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协决议与国共妥协

在停战令发布之前，国民党与共产党虽未宣战，却早已打得不可开交，各地战报频传。一纸停战令，虽然对两军均有约束，但其脆弱，一望而知。仅据国民党方面1月17日一天华北将领的几则电报，即不难看出停战后的实际情况如何。

1月17日，十一战区驻津、唐、榆代表杜建时报称：“（一）……寒日夜，匪军将沧县南廿余公里冯家口附近之津浦路铁路破坏约百公尺。（二）因日军撤离，寒日匪军渤海军区司令部所属部队约万余人向东光连镇攻击，企图包围泊头我保安团队，刻正抵抗中。”[22]

同日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报称：“（1）围攻兑州之N4A叶飞部仍继续进迫攻击，并通牒我军投降缴械，并向我军高声宣传，‘和平了，弟兄们快缴械回家吧，勿再作炮灰’，企图乱我军心。（2）子（指1月）删（指15日）晚九时，共军突入泰安车站，将日军小野部队缴械，所有仓库物资抢运一空，并攻击我车站守备部队，另部破坏铁路卅余里。（3）围困聊城之共产军仍继续猛攻，绝无遵令停战模样。（4）共产军五万人将安邱县城包围，已发生接触。（5）铣晨七时，共产军六万余在胶济路鹿耳埠车站山东山西等村构筑工事，企图截断我军之联络。查山东我军早已遵令停战，共产军依然进攻，恳祈迅赐制止以维和平。”[23]

同日吴文化报称：“兖州西南北三关之阵地距城最远者约百米，近者五十米，与我对峙。其所掘之地道，西关将掘至城墙根，西南城角离城约二十米，我正向相对掘挖以期切断，但匪自今早起即由西关分向我城墙四面掘挖交通壕，由其运动容易，若不射击，即无法制止，坐待敌完成攻我之计划，现匪军大事宣传我军破坏停战协定，一面积极增调部队，情势迫切，恳钧座速示有效办法。”[24]

同日孙连仲报称：“匪之71R、72R、87R、82R四个团现向滦城以南柴赵岭集结。……子寒（1月14日）盘踞南皮及铁西石家桥之匪伙同民夫万余袭击汨镇，经我军击退。……子灰（1月10日）平汉路保定至定县间194公里处被破坏，列车出轨。……子真（1月11日）固城至北河库间桥梁被地雷炸毁两段。”[25]

同日傅作义报称：“本日三时共军三万余山野炮多门，向集宁开始攻击，迄六时集宁三面仍被围攻甚烈。我守军经三日夜激战，伤亡甚重，弹药已罄，祈即空运补充，以免危急。”[26]

在这方面，国民党对中共尤其缺乏信任，不仅并不相信对方军队真的会停战，而且停战之日就已经在做开战的准备。1月14日，白崇禧召集总部后勤部及海空军主官集会，“揭示要点：（一）陆军方面以整训名义，迅速整编充实粮弹，赶运各师武器，并多制游动铁丝网，俾适于北地作战。（二）空军方面应多储油弹于各重要基地。（三）海军方面第一舰队已在渤海口游弋，继续阻绝奸匪海运。（四）安抚伪军在未整编完成以前一律按实有人数发给主副食费，已整编完成者则由一月起按军政部规定给与发给薪饷，免因粮饷告绝而投匪军。以上各项系密为准备，如中共听命，则国军各师固应趁此时机充实整训，如其背信抗命，则我有充分准备宁未雨绸缪亦可毋临渴掘井也”。次日，他在转发停战令后电告蒋介石称：“遵委座元十二时停战命令，已由总部转饬各部队遵照，现战斗行动已经停止。查共党要求停战实因数月来在军事上毫无进展，企图攫夺战略要点亦未达到目的，在我军之全盘优势下惟有寻求政治解决之一途，乃系军事挫折必然结果。惟共党狡狯，纵政治协商成功，共军是否服从军令，听命改编与调遣，其所割据地方是否服从政令，将割据之热、察、绥、冀、晋、鲁等省政权归政中央，恐尚须顾虑。因中共之不守信义，将来前途殊难逆料。”[27]

十分明显，国共两党停战能否成为事实，并成为常态，仅仅靠一纸停战协定并不解决问题。因此，在停战协定签订同一天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成了世人瞩目的焦点了。

为了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并显示政府确愿推进民主宪政，蒋介石在政协开幕当天即破天荒地做出四项郑重承诺，宣布：从今以后，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28]

受到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和蒋介石公开许诺的影响，中共中央两天后也公开宣称：“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已获得重要成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将从此开始。”[29]它进而发布内部指示，要求党政军各级对于可能到来的和平民主新局面，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其电报指出：“在武装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政治斗争与秘密的特务斗争必将更加激烈。我们必须学会这些我们所不很熟悉的斗争形式，否则我们就会失败。”[30]

显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高层这时都或多或少地相信，战后和平民主的潮流很难抗拒，停战和改变一党训政制度亦颇难避免。不论喜欢不喜欢，对于停战协定和政协会议，多数政治较温和一些的国民党人大都认为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他们这时最关心的，只是中共能否因此交出军队。在蒋介石身边主管情报的唐纵就曾表达过众多国民党人的这种复杂心态。他写道：“政治协商会议有两个特质：一是面临当前的现实困难问题；二是国际的要求。因此政治协商会议不得不开。停止军事冲突，中央开放政权，改编中共军队，以求得交通之恢复，便于政府之还都，人民之还乡。各党各派公开活动，参与政权，国内获一时之安定，国际得广大之同情。如果共党军队不受编，军令不能统一，到彼时人民要求讨伐，国际赞同用兵，则政府只有俯应人民之要求。故此时政治协商会议，希望有成就，而准备共产党之狡赖。”[31]

蒋介石这时的心态也大同小异，他甚至对会议的结果表现得似乎更有信心。会议进行到最后几天，正在养病中的军政部长陈诚因为注意到政协可能通过政治民主化的议案，因而急忙致电蒋提出：“须先军队国家化，然后始能政治民主化，否则，中央政权公开了，而共党军队仍不交出，将为国家无穷之害。”对此，蒋颇不以为然。复电称：会议有我负责主持，不必过虑。[32]

最为典型的，则是在政协召开一周后，即1月17日，蒋介石即已急忙秘密召见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指示他说：“今后政府将要改组，各党各派均将参加，军统局需要取消，要他自己研究一办法，他不负责，而他能实际控制这机关。”[33]这足以说明，蒋这时对经过此次政协会议，政府必将改组而成为一事实上的联合政府的大趋势，已经不抱太多怀疑了。

蒋介石指定参加政协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共8人，即孙科、吴铁城、陈立夫、陈布雷、王世杰、张群、张厉生和邵力子。从蒋介石所挑选的这些人选可以看出，蒋对在政协会议达成协议也还是相当重视的。因为除了CC系的陈立夫以外，在他指定的这些代表中，还是以温和派和中间派为多。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再加上在38名政协会议代表中，国民党代表绝对居于少数，政协会议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边倒的情况。以致不少国民党人很快就发现，会议中国民党备受抨击。即所谓“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但又无可如何”[33]。

政治协商会议集中讨论国大代表资格、宪法草案修改、改组政府、和平建国纲领和军队整编五个方面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也是争论最大的，是宪法草案修改和改组政府的问题。对国大旧代表的资格问题，周恩来早就提出：如果能在政协会议上商定宪草原则，国大只限于在形式上通过宪法，同时在国大增加中共和各党各界的新代表，旧代表的作用就不大了。因此，这一问题虽然在会议中引起了激烈争论，但在其他问题的讨论取得成果，而国民党方面又同意中共和民盟代表可获得四分之一否决权的情况下，中共方面即劝告民盟等承认旧代表为有效。

中共这时在政协会上主攻的，是宪法草案。因国民党提交会议讨论的仍旧是1936年制定的“五五宪草”，其核心是实行总统制和中央集权制，具体做法是将国大作名义上的人民权力机关，而以总统为施政中心，五院从属于总统。为打破这一专门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权为核心而设计出来的宪法草案，中共支持民盟提出制定西方式国会制和责任内阁制宪法的要求，并为解决解放区的地位问题，力主实行地方自治。根据张君劢设计，并得到包括国民党代表一致通过的新的宪法修正案，不仅肯定了“省得制定省宪”，而且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五权制做了取其形、却抽其髓的改造。修正案决定修改由国民大会代表选民，间接行使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规定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为选民直接投票行使四权，从而使原来架设在五院之上的国大事实上被废除了；它同时在保留国民党所坚持的五院制的基础上，根据西方政制中强调权力制衡的原则，将过去平行的五院做了英式改造，即予立法院以英式国会下院的地位，予行政院以英式内阁的地位，而予监察院为英式上院的地位，从而使中国的政治制度成了国会两院制下的内阁制。不论谁做总统，都无实权；不论谁掌行政院，也都必须面对因为政绩不佳而被倒阁的危险。[34]

关于改组政府问题，是由王世杰代表国民党提出议案，主张取消国防最高委员会，以扩大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指导机关，委员名额可在原有的36人基础上，由蒋介石指定并“提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再增加12人。惟国民党人须占“特定程度多数”，以便“履行领导的责任”，蒋并应拥有相对否决权和紧急处置权，且部会长官任命权则属行政院。[35]这个提案被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讥评为是“把现在已经动摇的一党专政，经过三个多月的临时的‘扩大的’一党专政，最后过渡到完全合法的‘宪政’式的一党专政”[36]。因此，就连公开表示不介入中国政治生活的马歇尔也看不过去了。

1月22日，马歇尔悄悄拜会蒋介石，说明自己在改组政府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提交一份由他亲手拟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主张立即成立“临时国务委员会”取代国防最高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蒋指定20人组成，其中9人为国民党，6人为共产党，1人为民盟，1人为青年党，3人为无党派人士。蒋可批准或否决该委员会通过的法令，但被否决之法令经该委员会委员14人再次赞同，则立即生效。蒋有权指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五院院长、各部部长以及各部、院委员等，但其中50%为国民党人，30%为共产党人，20%由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另外，热、察、绥、宁、鲁、冀、晋、湘、赣各省主席及平、津、青三市市长应由蒋从临时国务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共同提名的人员中指定，而该特别委员会须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各2人组成。草案同时提出，一切妨碍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自由，违反人民身体、房屋、钱财和名誉不受侵犯，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令，都必须予以废除。[37]马歇尔明白告诉蒋介石，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不仅不会削弱蒋的地位，而且将会使他实实在在地成为全中国的总统，而非如现在只是一党的领袖。他声称，美国陆战队不可能长时间留在中国，国民党在西北和东北的地位都已因苏联而严重削弱，如不采取变通办法，目前的中国将很容易受到苏联下层渗透方式的损害，从而使共产党的制度变得强大起来。[38]

马歇尔的干预产生了作用。蒋介石虽极端反感马歇尔的方案，甚至视其“为共党所不敢提者”[39]，但惧于杜鲁门声明的压力及马歇尔掌握着运兵和援助的大权，不得不表示“目前可如此去做”[40]。

26日晚，蒋介石与王世杰等国民党人反复讨论后，同意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作出让步。随后，国民党代表正式承认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国务机关，委员选任形式上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国民党员且不得超过半数。不仅如此，国民党还明确表示，愿意在协议上写上中共代表所提出的“凡收复区有争执之地方政府，暂维现状”的字样。由于此一规定使中共可以合法地控制现有区域，中共方面自然也高姿态地在国民大会代表资格以及整编军队原则等一些重要问题上作出让步。由此，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就政府组织、和平建国纲领、军事以及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个问题达成书面的协议。[41]

根据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这五个决议案，国民政府委员会要在国民大会正式召开前进行改组，人数由过去的36人扩充为40人，其中20人为国民党人员，另外20人分别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充任，各党派人选由各党派自行提名，但蒋不同意时须另提人选，而无党派人士则由蒋提名，惟蒋所提人选有三分之一委员反对时须另行选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应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一般议案须有出席委员半数通过，重要议案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赞成始得决议，而蒋对委员会之决议如认为执行有困难时，可提交复议，但复议时有五分之三以上委员坚持时，该案应予执行。[42]

与此同时，在军事上，中共军队将由军事三人小组尽速商定整编办法，国民党军队则应于6个月内完成其90个师的整编工作。之后，应再将全国军队统一整编为50或60个师，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和以政治军的原则，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公开或秘密活动，现役军人不得参加党务活动，政党不得利用军队为政争工具；同时现役军人也不得兼任行政官吏，并严禁军人干政；初步整军计划完成，即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隶属于行政院，部长不以军人为限。

根据决议，各方同意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而国民党亦承认确保人民权利。会后并立即组织由国、共等各方人士组成的宪草审议委员会，依照会议确定的宪草修改原则，以两个月为期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以提交第一届国民大会最终制定完成。至于国民大会问题，决议确定大会职权为制定宪法，宪法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另外决议承认原有之1200名旧代表，但决定增加党派及无党派代表700名及台湾和东北代表150名，大会召开日期仍照国民党之提议定于1946年5月5日。[43]

在1月31日政协决议准备付诸表决的当天下午，王世杰等国民党代表将这些与国民党人的观念相差甚远，势必会“造成空前之政治新形势”，甚至可能引起党内反对的决议案，拿到国民党中常会上征得认可时，虽然也有人“反对宪草协议甚烈，至于流泪”，最后也还是意想不到地“通过”了。因此，当晚6时政治协商会议召集末次大会，各案没费任何周折，均系一致通过。[44]

在政协会议闭幕式的讲话当中，蒋介石对这次会议及其决议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在谈到各项决议案时明确表示：“本会议所决定的各项方案，本人虽然不能每次出席参加，但是时时刻刻都在注意和研究，觉得各项方案的内容，都是大家竭诚洽商的结晶。我敢代表政府先行声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规定手续以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45]

几乎是同样的情况，中共也很快发现政协决议与自己的主张“存在着距离”[46]。不过，中共中央显然认为这已经是目前可能争取到的比较好的结果了。它因此通告全党，重申“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势，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强调党准备实行军队国家化及“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说明：“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超出直接的命令”。[47]据此，中共方面很快即提出了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人选，决定以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等为委员，以周、董、林、王（若飞）为行政院副院长和两个部部长及不管部部长的人选。同时，中共代表开始与国民党方面协商国府委员中各党派具体比例数及否决权问题，并确定了基本的方案，准备参加整军谈判了。

在经过了无数暴力和流血之后，中国大地上出乎意外地显露出了有通过和平民主道路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一线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