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大众文艺怎样写
大众文艺怎样写[1]
今天我要讲的不是为什么要写大众文艺，和什么是大众文艺的问题；而是怎样写大众文艺的问题。
首先我愿就写大众文艺应取什么态度，来谈一谈。至至诚诚的去写，与吊儿啷当的去写，分明是两个不同的态度，也就必得到不同的结果。以我自己来说吧，在我回到北京来的将近三个月的工夫，我写了四篇鼓词，改编了三篇相声，还写了两篇关于鼓词与相声如何编制与改编的小文，一共是九篇。
有人可就说了：“哈，看老舍这家伙，真写的快呀，想必是那些东西容易写，东一笤帚西一扫帚的就凑成一篇。”
我不能承认那个说法。在我的经验中，我写长篇小说是大约一天能写一千字到两千字。写鼓词呢，长的二百多句一篇，短的一百多句；就以长的来说，以七字一句去算，也不过一千五百字左右。可是，这一千多字须写六七天。你看，这是容易写呢？还是不容易写呢？
又有人说了：“老舍这家伙，连外国都翻译他的作品，也多少总算有点地位的人了，怎么回国之后，单单的去写鼓词和相声什么的呢？唉，可惜呀，可惜！”
对上边的那大材小用的惋惜，我并不感谢。我知道我干的是什么。我知道写一部小说与写一段鼓词是同样的不容易，我也知道在今天一段鼓词的功用也许比一部小说的功用还要大的多。一篇小说因版权的关系，篇幅的关系，不易转载，就流传不广。一段鼓词可以得到全国各地报纸刊物的转载，而后一个人念或唱，便可以教多少多少不识字的人也听到，而且听得懂。今天的文艺作品已不是文人与文人之间互相标榜与欣赏的东西，而是必须向人民大众服务的东西了。你若是不知道这一点哪，我也就回敬一个“可惜呀，可惜！”
我们若是以为大众文艺容易写，所以才去写它，就大错而特错。态度不真诚，干什么也不会干好。要去写它，就必须认清楚，它是人民大众的精神食粮，其重要或仅次于小米儿和高粱。也要认清楚，它不是文艺的垃圾，扫巴扫巴就是一大堆。知道了它的重要与难写，我们的态度就变成了严肃，真诚，真拿它当作一件事去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它搞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大众。
让我们先看看，大众文艺怎么会难写吧。先提这一点，绝对不是为自高声价，自居为通俗文艺专家；我自己对于大众文艺的认识还小得可怜。我也绝对不是先吓嚇你，教你知难而退，我好独霸一方。反之，我诚心的愿意把我知道的告诉你，也希望你也礼尚往来，把你所知道的告诉我。咱们若能照着“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那么在一块儿好好的干，咱们才能克服困难，教大众文艺打个大大的胜仗。
“大众”二字就很要命。不说别的，先说识字的程度吧，大众里面有的能认许多字，有的能认几个字，有的一字不识，而以一字不识的为最多。这一下可把咱们喝过墨水的人给撅了。咱们善于转文，也许还会转洋文，可是赶到面对大众，咱们就转不灵了。咱们说，“把眼光向大众投了个弧线”，大众摇头不懂；咱们说，“那女人有克丽奥拍特拉一般的诱惑力”，大众却不晓得克丽奥拍特拉是什么妖精怪物。这语言问题就够咱们懊丧老大半天的。
语言而外，还有到底民众怎样用脑筋，动感情呢？大众是不是也有想象力呢？这些便比言语更进一步，深入了人民的心灵活动的问题，我们怎能知道呢？
因为人民不懂得谁是克丽奥拍特拉，我们可以拿“老百姓的文化低呀”来开脱自己。可是，假若我们不是装聋卖傻，我们一定会看到民间原来有自己的文艺，用民众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想象，和自己的形式，一年到头的说着唱着。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说我们的文化高，学贯中西，出口成章，可是我们的作品若卖五千本，人家民间的小唱本却一销就是多少万本。我们说我们的剧本是与莎士比亚的差不多，在城里一演就是七八天，可是人家的《铡美案》已经演过几十年或一两个世纪，而且是自都市到乡村都晓得“左眉高，右眉低，必有前妻”。
这么一想啊，我们就别小看大众文艺了。我们得马上赶上前去，把我们的本领也向大众露一露，而且必须承认这是艰苦的工作，不是大笔一挥就会成功的。
一感觉到搞通俗文艺不是件容易事，我们立刻就要去学习了；是学习，不是只傲慢的轻瞟一眼，便摇头而去。
应该学习的事很多，可是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恐怕是语言了。我们一旦和民众的语言接触，便立刻发现了原来“徘徊歧路”就是“打不定主意”，“心长力绌”就是“武大郎捉奸，有心无力”。这个发现使我们登时感到我们的真正有用的字汇与词典就是人民的嘴。人民口中的语言是活的。因为它是活的，所以才有劲，才巧妙。除非我们能把握住这巧妙的，活生生的语言，我们就没法子使人民接受我们的作品。
在民间文艺里，无论是说，无论是唱，都有一个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语言之美。看吧，在北方的旧戏里，差不多谁中了进士都是第八名，其原因是八字念起来响亮悦耳，而且容易用手指比画。假若我们有工夫把各种不同的戏本比较一下，我们必能发现同一剧本，老一点的本子里的词句本来很通顺，而新一点的本子里反将词句改得不通了。赶到我们再细看一番，就能发现改过的地方虽然在意思上不通，可是念或唱起来比老词好听的多了。民间的艺人为获得言语之美，是肯牺牲了文法与字义的。我们不必去学此方法，但是要记得民间文艺是怎样注重言语之美。
在大众文艺里，其形式虽有多种，但总不外乎说书式的叙述。以各种鼓词来说吧，它们的文字虽是韵文，须有腔有调的唱出，可是主要的还是述说一个故事。有些故事本来平平无奇，可是一用合辙押韵的整齐的文字唱起来，故事便借着语言之美脱胎换骨，变成颇不错的一段东西了。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叫作“唱着说”。
再看那说的呢，它虽不唱，可是每到适当的地方必加入整齐的韵语，振起声势。即使不用韵语，也必将文字排成四六句儿，以期悦耳。说到这种地方，说书的人也必改换音调，用近似朗诵的调子叙述。不信，就去听听评书吧。每逢大将上阵，或英雄们来到一座高山，或遇到狂风暴雨，说书的都必有滋有味的用韵语或排列整齐的句子作介绍。有时候，这种句子并不很通俗，听众未必字字都懂，可是他们都留心的听着，因为那语言之美的本身就有一种魔力。
不单在大场面如此，就是顺口说来的时候，说书的也永远不忘利用精简有力的话儿叙述，像：晓行夜宿，饥餐渴饮，不在话下。像：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刀刀不离后脑勺；只杀得敌人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啪啪啪往后倒退！我们可以管这个叫作“说着唱”。
旧戏的形式比说书唱曲复杂多了，可是，要细一看哪，它也没完全能脱掉说书式的叙述。人物登场必先念引子，而后念定场诗，而后自道姓名。这不都和说书一样么？不过是将第三身的述说改教第一身去作罢了。因此，旧戏往往按照说书的方法往前发展，而缺乏戏剧性。可是，不管多么“温”的戏，其中总会利用言语的简劲与美好，硬教言语产生戏剧的效果。比如说：“这先下手的为强（锣鼓），后下手的（锣鼓）遭殃！”本没有任何出奇之处，可是因为它是人人知道的两句韵语，简练有力，再一加上锣鼓，就能教全场精神一振，好像怎么了不起似的。
按照上面所举的例子，倒好像我是说大众文艺完全仗着言语去支持着。请不要误会，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说，语言在通俗文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不可不多多注意。这一提醒，也正针对着两个事实：（一）自五四以来，新文艺作品的一个严重缺点就是没有把言语搞好，以至文艺与民众脱节，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大家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心血，去创作，而结果是大众并未得到多少好处，实在可惜。语言文字是文艺的工具，不将工具弄好，怎能写出家传户诵的作品呢？（二）近来文艺工作者感到了写作大众文艺的重要，可是又似乎觉得一段鼓词只是七八个字一句，分行写出的事儿，并没能去充分学习，充分利用，民间的活语言，和怎么把它放在人民所习惯的形式中成为大众“文艺”。因此，我在这一点上多说几句，或者也是可原谅的。
连我自己也算在内，写家们往往以为民间的语言太简单，有的地方没有文法，所以写作的时候就造出生硬的，冗长的句子——虽然不干脆利嗖，可是能说出复杂的意思，也合乎文法。其实，这是个错误。大众的语言，在字汇词汇方面并不简单，而是很丰富。大众的口中有多少俏皮话，歇后语，成语呀，这都是宝贝。不信，让咱们和一位住在大杂院里的妇人拌一回嘴试试，咱们三个也说不过她一个，她能把咱们骂得眼冒金星，而无词以答；赶到咱们大败而归，她独自还在骂，又骂了三个钟头，越来花样越多。
那么，再加上五行八作的术语行话，大众的字汇词汇就丰富的了不得。我们应当搜集这些术语行话，去丰富自己的形容词名词动词等等。这活的词汇要比我们常用的辞源不知好上多少倍。
假若我们是说，大众语的句法太简单，那也是一偏之见。我们的古代的诗歌词曲的句法也都是那么简单，为什么到如今我们还摇头晃脑的去读诵它们呢？假若杜甫能以五个字一句，作出意味深长的一首诗来，我们怎不该以简单的句子作出最精彩的东西来呢？能用我们自己的语言，作出最精美的东西，才算我们的本事呀。鼓词里的《草船借箭》，《乌龙院》，没有用一个“然而”，也没有拉不断扯不断的句子，还是相当好的作品呀。不下一番工夫，而死抱怨我们的言语太简单，就是拉不出屎怨茅房。
至于说俗话有的地方没有文法，更是瞎说。大家怎么说，就是文法。文法就是这么来的。以前，大家总以“斗争”当作名词用；现在，大家都说：“斗争他”；这就成了文法。明天，也许大家都说：“斗他一个争”，也就成为文法。大众创造文法，文法家不过是记录者。
有了上面的理由，我们便应勇敢的，真诚的，去学习大众语言，然后运用它作为大众文艺的工具。可是，我们不能偷油儿，不能依然用我们的半文半白的，拖泥带水的句子，却隔不远加上个“他妈的”，或“哎哟”，便算了事。这个尾巴主义要不得。我们也不可把大众原有的文艺拿来，照猫画虎的去写，那是旧帽子刷新，而不是创造新帽子。我们的责任是以今天的大众语创造新的大众文艺，所以必须有辨别的眼力，看清旧的大众文艺中什么是该学的，什么是该去掉的。像那些“马能行”，“马走战”，“马走龙”等等的庸俗字样，是民间艺人偷懒，敷衍了事的结果，我们不能再偷懒，敷衍了事。像以前文人们偶尔高兴起来，所作的那些通俗韵文，我们也不要去学。他们把鼓词作成了文言诗，看起来颇整齐雅致，其实是庸俗不堪。要知道多用陈腐的文言即是投降给死言语；能充分的利用白话，用白话写成生龙活虎般的东西才算真本事。我们更不可以把老套子里的色情的描写，拿来歪曲新的故事与人物；我们若用“二八的俏佳人呀，杨柳腰儿摆，脸蛋儿白又红……”去描写女孩子扭秧歌，便该罚扫街三天。
我们必须真诚，用最大的努力，去用新的活的大众语，创造出新的大众文艺。记住，这是件很艰难的工作，不全心全力去作，不会作得好。在今天，我们还没法不利用大众文艺的旧形式去写，以便容易普及。但是，我们的志愿可不能就是这一点点。说真的，假若我们今天能精巧的运用大众语，写成美好的话剧，能普遍的被大众接受，欣赏，它还不就变成了大众文艺么？大众文艺并不该是另一种文艺，而是所有的文艺都该是大众的。因此，在今天，为了急于普及新文化，我们没法不照着旧形式去写，可是我们万不可就心满意足，以为能写成一段鼓词便已经了不起。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这里写鼓词，原为是明天还要写比鼓词更新鲜的东西；普及了，即当提高，不是很明显的么？
就是就事论事，以写鼓词什么的说吧：鼓词有辙，我们晓得吗？鼓词要上下句，分平仄，我们辨得清平仄吗？鼓词须能唱，我们晓得句子的音节吗？这些都是问题，都应当学习。对这些，我不预备多说什么，因为在本月七号的《人民日报》上有我的一篇小文可作参考。在这里，我的忠告是要学习，多学习，多多学习。你看，我们有那么多位文艺家，有谁创造过一篇相声？有谁写成了与《打渔杀家》一样好的一出京戏呢？这真难！我们不应知难而退，而须以热诚去冲破困难。把握住语言，把握住形式，是咱们今天必不可少的功夫。
以下，我们要说点关于大众文艺的内容方面的问题了。为使这讲话前后一致，我们还是从技巧上谈，谈谈我们应如何处理内容，而不谈什么是大众文艺应有的内容。
我想，我们最好先去听听评书。听过了评书，我们就晓得了他们说的故事是多么充实，我们写的多么枯窘。说书的艺人们的文化水准并不高，认字也有限，可是他们能尽情尽理的说故事，教听众们舍不得走开；再看我们呢，我们的文化水准比他们高，也能读能写，可是连一小段鼓词都写得那么瘦小枯干，像一条晒干了的小鱼。这里的原因，一来是艺人们生长在民间，我们却离开了大众；二来是艺人们会以极细腻生动的叙事证明一点道理，我们却急于说出那点道理，只喊了口号，而忘了编制好故事。这样，我们就输给了说书的艺人。
大概的说，说评书的有两派。一派是“给书听”的，一派是旁征博引的。前者是长江大河的往前说书，不扯闲话，打了《连环套》，再打《凤凰山》，一节比一节热闹，一节比一节惊奇。后者是《挑帘杀嫂》可以说半个月，《武松打虎》可以说五六天。前者是真有故事可讲，后者是真有东西可说。虽然在评书界里以老实说书的为正宗，可是在我们听来却不能不钦佩那能把《武松打虎》说了五六天的。表面上，他是信口开河；事实上，他却水到渠成，把什么小事都描写得逼真，体贴入微。他说武松喝酒，便把怎么喝，怎么猜拳，怎么说醉话，怎么东摇西摆的走路，都说得淋漓尽致。他要说武松怎么拿虱子，你便立刻觉得脊背上发痒。山东的二狗熊就更厉害了，他能专说武松，一说一两个月。他的方法是把他自己所想起来的事都教武松去作，编出多少多少小段子去唱。他唱武松走路，武松打狗，武松住店，武松看见的一切。他专凭想象去编歌唱，而他所想象到的正也是大众所要想象出来的。所以，他每到一处，学校即贴出布告，禁止学生出去，因为他的玩艺中有些不干净的地方。可是，布告虽然贴出，到晚间连校长带先生也出去听他了。真正好的大众文艺，在知识分子中也一样的吃得开。
这告诉了我们大众文艺必须有充实的内容，也教我们知道，民间的艺人是从大众中的生活中搜集材料，所以尽管说着武松而忽然岔到耪地上去，大家也还爱听，因为那说得有根有据，有滋有味。再看我们呢，我们往往是由朋友的口中，或新闻纸上的记载，得到一个小故事，便根据这故事去写一段短的小说，或鼓儿词。结果是，写了几十句便再也没的可说，只好多喊几句口号，充充数儿了。我们在这里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我们并没从大众的生活里去找资料，而偏要替大众写东西；第二，我们以为从友人口中或报纸上得到的资料虽然很短，却正好去写一段鼓词，因为鼓词有一百句左右便可成章啊。殊不知，在文艺创作里，为写一件事须知道十件事，为写一个人须认识许多人，才能左右逢源，笔下生花。若只见过一个茶盘，而想去写茶盘问题，便永远写不出。从多少多少经验中，用心的去组织，把它们炼成一小段文字，才能见出精彩。不错，鼓词可以写得很短，但句句言之有物，入情入理，就不是一点点资料所能支持住的了。我们为写一百行鼓词，须预备下写一万行的材料才好。文艺写作是由一大堆资料中取精去粕的事，不是好歹一齐收，熬一锅稀粥的事。你若以为大众只配吃稀粥，便是污辱了大众，而且你自己也不会有出息。
在旧有的民间文艺里，说的唱的是老年间的故事，而寓意多半是提倡忠孝节义等等的老道德，替封建势力作宣传。我们现在写新的大众文艺首先应向这方面斗争。可是，我们不能只扯着脖子喊口号。我们得用有内容的新东西斗争那些有内容的旧东西。旧东西有趣味，我们的新东西得更有趣味；旧东西有的很幽默，我们也有幽默；这样，我们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得到胜利。这是以文艺斗争文艺，不是拿标语口号斗争文艺，要是标语口号能有那份儿能力，我们还搞文艺干什么呢？
文艺作品是要发生一定的效果的，它教人哭就哭，教人笑就笑。技巧与内容二者兼而有之，才能发生这样的效果。内容不充实，对人情世故揣磨的不深，便无此作用。吹胡子瞪眼的去宣传，其效果必远不及从容不迫的，入情入理的，以具体的充实的故事去劝导与说服。故事必须有情节，不能像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情节如何得来？它来自人生的体验。比如我们要描写一个人听到他的爸爸死了，我们便不应像旧戏中那样，叫了一声哎呀，顺手倒在椅子上，昏过去。有的人，忽然听到那恶消息，便愣住了；愣了一会儿，眼泪一串串的流下来；而后，放声大哭。有的人，假若他和他父亲平日感情很坏，也许先糊糊涂涂的笑一下，可是紧跟着泪就在眼眶里转，而后哭起来；父亲到底是父亲，没法儿不哭。有的人……。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情景，我们若能认真的去体会，便有了不同的情节，既不千篇一律，而且委婉动人。一个较长的故事，其中有许多情节，我们也须先从人生经验中去体会，而后依着人情真理去排列先后，使故事处处动人，而看不出穿插安排的痕迹。最庸俗的办法是依照侦探小说的套子，故作惊奇，把人物像些傀儡似的牵来牵去。旧戏旧小说中往往因把情节弄得太离奇了，无法再写下去，就搬来了天兵天将或琉璃鬼代为解决问题。这要不得！我们要晓得，情节的离奇远不及情节的入情入理。情节离奇不过是技巧上的一些小把戏，使故事近情近理的发展才是专家的真本事。
在旧有的大众文艺里，所说与所唱的多数是老年间的故事。大众为什么那样爱替古人担忧呢？事实上，艺人们虽然说唱远年的老事，在人情上他们却把古人当作了现在的人。大众深恨那作了高官便抛弃了共过患难的老婆，另娶宦门之女的人，于是《铡美案》便连驸马爷也要铡成两半了。在乡间，包公不单决定铡死驸马爷，而且撩胡子挽袖子亲自下手去铡，大众看着非常的过瘾。他们不问以包公的身分是否应该变成刽子手，而只管这样办才泄恨解气。把古人的举动与感情都大众化了，大众才爱听那些老故事，而大众文艺也就尽到将古比今的责任。现在我们若写老年间的故事，是否也应袭用此法呢？这不是今天所能讲的，即不在话下。我们今天所应注意的是要写大众文艺必须接近大众，极仔细的观察，体验；不单学习了大众的语言，也要揣磨出语言后面的感情与心思。假若我们能明白了在思想上，感情上，行动上，大众对事对人的反应，我们可就算能替大家写东西了。
现在，我们结束这个小报告：在现阶段中，为了普及，我们应当由学习而把握住大众文艺的语言与形式，了解大众的生活与心理去写作大众文艺。我们学习，试作，我们也要鉴别旧有大众文艺中什么可取，什么该去掉，以便不完全教旧东西拖住，失去向前进步的力气。这叫作在普及中渐次提高。我们一面学习，试作大众文艺，另一方面也要关心一切文艺的理论，学习在现今所有的大众文艺以外的文艺技巧与形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把现在所谓的大众文艺与非大众文艺的界限抹去，而使所有的文艺都成为大众的。那便是达到了提高的日子。
我们不可钻在牛犄角里，抱着一篇短短的自己写的鼓词，翻来覆去的告诉自己：我成功了！我们必须知道先求普及、由普及逐渐提高，以便达到真正普遍的提高，是我们必经之路。我们不可小看今天的工作，也不可忘了明天重大的发展。我们今天，打个比喻说，是学习给人民盖茅草房。为什么盖茅草房？因为大家还没地方住。为什么要学习？因为我们根本不会，只好按照老草房的样式去盖。盖过两三间之后，我们有了自信心，就该开始去设计改进，教屋中如何更多得阳光空气，地上如何不潮湿。然后，我们更去学习盖造瓦房，以便日新月异，使民众都有瓦房住。赶到大家都有了瓦房住，我们就更进一步计划花园、游戏场、游泳池，使每个小村都像一座小公园似的美丽。那时候，茅草房完全不见了，全中国成为地上的乐园。那时候，旧草房时期的旧鼓词，新草房时期的半新半旧的鼓词，和瓦房时期的新鼓词，或者都不见了，而是大家在地上的乐园里，读或听世界上最伟大最美妙的诗歌。它们既是大众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习作新曲艺的一些小经验
习作新曲艺的一些小经验 [2]
根据我自己习作通俗曲艺的经验，提出下列应该注意的几点，供大家参考：
（一）把握形式：在民间通行的曲艺里，不要说是唱的，就是说的也有一定的技巧与形式。我们的新诗须改成鼓词或小曲才能唱，我们的新小说须改成评书才能说。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利用民间曲艺的技巧与形式，才能把我们的作品说给或唱给人民听。所以，要为人民制作曲艺，我们就必须先把握住曲艺的形式。
当然，我们可以创造新形式。但这问题不是我在这里所要说的。
最妥当的办法是要写鼓词，就先去和艺人学一两段鼓词；要写金钱板就先学会一两段金钱板。我们自己，即使是粗枝大叶的，若能说或唱一两段老玩艺儿，赶到写制这路东西的时候，就方便的多了。
在抗日战争中，我认识了唱京音大鼓的富少舫先生和唱犁铧大鼓的董莲枝女士。他们请求我给写新词，我要求他们先教我唱一两段。他们真的教给了我两段最长最难学的鼓书。这点工夫没白费。等到我提笔试写的时节，我心中对故事的起落结构及腔调音节的运用已大致的都有个谱儿，写起来较比顺利。写完，经艺人们再增添或改动几句或几个字便可以安腔入弦了。这是个很不错的办法。我希望曲艺研究机关能立个讲习班，请几位艺人教给我们说说唱唱，而后我们再写说说唱唱的作品。
（二）句子要切得开：学习了之后，我们很容易的理会到：故事怎样布局，腔调如何运用。最难的恐怕是造句了，我们在这一点上要下很大很大的工夫才能弄得差不离。“说”的较比容易，不在话下；“唱”的可有点麻烦。我们首先要知道：唱的须是韵文，不是随便信口开河，说家常话儿。因此：
小狗子和他哥哥小牛儿，
在院子里的雪地上正扭秧歌。
这么一句，虽然分开写出，可并不是韵文，不能够唱——除非找音乐家另作新谱；那可就出了咱们现在正谈论的范围。
让咱们把前边的两句改造一下吧。看：
牛儿狗子小哥俩，
院中雪地扭秧歌。
这么一来，可就能唱了——尽管不是很好的句子。原来，民间曲艺的词句，虽然是用土语白话造成的，可是它却受了旧诗——不是新诗——的影响。在一句的平仄排列上，它不像旧诗那样的严格，可是为了能唱，它的每一句都像旧诗似的那么出声儿。切得开就会出声。看：
牛儿 狗子 小哥俩
院中 雪地 扭秧歌。
每句都能切成三段，这就有了音节，说也好听，唱也好唱。
把三段切法扩大，可以有：
大牛儿 二狗子 弟兄两个
院子里 雪地上 去扭秧歌。
或：
笨大牛儿 傻二狗子 小哥俩
院子里头 雪地上面 扭秧歌。
或……
总而言之，切得开即有办法唱，切不开没办法——像：“蒋介石呀跑到台湾就能保住脑袋吗！”
前面说过，一句中的平仄排列不必像旧诗那么严格，可是若能顾到这一点就更好。看：
鸡鸭鱼肉摆满案，
山珍海味样样全。
唱是一样能唱，可就不如：
鸡鸭鱼肉桩桩有，
海味山珍样样全。
虽然“山珍海味”在口语中比“海味山珍”更现成一点。自然，有人一定非用“山珍海味”不可，也没有多大关系。
（三）拼命押韵：押韵（辙）是最使人头疼的事。它往往教我们因顾及合辙押韵，不能不牺牲了很好的字眼和意思。可是，辙若用得俏皮，它的效果就远非散文所能及。况且，大鼓，快书，单弦，以及数唱，根本非有辙不可，我们也就只好照办，责无旁贷了。
消极的，我们应当避免那些并不活在口语中，而只寄生在民间文艺的词汇，像“娘行”，“马能行”，“马走战”，“快些云”等。
消极的，我们不该用半个词，像“歼灭”，而只用“歼”；“棺材”，而只用“棺”。“歼灭战”是个新名词，可是用此全词，民众能够接受——民众的学习能力并不很小。反之，若单用一个“歼”字押韵，像“大军南下把敌歼”便嫌太文，而且没有力量。要知道，我们选择韵脚须越响亮明显越好。字音字义稍一晦涩，唱的人便感到困难，听的人便不易理会。在我的《过新年》太平歌词里，我原有这么一句：“活埋省下一口棺。”“棺材”是通用的一词，我却只用了它的一半。韵有了，而是个瘸子。于是，我就改上：“不是活埋，就是铡成两半边。”
消极的，不是民众所熟悉的词汇，不能因押韵的困难而勉强去用。举例说：我轻易不用“然”字。必不得已，我只拣大戏与曲子里惯用的“枉然”，“不然”，和“惨然”，而不是“凄然”，“悠然”，和“徒然”。在《过新年》中，我这么写：
大年初一头一天，
家家户户过新年。
古往今来多少不平的事，
一到新年更显然。
头两句是许多鼓词中惯用的话，没有什么可挑剔。为转入正文，我必须用两句话垫上，以便承上起下。可是，第四句越看越别扭，越念越不对劲。“显然”生硬，不很通俗。我改了再改，而始终换不掉它。于是，另生一计，把全句改成“越到新年越显然。”一句有两个“越”字，近乎口语，足以减轻“显然”的罪过。可是，到今天我还对它不满。
韵脚也怕硬凑。韵押得好，是水到渠成；押得不好，是鸭子上树。初学者往往重述句子的末一字，使之成韵，不管通不通。像：王二上了山巅巅，李四摸着须尖尖……。这不好，遇到这种句子，顶好是从新写过，不可偷懒。这种用字法，即使用得不错，也难得叫好：因为两个同音字相连，不易立得牢稳。韵脚既是脚，就必须立得住，不东摇西摆。看：
“电车铃儿响当当”好？
还是：
“电车铃儿响叮当”好？
赶到唱起来的时候，“叮当”就取得绝对的优势。
以上是消极的指出我们应避免什么；现在，我们说些积极的应作些什么。
是的，我们应当拼命去押韵，因为韵脚是韵文中画龙点睛的地方。韵押得漂亮，现成，则全句的精神为之一振。韵押得不响亮，不现成，则唱者无技可施，听者感到闷气。对押韵，我们不该取照例公式，随便敷衍的态度，而是要煞费苦心，出奇制胜。记得在重庆的时候，我给富少舫先生写过一段《新拴娃娃》。每逢他使这段话的时候，第一个摔板必得满堂彩，第二个摔板永远若无其事。第一个摔板是：
二姐另有一宗病，
见了情人先说头疼，
又恰巧忘带了阿司匹灵。
阿司匹灵，在近二十年来，差不多已代替了万应锭。可是，它还没入过鼓词。经过这么一用，它就既新颖，又现成；唱者脱口而出，毫无勉强，听者不由的叫出“好”来。
第二个摔板是刘二姐去参观图画展览会，假充行家，发表了意见：
哎呀你们来看哪，
这一枝梅花画得多么红！
我原来是要俏皮刘二姐的浅薄无知——梅花的好坏，不在乎画得红不红。而且“红”在中东辙里又是个有分量的字。我想，这一句一唱出来，必能得到喝彩。可是，台下没有一个叫好的。这个“红”字没能负起它应尽的责任，因为它不像阿司匹灵的“灵”那么现成，听者得想半天才能悟出道理来。这一想呀可就耽误了喝彩哟！
十三套辙里有宽有窄，为保险一点，我们应先挑选宽的用，如中东，人臣，江洋，言前等辙。不过，即使用了宽辙，我们若不努力去找字，不努力去调换句子，还是（以用中东辙说吧）三句一个“在其中”，两句一个“美英雄”，翻来覆去，老是那么几个字。假若我们肯下心去搜寻民间的俏皮话，歇后语，成语，我们（还以中东辙来说）就会连“笼”，“坑”等不易用的字也搬运出来，像：
照旧（舅）穷来照旧苦，
真是外甥打灯笼。
和
一个萝卜一个坑。
韵押不好，往往是因为要一气写成，不肯细心推敲。推敲的办法最好不要只在一个字上着想，而须改动句子。是“香”好呢，还是“芳”好呢，只是一个字的问题。若是句子根本不行，把“芳”换成“香”仍然没用，虽然大致的说：“香”比“芳”更现成，更响亮一些。比如说，我们写到：
二嫂正作炒豆腐，
厨房里面喷喷香。
我们就立刻发现“喷喷香”不现成，因为我们平常总说“香喷喷的”，而不大说“喷喷香”。假若我们就盯住香字打主意，我们就毫无办法；把“香”换成了“芳”就更糟。假若我们调动调动句子呢，我们就可以得到：
香喷喷的豆腐锅里炒，
笑咪咪的二嫂在厨房。
照这样，我们还可以得到好几样不同的句子，任我们选择。改了再改，四面八方的调动，我们才能把鼓词和一切上韵的东西写成为通俗的“诗”。我们必须自居为民间诗人，而不要以为七八个字一句，分开行写，就诸事大吉了。
一般的鼓词（单弦等不都这样）都是上下句儿，上句末一字用仄声的字，下句的平声。有的人很能写，但不辨平仄，于是写出来不能唱，慢工出巧匠，多翻翻国语字典（假若用京话写作）就行了，别怕麻烦，写成而不能唱就更麻烦。
（四）要努力描写：鼓书单弦等是一个人的戏剧。唱者一个人要把人，事，景，情，都唱出来，忽而战鼓咚咚，忽而虫声唧唧，忽而文，忽而武，忽而英雄气短，忽而儿女情长。可是，他必须有好本子，然后才能这样作。写好本子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把人物，情景，描写得好，艺人才能施展本事，独自有声有色的唱一出戏。没有描写，即无形象，也就空洞无物。
描写要消极的不落俗套。民间文艺之所以有时显出庸凡，就因为自周朝到现在的小姐们都是柳叶眉，杏核眼；大将都是虎背熊腰；在服装上，赵云代表银袍勇将，张飞代表黑脸将军，于是多少多少勇将和猛将都和赵云、张飞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我们今天的小姐既不以柳眉杏眼为美，我们的大将也不穿戴金甲金盔；我们得用自己的笔描画新的人物。同样的，我们今天的人既不身高丈二，也不能力举千斤。我们不妨科学一点，勿过于夸大。
夸大，可是，不是完全要不得的。为使人物突出，我们不妨夸大一点，可就是别太过火了。
描写人物风景要简单而能生动，这是很不易作到的。在下笔之前，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把人物依着观察的结果在心中通过多少多少遍；写完，要改了再改。写景最好配备着故事，《草船借箭》的雾，《御碑亭》的雨是非写不可的。泛泛的写景，如青山绿水，柳暗花明，大可不必。描写是为引人入胜，如见其人，如临其境，而不是为显露文才，搬来一大堆修词的东西。
没有故事的鼓词等最难写，而不是绝对不能写。只要语言真能通俗，真能深入浅出，真能自然现成，就是说教讲理还能成功。
以上所述，都是关于技巧的；至于思想如何正确，应当宣传什么，是另一问题，恕不多赘。
“现成”与“深入浅出” [3]
根据我自己学习写作通俗韵文——鼓词、单弦、太平歌词等——的经验，来谈“现成”与“深入浅出”的关系。
在我的一点点经验里，我觉得写通俗韵文最难得字字现成。我学过旧诗，知道些调动文字与用典故的方法。这点训练对写通俗韵文颇有帮助，但是旧诗和通俗韵文毕竟是两件事，不可混为一谈。写旧诗须力求典雅工整；相反的，通俗韵文既以俗语为工具，就该走另一条路，力求现成。
连我自己算在内，通俗韵文的作者们都往往犯不现成的毛病，一句里文言白话夹杂，念起来一嘟噜一块，唱起来费力不讨好。
在我们学外国语的时候，我们往往下死工夫念文法，咬字音。可是及至把文法念好，字音咬正以后，跟外国人一字一板谈话的时候，人家还是不懂我们的话。这是怎回事呢？原来在文法与字音之外，请注意，还有一句话中的自然的腔调。一句话原来并不是单摆浮搁的几个字拼凑成的，而是哪个字必与哪个字紧紧相随，或必略微隔开，这个音必重读，那个音必轻读，像有腔有调的一句歌词似的东西。不信，让我们去和一位乡亲用家乡话低声谈谈心吧。我们的声音既低，说得又快，并没咬音咂字地一字一字由口中往外蹦，而彼此越说越畅意，越快活。事实上，我们并不见得把对方每一个字都听清楚，而是因为对方的音节腔调是我们所熟悉的，听到一两个要紧的字就明白了全句，听到“岂有”就猜到下面的“此理”，于是不费力地就全明白了。
因此，我们写通俗韵文就须特别注意，教句子顺溜，用字现成。我说特别注意，因为歌唱又与口语不尽相同；口语的自然节奏是地方上人人自幼儿不知不觉学会的，而歌唱却配上了人为的音乐，这人为的腔调不能尽人皆知；所以我们应特别注意用现成的字汇词汇，造出极顺溜的句子，好减少音乐给歌词加上的困难。
举个例子说吧。在京音大鼓中，下句的末一字虽用平声（中啊，人啊，前啊），可是往往因音乐的关系而出音很低。气足嗓宽的人固然能把它唱出来，遇到没有低音的男人或多数的女人可就感到十分困难，唱它不出，或唱不清楚。听众呢，接连着听不清这么一两次，就会因不高兴而不再往下听了。假若我们留神，我们就能在歌词里预防一下，减少歌唱上的累赘。比如说，我们把“太阳红”三字用在下句句尾，大家就很容易听出“太阳”，从而联想到“红”；即使“红”字落低腔，不易圆满唱出，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反之，我们若用了“日色红”，则“日色”既不现成，不易听清楚，“红”字也就很难猜测到了。
以一句说，文白夹杂便使听众感到不舒服，或干脆听不懂，因文言与白话文中有个距离，听众们须心中紧翻筋斗才能忽东忽西地去应付；我想，他们是多数不会或不喜翻这种筋斗的。再举个例吧，好比有这么两句：
二妞操作不休息，
利用时间洗衣裳。
我们一看就看出：“二妞”和“操作”、“利用时间”与“洗衣裳”都离得相当的远，念起来生硬，唱起来就许不易听懂。即使唱出来，能够听懂，恐怕也不会发生文艺性的愉快效果。假若我们把这两句改成：
二妞干活儿卖力气，
一盆一盆地洗衣裳。
则不单读起来顺嘴，就是唱起来也很好听。“一盆一盆地”不单具体、现成，而且很有力量。
我们不单要注意避免文言白话杂用，就是白话与白话之间也须下心去选择。文艺的语言必须经过选择，并不因为既是白话就一律好用。比如说，“卖力气”与“卖劲”本是一个意思，可是“卖劲”就不现成，不易唱出，不易听懂。要知道，通俗韵文写出来是为歌唱的，而且唱出来能使大家听的懂。因此，在字汇与词汇上，我们必须精心选择，不能摸摸脑袋就算一个。其次，我们要精心地去安排哪个字、哪个调，应当与哪个字、哪个词相连，好教现成的字与词联系起来，成为现成的句子。
用现成的句子活生生地写出人物故事，借着那人物故事具体地表现出思想，据我看，便是做到了深入浅出。这可实在不容易。严格地说，好多城市中的民间文艺已然忘了深入浅出这个道理，转而附庸文雅，离开了民众。最现成的例子是北京的单弦牌子曲中的岔曲。让我们抄一段看看：
秋色凄凄，衰草离离，一望河桥景物稀，斜岩涧下水流迟，碧天云外鸿雁高飞，秋山化作黄，黄花地，你看那采莲船上一女子，走上东原去赏菊。
我们且不管描写这闲情逸致是何居心，单就言语来说，这已完全投降于旧诗词，跳到大众文艺圈子外去。这种小市民的高攀文雅的倾向，一来二去就把通俗韵文引入迷途，失去了本色。通俗韵文主要地是必得通俗，我们也必须记得：越俗就越难写。只有俗了再俗，我们才能写出字字现成的东西，成为民间文艺的杰作。因此，我们须打倒“深入深出”，而回身走向“深入浅出”。
旧的《白帝城》鼓词一开篇是这么写的：
壮怀无可与天争，泪洒重衾病枕红，江左仇深空切齿，桃园义重苦伤情，几根傲骨支床瘦，一点雄心至死明，闲消遣酒后茶余谈今古，唱一段先生托孤在白帝城。
我们一看就能看出，这几句词儿必是极用心写出的。可是，演唱出来有谁能听懂呢？我是个读书人，当我第一次听到这八句的时候，我只听懂了那末一句。让我们分析它一下吧：
壮怀（太文）无可（极不现成，谁也听不懂）与天争（欠现成），泪洒（将就着能懂）重衾（太文）病枕红（不懂），江左（哪儿？）仇深（可将就）空切齿（文），桃园（能懂）义重（不大好懂）苦伤情（可以懂），几根（行）傲骨（听不出）支床瘦（三个字勉强凑到一处，不现成），一点（行）雄心（将就）至死明（太文），闲消遣酒后茶余谈今古（也许不太难懂），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不错的句子，现成）。
写这几句的人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他明明说是为了“闲消遣”。既为了“闲消遣”，他就摆弄自己由旧诗得来的技巧，而忘了听众是谁，和歌词是为了一唱大家就能懂的。于是，他的方法是深入深出，恰与深入浅出相反，劳而无功。他以为越深越文越唬得住人，而忘了越浅越俗才是真本领。在他写的这八句里，拿我们现在写通俗韵文的方法与目的来看，是既因字汇词汇的不现成教听众无从听懂，又因听不懂而失去他所预期的感动效果。他以为一用上“泪洒”、“病枕红”、“傲骨”、“至死明”等等，就必会令人动心。事实上，听众们只忽而听见个“泪”字，又忽然听见个“红”字，光觉着乱七八糟，不知所云。句子不顺溜不现成，空安上几个漂亮的字是毫无用处的。
在上边引用的同一鼓词里，作者形容到刘备为要静静地休息，嘱咐侍者出去；恍恍惚惚地他看见两个人影，还以为是侍者未曾走呢，便怒叱他们。这一段描写却对了我们的劲儿。作者不说出刘备因思念死去的关张，见神见鬼，却用很现成的语言描画出病人与病室的情景。
刷拉拉忽听得风沙扑窗纸，惨凄凄灯影儿摇摇灭又明。孤伶伶御体难支混身冷，颤微微四肢无力心内惊。恍惚惚在灯光之下见二人侍立，先主怒，喝连声，喝，我的心绪，不安宁，你何敢前来扰乱，欺朕的病无能，你们未免也太薄情。
这一段除了还有几个太文的字，几乎无懈可击。字汇词汇都现成，于是句子也现成；用现成的句子一气呵成，而又委婉地道出刘备的苦痛与身心的衰弱，既现成又细腻，既具体又动人，可算真作到深入浅出了。
在“深入浅出”之外，我们还可杜撰出个“浅入浅出”来。这就是说，作者还没有把写作资料消化好，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摆出一大堆口号，用未经过锻炼的白话罗哩罗嗦地拼凑到一块儿。这虽是用白话写的，不求救于文言，可是并非精选过的现成的白话，结果还是不易唱，不易听懂。深入深出者病在看不起白话，浅入浅出者坏在知道白话的可贵，而没下工夫用白话作成精美的白话文艺。
作到深入浅出并不专仗着字现成，词现成，句子现成；不过，此文所论却只限于现成与深入浅出的关系。
曲艺改进在北京 [4]
北京的曲艺改进，一年来有了相当的成绩。但是，谈到普及，大家作的还不够。我希望大家多注意这问题。注意问题可不就等于解决问题，所以我愿在这里提出一些曲艺改进的实际困难，好让谈论这问题的不再说空话，而以解决实际困难的态度来研讨。
先说新曲艺的写作者。这里，有的是老手，精通通俗歌曲的格调韵律，可是思想还没有十分搞通，所以他们不能尽量施展所长。有的是青年，以前并不搞这套玩艺儿，近来才随学随写——我们很难希望他们马到成功，很快的即能得心应手。因此，一年来的曲艺创作在量上虽然不少，可是在质上还差得多（因为质上欠佳，所以往往写出而不能被艺人采用，普及也就吃了亏）。不知此情者，往往以为写新曲艺的人们只能写出不很好的东西，而忽略了大家是正在学习与尝试。假若新诗已搞了三十多年还没搞得顶好，那么，新曲艺的写作者才学习了至多不过一年，也就难怪他们不能尽满人意了。我这并非代热心习作曲艺的人们乞求原谅；我是说，曲艺改进的运动并不是少数人所能搞好的，而应有更多的人参加。同时，也别苛责为什么新曲艺还不提高一步；普及的工作还十未得一，新曲艺作家们初学乍练，才刚入门儿，侈言提高，未免过火。
不管是有技巧而缺思想的老手，还是有思想而缺技巧的青年，他们并不一定是诗人。这就急需诗人们也来参加这一运动。初学写作曲艺的人们，要学如何运用语言，如何组织故事，如何安排腔调等等；这就是说，他们一下子要学好许多东西；那么，顾此失彼，在所难免。诗人呢，起码已经会运用语言，和组织故事；他们若愿意试写通俗歌曲，必能事半功倍。即使他们不高兴写快板或鼓词，去学一学民间曲艺的音乐也是有益的，因为五四以来的新诗的缺点之一就是与音乐脱节，能看不能念，或能念不能唱；因此，诗与人民的耳朵也脱了节。还有，不要小看民间曲艺的音乐。它也许比不上西洋的音乐，但是它千真万确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是严密的与我们的语言相结合的东西。况且，一个地方的曲艺有一个地方的音乐。把它们凑起来，便相当的丰富了。所谓突破形式者，按照我的理解，便是先把握到旧有的形式，而后才能突破。假若对我们原有的各种民间曲艺的形式毫无所知，对它的各地不同的音乐也不过问，而一口咬定突破形式，则失去虚心，不发生作用。
再谈艺人。艺人的文化，一般的说，都不很高。解放后，他们忙着学习思想、忙着学习新词、忙着开会、忙着识字、忙着挣钱养家。他们忙，他们的文化低，他们的生活相当困难。这样，肯努力的，一年来在万忙中还学会了五六段新词。不肯努力的或有心无力的连一段新词还不会！多亏了新词都是按着旧形式写的，所以有的人居然学会了好几段。假若新词都是突破了旧形式的，唱词都是极美的诗，伴奏是管弦乐队，音乐顶复杂精妙，可有谁能学得会，唱得来呢？
上面说，有的艺人已学会了好几段新词。这还是北京的事。在小一些的都市里（且莫说乡间），连一段新词还没有哇！而且，就以北京来说，新词编的固然不都精致，可是艺人们因种种困难，也并没能给新词加工细磨，伴奏者也没下工夫排腔安字，于是有许多听众便感到听新词不如听老曲儿过瘾。这样，我们的问题便牵扯到艺人身上去，也就是说，有了最好的曲词还要有技术与文化最好的艺人，才能左右逢源，顺利成功。不幸，我们并没有文化很高的艺人；我们的改进工作只好得寸进寸，稳扎稳打，而不能希望一跃千丈了。要提高曲艺，诗人们得来参加写作；还要培养新的艺人——包括歌者与乐手。
我们也需要很多的音乐工作者来研究民间的音乐，从而改进曲艺的唱法与伴奏。有了这个新音乐的基础，写家才能放心的制造与旧形式不同的曲词。要不然，写家们随便的改了形式，歌者没法唱，伴奏者无法弹奏，岂不是劳而无功？
我很注意提高，所以我才最注意普及。拿目下的实际情形来看，普及的工作还太不够，所以当前的急务是先顾普及。仅就普及而言，它已经包括着写家、歌者、伴奏者、听众四方面，问题并不简单。只有在这四方面全有了改进更好的条件，我们才能找到提高的办法。诗人们，来参加学习吧；音乐家们，来参加学习吧；没你们，这个事儿不易搞好。艺人们（歌者与伴奏者）也要加紧学习，而且要注意到培养新的人才——这也许不是艺人们自己所能办到的。这三方面——诗人、音乐家、艺人——协力同心的去搞，搞出来的东西是好是坏，还要取决于人民大众。这里不允许我们自己抱着成见与主观。
谈相声的改造 [5]
在民间的杂耍里，相声是最难创作与改编的。在抗战中，有几位北京艺人逃到重庆，凑成一个杂耍班子。为宣传持久抗战，他们需要新词，我曾替他们编制了好几段歌曲，都被采用。我也试写相声。可是，费了不少的力气，我只写成了一段，而且是很坏的一段。以后，我就知难而退了。
就我所理解得到的，编与改编相声的困难是：
（一）资料：在现有的那些相声段子里，不管形式与寓意如何，它们的资料总是很丰富的。艺人或民间文人创制一段相声，必是费了许多工夫，去搜集在一个题材下所需要的材料。他们接近民众或生活在民众里，所以观察与调查都很方便，从而得到一应俱全的参考。他们开一张菜单子，便把一个地方所有的菜名，上自山珍海味，下至咸菜佐料，都毫无遗漏的调查了来。同样的，他们对于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也都细心的观察，所以写木匠就有木匠的一切工具、行话、姿态、行规；写医生，道士……亦然。因此，相声中的事实与人物多半是精确生动，说出来使人爱听，而且相信。
一段相声编好之后，便慢慢的成为艺人们公有的，于是今天由一位艺人充实一下，明天又由另一位充实一下，一来二去便变成极结实的一段活儿。
这样，我们若要创造一篇相声，我们就必须到活图书馆——民间——去观察，去搜集资料。否则一定碰壁。我们若能幸运的写成一段，必须交给艺人们去试演，演一回修改一回；艺人和听众都是我们的最好的批评者。这工作是忙不得的。
若是改造旧相声呢，我们必须珍惜那些老材料，不可大刀阔斧的乱删。要知道，旧相声段子缺欠的不是资料，而是思想的方向。只要我们能给一段活找出个路子，使那些老材料得到新的气脉，它就会有了新的生命。
（二）逗哏：相声以逗哏招笑为主。它是曲艺中的丑角。这可也就是它的致命伤，因为：讽刺是招笑的，而相声中也的确毫不客气的讽刺过各种人物与各种世态；可是，慢慢的，艺人们只图招笑，而忘了讽刺；或是讽刺的对象不是贪官恶霸，而是贫苦的民众；这可就麻烦了。忘了讽刺，相声便失去了威严，而一味贫嘴恶舌，搞错讽刺的对象，便黑白不分，很难成为宣传的工具。
要改编相声，我们必须替那些老段子恢复了讽刺，同时要把讽刺的对象弄清楚，好教相声也担起点宣传的，教育的责任。
相声是要招笑的。因为要招笑，所以应用了重复，对比，矛盾等笑的原理中的定律。在这些定律中，被运用最多的是矛盾律。这个定律是说着说着正面，冷不防来个反面，非常好笑。可是，这就使相声很难尽由正面宣传的责任，也就是相声极难改编的主因。去了哏吧，不成其为相声；保留着吧，又只是泄气。在抗日战争中，某君写了一段投笔从戎的相声，其目的在宣传青年从军。可是，因为它要招笑，结果是未尽到宣传之责，反而泄了从军人的气。我记得，其中的一节是这样：
甲：你真有爱国心！
乙：当然！喝，我就穿上军衣，戴上钢盔，防毒面具，拿起手提机关枪，大枪，戴上盒子炮，刺刀，拉着过山炮。
甲：你干吗哪？
乙：我给军队搬家哪！（包袱一）
甲：你就上了阵？
乙：没有。
甲：怎么？
乙：我吓得忘了穿裤子！（包袱二）
这么几句话里倒有两个包袱（使听众发笑），按着老规矩说，这的确是段好玩艺儿。可是，从它所要尽的责任上说，它不单没有使听众感动，想去从军，而且把大家的气都泄净，而把从军大事一笑置之了。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几乎在每一段老相声里都可遇到。
那么，在我们改编相声的时候，应当怎办呢？牺牲了宣传？不对！不要逗笑？也不对！据我看，假若我们能调动，把反动派，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拉来作挖苦的对象，则包袱仍可保留，也还能有宣传的效果。还以前面引用的一段为例，假若我们把“乙”口中的“我”，变为陈诚或白崇禧，岂不大快人心么？反之，假若我们不能这么调动一下，那就只好牺牲了逗笑；我们不能为了逗笑，而作反宣传。
老相声中还有个中国人特有的笑料，即从父子的辈数与关系上开玩笑。这可以删去。
（三）言语：旧相声中有两种言语，文话和俗话。大概的说，用文言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引用四书句儿，古文句儿，或一首诗，一节韵文，以表示艺人的有学问，使听众佩服。说评书的艺人也常用此法。偶尔也有艺人自己编一段通体文言的玩艺（即使不是纯粹文言，也排列成四六句儿，怪好听），去唬高人雅士。第二个目的是利用之乎者也逗笑，暗含看不起读书人的意思。逗哏的每一用，比如说：“真乃酒囊饭袋也。”或“不亦乐乎？”必把“也”与“乎”重读，拉出长声。捧哏的也必报以“别转文啦，又酸又臭！”
相声的言语既有可利用文言的传统，我们现在改编相声就可以放胆放入新名词去代替文言。我们也可以利用相声输灌新知识新道理，假若我们能把语言排列得很好，使听众感到语言之美。我们也可以讲演，但须讲得有腔有调，俏皮好听。让我们随便编几句作个例子吧：
人是铁，饭是钢。大人没饭活不了，小孩没奶活不长。吃不必山珍海味，喝不必玉液琼浆，海参鱼翅，论起营养，还不如菠菜豆腐汤。
这几句人人能懂，而且因为排列的相当齐整，听众们便不会感到我们是在讲演营养常识。
相声中的白话部分，用的是纯粹的地方话，并随时加以歇后语，俏皮话，最为生动好听。在改编相声时，我们须学习怎么运用这种活生生的语言。
旧相声中也有村野淫秽的词句，应删除或改换，以期幽默而不骂街。
根据上面的资料，逗哏，与言语三者的分析，我想出个改编相声的具体办法。
首先，我把自己所听过的相声段子分为四类：
贯活类，即一口气说完的长段，如《逛隆福寺》，《菜单子》，《戏迷》等。
口技类，即表现艺人的口技的段子，像《绕口令》，《大上寿》（通体是歌唱各种民间小调）等。
书史类，即利用书史的段子，如批讲《三字经》、《百家姓》、《三国志》等。
逗笑类，即纯粹逗笑的段子，听起来很可笑，可是内容很空虚，如《羊上树》，《干枝儿》等。
这四类包括不了一切旧有的相声，不过是姑且这样分划一下，好说明如何改造而已。这是个建议，而不是精密的计划书。若能经我这么一提醒，由别人制出包罗一切的计划，便真是抛砖引玉了。
这四类里，据我看，以贯活类为最易仿作及改编。这里的活儿都是由一人一口气说下去，不需要处处逗哏，所以仿制及改编都比较的容易。《逛隆福寺》一段是以指错了路逗哏，而顺手儿介绍北京的，京外的，及世界的许多地名儿。最后一大节是一口气说出世界上多少地名，因为洋地名不好念，不易记，所以听众必报以彩声。我即参照原本，把世界分为两大阵营（新民主主义的与英美帝国主义的），然后把各国地名按这两系统介绍出来。这么一来，这一段活便有了新的主题，而且给听众们一点点地理知识。
《菜单子》也是贯活，一口气讲出几百种菜名。我想，还保留一部分原文，而加入营养常识，如菠菜有什么维他命，豆腐有什么维他命，仍是一口气说出，可是添了新东西——替豆腐菠菜吐气，打倒山珍海味，既可提倡节约，又能介绍正当营养。
《戏迷》和与它类似的段子，都是一口气讲出多少戏名，只讲趣味，别无意义。这类老套子不易改编，可不难模仿。举例说：《戏迷》一开篇便是：
庄叫太平庄，护庄四道河：秦淮河，渡银河，阴阳河，孟津河，通着芦花荡，落马湖，有金雁桥，洛阳桥，当阳桥，庄南有武家坡，白马坡，十字坡。
这很不易改，因为一改便失去它原有的趣味。可是照猫画虎，我们满可以利用这形式，有趣味的介绍新书新剧和新事物，比如说，为介绍新文艺作品吧，我们就颇可以这么办：
李有才在《英雄的十月》，遇见了《白毛女》，《刘胡兰》，《王秀鸾》，去《三打祝家庄》……
这么写，意义固然没有多少，可是材料的新颖，编串的巧妙，也不无可取。要知道，我们是搞相声，不是写毕业论文。
口技类的段子也不难改。《绕口令》加上些新的绕口令，给《大上寿》添上一些新歌，即能改头换面，气象一新。
书史类的不好改，因为三本小书，四书五经等已不是大家的必读书。听众们不知道人之初与人之伦是什么，那么说到人之初与人之伦是老哥儿俩也就不会招笑。因此，这个形式只好作为创制相声的一种参考罢了。假若我们能找到今天大家所熟习的书籍，我们就可以加以批讲，介绍某种知识或道理，或给史事以新的解释。
逗笑类的既是专为逗笑，没有什么内容，即可暂且搁在一边，不必费力不讨好。
有了这抛砖引玉的拟议，我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注意，编的编，改的改，给相声一些新内容，使它成为既轻松可喜，又能担起点宣传责任的东西。
新文艺工作者对戏曲改进的一些意见 [6]
这篇报告是集合了好几位新文艺工作者的对戏曲改进的意见，由我执笔写成的。
我们首先向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的参加了剧改与曲改的同志们致敬，因为经过他们的热诚与努力，戏曲改进的工作才有了今天的初步成绩——第一步是最难走的，而他们都是敢走，并且走了第一步的人。在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提出参加戏曲改进的男女艺人——包括演员、文武场面，及龙套。由于他们从学习而改造了思想，由于他们的从认识而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戏曲改进才成为普遍的运动；否则专凭文字上的宣传与倡导，这一运动就不易很快的与社会谋面，也许到今天还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其次，我们愿意坦白地承认：从五四运动起，直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时候，我们新文艺工作者对戏曲改进这一问题并没有深入的研究过，因而往往忽视了它的重要。在五四运动中，文艺工作者多半只看见了旧戏曲中的封建、迷信等毒素，与其中的某些淫荡的动作，丑陋的形象，低级的趣味，嘈杂的锣鼓，于是就大刀阔斧的去攻击，扫荡，而忽略了它们的在艺术上的成就，与在民间的力量。他们想用西欧文艺传统中的话剧取而代之。这用意虽善，可是在扫荡狂潮过去之后，话剧并没能代替了旧戏，新歌曲也没能代替了民间曲艺，而大家也并没有去深究此中的原因，只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一任旧戏曲自生自灭，随它去吧。虽然一部分旧艺人和一部分文人还不单随时的编演新戏新曲，并且在（单就旧戏来说）演技，化装，唱腔，行头，各方面加以改动，可是这只凭编者与演者的独出心裁，以期在技巧上故事上能一新观众的耳目，以广招徕，而在思想教育上因缺乏明确的领导（军阀们与国民党反动派是只会欺压艺人，与摧残艺术的），就没有一定的方向与适当的注意。这样改动了的戏曲，只足帮助艺人们各显身手，分门立派，偏重技巧的翻新，而没有充足的注意到教育意义。
在抗日战争中，利用戏曲的旧形式，装上抗敌爱国的新内容，曾经成为全国文艺界的一种运动，而旧戏曲就随着这运动渐渐得到文艺工作者的重视。可是，在蒋管区内，当权的文武是那么惧怕发动民众，所以就连只为激励士气民气，目的只在共御外侮的文艺活动也受到打击与禁阻，而这一运动就僵死在蒋管区内，只能在真心抗日与信赖民众的解放区发展下去。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定了文艺须为人民服务的方针。这，一方面使关切民间文艺的人有了思想上的依据，从而不再迟疑的，朝着毛主席指给的方向，努力于改造旧戏曲的试验；另一方面矫正了五四运动以来文艺方向的一些偏差，清理了文艺思想上的混乱与纷歧。
近一年来，全国戏曲改进的工作，用不着说，是遵循着毛主席的原则上的指示——文艺须为人民大众服务——去联系实际的试验。我们新文艺工作者由于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而认识了这一工作的重要，同时也承认我们自己从前对这工作的欠了解与偏见。我们对由戏曲改进工作而来的艺人们与文艺工作者的团结，也感到兴奋。没有团结，就没有合作，而像戏曲改进这么繁重的工作，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人单枪独骑所能作得好的。在这里，我们又须指出：新文艺各部门的工作者，或因本位业务的忙迫，或因素来与旧戏曲无缘接近，或因多少还保存着点成见，一年来参加戏曲改进这艰巨的工作的还嫌很不够。这次全国戏曲改进会议能给我们以发言的机会，我们引以为荣；同时，我们希望此后能有很多的艺术家参加这重大的工作，由各方面研究，解决这一工作所涉及的问题，使戏曲改进能更普及，能更提高一步。
现在，我们陈述几项我们对戏曲改进的意见。在我们之中，有的对旧戏曲曾经下过一些学习的工夫，有的则是门外汉。因此，我们不敢盼望我们的意见都是成熟的，也就诚恳的请求批评。
我们先说对戏改的意见。
（一）戏改不宜太偏重京戏：一年来，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在改编京戏上有了相当好的成绩，值得我们钦佩。戏改局既设在北京，北京又是京戏的大本营，那么先从京戏下手，自然是近水楼台，因便利而可以顺利进行。可是，依照我们的理解，京戏也是地方戏的一种。虽然它在脸谱上，唱腔上，行头上，锣鼓上，都有它特殊的成就，而且给了其他的地方戏不少的影响，可是它既不能代替别种地方戏所负的责任，也不能代表旧戏。因此，我们以为改编京戏是北京市文教机关的工作，正如同各种地方戏的改革是各地方的任务。戏曲改进局是领导全国戏改的机关，它的职责，特别是在戏改刚刚开始成为全国普遍运动的今天，应当是发动，组织，与领导，而不必太偏重改革某种地方戏的专业。发动各地方的艺人与文艺工作者，把它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而后给予政策上与思想上的领导，戏改才能在各地方活跃起来，才能在地方上生根发芽。我们知道，戏改局并没有完全忽略了这种责任，可是我们也时常接到较偏僻的地区的来信，询问在何处可以得到新剧本，和如何改编剧本，仿佛还不知道北京有个戏改局似的。所以，我们希望戏改局在联系各地方的艺人与文艺工作者，从而广泛的展开戏改工作上应更多注意一些。
诚然，京戏的改编是有示范的意义与效用的。可是，这效用并非全面的。举例说：京戏，川戏，梆子，汉戏里都有《失街亭》这出戏，而且在结构上与戏词上都大致相同。那么，改编了京戏的《失街亭》，川戏，梆子，与汉戏便也都可以参照改编。但是，与这几大体系距离远些的地方戏，便没有《失街亭》与类似《失街亭》的戏，也就得不到什么好处。这种地方戏的种类很多，为广大的民众所喜爱，不容忽视。假若各地的艺人们都有相当高的文化，他们自然会举一反三，看过改编了的京戏，就领悟到如何改造自己的戏。可是，我们的艺人的文化，无可讳言，并不都很高，而且思想的，业务的，技巧的包袱又都相当的沉重。那么，倘若他们不能与当地的专家团结起来，不亲自用心去改造他们所熟悉的戏剧，就很容易不求深入的抄袭别处改编了的剧本，而失去了自己原来特有的长处。戏曲改进不是戏剧统一，各地方戏越能保存特点才越能有益于观摩与精进。所以，我们希望戏曲改进局在发动各地的文艺局（处）和文联文协剧协而外，更从速选择中心地点，分设戏曲改进站，以便化整为零的，就地取材的，分别发动并发展各地方戏的改革。这样的推动戏改，似较改编一个地方戏的剧本更为重要。
上述的意见并不影响到我们对戏曲改进局一年来努力修改京剧剧本的钦佩。这些剧本大多数是按着“改得少，改得准”的态度，而动手修改的。我们赞同这态度。改得少，就不至于因修改而破坏了剧本原来的完整，而且容易被艺人接受。改得准，就能凭只增减三言五语，而明确的把思想教育在适当的地方表明出来。这个态度是改编一切旧戏所应保持的。在这里，我们还愿补充一点意见——假若一出老戏经过检讨，认为可以不改，就爽性不必改。旧戏是最敏感的，一受到人民的冷淡，它会马上自动的“收兵”。因此，我们不必多把心血花费在将被民众所淘汰的东西上。
假若修改剧本是“各个击破”的办法，我们就也应当注意一个全面的问题，即如何创造工农兵在舞台上的形象与动作。在旧戏传统里，剧中人如果是工农或其他劳苦的人民，就往往用丑角扮演，而兵呢，多数不是龙套，便是打手。虽然丑角并不都是坏人，可是一与别的角色对照起来，总会教观众感到他们的人微言轻，不甚高贵。我们至少应当重新检定一次，看谁应当，和谁不应当，是丑；贪官污吏若应扮三花脸，那么劳苦诚实的人民便应另行造型，使丑恶的与高贵的品质在形象上划分清楚。忠实劳苦的工农的动作也不该像丑角的滑稽轻佻，而该重新创造。这问题可真不小。工农的脸谱，动作，一旦由小丑解放出来，多少旧戏的戏词，作派，舞台上的地位，乃至于全剧的穿插，场次，都须大加改动。这是工农大众在旧戏里的翻身，是旧戏中的革命。现在，还没有人想出具体的办法，怎么检定丑角，怎么创造工农的新形象，新作派，与新舞姿。而且也不是短期间所能想得出，作得好的。因此，我们须马上发动专家与艺人研讨这问题。因研究丑角的问题，也许就能发现许多旧戏中的人物造型都不合理，像《钓金龟》中的张义是小丑，而无情无义的张宣反扮须生。戏剧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那么人物造型若不合理，使邪正不分，贵贱颠倒，岂不比不妥当的台词危害更深吗？台词（以京戏来说），念的部分一“上口”便不一定容易被听懂，唱的部分大半听到腔而听不出字。所以，专凭改动几句唱或白，而欲收到戏改预期的目的，恐怕是不能愉快胜任的。这也就足以说明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戏曲改进局应多注意较大的问题，而不必汲汲于修订几个剧本。
（二）旧戏宜吸收什么新的营养：旧戏，因为天天与民众见面，是很会随时吸收新的营养，来丰富自己的。它必须争取观众；有观众的支持，戏剧才有生命，艺人才有生活。所以，广泛的说，因为人民的要求与督促，戏改一向是欲罢不能的随时在进行着的。假若我们有工夫，我们可以选取任何一种旧戏，加以分析，都可以找出它怎样随时接受外来的影响，充实自己。艺人对戏改并不完全生疏。
不过，在过去，旧戏的这种互相影响与交流，只能叫作变动，而不能叫作革命，因为它多偏重于演技的摹仿与剧本的交换，而很少顾及某一出戏中的，与戏剧一般的应有的思想教育。因此，它就很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把民间产生的东西变为替皇帝公侯说话的工具。所以，在今天的戏改运动中，所应注意的不单单的只是演技等等问题（艺人们从多少年前就会干这个），而是思想问题。在这里所谓的思想问题，包括着艺人思想的改造，与戏剧的思想教育。艺人的思想若不改造，就会把正经的戏，因归哏讨俏，也给唱歪了。旧日舞台上的淫荡动作并不都是剧本里写就的。反之，艺人们获得了思想的改造，他们就会严肃起来，规规矩矩的演唱；同时，他们也就会批判的接受外来的影响，会了解什么是戏剧的思想教育。这么说来，当前的迫切问题，必是先艺人，而后戏剧，吸收新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经解决，其余的问题就较比容易办了。旧艺人与旧戏所缺乏的营养主要的是思想，而不是技巧。
这就来了另一个问题。一年来，参加戏改工作的同志们似乎都晓得：京戏应在某处采用蹦蹦戏的手法，或秦腔应在哪里学学川戏的锣鼓等等，是不很重要的，因为艺人们早已那么办过了。可是，只有话剧还是个新东西，还没十分被唱旧戏的艺人注意过，于是有的人想抓住它作为改革旧戏的利器。
我们首先要问：利用话剧的手法处理旧戏，在传播思想上是不是非此不可的？回答是很明显的：旧戏也能传播思想；要不然，我们还不必改革它呢。话剧传播思想也许比旧剧便利一些，但是为民众所喜爱的旧戏的演技，脸谱等是话剧所缺乏的。设若专从传播思想的便利而连行头、脸谱、锣鼓一概撤销，完全变成话剧，那必定是违反改革旧戏的原则的。话剧是话剧，旧剧是旧剧，它们是各成体系，谁也代替不了谁的。
用话剧手法处理旧剧既不是思想问题，那么就必是技巧问题了。既是技巧问题，就不必非用不可，最好大家随便。不过，有的人以为旧戏的形式必须突破，才能提高，而突破的利器是话剧形式。我们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不错，由中国的文艺传统来看，话剧形式自然较为新颖；可是，话剧形式在西洋也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戏剧家们时时感到形式拘束的烦恼；其中，有的剧作家甚至愿意摹仿中国旧戏的形式，（对他们，中国旧戏的形式是新颖的，）取消布景与道具，以减少累赘。这种去繁就简的趋势虽非普遍的运动，可是它却肯定了中国旧戏的形式之不无可取。因此，话剧与旧剧的形式问题也许要经过多年的讨论，还难分出高低上下，我们若是在今天便断定话剧的形式必是提高的形式，便嫌有点武断。我们必须注意提高，但是要小心，利用话剧方法来提高，也许很好，也许反而庸俗化。
有的人以为旧戏因形式的拘束，难得接触今日的现实，所以须利用话剧的手法增加旧戏的弹性。在这里，我们愿意指出：旧戏中发展得较早的，像京戏，汉戏，秦腔等等，因一切已成定型，弹性较少；发展得较晚的，像蹦蹦戏，越戏等，因正在发育生长，弹性较多。我们以为弹性较少的戏，既已有高度的艺术组织，就不必勉强加入新的东西，扯碎它的完整；而且，我们若能作深入的研究，我们就能利用它原有的丰富的技巧，推陈出新。至于弹性较多的地方戏，它可能的发展为话剧，也可能的发展为小型歌剧。我们以为它应取后一条路线，因为在技巧上既驾轻路熟，在经济上也可省下另行装备的费用。况且话剧已有了相当的基础，而小型歌剧则当急起直追，从速发展。在今天，地方戏的改进应占戏改中的首要地位。总之，各种地方戏的发展迟早不同，形式各异，我们应当因势利导，给他们分别找出新路数来，而不可按照同一的方法使它们都变成一个模子磕出来的东西。我们要革新，同时也要尊重原有的技巧；一味贪新，而忽略了推陈出新，一定是不妥当的。
我们看到的改编过的旧戏还不很多。可是，其中已有两种：一种是有灯光布景与道具的，一种是没有的。据我们看，用了灯光与布景的并不比没有用它们的更好，而且有时候灯光布景反倒是一种障碍。灯光往往使脸谱与袍带变暗或变色，失去它们的鲜明美丽的预期的效果，也往往使面部表情看不清楚。布景与道具呢，亦往往阻碍了出场下场的亮相和其他动作，减少了身段的美。而且，布景与道具越求逼真，就与剧中人的动作越不调谐，因为旧戏中的手式身段并不与真山真水相配备，而是由虚拟渐渐成为固定的技巧的。我们并不反对旧戏去吸收话剧的成分，假若这么办足以使旧戏的优点更彰显出来；我们可是不同意用些薄弱的点缀，损伤了旧戏的朴素与深厚。
旧戏中的身段，锣鼓等等，是由民间艺人多少年代的心血，就着简陋的舞台条件，创造出来的。假若我们能想象到，当初舞台条件是那么简单，而艺人们居然能得心应手的，一扬马鞭即走出千里，双手作式即出得门来，我们便不能不承认民间艺人具有卓越的创造天才，与科学的方法。今天，我们的舞台条件在大都市里确实比从前多了一些，所以旧戏的技巧也就该随着改变。我们以为在这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先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一番，而后再决定何去何取。要不然，我们就很容易犯错误，把好的删去，而添上些不值钱的东西。举个例说，旧戏里元帅升帐，先出四将。虽然仅有四将，但因脸谱，锣鼓，行头，起霸种种关系，也足以使人感到军部的森严，与将官们的威风凛凛。假若我们必在宝帐的后边挂一张山林的画片，表示靠山近水，安营扎寨，则四位将官在林木群峰之前，既嫌太少，也就减去威风。
我们知道，因为爱好旧戏而钻到它里边去，成为戏迷，主观的说旧戏里一切都是好的，都不许改变，一定是错误的。反过来说，假若有人以为旧戏处处荒谬，话剧样样高明；就是一张不值钱的山林画片也必须挂起来，以壮声势，便有些太偏。
旧剧中最贫弱的部分倒是音乐，乐器与歌唱都嫌太简陋。因此，虽然旧戏里的唱工极关重要，可是现有的唱腔与锣鼓并不能充分表现复杂的感情。在这里，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音乐工作者来参加戏改工作，把旧戏的音乐提高一步。京戏等大戏的音乐比较复杂，可是已经不够丰富；近来有不少的小地方戏又摹仿京戏的锣鼓与唱腔，未免因陋就简，不是发展地方戏的好办法。小地方戏，我们以为，宜尽力吸收丰富的民间曲调与音乐，好成为各具特殊情调的小型歌剧。
（三）怎样运用思想教育：在前一段里，我们提出戏改为什么应当主要的是思想问题；现在，我们谈谈怎样把新思想渗入旧戏里去。从我们看到过的改编与新编的京戏和其他地方戏里，我们发现：
（1）热心传播新思想，而没能把思想消化在艺术形式中的，都必然的失败，因为冗长沉闷的说教不是人所喜欢的。我们在前边用的那个“渗”字，是有用意的。在戏改中，我们必不可太性急，把整堆的思想硬塞入观众的脑中去；那不单没有益处，而且会引起观众的反感，而艺人也会因失败而失望。
（2）发展得较比成熟了的旧戏，像京戏，秦腔，汉戏等，是宜于表演历史故事的。在旧日的历史戏里，无疑的它们往往因替统治阶级说话，而有力的传播了封建思想。可是，今天我们若为灌输新思想，而必求将古比今，勉强的影射，也不妥当。历史是历史，我们若忠实于历史，便很难找到恰足以影射现今的故事。若在故事中硬添上原来所没有的，使月下老人提倡婚姻自由，或教王昭君去团结少数民族，就都成了笑话。在改编旧戏上，我们须取必不得已的态度，矫正旧戏里的大毛病，而不必看见皇帝就杀，遇到大臣即斩；把皇帝大臣都杀光，也许历史就不像历史了。在编新戏上，我们要很小心的，别用今天新闻纸上的资料与道理，假充作历史。假若今天的革命思想与事实都与秦汉的古事吻合，我们今天的伟大的，空前的，人民革命的成功，就既不伟大，也不空前了。我们须重新解释历史，而不可随意改变历史。我们须从历史故事中取得教训，而不能把它说得和今天的新闻一模一样。
（3）给神话故事加上我们今天的知识与道理，一定不是丰富，而是破坏神话的办法。神话是民族童年时代的产物，所以天真可爱。剥夺了儿童的天真是不近人情的。神话是原始社会中，人民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他们不晓得那些现象的所以然，于是就编出一些“想当然耳”的故事来说明它们；有了这样的故事，自然现象就有了系统，有了着落，大家才感到安心，不再生活在一个茫然无知的混乱状态里。他们的这种解释虽然并不合乎科学，可是故事性很强，带着人间创造力最高的想象，组织，与美丽。人民的知识逐渐提高，可是知识并遮掩不了神话的光华美好。神话成了艺术的一个策动力；一直到今天，不单儿童们喜爱它们，就是艺术家们也还时时由它们得到灵感。原始人民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是无从找到代替物的，神话也就永远是神话，自成一格，传之久远。我们今天的责任是使神话，在戏剧形式里，怎样更美丽更奇幻，而不是用我们的知识消灭或歪曲它们。假若我们必定把嫦娥奔月也写成为阶级斗争的结果，就不免唐突了神话，作出什么也不像的东西来。恐怕乱改神话戏的人们的最重要的理由是要破除迷信。可是，神话是幻想，是寓言，是讽刺，并不提倡迷信。《嫦娥奔月》的故事里，并不要求我们崇拜嫦娥，或宣传得罪她便有什么惩罚。《天河配》的故事里也不强迫我们——像传教士那样——信什么宗教。神话中的神仙是原始人民创造出来的，是人与自然现象在想象中的结系。在那时候，人民有创造神的自由与勇气，人民敢把人性给了星宿雷雨。因此，我们不必太胆小，认为一按照神话的本来面貌编成戏剧，观众便会马上成为什么宗教的信徒。神话并不像宗教那样有实际的组织，引诱人们相信什么与惧怕什么。神话若是也有类似说教的地方，那就多数是寓言，寓言的目的是规劝，不是迷信。我们必须把神话与迷信分别清楚；要不然，随便的把神话戏破坏了，或是消灭了，一定是文艺上的一个损失。
（四）关于戏班制度的改进：旧戏班制度是戏改的最大障碍。一个思想改造了的艺人，在没有改造过的戏班里，是不会发生什么作用的。有了民主作风的戏班，艺人们才能各施所长，把戏剧搞好。我们在这一问题上，不想全面的说明，而愿只就与戏改密切相关的地方陈述一些意见。
（1）没有民主作风的戏团，排演新戏几乎是不可能的。以仍旧受着剥削的艺人，而去排演打倒封建的戏剧，也是不能想象的。今天所需要的新戏，不仅戏要新，而且演法也要新。假若一出很好的新戏，而演法仍照旧日的惯例，名角出风头，配角敷衍了事，便不能成功。今天的戏需要全体演员打成一片，主角好，龙套也好。那么，假若配角与龙套的待遇还是仅够喝粥的，他们就没有力气可卖，没法要求他们卖力气。因此，我们要求戏曲改进局加紧的去推动这一实际的，关键的，改善工作，好教戏改运动更确切的活跃起来。
（2）在这里，我们恳切的向京戏与秦腔等大戏的艺人提供忠告。在改善了戏班制度的评戏班及各地方戏班，在过去的一年里，有了很显然的进步与成就。假若大戏戏班的艺人，只凭原来技巧的优越，而不大关心改善戏班的问题，他们的优越会不久就变为落后。改善了的戏班，班里的每一个人都为业务努力，因而在唱腔、行头、音乐，各方面吸收新的东西，使原来的戏剧日新月异。那么，京戏班们若不努力于制度的改善，大家还墨守成规，不求进展，那可就相当的危险了。今后，只把握住几句谭腔，或几手杨派武生的扑跌功夫，是不会教一个艺人高枕无忧的。
（3）戏班制度改善之后，导演制度才能行得通，因为在这制度之下，主角与配角是共同为了一出戏去努力，在艺术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有了导演制度，每个演员才能有一定的任务，不容敷衍了事。这样，旧戏才能欣欣向荣，得到新的生命；演员的技术才会都有进步，得到平等的发展。只凭有了几本新戏，而没有导演制度，是不会教戏改工作走得很远的。
（4）我们在前边说过，旧戏的改造不必一定采用话剧的方法。可是，话剧演员的体验生活是每一个旧戏艺人应当照办的。没有生活的体验，就创造不出新的角色的形象与动作来，而旧戏的革新是必须创造工农兵等角色的。只凭换换台词，改变一两个唱腔，是不会把旧戏改好的。这可就又与改善戏班制度大有关系：演员们的待遇若不合理，演员若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个雇员，他们便不会热心的，也没有时间，去下体验生活的功夫，而旧戏也就永远一成不变，露不出新面貌来。
现在，我们说说对曲艺改进的意见：
以北京来说，曲改比戏改作得好。曲艺的改编与新编都不像改戏与编戏那么复杂，演出也较比方便，写家与艺人就占了些便宜；自然，我们并不因此而对参加了曲改的写家与艺人减少敬佩。
曲艺界艺人应如何组织民主作风的班子等问题，我们在此不多说，因为他们的问题大体上与戏班子的差不多。我们只就曲艺界特有的几个问题简单的说一说。
（一）曲本问题。我们所看过的，听过的，新曲艺来说，我们发现：
（1）一年来大家所写的通俗文艺作品，是唱的多于说的。因此，相声与评书（都是说的）就改进的不多，相声与评书的艺人也相当的感到冷淡与苦闷。拿相声与评书比较，相声的问题似乎简单一些，因为相声艺人经过思想的学习，他们就会运用旧有的技巧，而改变了讽刺与嘲弄的对象——以前，他们嘲弄穷人，现在就把舌锋转向了剥削穷人的人们。没有一位写家，也没有一位艺人，能够写出一篇不能增减一字的相声。相声的段子都是随说随修改，用多少人的聪明与相当长的时间，才会把一段话洗练得像个样子了的。这样，文人们所写的相声，只求足供艺人们的参考，也就够了；艺人们会替文人把它慢慢修改好了的。要紧的倒是与曲艺改进有关的机关如何经常的与艺人们联系，以便随时矫正艺人们的思想。照顾艺人们的思想，艺人们就会创作相声。
评书问题可不这么简单。最简便的办法当然是艺人改说新小说。可是，哪一部新小说具备拿到民间去评讲的条件呢？次好的办法是有几部改好了的《水浒传》、《三国》、《包公案》等老书，供艺人应用。可是，这样的书连一部还没有！评书艺人必须有说服听众的道理和技巧。戏，曲，乃至于相声，都有写好了的台词，而台词就负责传达思想。评书艺人没有固定的讲词，而只凭自己的语言随讲随批。那么，在思想上，他就须高于戏曲的艺人，以便讲得头头是道；要不然，一知半解的去乱说，就必犯严重的错误。在技巧上，在说旧书的时候，艺人本诸师傅，加以自己的体验，能够说得天花乱坠。一旦教他说新书，讲新道理，老的技巧套数不见得都适用，而新技巧还未产生，可怎么办呢？在这里，我们要求戏改局多多注意这一方面的问题，好一方面使评书艺人找到出路，一方面教广大的听众得到好处。
（2）在新曲本中，短段子多于长段子。这原因是写家们集中在都市，于是就按照都市艺人所需要的去写二百句以内的曲本。这是个偏差。乡村与小都市需要能唱几点钟或几天的故事。乡村能听到新曲子，才有普及可言；可是供乡村用的长段子现在还不多见。这样，改造小都市与乡村艺人的思想，与发动各处的教师，学生，及知识分子，帮助艺人去创作长篇，实属当前急务！
（3）过去一年中所创作的曲本大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赶任务”而写成的——遇到防疫便写防疫，遇到颁布新婚姻法便写婚姻法。这样的曲本，因为缺乏故事性，往往不被艺人采用；就是被采用了，也不受听众的欢迎。不过，这类作品，还有写作的必要，因为它是负着随时宣传所该宣传的思想与知识的重大责任的。为了加强它的宣传性，也许应设法加入故事，使读者与听众感到更多的趣味。第二类是有真的或想象的故事的。代替了一部分旧曲子的就是这一类的曲本。一般的说，它们的文字不都比旧曲子里的坏；可是在人物的描写及故事的组织上，有的还赶不上旧曲子里的。这是因为作者对生活的体验还不够，技巧还欠熟练。过去的一年假若已经给曲本打下个改进的基础，今后就应当是加工细制的时节了。作家们应当更密切的与艺人联系，合作；应当更注意生活的体验，与大众语言的运用。第三类是工人学生所写的简短有劲的快板。这个形式不太拘束，而且谁都能唱的体裁，深为工人学生所喜。用它，他们可以很快的写出或长或短的一段，道出他们的思想与感情。用它，他们也会创造出简单的歌舞剧来。我们提出这件事实，因为我们希望注意工厂文艺的人们不要忘记照顾到快板的创作，而且也希望作家们能以快板的形式创作些较长的，以劳动模范等为内容的读物，供给工人与青年们，使读与唱，学习与娱乐，很容易的结系起来。
（二）音乐问题。旧曲艺中的音乐，虽然用的乐器比旧戏里的少，可是在腔调与板眼上有的比旧戏还要复杂。旧戏艺人往往由京音大鼓与单弦里学到新腔。就是那唱法较比简单的鼓书，如有必要，也能随时吸收新的音乐。在这里，曲艺在音乐方面的发展，也许比旧戏更占优势。怎么发展曲艺中的音乐，是音乐工作者当前的重要课题，因为除了它本身的问题而外，还可以供给地方戏一些参考资料。
一般的说，被艺人们采用了的新曲本，在文字上并不比多数的旧曲子坏，在思想上都比旧曲子强。可是，听众们还往往觉得旧曲较比好听。这除了新人新事听起来耳生而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音乐问题。旧曲子，经过多少年和多少艺人的加工琢磨，全篇的情调和字句的感情都严密的与音节结系起来。因此，甚至不大通的字句也被美好的腔调给点石成金。这种腔调的创造与音乐的安排往往是歌者与伴奏者合作的结果。新曲子，因为是新的，还未得到这种加工，于是演唱出来，就只能照猫画虎的大致不差，而显不出精彩；曲本中的含蕴还没有“出来”。我们应当注意伴奏者们的教育，鼓励他们协助歌者共同去创造。同时，新音乐家们也应当与旧乐手有更密切的联系。音乐是可以左右曲艺的形式的。忽略了音乐，而专在文字上求得突破形式是不大容易的。
不过，在改进曲艺的音乐问题里，我们要注意一点，那就是不要先存复杂的就好，简单的就不好的成见，而想去简就繁。大致的说，乡间流行的曲艺，虽然是唱出来的，而基本上却要尽到陈述故事的责任，所以它的音乐就很简单，不教音乐性压倒故事性。我们可以管这种曲艺叫作唱着说的。反之，那些都市化了的民间曲艺，便可以不太急于陈述故事，而悠闲自在的去发展音乐。因此，有的都市的曲艺完全被温柔缓长的腔调所控制，以至失去诉说的能力。我们要很用心的去研究，而后很小心的去判断，好好的把陈述的与音乐的两方面的重要衡量一下，再决定去取。今天好用“突破形式”一语的人们，有的并未认识曲艺中的复杂的歌腔，有的只听到简单的曲子，便说这太单调寒伧，而忘了它的诉说力量——诉说力量才是教育力量。
总而言之，今天的曲艺改进工作，还是要以普及教育为首要的任务，因为我们作得还嫌太少。作品多了，才能有选择；有了选择，才会提高。提高是由实际工作产生出的结果，而不是悬空的一种祷告。在这里，我们切盼写家与音乐家多多参加这种工作；民间曲艺是一块丰沃的园地，正等着我们去劳动，产生肥美的果实！
末了，我们只再交代几句话：上述的意见只是我们几个人想起来的，而且因为忙碌，也没有来得及阅读大量的文件与资料。因此，这篇报告既缺乏数目字的根据，又没有能明确的指出某戏某曲改得好或不好，和好或不好的原因。报告中有好多问题应作专题研究，可是我们只带手儿表过，未能深入。我们知道自己的这些缺点，所以诚恳的欢迎指正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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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原载1950年3月26日《新建设》第二卷第三期，是作者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办的讲演会上的讲演。
[2] 本篇原载1950年3月7日《人民日报》。
[3] 本篇原载1950年4月10日《文艺报》第二卷第二期。
[4] 本篇原载1950年10月《文艺报》等五种期刊“庆祝开国周年特刊”。
[5] 本篇原载1950年2月26日《新建设》第二卷第一期。
[6] 本篇是作者1950年11月27日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