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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四川各地的乡镇陆续出现了卡拉OK、桑拿房、歌舞厅等场所，自贡开始流行“想逮猫儿，去田湾儿”的谚语。自贡的火车站所在地田湾附近，各种各样的歌舞厅星罗棋布。逮猫儿的意思就是找小姐。仙市镇也有了好几处地下色情场所，陈炳芝开的猫儿店，是其中最简陋的一家。

镇上最开始出现的是卡拉OK。何四娃和楚哥都把各自的地盘装修得富丽堂皇，打门口过，就能瞥见浓妆艳抹、年轻漂亮的小姐。后来何四娃赚到了一点钱，就搬回乡下去；而楚哥因为干这个事，把他老婆气得跳河，送进了精神病院，楚哥的手也在若干年后摔断了一只，现在吃着低保。“做这种事一定会有报应。”正街上的徐四孃说，“好人家没有干这个的。”

“他们两处的女人要周正点，我呢就是捡着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家不要的小姐，就往我这里来。”陈炳芝并不在乎小姐的质量，她提供的是场所，获得的是几块钱的抽佣，“我想管他妈的，进两块钱是两块钱的事。床铺反正又睏（睡）不烂的。”

家里所有人都反对她开店，但是陈炳芝笃定主意：“我说管我的，你们又不给我一分钱。”附近乡镇许多老、弱、残、穷的男人，他们路过装修得金碧辉煌的卡拉OK，那里面年轻漂亮的女人，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然而他们到了陈炳芝的房子里，只要付出二十块钱，甚至十五块钱，就能换来和一位小姐睡觉的机会。

陈炳芝的低价策略非常彻底，她从不曾为了提高猫儿店的营业额而添置任何家具或者装饰。有的床坐上去摇摇晃晃，有的床是板凳垫起来的，她也将就着使用。“很多人喜欢往我这里跑，就是都晓得我收费便宜，有时候三块、两块都在收。”

她现在住的这个屋子实在看不出来曾是个淫窝，就连她自己睡的床，都是用几个木头板凳搭起来的。她说一辈子都没有睡过床铺，早先是买不起，后来觉得也没有必要。房间里光线阴暗，一股潮湿的气息使人疑心墙角长满了青苔。这间房既是客厅也是卧室，既是小卖铺也是厨房。放在门槛位置最显“气派”的透明冰柜装满饮料，然而其实并未插电——“想着好看点。”缺胳膊少腿的粗木家具胡乱堆在一起，陈旧、过时，委顿于地。

无论成交价格多少，陈炳芝每单生意都只抽五块钱，如果没有生意她就不收钱，却依然给小姐们提供一天三餐。

陈炳芝一个人煮饭、洗衣、赚钱，五块五块地攒起来，养大所有的孩子，给所有的儿子买房子。她的一辈子跟了几个男人过日子，却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依靠。

时间退回到1932年，陈炳芝出生在富顺县鸡公岭。她的父亲陈细蓝是教“鸡婆学”的蒙学先生，学生拿一些谷子就可以跟着学习一年；母亲毛淑芬是个老实巴交的乡村女人。陈细蓝嫌弃她没有生出儿子，就抛妻弃女，和“小妈”一起从她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毛淑芬带着四个女儿艰难生活，只能在深山挖一些橛子菜或者砍柴卖钱。卖得一点钱，就买一棵青菜，放两粒盐巴在水里，煮一下就吃；卖不到钱的时候，把盐巴直接炒一下就着米饭也是一顿。

陈炳芝18岁离家，她没有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帮工是能换口饭的唯一活路。她先是离开瓦市去富顺县少湖路，帮一个叫何怀壁的人家带十个孩子，后来又在瓦市区里面的黄支书家帮工，再后来去帮一个老师。因为常年没通过信，也没钱回家，妈妈毛淑芬以为她淹死在河里了，就沿着富顺的河坝头走，一边喊一边哭——人家说如果人淹死了，亲人去喊，人就会浮起来。那之后没过多久，毛淑芬就饿死了。

陈炳芝在富顺去茶馆帮工，有天来了个川剧团在茶馆演出，他们唱《柳荫记》，也唱《一只鞋》《萝卜园》《陆文龙》《张羽煮海》《陈三五娘》等剧目。人声鼎沸中，她在干活的间隙偷眼望去，那个唱花脸的也正好看向她。

花脸叫邓修玉，结过婚，有过孩子，那又能怎样？陈炳芝觉得自己没有任何“条件”挑选。他们遇到了，在一起了，但并没有如同当时的习俗那样成婚：如果两个人欢喜，男的要拿一两个大洋去算八字，合适就在一起，不合就算了，当然大洋也不用退。他们就是简单地住在了一起，没有仪式，也没有大洋。

旧时代戏班漂流四方，戏子不仅被划入“下九流”之列，收入也不固定，请的茶馆多，才能挣到一点吃饭钱。稍不留意还会碰上“砸戏台”的厄运。据《自贡文史资料选辑》记载，自贡“品玉科社”有一年在资阳临江寺演出，会首点唱《破单于》一戏，有一位丑角佚名唱道：“天黄黄，地黄黄，人黄黄。天黄有雨，地黄有灾，人黄有病……”会首认为这几句台词含沙射影，挖苦这个地方，于是叫狗腿子们向台上抛砖头、掷石子，演员和锣钵匠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甚至被打成重伤。

邓修玉随着戏班四处唱戏，一走就是很长时间，也没给老婆留下一分钱。1957年，陈炳芝肚子大了就快生产，通知不到邓修玉。居无定所的她，就在仙市的河边找了间废弃房子栖身，连草席都没有一张，只能把谷草铺在地上当床，所幸尚有一床薄被。邻居罗启看不过，拿来几个瓦盅、两双筷子送她。她自己又腆着肚子从野外搬来一坨石头做桌子，没有板凳就席地而坐。

陈炳芝一个人坐在黑暗的房子里，偶尔拿根棉线放在桐油碗里点上灯，等孩子降生，或者等丈夫突然回转。临盆时候天已黑透，身旁无人，她拿着把旧剪刀惊慌失措，隔着薄薄的墙壁，问邻居冯大孃：“这脐带咋子剪嘛？”

冯大孃生过五个女儿、两个儿子，隔着墙壁教她：“剪刀比起磕膝头儿（膝盖）剪起，然后用线来套起。”

“这娃儿落下来，耙嗒嗒（软绵绵）的，咋子包起来哦？”

“莫慌，你拿裙子来兜起嘛。”

她小心翼翼地拿裙子裹起婴儿，抱在身上睡了一会儿。醒来她顾不上痛，就起来打扫、给自己做吃的。

几年以后，生下第二个儿子没多久，邓修玉离家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死了，也有人说他投机倒把被逮进了监狱，总之这个男人从此在陈炳芝的生命中消失不见。30岁的陈炳芝拖着两个儿子，跟了一个叫作张运成的渔民。

张运成是退伍军人，打过仗，离过婚，性格暴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被打断了左手。那时候还没有退伍转业费，国家能提供给这位残疾退伍军人的唯一福利，就是可以去供销社打招呼，预留他想要的东西，比如肉和酒。

张运成嗜酒如命，每天要喝一两斤酒。看到陈炳芝和哪个男人多说了一句话，拖过来就打。张运成身材高大，即使只剩下一只右手，力气也大得很，身高不到一米五的陈炳芝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他把我按到地上，我躲了一下，他的手敲到咸菜坛上，都能留下很长一条血口。打一次架，我头发都能被他扯脱几攥。”

陈炳芝挨打是家常便饭，他酒喝多了打，推船推得累了就按到河边打，把她的头浸在水里面，直到她气都出不过来，才又把她拉起来。周围的渔民看见了喝止，他才住了手。

“那时候不像现在，可以报官，可以离婚。很多夫妻都那样。”陈炳芝说。

既然“都那样”，日子也就可以忍着过下去。在陈炳芝给张运成生下了儿子小俊和女儿小红之后，她忍无可忍跑掉了。张运成就来找她赔小心、说好话，陈炳芝一辈子也没听到过几句甜言蜜语，俩人就又在一起，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小五。

打架之外，两个人便在釜溪河上撒网捕鱼，又上岸到很远的地方卖鱼。那个时候人们没什么钱，改善生活通常是割猪肉，很少有人吃鱼，把鱼卖掉也是件难事。很长时间他们才回一次家，几个孩子在家自己做饭喂饱自己，自己哄着自己入睡。

仙市小学的老师古四和陈炳芝的女儿小红从小是同学，经常放了学去她家玩，却几乎没有见到过陈炳芝夫妇。“她哥哥和她好像永远没人管。每次去她家都没有大人，也没有饭吃。她常年脖子都是黑黢黢的，还是我们去她家给她烧水，督促她洗澡。”

1969年，陈炳芝生下小五，坐月子第七天，张运成喝了酒去鱼洞捕虾，脚在崖上没踩稳，摔下来断送半条命。陈炳芝求两个邻居去帮忙抬，谁料想刚到河边拐弯处，绳子断了，又把他摔了一下。到家后找赤脚医生拿了药吃，转天睡醒，陈炳芝发现男人已经断了气。

第二个男人也死了，陈炳芝又在世界上无依无靠了，张嘴要吃的孩子倒是有五个，其中一个还在襁褓之中，没办法，只好把和张运成生的大儿子让张家领回去养。

“后来张家把张运成抬回玉河坝去埋的，再后来，他兄弟也死了，妈妈也死了，嫂嫂也死了，全家都死光了。”

“他死了，你哭没哭？”我问。

“还在月子头，他就打我，我才没有哭。”

陈炳芝的第三个男人叫袁新历，俩人生了一个女儿，这是她的第六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

那个年代没有避孕这个说法，国家鼓励“人多力量大”。袁新历是个跛子，走路一瘸一拐，也靠打鱼赚点零钱。与张运成相比，这是一个堪称温柔的男人。小红回忆说“见他打过我妈”，陈炳芝却断然否认这一点。

在一起没几年，袁新历就得癌症死了，这时候陈炳芝四十出头，在粮站搬运重物养活五个孩子。生活当然仍旧是惨淡的，几个孩子都没有正经衣服穿，一天基本只吃一顿，就是把一点点蔬菜煮进稀饭里。“那时候娃儿腿裤儿（里面有棉花或者衬裤的裤子）都没穿过一条，布鞋都没穿过一双。”妇女主任郭六孃看不下眼，给政府部门反映陈炳芝的困境，在别人捐助的衣物中分了一点给她的孩子。

这个残破家庭的所有孩子，都是自顾自长大的。小红说，父母从来没有教过她女孩该如何保护自己；二儿子小理翻遍记忆，也找不到任何一道“属于妈妈的菜”——在他的记忆中，童年就是自己带着幼小的弟弟、妹妹，给他们做饭吃。吃得最多的是稀饭，里面放了苏打粉，黏糊糊泛着绿色，时常连碟菜都没有。

最小的儿子小五也最不省心，他对父亲张运成——那个脾气刚烈的退伍军人——毫无印象，生下来才七天也不可能有印象，却把他的脾气遗传得别无二致。那些年在仙市，“小五”这个名字就意味着“能打架”。有次去瓦市看电影，有人占了他的位子，小五和人家打了一架；还有一次他看到有人偷吃别家的甘蔗，挽起袖子就把那人一顿打。这样的事情不知凡几，但陈炳芝从未为此数落过儿子。陈炳芝不觉得小五打架有什么错，她认定儿子就是“见不惯不公平的事”。

“我这辈子，打架都打伤（腻）了。”小五说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和邻居罗聋子打牌，因为欠钱没给，罗聋子就出去到处跟人家说，正好被小五听见了，觉得伤了自尊。那天陈炳芝在家里，看见儿子冲进厨房拎着菜刀就往外跑，她吓得跟出去，就看见罗聋子一边的脸都被儿子砍掉下来了。

“脑壳上五刀，肩膀背上还有两刀，我看到血飙出来，才去自首的。”小五说起自己当年的鲁莽，记忆犹新。那时候陈炳芝在公社挑潲水，四处扯红苕藤，喂着几个肥猪。小五被公安抓走了，她只能把肥猪全部卖掉，凑齐了五六百块钱，拿去医院赔偿了人家。好说歹说，小五才被放回家。

“他后来当了兵之后，才好了很多。”陈炳芝从未从父母处得到任何教育，她自己也不知道如何管教小孩，只拼命赚钱喂饱他们，衣服破了帮他们补，小孩打架伤人，她也就一次次地掏空家底去赔偿。

如今的小五穿着交通辅警的制服，说话和气，满脸都是憨厚的笑容。当兵之前找不到工作，他就给邻居挑水，从湾湾那头挑到街上，几里路，一担水七八十斤，挑一趟五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