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较场口事件及其幕后
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31日宣告闭幕。2月2日，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就开始表现出有所懊恼的倾向了。他写道：“本周最感苦痛之事，乃为政治协商会议宪草组未提中常会征询意见，即擅自规定宪草修改原则，益觉孙科之易受人愚弄也。”他相信宪草原则至少应以总理遗教为原则，应取法美国之民主制度。他还注意到“周恩来自延安返渝，态度大变，并高唱‘军党分离’与‘国共长期合作’之口号，且对马歇尔表示：‘中共有亲美而疏俄之意’”。蒋介石怀疑：“此中必另有阴谋。”对张治中反映说，周恩来表示对整编计划基本可照政府意见实施，蒋更是认为“此实意外之事，恐他时必多翻覆也”。[48]
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马歇尔显然非常欣赏。政协会议刚一结束，马歇尔就趁热打铁，马上推动三人小组开始就整军问题进行接触。他首先提出了一个《整编中共部队与中国政府军合并之基本方案》。该方案正如马歇尔再三向国共双方代表所解释的那样，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军队能够像西方国家军队那样真正建立在军队与政治分离的基础上。不过，中共中央欣赏的只是“马歇尔所提办法，对于破坏国民党及地方系军队的原来系统是彻底的”，故“应在原则上赞成他的意见”。而对于此一方案试图消除党派对军队的影响等，则明言是马歇尔的幻想，“是今天行不通的”，称“军队中的派系亦将长期存在”，至少蒋介石就不会轻易地放弃对军队的控制。因此，中共坚决反对马歇尔整编军队方案中的一些具体安排。甚至强调：“美蒋的目的仍是在政治上让步，军事上取攻势，即最后夺取我之军队。”而中共的办法，是要设法把大部分武装保存到地方部队中去。[49]
而随着政协决议的公布，特别是得知蒋介石对宪草原则已有所批评之后，本来就对停战、政协不满的国民党内强硬派人士，很快就纠集在一起，在许多场合表达强烈反对的态度。“西西、复兴、黄埔军人、中统、军统特务分子及戴季陶、何应钦等均坚决反对政协决议。在政协闭幕前后之中常会中，反动派大哭大闹。”[50]
2月4日，据王世杰日记，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中央委员谈话会，出席发言之委员大都为党中某一系统之人，均反对政治协商会议之结果，而尤攻击宪草案”。这里所说的“党中某一系统之人”，指的就是陈果夫、陈立夫的CC系一派人。陈布雷随后即有报告称：“本党自政协会议以后，同志之间或则愤激过度，或则消沉已极，或则观望风色另求出路，或则积年怨望，急求发泄。彼一会议，此一叙谈，其状况至为复杂。”“从前党员中虽或有不满于接近领袖之干部，而万事均可得领袖一言以为定，今则已渐渐于不知不觉中脱离此一分际。此一趋势之发展，将促进离心趋势，而有碍于统一之领导。”[51]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要求蒋：“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并劝美国勿误中国并以自误为幸。”因“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陷覆辙之可能。”[52]
国民党内的强烈批评之声，使得温和派如王世杰本人，也开始觉得草案“确多不妥之处”，承认“当时确不免轻忽将事”。[53]随后，中统局更报告称：政协会后，“多数国军干部咸表愤慨，成都军校学生群情哗然，认为……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及国防部即无异中共主张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之实现。……各党派高呼拥护蒋主席之口号，恐口是而心非，意在逐渐减消委座权力，以法共对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s）之手段对委座，是可忍孰不可忍”[54]。陈布雷所担心的这种离心趋势，在CC系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发生较场口事件实属必然。
国民党长期一党独裁，CC系在国民党内又是最有势力的派别，多年来一直就有唯我独大的心理。政协决议宣布国民党不再具有独裁地位，今后政府不由党管，政权要与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人士所分享，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恐慌和愤怒。CC系骨干张道藩、谷正纲等在国民党党政小组会上甚至将矛头指向蒋介石，声称：“一切失败，均由于不民主，要求党、总裁给予民主！”[55]由此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些人并不是出于拥护蒋的自发，而是相信这种民主宪政一旦实行，将会夺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家什。早就习惯了使用暴力的这些国民党人，这时固然不能公然动用警察机关或特务机关来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却还是找到了发泄其不满的方式。
还在政协会议进行期间，民盟等非国民党人就组织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并假座重庆沧白堂举行报告会，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进行及商谈情况。眼见这些刚刚获得合法地位不久的党派团体对政协召开如此兴高采烈，且公开集会对执政的国民党品头评足，大谈废除一党专制，实行民主宪政，CC系的国民党人自然怒不可遏。重庆市党部因此马上就想到了过去在抗战中经常对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营业部所采用的捣乱的办法。
据《新华日报》报道，自政协开会以来，拥护政协召开的陪都各界每日晚组织讲演会，邀请政协代表进行讲演，并听取各界民众的意见，一连几天，情形极为良好。不料16日晚第四次夜会举行，由出席政协的代表张东荪、郭沫若两先生讲演时，国民党竟派人在台下起哄。17日晚，国民党方面派出更多人来到会场，“狂呼乱骂”。18日晚，因讲演者有国民党人邵力子，会场上没有发生起哄现象，但散会时一位在会场上发过言的青年，却在沧白纪念堂门前遭到群殴。19日，原请国民党代表张群、吴铁城演讲，两人均未到场，故由梁漱溟主讲，会场再度被捣乱，捣乱分子向会场乱掷石子并燃放鞭炮，数度打断梁的演讲。至此，讲演会被迫暂停。至27日，协进会举行第八次会议时，虽到场有民众三千余人，讲演人仍旧受到数十个国民党人的起哄和谩骂；离场后，又遭这些人围追哄闹，并被掷以石块。而协进会的工作人员，更是接连遭到国民党人的围殴，以致受伤。[56]
政协闭幕后，由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等23家单位发起，计划于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因担心“届时对于政府及国民党之弱点，将大肆攻击及加以宣传”，重庆市党部知道消息后，马上就向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请示对付办法”。[57]
8日上午，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CC系骨干分子方治主持下，专门召开执委会会议，讨论应付办法。会议专门邀请国民党旗下的重庆市农会、总工会、中医师公会、木作业公会的骨干刘野樵、陈铁夫、李森普、李森荣，以及市警察局局长、警察局督察处长、中统渝调处科员等参加会议。方治在会上明确提出，对政协会议及决议各案，本应突出强调“三民主义为各党派承认至高之建国原则”、“本党派深受各党派之推崇，誉为全国第一大党，并愿受本党之领导共赴国建国大业”、“本党总裁已受各党派之拥护，承认为全国之领袖”。“本席曾建议中央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以宣传本党忍让为国之苦心及上述各点，未蒙照准。现共党外围组织民主建国会等团体，已筹备以陪都各界名义定于本月十日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或会间将有反动言论及会后将有游行示威，要挟当局立即改组政府等行动。”现在应“共商如何遏止反动言行以戢邪乱”，会议讨论结果，决定“由本市农、工、商、渔、教育、妇女及自由团体负责人持函向大会负责人交涉，请市各界人民团体参加主席团，并设法于大会开始时于与会群众中选出农会理事刘野樵同志为大会总主席”。“由本党擅长辩论之同志参加讲演”，“于发现反动言论之后即紧接发言予以驳斥”，并“发动党团员及社会服务队队员共六百名参加大会，遇有本党同志发言时鼓掌欢迎，并否定大会一切反动之提议”。会议同时还布置“干练沉毅之同志担任大会司仪”，“控制扩音器”，强调“参加党团员及社会服务队队员应于十日上午八时前到达会场；并环立主席台前”；要求“东方白督察长派警到场维持秩序，遇有捣乱秩序事，迅予逮捕人犯”。[58]
次日，方治犹嫌不够，担心当天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人数太多，六百人起不了作用，于是又进一步召集各区书记紧急会议，要求每区发动平均约一千人，并为党员及团员、团员组、社会服务队、党员组、宣传队，规定互相秘密取联络的暗号，由市党部徐鸣亚、骆继常及中统局党团科王科长等三人联合指挥。宣传队专门反驳中共及民主同盟代表之讲演；服务队及宣传队的行动由军警宪出动保护。市教育、医生、律师、妇女等团体参加大会主席团，以人民身份代表国民党发言，并以刘野樵为主动人。总之，要“以宣传对宣传，予共产党以打击”[59]。
2月9日晚，国民党市党部领导的农会、总工会、教育会等九团体连夜向会议组织者章乃器等接洽，要求参加大会，并加入主席团，得到同意。次日，大会举行，该各团体代表在主席台上根据原定方针，由专人控制扩音器，并自行宣布开会，单方面强推刘野樵为大会总主席，台下国民党人遂齐声鼓噪，予以支持。主席团成员李公朴因不满国民党人行为，忿然上前阻止，在争夺话筒时，遭到对方群殴，被带有凶器的国民党人击伤头部，并推下主席台。台下育才学校学生和劳动协会会员见状，纷纷高声抗议，向主席台涌去，也立即遭到台下国民党人的扭打。一时间台上台下打成一片。由于有组织的国民党人人数众多，且带有铁尺和石块，协进会一方自然不是对手，不仅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等均被殴伤，与会的学生、工人和记者也有许多人受伤。大会原先的组织者李公朴等，以及前来参加大会的周恩来等，均不得不离会而去。劳动协会会员退出时，捉了社会服务队第二区队队长谢雅南，从其身上搜出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信封一个，内装有盗用大会名义油印的传单一叠和赏金5000元，随即将其押交重庆地方法院提起告诉。
关于当天会议的混乱情形，军统渝组有专门报告称：当天到会有《新华日报》、育才小学、中国劳动协会、中国经济研究会等团体的大批群众，“中统局及市党部均派党团员组织社会服务队及宣传队出席对抗”。双方代表在主席台上互争主导权，相持不下，迟至10时乃由党部布置仪式人员宣布开会，行礼如仪后，刘野樵和陶行知争相报告，但陶当即被多人挡住无法上前。报告称：“中共分子见主权已失，乃由李公朴宣布不开会。退出会场，遂秩序大乱。”刘野樵被育才学校学生哄闹，《新华日报》及社会部劳动协会为之助威，以致社会服务队及宣传队与之冲突，“《新华日报》人员当被哄散，该报工人二名被打伤由警察带走，劳动协会之会旗亦被撕毁”。“育才学生公然向主席台冲涌而来，主席台本党人员见势不佳，遂以凳子向下掷去，育才学生等即退下台。至此章乃器仍向群众演讲，亦被殴打。”[60]
较场口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庆祝大会筹备处就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陪都各青年团体亦在当天举行紧急座谈会。第二天，中央社即发布消息，指称当天的混战是由于李公朴不满刘野樵任总主席，阻止刘发言，并夺去扩音器所引起。刘野樵等亦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指责劳动协会会员和育才学生首先打人。中央社故意将事件引向“民众互相殴打”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会上相当广泛的不满。不仅各报纷纷报导记者目击的惨案真相，而且当天在现场的42位记者并联名发出致中央通讯社的公开信，加以谴责。随后，更有221名新闻从业人员联名控告国民党新闻机关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指暴为善，误导国人。[61]而重庆各报刊、各工厂工人，以及社会名流和文化人士，也或成立“二一〇”血案后援会，或发表告国人书等，对国民党的野蛮行径同声谴责。其声势之浩大，远远超过国民党方面所组织的反宣传。周恩来亦与张君劢、梁漱溟、陈启天、李烛尘一道亲往国民党中央党部，控告重庆市党部的主使行为。
眼看事件扩大，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不得不将事情经过上报。他在14日的报告中解释称：“本月十日（星期日），中共外围及民主同盟分子章乃器、李公朴等，假藉‘陪都各界’名义，于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企图进行不利政府之宣传。事前党政小组会议曾详加研讨，佥以其心劳日拙，作用殊鲜，爰决定本党同志不必参加。倘有自由参加者，亦绝对不能发生打架等事端。并嘱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同志切实约束。盖参加之后，可能壮其声势，但又不能听其信口雌黄，难免冲突也。”报告坚持当天乃由李公朴抢夺扩音器引起互殴，而只字不提方治送交中央党部的关于“如何遏止反动言行以戢邪乱”和“予共产党以打击”的会议记录。根据党政小组的讨论，报告明确表示：“此事无论如何不能上扰钧座及牵涉党部与国府，应坚决认定为地方之事。”在“催促法院迅速依法解决，其结果断为互殴”的同时，“一方应掌握民众团体，致力适当之宣传，不必有所行动，一方应准备其扩大，将真相随时指示各地，免为反动派淆乱听闻”。[62]
但是，较场口事件所造成的政治风潮，还是引起国民党内温和派的反感。王世杰等马上就知道是市党部方治惹的祸，并深恐党派间于此又起破裂。[63]对此，重庆市党部主委方治也不得不出面解释，为自己洗脱。他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强调，他原拟以陪都各界组织一宣传拥护总裁在政协闭幕时训示内容的庆祝大会，经中央指示：“此次政协会闭幕市党部不必召集庆祝会，如其他各党派举行庆祝会，党部方面亦不发动群众参加。”后因有所谓政协协进会以陪都各界名义举行庆祝会，重庆各人民团体负责人深恐其借用此名义，“妄发宣言及主张”，遂不得不同意各团体参加该会。但他明显地编造谎话说，党部对各团体参加方式经过“审慎研讨”，“决定不发动各团体之群众赴会，以免引起纠纷，且各理事长如在大会发言，应一本中央宣传之指示，从大处着想，竭力避免刺激各党派。此项决定各团体理事条均一致接受，愿照此进行”。在取得章乃器等同意参加大会当晚，他还再三叮嘱各团体代表刘野樵等，“明日会场发言应特别慎重”。10日大会新华日报、育才学校、劳动协会等结队而至，“重庆所属各人民团体均未集队前往”。纠纷发生纯因被市商民会代表周德侯推为总主席的刘野樵开始报告，李公朴反对，强推刘并夺去其扩音器，同时台下一彪形大权手持旗杆，跃上主席台，猛击刘野樵所造成。故“本案之发生，李公朴实不能辞其咎”[64]。
很明显，较场口事件是由重庆市党部一手暗中策划的，其策划时虽未明文规定要使用暴力，但下层根据以往执行此类命令的经验，自然会心照不宣地采用极端方式。包括吴铁城等中央领导人，亦深知此举可能酿成“打架等事端”，因而不能不在上报时特别强调自己处置时早有提醒，可见此类问题已成常态。无论中央（吴铁城）还是地方（方治），其实都清楚事情是如何引发的，然而他们还是要冠冕堂皇地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就连密谋发动各团体群众赴会以便对抗的情况，也要竭力否认。在这件事情上唯一被蒙在鼓里的，其实只有蒋介石一个人而已。
那么，蒋介石是不是真的不清楚这场冲突是怎么来的呢？倒也未必。以蒋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前在其所控制的安徽、浙江、江苏、福建等地，利用帮会势力，夺取地方党部，“剿”灭工会农会，然后诬指对方挑衅的历史，可知他是熟知这套手法的。CC系的这类行为，其实正是师法于蒋的结果。方治等所以要瞒蒋，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基于一种帮会心理，即这种事要敢做敢当。敢做，就是凡在自己范围之内的事，该做的就要大胆去做，以显示自己的能力；敢当，就是出了事也要自己挑起来，撇清与上面的干系，即“无论如何不能上扰钧座”。自然，蒋对这种事情也通常是睁一眼闭一眼，只要事情没闹到出人命，引起公愤，就装作不知道。更何况，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对政协决议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他自然也就更不会去追究手下人的这种言行。他的做法是，通过吴铁城告诉重庆市党部称：“对本同志及拥护中央之民众团体，善为劝阻，停止扩大宣传，不必再与彼辈计较。”[65]
较场口事件的风潮只持续一周时间就迅速平息了。这里面的重要原因是因为美英报刊公开发表了雅尔塔协定，东北籍人士本来就对苏军在东北的行径不满，这回更是找到了揭露苏联背着中国攫取中国东北权益，以及拖延撤军、掠走东北工矿企业机器当做战利品等种种行径的机会。他们的宣传迅速在青年学生中间发生影响，据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报告称：“较场口事件发生后，奸伪方面曾派人到沙磁区策动学生起而响应，但不旋踵即为东北问题所淹没，刻沙磁区各大中学之反苏运动已普遍发动中。惟奸伪分子则企图以反英美之题目以代替反苏口号，显不能在群众中发生作用。”[66]2月19日，南京来电要吴铁城对较场口事件善为处理，吴胸有成竹地复电南京方面称：较场口事件谅不致扩大，因“日来各方对东北问题颇为愤慨，沙磁区学生酝酿罢课游行，反共反苏，党政小组正竭力制止……以现势观察，只能使其减少反苏成分，全部阻止恐少可能，但无论如何不使发生意外”。[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