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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炳芝每天早上六点醒过来，撑到八点开店，小理有时候给她代买点油或者急需的生活用品，帮她清理头天的便桶，然后就要匆匆赶回去给女人孩子洗衣服、做饭。她坐在店里守着，卖点小东西出去，如果需要搬运重物，她也会拜托过路的行人帮一下忙。下午五六点，小红过来帮她收摊，遇到她打麻将赢了钱，她就让小红给自己买一袋苞谷粉。
一个人的生活如此安静，简单到连一只猫都容不下。隔壁养的母猫生了小猫，她只喜欢小的，不喜欢大的，因为“小的不乱跳桌子，也不会拖走吃的”。木质房子容易招老鼠，一到入夜，它们就会在房梁上肆意奔腾，这种时候她就会去借一下猫。那种对猫的喜欢当然也是有限的喜欢，她甚至不曾伸出过手抚摸一下猫，或是轻声呼唤它们——在她眼中，猫和猪、马、牛的作用本质上差不多，都算是家畜。
她每天都盼着天亮，也许就是单纯地沉迷于做事，从表面上看起来，她是一个连掏出一块钱都要哆嗦半天的人。去年开始，为了游客的方便，她的小卖柜上也开始立起微信支付的二维码，那其实是她长孙的，卖出去十块钱，她就往墙上的塑料袋里放入一颗大花生，卖出去一块钱，就放进去一颗小花生，到周末再根据花生的总数统一跟孙儿索要现金。
有天来了一个年轻女人——“我把她认错了，以为是我的幺女从泸州回来了。我问她，你回来了？她答应我说，啊我回来了。”——女人买烟，拿了一张一百块钱的，陈炳芝补她八十五。“那会儿我有个钱箱箱，里面有八百块钱，她跟我说，你把钱搁回去，我说要得嘛，结果后来钱箱里的钱全都不见了，手镯、两个戒指也被她摸走了。最后发现就连收的那一百块都是假钞。”
陈炳芝清醒过来，那个女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隔壁老太婆说记得这个人，监控器也找出来这个人，二十来岁，圆脸的，牵着个八九岁的娃儿。陈炳芝却不知道自己为啥整个人都是迷迷糊糊的，完全不记得当时的具体状况。
后来陈炳芝承认，那会儿还干着猫儿店的生意：“年轻女娃儿说明天再来。我说要得，想着她长得漂亮，看她的意思，要来做个把儿生意也可以。等我醒过来才觉得，不对……”
那不是陈炳芝第一次上当受骗，毕竟年龄大了，她被假钞骗了无数次……这都还只是小小的损失。再后来陈炳芝把小五的房子给卖了，赚了十二万，给了小五七万，留下了五万。2016年，又凑齐了十二万借给了江平。
江平也是仙市本地人，比新河街的黄茜高一个年级。读书的时候在仙市中学并不起眼，后来摇身一变成了个包工头，开个车整天晃来晃去。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他也参与到放高利贷的行列当中，江平揽储能给出五分利（在民间借贷中，几分利就是月利率百分之几的意思，五分利就是月利率5%），也就是一万块钱一个月能拿到五百块钱，比银行高出不少，也有些人着实在他手头赚到了不少的利息，比如小红，借出去十万，一年就能拿到六万块钱的利息。
于是那些年仙市有钱的人都争相把钱借给江平，住在陈炳芝对面的邻居，也就是黄二姐的前夫松伯也借给他八十万，就连卖猪肉的笑平都凑齐了二十万借给他。
陈炳芝借出去十二万，刚刚收到三个月的利息，江平就失踪了。
债主们去乡下找他，才知道他早就和老婆离了婚。那些钱被他赌博全部输掉，于是他又不停地借，企图翻盘，又输，又借，直到累积到五百万这个天文数字，实在还不起了，就四处躲藏。
他唯一剩下的一辆车被先找去要债的人当了，松伯气不过找人去打他，还倒赔了四十万医药费。他们也打不了官司，借出去的钱连个起码的借条都没有，而且他也没说他不还。
就这样，陈炳芝手头的一点养老的钱也泡汤了，她自己倒是显得无所谓的样子，“多聪明的人都被骗了，狗日的（江平）死没死都不知道，拿不回来还能咋子办？”
陈炳芝将手头的最后一套房子卖掉，几个孩子想把卖房所得的三十万分掉，小五说留着将来给妈妈住院、办后事。
一天三餐她自己煮给自己吃，因为“娃儿些吃得淡、吃得硬，我吃得咸、吃得耙”。偶尔隔壁“徐大姐餐馆”客人吃剩下的菜，她看着可惜，要过来也是一顿。对面酒厂扔掉一坨塑料袋，黄二姐跟她说是冰箱里放的猪儿粑，时间太久了，她也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热一下，又是一顿。
她不记得什么“自然灾害”，但她记得年轻时吃过“白善泥”，把长在石头上的白色的颗颗锤下来，和着灰面烙粑粑，吃了以后便秘到都屙不出来屎。她大概因此一辈子都对食物匮乏有种不安全感，做生意就是为了要吃上一口饭。
偶尔她也会伤感起来，抱怨孩子们周末吃的好肉好菜也不给她端一点过来，这种时候多半她也要和自己强烈的自尊心作战，毕竟她独立了一辈子，没靠过男人，没靠过孩子。第一次动完手术，有天小红扶着她，慢慢走在回家的路上，遇到派出所的一位领导（后来知道是所长）亲切地问她多少岁了。她说：“快90岁了。”所长吃了一惊：“婆婆，等些天我去看你哈。”果然过了些日子，所长送来了二十斤米、一桶油，还有一根拐杖，前两样她舍不得吃拿去卖了，至于拐杖，她小心翼翼放到了一旁，够不着的时候宁可使用晾衣竿——她可不愿意用这根看上去就是拐杖的棍子。
“拿那个多让人笑。”她说，似乎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刚动过手术，已经有点颤巍巍的老人。