通过马歇尔，继续给蒋介石政府以支持。[3]

12月初，中共中央表示愿意“再开谈判之门，并开政治协商会议”，要求国民党方面准备派机前往延安，接共产党的代表到重庆参加政协。国民党对马歇尔来华一事，也早在《中央日报》11月29日的头版发表社论，表示欢迎。不过，蒋介石对马歇尔本人还是多少有些顾虑。因为在史迪威事件中，马歇尔曾力挺史迪威，就此而言，马歇尔未必能如蒋介石所希望的那样，比照赫尔利的态度来看共产党的问题。因此，蒋除了几度电告驻美大使魏道明，劝告美国政府对远东政策必须明朗以外，在12月下旬第一次见到马歇尔时，他就尖锐地指责：“中国所以不能统一，乃由中共拥兵割据，仰承苏联鼻息，其同意和谈乃在争取时间，政府必须迅速收复华北，方能促使中共言和。”[4]由此不难窥见，蒋介石担心马歇尔会妨碍其彻底解决中共问题的心理。

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就中国问题发表声明，对马歇尔来华调停的意图做出公开的说明。17日，马歇尔飞抵北平，20日抵达上海，随即赶往南京和重庆，分别与蒋介石、宋子文以及中共代表周恩来和民盟代表张东荪等进行穿梭式的谈话。他一方面说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的严重关切，另一方面则试图直接了解中国各方面人士对于实现统一与和平问题的基本看法。

马歇尔的任务是调处两党的军事冲突，而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按照美国人的思路，根本上必须找到一种能够使军队国家化的办法。而要想将军队国家化，就必须要首先推动两党在政治上走向和解，进而实现政治民主化。马歇尔这时还完全不了解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困难，他很容易地就相信了中国人在他面前所说的话。[5]因此，他十分欣慰，无论是中共代表、第三方面代表，还是国民党代表，至少各方在原则上对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实现政治民主化，以及通过政治协商会议改组现在政府等等，都没有太多异议。包括蒋介石本人，当着马歇尔的面也表示，对杜鲁门的声明由衷欢迎。而杜鲁门声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明确主张要扩大现政府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分子”，“修改一党训政”。[6]既然如此，马歇尔使华伊始，自然会对完成使命颇具信心。[7]

12月27日，国共两党重开已经中断了的谈判。中共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周恩来首先提出两项提议，关于政协一项主要是提议先开预备会，然后在1946年元旦正式开会，一般会议应予公开，秘书长副秘书长国共双方应各设一人，同时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而关于军事一项，则主要是为实现无条件停战而提出三点办法，即：（一）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二）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如受降、解除敌军武装、解散伪军、停止利用敌伪、驻兵地区、恢复交通、运兵及解放区、收复区等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方法解决；（三）为保证第一项办法之彻底实现及第二项办法之顺利进行，应在政治协商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内战区域进行实地考察，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8]

对于共产党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提议，国民党代表在会期、预备会、一般会议公开举行等问题上没有表示异议，对更换代表、设副秘书长问题则持不同意见，对放人、恢复电台等表示可向蒋请示。但实际上，蒋介石并不十分看好政治协商会议。他过去较为重视，是因为可以以此来将共产党的军，并借以使其召开国民大会更加合法化。而如今，他更关心的还是停战问题。

12月29日，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美苏两国领导人相互承认对方目前在中国所负有的责任，并一致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9]注意到这种情况，国民党人深信，如能善用马歇尔使华，必能借助于美英的压力，从外交方面遏止苏联暗中支持中共的危险继续演进。因此，刚一得知三国外长会议协议，国民党方面就加紧磋商应对办法。

马歇尔这时亦表明态度，希望参加国共停战办法的商讨，并建议组织一包括国、共、美三方代表在内的一个三人小组，以讨论停战和恢复交通等问题。[10]据此，王世杰等于31日以信函方式正式提出对周恩来提议的复案。包括（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铁路交通；（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所有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其他与受降有关事项，由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共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推定公正人士五人，组织军事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时，亦请其推定公正人士参加。[11]

国民党人这一提议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想乘中共军事计划受挫之际，把停止冲突与恢复交通问题联系起来，并让马歇尔出面来唱主角，使中共不能拒绝。同时把中共所建议的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改为由国民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民参政会推举代表来组织考察团，不仅便于操纵，而且可以显示公正。不过，国民党人提议的关键，还在于逼迫中共承认让马歇尔作为一方来参加谈判，想借用马歇尔来压制共产党人。故张群当场表态：“只要你们都同意第二项办法，我们就会同意马上停止进攻。”

然而，国民党这个时候是不可能完全停止进攻的。尤其是在东北接收尚无进展的情况下，夺取热河，切断中共从陆路进入东北的主要通道，已成国民党军事上关键之着。因此，杜聿明指挥下的国民党军并不理会两党复谈的情况，继续向热河进攻，并接连攻占阜新和朝阳等地。对此，中共中央当然不能接受，明确要求周恩来等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但苏军在东北的态度，三国外长会议的声明，以及马歇尔的到来，都使共产党方面无法再度采取强硬立场。周恩来对此十分明白。他一方面按照中共中央的来电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一方面力主接受国民党提议，同意让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他明确告诉中共中央说：莫斯科外长会议协议已经表明“国际过问国共谈判已在开始”，同时又承认美国对受降、遣俘有其独负的责任，“我如完全拒绝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我将处于不利地位”。而为确保已有的成果，也以设法迅速达成停战为有利。[12]

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同意周恩来等人的意见，相信“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我不能拒绝”，但提议“以夷制夷”，争取苏联和英国都参加。[13]然而，苏联大使没有参加调处的愿望，他所关心的只是停战协定不应把东北包括在内。在东北，如要运兵及防止冲突，须向苏联交涉，或一起去东北参加另外的会议加以解决。[14]

马歇尔这时提出的停战协定草案主要包括下列内容：（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二）在中国本部及满洲境内一切军事调动，皆须停止，中华民国国军为重行建立在满洲主权而开入满洲及在满洲境内调动，当系例外。为必须之给养、行动及警备而作之纯粹地方性的军队调动，亦属例外。（三）破坏与阻碍各项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并须立即拆除诸陆路交通线之障碍物。（四）在目前一切部队，皆维持其现时地位。而为确保这一停战文件得以贯彻，他并提议组成由国民政府、共产党和美国代表组成的三人执行总部，以美国代表为主席。一切事宜均须三人一致通过始能生效。[15]

对于马歇尔的提议，蒋介石因担心军事上等于为中共解围，因而多少有些犹豫。王世杰力劝蒋应“断然接受美方提议（略予修正）”，因“美国之政策在巩固我政府在东北之地位”。但蒋仍坚持必须要把国民党军正在全力争夺的热河也包括在满洲之内，另在中共威胁下的华北八条铁路线可以规定不得运兵，而秦皇岛、天津、青岛等则不应包括在八条铁路线以内。[16]

对于马歇尔的草案，周恩来的答复是，东北可以有些例外，但在停战办法中应删去涉及东北的文句，因此事应由国民政府直接与苏联办理，写入条文，则成为中共参与此事，而苏联反未包括在内。但除东北问题外，其它地方均不应有所例外，尤其是热河省及津浦路沿线地区冲突极为严重，必须首先停止下来。周恩来具体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来作为对马歇尔建议的答复，即：（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二）中共同意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共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就有关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受降及遣返日俘等问题，正式商定解决办法，并在一致同意后提交政府实施；（三）提议由政治协商会议从全国各界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中选定重要人士组成内战考察团，在政治协商会议的指导下分赴全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地区和日伪军驻守的地区进行实地考察，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17]

周恩来赞同马歇尔参加谈判，并同意满洲问题除外，在马歇尔已经相当满足。他并不想一口吃成胖子，他对国民党试图使热河成为国民党军队自由行动区域的方案也没有给予明确的支持，只同意可以把苏军即将撤出的赤峰和多伦包括在停战协定之内。但国民党一旦接收热河的赤峰和察哈尔的多伦，就在相当程度上阻断了关内外的中共相互之间的联络，并会妨碍中共与苏蒙之间的联络，这当然是中共方面所不愿看到的。周明确告诉马歇尔说：赤峰、多伦早已为中共军队所占，根本不存在接收主权问题。事实上，中共这时尚未占据两地，周随即紧急通知苏联大使和中共中央，要求立即开始办理赤峰、多伦的行政交接手续。[18]

1月5日，国共双方已就组成由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最高三人会议解决两党军事冲突问题达成原则协议，进而于1月7日召开会议讨论解决办法。经过三天讨论，国民党方面始终不肯在赤峰、多伦问题上做出妥协。为此，王世杰再三劝告蒋“多从政治上作远大之考虑，不可拘泥于一二城市（即赤峰、多伦）之暂时得失”，然而蒋却一直没有松口。直到9日深夜，考虑到政治协商会议次日即将开幕，政府方面坚不妥协有碍形象，蒋才最终在马歇尔的劝说下，同意停战协定中不提出这一问题。[19]

1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其要点如下：

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

二、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惟对于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之军事调动，乃属例外。

三、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

四、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京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20]

同时协定还规定了两点例外：即国民党在长江以南为实施整军计划而进行的调动，以及国民党为收复主权开入东北和在东北境内的调动，不受上述规定的约束。

依据蒋的命令，停战令于即日起开始实行，迟至13日24时止务必在各地完全实施。[21]在此期间，国共两军虽然都曾一度全力抢占地盘，但至14日以后，关内的战斗基本上都已停止。停战异乎寻常地顺利“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